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在刑事诉讼的应用

一、恢复性司法概述

（一）恢复性司法的概念。恢复性司法在国际官方的定义为：“恢复性程序系指通常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①。”可见，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主张恢复、修补因犯罪被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一定的救济手段对被侵害一方的利益进行补偿，以达到利益平衡之目的，从而化解双方的矛盾，最大限度的恢复到犯罪破坏之前的社会关系的初始阶段的一种救济措施。（二）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当前人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峻。从顶层设计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改革任务和法律任务，制定完善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这为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立法基础。中央已经从立法层面肯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价值，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更加注重对已破坏的生态环境的修复，修复生态刑事案件中被破坏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到办理生态刑事案件中更加有利于实现生态保护的意义。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到生态刑事司法领域从修复关系上来说是对被破坏的生态的本体的修复，也是对人与自然恢复平衡关系的修复，这种运用形式与当前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提倡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传统的刑罚体制和重刑主义不同，它更加注重对人权的保障和社会关系、自然关系的恢复。报告指出要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恢复性司法中正好具有赔偿司法中的物质损害补偿又兼具矫正司法中的非物质损害补偿，加之更加追求社会平等、生态平衡，而这种平等和平衡是人类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等的，人类在破坏环境的同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人类一定的报复。恢复性司法运用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所破坏的生态环境权的修复需求，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嫌疑人来说他们的行为并非初衷在于破坏生态环境，而是大部分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极少部分在于生活的需要，客观表现在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的自私行为。因此损害生态环境的事实往往是依附于行为人追求经济收益的基础上的附属结果，福附属性就成为生态刑事案件的显著特点之一。生态刑事案件行为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形成现实结果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是长久的，甚至会有漫长时间的后遗症和损害表现，因此隐蔽性也凸显得非常强烈，这就给发现和认知以及收集相关证据等法律活动造成了极大的难度。案件发生以后对于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要有责任性地进行恢复，这符合人类应当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及时恢复的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但是恢复的代价可能比破坏的获得要大的很多。但是为了代际公平和自然正义等因素的要求，人类必须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否则被自然报复的长久性可能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人类存亡的考验，所以在当前阶段将恢复性司法引入到生态刑事司法进行考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三）恢复性司法运用价值。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到生态环境刑事司法领域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1.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结合南昌市检察机关运用恢复性司法理念所办理的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来分析，如:南昌市某县检察院办理的龚某某等人滥伐林木案中，犯罪嫌疑人林业法律法规知识匮乏，超伐了林木，如对其一判了之，则仍有较大的再犯可能，后办案人员遂对他们积极引导，他们事后也是认识到错误，并表示愿意进行补种，在被砍伐的山场上补种了3000余棵松树苗，恢复了生态。这个案子成功办理在于运用恢复性司法成为手段，恢复了山场的经济价值，降低了山场的经济损失，使得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修复。2.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恢复性司法理念更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求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其最大的表现在于突出对行为人的认罪认罚给予一定的宽大处理，既要惩办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又要对行为人认罪认罚的态度给予刑罚上的从轻，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这一政策也体现出更多的和更严厉的惩罚并不能减少犯罪，这一结论已经是大部分犯罪学家的共识，也受到很多种证据的支持。同样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领域犯罪案件不应再仅仅靠传统的“报应刑”观念进行重罪重刑，而应结合案件情况进行特殊预防，降低再犯罪。3.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观念影响着司法办案活动，具体到生态环境刑事司法中表现为“重打击、轻修复”这与当前提倡的治理生态环境必须加强法治思维的理念背道而驰。通过运用恢复性司法，统一环境案件办理理念，可以促使被损害的环境得到尽快恢复，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二、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运用中的现状

