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7:55:45

版权保护论文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1

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对电子信息作品进行复制行为，除了所谓“暂时复制”，还有应用计算机本身“复制”功能进行操作以及应用下载软件执行下载程序等方式。用计算机“复制”功能操作，一般很难予以控制，不论是因特网服务商还是电子信息化作品作者本人，均无法得知进行复制操作的行为人是否有权复制，更无法得知其复制行为是否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个人欣赏、使用或学习等“合理使用”的情形。这样，给对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控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有人认为，应由因特网服务商履行实质审查的义务，防止自己的用户非法复制。理由是因特网服务商从版权人处获得许可发行其作品，后服务商又与用户签订因特网服务协议，本着我国民法理论及《民法通则》中阐述的权利的行使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因特网服务商应保证其用户不损害版权人的合法权益。从法理上看，这种做法确实有道理，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行。这种做法意味着服务商承担了更多的审查、监督义务，作为平等主体的用户完全可以拒绝非行政主体的服务商对自己的资质和实体权利予以调查了解。由此，等于把服务商置于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可能面临版权人一方主张版权权利，一方面又可能面对用户的拒绝而致使审查不能。“两面不讨好”的角色是绝对不利于因特网服务的发展的。

其实，“双赢”的方法还是有的。近些年火爆异常的bbs(网络论坛)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在论坛上，各版主为了防止网民们散布非法言论以及从事一些其他不法行为，会采用屏蔽技术对非法信息及不法言论进行屏蔽遮盖，以维护网络文明。各因特网服务商也可借鉴这种做法，可以在与用户的服务协议条款中约定，如果用户进行违法活动或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网络民事行为，服务商可直接将相关内容予以屏蔽；或者版权人要求任何复制其作品内容的行为均需得到其许可，则服务商亦可采取屏蔽的办法对该类作品予以保护，待用户征得许可后再单独对该用户撤销屏蔽。二、“侵权”与“合理使用”的区分认定问题

合理使用的问题其实就是由复制权问题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涉及复制权问题时，最困难的环节就在于区分复制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特别是对电子信息化作品而言，行为主体、主观意图及损害结果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合理使用”与“侵权”之间的差别往往微乎其微。讨论“合理使用”问题，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侵权”的认定问题。

针对“因特网服务商是否应对其用户进行非善意复制行为负责”的问题，曾有人指出，网络服务商应当因其用户从事非善意复制行为而代为承担责任。主要理由是用户的侵权行为是通过因特网服务商的设备实现的，服务商和用户有业务关系，最可能了解用户的身份和行为，进而阻止侵权行为；而且，相对于版权人而言，对于防止及遏制侵害处于有利地位；无人为因特网付钱，但用户为服务商的中介商的中介服务付钱，无人管理互联网，但服务商可以管理自己的仿网络系统。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由服务商承担替代责任的观点。服务商承担替代责任，就意味着服务上的行为侵权。而在我国民法对一般侵权行为认定的四个构成要件中，可以看出，其实服务商并没有违法行为存在。违法行为是“复制”，版权人主张权利是因非法复制行为而引起，实施这一行为的主体是用户而不是服务商，只有用户的行为才满足侵权行为四大构成要件。在我国民法理论及实践当中，只有存在雇佣关系或监护关系才可能出现承担替代责任的情况。显然，这里不存在雇佣关系和监护关系，法律无法因一种服务协议而确定一方应为另一方承担替代责任，尽管可能设立追偿制度以尽量地挽回服务商的经济损失，但于合同义务，于版权侵权之债的相对性来看，对服务商都是显失公平的。

笔者建议，可以设立由服务商与直接侵权人及用户承担共同责任的制度。总体说来，即在因特网服务商获取足够的信息去推断一个用户探询版权侵权存在时，如果原告能够证明侵权存在，服务商没有查询或推断没有侵权时，因特网服务商将承担共同责任。这样，服务商就会有动力去积极地查询其网络，削减侵权的可能性。一般地，如果调查结果表明用户侵犯版权成立，服务商会中止服务。如果服务商经查证无法确认侵权是否成立，例如不知道用户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那么应当认为，只要服务商做出了形式审查行为，并且有合理理由证明其确实无法确认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即可免除其责任。

综上所述，在某一用户正在进行侵权时或根据当时的情况服务商应当知晓该用户正在侵权，而服务商没有积极地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并采取相应、合理的措施时，该服务商就应当与该直接侵权人一起承担共同责任。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对“合理使用”和“侵权”加以区分以便认定。首先，何为“主观过错”？用户在网页上浏览，由此而产生的“暂时复制”不算过错。但用户在浏览之后将网页上的内容复制并固定到计算机或其他载体上就存在过错了。如何判断用户的“主观过错”是否存在？联系上文阐述的服务商形式审查义务，服务商可以在提供服务时在用户浏览完准备进行“复制”或“下载”操作时，对用户进行讯问，如“请确认该用户已获授权以便复制或下载该作品”。这种询问就可以视为服务商形式审查义务的履行。倘若用户欺骗服务商称其已获授权许可，则一旦涉及侵权纠纷时，服务商即可以“已审查用户是否适格”为由抗辩于请求服务商承担共同责任的主张。其次，就“违法行为”的认定而言，真正的违法行为时用户的复制与下载行为，要认定服务商的共同侵权责任，就只能在服务商没有履行形式审查义务时才能认定，也就是说，对于版权权利人来说，直接导致其权利受损的是用户进行了未经许可的复制或下载行为，而服务商则是因未尽形式审查义务而导致这一违法行为直接产生，故应承担共同责任。因此，在服务商未予审查时，其怠于审查的行为和用户进行复制或下载一并构成了“违法行为”。服务商对用户行为进行审查直接决定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将会受到损害，即损害事实是否会形成。所以，可以认为服务商的形式审查行为直接影响着违法行为与受损事实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冯晓青.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研究.冯晓青知识产权网，2007-3-1.

[2]刘剑文.TRIPS视野下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邓灵斌.国家信息化视野中知识产权研究的新视角——《国家信息化与知识产权——后TRIPs时期国际版权制度研究读后》[J].图书馆杂志，2006，(1)

[4]段维.试论电子商务涉及的版权问题[J].出版科学，2004，(4).

[5]梁清华.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2

一、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面临的新问题

互联网丰富了版权的内涵和外延，即传统的印刷版权逐渐向数字版权转化的过程中，不仅版权主体范围更加宽泛，比如，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之间混合成为版权人的情况日益增多，而且版权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比如，多媒体作品、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数据库和集成电路等新的版权作品出现，同时也衍生出了更加多样的版权，诸如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保护权等。与版权内涵和外延的扩展相适应，侵犯版权犯罪也呈现与传统犯罪不同的特点。一是犯罪主体多元化。网络环境中，版权侵权行为的参与者十分广泛，他们在侵权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均不同。互联网背景下，版权侵害一般会经历上传、储存、检索和下载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作品提供者、网络连接服务者和作品下载者等主体，这些主体的存在都使版权享有者对作品的专有性受到削弱。二是主观目的不明确。对版权进行保护的宗旨在于适度保护版权人的权利，合理划分版权人和社会公众对作品的使用范围，从而激励知识传播和创新。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社会公众出于学习、借鉴和研究等目的使用作品是不能被认定为侵权的。然而，在网络环境下，版权犯罪目的和动机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有的版权侵犯主体是为了实现网络共享，有的版权侵犯主体是为了提升个人声望或是降低作品作者声望。这些行为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严重损害了版权人的权益，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三是犯罪行为新型化。传统模式中对版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未经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复制、发行他人的作品［2］。在网络没有普及之前，公众对作品的获取只能通过在市场中购买、租借作品的有形载体来实现，而在网络普及之后，信息的数字化大大简化了犯罪流程，降低了犯罪成本，行为人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轻而易举地对作品进行上传、下载、复制或修改等，甚至还会采取技术规避措施，给版权保护带来巨大威胁。四是犯罪后果难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侵犯版权行为的危害后果认定主要是依据违法所得数额这一有形标准来确定，而网络环境下对版权的侵犯并非都是为了营利，很多侵犯版权行为可能根本就没有违法所得或者是数额很少，而且由于网络传播的无限性，实施侵犯版权犯罪的范围和影响突破了传统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犯罪的破坏力惊人。

二、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的现状及主要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制定之初，由于社会环境限制以及立法技术等原因，不可能预见网络环境下版权刑法保护可能产生的新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给予任何回应；而后我国虽多次颁布《刑法修正案》，也并未对版权的刑法保护规则做出修正。我国对版权的刑法保护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关于“侵犯著作权罪”以及第218条关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相关规定，立法滞后明显。当下，关于如何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版权刑法的保护，进而对刑法规范做出调整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1．互联网时代版权刑法保护现状梳理近年来，为应对互联网的冲击，我国在版权刑法保护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对策。一方面，我国通过了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首先在《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明确了对利用互联网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行为主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了对信息网络侵权的刑事保护，列举了可能构成犯罪的版权侵权行为。此外，我国在2002年1月1日生效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及2006年7月1日生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明确了对计算机软件以及软件以外的著作权与邻接权作品的刑事保护，以及网络侵犯版权行为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出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处理网络版权侵权犯罪行为、保护网络著作权的需要，2004年与2007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知识产权案件刑事解释（二）》，其中都有涉及互联网版权刑法保护的相关规定。2．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的理性反思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问题都给予了一定回应，对规制版权犯罪行为，保护版权人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疑问，需要我们反思并审慎待之。首先，版权刑法规制的范围是否需要调整。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版权的刑法保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存在严重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版权保护的范围过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版权的保护实质上只局限于复制权、发行权和美术作品的署名权，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所规定的八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有一定的差距。在现有的刑法保护体系下，版权犯罪一旦与网络相结合就会导致刑法适用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定性难。社会公众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行为和侵权行为、合法所得与非法所得全部混杂在一起，侵权行为与侵权金额的认定难度很大。其二，调查难。网络的无形性、隐蔽性给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困难，尤其是电子数据极易被复制，权利人难以查找到最初的侵权人，再加上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人数众多，调查取证更是难上加难。其三，适用难。由于网络虚拟性、技术性的介入，侵犯版权犯罪的行为方式、危害后果等极易被异化，传统刑事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形，使得版权刑法保护的弱化更为明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版权的对象范围、行为方式等必然会进一步扩张，现有的刑法保护体系亟须进一步完善。其次，对侵犯版权犯罪行为的界定是否需要重构。传统模式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规制的侵犯版权行为主要有两种，即复制和发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复制主要是指以印刷、复印、录音、录像和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成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发行主要是指以出版、出售、出租、出借或赠予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印件的行为。相比之下，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复制、发行行为应当让位于网络传播行为，在实践中，网络传播侵权行为已然呈现比复制、发行侵权行为更加巨大的社会危害性。2004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将通过信息网络向社会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视为“复制发行”，这为网络侵犯版权行为犯罪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最后，当前版权犯罪的主观要件是否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218条之规定，认定构成版权犯罪，必须要有“以营利为目的”这一犯罪动机。我国刑法之所以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版权犯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为了营利而非法复制、发行他人作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不仅侵害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国家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秩序；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侵权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似乎并不大，不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和重点，这也比较符合刑法谦抑主义精神［3］。

三、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的应对思路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3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迅猛发展，将人类文明带入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国际互联网络是数字技术与计算机通讯技术日益发展和密切结合的产物，作为一个巨大的通信网，其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在网络环境下，版权所保护的作品有了新的传播方式，公众获得创造性文化产品的途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更，这对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由于网络传输对版权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因而该问题引起国际知识产权界的关注与兴趣。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组织专家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并找出相应的对策，如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加拿大等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于1996年底推出了两个新公约，解决网络传输纳入版权保护体系的问题。论文百事通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Internet上网计算机已达74.7万台，用户达210万。且目前其发展极为迅速，因此网络传输对我国传统版权保护体系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版权制度是随着新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完善的，我国的著作权法也应予以调整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从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和加强集体管理的角度，找出保护网络传输权利的对策，并提出对我国著作权法相应的修改建议，以期促进网络环境下对版权的保护。

二、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

计算机网络化给以往的作品传播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传统传媒介质的作品都可以通过二进制数字编码在网络上传播，通过网络交换得到的作品与原始作品有完全一致的效果，且使用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于数字化后的信息很容易地改变或加工其内容，或插入其他信息。这种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对著作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本质上说，其仅仅是为权利人增加了一种传播作品的方式而已，并未动摇著作权保护的基础──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其思想内容本身。因而要使网络运行规范化，也不必对著作权法作根本的变更，只是应对现有规定作适当调整和补充。其中，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问题是规范网络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对于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学者多有论及。但大体有以下三种见解：

