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保护十篇

版权保护篇1

【关键词】数字出版 版权问题 版权保护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新型的传播方式和媒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例如手机报、手机小说、手机阅读软件、数字期刊、手持电子阅读器、数字图书馆等，新闻传播界的新兴表现形态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等，发展速度迅猛，以往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传统方式被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的出现和发展影响着。

一、数字出版的主要形式

1、手机出版

手机出版是指手机出版参与企业通过选择、编辑、加工制作，把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内容制作成数字出版物，再凭借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的方式传递到手机载体上，供手机用户使用、阅读、下载的一种传播形式。

《2013-2014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手机出版（含手机彩铃、手机游戏等）年收入达579.6亿元，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占比22.82%。据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5月底，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已达到12.56亿人，相当于中国90.8%的人都在使用手机。在中国，手机用户是全世界第一，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产品之一。

在当今社会，人们的阅读行为与阅读习惯不断地发生改变，原因包括：上网手机的出现；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上网资费的不断下调；阅读内容的日益丰富；阅读形式的多元化；除此之外，再加上人们的生活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工作节奏加快等现实原因，很多人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没时间读书”。作为数字移动终端，手机出版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时间、空间的限制，随着功能的增强，通信网络的成熟，用户可以通过无线互联网，随时随地访问或接受及时的出版资讯，使得信息交流更自由，也更受用户掌控。于是，“低头族”人数迅速增加，手机成为人们最好的浏览工具。在地铁、公交等交通工具上，不难发现，人们已经开始习惯在手机上阅读、看书、看杂志，包括看视频，人们不需要随身携带过重的图书，只需要在上下班的零散时间，打开手机，就可以阅读下载在手机内的出版内容，或是在线观看自己感兴趣的读物。

2、手持电子阅读器

手持电子阅读器，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种浏览电子图书的工具。亚马逊作为美国最大的一家网络电子商务公司，在2007年11月推出了第一代kindle电子书阅读器，在全世界市场上掀起了浏览电子书的浪潮。手持电子阅读器，就如一本薄薄的平装书一般，能收藏大量的电子图书。它的优势在于重量轻、携带方便、容量大、电池使用时间长，屏幕大等，读者可以随时随地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喜欢的休闲书来浏览、或是遇到疑难词汇时“拿出”词典来解惑，乃至研究相关问题时“捧出”厚重的工具书来查阅资料，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可移动图书馆”。并且，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新型电子书阅读器的显示原理与电脑和手机有很大差别，不是自动发光，而是与传统纸张一样靠反射自然光或灯光，不会对视力造成危害，浏览起来如平时读书一样。

3、数字图书馆

网络技术和计算机的蓬勃发展，人们阅读行为和习惯的改变，信息的表现形式和种类日益丰富，需要存储和传播的信息量日益增长，这些原因导致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传统图书馆的机制。于是，“数字图书馆”的构想便应运而生。数字图书馆是一种具有多样媒介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信息资源储存库，能够以数字化形式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高水平的信息化服务机制。

数字图书馆并不是图书馆实体，它只是借鉴了传统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构造模式，通过计算机及网络通讯等新型的信息技术，创新地应用知识分类和精准检索等手段，有效地把信息进行整理归类，使人们获取信息不受空间限制，很大程度上也不再受时间限制。

除此之外，数字图书馆不仅仅只是传统图书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延伸，它不但包含了文献收藏、整理图书资料、古籍典藏、向社会公众推广相应服务等传统图书馆原有的功能，还融合了更多的功能，提供综合的公共信息访问服务等。这些功能大多来自于其他信息资源储存库，如博物馆、档案馆等。在信息时代，随着数字图书馆的不断发展，它将成为未来社会中公共信息管理和传播的中心。

二、数字版权问题频发

随着数字出版业的快速发展，也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版权问题，在信息时代的环境下，数字出版的版权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严重影响数字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如作者和出版社收益难以保障、盗版内容屡禁不止，数字版权难以维护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作者、出版商等数字版权提供者参与数字出版的积极性。盗版问题也愈演愈烈，从电影到电子书到内容等等，以电子书为例，真正拥有版权的只有4.3%，1300多家网站全部都是盗版内容。近年来，数字版权纠纷案件频频上演，2008年中文在线状告“诺亚舟”侵权、2009

-2011年中华书局诉汉王科技侵权、2010-

2011年盛大文学诉百度侵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贾平凹小说《古炉》数字版权网易、2012年3月书生网络诉盛大文学大规模侵权等数字版权纠纷案件不断发生，反映了数字出版行业的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数字版权问题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对于整个数字出版业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对作者来讲，若是一个好作品的版权没有获得尊重和维护，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会大打折扣。或是对出版商来说，出版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出版制作了数字内容产品，结果却拿不到应有的版权费用，再生产和创作的动力就不能持续。如果没有作者和出版商所提供的内容资源，数字出版产业将无法持续发展。

三、如何加强数字版权保护

1、建立符合时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有关政策

近几年来，我国关于著作权方面的相关立法逐步完善，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著作权的法律、行政法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如2005年3月施行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005年5月施行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2006年7月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虽然对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也同样适用，但由于数字出版、数字化作品发展势头迅猛，版权立法的速度相对滞后于数字出版的发展速度，对一些侵权行为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为了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还需启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根据数字出版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地完善细化。其次，应针对性地对“数字版权”出台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化管理，依法维护版权所有人以及版权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2、加强行政监管

据了解，目前数字出版的管理职能比较分化，涉及新闻出版、广电、工信等多个部门，宣传、公安、工商等部门也都在介入相关行政管理，广电、出版、文化、工商、教育行政部门等各管一段，部门间关系应如何协调和管理是一个重要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思路，建立保护数字版权的相关机构，针对性地对数字出版行业进行监管和指导。

3、发展和创新技术保护手段

各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应发展和创新技术保护手段，研发应用更为严密的技术保护措施，对互联网发行的数字出版物设置阅读权限，例如，密码认证，正版用户唯有凭借版权人提供的密码后才能使软件正常运作；或者通过后台设置特殊指令对访问进行限制，让数字出版的内容或软件难以通过日常复制、粘贴、下载等方式进行传播；提供数字出版内容的网站可以在服务器上设置登录口令，对未缴纳版权使用费并未获得登录密码进行阅读权限设置。以往对著作权的传统法律保护方法只是一种“事后补救”，只有在出现侵权行为，造成危害之后才进行干预。但是发展和创新技术保护手段，可以有效地从源头上切断非法复制、传播和利用作品的途径，从技术方面对数字出版内容进行保护，保证数字出版内容在网络平台上有序传播。技术保护手段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预防措施，所以比“事后补救”的传统法律保护方法更加有效。

4、完善数字出版产业链

目前，数字出版产业链各方的利益比例严重失调，数字版权的平台运营商、技术支持商凭借其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垄断了传播渠道和客户资源，获得大部分利益；内容出版商、版权作者位于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下游，缺乏平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从数字出版中获得的经济效益不高。但是如果没有广大作者和出版社所提供的数字内容资源，数字出版产业根本无从发展。因此在利益分配上，要首先充分尊重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合法权益，让数字内容著作权人得到合理回报和有效保护。平衡数字出版产业链内的多方利益，统筹好出版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分工合作，利益共赢，是发展数字出版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

