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的状况及对策

一、版权贸易总体情况

(一)1990～2000年间的图书版权贸易[1]

1992年10月，中国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从此，中国具备了开展版权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图书版权贸易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海外版权贸易尤其是引进版权数量逐渐增多。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的变化可以以1991年为线划分为两个阶段，1991年引进与输出数量基本持平；1991年之前，版权输出大于引进；从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开始，引进情况开始发生两个根本性变化。

一是引进数量开始超过输出，二是版权引进地从以我国的台港地区为主逐步转为以外国为主。1992年以后又可以1996年为线来划分比例情况，1996年之前，引进与输出比在4∶1之内，1996年以后，引进与输出比大体维持在10∶1的状态。1990～2000年十年间的总体情况是，我国通过出版社开展的图书版权贸易数量超过30900种，其中引进25700多种，输出5100多种。就引进与输出的比例看，十年间的总体比例大约是5∶1。

(二)2001～2004年间的图书版权贸易

从2001年开始，国家版权局对版权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工作，为定量研究我国图书的版权贸易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保证。在2001年图书版权贸易为8861种，到2004年达到11354种，具体引进、输出情况如表1。表1图书引进、输出情况引进输出比13∶18∶115∶18∶1年度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引进数量(种)8226102351251610040输出数量(种)63512978111314合计8861115321332711354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04年间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平均约为10∶1，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特别是在2003年，引进与输出比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15∶1，一度引起出版界的极大关注。到2004年，版权贸易逆差有较大回落。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现状，现列出2001年和2004年版权引进地和输出地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2001年图书版权引进地情况如表2。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版权引进地主要是欧洲的英美国家和我国的台湾省。2001年英国和美国占了版权引进总数的5216%，而2004年占到了6017%。台湾省在2001年和2004年占版权引进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616%和1117%。从输出地分布来看，亚洲是最重要地区。特别是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区占了很大比重。2001年台湾省和香港特区占了整个版权输出的42%，在2004年占到了71%。

二、版权贸易逆差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语言和科技文化方面的障碍

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数量的严重不对称有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我国版权输出实质上也是中文文化的输出，版权贸易逆差也正体现了英语国家的强势文化和相比较之下我国的劣势文化。另一方面，因为版权输出取决于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文化的发展程度，经济上的强势易于推动文化上的强势。西方英美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文化输出提供了保障，而我们科技的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在文化上还处于劣势。从我国实际输出的版权种类来看，传统文化产品，古籍、绘画书法、中医药类版权占了大部分，近几年儿童图书做得比较好，但社科人文、计算机等方面主要还是靠版权引进，在版权引进品种中，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和文学三类占了大部分。

(二)版权机构的作用不突出

版权机构在版权贸易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版权机构具有获取信息快、人才经验丰富、效率高效、协调能力强等优势，不但可以用规模优势帮助出版社节约单打独斗海外市场的资金，而且还有利于出版资源集中和树立本国图书品牌形象。在版权贸易的过程中，我国的版权公司起的作用不是特别大。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出版社比较热衷于“自力更生”，也就是不通过版权机构，而是出版社之间直接面对面进行版权贸易，就像商品生产者不通过中间渠道直接零售给消费者一样。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版权机构是新生事物，各方面都不很完善，特别是真正懂得国际版权贸易规则和运行程序的人才奇缺，我国版权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是由懂外语的编辑来担任，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在版权方面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与从事版权贸易的工作人员通常都要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丰富的知识储备，同时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较强的公共关系能力等不相适应。

(三)我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现状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与版权贸易逆差有直接关系。我国1992年才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并开始真正参与国际版权贸易，这与具有上百年经验的欧美出版集团不可同日而语，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了。发达国家的出版机构主体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经营和运作，培养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海外市场拓展能力。反观中国出版业，由于我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现状，出版界的市场运作规则还不成熟，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出版集团尚未形成，出版社和版权机构间的信任机制还不牢固，出版社还不能得到足够的版权授权，无法顺利地进行版权输出。这一系列问题有待于我们去逐步解决。