1、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的规定，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的行为。而网络传输中，与传输的网络联网的用户即可从其计算机终端上卸载作品进行阅览、储存、打印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使用。因此这种向公众传输的结果和经济影响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有相似之处。计算机程序可以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十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原件保留在发出传输的计算机中，复制件则存在于每一台计算机的内存或存储装置之中，传输的结果本质上与发行十个复制件相同。以网络传输向公众发行作品复制件与以其他传统方式发行并无区别，因此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美国1995年公布的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即通称的“白皮书”就建议，美国的版权法明确承认网络传输属于向公众发行，在版权人专有的发行权之内。我国有的学者也持此观点，认为网络传输事实上是在社会公众中发行作品的一种新方式。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与传统的发行行为的内涵不符。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看，发行是与复制行为相联系的，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成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这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复制，此外还存在意义更加广泛的广义复制。这种广义复制实质上可以把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全部经济权利的行使方式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可以认为一切“再现”原始作品的行为都是复制，而不仅仅是原封不动的复制，翻译、改编、录制等都是作品的再现，只是改变了表现方式。但这种广义复制在著作权法上意义不大，且易造成权利混淆，故一般并不采用。对于网络传输，有的学者认为也存在复制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暂时复制”。暂时复制是指作品仅进入了计算机内存，没有固定在任何有形媒体上，这在网络传输中是广泛存在的。美国的白皮书就认为暂时复制是一种复制行为，此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外交会议，由于暂时复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在版权条约的最终文本中删去了包括暂时复制的复制权的内容。关于暂时复制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复制，这种主张并无太大的积极意义，相反还易导致网络运行各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确定，且其对于作品的使用，对于信息的流通，都会构成不同程度的障碍。因此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不是发行行为。再者，即使将网络传输行为看作是发行行为，也会产生与“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应对该原则作例外规定。因为传统的作品的有形物经发行后，该有形物的发行权便用尽，而网络传输的作品是与有形物相脱离的，再适用该原则就会产生矛盾。

2、网络传输是一种类似广播的行为

网络传输是与广播相类似的公共传播行为，其同有线电视传输没有本质的区别。家庭录制设备的出现同样遇到网络传输今天遇到的个人大量复制的问题，但是对于个人复制广播电视节目，并未将广播权解释为发行权；而且采用公共传播理论，可以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但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播放方式包括无线播放和有线播放两种。依该规定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只有有限种类的作品和有限种类的传播方式能包容进去。因此可以通过对播放权含义的扩充，从性质上确认网络传输是一种公众传播行为，是属于作者的一种专有权利。但需对播放的范围予以扩展，从播放对象看，既包括现场的表演和展出，也包括音响作品、动画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各类作品的数字形式；从采用的技术上说，既包括通过无线电波和有线电视系统的播放，也包括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的播放；从传输方式上说，既包括一对多的播放，也包括一对一的播放，即点到点的传输。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网络传输与有线电视传输确有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在运行主体、传输内容、传输目的、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传输作为类似广播的行为予以保护，亦不甚可取。

3、网络传输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

网络传输具有不同于其他作品使用方式的特点，它通过联结千家万户的网络，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速度快、效率高、范围广的特点，向公众信息，传输作品，使得信息的流通产生了质的飞跃，因而应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学者持这种观点。且1996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版权条约、表演和唱片条约规定了作者在网络上的权利，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两个新条约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即网络传输权。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根据传统的理解，作品传播给公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开传播，二是发行。网络传输行为尽管与这两种方式有某些可比之处，但不能将其简单地定性为公开传播或发行行为。只是可以作为立法上的参考，在司法实践中，在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之前，甚至可作某些类推适用。但从本质上说，网络传输行为与传统的传播方式完全不同，因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新条约中规定了网络传输权，也就是说，作品的传播目前应有三种方式，传统的公开传播、发行和涉及网络传输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作品在网络上向公众传输，属著作权人对作品实现经济权利的使用方式之一，具有和“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计算机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输，可能会成为作者使用作品的主要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经济价值会越来越大，甚至会超过传统的作品使用方式。把作品搭载到计算机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为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并在法律中规定，是计算机网络化健康、规范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目前国内网络传输的情况看，在版权保护方面基本上是无序状态。如果不尽快在著作权法中增加网络传输权的内容，司法机关会因法律的不明确而无法操作，侵权行为也得不到制止，长此以往，会使公众误以为任何作品都可以随意上网并免费使用，这种习俗一旦形成，将难于纠正。这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增加网络传输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公开传播，包括将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其作品的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网络传输行为既不是发行行为，也不是类似广播的行为，而应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予以规范和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应尽快增设网络传输权，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但同时也要注意维持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三、网络传输与合理使用

明确了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如何保护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这首先涉及到重新界定合理使用的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可以合理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所谓合理使用，是指他人依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必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而无偿地使用其作品的行为10.这对于一般传统作品来讲，是容易理解的。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网络传输，在网上以点对点的形式传播，如果依照传统著作权法，这种使用属于私人使用，应划归合理使用的范围。这样，无疑会给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在著作权法中确定网络传输权，个人在网络上获取作品固然将受到该权利的控制，但同时也应对合理使用的规定进行适当修改，应加上网络传输环境的例外规定，使之适应网络环境的要求。

四、网络传输权利的行使

即使法律规定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著作权人要真正实现这一权利也是有困难的。因为著作权人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谁利用了，如何利用了，利用了多少次，更难以发放许可和收取报酬。从现存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和国际上通行的作法来看，解决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著作权行使问题，除通过著作权人个人行使权利外，主要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者其他权利所有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由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国际化，著作权人对作品的被使用情况很难了解，因而出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从事著作权、介绍，或者信托活动，其最早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集体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有关作品的使用情况，与作品使用者谈判、签约，发放使用许可，收取、分配使用费和追究侵权责任等。其中通过集体管理机构行使著作权最多的是音乐作品。网络传输作品也可采取设立集体管理著作权的机构的方式，以对之有效保护。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人可将权利以信托的方式转让给管理机构，由管理机构与作品的利用者缔结合同，或由管理机构对侵权者依法采取对策。通常每一侵权行为的损害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每个权利人对这类侵权行为一一诉诸法律，事实上也十分困难。如果由管理机构将大量的权利集中，以规模化的利益为目标开展工作，则无论是监视侵权，还是进行诉讼，均成为可能。同时，从作品使用者的角度，也易知道谁是权利人，许可的条件是什么11.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适用于网络环境的。

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提及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只是在实施条例第54条中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我国目前的集体管理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我国应在著作权法中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地位，对著作权法予以修订。因为集体管理制度作为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有效途径，不仅表现在数字技术引起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其他新技术，如录音录像、静电复印、电缆电视等技术引起的著作权问题方面。可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应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因为毕竟集体管理在我国属全新的事物，公众乃至司法人员对之了解甚少；此外还可以针对网络传输的情况，规定网络传输权应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实现，因为这是在数字技术时代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因此，为有效保护网络传输作品作者的著作权，我国应修订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网络传输权，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并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著作权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文化、经济事业的发展。保护作者的权利，固然可以激励他们进行再创造，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著作权法还涉及作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因此应选择一个利益平衡点，既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至于损害公众利益，阻碍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对于网络传输问题也是如此，既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能影响公众通过网络利用信息，既不能造成免费随意使用信息的习俗，又不可对著作权人进行过度保护而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且从世界范围来看，1997年8月德国开始实施全世界第一部规范计算机网络的服务和使用的单行法律──为信息与电信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12.其中第七章规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正问题，主要规定了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尽管对网络技术对著作权保护的影响基本未涉及，该法仍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探索，对各国的信息立法工作会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我国修订著作权法也可借鉴该法。公务员之家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4

计算机软件是现代社会主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物，对软件这一人类智力成果和知识结晶实行有效法律保护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软件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保护知识产权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受到了国际法学界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本文从我国计算机软件版权的概念、特征谈起，对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的原则，法律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和相应立法建议略作探讨。

本文通过计算机软件版权法律相关的分析，认为：软件的特性及实践的发展表明，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等知识产权法，结合起来是加强软件法律保护的必由之路，专门立法应该是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的必然。问题如何解决有待于读者去思考。

关键词：计算机软件版权著作权保护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普及化越来越高，微型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相继成为市场上的主导产品。计算机程序，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软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计算机软件市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软件用户的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通用软件的大量上市。这给全世界以及人们的工作、生活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计算机软件的价值也受到了人们更多的重视，因为软件常常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如何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门话题。

一、我国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条例

1．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条例

在1991年，我国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下称《条例》）该条例中对“计算机软件”所作的界定同时考虑了我国软件开发的实际与国际上通常的意见，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下的定义在原则上保持了一致。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条例》的不少规定已经不适应计算机软件保护工作的需要。在《著作权法》修订后，国务院于2001年12月20日审议通过了新的《条例》，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该条例与1991年《条例》相比，对软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限制重新作了调整，删除了原《条例》第22条的规定，修订了原《条例》第31条的规定，使《条例》①的规定与《伯尔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保持一致。《条例》规定定义如下：

本条例所称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

(一)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

(二)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三)软件开发者，是指实际组织开发、直接进行开发，并对开发完成的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独立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自然人。

(四)软件著作权人，是指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软件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根据《条例》规定，受条例保护的软件必须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并已固定在某种有形物体上。其中，独立开发是指软件应当具有独创性；固定在有形物体上是指软件应当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根据《条例》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这表明，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并不是软件著作权的客体。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客体是指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主体，即软件著作人，是指依照《条例》规定，对软件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条例》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所开发的软件，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外国人、无国籍人的软件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外国人、无国籍人的软件，依照其开发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依照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条例保护。

2．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条例分析

在新条例中，对版权的保护延伸到了最终用户领域。也就是说，任何侵权的单位和个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此规定一出台，不但网民在网上大发议论，甚至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在新条件中对最终用户的规定，已经超越了WTO对软件版权保护的水平，是不是超前了、是不是过度保护产权了？

笔者认为：对最终用户追究法律责任，早在1991年6月4日的原条例中就有规定，并不是新条例中的新规定。它已经存在了十几年。所以不能说它超前了。而且由软件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知识产品，它复制起来太容易了。因此，为了维护厂家的经济利益，发展我国软件产业，就必须加强立法及惩罚力度。因为软件产业是以智力创造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它的发展不仅需要在投资、税收和吸引人才等方面得到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知识保护环境。软件业界公认盗版是阻碍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软件用户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软件公司就无法获得合理的收入和回报。那么，他们就无法扩大对软件研发的投入，从而削弱了中国软件企业的竞争力，使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无法立足。所以，为了从源头上打击盗版行为，就必须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需要强调的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刑事打击的盗版行为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者，民事、行政处罚目前主要针对单位用户。一般的个人用户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从而提高民众的整体素质。另外，我国的立法是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需要。就算WTO中没有要求，为了我国的软件企业发展的需要，也应该对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进行追究。我国目前的本土化软件太缺乏，实力也无法同国际企业相比。只有在保护软件产权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才能给我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才能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二、计算机软件版权问题的相关法律思考

1．以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优势与缺憾

鉴于计算机软件产业的迅猛发展，各国逐渐加强了对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目前，计算机软件可以享有多种法律保护手段，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软件而言，一般都能得到是著作权法保护。因此，著作权法俨然是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最普遍、最主要的一种法律形式。

著作权法作为软件保护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主要有以下优点：

（1）、计算机软件具有的“作品性”使其易于成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

计算机软件具有的表现形式以及其易复制性，都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极为相似，就连侵犯软件权利的方式也主要是复制、抄袭等，因此计算机软件被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是一件自然的、合理的事情。

（2）、软件可以自动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著作权法的自动保护原则，使得软件不需要经过申请等法律程序，就可以得到保护，节约了软件开发者的时间和成本。

（3）、几乎所有的软件都能符合著作权的保护标准而受到保护

著作权对软件的保护范围比较宽，其保护标准也不很严格，只要软件具备了形式上的独创性即可，即只要是由软件开发者独立创作完成的，即使在软件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也可能获得著作权。这使得几乎所有独立开发的计算机软件都能满足软件的独创性条件，进而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在《欧洲共同体关于计算机程序法律保护的指令》（1991）中对软件独创性条件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即如果一个计算机程序的作者以其自身的智力创作完成了该程序，就意味着该程序是具有独创性的，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世界各国对此均持基本相同观点，我国亦然。从这一点上看，在保护计算机软件方面，著作权法比其他部门法更具优势。

（4）、利用著作权法保护软件有利于计算机软件发展中的各种权利的平衡

由于著作权只保护软件的表达或表现形式，而不保护思想、方法及功能等计算机软件的内涵，为其他软件开发者利用、借鉴已有的软件思想去开发新软件提供了方便之门，有利于软件的创新、优化和发展，同时避免了对计算机软件的“过度”保护。“表达与思想分离的原则”对维持计算机软件发展中“保护”与“创新”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整个软件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5）、著作权保护更好的适应了计算机软件的国际化

随着信息全球化趋势的加大，计算机软件也日渐呈现出其国际化的特点。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著作权制度，而且例如《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国际条约也吸引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加入。因此，计算机软件比较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著作权保护。

