马克思主义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影响

摘要: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四种渠道，分别是日本、苏俄、欧洲和美国，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由于日本的地理位置、文化渊源、政策等一系列重要内外语境因素，日本成为主要路径。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不同渠道的特定语境影响，语境存在差异使各国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传入和解读产生了双向度影响。日本人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带回日本，根据日本特定的语境进行选择性翻译和解读，形成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群体数量高涨，在日本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带有“日本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渠道，对日本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了双向度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留日知识分子；影响

一、何以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是日本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原产地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不是日本，但是日本是中国革命党的大本营，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路径是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入的主要渠道是日本，这并不是偶然。其原因在于:（一）中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较近，两国文化背景相似。千百年来，日本将中国看作“先生”，不断学习中国的汉字、文化、制度以及日常习俗等。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大，文化背景相似，使用的汉字又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因此中国和日本在语境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写到，中国和日本有一定的汉字基础，日本人从中国学来汉字，根据日本的语境形成自己民族的“大和言觱”（日本语言）。[1]当留日知识分子开始翻译日语的时候，发现日语中除了一些表示语法的助词用假名，动词、形容词、名词等在句子中几乎全部使用汉字。只要了解助词在原文中的用法，调整日文的句子结构就可以理解日文的大意。留日知识分子利用这种“方便”创造了所谓的学习日语的速成方法，将日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文献翻译成中文版传入中国。（二）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国想通过日本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迅猛发展的同时需要积极寻求对外殖民掠夺与扩张。古老的中国未能幸免，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清王朝尘封已久的大门，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一次次的侵华战争，掠夺土地、勒索“赔款”、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意图获取在华最大利益。“四万万人齐泪下，天涯何处是神州”是当时人们面对民族危亡的真实写照。一些有识之士质疑清政府统治，寻求怎样的发展道路才能振兴中华？在不断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留日知识分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人数激增，一些爱国人士怀着雄心壮志，想要摆脱国家的悲惨命运，将希望寄托到西学的浪潮中。[2]日本是东亚地区学习西方文明比较成功的国家，中国想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东瀛风土文字，皆中国相近，华人侨富者亦多，翻译易得，便于浏览询问，受益较速，回华较早。”[3]这是张之洞描述当时学习日本的原因。带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留日知识分子背负着振兴中华的使命，辞别亲友来到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然而，这些踌躇满志的留日知识分子，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逐渐对封建的政府丧失了信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留日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到辛亥革命中，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无情的，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中国并没有实现国富民强。但留日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对救国真理的苦苦追寻，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先进的留日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多次前往日本学习，希望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的命运。[4]然而革命的道路光明而又曲折，在“资本主义道路不通”的情况下，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道路通畅。（三）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广泛传播、接受、并指导日本社会革命的实践。1868年，日本推行一些政策使经济迅速发展，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甲午海战以后，日本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面对工人受到压迫,生活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一些组织次第结成。东京铁工工会、社会学会等学会组织纷纷建立。1898年，日本社会主义者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片山潜等人在这个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政党。虽然这个政党仅仅成立一天，但是这意味着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一些日本的社会问题在《近世社会主义》著作书籍等和《社会杂志》等期刊杂志论述。[5]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1904年，在荷兰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片山潜和俄国代表进行了友好握手，以此反对日俄帝国主义战争。同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者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传》《马克思传》《资本论》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这些著作向日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如春风一般吹遍日本各个角落，这也说明了留日学生的高潮与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日益扩大有一定关联。（四）日本政府开始重视留日中国学生的教育。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日本日益扩大，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不断递增。1898年，上田万年发表《关于中国留学生》文章，希望日本政府重视留日中国学生的教育。张之洞在《劝学篇》写到希望中国学生能够到日本留学。1898年，日本向清政府提出留学日本的建议和支持，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留学日本逐渐成为一种国策。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地相继开设日华学堂（1898年）、成城学校（1900年）、东亚商业学校（1901年）等大学预科教育和中等程度教育的学校，重视中国学生在日本的培养。自日本四十届国会以来，其后的四十三届、四十四届、四十五届国会都曾讨论留日学生问题，在国会上议员提出《有关中国人教育的建议案》，强调中国学生的教育，向留日学生提供帮助，促进中日和平。1918年，关和知等人提出《关于日中文化设施之建议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支持和便利。1921年日本国会上提出《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建议案》，这个建议案要求日本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并且开放各种学校大门等支持和帮助。近代一些有识之士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作为革命根据地，日本朝野对梁启超、孙中山等中国的流亡政客采取扶持的态度并提供帮助。