(四)出版社对版权贸易的认识存在误区[2]

出版社对版权贸易的认识误区表现在:一方面，出版社常常把版权贸易同图书贸易等同起来，往往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参加各种世界性的图书博览会，结果是只卖掉本社出版的很少部分的图书。因为从图书出口贸易的实际效果来看，在海外，中文图书的受众仅限于海外华人和懂中文的外国人。而通过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渠道，把中文图书翻译成相应的外文，图书才可能通过书店或图书馆使更多的外国读者接纳，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到让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进入西方主流社会。

另一方面是出版社误认为在国外登上排行榜的书引进来就很好卖，至少也有可以炒作的卖点。于是盲目地引进图书版权，哄抬价格。最后却因此造成大量的积压，甚至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五)版权贸易渠道狭窄

我国图书输出版权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地区都有很大局限。我国版权输出的内容过于单一，主要集中在中医、武术和古典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从地区看，近些年来版权实力较强的地区主要有10个左右的省市，如北京、江苏、上海、广西、吉林、陕西、辽宁、广东、天津、浙江与湖南等。这些地区的版权贸易量几乎占了全国版权贸易数量的绝大部分。其他地区则较少，有近10个地区开展的版权贸易极少甚至于尚未开展此项工作。

三、解决的措施和办法

(一)建立国家扶持机制[3]

由于做版权输出往往要投入很大精力，费用支出较多，而且收益相对较小。因此政府要加强对出版社版权贸易的扶持和引导，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鼓励文化产品的输出。可以仿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对输出版权进行物质上的鼓励。鉴于翻译费用是中国图书在海外出版的瓶颈，国家可以采取资助翻译费用的方式，推广中国图书。在国家扶持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有韩国、法国等。例如韩国，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推出了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出口等系统扶持政策，设立了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出版基金等。法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叫“傅雷计划”的政策，对法国文学和人文科学类书籍的翻译出版进行资助，加强图书的宣传推广。2004～2005年有一百多部法文作品在“傅雷计划”的支持下被翻译成中文。德国通过在外交部设立翻译赞助项目、在联邦文化基金会设立Litrix项目和设立专门机构“亚非拉文学促进会”三种形式来支持版权贸易。

(二)畅通版权输出渠道

目前，出版社出口图书要通过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出版社自身无权输出，这就造成了环节的增加、成本的提高和效率的降低，限制了输出的总量。国家版权局应根据新著作权法的规定，尽快颁布著作权转让合同的标准样式，规范著作权转让条款，并与国际接轨，这样可以使出版社尽可能得到更多的授权。

由于出版社不易掌握和了解哪些产品适合国外的市场和需求，所以往往需要在调查和取得信息方面得到帮助。国家版权局等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对版权输出事务、海外图书市场的需求进行专项调查，然后向版权机构或出版社提供咨询和指导，还可以利用系统的优势，组织一些大的项目，由国内的出版社应标，再组织推广。

(三)加强宣传[4]

图书版权贸易的宣传工作和图书的宣传工作有很大不同，它主要是指出版社以版权贸易为中心开展的图书营销宣传，包括出版社总体实力的宣传、出版社专业特色宣传和图书品牌的宣传，还包括寻找理想的版权，等等。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以下宣传促销手段来推进国际版权贸易的顺利发展:1)参加国际书展。2)开发衍生版权产品。3)媒体攻势。多样化的宣传促销手段使得图书更容易被人们发觉，从而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出版市场。(四)完善版权机构，提高人员素质随着国家版权局取消版权机构的行政审批，越来越多的版权机构正应运而生。但仅有10多年历史的中国版权机构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和有待提高的地方，这就要求国家行政部门和版权机构共同努力去完善版权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版权局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及行业规范等，大力扶持版权业的发展。此外，通过在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中增设相关课程，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班、培训班等形式来培训版权贸易人员，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版权贸易专业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