当然，著作权保护软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有：

（1）、著作权法不能保护软件的思想和功能

计算机软件不仅具有作品性，更具有功能性，而其功能性才是软件最具价值的部分，但著作权法对于软件的构思、设计方案和功能的保护几乎无能为力。

开发软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用，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上的享受，这使软件的“功能性”显得更为重要。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显然无法满足对软件的全面保护，在软件权利人所应有的权利范围中出现了空白的区域，比如体现在软件中的独特构思和技术方案无法获得独占性、排他性的权利。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许多软件开发者通过“反向编译”利用了他人软件中体现出的思想、创意、原理、算法和数学方法等，独立开发出“表现”形式不同的软件，从而避免了侵权。笔者认为，虽然著作权不保护软件的思想和功能的特点有利于平衡软件发展中的各种权利，但是此类情况的频繁出现，势必会挫伤原软件开发者的创作积极性，不利于软件的保护。

（2）、著作权的保护期过长无法适应计算机软件更新速度快的特点

根据著作权法的对保护期的规定，软件的著作权保护期可长达50年，自然人的甚至可能达到百年以上，而计算机软件的一大特点是淘汰率高、更新速度快，这就使得保护期显得过于久长，对一个已经被淘汰的软件仍提供保护，为他人在此软件之上的继续开发设置了障碍，不利于软件产业的发展，有损于公众利益。

（3）、著作权法并不限制他人独立创作完成实质相同或者近似的软件作品

受著作权保护的软件必须是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并已固定在某种有形物体上的。如果软件满足了独立创作的条件，即使同他人开发的已有的软件相同或者近似，也不构成侵权，损害了软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所谓的“净室技术”正是为了达到既能利用他人的创意，又能避免侵权的目的，而研究出来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利用原有软件的创意，在避免开发人员同原软件接触的情况下独立开发新软件，如此开发出的软件，虽与原软件在实质上相同或近似，却不用担心侵权。

（4）、著作权法允许他人“合理使用”软件

软件是实际价值体现在其“功能性”上，软件只有在被实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其真正价值。但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若仅以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为目的使用软件，属于“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软件存在的易复制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该原则而获得无偿的使用，这无疑会造成软件权利人的利益损失

2．我国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的问题

我国目前软件产业的实情是，除了财务、排版、教育等专用软件尚能自立外，包括系统软件及比较重要的通用软件在内的软件业主体部份已被国外大型软件公司垄断，当年曾一统天下的字处理软件WPS已基本上被Word所取代，汉字DOS操作系统也被微软Windows所替换。这样的结果造成的现状是，中国的软件企业只能靠组装和销售外国大软件公司的产品来获取菲薄的利润（这又被软件业内人士形象地称之为“外挂式生存”）。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大型软件商占据了软件产业的高端市场，由此依靠出口获取高额利润。以世界软件第一出口国美国为例，其出口量占全世界软件出口量的70%。靠着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大型软件公司，连同其他版权业界势力，多年来一直对本国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希望把自己的权利要求转化为正式的法律文本。产业界的意愿，甚至渗透到一些国际条约中，如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明显高于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体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利益。

我国的软件业处于后进状态，更多的是处于“使用者”和“二次作者”的地位。更多的时侯需要模仿和借鉴，犹如需要付费进入他人的先占领地——只有进入以后才能寻求超越。所以如果全盘照抄西方的法律制度，无异于帮助扩张他人的先占领地。因此，在计算机软件保护这个问题上，应看清楚我们国家目前在国际软件市场中所处的格局，在国际规则所允许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策略，要敢于和善于斗争。

3．计算机软件的特征

计算机软件除了具有知识产权的一些共同的特性外，还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技术特征和法律特征，在理解和掌握计算机软件这一概念时，应注意以下基本要点和特点：

（1）、计算机程序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呈现出其作品性，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代码、符号以及不同的固定载体来表现。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计算机程序的表现形式也将会日新月异。

（2）、计算机程序具有创作开发的高技术性。软件的创作开发一般是经有组织的群体按照精细的分工协作，借助现代化高技术和高科技工具生产创作的，自动化程度高。计算机软件是人类的智力成果，它凝聚了人们潜心钻研与开发的时间和精力。计算机软件具有开发复杂、工作量大、周期长、投资额高等特点。

（3）、计算机软件的思想与形式互相渗透，难以分割。它不仅是人类思维所形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种技术方案，是兼备同文字作品相似的表现形式与实用工具的功能这两种特性的统一体。

（4）、计算机程序功能性。计算机程序是使用、操作计算机必不可少的工具，具有高度的价值含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计算机程序与一般的文字作品不同，它主要的功能在于使用。可以说计算机程序的功能只有通过对程序的运行及使用才能充分的体现出来。有的学者将计算机程序的特性归纳为以下三点：1程序具有序列性，即程序是代码化指令序列、符号化指令序列和符号化语句序列；2程序具有可执行性，即程序一定是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3程序具有目的性，即一个程序在计算机中运行后要达到一定预期的结果。

（5）、计算机软件具有极易复制、极易改编的特点，而且复制改编的成本低、费用小，很容易被他人肆意的复制盗用和篡改。

（6）、计算机软件的更新迅速、发展快，生命周期短。一般而言，软件的寿命大致为3~5年，较短的为1~2年，甚至更快。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软件的更新周期将会越来越短。

笔者以为，软件的特性及实践的发展表明，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等知识产权法，结合起来是加强软件法律保护的必由之路。依靠著作权保护软件的表达，依靠专利法保护具有创造性的构思，在这一点上，多少有点象一位工程师对某个技术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并写了一篇论文来介绍这一解决方案。此时，可以依著作权法保护论文的著作权，也可对技术方案申请专利权。以获得专利法对技术方案的保护。

实际上，我国的版权法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体现的正是适度保护。《著作权法》本身已经比较倾向于促进社会公益，如：只保护最基本的版权，对于那些显然超出中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权能暂时没有保护，规定了较广泛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对外国作品中国保留了使用强制许可制度的可能性，等等。而《条例》在计算机软件取得版权保护的条件、保护期限、软件版权的内容等多方面作了比普通文字作品更为严格的限制。

4.计算机软件单独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无形的智慧成果加以保护，对其所享有的专有权，它是将具有“社会公共财产”性质的信息纳入私权的范围，若不加注意就会出现保护过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但若保护过弱，又达不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存在着诸多对知识产权限制与反限制的选择，因此存在一定程序创作者、开发者、传播者、使用者行使权利中的对峙等现实，知识产权法作为以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开发者、所有者及其他主体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的法律，如何能统筹兼顾，真正发挥作用，唯有坚持平衡协调各种可能相互冲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衡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精神。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意识传统的多方面制约和影响，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绝对的平衡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何能在现行的法律模式中达到知识产权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平衡，即平衡的最优化，是立法者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论及版权法、专利法、商业秘密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学者们虽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优缺点，但正是由于版权法、专利法、商业秘密法保护计算机软件都不能最大效率的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学者们都趋向于制订一部能最优平衡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专门立法。

三、结论

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计算机软件是现代社会主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物，对软件这一人类智力成果和知识结晶实行有效法律保护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软件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保护知识产权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受到了国际法学界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

但是，由于计算机程序具有自身独特性，而使得在对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的过程中出现了侵权案件的数量大、技术问题与法律问题相互交叉、侵权证据不易获取和保存、侵权判定困难、权利人的损失不易计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增加了保护的难度。虽然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等知识产权法，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计算机软件提供保护，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仅仅利用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等法律方式均有其不足和无力的方面，即使将上述法律手段综合起来、相互协调对软件进行保护也难以做到全面的保护。

笔者认为，对计算机软件这项在人类科技与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高科技技术应该加大保护力度，以一种更加实用、更加开放的思想观念去考虑计算机软件的保护问题，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建立全面良好的法律环境以促进和保护软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加强对软件的法律保护，专门立法对软件知识产权进行调整极具现实意义。目前，针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专门的立法保护，已经成为了国际上致力于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人士的又一选择。虽然这种保护方式同当今世界的软件保护的情势不甚一致，但是从长久角度看，专门立法应该是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的必然。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计算机软件版权问题，使计算机软件得到更加充分、全面、有效的保护，为整个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注释：

①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可以调解。软件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参考文献：

1、《知识产权法》黄勤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2、《IT业的知识产权》王云斌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4月

3、《计算机技术教程》曹慧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年8月

4、《著作权法》李明德、许超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5

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知识产权，如今已到了信息时代，作为精神财富的智力成果的知识形态的商品价值更加突出。知识财产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前提是，必须在法律上首先确认知识财产的所有人即权利主体，确认哪些智力成果可以取得这种产权，确认智力成果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取得这种产权。除了明晰产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还要求公开、公平与公正，这也需要有关产权法律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就是调整人们在智力成果生产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一套产权设置程序，用法律形式把知识形态的智力成果定格为“知识产权”，使之成为社会财产的构成部分，从而解决智力成果作为商品流通的问题。在今天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知识产权法律作为最基础的市场规则之一，其作用只有通过强制惩罚侵权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威慑力量来实现。因此，如今的知识经济更需要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保障。

版权的客体是由作者脑力劳动所创造，为版权法所确认，并受版权法保护的一定形态的

知识产品。其属性是它符合独创性(原创性)、可复制性和合法性。侵害版权属性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应视为侵权。不同的利益方对于版权法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的人或团体片面要求或曲解版权法，使它仅仅反映自身私利，则有悖于版权法利益平衡的原则和宗旨。

版权保护涉及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教育科研以及网络服务、PC软件信息业等众多领域，因此，版权产业就在相当意义上反映着以这些领域为代表的科技含量高、经济发展迅速的先进生产力。做好版权工作，是保护民族创新精神、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作为知识产权的版权制度，对激励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科技文化进步及其产权有序流转起到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同时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传媒业中知识产权涉及到三大领域：

第一大领域就是高科技投入带来的专利，例如在广播电视传播中，高科技投入开发出来的互动电视、高清晰电视、甚至于某些依靠高科技才能展示的节目类型（如“发现频道”、央视的“再说长江”“故宫”等节目）。高科技投入以后得来的收益很大，这样的收益类似企业的专利收益，投入产出的效益越来越大，投入和产出一旦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将会对媒体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拥有比较健全的制度保障专利所有人的收益，并且在此领域获得可观收入，而此项收入在媒介经营获利中占的比例日趋扩大。

第二个领域是品牌相关领域，即使没靠高科技，也有可能有巨额收益，例如新华社，在国际上它代表国家，是国家通讯社，它的品牌是长期养成的。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的权威性也是长期养成的，因此它们的信息都很权威，很能吸引大众眼球，虽然品牌和知识产权是两个概念，但是作为品牌相关领域来理解的知识产权可以的。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新华网还是其它什么网，公信力是不一样的。这种作为品牌相关领域的长期投入和营造，所形成的产权也必然会带来的巨大的收益。

第三个领域就是本文讨论的版权领域，

知识产权涉及到的三大领域，传媒业全都有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报纸的版权保护问题，必须了解清楚上述三个领域和传媒业的关系。

就不同的媒体而言，和上述三个领域联系的紧密性是不同的，广播、电视、通讯社、出版、报纸、杂志、计算机网络当中，和报纸关系最重要的是版权和邻接权，邻接权就是传播著作权的一种权利。当前涉及到传媒业中报业的知识产权的案例很多，了解清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如著作权法）可以对这些法律纠纷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比如有关版权保护的限制形态主要分为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两种。另外，有一些作品属于无版权作品，这种作品从广义上说也应属于版权的限制形态。在我国版权法中，有关新闻传播中的版权保护限制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第5、22、28、32、40、43条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有关延伸性解释中，并大致可作如下区分。第一，“时事新闻”不受版权法保护。这是《著作权法》第5条的明确规定。《实施条例》第6条第1项解释，“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我国法律的这一规定及解释与国际公约及惯例无甚出入。第二，合理使用。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合理使用是指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在这里，作品本身是有版权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这种权利应受到某种限制。再比如国家《民法》规定关于时效的问题，在版权纠纷中，两年时效是从知道和应当知道起算，如果不知道10年以后才知道应该从这一点起算，但是再长不能超过20年，这一点法律规定很清楚，如果超过20年，25年才发现就不能起诉。所以，包括媒体业界、公众都要知道主动起诉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抗辩应该怎么做。再有就是商标品牌和其他标识性权利，看见标识就知道是某一个知名媒体或知名栏目，这对一个媒体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受众的选择在一个媒介爆炸的时代能够给他留下迅速寻找他偏爱的媒体就是靠的这个标识。二、报业版权保护的法律适用

既然传媒业范围那么广，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又那么密切，法律适用会涉及哪些问题？