国内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创恢复性司法模式先河的是林业大省黑龙江。1988年，尚志苇河林区法院在审理一起盗伐林木案件时，鉴于被告人张某犯罪情节较轻，且家中没有其他劳动力，决定对其判处缓刑，并判令其补植5亩“赔偿林”。当年春节，张某补植了6亩，并经过3年的抚育、管护，林木成活率达95%。[1]目前从各地生态检察开展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态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实践的案件已经办理了多起，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传统刑事司法范式主张被害人与加害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强调施加严厉刑罚以威慑或者预防。[2]但是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有其特殊的特点，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没有被害人存在，被害的对象是被破坏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对抗关系，要恢复这种被破坏的生态关系就必须通过相关的救济措施来修复，所以除了对加害者进行刑事处罚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所以引入恢复性司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贯彻运用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以恢复为核心要素，以多元化的恢复方式进行救济，从南昌市检察机关所办理的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中，笔者总结出四种表现类型：（一）以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表现形式。以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为表现形式是运用恢复性司法的主要目的和本质要求，在南昌市在承办破坏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中，通过督促行为人通过达成赔偿协议，采用开展劳动、支付赔偿款、亲属代替修复等方法恢复生态原貌，将生态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如，在办理的赵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中，赵某因帮助村里修建自来水管道，将其村山上的3棵香樟树，以600元每株的价格卖掉并进行采挖移植到他处，案发后投案自首，因考虑到其属为村小组利益而进行出售，且在归案后主动交代树木的去处，及时挽回了损失；并且该县检察院要求赵某对采伐的树木进行了五倍补种，弥补了对森林资源造成的破坏，遂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处理。（二）以案促进生态保护机制建立为表现形式。南昌市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督促相关生态保护职能机构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如，南昌市某县检察院在办理犯罪嫌疑人龚某某等人涉嫌滥伐林木一案中，该院发现林业局在颁发采伐许可证的过程中，没有按照森林法的有关规定，正确表明采伐方式，导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加重，属于没有明确采伐解释制度的行为，致使森林资源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遂发出检察建议并督促该县林业局制定了具体的采伐解释制度以保护森林资源不再被破坏。这种以案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也是恢复性司法的应有内容。（三）以恢复管理生态环境公权力的主动作为为表现形式。南昌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般性破坏生态环境刑事案件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懈怠行使管理生态环境公权力关系的恢复。如，南昌市某区检察院在办理裘某某非法占用农地案中发现村干部对预防、制止、查处违法建设及侵占土地的责任人不作为的情况。其失职行为导致了农用地被村民非法占用于其他途径使用，村干部黄某某没有正确行使保护农用地的权力，导致裘某某在未办理供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将村集体土地58.34亩出租给他人使用，擅自同意他人毁田修路，造成合法建筑物被依法没收、基本农田15.27亩重度损毁严重后果。最后该院在打击犯罪的同时通过要求村委会及时行使职权和要求当事人赔偿损失，挽救了当地生态环境免于破坏。这使得恢复公权力的积极作为成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重要运用路径。（四）以共防共治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合力为表现形式。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不仅表现在恢复上更表现在预防和治理上，南昌市检察机关通过源头预防、督促涉案行政机关履职推动共防共治，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其中，全市预防部门与55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了预防共建计划和联系协调制度。南昌市检察院深入鄱阳湖南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预防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青云谱区检察院和八大山人梅湖景区管委会联合制定了预防职务犯罪活动方案，每季度召开预防分析会，帮助筑牢环保执法防火墙。此外深入各行政执法机关查询案件1000余件，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犯罪线索63件。在预防和治理上形成了合力，这也成为恢复性司法的表现形式。

三、当前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恢复性司法在开展生态检察工作以来被广泛运用于涉及生态环境司法案件的办理中，但是分析总结办理的这些案件来看，笔者发现各地使用恢复性司法的方式都各有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并且在法律依据上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法律依据方面。我国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中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是目前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最大法律困境，刑法、民法乃至诉讼法条文都只能算作是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领域适用的间接法律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损坏国家、集体或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森林法》第39条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林木，拒不补种林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森林法》第44条也有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第40条、第42条明确提出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要贯彻调解原则，通过谅解、化解矛盾，修复破坏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出台为生态检察适用恢复性司法提供了翔实的法律依据及操作指南。[3]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国内学界对其作出了积极评价，实务部门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积极进行尝试。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刑事政策中的国家本位价值观与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恢复性司法理念非是刑事立法的主流或者通说，相关制度构建集中于未成年人领域，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太少，不成体系。[4]（二）适用范围方面。当前从南昌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恢复性司法运用案例来看，在司法实践中生态刑事案件涉及破坏林业的案件居多，而司法机关将恢复性司法运用到的案件仅在盗伐、滥伐林木案、失火案、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等轻罪涉林涉地案件，因为上述案件对行为人破坏的林木、土地的数量均可以确定，可以要求行为人对破坏的林木进行补植复绿，而且这种可行性的操作大，通过造林甚至成几何倍数的造林来弥补对被破坏的植被的破坏。但是生态环境资源除了森林资源，还包括诸如大气、水、矿产等资源，这些领域当前在运用恢复性司法手段恢复的司法判例中还没有更多的涉及，对这类资源的案件倒是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如何适用生态恢复性机制缺乏有效的研究。（三）恢复程序方面。虽然南昌市检察机关结合本地实际，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应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但是各基层院在补植复绿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条件、操作规程等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容易让人产生“政出多门”，工作不规范、不严肃的感觉。比如，有的县区院只是通过文件形式上规定了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运用，但是没有具体的实施方式；有的县区院对于补植复绿的地点，多数地方规定在被毁原地补种树木，也有的地方，通过缴纳补种补偿金，或是通过争取县财政支持建立林木资金对被破坏的林木进行统一补植复绿，虽然这些不同的措施和政策利于成片植被恢复及林木管护，但是也会出现补植地点是否能及时有效恢复的问题。（四）量刑规范方面。对于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的运用上当事人通过补偿、补植对生态环境进行了恢复，是否就能在量刑上进行从轻？在前文所述的案件中，法院的判决均对当事人的恢复性行为进行了量刑考虑，但是这种量刑考虑是否应当划归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呢？笔者认为对于恢复生态的行为作为量刑考量是有必要的，但是需要分情形进行区分，不能简单的判定只要进行了恢复生态的行为就判处非羁押刑，应当注意区别对待可逆转的恢复和不可逆转的恢复环境两种情形，对量刑规范上有待进一步规范。

