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优化

本文作者：胡北平工作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中单个企业租金收益最大化的决定因素

在李嘉图租金、垄断租金和创新租金三种租金中，创新租金是最根本的租金。企业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才能形成不易为竞争对手所模仿的独特的专用性资源(李嘉图租金)，进而才能以此构建行业进入壁垒，获取垄断租金。从这个意义上言，企业获取的收益，即租金根源于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但是企业并不必然会占有其全部的创新收益。②企业要实现创新租金的最大化，必须使其顺利转化为李嘉图租金，并最终以垄断租金形式加以实现。根据Teece的创新收益占有模型③的基本思想，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上，企业创新租金最大化的实现主要受制于以下三个因素:［2］产业演化、主导设计与技术标准。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引入新的生产函数，也即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提高经济潜在的产出能力。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持续提高企业和产业作为资源转换器效益的过程。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主导设计又是创新的核心所在。主导设计是特定时期融合了大量的单个技术创新，并为市场广泛接受的占支配性地位的设计。在产业发展初期，市场往往充满了创新的不确定性。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产品创新。而产品设计通常是不固定的，因此这一时期会出现大量同类的差异化产品，企业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产品设计的竞争。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众多竞争性产品设计在经过大量的市场试验和纠错后，最终会推出一个主导设计。一旦主导性设计出现，竞争将由设计竞争转向价格竞争。［3］此时，由于不确定性减少，企业可以进行长期的专用性投资，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企业为了保护主导设计，还会力图将其转变成技术标准。创新企业往往由于掌握主导设计而领导着整个产业的技术标准，或者使本企业的技术标准成为政府规定的技术标准，从而建立起由政府规制与技术标准形成的多重行业进入壁垒，进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取高额的创新垄断利润。激励创新的专属制度。按照Teece的观点，专属制度是治理创新者捕获创新利润能力和市场结构等相关环境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新企业通过技术发明和知识创造获取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进而实现创新利润的能力大小。专属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前者包括专利与版权等知识产权。后者包括商业秘密、先行者优势和网络外部性的锁定效应等。这一制度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分别是法律环境对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的保护效率和相关技术的性质。对不同产业，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的保护效率各有不同。VonHippe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许多行业中，专利在阻止竞争者模仿和获取特许权等方面的作用有限。尽管专利能够很好地保护新的化学产品和相当简单的机械发明，但在总体上很少赋予创新充分的专属性，特别是在过程创新的保护方面相当缺乏效率。并且，由于法律对侵权行为的举证要求很高，而使得专利通常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某些产业中，特别是嵌入了过程创新的产业中，商业秘密是对专利的有效替代。但是，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也只有在企业将其产品公之于众而仍能掌握潜在技术秘密时才有可能实现。通常只有化学配方和化妆品之类的产业———商业过程才能作为商业秘密得到保护。相关技术性质的维度，是指模仿的难易程度会受到技术知识的显性或隐性程度的影响。显性知识因较易传递和接受而易被竞争对手获知。而隐性知识则因难以进行明确表述与逻辑说明而难为竞争者所掌握。根据技术的性质和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效率，可将专属制度分为强式制度和弱式制度。当技术知识的隐性程度较高，或技术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时，专属制度就是强式的。而当技术知识的显性程度较高，或技术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时，专属制度就是弱式的。创新的专属性因产业性质而异。例如，化学产品创新的专属性往往较强，而机械产品创新的专属性一般较弱。在强式专属性创新中，创新者竞争优势相对明显，因此能够获取较多的经济租金。而在弱式专属性创新中，创新者竞争优势相对较弱，只能获取有限的经济租金。互补性资产。除了主导设计和专属制度之外，互补性资产也是影响创新收益归属的一个重要因素。Teece认为，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创新的成功商业化要求将企业的核心知识和其它能力或资产结合使用。［2］诸如营销渠道、售后服务、产品品牌等服务在创新的商业化中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服务通常只能从专门的互补性资产中获取。例如，新药品的商业化可能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渠道进行信息传播。后来的学者在Teece的基础上将互补性资产明确定义为“企业为了获得某项战略、技术或创新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必须拥有的资源或能力。”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系统性创新，互补性资产可能是该系统的配套产品。比如，计算机需要软件，DVD播放机需要DVD影碟。创新企业必须考虑这些配套产品是自行生产，还是从其他企业那里获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新企业往往需要与大量的其他企业进行协调来确保配套产品的供应，以便一方面实现最终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尽可能多的获取合作网络创造的关系租金或网络租金。比如，在电子产业中，受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和消费者对产品兼容性预期的影响，即使是最大的电子企业，也必须通过建立分布广泛的联盟网络同其他众多企业进行合作，以便及时地将全新的创新理念推向市场。专门的互补性资产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因此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和不易模仿性，从而成为创新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这种专门的互补性资产能够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容易向竞争者溢出的情况下，帮助创新企业占有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创新收益。

