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观历史目的

当前，每一种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所作的整体性的阐释，都走向了对历史目的论的否定，似乎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使得历史目的论完全淡出了历史叙事的视域。无疑，唯物史观由于现实地把握了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历史的进程变得透明，历史得以被理解，历史目的的想象似乎变得不可能而且毫无必要。但是“用传统工具反抗传统”难道真的没有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留下一丝痕迹?

一、历史目的论:苦难的“道义”拯救

历史目的论强调以历史目的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进程，把握历史的意义。至于历史目的是什么，似乎远没有目的本身的设定重要，只要能有效地解释历史，历史目的便获得了理论合法性。如果说历史目的的理论设定有其本体论根据，毋宁说它是一种解释历史的有效方式。如果历史的发展只是没有尽头的物理时间，其中的历史主体没有任何要达到的目标或目的，那么在历史永无止境的连续性中历史主体的行动会变得毫无意义，有限的理论也就无法把握这种无限的历史，历史的理论建构便是不可能的。历史目的的存在，使得历史主体的行动获得了意义或价值，使得无限的历史进程可以被把握。如果不包含各种意义，历史就不能被理解，缺乏或没有目的性因素的“历史观”也就不成其为历史“观”。如果从历史目的论产生的世俗基础来看，那么历史目的论的产生与人类现实的苦难现状是分不开的。历史中苦难的反复出现、加重甚至延续使得人们开始思考生命本身以及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历史上，基督教神学用上帝来解释充满苦难的世界。人类的苦难是伴随着它的“原罪”开始的，但是这种不断蔓延的苦难并没有驳倒上帝的存在和统治，而是极为有力地证明了它，最终“尘世之国”将在末世得以拯救。在这里，人的受苦不再像古希腊所认为的仅仅是自然性的，而成为一个“道义”问题，同样，苦难的解决由历史正道来承担，因此“历史应该有道义”。毫无疑问上帝便是“道义”的化身，也是终极意义和目的的体现。近代以来，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使“进步发展的规律接过了天意的功能，天意的隐秘支配转化为一种理性筹划的预见”〔1〕。人们相信凭借着理性的力量能够逐步改善人类的处境，趋向“更为善良和更为幸福”。这种理性进步观由于相信现在比过去、未来比现在优越，内在地设定了历史目的，因而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只不过它是由人的理性来保证的。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种理性进步观和人的现实苦难是密切相关的，它也是关于解救苦难的世俗承诺。卢梭正是在对社会不公平的揭露和批判基础上对历史进行追溯和展望的。在他看来，“后来的种种进步，表面上看起来是使个人走向完善，但实际上却使整个人类走向堕落”〔2〕，因此问题在于建立公平、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康德的历史观尤为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康德看来，推动从而也是证明人类历史趋向于“天意”的力量不是什么别的，而正是人性中的邪恶“这种非社会性的及其贯穿始终的阻力的根源……很好地显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3〕。黑格尔用辩证法的图式把神义论和人义论统一在绝对精神的运动中，用“理性的狡狯”回答了历史中“巨大的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原则”这一根本性的历史问题。〔4〕历史目的论———包括历史神义论和历史人义论———都是有关苦难与拯救的历史叙事。苦难的出现以及苦难的“道义”自觉成为思考历史的前提，同时也规定着历史目的的思维内容;而历史目的的设定使得在历史祭坛上奉献的一切牺牲和苦难都得到了正当的辩护，苦难因而变得富有意义。

二、苦难的辩证法:马克思对苦难的历史自觉

如果从广义上把苦难理解为是人的受苦，那么苦难似乎伴随着历史的整个进程。但是似乎没有哪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和资本主义相提并论，苦难在这里被大规模制造并被持续性地生产。苦难并不被“道义”所谴责，而是已经内化为资本逻辑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只有通过不断制造和维系苦难，资本主义才能存在、发展并得以巩固。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苦难作为解释资本主义的前提，即使像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也依然把苦难牺牲纳入其保守的思想体系之中。尽管苦难未必是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但却是马克思思想关注的重要主题。以苦难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域”，马克思不得不回答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苦难，这种苦难在历史的进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归结为对苦难的历史自觉。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应该对苦难视而不见。当马克思直面“苦难的人间”的时候，首先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苦难“道义”上的批判。从价值层面来看，苦难应予以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苦难必然应该不存在;恰恰相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苦难历史地存在着，只有通过苦难才可能走向苦难的终结。在论及“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时，马克思明确说到“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提到李嘉图学说只考察生产力而不顾人的牺牲代价时，明确指出“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出色的地方”〔6〕。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强调苦难应该存在，而是强调苦难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并在苦难的辩证法中探寻克服苦难的现实途径。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仅仅解释或批判世界，而是深入到现实世界中，力图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苦难并不是历史予以确立的前提，而恰恰是某种历史运动的结果。宗教的苦难只不过是现实苦难的“唯灵论”反映，“异化劳动”是私有制和分工的产物，资本逻辑背后隐藏的是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于是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层建筑都只是现实苦难的隐喻。消灭苦难的根本在于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现实关系。那么如何推翻?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苦难的集中表现，现实苦难造就无产阶级的同时又赋予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当“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科学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真正结合在一起通过革命运动实现共产主义时，“人类史”才真正开始，苦难史方得以终结。与传统思想家或逃避苦难或掩饰苦难不同，马克思深刻地自觉到苦难的辩证法，把苦难放置在历史现实运动中给予彻底的解决。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苦难既是现实运动的结果，同样也是朝向未来的起点;既具有暂时的历史必然性，又具有必然的历史暂时性;苦难促成了人的狭隘，却生成了人的全面发展。以苦难为中介，人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那里，苦难不仅仅是个道义范畴，而且是个历史范畴，这种历史不是唯心主义想像的历史，而是建立在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之上的历史。同样苦难不再是只有在想像的历史中具有意义，而是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敞开着自身的意义，苦难的历史同时就是解放的历史，二者走的同一条路。