5、提高作者、出版商等版权人的维权意识

对于数字版权的维护，首先是需要著作权人自身的关心和维护。作者和出版商要对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模式和现状有清晰的认识，明确自身定位，提高自身的版权意识，管理好自己的版权。

毋庸置疑，数字出版产业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是在数字出版蓬勃发展的同时，数字版权问题也不容小觑，如何对数字版权进行有效地保护对于数字出版行业今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①俞银燕、汤帜，《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究综述》[J].《计算机学报》，2005（12）

②施勇勤、张凤杰，《数字版权概念探析》[J].《中国出版》，2012（5）

③孙宇，《数字出版时代下版权保护初探》[J].《群文天地》，2011（23）

④李苓、黄小玲主编：《编辑出版实务与技能》[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版权保护篇2

内容提要: “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即中国的版权保护“盗版”是自宋代开始。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宋代版权保护出现的直接诱因;宋代版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也很强，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宋代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对版权进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无关王朝政治利益的书籍很难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或者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一、引言

    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新修正的《著作权法》第57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著作权与版权是同一术语。探究宋代的版权保护对研究现今的著作权保护有着现实的意义。对宋代版权保护问题的学术关注，始于清末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1864—1927年)在其《书林清话》卷二“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文献记载。1910年的《大清著作权律》，被认为是我国保护作者权益的第一部版权法，该法主要以日、美等版权法为蓝本，现行中国版权法主要以伯尔尼公约为样板。就是说，现代中国版权制度主要是“引进”的。[1]但无论中国大陆的主要论著，还是中国台湾的主要专著，均只认为中国的版权保护自宋代开始。[2]也就是说，我国宋代率先实行了版权保护，宋代是中国古代作品的作者和出版者真正开始实现版权自觉的时代。谈到版权一定离不开印刷，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都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而中国是印刷术发明最早的国家，“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它就应当最早出现于中国”。[3]虽然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不是在我国诞生的，而是由170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安娜法》(承认作者是受保护的主体)，但这并不能否认在我国的宋代的的确确存在有最早的版权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对今天的知识产权保护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启发我们更加注重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宋代版权保护的物质基础及原因

    (一)宋代版权保护的经济基础

    版权保护的前提是首先需要有“版”的存在，而要有“版”就必须要有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和出版商的付出，而不管是作者创作作品还是出版商印刷作品都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一定的上层建筑，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此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宋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印刷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为版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时通行“会子”“关子”等纸币，纸币的流通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商业非常繁荣，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4]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现象。[5]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有学者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6]也有学者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7]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8]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坊郭户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9]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作品随即被商品化，文学艺术作品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这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同的作者开始创作具有“独创性”的不同的作品，通过创作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弹词、戏剧、章回小说、评书等文艺样式相竞出现，作者以家庭生活、历史故事、男女情爱、人物传奇等为创作题材，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而大量作品的出现就使得版权保护成为当务之急。

    (二)宋代印刷业的繁荣是版权保护的技术前提

    宋代印刷事业的普及与鼎盛是版权保护的又一物质基础。笔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源应是对印刷品的保护，宋朝的活字印刷发展很快，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们从繁重的抄写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知识文明的传播，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种传播的合理掌控与保护。宋代的印刷业规模非常宏大，宋政府鼓励刻书，真宗时国子监书板有十余万，比宋初增加了几十倍。神宗时解除书禁许可印书，入南宋而极盛。宋代官私刻印事业蓬勃兴旺，另外一些寺院也有刻印经书的，形成了许多出产精品或规模宏大的中心地，主要有京、浙、蜀、闽四大中心。刻印规模也十分惊人，宋初刻印《大藏经》，雕版十三万块，历时十余年之久。再如几部千卷之巨的大类书，其雕刻印制亦是十分可观之举，又清人有“丛书之刻始于宋人”之论，[10]据估计，宋代刻书当有数万部，明人《朝野异闻录》记明代权相严嵩被抄家时，有宋版书六千八百五十三部，可惜今存宋版书不过千部，且多为残书复本。[11]宋刻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内容广泛，技艺精湛。宋刻分为官刻和私刻，官刻主要包括历代经史典籍与官颁历书等，私刻则主要是名人诗文笔记稗史，也印日用书籍字画等。宋刊书籍内容也很广泛，经、史、子、集均有印刊;宋代统治者崇尚佛道，多次刊印佛道经藏;此外各种专谱、医药、科技之书的印行，也是宋代印刷业的重要内容，印刷术对于印染技术也有影响，南宋台州有“雕造花板印染斑缬之数凡数十片”的记述;[12]宋代印刷物还有报纸、纸币、茶盐钞引和印契、广告等等，雕版不仅有木板而且有铜版。此外，宋报发行普遍，苏东坡有“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之句，宋代的官报“邸报”发行俨然有制，[13]又有私出的小报和新闻。[14]据记载宋报名称繁多，如“边报，系沿边州郡列日具干事人探报平安事宜，实封申尚书省院。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15]一般视小报、新闻之名自宋为始。此外，最早的纸币也产生于宋代，印纸币需要精湛的工艺技能，而且宋代的纸币发行量很可观，纸币印制是宋代印刷技术水平的有力证明。茶盐钞引以及印契文书等的印制，也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平，是民间契约关系的普及与金融信用的提高在印刷业中的反映。再就是广告的印制，更证明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宋代的印刷广告，主要是私刻书籍“牌子”中诸如“精加校证”、“如履通衢”等等促售的内容。所谓“牌子”，即宋版书常有刊语，说明刊处或时间，有的还有价格等，从数字到数十字上百字不等，刊语外周环以墨围线，形成一“牌子”也叫“牌记”。宋代书铺也刊广告，如杭州沈二郎经坊广告，不仅说明其印刷精良校对点句，而且讲明其用纸上乘，“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牌额”云云。[16]再如其他行业也有印广告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就有铜板印刷的广告。至今宋版印刷物之所以珍贵，一是历史悠久，二则物品精良，成为稀世珍品。宋体和仿宋体，今天依旧是印刷物中常用字体。宋版书大体如当时人所议“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7]宋代印刷事业的普及，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印刷者以及作者本人对作品与利益的保护意识不断的加强，版权保护观念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即是政府对此加强管理，两宋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印刷管制法令，进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我国历史上，宋代印刷事业的普及与鼎盛，就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版权保护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使得版权保护史无前例，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次革命。

    (三)“盗版”现象的出现是宋代版权保护产生的直接诱因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正因为印刷术使得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生盗版的国度，因当时其他国家是没有“版”可以去“盗”的。有了印刷的“版”，就可以大量印制印刷品，所产生的丰厚利润，使得盗版者想方设法的进行“盗”，从而牟取利益。北宋前期作家李觏(1009—1059)应是遭遇盗版的第一人，他曾在《皇续稿序》中说:“庆历癸未(1043)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那位盗印者“阿谁”(无名氏)，可谓是中国盗版者之鼻祖了。