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中企业群租金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

在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下，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过程的各个价值环节垂直分解到最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从而形成了全球性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在这种全球价值链中，领导企业通过垂直FDI与国际外包等方式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和商品流通网络，以便控制整条价值链的协调和运行，实现整条价值链总收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价值链(即企业群)的收益主要来自领导企业的创新租金和内生于价值链的关系租金与网络租金。虽然创新租金基本上为领导企业所占有，但由于价值链中其他参与企业作为其合作伙伴，也对创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作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因此除了关系租金和网络租金外，还有部分创新租金也需要在所有参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价值链中参与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是租金或收益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决定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价值链治理与权力分配。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租金分配与产品内分工价值链治理密切相关。Gereffi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一个产业都会受到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控制或治理。这些企业作为领导者或治理者“在全球价值链上承担着产业功能整合和全球不同地区诸多经济活动的协调和控制”［4］。Kaplinsky指出领导企业的治理能力主要来自于其对研发设计、品牌形象和营销渠道等无形的知识或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占据。这些环节一般具有高壁垒与高收益的特征。而非领导企业则主要居于生产制造等有形的物质投入产出环节。这些环节一般具有低门槛与低收益的特征。［5］Dyer，Kale＆Singh则认为价值链治理实质上是价值链中各个环节权力分布的体现。［6］作为内嵌于价值链的关键要素，权力决定了各个节点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虽然这些企业都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但是这种法律契约的独立性并不表明它们具有对称的权力。根据权力分布的不同，可将价值链治理分为两类:依赖型治理与方向型治理。在前者中，各环节或各节点企业的权力分布趋于对称，而在后者中，各环节或各节点企业的权力明显不均衡。由于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中间产品或零部件的供求关系，而这种供求关系会从根本上造成权力分布的不对称，所以全球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一般是典型的方向型治理。这种权力的不对称实际上体现了各节点企业租金分配的不对称。企业权力越大，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所能获取的租金就越多。企业所在生产环节的进入壁垒。一般来说，企业所在环节的进入壁垒越高，表明该环节的市场结构越倾向于垄断，因而企业的市场势力就越大，讨价还价能力也就越强。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上，进入壁垒形成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要素密集度。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上，不同环节或零部件的技术特点不同，因而要求的要素投入比例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说，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可分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研发设计环节主要是知识、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环节，进入壁垒较高，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强，可以争取到较大份额的收益。而市场营销环节，包括品牌和营销网络等，主要体现为不能编码，难以为他人复制的隐性知识，因此进入壁垒也较高，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也较强。与前两个环节相比，生产制造环节的进入壁垒变动较大，从总体上看，由于生产制造环节的知识、技术和资本含量相对较少，因而进入壁垒相对较低，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对较弱，获取的租金份额相对有限。但生产制造环节还可进一步细分为核心零部件、一般零部件和加工组装环节。核心零部件、一般零部件和加工组装环节进入壁垒的高度依次递减，各节点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相应下降，所获得的租金份额也就顺次减少。第二，规模经济。