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意义

当展问题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焦点。发展问题关系到世界的全局、人类的全局，是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根本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理论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

在诸多发展学说中，独立的科学的发展学说致力于对客观物质和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指导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这种发展学说无疑是从承认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的、原始的和素朴的世界观开始的。随后产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虽然以它对事物的各个领域的分别研究而显示出它存在的理由，但因其固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成为认识深化的障碍，必然为辩证思维所替代。“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1]362以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辩证法的精神进行活动的，它在考察自然、历史、精神的发展上做出了伟大的功绩。

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标志的现代唯物主义，其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超越了近代唯物主义的一切成果，即17世纪和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哲学，以及19世纪末出现的庸俗唯物论，批判了它们对意识和物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关系的曲解，批判了它们对法国唯物论的倒退，而且历史地承担起黑格尔所未能解决的任务。它们不像黑格尔那样自命为绝对真理的发现者，去堵塞真理发展的道路，而是唯物主义地坚持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坚持发展的无限性，坚持“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认知[1]363。马克思发展观的诞生，不仅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味着黑格尔哲学的相形见绌，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领域成为独树一帜的新发展观。马克思是从哲学上阐明发展学说的，把发展提到了宇宙观这样最根本的理论高度；同时又是从广阔的宇宙范围阐明自然界发展、历史发展和精神世界发展的，把发展扩展到宇宙无所不包的广度；也进一步贯彻了发展的彻底性，为历史的持续发展发掘了无限的深度。这种发展观正如列宁指出的，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2]，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是他们依靠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为人类发展构建的新发展观。

列宁对马克思新发展观的精辟阐述和深刻总结，为进一步丰富发展理论、落实发展理论、破解发展难题，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思想财富。他强调发展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发展不是单纯的量变，而是包含着质变、革命和飞跃式的剧变；发展源于事物的内因或内部矛盾，而主要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发展过程是由现象的一切方面，其中也包括历史发展不断出现的新的方面，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等等。列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阐明了发展的实质，阐明了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他还根据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的机械唯物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庸俗进化论，揭露了形而上学发展观隐藏在“发展原则”背后的本质，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原则的基本要求。他认为，承认一切都在发展，就要承认一切都相互转化；承认一切都发展着，就要承认思维和存在的联系，承认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列宁在这里既一针见血地批判和揭露了形而上学发展观的实质，也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坚持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坚持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矛盾的转化，实现发展和革命的目的。列宁的论断，既是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分清两种发展观的经验总结，也是对20世纪全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正确指引。

彻底地发挥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研究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或两种发展观问题，撰写了《矛盾论》。他敏锐地把列宁所阐明的两种发展观视为两种宇宙观，从世界观的高度划清唯物辩证法与机械唯物论、庸俗进化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全面揭示出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内部的矛盾性，内因是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和内部的规律性而起作用，从而得出一个事关革命成败的重要结论，即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深刻理解了列宁的矛盾转化理论之后，强调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当然，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相互转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也正如指出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靠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来发展革命形势，武装发展主体，破解发展难题，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力量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成功的辉煌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都是从两种对立的发展观和世界观的高度提出发展问题的，他们都把运动、发展、变化、矛盾这样一些事物的普遍性同世界的本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分析，把物质的发展变化视为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他们提出的许多哲学论断和辩证思维都由此而产生。还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基础上，用实践的事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与发展。他认为，矛盾的不断解决和不断产生是一个永续的过程，正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必然呈现出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和无限性，从而成为科学的发展观产生的前提和根据。

新世纪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需要在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中把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深入地考察现实变化相结合，把基本理论的传承和具体实践的创新相结合，对发展的理解更具全面性，对发展的视野更有广阔性，对未来承担的责任更富深远性。这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发展观的丰富和深化、创新和提高正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支撑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发展，这个主题的确定是由历史发展所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有两个大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前一个问题要靠革命来解决，后一个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的前途命运，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与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社会两大历史性课题的过程中，先后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革命和发展也就分别成为这两大理论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理论建构、观念创新，都是围绕发展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也是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正是通过发展这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发展与现代化的实现、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进步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构成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理论铺垫和奠基的作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但它是以被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汇其中的。

从理论起点和认识源头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是从开始的。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比如他提出和论证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是新型国家政权的显著特征，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许多重要著作中提出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对于人们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基础。邓小平理论本身虽然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但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开放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也从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执政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一致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提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野，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构建等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为主线，贯穿着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一系列战略思想，在认识上，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在实践上，体现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必须着眼于满足人的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随着认识上的逐步深化，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首先是确认在阶级剥削、阶级对立消除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同时也就明确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要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反映和兼顾不同的群体利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要求，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满足人们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的需求。经济建设要着眼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治建设要着眼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合法权益；文化建设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社会建设要着眼于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最本质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科学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的思想原则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相继形成，都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坚持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三、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发展的新模式

(一)中国发展新模式的特征

中国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了中国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是在新世纪新阶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深入、政策规范和实践展开。中国发展的新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以人为本”是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当然也是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核心。从发展目标的设定、发展战略的选择到发展机制的运行、发展结果的考量，都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以人为本”贯穿于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所有环节，是这一新模式的灵魂。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构建是否合理，实践是否成功，归根结底都要以“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用“以人为本”的标准来衡量。