    宋代盗版的方式很能多，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直接盗印原稿，即不征得作品作者的同意，私自将其文稿盗印出售，此种情况下仍署作者的名字及保存作品的原貌。苏轼的作品就被盗印过，他在《答陈传道》的信中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18]苏轼对未经其许可“好刊某拙文”的行为是非常愤慨的，以至于要“欲毁其板”;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作品，当时被盗印的情况也很多，如他著的《论孟解》就被盗印过，他在《答苏晋叟》的信中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19]朱熹对盗版作品试图要“追毁”，无奈已被四处出售了。第二，翻印翻刻，即在未征得到原作者或雕版人允许的情况下，将已经雕刻印行的作品基本原样不动地重新翻印翻刻进而出售。这类盗版多是著名作家的“畅销书”，现在传世的有相当一部分是翻刻本。第三，改题或改名或改内容盗印，即未征得原作者或雕版人允许的情况下或改作品名称，或另署作者姓名，或将原作品略加改编。如庆历二年(1042)正月二十八日，杭州上言:“知仁和县、太子中舍翟昭应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板印卖。”诏转运使鞫罪，毁其板。[20]这位知县擅自将《刑统律疏》律法的正本篡改盗印为《金科正义》镂板后“印卖”，盗版可谓猖獗。

    正因为盗版行为的存在，侵害了原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激起了原作者及出版者(原雕印者)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成保护版权的观念，盗版本身可以说是催生宋代版权保护的直接诱因。但是，这种版权保护观念由萌生到成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宋代第一个遭遇盗版的李觏，他所作的百馀篇文章被人盗刻，他在《皇类稿序》中叙及并言:“心常恶之，而未能正”，宋人对盗版行为是“恶之”的;而苏轼在对盗印“恶之”之馀，发出了“欲毁其板”的呼声;朱熹也在许多信中都说到他试图“追毁”盗版作品……要真正做到“追毁”盗版作品彻底“毁板”，不仅是作者和出版社者的觉悟，而且还得政府的规制及法律的规范。在远古的宋代，人们已然有版权保护的意识并付诸于实践已属不易。

    三、宋代版权保护的内容

    (一)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主体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权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体。[21]在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政府更多保护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书林清话》中引述的《丛桂毛诗集解》上所载宋代国子监有关禁止翻版的“公据”，更值得重视，“公据”中提到:该书刻印者的叔父当年在讲解“毛诗”时，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创作成果，可以说是“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刻印者把这个事实当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这就说明:此时受保护的主体已不限于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22]在宋代还出现了职业的职业作家和艺术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组成一定的群体，被称之为“书会”，这个群体的文人以创作为职业，“书会”的文人就是职业作家。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在远古的宋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经拥有了对作者权益进行保护的意识和一定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滞停在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护作者的利益方面，无疑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重要的一笔。

    (二)宋代版权(著作权)保护所涉客体广泛

    版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类型众多，保护客体广泛。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将政治价值作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学子们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品也被逐渐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价值观开始发生动摇，作品的商品化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其作品能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变化。有不少在科举场上失败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于功名的文人，大量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创作出众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诗词、散文、小说、话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词、宋元话本、散曲、戏剧、小说等。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作品，如即兴的演说、散曲等。随着宋代文化业的发展，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评书等口头作品应运而生。第三，戏剧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剧、地方戏等，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已不能满足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等文艺作品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第四，曲艺作品，是指以说唱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评书、快书、大鼓、弹词等。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不断兴盛，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出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第五，美术作品，是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如绘画、书法、雕塑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美术作品，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该作品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了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杂技艺术作品……宋代版权保护的客体广泛，也反映出我国宋代已经有了最早的对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比较系统的分类和进行保护的事实。

    (三)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加强，规定出版审查

    宋代盗印翻版的客观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提高，观念逐渐形成，政府也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规定出版审查。例如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23]可以说朱熹当时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是通过“诉讼”主张其版权，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与保护版权的实际行动已经产生，这是将印刷书籍的经济利益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从意识、观念走向具体操作的过程。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宋朝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24]这相当于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审查机制，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25]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26]

    (四)宋代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印刷品管理条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宋代就对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铜雕版“刻书之式”，文人蔡澄在《鸡窗夜话》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认识这件东西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27]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将印刷品纳入到了国家管理的范畴，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品行业标准，与之对应的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现在的印刷品管理条例之类。遗憾的是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史料到今天已经散佚，但在后人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兴，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携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年—1077年)后，方弛此禁。”[28]

    (五)宋代版权保护的法令和相关记载

    《书林清话》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条目，说明中国自宋代确有版权保护的法令。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29]此记载说明北宋时已有“盗印法”。此外，现存宋代书籍中也有例刊记可以证实宋代的版权保护。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记录。《书林清话》及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对此有记载。第二，建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30]该“榜文”记载明确了编写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费浩瀚”，其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请求官府“庶绝翻版”，如有盗版的祝氏则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行”，此例记载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劳动付出和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官府惩治的力度。第三，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31]所谓“行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该出版商明确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认为作品首先具有原创性:“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其次认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作者作为权利主体):“口讲指画，笔以成编”，“平生精力，毕于此书”;而且出版商认为现出版的版本质量好:“校讎最为精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权益。为此，经出版商向国子监提出申请，给付“执照”，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毁，断罪施行”的权利。有关这一事件最后的执行情况史料中已经没有了记载，但确实以事实记载了有法可依。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丛桂毛诗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创作当做要禁止翻版之权的主要理由，这说明:在该禁例中，受保护主体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32]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33]以上史实都是宋代私刻书籍请官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它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保护了作者的权益，处罚的方式还是比较严厉的，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盗版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无庸置疑，盗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盗版也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学术声誉，最终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宋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禁印书籍也是空前绝后的，允许印的才能印，不允许印的是绝对不能翻印的。政府为此对印刷品进行管制，对违反出版管制法令的行为，官府给予重惩。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翻印。纵观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奏议国史、制书敕文、刑法敕令式诸书、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又有“以历代帝王画像列街衢以聚人者，并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34]第二，禁印法令、天文书籍、宗教(妖说邪教、撰造的佛说和妖教)之书、纸币等。政府颁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书，论如“盗印法”。[35]天文历法之书，也由国家统一印行;因民间“传习妖教”，政府多次诏令禁印“妄诞妖怪之言”，流传的要“交纳焚讫”;纸币由国家发行后屡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时“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宋徽宗时规定“私造交子纸，罪以徒配”，宋高宗“定伪造会子法”，但私印纸币的事仍有发生。[36]第三，禁印士兵操练之书、禁止国家机密泄露。主要针对书刊中有边防军机内容和宋书流到辽金地界。宋政府规定“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苏辙使辽时曾说:“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说明书禁有名无实，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37]第四，禁印供科场剽窃用的“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如雕印戏亵之文，杖一百。[38]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经成为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盗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出版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正规的法令。这和现代的版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盗版，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垄断，既然是一种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管理的成份，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版权保护制度，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确为后代的版权法开辟了先例。