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中各环节市场上，新进入企业的产品在没有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之前，其产量由于不能达到最佳规模而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生产成本必然高于在位企业，这就是规模经济壁垒。在一个市场内，实现最佳规模的企业数量与该行业的市场容量和最佳生产规模密切相关。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的特定环节上，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和市场容量的大小取决于该环节生产函数的特性。在市场容量较小而企业最佳生产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最佳规模的企业数量会较少，因此该环节的市场结构将趋于非完全竟争结构，从而企业的市场势力会较大，相应的讨价还价能力会较强，进而能够获取的租金就较多。在市场容量较大而企业最佳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最佳规模的企业数量会较多，因此该环节的市场结构将趋于完全竞争结构，从而企业的市场势力较小，相应的讨价还价能力会较弱，进而能够获取的租金就较少。第三，其他因素。产品差异化、转换成本、信息掌握、专有技术等其他因素也会形成各价值环节的进入壁垒。一是产品差异化。如果产品是标准化产品，购买者相信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供应者，就会在讨价还价中持强硬态度。而如果产品是差异性产品，供应者知道购买者在其他地方难以买到，就会在交易中持强硬态度。二是转换成本。转换成本是指购买者更换供应者所需支付的成本。如果转换成本较大，购买者很难更换供应者，其讨价还价的地位自然就低。反之，其讨价还价的地位自然就高。三是信息掌握。购买者对供应者的成本结构等信息了解得越多，其讨价还价能力就越强。同样，供应者对购买者的库存情况等信息的了解，也有助于加强其讨价还价能力。四是分销渠道。供应者如果占据了某环节中间产品的理想分销渠道，就可以形成对新企业的进入壁垒，从而拥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五是专有技术。专有技术或者专门技能将会增加某环节上新企业的进入难度，从而有助于加强专有技术拥有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中的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都会力图由低收益环节向高收益环节攀升。这就需要努力提升自身后天资源禀赋，逐步突破产品差异化、转换成本、分销渠道、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各种形式的进入壁垒，提升自身的市场势力和讨价还价能力，以获取在价值链中的更多租金份额。

政策建议

如上文所述，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收益租金大多是后天要素资源的培育、积累及运用的结果。我国作为已有3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发展中大国，完全有能力和有必要利用积极的政策去逐步改变目前在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中收益分配的困局，积极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市场势力与创新的良性互动，增加分工与贸易收益。研究表明，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上，受产业演化与技术标准、专属制度和互补性资产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企业处于链中领导企业或治理企业的严厉控制之下，利润增长空间极为有限。同时，受产品要素密集度、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转换成本、信息掌握、分销渠道、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企业在链中的市场势力与讨价还价能力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上均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只能分获极为微薄的租金收益份额。我国制造企业陷入“低端锁定”与“获利甚微”的根本原因，正是企业市场势力与创新能力的双重缺失。在价值链的纵向维度上，我国制造企业应通过整合全球研发与营销等资源，由制造环节向高端的研发与营销环节攀升。在由制造环节向研发环节攀升方面，我国制造业除了进一步加大自身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之外，还要利用发达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困局的时机，通过加强各种形式的技术引进、构建国际研发战略联盟，特别是开展技术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主动整合全球研发资源，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以突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壁垒和专利壁垒。同时，对尚未产生国际技术标准的产业，应加紧制定适合我国自身情况的产业技术标准，并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实现规模化应用，从而形成进入我国市场的外资企业需要无条件遵循的“事实标准”，以突破跨国公司的标准壁垒，并增强我国企业的市场控制力。此外，在各制造行业内部，企业之间还应加强战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自主标准的建设与确立。而在由制造环节向品牌营销环节拓展方面，除了通过自建全球营销渠道，与外资企业合作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并购海外品牌、渠道商等方式整合海外营销渠道之外，还应根据自身情况突破贴牌生产的路径依赖，加快自主品牌创新体系的建设，不断开发自主品牌产品，推动低端品牌的性能不断向中、高端方向延伸，逐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品牌声誉并树立品牌形象。在价值链的横向维度上，为获取特定环节的分工机会与分工利益，处于该环节上的各参与企业也展开着激烈的同业竞争。为此，我国制造企业应以过程创新，产品与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各种形式的创新为基础加强横向维度市场势力的培育与提升。［7］推动区际产业转移，协调国内外产品内分工价值链，提升国内企业在价值链(即企业群)中的关系租金和网络租金。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具有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区域间不仅在经济发展与技术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要素察赋也有很大不同。