1.内容和表达是版权保护的核心对象

所有的媒体都涉及到内容和表达的问题，内容的问题接近于出版商的法律责任，出版商为什么有严格的责任，因为出版物是面对两头的，一头是作者，一头是读者，前者关系到作者智力活动成果，后者关系到传媒的社会责任，在我国，黄色、反动的内容国家是严格管理的，所以出版物的内容是严格管理的，报刊作为一种媒体，它的内容管理和一般出版物是类似的。

内容表达是什么？就版权而言，它跟有形物的产权不一样，它的载体是有形的，但是它的内容是无形的，所以它体现为一种无形的资产。可以讲，版权在内容表现方式上是对人类智力创造性成果的一种物化、法律化和权利化，这种法律化体现在赋予智力活动成果的创造者，在一定的期限内，在一定的地域内，享有一种独占性的权利，未经许可别人不能来实施它。广播电视中以音像、音乐、游戏方式出现、报刊中以报道、评论、特写、专栏、版面设计等方式出现这些都是涉及到内容表达方面。

2.服务和商品的识别性、经销诀窍是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对象

包括商标、品牌、商誉、商业秘密。这是报刊经营者们更为关心的领域。我国的传媒产业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早期的党报党刊时期，媒体无须关心服务和商品的识别性、经销诀窍。在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中，以报纸为例，从版面布局、印刷技术、发行渠道、与读者订户的沟通方式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营模式，这种识别性、诀窍如果被剽窃，从法律的角度说，都可以不正当竞争来界定。

3.传媒业的高技术运用、创新是专利、技术秘密的保护对象

创新的问题是专利、技术秘密的保护对象。新技术、新方案、新商业模式、多媒体技术成为重要的因素。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其它高新技术的应用，报刊本身也在这些技术应用中得到自身在版面设计、内容编排效率、出版发行、创新和发展、产品设计、产品标准的产业链中位置的提升。

三、我国报业版权保护的现状和挑战

报刊作为有400年历史这样一个传统的产业，一直是传媒业中最为重要的力量。版权保护追溯历史也是从报刊的印刷开始的，到今天为止，报业仍然是传媒业一个非常主导的力量。

报刊是很多著作权的权利来源，比如网络转载，转载最多的还是报刊，因此它受到的挑战是最严峻的。另外，报刊之间的转载、报纸的版式设计、新闻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作者的一稿多投问题是当前我国报业版权保护从立法到司法实践最常见的问题。

近十五年来，网络的兴起对报刊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报刊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个历史必然。2005年的南京会议就发表了一个南方宣言，认为报业应该联合起来才能够维护报纸的知识产权，报界自身也提出应该联合起来，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改变新闻产品被商业网络无偿或者是廉价使用这种状况，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2006年38家报业集团在广州发起了一个倡议。从这点看，报刊之所以联合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本身说明报业版权保护的现状是非常严峻的。

四、报业版权保护的若干难点问题及法律适用

1.关于“转载中的版权保护”问题

目前，转载中的情况主要有报刊内容被网上转载、网上内容被报刊转载、报刊之间互相转载的问题。比较多的是网下的内容，也就是报刊的内容被网上转载。很多报社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发表相关的声明，要求不得转载。

(1)网络转载的法律边界

从法律上来看，这种声明要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声明有可能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指这种转载指其他的报刊不得转载，根据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报刊有法定许可，除非著作权人明确声明，特别声明其他报刊是可以不经许可进行转载，法律上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应该支付报酬。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指网络不得对报刊进行转载。对于网络来说，这种声明可能争议就比较大，并且也在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有过一个转折，最早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过解释，也就是关于设立审理计算机网络传播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已经在报刊上面刊登过，或者是在网络上传播过的作品，除非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或者是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委托做了这样的声明，其他人都可以转载，可以再编，只是需要注明出处支付报酬就可以，这并不构成侵权。法律界有关人士认为，最高法院这个司法解释公布，对网络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对于权利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动，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并且进行声讨。随后在学界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讨论。

到2006年7月1日实行的《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二条就做了改变，有学着认为这可能和国外的权利人的要求和施加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规定和国外的规定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到《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里面就明确了，应该取得权利人许可，并且支付报酬。到了2006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删除了原来规定的第三条，也就是说现在网络要转载报刊上面的东西应该取得许可，并且支付报酬，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于网络经营者来说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2)报社“不得转载”声明的效力分析

这种不得转载的声明，应该说它在法律上起到了一定的效力，但是这个效力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这个限制是什么？也就是报刊如果拥有这些作品的著作权，作出不得转载的声明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刊载的是其他作者给你投的稿子，这个声明就无效。所以对一个报社来说，应该跟作者，跟真正的权利人那一方面要取得相关的授权。比如外部的投稿，比如记者的非职务作品，不能想当然都把他视为报社的作品，这样去维权是得不到保护的。

2.关于“新闻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

对于新闻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产生了疑问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时事新闻没有著作权，也就是本法不适用时事新闻，但是并不等于新闻作品没有著作权，新闻作品包括了时事新闻，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除了时事新闻以外其他有独创性的新闻作品当然享有著作权，并且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新闻作品署名权、修改权、发表权，获得发表的权利都应该得到维护，作为报社、杂志社，应该充分意识到对你的那些时事新闻以外的新闻作品应该采取相应的维权措施，维护这些作品的权利，如果别人在使用的时候已经超出时事新闻的部分，而把你的新闻作品其他内容都非法使用了，就应该主张相应的权利。

不受保护的事实消息的单纯性决定了并非任何新闻作品都不受保护。按照上述分析，这样的新闻作品应受版权保护：1有关时事的分析性报道，如新闻报道中具有独创性的通讯、评论，综述、深度报道等；2报道中特有的文字处理、版面风格、编辑方式等。3新闻图片也划归单纯事实之外，对此立法没有专门规定。很明显，这些作品都不再是“单纯”事实报道。

3.关于“一稿多投”的问题

一稿多投实际上是指作者权利以及他权利怎么使用的问题，也就是他把稿子投给谁，由谁发表，以什么形式发表这是作者的权利，他有选择的权利。他在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选择多次使用自己作品的一种行为，在法律上并不禁止，著作权法也没有对它进行限制。但是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著作权人从稿件发出之后15日内，比如说没有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他可以向其他报社投稿，这样一个规定本身不能解决一稿多投的问题。怎么能够真正解决一稿多投产生之后导致发表这个文章的报社专有出版权的问题，只能靠合同解决。也就是说报社应该跟作者签署相关的权益，对作者的权利进行限制，限制以后他如果一稿多投就违约了，其他报社如果采用了同样的稿件，你可以行使专有出版的专有权利，对他们进行限制和制止。因此，这个问题只能从合同规制的角度来加以完善。

4.关于“报纸版式设计”保护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电视节目已经有判例，这种判例对于我们未来发展趋势是一种好的导向。如果说对于有创造性的人类智力劳动成果不给予保护，他投入了大量的人才物力和智慧，别人可以抄的话，肯定不可能使社会文艺繁荣，所以应该给予法律保护。但是因为版式设计在多样性、独特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因此法律保护应该是通过个案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也就是通过司法判定，事后进行处理，而不是靠事先庞大的立法笼统地加以规定。

这样对于权利人和律师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什么样的版式，到什么程度你能够给它做一个很好的描述。而且你要登记，也要把保护的形式，你的独创性在什么地方应该加以描述出来，作为证据固定下来，你的律师也要去判断，我如果去主张这个保护的时候，法院会不会支持，会不会由于独创性太低，涉及到采用了通用的东西，最终得不到法律保护，这就显然对律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另外，报纸的版式保护还可以通过现行的法律来解决，现行法律对于一般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实行法律保护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报纸没有规定，这就需要我们的立法里面对于这进行扩大的解释。应该和期刊、图书同等对待，而不应该把报纸撇出来。在目前的框架下应该还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报纸有版式设计的，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行使权利，把同样的竞争对手，把那些报纸模仿其它报纸版式设计的进行处罚，在法律上是可以解决的。

五、结语

报纸的知识产权问题其实当前整个传媒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一个缩影，上述各方面在当前其它形式的传媒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版式问题，在电视中就是节目形态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当前电视节目形态从原创性上讲或多或少都有国外一些知名节目的影子。在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的情形下，知识产权的纠纷将不仅仅反映在国内的传媒业内部，也会出现国际之间的纠纷。传媒业是以内容生产和传播来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因此知识产权从什么意义来描述它对传媒业的价值都不为过。我国传媒业从业人员中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的人较少，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知识产权观念的培养，法律界和新闻界的学者、第一线的从业人员共同关注知识产权问题，是传媒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6

二、“侵权”与“合理使用”的区分认定问题

参考文献：

[1]冯晓青.因特网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研究.冯晓青知识产权网，2007-3-1.

[2]刘剑文.TRIPS视野下的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邓灵斌.国家信息化视野中知识产权研究的新视角——《国家信息化与知识产权——后TRIPs时期国际版权制度研究读后》[J].图书馆杂志，2006，(1)

[4]段维.试论电子商务涉及的版权问题[J].出版科学，2004，(4).

[5]梁清华.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6]C.Walker.TheDefenseofFairDealinginCopyrightisPresentlytooRestricted[D].UK:KentUniversity，2003.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7

一、基本案情

在介绍案情以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本案中涉及到的P2P软件的技术特征，因为其技术特征对于认定侵权是有重要影响的。

P2P是英文peertopeer(点对点)的简称，它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递的集中化管理模式，它可以实现不特定用户计算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信息交流，而无需首先登陆由他人经营和管理的网络服务器。基于P2P技术开发的软件可以使用户直接搜索并下载其他在线用户存储在“共享目录”下的文件。关闭任何一名用户的计算机都不会影响P2P软件用户从其他用户的计算机中搜索所需文件。换言之，在由安装了P2P软件的计算机构成的网路中，不存在一部集中向其他用户提供所需信息的中心服务器。

早期的P2P网络系统仍然需要一部对各用户计算机中“共享目录”内的文件进行编目和检索的主服务器，而且只有注册用户才能使用。当主服务器关闭时，P2P系统用户就无法进行文件检索并下载特定文件了。因此，早期的P2P系统对信息的传递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控制。新型P2P技术则完全摆脱了对主服务器的依赖。采用这种技术的P2P软件具有直接搜索其他同类软件用户计算机中“共享目录”的功能，而无需通过主服务器进行文件检索。[2]

属于这种新型的P2P技术的软件有Grokster提供的KaZaA软件以及StreamCast提供的Morpheus软件。由于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免费向用户提供上述二款软件，美国MGM（Metro-Goldwyn-Mayer）等数十家电影公司和唱片公司发现，通过这两款P2P软件被分享的文件有90％都是受到版权保护的作品，其中有70%是这些公司享有版权的作品。因此它们起诉这两家公司，认为其在明知用户将使用这两款软件产品从事版权侵权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向用户免费提供该软件产品，从而实质性地帮助了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并从用户对软件的使用中获得了巨额收入（软件会自动弹出广告），因此应承担侵权责任。[3]

本案的初审法院——加利福尼亚中区地区法院判决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既不构成帮助侵权也不构成代位侵权；上诉法院——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该判决。此后，MGM等公司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于2005年6月27日做出判决，撤销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

二、间接侵权责任概述

根据1976年《美国版权法》第106条的规定，版权人对于其作品有权行使复制权、发行权或者授权他人行使上述权利。如果他人直接侵犯版权人的上述权利，则要承担停止侵害或者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4]如果他人以获得商业利益或个人私利为目的而故意侵犯版权的，还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5]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1976年《美国版权法》对于直接侵权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它对于间接侵权却没有规定。美国版权法上的间接侵权理论是通过法院判例确立的。法院依据普通法上已经确立的原则，将间接侵权责任分为帮助侵权责任(contributoryinfringement)和代位侵权责任(vicariousliability)，让第三人为直接侵权人的行为承担责任。

帮助侵权来源于侵权法，其基本含义是说直接帮助他人侵权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6]关于帮助侵权，1971年由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的Gershwin案中，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知道侵权活动而引诱、促使或以物质帮助他人实施侵权，可以作为帮助侵权者承担责任。[7]依据这个定义，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有两个：（1）知道；（2）以引诱、促使或以提供物质的方式帮助他人侵权。

代位侵权一般说来存在于关系中。例如，雇员在其职责范围内，人在其范围内，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则雇主或被人都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版权侵权中的代位侵权又远远不止于此。[8]

在版权的侵权诉讼中，代位责任的概念最早产生于1963年的Shapiro案。[9]该案提出了判定代位侵犯版权的两个标准：一是代位侵权者有能力制止侵权活动，二是代位侵权者从他人的侵权活动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收益。