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直接引入发展模式，置于发展模式的最高层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以来出现的重要的观念进展、政策进展和行动进展。历史证明，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人的解放进程。今天的中国，将现代化与“以人为本”统一起来，现代化的历史积累终于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纲领性的飞跃。

“以人为本”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体到指导实践的大政策上，就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文化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就是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防病素质；就是创造有利于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于是，“不断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得到了新的综合，使其统一于“以人为本”的核心命题之下。

“以人为本”的“本”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与合实际性的统一。把“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就是把“以人为本”的“本”落实到推进改革发展的“五个统筹”中去，达到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实现人本目的这三者的高度融合。所以，中国发展新模式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二)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几个原则在新的发展模式中能够发挥各不相同的关键作用。

“全面”是新的发展模式的布局原则。新模式的构成要素和布局设置必须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提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明确地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调整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从而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

“协调”是新的发展模式的结合原则。新模式的建构及其各个方面、各个要素的结合必须是合理的、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将这一结合概括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协调并不游离于发展之外，而是与发展缠绕在一起，体现了发展的本质。

“可持续”是发展模式的成长原则。新模式的运行必须呈现时间连续的动态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任何一项建设发生运行间断，都会在实践上导致新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所以，“可持续”是新的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原则。

(三)中国发展新模式的目标体系

中国发展新模式的目标体系，也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它可以分解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4个方面。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并没有解决。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对发展绝不能有任何动摇。经济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当前阶段，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要深化财税、金融、计划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政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改革发展进程的推进，我们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到2020年，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当前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精神文明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要通过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通过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特别是通过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是有机统一的，它们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又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条件。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四)中国发展新模式的运作机制

中国发展新模式的运作机制可以用“五个统筹”加以概括。在目标体系的协调上，“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发展的目标。显然，新模式把目标协调本身也作为目标。根据各个目标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对于目标体系内部的协调，不仅考虑到目标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战略布局和体系运作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统筹兼顾才能实现。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统筹兼顾的要求，经济增长与就业、与社会保障相协调的要求，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相协调的要求，一定程度地作用到GDP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相互关系之中。

(五)中国发展新模式的重要途径

中国发展新模式追求的是科学发展，实现的重要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格局中，经济运作方式对于整个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近年来，通过理论创新和战略创新，围绕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提出了构造发展模式的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战略、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与此相配套的改革战略。这一系列战略及其组合，涵盖了相当大的社会层面，提出和实施这些战略，都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

中国新的发展战略把科技进步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作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为了落实新的发展战略，国家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集经济发展和城乡发展的双重任务于一身，既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成长，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至于建立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本来就是新的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为了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依然是新的发展战略带有根本性的方面。

四、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就是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历史过程。社会和谐的理念，是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社会和谐涉及诸多方面，既包括人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也包含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还蕴含着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涵盖效率与公平两大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同时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伟大构想。

当前，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3个维度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构建人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和谐社会是人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人类社会是由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组成的，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也最终体现在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发展上。可以说，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使人的潜能得到真正的发挥，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创造出具有全面素质和真正自由自觉的人。从过程上看，社会发展首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既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也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等等。即个人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个环节的协调发展。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巨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在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结构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是将社会历史持续推向前进的根本出发点。“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3]马克思也认为，经济因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不是绝对和单向度的，而是要受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反作用的。

也正是由于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社会发展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合力推动促成的，因此社会发展才不能仅仅归结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应当把历史活动主体人的能动创造活动同政治、法律、文化等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因素的能动反作用联系起来，以真正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构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

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社会不是一个偶然产生和机械组合的个人集合体，而是由人们按照一定关系彼此结合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这些关系是由他们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4]。但人与社会的关系能否协调发展，却是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在原始社会，个人依附于群体而无独立地位。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逐渐摆脱对自然共同体的依赖，但又陷于封建特权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同样存在着人与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个人主体摆脱了等级权威的控制，从人的依赖走向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义不仅加剧了人与社会的不协调，而且形成了“个人至上”的社会格局。正是在力求解决资本主义人与社会的冲突中，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这一思想既肯定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又把一切自由发展的个体从本质上统一为整体的社会联合体。这样，人再不是相互矛盾的存在，而是社会与个人、他人与自身之间有着内在统一，从而共同创造有着共同利益的联合体。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正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丰富与完备，人们将摆脱来自“人”和“物”的双重羁绊与依附，最终成为与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时候人将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独立主体，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互为前提、良性互动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又可以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

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便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从依赖自然、利用自然发展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它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匮乏与环境退化。大自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离开自然界这个载体的支撑，任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发展都将是空中楼阁。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它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节约、和谐一样，同样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早在19世纪，马克思在阐述人和自然物质变换时就强调过这一点：虽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自然对于财富创造具有重要作用。他坦言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创造着使用价值。从物质变换的角度而言，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运动”，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因为“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5]56。这就是说，劳动和自然界共同创造了财富，二者之间是协调统一、相互促进的。不过，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对自然的破坏，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严重“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552。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人与自然永恒相处、共同发展的条件，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因此，我们建立的和谐社会必须要把过去恶性循环的物质变换过程变成良性循环，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际上也意味着必须重视发展所处的自然环境；重视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同人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互统一的。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人、社会关系与自然三个层次的高度和谐与统一。这种状态近似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未来社会所描述的那样，“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