    四、宋代版权保护的局限性及启示

    (一)宋代版权保护的局限性

    宋代版权保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版权由于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其客体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版权的保护是有其局限性的。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是非物质的客观存在。[39]如果没有超越于有形财产保护机制之上的特殊制度，版权利益完全可以为其它出版商窃取。对于知识产权来讲，个人救济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制度的规制，个人(不管是作者或者出版者)来自民间对版权保护请求的努力根本无法实现，如果出版者自身力量有限，对版权的保护也根本无从谈起。只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干预，才能够使权利人对于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再现予以控制成为可能。[40]而在宋代，国家公共权力更多是一种行政权力，国家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民事法律制度，象版权这样的无形财产权利无法通过诸如血缘、人际关系、道德舆论、契约等民间因素得到实际的保护与界定，因此宋代盗版很猖獗，这从另一面也说明了宋代对版权保护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此外，宋代更多的是出版商们要求官府给予版权特殊保护的要求，出版商力图独占版权利益，虽然对作者的权益也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更多保护出版者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这与现代版权法精神是相悖的。

    实事上，宋代既没有直接的立法依据也没有充分的权力资源为出版商提供直接和正面的版权保护，宋代没有关于保护版权的专门立法规定(私法)，但宋代又的确颁布了大量的出版管制法令，这些出版管制法令的目的在于维护宋王朝的利益，控制不利于王朝的思想散布，实质上是对出版业行政上的监控，与维护私人版权无关。出版商对版权(私权)的主张与王朝政治利益并不总是存在直接关系，出版商无法直接地依靠法律及官府的力量实现版权保护。这样一来作为私权的版权保护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无法可依”的状态，对于营利出版商要想获得国家对私人版权利益的保护不是件容易的事。对这种权利保护申请的许可属于官府的行政庇护，而不是来自于制度的保护。这种版权保护方式如果得到实现，也仅限于个别的、局部的保护。如叶德辉对此曾论道:“此亦自来书坊禁人翻雕已书之故智也。……至其他官刻书，则从无此禁例。”[41]另外，史料中尽管出版商就其出版物可向权力机构申请保护，但都没有正面或直接提出要保护的是版权中的财产利益。相反，宋代出版商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他人“书肆嗜利翻版”，“窜易首尾，增损意义”，“致误读者”的违法行为等作为其向官府提出版权保护的根据，这也是宋代版权保护的又一局限:它没有将侵犯作者的权益做为“禁人翻版”的理由，不注重作者权益的保护。人们之所以公认英国的《安娜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版权法，主要也正因为该法把保护印刷出版商扩展到了保护作者。[42]宋代出版者这样做的依据来自于宋代出版管制法令中的相关内容。宋代出版管制法是以维护王朝政治利益为目的的，与保护作为私权的版权法是相悖的。出版者为引起权力机构的重视与关注，他们通过夸大随意盗印书籍的危害性，将自身利益包装在王朝的政治利益之下，间接借用法律的惩罚功能(公权)实现对版权(私权)的保护。他们的真实用意，即保护出版商的版权利益──被叶德辉讥为“不过意图垄断渔利，假官牒文字以遂其罔利之私”。[43]

    宋代出版管制法令体现了政府的关注点在于维护政治秩序，只有营利出版商将自己的出版物与政府的政治利益联系起来时，才可能获得政府的注意。这种状况对宋代及整个中国古代的版权发展都是一个局限:如果出版商出版无关政府政治利益的日常书籍，如儿童启蒙书籍、通俗文学读物、日用全书等，和与涉及国家为维护政权而出版的专有书籍时，这些占出版物总量最大比例而又远离政治利益且数量庞大的书籍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向官府及公众提出版权主张，这些作者及出版商就无法直接寻求权力机关的保护。因此，宋代营利出版商们寻求版权利益的保护实际上需依赖于政府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营利出版商在要求禁止他人翻版时所陈述的理由实际上是宋代版权法律制度欠缺的无奈之举，而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版商试图为版权寻求私权的法律保护也是徒劳的。

    (二)宋代版权保护的启示

    知识产权学者郑成思先生著文指出，尽管历史上没有制定出成文的版权保护法，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印刷出版者(在个别场合也延及作者)的情况，自宋代开始在八百多年中始终没有改变。[44]宋代版权保护开创了我国版权保护的先河，出版商的努力反映了基于私人知识财产的版权观念已经产生。宋代出版商请求官府严禁其他书商翻刻特定书籍的努力表明宋代产生了比较完整的版权保护意识与观念，其主张拥有版权的依据与现代版权的构成要素有相似之处。尽管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封建法制的滞后，作者、出版者关于“不许复版，翻印必究”的权利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装饰书籍牌记的空文。他们关于合理使用、巧合及剽窃的卓越见解，在缺乏著作权保护机制的条件下，只是一种没有法律意义的道德文章。[45]但是，宋代版权保护观念的出现无疑早于西方上百年，这种尝试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正如有的学者认为，10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正是在中国大地上萌发版权观念并逐步深化发展的过程，尤其是从《东都事略》的牌记到《方舆胜览》的录白，在版权观念上出现了飞跃。[46]宋代的版权保护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第一，注重对作者权益的保护，不仅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而且因作品可被商品化，同时也要保护作者的财产权利。只有切实地保护作者的各项权益才能真正地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这样社会上才会出现各种优秀的作品;第二，扩大客体的保护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作品的形式会越来越多，应通过立法不断增加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范围;第三，不仅保护作者的版权，而且也要切实保护与版权有关的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者的合法权益。第四，严厉打击盗版，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进一步促进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五、结语

    中国自宋代确曾出现过对作者(而不仅仅是出版者)的创作性劳动成果的保护，即版权保护。[47]宋代产生了中国古代比较显著的版权观念及相对成型的版权保护法制规范。宋代版权保护是宋代商品经济与雕版书籍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宋朝的版权保护是历史地客观存在的。宋朝的版权保护只有在宋朝的历史背景上才有它的真实性及其意义。眉山程舍人宅出版书籍上的刊语“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即是一种典型的版权保护语言符号。

    在宋朝的法律框架内，从民间到政府，关于版权保护的观念已经普遍产生，国家已经运用政权对印刷进行了管制、颁布有相关的法令、相关的史料对版权保护也作了记载、民间协调的力量对诸如盗版等侵权行为也实施了治理。虽然宋朝并未制定出专门的版权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回顾自己历史上曾有过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我们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导航技术，就必须同时否认中国古代首先发明过指南车、司南一样。[48]

 

 

 

注释:

[1]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2]参见前注[1]，郑成思书，第22页。

[3]前注[1]，郑成思书，第15页。

[4]［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6]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载《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

[7]参见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8]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10]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

[11]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12]［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