三、间接侵权理论在美国判例法上的发展

（一）“SONY案”与间接侵权责任

在版权的间接侵权责任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案例是“SONY案”。[10]“SONY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间接侵权责任原则适用于技术——机器的功能而不是人的行为的第一个案例。[11]该案例在过去20年中，一直指导着美国法院如何判定，如果某一技术产品可以用于侵犯版权，则该产品的提供商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2]因此，该案例对于我们分析P2P软件与间接侵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被告索尼美国公司制造并销售了大量的家庭录像机，而原告环球影视城就一些电视节目拥有版权。由于购买家用录像机的一些消费者，通过电视广播录制了原告的电视节目，原告于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版权。原告主张，被告制造和提供家用录像机，构成了帮助侵权。地区法院认为，绝大多数消费者录制电视节目是为了在其他时间观看，这实际上扩大了节目的收视率，并且不为大多数版权人所反对。即使原告反对这种做法，也没有证明这种做法对自己产生了什么危害，被告没有构成帮助侵权。此外，被告所销售的家用录像机有许多种用途，如果依据原告的要求而下达禁令，将损害被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13]

美国第九巡回上述法院则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裁定被告构成了帮助侵权，发回地方法院重审。最高法院又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由于版权法没有明确的帮助侵权的规定，最高法院借用了与版权法性质相近的专利法的规定：帮助侵权是指故意出售特殊的、与使用某一特定专利有关的零部件；对于那些可用于其他专利的产品，专利权人无权阻止其销售。[14]最高法院认为，“销售复制设备，与销售其它商品一样，只要是广泛地用于合法的和不受反对的目的，就不构成帮助侵权。”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产品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substantialnon-infringinguse)，即使产品提供者明知这种产品也可用于侵权活动，也不能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15]

（二）Napster案与间接侵权责任

第一个由于提供P2P技术被起诉的公司是Napster。要加入Napster系统，用户首先必须从Napster的网站上下载一个名为MusicShare的软件，并且登记由用户自己选定的账号和密码。该软件可以在电脑中生成一个特殊的文件夹，用户可以把愿意与他人共享的音乐文件放入该文件夹中。一旦用户登陆到Napster系统中，Napster服务器会与用户软件产生互动，该文件夹中所有音乐文件的名称信息都将上载到服务器中，表明这些名称所代表的音乐内容可以提供给Napster的其他用户自由下载。如果用户希望搜索特定的音乐文件，他可以在搜索引擎中输入需要搜索的关键词，然后Napster服务器便开始搜索所有当时连接在Napster系统中的用户文件夹。如果服务器发现其中有与关键词吻合的文件名称，就会将其显示在搜索用户的电脑终端上。

当Napster用户搜索到其所需要的文件名称，然后通过直接点击文件名称栏下载整个音乐文件。发出下载指令的电脑直接与存储文件的电脑进行连接，然后相关文件便可以在两个电脑之间进行即时传输。文件传输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直接完成的，并不经过Napster服务器，更不会在服务器中产生任何永久或者临时的复制件。

因此，Napster仅仅是提供文件共享的软件和音乐文件检索的服务，并没有直接参与音乐文件的传输，所有文件共享都是由用户发起，并且在用户之间完成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没有Napster的检索服务，用户之间无法知道彼此的网络地址，也就无法建立起下载连接。如果Napster关闭其服务器，整个Napster网络都将陷入瘫痪。[16]

由于起诉直接侵权非常困难，因此美国唱片业协会向法院起诉Napster实施了帮助侵权与代位侵权。[17]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巡回法院”）支持了地区法院认定的Napster应承担帮助侵权责任与代位侵权责任。

1．帮助侵权责任

巡回法院对于认定帮助侵权采用了适用“SONY原则”[18]的两步分析法：（1）如果被告的产品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则能够豁免“有理由知道该产品可用于侵权用途”的被告，但是（2）不能够豁免“知道”的被告。上诉法院引用了NETCOM案[19]，认为网络技术提供者在接到其用户进行侵犯版权活动的明确通知后，必须采取行动尽可能制止侵权行为的继续；如果技术提供者没有及时制止侵权，它就符合了帮助侵权的“知道”要件和“实质性帮助”要件。由于版权人已经向Napster发出了成千上万份侵权通知，这一事实导致Napster知道侵权活动的存在，因而无法再从“SONY原则”中享受到豁免，并且构成了帮助侵权的“知道”要件。[20]在认定Napster的行为符合帮助侵权的第一个构成要件——知道——以后，巡回法院继续分析帮助侵权的第二个构成要件：以引诱、促使或以提供物质的方式帮助他人侵权。巡回法院认为，Napster将MusicShare交付到用户手中之后，仍然与用户保持着密切的服务关系。通过其集中服务器，Napster持续提供着音乐搜索服务和网络地址连接等服务。如果Napster关闭所有服务器，停止营业，网络用户即使下载了MusicShare软件，也无法进行音乐文件共享。从这个角度看，Napster更像一个网络音乐跳蚤市场[21]，构成了对网络音乐盗版的“实质性帮助”。

2．代位侵权责任

巡回法院在审理Napster案时，首先认为“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只适用于帮助侵权，而不适用于代位侵权。接着，法院在分析了Fonovisa案以及其他判例后，认为Napster有权利和能力监督和控制侵权行为，因为它能够通过终止用户账号的手段，来阻止侵权人继续侵犯版权。就“直接经济利益”而言，巡回法院指出，Napster通过提供音乐共享服务，已经积聚了庞大的客户资源，正在准备将其转化成盈利渠道，例如网络广告、网络服务费等。同时，庞大的客户资源本身就是网络公司的财富所在，能够吸引大量的风险投资，并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总之，盗版音乐的免费下载，大大提升了Napster系统的吸引力，是它获得巨大客户资源的“诱饵”，所以Napster的经济利益与侵权行为有直接联系。因此，Napster应承担代位责任。

四、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对Grokster案的分析

从Napster案可以看出，P2P网络的中心化程度越高，网络提供者为使用者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22]因此，在Napster案之后，出现了所谓的“第二代P2P软件”。这种软件与Napster所提供的P2P软件相比具有特殊性，该软件一旦被下载，用户不需要经过软件提供者的服务器就能自动进行搜索和文件共享，因此软件提供者也就无法控制使用者如何使用该软件。本案中，被告Grokster公司提供的KaZaA软件以及StreamCast提供的Morpheus软件都属于这种新型P2P软件。

（一）是否构成帮助侵权

构成帮助侵权的要件是被告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并且以引诱、促使或以提供物质的方式帮助他人侵权。初审法院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都首先确认两款P2P软件的用户未经原告许可而“分享”其作品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但是，两法院重申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SONY案中确立的原则：如果一种产品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即使产品提供者明知这种产品也可用于侵权活动，也不能推定其是为了帮助他人侵权而提供侵权产品的。由于用户可以使用被告提供的P2P软件“分享”莎士比亚戏剧、免费软件、政府文件等处于公共领域或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或文件，因此这种P2P显然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法院然后宣告了其对于在Napster中确立的“知道规则”(knowledgerule)[23]的解释：被告只有在（1）在他帮助侵权时明确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并且（2）对于上述信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时，才承担侵权责任。[24]法院在比较了Grokster与StreamCast提供的P2P软件与Napster所提供的区别之后，认为Grokster与StreamCast提供的P2P软件不具有中心化的文件共享目录，也无法得知文件传输的信息，因此即便被告关闭了它的服务器和窗口，文件仍然可以继续传输。法院据此认为，软件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此本案软件提供者不构成帮助侵权。[25]

（二）是否构成代位侵权

法院认为，如果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由于侵权的用途增加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那么就可以认为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本案中，被告的产品由于具备这一属性而吸引了大量用户的注册；而且两被告还由于提供的软件对用户的吸引力而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费，广告收入随着用户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被告从中获得利益是不存在疑问的。但是，在代位侵权的另一个要件——有权利或能力来制止侵权行为，根据上文的分析，被告是不具备的。因此，被告的行为也不构成帮助侵权。

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Grokster案的分析

在第九巡回上诉做出判决以后，MGM等公司对判决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随后了调卷令。最高法院首先认为，本案的问题是：某一既具有合法用途也具有非法用途的产品的传播者（distributor）是否应当为使用该产品的第三方侵犯版权的行为承担责任。最高法院认为，如果某人销售某一产品的目的（通过明确的语言或者采取其他明确的步骤鼓励侵权）是为了促使侵权，则其应当为第三方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接着，最高法院回顾了初审法院以及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的要旨。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MGM以及许多非当事人意见（amici）认为，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搅乱了通过版权保护支持的创新与通过限制版权侵权责任而促进的技术创新之间所达成的平衡。这两种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正是本案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电子手段对版权作品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对版权权利人利益的威胁都大。因为通过电子手段制作的复制件与原件几乎一模一样，而且复制比以往也更容易了，并且公众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都使用文件共享软件来下载享有版权的作品。共享软件使用的广泛性使得公众有兴趣直接参与到版权政策的讨论。此外，由于利用像Grokster和Napster提供的软件下载音乐和电影极为方便，导致公众产生了一种蔑视版权保护的倾向。

考虑到每天有众多的人使用Grokster与StreamCast提供的软件进行侵权下载，本案中上诉人（即MGM等公司）提出的要求被上诉人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似乎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因为当某一项服务或者产品被广泛的利用来实施侵权时，通过追究直接侵权者的责任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似乎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追究提供侵权设备的供应商的责任，要它来承担帮助侵权责任或者是代为侵权责任。公务员之家

尽管间接侵权责任理论已经通过判例法发展起来，但是最高法院只在其处理的一起案件（SONY案）中使用过间接侵权原则。由于MGM诉讼请求中的主要内容涉及的就是间接侵权责任原则，因此有必要先谈论本法院在以前处理的案件中是如何适用该原则的。

在SONY案中，本法院指出间接侵权责任可能由于传播某一商业产品而产生。SONY案中的产品，在当时比较新颖，我们今天则称其为录像机。版权权利人起诉作为生产商的SONY，认为其应当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因为用户购买录像机后，将一些版权作品进行录像。而SONY一方面为他们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侵权设备；另一方面，SONY也知道侵权行为的发生。在审判中，调查显示，录像机的主要功能是“时间改变”（time-shifting），也就是说将某一节目录制下来以便在以后更方便的时候观看。最高法院认为这一用途是正当的，而不属于侵权用途。此外，也没有证据显示SONY具有促使消费者利用录像机从事侵权行为的目的，或者SONY采取了积极步骤以便能够从非法录制中获取利润。尽管SONY在广告中鼓励消费者购买录像机以“录制喜欢的节目”或者“建立一个由录制节目构成的图书馆”，但这些使用并不必然构成侵权。根据这些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SONY主观上具有促使侵权的目的，唯一可能引起帮助侵权的基础是SONY销售其录像机给消费者，并且知道其中有些消费者会利用录像机从事侵权行为。但是，由于录像机“能够在商业上具有重要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最高法院认为SONY不应当仅仅由于其生产录像机而承担责任。

这一分析反映了专利法上传统的“通用物原则”（staplearticleofcommercedoctrine）[26]。设计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在哪些情况下销售者打算将其产品用于侵犯他人专利，并因此为该侵权承担责任。如果某一产品除了用于侵权以外，没有其他用途，则在其销售行为中不存在任何公共利益，而且推定销售者具有侵权意图也不存在不公正。另一方面，该原则免除了那些销售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与非合法用途的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而且在主观方面将责任限制得更加严格，而不是仅仅知道产品可能被滥用就要承担责任。

本案各方以及许多非当事人意见都认为，本案最关键的是如何适用SONY原则，特别是如何解释“能够在商业上具有重要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MGM认为就StreamCast与Grokster目前的行为而言，简易判决过分重视了创新技术的价值，而没有充分考虑版权的价值。通过调查显示，SONY案中只有约25％的用户使用录像机从事侵犯版权的行为，有75％左右的用户主要是使用录像机实施非侵权行为——时间改变。而在Grokster案中，用户下载的文件中有90％都属于侵犯版权，只有10％可以被使用而不构成侵权。MGM认为，因此StreamCast与Grokster公司提供的软件不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因此本案与SONY案不同，法院不能够适用SONY案中确定的原则来处理本案。Grokster与StreamCast则反驳，它们的软件可以用来复制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而且版权享有者实际上是鼓励复制的。即便目前它们的软件主要用于侵权，但是非侵权使用也是很多的，而且会越来越多。最高法院同意MGM的观点，认为巡回上诉法院错误的适用了SONY案确立的原则——巡回上诉法院对不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条件远远超出了SONY案的适用范围。

SONY案认为，如果某一产品“能够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则仅仅设计或者传播该产品不能推定或者归咎为侵权，因此不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却将SONY案中的限制错误的理解为：只要某一产品“能够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则生产商就不需要为第三者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SONY原则的适用范围理解的如此广泛，甚至在已经有独立于设计以及传播产品以外的证据表明传播者具有引起侵权使用的实际意图，也认为传播者不承担责任，除非传播者“在他们帮助侵权时，明确的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并且没有基于这一信息采取行动”。由于巡回上诉法院认为StreamCast与Grokster提供的软件“能够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因此以其对SONY案的理解为基础，判决两公司不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因为没有中央服务器为这两家公司提供具体的非法使用信息。

