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设计

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缘起的时代背景及其模式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始于1982年。30多年来坎坎坷坷的实践探索，既抢救了一大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保护了各类文化遗产，也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1.1文物领域拨乱反正催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我国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比较晚，缘自文物保护单位向历史遗存的古城的扩展。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主席就亲自起草中央军委电报，要求各攻城部队必须做出精密计划保护这座古都，并把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执行。解放军代表还特地登门拜访了梁思成先生。不仅如此，又将梁思成拟出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中央人民政府刚一成立，1950年很快政令，作出《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国家在组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础上，先是于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继而于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我国古代和近代遗存的古城，却远没有文物那么幸运。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弃城到保城的长期阵痛过程。由于意识形态桎梏和认识方面的原因，最初这些古城被视为统治阶级聚集的“消费城市”，具有剥削性质，被打入另册“彻底革除”。建国后30多年，大张旗鼓掀起的拆城墙、改旧城的风潮曾经席卷全国，直到“”结束，邓小平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拨乱反正”中，组织全国政协对劫后余生的各地文物破坏状况进行了调查，随即通过政协提案，建议抢救文物，加强文物保护，并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从而促成了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发出保护我国历史文名城的通知。同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由此可见，没有文物保护，就没有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1.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延用文物保护思维模式。《文物保护法》赋予了历史文化名城法律地位和法定概念，也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顺理成章纳入了文物保护范畴，采用了文物保护的模式。《文物保护法》公布以后曾经做过6次修正。其中1982初版和1991修正版均在法律第八条把历史文化名城界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的修正版均在第十四条又将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单位并列为不可移动文物。迄今历史文化名城始终沿用着文物的概念。既然属于文物，就应当适用《文物保护法》“原状保护”的原则，无论古城本体，还是依存环境，都要保持原汁原味。这对以人群为主体、满足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和起居生活需要、活态传承历史文化的物质综合体，显然根本无法做到。因为“原状保护”不符合历史文化名城存续演化的内在规律。对于文物保护采取原状保护无可厚非，非如此不能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及其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为充分彰显文物的价值特色，使其物有所值，古为今用，近些年来文物保护思维也从守成封闭模式向多元开放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切实加强保护的基础上，探索文物合理利用，创新发展取得了丰富经验。最具影响力的故宫保护就是杰出的范例。但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却未形成清晰的思路。一直以来，受文物保护思维支配，历史文化名城被当作静态保护的对象，采取和文物保护单位同样的模式，在历史城区划地为牢，通过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定禁区和限制区实施管理监控。即使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行政法规也只能在《文物保护法》的架构下对法条规定略微调整，适度深化，不能与行政法抵触。组织编制保护规划，核心内容不外乎三部曲：一是明确保护内容，确定保护重点；二是划定保护范围和控制范围；三是对保护范围的现状建筑实施分类保护整治。这种在平面二维空间上实施的静态保护的规划措施，虽然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防止出现更大破坏，不过由于保护规划对分类保护整治的措施仅限于提供范式化导向，达不到导则深度，遑论针对具体现状建筑和环境进行详细设计，故而实操性差，常被诟病为隔靴搔痒，不接地气。加之规划编制内容对于研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具体明确要求，缺乏功能业态更新和环境生态提升的规划引导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撑，因此很难使历史文化名城既能保下来，又能活起来。毋庸讳言，三十多年来我国所有历史文化名城都曾不止一次编制和修订过保护规划，却未能行之有效地遏制发生在保护范围内的违法破坏，千城一面的趋势仍旧继续蔓延。于是保护规划变成了敷衍检查的应对之策，束之高阁弃而不用。1.3长期以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理念缺失。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主要依靠编制和实施保护规划。这固然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保障，舍此不可。通过保护规划将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挖掘出来，确定为保护对象，按照本体及其遗存环境合理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对在保护范围内的建设行为和活动加以规范，根据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现状不协调建筑，分类实施保护、保留、修缮、改善、更新等不同的整治措施，达到整体保护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的目的。特别是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管控，保护规划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时也应看到，保护规划落实在各类建筑的保护整治上，成效并不乐观。需要指出，保护规划作为一项专业技术手段，并非名城保护工作的全部，不是说只要编制一个好的保护规划，就一定能够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毕竟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关系传承文化遗产，而且关乎改善社会民生，不能将名城保护等同于文物保护，不宜机械地照搬封闭的文物保护模式和套路，仅靠划定几条“高压线”就能管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旨在传承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不是单纯为了保护原状形态，更不是把形态保护恢复到某个历史年代。审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程，保护制度建立30多年，思想理念隐含两大缺失。一方面在宏观上，过于专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形态与实物形态，划地监管，忽视攸关改善社会民生的功能更新，没有意识到妥善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才是问题的根本；另一方面在微观上，编制保护规划止于范式化导向，确定规划措施空泛通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缺少了过渡到落地实施阶段的有机衔接，结果为偏离保护规划，重新委托保护整治设计和建筑设计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念缺失给城市设计介入设置了藩篱。众所周知，文物保护思维的基本模式是守成。秉持守成思维模式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自然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外在因素干预，保护和维持原状。因而似乎没有必要运用城市设计手段，担心城市设计属于创作性思维，会追求审美景观的形象塑造，给历史文化名城带来破坏。这是城市设计较少介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理念偏见。孰不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正因为在守成封闭的惯性思维支配下，停滞在粗放模式，摒弃了精细雕琢，才随着城市发展的趋同化，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个性化特征，变得千城一面。如今除了平遥、丽江、苏州、绍兴、阆中等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比较完整外，绝大部分名城整体格局、历史风貌已不复存，只能由保城退守到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最后防线，不得不令人深刻反思。