二、何以解读：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

“语境”一词最早由英国人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提出。目前，学术界对语境含义的理解包括三个方面：文本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背景语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到“语境”的相似范畴的概念“历史环境”，“历史环境”可以理解为包括内外环境的总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我们需要考虑个人和历史环境。[6]明治维新，社会主义思潮首次传入日本，由于日本的语境不同,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日式特点。因此，在怎样的语境下解读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一）在怎样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历史环境可以理解内外环境的总和，国际环境和日本的国内环境是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从国际环境看：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上空徘徊无政府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欧洲当时两种社会主义产生强烈分歧，两种社会主义没有清楚界限，日本学者将这两种社会主义思想带回日本。由于语境存在差异，马克思主义术语与日语词汇转换存在空白，需要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自身理解和日本构词法构造出日本马克思主义术语。从日本的国内环境看：1868年以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由1888年13.6万人到1909年增至244万人。[7]由于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日本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产生矛盾，工人运动高涨。日本政治环境的宽松使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广泛，其中，《日本工人运动》《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都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出现两次高潮。早期的日本社会主义者有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硬派”和以片山潜为代表的“软派”。硬派代表幸德秋水主张将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等同起来，宣传无政府主义。软派的村井知至宣扬宗教信仰，在《社会主义》中写到基督教的真善美是人们所追求的，认为社会主义应与宗教思想等同起来。（二）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解读带有日本色彩，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进行解读。1.对资本主义的解读。片山潜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认为资本家做垂死挣扎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全社会应该消灭资本家。村井知至在《社会主义》中认为资本集中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资本主义压迫着工人阶级，阻碍社会的发展。村井知至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日本。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发生两极分化，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端。幸德秋水提出“唯有移地主资本家之一切生产机关,为社会人民所公有而己”，指出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弊端的唯一途径。[8]日本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2.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幸德秋水认为社会主义是“物质的生产机关即土地资本之公有”，并强调“公有”不是将所有的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实现的形式可以有很多途径。“必公之社会,个人之不能擅夺,固无论矣”，强调社会收入分配要公平。早期社会主义者由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介绍不够全面。[9]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仁义道德来实现社会主义，例如幸德秋水主张爱好和平的仁人志士用和平的方式一起致力于社会主义，不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但幸德秋水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是仁人志士，而不是无产阶级。幸德秋水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需要仁爱去感化而不是革命，依靠仁人志士。片山潜认为推翻资本主义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工人团结一致进行罢工。[10]十月革命后，日本社会主义者多数意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3.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解读。由于早期社会主义者对真伪社会主义的界限没有明确，导致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也模糊不清。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指出，将生产资料从地主、资本家手里夺来交给社会，消灭地主、资本家。但这种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我的社会主义》一文中，片山潜强调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认识仅从经济学方面着手。武者小路实笃认为未来理想的社会是平等互助和谐的社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日本对未来社会主义大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没有具体理论实现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以上对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是早期日本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性解读，据日语词汇构成的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翻译和解读，这种解读会对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影响。