然而，巡回上诉法院对于SONY案的理解是错误的，将这一案件由以过错推定为责任基础的案件转换成了以任何理论为责任基础的案件。最高法院指出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是基于对SONY案的错误理解做出的，这为今后在需要的时候重新审查SONY案留下了空间。

SONY案对下述行为做出了限制：从被传播产品的特征或使用来推定主观上的过错。然而，SONY案并没有要求法院在实际上存在确定主观状态的证据时，忽视这些证据；而且SONY案也没有取消来源于普通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27]因此，如果有证据表明传播者主观上具有过错（这些证据不是来源于产品的特征或者仅仅是知道产品可用于侵权），并且显示有直接鼓励侵权行为的言词或行为时，SONY案确定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将不能够免除传播者的侵权责任。

在普通法上，作为版权诉讼或者专利诉讼的被告如果“不仅期望而且通过广告宣传侵权用途”，则应当为第三者侵权承担责任，该原则已经为各部门法所确认。通过判例法发展出来的引诱侵权原则到现在并没有任何变化。最典型的“采取积极步骤……怂恿直接侵权”的证据就是：通过广告宣传侵权用途或者告知如何从事侵权。[28]

最高法院认为，如果某人传播一种产品具有怂恿他人侵犯版权的目的（通过明确的语言或者其他确定的行动证明），则其应当为第三者侵权承担责任。当然，最高法院也在考虑，是有必要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还是抑制那些同时具有合法用途和非法用途的新技术的发展。因此，仅仅知道潜在侵权行为可能发生或者知道已经发生实际侵权行为，并不足以令传播者承担责任。正如SONY案最终没有认定故意引诱，尽管录像机的生产商知道这种设备能够用来侵权。此外，为消费者提供技术支持或者产品更新，也不会导致传播者承担责任。承担引诱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具有故意，具有应受谴责的语言或行为。

最普遍的实施引诱行为的例子就是通过广告或者游说来传播旨在刺激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信息。MGM宣称，在本案中存在这样的信息。StreamCast在使用Napster软件的用户的电脑显示屏上释放广告，希望这些用户接受OpenNap程序。[29]接受StreamCast公司OpenNap程序的用户，可以从事类似于Napster提供的类似服务，因此任何一个具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这种服务也就是下载具有版权的音乐作品。Grokster在网上传播电子新闻信件，该信件中含有一些链接，通过这些链接可以看到许多文章，而这些文章都鼓吹Grokster公司开发的软件具有获取享有版权的流行音乐的能力。此外，StreamCast和Grokster公司还积极为那些在安装和打开版权作品中遇到问题的人提供帮助。当然，本案中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表明这两家公司具有非法目的，例如Napster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这两家公司的广告用语（当Napster的明灯熄灭的时候，它的用户该何去何从？）。最高法院接着指出，上述证据中有三个方面应该引起特别关注。

首先，两家公司都表明自己有能力满足用户侵犯版权的需求——主要由Napster的用户构成的市场。Grokster公司的内部文件多次提及其参考过Napster开发的软件，并且Grokster最初也是通过与Napster兼容的OpenNap程序来传播其开发的Morpheus软件。Grokster公司还向Napster用户推销其OpenNap程序，并且宣称Morpheus软件除具有Napster所具有的所有功能以外，还能够传播更多类型的文件，比如享有版权的电影以及软件程序。另一方面，在英文中，Grokster的名字实际上也来源于Napster。Grokster与StreamCast公司不遗余力的为以前的Napster用户提供服务，表明它们的主要目的（即便不是全部目的）是为了引起侵权。

其次，Grokster与StreamCast两家公司的非法目的可以通过下列事实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它们都不曾打算发展某种过滤工具或者其他机制来减少利用它们开发的软件进行侵权的可能。尽管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为这两家公司没有发展上述工具与本案无关，因为它们缺乏独立的能力来监控其用户的行为。最高法院认为尽管如此，但是上述事实仍可以表明这两家公司主观上具有为其用户进行侵权提供便利的意图。

第三，最高法院还发现了能够证明这两家公司具有非法目的的证据。这两家公司向使用它们开发的软件的用户广告，从而可以获得商业利益。并且证据显示，使用它们软件的用户越多，它们的广告就越多，从而赚取的广告费也就越多。因为软件的使用决定了公司盈利的多少，因此这两家公司的商业价值就在于用户的大量使用，而证据显示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侵权使用。尽管上述证据并不能够单独证明这两家公司具有非法目的，但是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可以表明它们的非法目的是显然存在的。

综合上述三点理由，最高法院认定Grokster与StreamCast公司主观上具有非法目的。

认定引诱侵权，除了具有引起侵权的主观目的以及传播可以用于侵权的设备以外，还需要具备下列要件：设备的使用者事实上实施了侵权行为。通过调查，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大量的侵权行为在发生。尽管对于侵权行为的数量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毫无疑问的是，简易判决中的证据已经足够让MGM要求的损害赔偿以及相应的救济请求成立。

最高法院最后指出，本案不同于SONY案。SONY案处理的是关于一种产品同时具有合法用途和非法用途，并且传播者知道某些用户可能从事非法行为的案件。而本案则是关于一种可以自由选择使用用途的产品，并且传播者具有引诱第三者侵权并从第三者的侵权行为中获取利益的非法目的的案件。因此下级法院依据SONY案做出的有利于Grokster与StreamCast公司的判决是错误的。最高法院最后撤销了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维持联邦地区法院简易判决的判决，发回重审。

六、作者对本案的分析

在知识产权的侵权构成上，绝大多数已经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的立法，均要求侵害知识产权的直接侵权人，负“无过错责任”。[30]即无论侵权人是否知道他人的权利，也无论他在侵权时是否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只要发生了侵权的客观事实，法院就可以认定侵权。在这里，侵权构成的唯一依据是侵权的客观事实，与侵权者的主观意图无关。但是，这并不是说侵权的意图与法院判决的救济措施无关。一般而言，在认定侵权和下达停止侵权的禁令时，法院所遵循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在判决损害赔偿的时候，法院又会适当考虑侵权人的故意或过失。[31]适用侵权构成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统一适用于美国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领域。

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版权法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仅适用于直接侵权者。至于版权侵权中的间接侵权——代位侵权和帮助侵权，则要考虑侵权者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其中，代位侵权是有能力制止侵权活动而没有制止，具有主观上的过失。而在帮助侵权中，则是知道他人有可能侵权而引诱、促使或帮助其侵权，具有主观上的故意。[32]

最高法院在SONY案中认为，如果某一产品“能够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则仅仅设计或者传播该产品不能推定或者归咎为侵权，因此不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不能够做扩大解释。最高法院的判决只是认为不能够仅仅通过设计或者传播一种“能够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产品就推定传播者具有侵权意图。最高法院并没有认为如果存在其他可以认定传播者主观上具有侵权意图的证据时，其传播某一“能够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产品仍然不构成侵权。而这一点也正是SONY案与本案的区别所在。因为本案中，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Grokster与StreamCast公司主观上具有非法目的，具有引诱第三者侵权的意图。因此，即便其开发的软件“能够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也不能够免除它们承担间接侵权责任。而初审法院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则错误的扩大解释了最高法院在SONY案中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认为只要某一产品能够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传播者即不承担间接侵权责任，而不需要考察其主观过错。

引诱侵权规定在美国专利法第271条b款中，“积极引诱侵犯专利权者将作为侵权者承担责任。”版权法中并没有类似的规定。在本案中，最高法院有关承担引诱侵权责任的讨论对于技术开发商以及产品销售商如何避免承担引诱侵权责任提供了指导。技术开发公司要避免承担责任，则在广告中应避免提及其产品具有潜在侵权的可能。技术开发公司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就应当要律师参与，以告知其软件工程师潜在的法律风险，并要求软件工程师尽力限制而不是鼓励开发产品的潜在侵权用途。最高法院9票对0票的判决重申了传统版权法原则仍然适用于数字技术领域。通过采用以主观要件为基础的引诱责任，一方面最高法院为技术开发公司设置了合理的屏障以威慑他们不要从事侵权活动；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又为技术开发公司提供了指导意见，只要他们主观上没有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的那些不法意图，则他们不需要恐惧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Grokster案的判决对整个互联网市场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在美国，技术开发公司、唱片公司、电影公司、律师、学者、议员等各方利益集团都在热烈讨论如何在保护版权与促进技术创新之间建立平衡的问题。2005年9月28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后Grokster时代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问题。[33]此前，一部名为“引诱版权侵权法”（InducingInfringementofCopyrightAct）的立法草案已经提交美国国会。草案规定“故意引诱他人违法版权法者应作为侵权者承担责任。[34]在这次听证会上，各方代表又对国会是否应当通过这部法案进行了辩论。一些代表认为有必要通过；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最高法院已经确立了引诱责任标准，因此国会没有必要再通过一个引诱责任法，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应当是对强制许可进行修改的问题。美国版权局局长Peters认为，国会应当修改《美国版权法》第115条有关强制许可的内容，使得对作品的许可更加容易。[35]根据目前的美国版权法，依强制许可支付的使用费为：每一作品支付2美元，或每一播放分钟或不足一分钟的为0.5美分，以较高者为准。[36]这一标准在目前的数字时代有些过时，因为它对于被许可者施加的负担过重，且过于僵化，限制了谈判的空间，因此损害了自由竞争的市场。

中国目前的法律中还没有间接侵权、帮助侵权、代位侵权等制度。我国法虽有“共同侵权”、“负连带责任”等概念，但次要的侵权一方又不能被单独起诉，因此与美国法上的“帮助侵权”等有本质不同。[37]如果说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中国法律中间接侵权责任制度的缺失，产生的问题可能还不是很严重。但当数字技术、网络服务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今天，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案例，而这些案例由于中国法上缺乏相应的间接侵权责任制度，致使法院在处理时十分困难。因此，学习和借鉴美国版权法上的间接侵权责任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发展。[38]版权保护要平衡版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冲突，就必须让双方受益。比较可取的方法是，一方面将版权保护延伸到新的领域，让版权人能够在新兴领域中受益；另一方面，又不能给予版权人过强的信息垄断权，以保证信息流通的顺畅，使公众能够廉价快捷的获取各种信息。如何解决新技术对版权法带来的挑战，平衡版权人的合法权益与促进新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对于Grokster案的研究是为中国在司法审判和立法实践中提供参考，借鉴美国版权法的核心精神——版权法应当在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与鼓励和促进文化，艺术和科学的传播这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注释:

[1]MGMStudios,Inc.v.GroksterLtd.,545U.S.(2005).

[2]参见王迁：新型P2P技术对传统版权间接侵权责任理论的挑战——Grokster案评述，载《电子知识产权》2004年第11期，第30页。

[3]Metro-Goldwyn-MayerStudios,Inc.v.Grokster,Ltd.,259F.Supp.2dat1036,1042,1044-1045.

[4]美国1976年版权法第502、503条。

[5]美国1976年版权法第506条。

[6]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7]GershwinPublishingCorp.v.ColumbiaArtistsManagement,Inc.,443F.2d159(2dCir.1971).

[8]同注3，第215页。

[9]Shapiro,Bernstein&Co.v.H.L.GreenCo.,316F.2d304(2dCir.1963)

[10]SONYCorp.ofAmerica,Inc.v.UniversalCityStudios,Inc.,464U.S.417(1984)

[11]ElizabethMiles,InreAimster&MGM,Inc.v.Grokster,Ltd.:PeertoPeerandtheSONYDoctrine,19BerkeleyTech.L.J.23.

[12]同上注，第21页。

[13]UniversalCityStudios,Inc.v.SONYCorp.ofAmerica,480F.Supp.429(C.D.Cal.1979)

[14]SONYCorp.ofAmerica,Inc.v.UniversalCityStudios,Inc.,464U.S.417(1984)

[15]同上。

[16]参见刘家瑞：Napster案与文件共享技术的版权责任，载《科技与法律》2004年第4期，第70－71页。

[17]A&MRecords,Inc.v.Napster,Inc.,239F.3d1004,1020-21(9thCir.2001);114F.Supp.2d896(N.D.Cal.2000).

[18]SONY原则是在SONYCorp.ofAmerica,Inc.v.UniversalCityStudios,Inc.案中，法院确立的如下原则：如果一种产品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即使产品提供者明知这种产品也可用于侵权活动，也不能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

[19]comOn-LineCommunicationsServices,907F.Supp.1361(N.D.Cal.1995).