2城市设计之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作用

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只有秉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正确理念，才能客观认识历史文化名城存续规律，把管控和疏导有机结合，刚柔并济，展现出多元包容和适度弹性，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的鲜明品牌特色。2.1动态传承体现着历史文化名城存续的固有特征。历史文化名城较之文物，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空间和社会载体的概念，有着内在的属性特征，包括存在于一般城市的普遍共性，以及属于自身的鲜明个性。任何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在特定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从最初的古城形态渐变演化而来，经历了渺远的时空岁月雕琢。它们毫无例外地积淀叠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遗存，或多或少保留着逝去的印痕与记忆。无论古城始建于哪个地域或者哪个年代，都会随着时代变迁，生命体不可避免地出现式微衰败的老化现象，空间形态和实体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都要在不断代谢的新旧更替中，满足当时居住人群的生存与生活需要。但是物质形体的消长简繁，建筑材料及建筑技艺的改进，并不影响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纵观名城演化轨迹，大量重要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代有倾圮坍塌，却又不断重建完善。这是一个自我更新的动态传承过程，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进化提升过程。由此可见，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作为有机的生命载体，必然按照自身客观规律可持续发展，而不能一成不变地始终原状保存，也不能人为定格在某一历史时期或者历史阶段。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重在保护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域的历史遗存信息，通过各种物质化的形态载体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历史文化，延续历史文脉。认识历史文化名城存续规律及其固有属性特征，应当在真实保护、整体保护的基础上，实施动态传承。要善于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中，汲取适应现代社会的富有生命力的基因，不断为历史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2.2城市设计是历史文化名城动态传承的重要手段。城市设计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延伸和具体化，是促进历史文化名城动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城市规划建设从大规模的粗放型外延扩张转向集约化、精细化和人文化发展。随着土地增量利用向土地存量盘活转型，越来越注重提升城市的高品质，创造高效的活力环境和优美的景观环境，彰显和传承历史文化，也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摆到了突出位置。在这一转型发展中，运用城市设计的思维和方法，能把更多的历史文化保护下来。我国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时期。城市房地产的过度开发肢解了传统格局，撕碎了历史风貌，蚕食了文化遗产，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挑战。迄今真正完整保存着原状的历史文化名城已是凤毛麟角，其他整体保护状况大都不佳，空间网络碎片化，文化遗产零星散布。有鉴于此，保护规划将传承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相对较好、历史遗存建筑比较集中成片的地段作为保护对象，划定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其他需要保护、控制地区的保护范围，并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三个保护层次，确定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在整体保护控制的同时，重点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现状建筑实施分类保护整治。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绝大部分空间和地段，因空间网络碎片化，无法划入保护范围，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信息难免有所疏漏。针对历史文化名城这种普遍状况，城市设计大可用武，作为保护规划的最佳搭档。城市设计上可承接保护规划，下可指导建筑设计和塑造名城特色风貌。其重要性在于运用城市要素整合的思维，对古城和老街形态进行空间组织，在三维空间的坐标中化解各种矛盾，弥补因划定各种控制线对城市要素产生的分割。这与保护规划和详细规划有很大不同。保护规划划定管控范围，确定保护内容，规划保护整治措施。详细规划控制建筑的高度、密度、容积率等技术数据，针对建筑、道路和绿地空间布局、日照分析、交通组织、工程管线综合、投资效益分析等等。两个不同层次的规划都是在二维空间的平面范畴内所做的数据平衡。相比之下，现代城市设计是一种整合状态的系统设计，更强调三维性、整合性和创作性。它以视觉秩序为媒介，容纳历史积淀，可以把更多散落在保护范围以外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信息囊括在内，铺垫地域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在现代城市设计中，通过研究分析古城和老街的行为活动模式，围绕彰显历史价值与文化特色，处理建筑、街道广场、水系、绿化、环境景观等城市要素的空间组合关系，运用形体和色彩构思，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有机织补，塑造空间形态，修复易于识别的古城和老街意象，达到空间形式上和谐完美，社会生活上有机协调，综合效益获得最佳优化。