[13]《宋史》卷319《刘奉世传》、卷320《吕溱传》、卷352《曹辅传》等。

[1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15]赵升:《朝野类要》卷4。

[16]丁申:《武林藏书录》卷末。

[17]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

[18]［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卷53。

[19]［宋］朱熹:《朱文公大全文集》卷55。

[2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10月初版。

[21]参见前注[1]，郑成思书，第114页。

[22]参见前注[1]，郑成思书，第19页。

[23]《四库全书总目》卷35。

[24]同注[20]，［清］徐松辑书。

[25]同注[20]，［清］徐松辑书。

[26]同注[20]，［清］徐松辑书。

[27]［清］蔡澄:《鸡窗夜话》。

[28]［清］罗璧:《识遗》。

[29]同注[20]，［清］徐松辑书。

[30]日本书志学会编:《图书寮宋本书影》，日本书志学会1936年版，第29页。

[31]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第96—97页。

[32]参见前注[1]，郑成思书，第19页。

[33]范浚:《范香溪文集》卷十六。

[3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3。

[35]《宋史》卷181《食货志三》。

[36]《宋史》卷181《食货志三》。

[37]［宋］苏辙:《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

[38]同注[20]，［清］徐松辑书。

[39]参见王锋:《知识产权法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40]参见张志成:《论知识产权的合理性问题──一种法理学形式上的分析》，载《私法》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4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42]郑成思:《中外印刷出版与版权概念的沿革》，载中国版权研究会(编):《版权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2页。

[43]前注[41]，叶德辉书，第32页。

[44]参见前注[42]，郑成思文。

[45]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46]朱明远:《略论版权观念在中国的形成》，载中国版权研究会(编):《版权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6页。

版权保护篇3

本文将主要依据美国的《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并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条约和欧盟、日本的有关立法，探讨网络环境中版权保护的一些问题；这包括，版权所有人控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保障网上传播权得以实现的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对规避技术措施和改变或除去版权管理信息的法律救济，以及网络环境中的权利限制等。

一作品在网上的传播及其权利

当作品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传播时，版权所有人应当有权控制这种传播，并由此而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具体说来，就是版权所有人将数字化作品上载，然后由访问者通过网络的传输而浏览、阅读、观看、聆听，甚至下载和复制作品。同时，版权人通过控制作品的传输而获得经济利益。这类似于传统的印刷出版中，版权人通过控制作品的复制和发行而获得经济利益。然而，版权所有人控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的性质是什么，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权利来涵盖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就法律制度的发展来说，当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时，人们总是先用既有的法律规定末予以解释。只有在旧有的法律规定不能涵盖新现象时，才考虑创设新的规定。面对网络传播对版权保护所带来的挑战，人们首先也是用版权制度中的既有概念来解释作品在网上的传播。

首先是复制权的新解释。一部作品在网上传括的过程中，会有一系列的复制发生。这包括版权所有人将数字化作品上载到网络系统中的复制，也包括该作品在传输过程中由一系列网络服务器或计算机系统所做出的自动的和暂时的复制，还包括访问者在阅读该作品时在自己所使用的计算机中发生的自动的和暂时的复制。显然，传统的复制概念不具有网络传输中的这种种复制的含义，尤其不包括各种形式的自动的和暂时的复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版权条约》、《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的条约的过程中，各国代表就网络传输中的自动复制和暂时复制是否属于“复制”，是否受“复制权”控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暂时复制不应也不可能被排除在“复制”的定义之外，但应当在合理的情况下，对于数字化和网络环境下的“复制权”做出适当的限制。两个条约中有关复制权的议定声明即反映了这一观点。《版权条约》第1条第4款的议定声明说：“《伯尔尼公约》第9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所允许的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况。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作品，构成《伯尔尼公约》第9条意义下的复制。”《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7条、11条和16条，也有内容相似的针对表演和录音制品的议定声明。这样，传统的“复制”概念就被解释到或延伸到了数字化和网络的环境中。人人然而，作品在网上的传输是一种动态的和交互的过程，“复制”则似乎是指：八次又一次的制作复制品的活动，难以反映动态的和交互的网上传输。这表明，仅仅对“复制权”做出新的解释，还不能反映版权所有人对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控制美国1995年9月公布的白皮书，论述了以“发行权”来反映版权人对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控制。白皮书在论述“发行权”时说：“在高速的通讯体系中，有可能将作品的复制品从一个地点传送到另一个地点。例如，将计算机程序从一个计算机传送给十个计算机，就是这种情况。当这种传输完成时，原始复制件一般存留在发送计算机中；而其他的每一部计算机中部会有一份复制件存在于内存或有关的储存设置中。传输的结果是该作品的十件复制品的发行。当然，现行法律中的发行权可能是不太明确的，会受到挑战。”正是在这里，白皮书提出了修订版权法，以发行权涵盖向公众传播作品的复制品和录音制品的建议。“所以，工作小组建议修订版权法，明确承认作品的复制品或录音制品可以通过传输的方式向公众发行，并且此种传输是在版权人的专有发行权的范围之内。”白皮书还论证说，由于传输或发行的是作品的复制品，网上的传输是发行和复制的结合，是同时行使了发行权和复制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反映大多数国家对发行权的理解，排除了以发行权涵盖作品在网上传输的可能性。《版权条约》第6条规定了版权人发行作品原件和复制品的权利，《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8条和第12条规定了表演者发行表演的原件或复制品的权利、录音制品制作者发行录音制品的原件或复制品的权利。同时，有关条款的议定声明又明确指出：“这些条款中的用语‘复制品’和‘原件和复制品’，受各该条中发行权和出租权的约束，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复制品。”在这里，发行所针对的“原件和复制品”，专指固定于有形物上的复制品，显然不包括网络传输中以数字化形式出现的没有固定在有形物上的复制品。当然，《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反映大多数国家的理解，不以发行权涵盖作品在网上的传输，并不妨碍有些国家以“发行权”解释作品在网上的传输，去“发行”没有固定在有形物上的复制品。事实上，美国的白皮书就是要以“发行权”反映作品在网上的传输，而发行的也是没有固定在有形物上的复制品。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两个条约的过程中，欧盟提出了“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以之反映版权人对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控制。本来，随着无线和有线传播技术的发展，《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已经规定了一些传播权。例如，戏剧作品和音乐作品的作者可以授权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可以授权广播和再广播其作品：文学作品的作者可以授权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朗诵；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可以授权公开表演和以有线方式向公众传播经过改编或复制的作品。“然而，作品在网上的传播，既不同于表演作品和朗诵作品，也不同于以广播和有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就传统的广播和有线传播来说，其方式是广播组织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频率（道）上单向式地向公众传送作品，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而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传播是交互式的，公众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有关的作品。欧盟所提出的”向公众传播权“，就是试图克服现有各种传播权的不足之处，为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传播设定一种新的权利。这与解释既有的版权概念的做法不同。

在制订两个新条约的过程中，面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各国代表团采取了一种折衷的解决方法：数字化的网上传输行为应当以不带任何色彩的方式来描述，而不必带有具体的法律特征；这种描述既不应当是具体技术的，又应当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数字化传输的交互性，即当公众成员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访问作品时，也应观为向公众提供了作品；这种专有权利的法律特征，也就是真正去选择 哪一项或那儿项权利，则完全留给各国的立法机关去决定，由于愿意使用“向公众传播权”的国家较多，也由于“向公众传播权”是一项涵盖面广泛的权利，《版权条约》9第8条的题目使用了“向公众传播权”。根据规定，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有关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和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实际上是先以“向公众传播权”涵盖作品在网上的传播，然后再以非法律特征的方式描述交互式的数字化网络传输。至于《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14条，则是真正的非法律特征的描述，这甚至反映在条文的标题“提供己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上。