[20]A&MRecords,Inc.v.Napster,Inc.,239F.3d1004,1020-22(9thCir.2001)

[21]判决中之所以使用“跳蚤市场”一词，是因为在Fonovisa一案中，法院认为：跳蚤市场为商贩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场地和设施等服务，如果这些商贩出售盗版产品，跳蚤市场往往会被认定为“实质性帮助”，进而构成帮助侵权。

[22]ElizabethMiles,InreAimster&MGM,Inc.v.Grokster,Ltd.:PeertoPeerandtheSONYDoctrine,19BerkeleyTech.L.J.29.

[23]A&MRecords,Inc.v.Napster,Inc.,239F.3d1004,1020(9thCir.2001)

[24]同上，第1036页。

[25]Metro-Goldwyn-MayerStudios,Inc.v.Grokster,Ltd.,259F.Supp.2dat1035-36

[26]按照这一原则，被告如果销售可用于侵犯专利权的部件，当该部件可以实质性地用于非侵权目的时，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见美国专利法第271条。原文为：“WhoeverofferstosellorsellswithintheUnitedStatesorimportsintotheUnitedStatesacomponentofapatentedmachine,manufacture,combinationorcomposition,oramaterialorapparatusforuseinpracticingapatentedprocess,constitutingamaterialpartoftheinvention,knowingthesametobeespeciallymadeorespeciallyadaptedforuseinaninfringementofsuchpatent,andnotastaplearticleorcommodityofcommercesuitableforsubstantialnon-infringinguse,shallbeliableasacontributoryinfringer.”

[27]实际上，美国专利法也是一样。专利法上的免除传播可用于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产品的人的侵权责任原则，并不能够适用于那些引诱专利侵权的人。

[28]WaterTechnologiesCorp.v.Calco,Ltd,850F.2d660,668(CAFed.1988).

[29]OpenNap程序由StreamCast公司设计，功能与Napster类似。从名称中可以看出，设计这款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吸引Napster公司的用户。

[30]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31]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32]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34]InducingInfringementofCopyrightActof2004,S.2560,108thCongress(June22,2004).

[35]同注32。

[36]《美国版权法》第115条(c)(2)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8

国际互联网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传统的获得与使用信息的方式。知识产权法在网络环境下正经历必要的调整，而版权制度对网络下的“复制权”重新定义，提出了挑战。只有承认“数字化”作品不产生新作品和暂时复制已构成复制，才能更好地保护版权人的利益。知识产权的各项权利都是随着传播技术发展起来的，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应与数字化相融合。因此，在实践中尽快地以立法确认版权保护中的网络传播权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是版权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的对版权的法律保护手段已不能保护其在虚拟空间的对其作品所拥有的独占性权利，版权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识产权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在现有的尚不完善的网络技术基础上，版权的司法实践的保护，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对知识产权法进行适当的修正以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网络复制权、数字化、暂时复制、网络传播权、版权。

互联网从技术上说，是相互连接的IP网络系统，是成千上万计算机网络通过TCP/IP网络工作协议即时连接而成。它是全球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是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体。它所组成的网络空间将全球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可以远程登录、共享数字化文件、网上讨论、电子出版、查询信息、发送电子邮件。它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对人类现有的法律制度构成了挑战。

由于网络上传播的大量信息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所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受到网络的巨大冲击。因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在网络环境下经历必要的调整，在版权方面表现的更为明显。而版权保护制度一直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而发展。同样，在“网络时代”如果版权人无法控制网络这种日益主要的传播方式，就等于在版权保护制度上为网络传播开了一道“后门”，版权人的利益将从这样一道“后门”源源不断地流失。因此，将版权保护延伸到网络空间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本文就从版权方面来着重论述网络对现有知识产权法的影响。

一、网络与作品的复制权

在版权中复制权是较为重要的权利。它是使用获得报酬的一项权利，在版权人财产权中属于核心地位。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52条的规定，“复制权”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由此看来，传统的传播方式“复制”都需要借助有形载体。但数字化网络作品无须任何有形的载体就可以被复制为“0”和“1”的信息流，虽然这种信息流必须借助媒介加以表达，但这种信息流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原作品。就此一些国内法学家认为我国复制权的范围较为狭窄，应重新划定复制权的定义。在重新定义复制权时，法学家们建议有三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即数字化问题、暂时复制的问题以及权利限制的问题。就以上三个问题我将分别加以论述。

1、数字化问题

“数字化”即受保护作品以数字化的信息流在电子媒介上存储使用。

这个问题在“WC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议定声明”和美国、欧洲的立法中都已解决。WCT议定声明认为，“《伯尔尼公约》第九条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例外完全适用数字化环境，尤其适用于数字化形式作品。”但在我国却存在两大不同的争议。第一种是将数字化作为对作品的“演绎定义”而不是复制，而另一种则认为是复制。目前大多数的法学专家是同意“第二种观点”（1）。我认为根据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计算机程序都是代码和符号指令序列”，即都是数字化作品。当这些数字化作品被从一个电子媒体发送到另一个电子媒体存储，也就是在后一个电子媒体中形成一份该作品的复制品。而这一从“数字化”到“数字化”的过程纯属“复制”。虽然数字化的过程也需要付出劳动甚至需要专业技巧，但付出劳动和技巧的目的是保持与原作品完全一致。因此，法律必须把“数字化”明确列为一种复制形式，而这一“数字化”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了明确的体现。在1999年王蒙等六名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版权侵权纠纷案”就涉及到如何认识“数字化”问题（2）。该案中“世纪公司”将六位作家的作品擅自上载到其网站“小说一族”栏目中。然而最后法院审查认定：将他们作品数字化上网并不产生新作品。虽然作品的数字化是依靠计算机把一定形式的文字、数值、图像、声音等表现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化为二进制数字编码，但这种转换行为本身并不具有版权意义上的独创性。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信息在网上传播，对作品的使用产生了很大冲击。我们认为，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必然引起作品的表现形式、传播手段和方式的变化，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得到扩张。所以说，作品的数字化问题，只是随着当代社会电子出版物的应用而生，这种信息化的复制必须作为复制的一种被写进《著作权法》，这样才能保护版权人的利益，体现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就对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做出了规定。作品数字化并不产生新作品，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仍归作品的作者享有；数字化作品与传统作品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也并无区别，故《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各项权利内容，同样适用于数字化作品在新的领域享有著作权。数字化作品是在原作品基础上通过计算机完成的，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数字化作品应当享有专有权利。

2、暂时复制问题

首先来解释何谓“暂时复制”。即当要一个信息显示出来时，在存储中暂时的复制信息。而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作品并不储存于硬盘当中，而是存在随机储存器中这是否构成复制。有些人认为如果仅仅是浏览就构成复制对使用者未免过于苛刻，因为存储的时间过短，一旦计算机出现故障，断电或关机，显示器上的显示即消失。所以只有当作品在计算机硬盘或软盘上固定下来，或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才构成复制，简而言之这种随机存储不是永久性地保留，而是较为短暂地存放，而且并没有给版权人造成实质的损害。另外，他们还认为由于我国是版权作品进口国，若暂时存储构成复制，那就会极大地妨碍国内的用户通过国际互联网阅读和浏览有价值的作品（3）。

我认为暂时存储构成复制。因为用户的计算机之所以能够显示作品，正是因为计算机随机存储器对作品进行了复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版权人士主张：尽管数字传输导致的计算机存储器上的显示十分短暂，但就在十分短暂的时间里，用户计算机显示器再现了作品。因此，复制行为发生了。也就是说，暂时复制以计算机随机存储及显示器为载体与永久性的复制件一样，仍是复制件。并且WCT和WPPT认为“任何形式的复制都在版权人的专有权范围内，电子媒介上的复制也不例外。”

因而应承认暂时复制是在版权人的专有权范围内，但有时可以在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冲突，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作出例外规定，允许使用者复制作品而不构成侵权。

暂时复制虽然只是存储于计算机的随机存储器中，但已构成复制。因为互联网环境下一些版权人已通过一定的技术保护手段，对其作品的网络使用方式加以规定，例如对于一些商业性的付费网站，如果想浏览其网页内容并将其下载时，必须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使任何人只有在付费情况下，才能以收听收看的方式获得该作品。并且，不能获得永久性复制件。如果不承认暂时复制权在版权人的专有复制权范围内，任何绕过该技术手段收听或收看了版权作品，他就没有侵犯版权人的任何权利。如果我国一厢情愿地规定暂时复制不在版权人专有权范围之内，只能是不利于我国版权人利益的保护，而且还不能保护我国的作品使用者从国际互联网络上阅读或浏览其他国家有价值的作品的权利。

当然，将网络环境下的暂时复制的复制权列为专有使用权，并不会给公众使用作品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版权人的权利范围扩大的同时，法律可以限制版权人的权利而划定一定的范围内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不应认定为侵权。也就是说立法者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作出例外和限制的规定，以保障合理使用的目的，使他们不受版权人的追究，不构成侵权。反之，则此类行为应视为侵权行为。

而1996年的“互联网条约”——WCT和WPPT的规定也是如此。此外我国《著作权法》对复制下的定义中，列举了复制所采取的形式，而并没有揭示出复制内涵的本质特征。我国对于法律的规定很难从该定义的字面上看出“暂时性复制”是否构成我国版权意义上的复制。因此。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版权人、图书出版者、表演者、录像者、广播组织的复制权都不覆盖“暂时复制”。而在我国的《计算机保护条例》第3条规定了“软件复制”的概念，即“复制”指把软件转载到有形的物体上的行为。与《著作权法》第52条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保护条例》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复制的本质特征，即复制是将作品固定在“有形物体”上的行为。可是在字面上软件复制的定义是否包括暂时复制仍是不明确的，因为该定义对“有形物体”并没有交待清楚，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网络发展一日千里，所有在今天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在明天会司空见惯。因此，在我国确立广泛的包括暂时复制在内的复制权是非常可行且必要的。

3、权利限制和合理使用

法律制度对版权人的复制权保护应当是完全的，任何一种复制的方式都应在复制权的范围之内，网络上的复制权亦是如此。同时我们也就该注意到如果过分强调复制权而不加以限制，公众就会失去在网上浏览信息的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就会受到妨碍，网络中介服务者就会因无法觉察的系统自动复制而承担侵权责任，连刚新兴的网上图书馆、远程教学发展都会受到遏制。

而且，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也是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的一种限制。复制权定义范围的扩大必然给合理使用规则带来新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使著作权人的版权和公众的社会信息知情权都能够受到合理地保护是异常迫切的。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途径，在使公众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从未有过的便利的信息同时，却给版权人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这种新技术使各种形式作品的复制轻而易举。合理使用与侵权使用的界限，在新的技术、新的传媒中几乎消失。针对这一点我必须讨论一下网上“浏览”行为，即网络上的数字化浏览是否是合理使用呢？

我国的《计算机保护条例》第21条第12项规定，“合法持有软件复制件的单位、公民可以不经该版权人同意，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内。”这些对软件版权的限制都是为了不影响软件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规定的。软件的使用者对软件的复制是使用软件所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把这些数字文件也给予计算机程序同样的待遇，把在浏览中产生的暂时性复制视为“使用”所浏览的版权材料必不可少的步骤。可是用这种专门针对软件版权的权利来解释网络上的浏览是不足取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12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版权人依《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条权利限制主要针对是为私人目的使用作品的行为，即复制、改编作品的行为（4）。至于对作品的“浏览”，原本是不包括在权利限制之中，因为“看”作品的行为并不构成作品的使用。然而在互联网上“浏览”信息的行为附带产生了对作品的使用（主要为“暂时性复制”），这使“浏览”与权利的限制发生联系。如果用户在网上浏览的信息确实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而且被浏览的、下载的网页上供公众访问的作品一般都属于已经发表的作品，那么，这种浏览行为就可以被纳入《著作权法》第22条第1项之规定，只不过数字化的浏览所产生的复制是附属品，用户对此不经意，甚至一无所知，无法按法律要求来指明作者的姓名或作品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3条规定，除著作权人声明或上载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不构成侵权（5）。

因此，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浏览信息过程中计算机或其他装置的正常运行所产生的暂时性复制件不构成版权侵权，但这种复制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能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而对于这些规定的出台也可以使用户在浏览信息时就可以放心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流，法院审理也更有依据。

二、版权保护中的网络传播权

版权保护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由《伯尔尼公约》规定的，而此项公约中有关版权人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网络传输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作品的方式，并没有改变版权作品本身的内容，但却根本改变了传统的作品传播方式。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方式，其源于国际互联网将全球信息网联为一体的巨大的包容性和任何人可以随时随地上网信息和截取信息的交互性。然而，如何在不妨碍文化传播的前提下保护版权人在新技术下的利益，从而维护著作权制度的稳固，促进文学、艺术和科技创作，是著作权制度诞生以来永恒的主题。