3用现代城市设计方法提升历史文化名城活力

城市规划的方法是对土地使用的二维空间布局。主要体现在平面范畴合理使用城市建设用地和运用城市控制线，具有公共管理的属性。城市设计的方法注重城市空间要素三维形态整合，使城市机能更加合理高效，景观形象更具特色，营造聚合人气的氛围与审美效果，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补充。充分发挥现代城市设计的专业优势，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和活力提升至关重要。3.1城市设计着力历史文化名城三维空间要素整合。《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城市设计这样定义：“城市设计是指为达到人类的社会、经济、审美或者技术目标而在形体方面所做的构思。”说明艺术创造是城市设计的最主要特征。《中国大百科全书》则把最初多半是为景观设计或建筑设计提供指导的城市设计，上升到了针对城市整体空间形象和环境景观构思的现代城市设计阶段，指出：“城市设计的任务是为人们各种活动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形式的物质环境，内容包括各种建筑、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方面，必须综合体现社会、经济、城市功能、审美等各方面的要求。”其目的在于改善城市的整体形象和环境美观，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历史文化名城也同其他城市一样，需要通过对城市空间、形体、环境和个性特色的塑造，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即使在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也不例外。虽然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但其营建过程并非随意所为，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儒道文化和建筑风水为魂，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和年代的生产力水平，经过匠心创意，整合自然人文资源，才造就出各式各样的城与街。这些城与街的形象有着空间性、形体性、序列性特征，结构严谨，疏密相间，高低错落，建筑婀娜多姿，在追求古典审美中使人们产生各种艺术感受，成为那个年代最具人气和活力的地区。实际上早在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并且运用了城市设计的思维方法，对于营城布局、街巷肌理、空间组合、体量比例、视觉对景等都进行过精心设计。这些具有历史文化属性的古城老街作为独立的空间单元遗存至今，和现代社区、商贸区、CBD、中心广场、绿地水系等相映成辉，更需要彰显出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文化空间载体的形象特色。这恰恰是现代城市设计的专业优势。尤其通过渐进式更新，在古代与现代历史文化脉络传承，织补残缺破碎化的空间网络，修复失去记忆的意象，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面，非现代城市设计莫属。3.2现代城市设计为历史文化名城建构特色活力区。现代城市设计之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首先应当服务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功能，在推进特色活力区建构，提升历史文化名城活力方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历史文化名城的活力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自我更新发展能力，也是衡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品质的一项主要标准。城的本质是人的集聚。其活力涵盖了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社会活力是历史文化名城活力提升的核心，主要表现在激发人的活动激情和构建良好互动的关系，包括通过公共空间精细化组织，营造多样的社会活动、开放的交流平台和良好的社区布局结构。经济活力表现在增强土地使用效益，促进经济空间的集聚和转型，包括物质、能量流的集聚和活动行为的集聚，构成了活力提升的基础和驱动力。如今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既要完善消费空间，也要重视空间消费，加快传统的购物消费向文化、休闲、健身、体验的转化。相较于社会活力和经济活力，文化活力能够激发人的思索、记忆和共鸣，感受到历史文化名城的可读性和识别性。借助现代城市设计的三维构思，比单一实施空间规划管控，更有可能达到提升历史文化名城活力的目的。美国著名的城市设计学者林奇在《好的城市形态》（GoodCityForm）一书中将“活力”作为评价城市形态质量的五个基本标准（活力、感受、适宜、可及性和管理）之首。设计者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忽视活力培养，追求形式的审美效果，必然步入偏爱视觉景观的误区。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尤其要避免出现这类问题。现代城市设计应当以保护规划为基础，运用新旧共生理念，从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中进行精心构思创意，适当融入现代建筑元素，提升城市活力，促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对于大量空间形态和实体形态破碎的历史城区和历史文化街区，采取有机织补修复，完善历史性标识以及古城和老街意象特征。运用现代城市设计，切忌急功近利，简单浮躁地堆砌仿古建筑，而应着眼于增强古城整体功能，建构特色活力区。特色活力区是由功能交混的城市要素紧凑集聚，以步行为脉络、公共空间为骨架组合而成，并且具有良好的可达性和环境特色，既是名城中的活力单元，又是名城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特色活力区根据公共空间的特征至少可分三类，一为广场型结构，即以广场将活力区的城市要素整合成有机体；二为自然生态型结构，即以绿地、水体等整合城市功能要素。三为步行街型结构，即以地面的步行街区和空中步行街作为公共空间有机整合。在这一方面，国外不乏成功的实例，我国在现代城市设计的探索过程中，结合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例如法国巴黎罗浮宫入口金字塔设计、日本东京惠比寿广场城市设计、新加坡河克拉码头城市设计、上海新天地和提篮桥中心、郑州二砂文创广场城市设计、大同古城小校场历史地段城市设计等等，从不同类型的历史城区和历史地段，体现了在历史名城中现代城市设计的趋势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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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济威 曹昌智 张凡 胡燕 单位: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