根据1997年以后的有关立法来看，欧盟和日本基本作了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一致的规定。欧盟委员会于2000年6月9日通过的《版权指令草案》，对作品和表演、录音制品、电影和广播节目在网络上的传播分别做了规定。关于作品的传播，《版权指令草案》用了“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这主要是版权的内容。关于表演、录音制品、电影和广播组织的节目，《版权指令草案》用了“向公众提供权”的概念。这主要是邻接权的内容。“日本也在1997年6月10日修订其著作权法，在著作权的种类中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日文为公众送信权），在邻接权的种类中规定了”向公众提供权“（日文为送信可能化权）此外，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还对”向公众传播“、”向公众提供“和”交互式传输“（日文为自动公众送信）作了明确的界定。

与欧盟和日本不同，美国则是用既有的权利来涵盖作品在网上传播的国家。1998年10月28日，美国通过了《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扫清国内法律中的障碍。然而人控部法律却没有规定版权人控制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权利。这表明，在美国现行的版权法中，已经有了反映这一权利的概念。事实上，美国在制定1976年版权法时，充分考虑了已经产生的大众传播技术和有可能在近期产生的传播技术，制订了一些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前瞻性的条款，为包容新的传播技术留下了一定的余地。

根据美国1976年版权法第106条的规定，版权人享有复制权、演绎权、发行权、表演权和展览权等五项权利。1995年9月公布的白皮书曾逐一讨论了这些权利在网络环境中需要澄清和解释的地方。根据白皮书的讨论，除了复制权和发行权，表演权和展览权也与作品在网上的传输密切相关。关于“表演权”，美国版权法第101条的定义说：“表演一部作品是指，以朗诵、表演、演奏、舞蹈或动作的方式，直接地或者以设备或程序来表现该作品，或者在涉及电影或音像作品时，以连续的方式表现其形象或让人听到有关的伴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表演不仅有我们一般理解的“活”表演，如演员的演唱、舞蹈等，还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机械”表演，如以录音机、录像机、广播、电视和卫星传播等设备来“表演”作品。关于“展览权”，美国版权法第101条的定义说：“展览一部作品是指，直接地或者以胶片、幻灯、电视形象或其他的设备或程序来展示作品的复制品，或者在涉及电影或其他音像制品时，以非连续的方式展示单个的形象。”显然，这里的展览也有“机械”展览的意味。而且，根据众议院关于1976年版权法的说明，表演和展览的设备或程序，“包括所有种类的放大声音、形象的设备，所有种类的传输器械，所有类型的电子传送系统，以及其他所有的现在尚未使用甚至尚未发明的技术和系统。”这显然为网络传输的技术和设备留下了余地。此外，就表演权和展览权来说，有关的表演和展览都必须是“公开”的。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01条，“公开地表演或展览一部作品是指，（1）在任何向公众开放的地点，或者在多于一般家庭成员或社交朋友的相当数量人群出现的地点，表演或展览作品；（2）将作品的表演或展览，以任何设施或技术传输或传达给第（1）款规定的地点或公众，而不论能够接收表演或展览的公众是在同一地点还是在不同的地点，是在同一时间还是在不同的时间接收作品。”令人惊讶的是，定义的第（2）款似乎就是为作品在交互式的两上传播而规定的。正是由于这种前瞻性的规定，有许多美国人主张以表演权和展览权，或者仅仅以表演权来反映版权人控制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权利。“

尽管白皮书建议将作品在网上的传播纳入发行权的范围，尽管另有许多人主张将其纳入表演权的范围，但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在制订《数字化时代版权法》时并没有泊此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不仅如此，其他的法律修正案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一方面是因为任何对于现有权利的修订或增加，都会动摇已经形成的利益平衡物态，另一方面则是现有的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和展览权，以及相关的定义和立法解释，已经可以包容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情形，为相关案件的司法解释留有了充分的余地。这样，作者控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究竞是哪一种权利，或者是哪几种权利的结合，就留给了法院在具体的判决中做出解释。

二技术措施

享有版权的作品在网上传播，一方面使得作品可以迅速、方便地为更大范围的公众所接受，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版权保护的难度。因为，数字化的作品很容易被他人简便快速地非法复制，然后再通过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非法传播，造成权利人的极大损失。所以，权利人仅仅享有控制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权利还不够。还必须的技术措施实现自己的权利。这可以是限制他人访问自己作品的措施可以按海防止他人行使自己权利的措施，如要求登记、设置密码、加设电子水印、限制或禁止他人访问等。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破解他人技术措人措施的技术。一些人或出于好奇的目的，或出于赢利的目的，设计、甚至提供破解他人技术措施的设施或服务。因此，法律又必须对版权人设置的技术措施予以保护，禁止他人非法破解有关的技术措施。这样，法律不仅要对版权人控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权利加以保护，还必须对版权人控制作品传播的技术措施加以保护。

在很长的时间里，技术措施与版权保护无关。然而，随着计算机软件、卫星传播技术和网络的发展，技术措施与版权保护联系起来，逐步纳入了版权保护体系。例如，1991年的“欧共体计算机软件保护指令”第7条即规定，成员国应当禁止任何人为商业性目的破解或除去计算机软件的技术装置。美国“通讯法”第605条和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707条，禁止对加密的卫星传输节目和信号解密。而美国1992年的“家用录音法”则规定，为保护数字化录音制品和音乐作品，禁止对管理批量复制的系统和程序进行规避。当然，这些对于技术措施的保护都是零星的，针对某些特定情形制订的。只是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作品在网上的广泛传播，对技术措施的保护才最终纳入了版权保护体系。

美国1995年的白皮书详细论述了保护技术措施与版权保护的关系。它首先指出，由于侵权的容易和保护的困难，版权人不得不借助于技术措施来保护作品。然而，版权人所使用的技术措施又可以被其他的技术所破解，所以又必须对技术措施给予保护。白皮书建议，在美国版权法中增设一章，将有关技术措施的保护规定于其中。根据建议，禁止进口、制造和发行任何设置、产品、零件或服务，只要其主要目的成效果是用于避开、绕开、消除、静化或规避版权人防止或禁止他人侵犯其专有权的任何程序、设置、机制或系统。由此看来，白皮书对于技术措施的保护是从设备（设置、产品、零件）和行为（避开、绕开、消除、静化或规避）两个方面来保护技术措施的。白皮书还指出，有关的规定虽然不能消除保护措施被破坏的风险，但可以减少这种风险，而这又有助于版权人保护自己的作品。

白皮书有关技术措施保护的论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美国对技术措施予以保护的建议，都是从设备和行为两个方面提出的。但由于参加外交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意见不一，最终通过的条约仅从行为的方面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版权条约》第11条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制止对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各项权利而使用的，就其作品限制未经作者授权或法律许可的行为的技术措施加以规避。”在这里，条约要求缔约方制止的，是对技术措施加以规避的行为，而没有提到使该种行为得以实施的设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8条也有类似规定。

欧盟的有关指令和日本对于著作权法的修订，都没有仅仅停留在禁止“行为”的要求上。欧盟委员会2000年6月9日通过的《版权指令草案》第6条规定了成员国关于技术措施的义务。其第1款规定，成员因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制止对任何有效的技术措施予以规避的行为。第2款则从设备的方面做出了规定：“成员国应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制止制造、进口、发行、销售、出租、做广告以销售或出租、或以商业性目的拥有设备、产品或零件，或提供服务”，只要它们可以用于规避任何有效的技术措施。日本在1999年6月对著作权法的修订中，也从设备和规避行为两个方面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