1、赋予版权人网络传播权的意义及立法模式

著作权制度从来都是以不断地吸纳包容的方式将新的传播方式纳入新的传播技术的范畴。而网络时代的传播权与传统的传播权之间既不属于戏剧、音乐作品的表演，也不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因此为了弥补这些原有传播权不足以覆盖的缝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形成了著名的“互联网公约”——WCT和WPPT两个条约。这两个条约明确赋予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的专有权。但是，该条约只是勾勒了这种新专有权的外形，并没有限定具体的保护方式和权利内容，而具体问题由成员国的国内法作出，因此，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一些法学专家认为，如何赋予版权人网络传播权，目前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

第一种为“隐含式”，即用版权人现有的发行权、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覆盖作品的网络传播[]。

第二种为“重组式”，即对版权人的各类作品传播权进行重组，把除复制发行权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包括网络传播）统一为一种综合性的传播权。

第三种为“新增式”，即不改变现有版权的范围，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权利。

2、我国对网络传播权的认可现状及立法要求

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目前尚没有对网络传播权的立法规定。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网络传播权进行了部分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肯定了网络传播应为作品的一种传播形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中的原因是实践中某些人擅自将他人在传播媒体上发表的作品“移植”到网站上使用，或将他们发表在一个网站上的作品擅自“移植”到自己的网站上使用，由此产生了许多版权纠纷。如果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它们都直接涉及到版权人是否有权控制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问题，而这在我国《著作权法》里是找不到的，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肯定。

例如，“瑞得（集团）公司诉宜宾市翠屏东区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版权侵权案”就是这样一起案例（6）。原告瑞得公司设立“瑞得在线”网站，并在每个栏目的主页上有特定标志。可是，在1998年12月原告发现被告设立的“东方信息公司”网站主页内容与“瑞得在线”主页部分内容相似，并且进行了公证。后来原告依法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合法权益。最终法院判决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允许又未向原告支付报酬，而使用原告享有版权的主页上的内容设计，并将该主页上载到国际互联网络，而且在其主页上设立“商业性征集广告”等栏目，故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及作品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应承担相应责任。这说明法院既然认为擅自将他人享有的版权上载到互联网构成对版权的作品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犯，那就说明法院认定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属于受版权人控制的作品方式之一。

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现状来看，版权人无疑也需要网络传播权。而频频出现的“涉网纠纷”就说明了这一点。并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条约WCT和WPPT的出现说明网络传播权已被提到了版权国际保护的桌面上。上文提到网络传播权的三种模式即“隐含式”、“重组式”和“新增式”，有些专家认为可以采取“隐含式”网络传播权来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7）。因为从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之规定的版权人各项专有权来看，发行权、公开表演权和播放权最有可能解释为“隐含”的网络传播权。

但从国外立法情况比较中，大多数专家认为发行、公开表演、播放权这三项权利包含不了网络传播权。根据《著作权法》，“发行”指向公众提供固定在有形载体上的作品复制件的行为，而网络传播并未导致有形载体转移，因此不能称之为发行。而“表演”从传统习惯来讲，仅指现场表演，即实物在现场表演，更不用说网络传播了。“播放”指通过广播电视对作品的传播，而网络传播显然是不同于广播，而不能被广播所包容。可见这种“隐含式”的解决方式是不妥贴的，但是上述的“涉网案件”的判决似乎也都表明网络传播权的问题是根据现有法律就可以解决的。

有些法学专家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网络传播权是必定存在复制的，因此借助《著作权法》中的复制权可以达到保护版权人的目的。而其中有些复制（上文提到的“浏览”）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不需要取得版权人的授权外，复制作品都必须取得版权人的授权，否则即构成侵权（8）。虽然与网络有关的作品复制的范围和性质还有些争议，国内外的专家也没有形成共识，但像作品数字化这样明显的复制不论在国外还在国内早已形成了结论。因此，擅自将他们的作品数字化，上载到互联网，存储在互联网的服务器中的行为至少侵犯了复制权。

二是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并没有将版权人的专有权利所涉及的作品使用方式作穷竭式的列举。该项规定“版权人享有以复制、表演……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一个“等”字为版权的权利扩展提供了可能。伴随现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现实，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应当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所规定的“等”作品使用方式中的一种（9）。因此，未经版权人允许在网络上传播作品的行为构成侵权。

在最高司法解释没出台以前，这种解释既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也不是立法机构作出的立法解释。而且《著作权法》对表演者、广播组织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等有的权利作了穷尽式的列举。网络传播权无法被解释在内。相反MP3的普遍采用，使大量的录音制品得以在网络上传播，网上广播甚至网上实况也在迅速发展。因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广播组织者等显然也需要拥有网络上的传播权。WPPT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分别就其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在网络上的传播享有专有权”。而最高法院也根据这一点，将网络传播作品作为著作权法的一种传播方式肯定下来（10）。

因此，我认为知识产权的各项权利都是随着传播技术发展起来的，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作品的传播方式也应与数字化相融合。因此，综合性的广义的传播权是版权保护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结语

应当指出，国际互联网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传统的获得与使用信息的方式，传统的对版权的法律保护手段已不能保护其在虚拟空间的对其作品所拥有的独占性权利，版权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识产权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因而在现有的尚不完善的网络技术基础上，对知识产权法进行适当的修正以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注释

1、以郑成思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产权专家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复制”，因为它没有任何创新，而国内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应该是“演绎”，因为数字化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应当指出，“演绎”说是站不住脚的，在国际各国立法即著作权相关国际条约中，也都认为这是一种“复制”，而非什么演绎。

2、参见汤兆志，《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保护-----谈六作家诉“北京在线”著作权侵权案》，《著作权》2000年第1期，第8-11页。

3、参见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载《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5、参见蒋志培，《依法加强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著作权》2001年第1期，第49页。

6、参见徐清玲：《国际互联网环境下有关版权问题的权利》，载《知识产权文丛》（第四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7、参见李明德，《数字化和因特网环境中的版权保护》，《著作权》2000年第3期，第21页。

8、参见《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6项。

9、参见杨柏勇，《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适用》，《电子知识产权》2000年第2期第28页。

10.但我国的做法与国际通行的传统版权保护原则并不一致，国际通行的传统版权保护原则是一种严格责任。参见《版权法》P225-230，郑成思著，1997年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版。

2、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1日出版。

3、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版。

4、徐清玲：《国际互联网环境下有关版权问题的权利》引自《知识产权文丛》（第四卷。）

5、杨柏勇：《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适用》，引自《电子知识产权》，电子工业出版社。

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日内瓦1996、12、20）。

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日内瓦1996、12、20）。

8、《北京知识产权审判案例研究》法律出版社（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编）2000年8月1日版。

9、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电子知识产权》编辑部，《电子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研究》，电子工业出版社。

11、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三、六、七卷，中国方正出版社。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篇9

数字出版的传播途径很广泛，是新兴的、具有网络传播特征的作品数字化的使用方式。数字出版方兴未艾，却有两个基本要件：第一，必须是经作者同意，以制作复制品形式公开其作品；第二，有关作品必须被复制一定数量，能“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从著作权法上说，这是出版包括数字出版基本的特征。

多媒体技术使作品的形态更加多样化。数字出版是以多媒体技术为基础的，是将文字、图形、语言、音乐和影视动画等各种媒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可组织、存储和控制多媒体信息的集成环境和交互系统，也称之为电子出版物。1981年，世界第一张CD光盘问世，在音乐唱片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同时，其海量的存储结合多媒体技术用于计算机数据和资料的存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多媒体技术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及获取知识的途径，将人类思想的表现形式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随着内容资源在互联网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网络出版活动中的版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作品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的过程，首先是将非数字化的作品（文字、美术、摄影、音乐、动画、影视）进行数字化处理转化成数字作品，或在计算机上直接以数字格式创作多媒体制品、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二是提供这些已完成了数字化处理的作品与互联网连接，使作品由个人计算机传送到互联网上，网络用户通过互联网对这些数字化作品进行使用。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作品的复制，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的复制权可以调整这些行为。为了解决新技术给法律执行带来的问题，在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中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以解决网络出版中的版权问题。近期，出台的《网络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就是针对作品在网络传播中的技术链接行为做出的行政规范。

著作权法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应在实践中逐步明确，比如，在版权法律规定的“作品”概念中，并没有“电子出版物”（或多媒体）类别，以至谈到有关的版权保护与版权合同时，难以做出细化的规范。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首先看是否具有“独创性”，这种独创既有内容的要求也包括技术表现的方式，技术表现形式也可以是一种“独创”，与内容是密切联系的。目前，电子出版物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数字化作品，主要体现在从纸介质、平面作品制作为“立体”式的多媒体作品，其中有些是具有独创的作品；二是数据库，以主题类信息收集、整理并辅之以技术手段的信息链，形成各种类型的数据库；三是互动式作品，即采用多媒体技术，将内容从单项的、线状的信息，变为多项的、网状的结构，操作行为也变为互动式交流。主要形式是网络游戏。

多媒体作品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因为计算机并不是在不同介质、不同“作品”之间转换，而是阅读一部有独创的形式、构思完整的作品。目前，著作权法不可能对每一件新技术诞生的“作品”都一一列入，但随着版权制度的深入，司法实践逐步完善，以及电子出版物质量的提高，电子出版物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将受到保护。

二、数字出版的版权产业链分析

数字出版的发展，与相关产业之间形成的产业链，将带动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之间的快速发展与资源整合。从广义看，出版产业的发展包含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制作、传播为基础的；二是内容资源开发和利用形成的产业链，在各个链接点的核心是版权。版权的增值成为企业成功的目标。

以数字出版中发展较快的动漫业为例，如果把中国动漫市场划分为制片市场、播出市场、衍生产品市场的话，那么，制作是基础，播出是龙头，版权（衍生品）增值是保证。可以说，没有版权增值，我国动漫业发展前景是不乐观的。首先看动漫产业链的几个特征：

[page_break]

一是产业化发展是中国动画业适应市场需求的选择，也是数字技术、资本经营推动的结果，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动画作品进入网络出版中，其传播途径更加广阔，作品使用的空间更加宽泛。

二是在新的产业格局形成过程中，动画制作将改变小作坊式的运行体制，转向战略性合作和开发，有实力、有品牌的动画企业，是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骨干。

三是动画从传统媒体融入新兴数字时代，创作跨度大，形式多样，形成投资多样化、版权多主体的节目交易市场，动画业的合作及开发将成为版权市场的新变化。

四是动画作品和卡通形象品牌充满了商机，动画衍生产品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数字出版离不开影视作品。作为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对于带动相关文化产业如出版业、电视业、音像业、旅游业、玩具业等的发展具有拉动作用，从而成为部分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版权为核心的相关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形态，我们称之为“流动、开放的金色链条”。数字出版产业，将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产业链，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三、数字出版中的版权贸易

过去，图书、电影、音乐由出版商决定如何出版，以何种形式出版；到了数字时代，则由消费者决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方式获得和欣赏作品。音乐、动画已经出现网络时代，比如，网络音乐。音乐作品的传播把网络作为一种传输渠道，它比传统渠道传送有更大的优势。一个音乐作品，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以适应不同的终端，比如手机铃声、彩铃、MP3下载。网络作为一种传播介质，能够以丰富多彩的方式下载内容，比传统方式受到更大的欢迎。

网络时代出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重心转移，使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权利保护与作品传播利益平衡中，消费者的能力逐步加强。数字出版是以技术开发与版权增值为核心的产业，数字出版中个性化服务占重要的位置，在未来的发展中必然带来版权贸易的繁盛。

建立以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全过程的版权交易平台。首先，建立版权交易平台，通过对平台管理，建立起版权综合服务体系，包括登记、、展示、拍卖等信息系统管理，针对不同作品特点和版权需求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其次，推动版权衍生品市场的开发，实现多种载体形式、多种操作模式共存的版权交易活动。目前，最有可能进行产业链运作的是音像、动画、影视、网络游戏市场。通过衍生品市场开发，把握产业运作规律，开发新的市场空间。

以信息化建设推动版权贸易开展。建立版权交易平台，要整合出版资源，最关键的是这些资源能够产生交易，扩大产业链中版权增值空间。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版权交易平台是通过合理分工、权利明确、规范操作来确立版权市场规则，这是版权推动产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由于市场信息不畅通，真正意义上的作品衍生市场还没有形成，使产业发生“断链”。

版权信息建设，还包括与创作者、权利人建立广泛地联系。一些文化室从图书转为直接与作者建立信息网，在作品创作与出版之间形成互补关系。数字出版的发展，使版权经营者既是实体操作者，又能够把各种功能的、不同领域的合作者吸引过来，共同组成一个项目团队，开发新的交易市场，形成版权交易的新模式。

以多种功能的版权经营，建立综合服务平台。当前，大文化产业中增值快、空间大的部分是内容产业，已经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如何促进资本、技术与出版资源的结合，使投资者与权利行使的关系更加紧密已成为业界的共识。未来出版物市场将出现版权行使与投资多元化结构的特征，投资者不仅关注利润回报，还关注制作、生产以及版权运转的整个过程，以降低风险、扩大传播、进行市场合理分工下的专业化操作。这就是实体化操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