三、何以影响：为中国早期传播提供了难得机遇

日本与欧洲社会历史环境不同，这使得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语境差异，形成了具有日本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早期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对真伪社会主义的界限模糊不清，将欧洲的社会主义一并传入日本，根据日本实际和主观偏好输入马克思主义文本，形成的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被留日知识分子传入中国，这对中国产生了双向度的影响。（一）从积极方面上看。1.为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增添了活力。近代以来，中国经历战争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差距。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跃而起，由昔日的学生变为“先生”（老师）。中国一度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打击。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学习日本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2]、辛亥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没有改变，但留日知识群体在思想上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当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质疑，又期待新思想出现，思想上陷入迷惘和彷徨，日本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带来了一缕曙光。[11]幸德秋水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家，秋水的思想对留日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同时，留日知识群体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12]日本著名思想家北一辉认为中国革命思想并非是偶然的，对岸的日本的思想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影响。[13]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了当时爱国留日知识分子的视野，增加了中国革命奋斗的热情。2.大量马克思主义术语输入中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期。1898年以后出现了留日学生的翻译书籍，随着翻译书籍的出现，《近世政治史》等中文译本相继出版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著名作家郭沫若认为中国民众通过日语书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汉语书面语言》中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多半是从日语转译过来的。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已经从中国学来了汉字，因此中国和日本有一定的汉字基础。日本人在构词的时候，会将原有的汉字重新组合构成新的词汇，将其注入新的意义进行使用。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在翻译日语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从日语中直接引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介绍了40多个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自日语，说明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14]1896年，“社会’一词在《时务报》上多次出现。1902年，梁启超也多次使用“社会”这个词。1905年，孙中山也在日语中吸收了“社会”这一术语。《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等书籍被一些先进的爱国留日中国学生翻译成中文版，这些书籍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参考。留日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日文著作输入马克思主义术语，“社会主义”“社会党”等概念成为政治术语，为解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基础。留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思潮盛行的日本学习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得到了启蒙，并向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中国输入一整套马克思主义术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翻译的本身就是吸收借鉴两国的优秀文化的交流过程，留日知识分子通过对日本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将日本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环境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参考，为中国革命道路迎来了曙光。（二）从消极方面上看。1.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影响了中国的早期传播。由于早期中国学习西方文明采取学日本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态度，因此，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文本也是通过日本的“二传手”来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日本翻译的原生态著作需要一段时间，再通过中国留日知识分子翻译同样耗费精力，翻译文本的时间差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效性。《共产党宣言》在日本出版时间是1904年，而中国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在1908年为东京杂志《天义报》翻译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而《共产党宣言》完整的中文版译本是1920年4月，中日翻译文本的时间差相差4年，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翻译是一种文化的移植，日文版著作进行了文本移植，翻译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中日语境差异的制约与影响。二十世纪初留日知识分子群体都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既影响又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此外，留日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和主观需要,一方面，在翻译西方思想的同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翻译马克思主义文本，如留日知识分子将日语中“社会主义”术语名词会理解成中国传统文化“大同社会”的思想进行翻译；另一方面，留日知识分子群体的能力水平有限，不是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日译本都能翻译成中文本,《资本论》第一卷难以短时间译成中文,留日知识分子会将日本学者解读过的《资本论》成果进行翻译，从而节省了翻译时间，降低了翻译难度，因此，留日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了解是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翻译出来。留日知识分子群体接受的不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间接通过日本的渠道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存在差异，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程度。2.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由于二十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存在语境偏差，导致中国早期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偏差。在目的上，最初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是因为日本政府害怕“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日本上空徘徊，采取否定的态度介绍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最初在《真政大意》一书中，加藤弘之提到社会主义，其目的为了批判社会主义巩固日本政府的统治。日本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单纯翻译马克思主义文本，而是希望通过日本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选择性解读从中获得发展思路更加有利于日本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解读，1905年前后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跃时期，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加深。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阶级矛盾，日本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寻求解决思路，对马克思主义解读具有主观选择性，因此，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仅仅限于经济学方面。在内容上，“社会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广泛传播，日本在没有弄清真伪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导致带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色彩的社会主义传入本国，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带有不全面有一定偏差的解读。日本最早宣传社会主义具有基督教思想的色彩,这种真善美感化的社会主义思想引发留日知识分子学生的共鸣。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主要将公有制进行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平等自由博爱的带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色彩的社会。幸德秋水指出资本主义是金钱社会，社会的病源在于分配不公，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的资本归人民公有，分配公平。日本社会主义者将经济史观等同于唯物史观，认为只有经济才能决定命运。在途径上，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片面性翻译影响早期留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理解。日本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物质精神改造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思想影响着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十月革命后，一些中国留日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没有意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1919年以后，陈独秀、等先进的留日知识分子群体才真正认识到阶级斗争这个问题。

四、结语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通过日本“二传手”传入中国，由于日本语境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留日知识分子自身的主观性，导致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系统地在中国传播，但“先入为主”思想必然会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效果。但留日知识分子将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输入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给近代思想注入新鲜血液，对、陈独秀、李达等先进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世界观发生了转变。

作者:许婕 郭书哲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