美国《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又不同于欧盟和日本的规定。从结构上来看，首先是从访问作品和行使权利两个方面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做了规定。所谓访问作品的角度，是指有效控制他人访问自己作品的技术措施。在参众两院对法案的说明中，又称为防止他人访问受保护内容的技术措施。这是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a）款的规定。所谓行使权利的角度，是指有效防止他人行使版权人权利（即复制、发行、演绎、表演和展览等权利）的技术措施。这是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b）款的规定。事实上，这两个角度并无本质的区别，它只是便于版权人或从访问作品的角度，或从行使权利的角度保护已经设置的技术措施。同时，从两个角度进行规定，也可以防止对技术措施保护中某些内容的遗漏。

从访问作品或行使权利的角度出发，《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又进而从行为和设备个方面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a）款规定：（1）“任何人不得规避有效控制受本卷保护作品之访问的技术措施。”（2）“任何人不得制造、进口、向公众推销、提供或者运送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零件或部件，其（A）设计、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规避有效控制受本卷保护作品之访问的技术措施；（B）除了规避有效控制受本卷保护作品之访问的技术措施，只有有限的商业意义或用途；（c）由某人或在某人之授意下上市，并且知道可用于规避有效控制受本卷保护作品之访问的技术措施。”其中的第（1）项是关于规避行为的规定，第（2）项是关于设备的规定。

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b）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进口、向公众推销、提供或者运送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零件或部件，其（A）设计、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规避技术措施所提供的保护，而且该技术措施是为了有效保护版权人依据本卷就作品或其一部分所享有之权利；（B）除了规避技术措施所提供的保护，只有有限的商业意义或用途，而且该技术措施是为了有效保护版权人脓据本卷就作品或其一部分所享有之权利：（c）由某人或在某人之授意下上市，并且知道可用于规避技术措施所提供的保护，而且该技术措施是为了有效保护版权入依据本卷就作品或其一部分所享有之权利。”这虽然是从设备的角度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但所列举的三种情形又都是针对规避的行为而言的。

除此之外，《数字化时代版权法》还详细规定了保护技术措施的例外‘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府的执法、情报等活动。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并不禁止政府机构及其雇员所从事的经合法授权的调查、保护、信息安全或情报活动。其中的“信息安全”是指发现和纠正政府计算机、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脆弱之处，从而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2.反向工程。对于合法获得的计算机软件，可以破解其控制访问的技术措施，但其目的必须是发现或分析该软件与其他软件的兼容性。

3.加密研究。为了提高加密技术水平或促进加密产品的开发，在法律规定的某些特定条件下，可以研究和分析加密技术中的弱点和薄弱之处。

4.安全测试。如果说加密研究是为了保障信息的安全，对有关的技术措施加以测试也是为了信息安全。所谓安全测试，是指为了检测、查清和纠正计算机系统或网络的缺点、薄弱之处，可以用有关的技术措施访问某计算机系统或网络。

自《数字化时代版权按》颁布以来，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关技术措施保护的案例。了解这些判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的法律规定和美国对技术措施的保护。这里仅据两个典型判例略作说明。

在2000年1月由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法院判决的“瑞尔网络公司诉流盒公司”一案中，原告拥有一种声乐播放软件“端尔演奏者”（RealPlayr），其中采用了一种被称为“秘密握手”（seoet hand shake）的控制访问机制。根据该机制，当访问者试图访问某一作品时，服务器要求提供版权人授权的信息和程序：如果服务器认可了有关的信息，就会以信息流的方式（streaming format）向访问者传送所要求的作品，包括音乐作品。“秘密握手”传输“信息流”的方式有两种，即可以下载复制的和不能下载复制的，由一个“复制开关”（Copy Switch）加以控制。版权人在通过“瑞尔网络公司”的服务器提供作品时，大多选择了不能下载复制的方式。被告则通过反向工程获得了“瑞尔演奏者”软件中“秘密握手”机制的密码，并将密码纳入了自己生产的收录机中。因而，当被告的收录机与原告的服务器相连接时，服务器就以为是在与“瑞尔演奏者”相连接，从而使得收录机访问了服务器中的作品。而且，被告的收录机还会忽视“复制开关”，不论版权人的选择是什么都可以下载复制作品。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的收录机通过“秘密握手”的密码规避了原告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违反了版权法第1201条（a）款的规定；通过绕开“复制开关”，规避了防止他人行使复制权的技术措施，违反了版权法第1201别（b）款的规定。最后，法院下令禁止被告发行其收录机。

在2000年2月由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判决的“环球影视城诉雷莫迪斯等”一

案中，原告为环球影视城等8家电影公司，他们通常是先以影剧院上映的方式发行电影，然后再以录像带和DVD等家庭录像片的方式发行电影。由于DVD中的电影是数字化的，很容易被他人非法复制发行，原告采用了一种“内容扰额系统”（content scramble system css）的控制访问系统。根据CSS只有在含有解密钥匙的DVD机或计算机驱动器中，DVD盘才可以被观看。DvD盘的销售量每星期约100万张以上。1999年10月，挪威的一名少年开发了一种软件，可以解开CSS系统的密码，从而访问、下载、复制和发行DVD盘中的内容。一时之间，包括被告在内的许多网络服务商和网站都在发行或提供DeCSS软件。法院认定，DeCSS被解了版权人控制访问其作品的CSS系统，而且除了破解cSS没有其他的商业意义；被告提供或发行DeCSS软件违反了版权法第120l条（a）（2）（B）的规定（制造、进口、销售、提供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零件，除了规避有效控制作品访问之技术措施外没有其他商业价值或意义）。

非常有意义的是，法院在判决中还逐一否定了被告提出的“反向工程”、“加密研究”和“安全测试”的辩解。关于反向工程，被告提出DeCSS是为了使“林克斯操作系统”（linux system）与DVD盘兼容，因而符合反向工程的例外。法院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首先，被告没有提供他们进行过反向工程的证据。事实上，该软件是由一名挪威少年开发的。其次，DeCSS不仅可以在“林克斯操作系统”下运行，还可以在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下运行，因而不能说让“林克斯操作系统”与DvD盘兼容是其“唯一目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反向工程的例外只允许对计算机软件进行反向工程，但不允许规避控制作品访问之技术措施。所以，反向工程的例外不适用于本案。关于“加密研究”，法院认为，在确定某人是否从事真诚的加密研究时，应当考虑一系列的因素。如加密研究的成果是以增进加密技术知识的方式扩散，而不是促进侵权；某人是否在从事合法的研究或就合法获得的作品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是否及时通报给了版权人等。法院认为，被告没有提供证明这些因素的证据，甚至投有证据表明是被告们从事了加密研究，更不要说是真诚的加密研究。显然，被告只是以促进侵权的方式发行了DeCSS软件。有关证据表明，被告也没有获得版权人的从事加密研究的许可，更没有将decss的结果提供给版权人。所以，加密研究的例外不适用于本案。关于“安全测试”，法院指出，根据第1201条j款，只有在计算机系统或两络系统之所有人或操作者的授权下，才可以测试某计算机、计算机系统或网络。而有关的证据表明，decss的结果与检测计算机、计算机系统或网络毫无关系。原告没有授权被告从事有关活动，被告也没有寻求原告的授权。所以，安全测试的例外也不适用于本案。