四、恢复性司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完善

通过对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运用中的价值分析和南昌市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办案实践，笔者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生态环境刑事司法运用中提出以下几点实现路径：（一）明确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事司法中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刑法》第76条，引入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罚制度。之后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258条与之配套：“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从国外引入，它的目标是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针对性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在监管中对其感化和改造人生观、价值观，其对象是主观恶性不大、有认罪悔罪表现、今后不再犯罪可能的人，通过社区矫正让其生活和人生从新步入正轨，达到不再犯罪的目的。这与恢复性司法的目的有契合之处。[5]此外，建议把生态补偿机制纳入到恢复性司法工作，并尽快通过人大立法，将补植复绿机制、规范处置危险废物机制等对生态环境恢复机制引入在社区矫正等工作中，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管理范畴。具体在修复方式上，破坏和污染环境犯罪“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弥补”。建议立法将补植复绿、赔偿补种基金、恢复环境原状作为允许缓刑以及刑事和解的一种依据，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立法将其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而在补植复绿、赔偿补种基金、恢复环境原状正式引入刑事责任体系之前，可以通过两法衔接机制的运用，司法机关和具有生态保护职能的行政机关通过召开两法衔接联席会议共同研究制定生态恢复性司法实施意见和操作规范，对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到刑事司法案件办理中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有力的法律保障。（二）明确恢复性司法适用范围和标准。如前文所述，恢复生态环境具有可逆转的恢复和不可逆转的恢复两种情形，犯罪所导致的破坏环境资源后果要具有可逆转的恢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才能通过作出一定的补偿或者恢复行为弥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因而,恢复性司法适用范围应划定为犯罪行为人因实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规定的与污染、破坏环境有关的部分犯罪,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等;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部分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六节有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为保证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正确适用,避免自由裁量范围过大,应当明确损失情况和补偿标准。关于环境资源损失情况,笔者认为,应包括因犯罪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损失,除环境污染损害由具有鉴定资质的单位进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外,应有相应的主管部门确定更为科学合理。如林木类、鸟类受损情况由林业部门证明;渔业资源受损情况由渔政部门证明;土地资源受损的材料由国土资源部门证明等。恢复性补偿的标准应以环境资源损失为依据。笔者认为,可参照刑法分则中罚金的适用标准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处罚范围,建议恢复性补偿标准以因犯罪行为所遭受资源环境损失的1倍至2倍为宜。（三）规范恢复性司法的执行程序。恢复性司法的执行程序可以分为案发后及时恢复、案件侦查期间补救、案件审查逮捕期间补救、案件审查起诉期间补救、案件审判期间补救和案件判决之后补救的各个环节进行恢复。但是环境修复包含森林植被修复、土壤修复、水体修复、矿山修复、生物多样性的修复等大量内容，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除了需要专业的机构和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对于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来说判定环境是否修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判定，笔者建议具体程序可以设计在审判期间，由检察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由检察机关根据环保部门统一制定修复计划提出恢复性补偿的公诉意见,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被告人判处恢复性补偿,即在判决书中判令被告人依法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修复环境、赔偿损失,作出相应的恢复性补偿等;针对被告人主动实施恢复性补偿工作的,经查证属实后,法院可以据此作为酌定从轻的处罚情节。判决之后，违法者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恢复治理工作，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告终。（四）规范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案件的量刑。对于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刑事案件在量刑上给予一定实刑的惩处，但是对于可以逆转到破坏以前的刑事案件也不能一概判处缓刑，还需要根据破坏环境的恶劣程度，以及利用修复手段，修复的时间，还有修复后能达到的效果进行判定，也就是说需要相关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专业鉴定和情况说明进行判定，根据这种判定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一定的约束，也为检察机关施行跟踪监督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段春山，等.大美龙江.司法在行动[N].人民法院报，2014-10-14（7）.

[2]宋英辉，许身健.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J].现代法学，2004，（6）：32-37.

[3]贾志鸿.生态环境检察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136-136.

[4]刘东根.恢复性司法及其借鉴意义[J].环球法律评论，2006，（2）：236-242.

[5]刘艳红.刑罚轻缓、人权保障与刑法修正案（八）———以相关国际公约为蓝本的分析[J].法学家，2011，（3）：36-50.

作者:吴迪 杨妍 单位:南昌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