三、苦难的正名: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目的论踪迹

当思入马克思的苦难辩证法中时，会发现历史目的论的踪迹依然留存在某些重要的理论环节中。苦难是不应当的，这种言说的前提便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应然状态;苦难是历史必然的，这种言说的思维前提便是苦难并不是偶然的遭遇，而是其意义有待揭示的现实性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历史本身赋予了苦难以意义和价值。如果苦难被历史所“正名”，那么苦难是因为历史而获得存在的意义，这种思维逻辑与传统历史目的论不乏相通之处。如果历史无法给予苦难以“道义”，那么马克思对于苦难的关注只能局限于单纯的“道义”批判。在马克思早期的哲学人本主义的逻辑框架下，这种历史目的表现得异常突出。异化作为苦难的代名词被放置在“人—异化—人”的结构中，异化本身是对人的“类本质”的深刻否定，这种否定同时为异化的扬弃开辟了道路。因为“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7〕。因此，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异化的意义被人的复归———历史的目的———所支撑。在成熟时期，马克思把解放的历史承诺建立在生产力支配的历史规律中，对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并不是要“跳过”或“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是把握规律正在实现的趋势，“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8〕。因此马克思对解放的叙事一开始便参照了对苦难的感受和理解，但当把苦难消融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时，历史的合理性与生产力紧密相连，那么苦难本身的存在似乎就不足为奇(尽管值得关注)了，因为一种无意识的力量正在掌握着一切。这种力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不顾及人的苦难，它朝向某种方向，并显示出消除苦难的趋势。这种趋势马克思从来没有给予详细的描述，他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正因为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对苦难的消除，因此苦难才是可以容忍的;正是对苦难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的坚定信念，使得当前的苦难是值得容忍的。因此，在面对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马克思才会说:“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9〕这样，历史目的便不自觉地被马克思置于历史之中并用以解释苦难与牺牲。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给予了历史目的不同的界定，但总体来说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即使像建立在历史规律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对人的发展的另外一种表达而已。这种言说方式并不是对全部历史事实的完全归纳，它仅仅代表一种历史意识或立场，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目的论的语境中得到澄清。现代性的发展已经证明生产力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却恰恰是社会对人的压制。如果认为二者之间有必然的关系，那么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期待，同时也是用历史必然性来完成一次道德论证。对于共产主义，马克思明确强调它是一种“现实运动”，而非一切矛盾的终结。这种强调一方面与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限，未来不是某种终极存在，而只是某种历史中的运动;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以“萌芽”的形式内在于各种社会形态中并作为历史发展的目标被马克思寄于厚望。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因素”〔10〕，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实现被分散在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中，较低级的形态孕育着较高级形态的社会因素，较高级的形态孕育着更高级形态的社会因素，社会的发展如此这般最终趋向共产主义，这里显示了历史目的论的踪迹。只不过共产主义这一目的论概念不再是想像的产物，而是被历史事实所呈现、所证实，被历史规律所支撑的一种可能性和现实性。于是历史目的被置放在一个新的根基上，并获得了与传统历史目的论不同的性质，即科学性。与其说历史目的是一个理论概念，毋宁说它是一种价值指向或价值关怀，通过对价值体系的设定，革命行动被赋予了力量，苦难者获得了希望，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才是可能的。

四、结语

尽管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主要用意不在于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而是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的思想与传统历史目的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当切入对苦难的历史把握时，马克思往往不自觉地设定某种历史目的来完成对苦难的逻辑论证，历史确证了苦难的“道义”。客观而言，历史目的在马克思那里乃是一种价值指向。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着两种性质，一种是价值性，一种是科学性。相对于科学性来说，价值性本质上具有先在性，是科学性确立的前提，引导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并赋予科学本身以魅力。同时，价值性不能像空想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始终处于一种抽象的状态，仅仅成为伦理诉求和道德谴责，要成为“掌握群众”的“物质力量”，就需要科学的充实和证明。正是这双重向度规定了马克思思想的特质，使得它经久不衰并成为改造世界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