这种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也为国内区际价值链梯度转移提供了可能。因此，为了实现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实力的目的，要在充分发挥各区域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东部向中西部的价值链梯度转移，重新整合全国的要素资源，铸造国内产品内分工价值链的新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我国东部已加入产品内分工价值链的制造企业，不能停留在低技术一劳动密集型环节，而要在积极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上，逐渐向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渗透，提高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以获取一定的价值链治理权，进而通过价值链的国内区际转移，实现跨区域产业的前向与后向关联，构建与完善国内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网络。这样，一方面可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整合要素资源，协调区域间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由本地企业主动“走出去”，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此时，产业转移成为我国主动整合全球资源，协调国内产品内分工价值链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价值链的行为。为此，一是政府要结合东部产业升级与中西部产业发展的要求，从全国产业发展角度统筹规划国内产业价值链转移。通过实施产业转移促进政策来打破地方“截流主义”，通过构建投资促进平台和政策、项目信息交流平台为东部与中西部产业对接创造良好条件，等等。二是政府要遵循市场化原则，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利益驱动机制来推动东部产业价值链向中西部的转移。三是中西部要通过集资、贷款、社会融资、利用外资、转让经营权等多种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继续加强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和电力能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中西部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契约执行质量，不断降低内迁企业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成本。推行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实现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在产品内分工与贸易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外向化与国际化特征。因此，我国制造业必须突破现有基于传统产业间分工方式的产业政策，在制定时仅着眼于本国产业范围的局限，将视野由国内拓展到全球，通过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来获取最优的政策效果，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化与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时，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突出国家制造业技术政策的战略地位，以举国体制抢占科技制高点。当前，全球经济正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我国制造业要在这场竞争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采取“科技创新举国体制”，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国家层面多部门协作机制和合作大平台，加大对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对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以抢占科技战略高地，实现战略性重点产业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第二，推进制造业技术标准制定与国际协调。对尚未产生国际技术标准的产业，应加紧制定适合我国自身情况的产业技术标准，并要求进入我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无条件遵循，以保护民族产业与国内市场资源。并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与扶持作用，通过国际竞争与协调，力争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业技术标准上升为全球标准。第三，完善反垄断法，支持合法的经济性垄断。为了提升我国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产业组织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目前的反垄断法，支持合法的经济性垄断，鼓励企业间通过竞争与兼并做大做强，以便充分获取规模经济优势，在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垄断性竞争。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反行政性垄断的力度，以维护产业内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注释:①经济租金的概念最早源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指的是在土地的超边际收益。而在现代租金理论中，经济租金则泛指一切生产要素的超边际收益，通常定义为厂商对某生产要素的支付超过该生产要素目前所得报酬的部分。它类似于生产者剩余，等于要素收入和其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②例如，网景公司发明了浏览器，但微软企业的视窗操作系统却占领了浏览器市场;Excite＆Lycos公司是发明了网络搜索引擎，但先是雅虎，后是谷歌占领了主要市场;苹果公司发明了PDA，而Palm企业却占据了主要市场，等等。显然，这些创新者都没能通过创新获得相应的创新收益，或者没有实现创新收益的最大化。③Teece指出创新收益可以归属于以下四个群体;创新者、消费者、供应者、模仿者。收益占有是指不同利益相关者从一项创新中为自己获得财务利益的能力。如果创新者能得到几乎全部的创新收益就是强收益占有，否则就是弱收益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