三版权管理信息

版权管理信息，又称权利管理信息，是有关作品名称、版权保护期、版权人、作品使用条件和要求的信息可以随着作品在网上的传输而显示出来，向他人表明作品目前的法律状态和使用的条件或要求。显然，这些信息对于权利人实现其经济利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严格说来，版权管理信息不是直到有了网络以后才产生的东西。印刷物版权页上有关作者、出版日期的信息，就可以视为一种版权管理信息。然而，网络环境中的版权管理信息又有其独特的意义。这是因为，网络环境中的版权管理信息专指以数字化形式出现的信息。这种信息虽然对于权利人经济利益的实现非常重要，但又很容易被他人伪造、篡改和消除，从而造成对权利人的极大损害。例如，在印刷出版物的情况下，要想改变作者的名称或出版的日期，不仅要一本一本去改，还会留下明显的痕迹。而在网络环境下，只要使用计算机上的键盘就可以轻易而不留痕迹地改变行关版权人、出版日期；使用条件等信息，甚至删除某些信息。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两个新条约的过程中，各国代表都同意制订有关的规定，对权利管理信息予以保护。《版权条约》第12条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和有效的法律救济办法，制止任何人明知、或就民事救济而言有合理根据知道其行为会诱使、促成、便利或包庇对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涵盖的任何权利的侵犯而故意从事以下行为：（1）未经许可除去或改变任何权利管理的电子信息；（2）未经许可传播、为传播而进口、广播、或向公众传播明知己被未经许可除去或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或作品的复制品。”《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9条就表演和录音制品也做出了相同的规定。两个条约还对权利管理信息的内容作了具体的界定。《版权条约》第12条说，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种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9条就表演和录音制品也有相同的界定。

美国在1995年9月的白皮书中就提出了对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1998年10月通过的《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又详细规定了对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概括起来，国对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版权管理信息是为了促进作品的使用，与作者的精神权利无关。在重视作者精神权利的某些大陆法系国家中，往往认为权利管理信息，尤其是其中有关作者名称、作品名称的信息，与作者的精神权利密切相关。例如，1999年6月修订的日本著作权法就是将权利管理信息与著作者人格权、著作权和邻接权放在一起来予以保护的。据日本著作权法第113条第3款：“与权利信息有关的下述行为，视为侵犯了著作人格权、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其中所列的三种情形是：（1）故意附加虚假权利管理信息；（2）故意除去或改变权利管理信息；（3）传播、为传播而进口、为传播而拥有明知带有虚假权利管理信息的作品或唱片，明知权利管理信息己被除去或改变的作品或唱片。而在不重视作者精神权利的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则认为权利管理信息只与作者的经济权利或作品的使用有关。例如，美国1996年9月的白皮书指出：“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版权管理；信息将成为就某一作品的某种形式的授权，使用者通过它可以获得有关作品的重要信息。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上，对于消费餐能够发现并获得授权从而征用享有版权作品来说，这类信息的准确性就是至关重要的。可靠的信息将促成有效的授权，并降低享有版权作品的授权使用的办理费。”由此看来，白皮书所提出的对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完全是从作品使用的角度来说的，与作者的精神权利无关。事实上，这也正是美国版权法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

第二，美国对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不仅禁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条约所提到的两个方面，即故意除去或改变权利管理信息，故意传播己被除去或改变了权利管理信息的作品、表演和录音制品，而且禁止提供和传播虚假版权管理信息这样，美国对于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就多出了一个方面。事实上，1995年9月的白皮书就是从防止虚假信息的角度来论证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并由此而提出了保护权利管理信息的三个方面。“公众应当受到保护，避免虚假的有关作品创作者、权利享有者、版权人如何授权使用作品的信息。因而，工作小组建议应当修改版权法，禁止提供、传播或为传播而进口己知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和未经许可除去或改变的版权管理信息。”1998年10月的《数字化时代版权法》正是依据上述思路规定了对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

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a）款的小标题为“虚假版权管理信息”。其规定是：“任何人不得在故意并在有意引诱、致使、便利或隐匿侵权的情况下，（1）提供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2）传播或为传格而进口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

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b）款的小标题为“除去或改变版权管理信息”。其规定是：“未经版权人或法律的许可，任何入不得在故意、或就第1203条规定的民事救济来说有理由知道会引诱、致使、便利或隐匿对本卷所规定任何权利侵犯的情况下，（1）故意除去或改变任何版权管理信息；（2）传播或为传播而进口己知未经版权人或法律许可而被除去或改变的版权管理信息；（3）传播、为了传播而进口或公开表演己知版权管理信息未经版权人或法律许可而被除去或改变的作品、作品之复制品或唱片。”

与技术措施保护中的例外一样，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也有一些例外。不过，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202条，这种例外仅仅是针对（b）款（即除去或改变版权管理信息、传播除去了或改变了版权管理信息的作品）而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a）款所规定的提供和传播虚假版权管理信息都是被禁止的，没有保护上的例外。

美国版权法第1201条在对版权管理信息提供保护的同时，还对版权管理信息进行了详细界定。根据规定，版权管理信息是指与作品的复制品、唱片或作品的表演、展览一齐传送的有关信息，包括数字化形式的有关信息。其中的“有关信息”是指以下几种信息；有关作品名称的信息；有关作者名称的信息；有关版权所有人名称的信息；有关表演者名称的信息；有关视听作品之作者、表演者和导演名称的信息；有关作品使用之条件和要求的信息；表明这类信息的数码、符号或与这类信息有关的链点：以及美国版权局规定的其他信息。法律还明确规定，有关作品使用者的信息不属于版权管理信息。由此可见，《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对版权管理信息的规定，要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条约更为具体和详细。

此外，版权管理信息的附加不是必需的。伯尔尼公统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自动保护，即版权的获得不必履行任何手续，包括不必注册和加注版权标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0条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9条的议定声明也调调，缔约各方在保护权利管理信息时，不能违反伯尔尼公约而使权利管理信息成为强制性的形式要件。美国虽然承认伯尔尼公约的这一基本原则，但又从有到于作品充分利用的基点出发，强调了附加版权管理信息的必要性。1995年的白皮书说：“尽管建议中的修订不要求版权人提供版权管理信息；但却要求此种信息被附加时应当是准确的。而且，工作小组鼓励版权人附加此种信息，以使消费者找到并获得许可使用享有版权的作品。”从有利于消费者使用作品来说，或者从实现版权人的经济利益来说，附加版权管理信息似乎又是必需的。

《数字化时代版权法》通过后，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关版权管理信息的判例。这里仅举1999年由加州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凯利诉阿里巴软件公司”一案为例。根据案情，被告在网上开设了一个“图像搜索引擎”（visual search engine），让使用者可以获得网上有关内容的索引。一般的搜索引擎是提供描述性的文字，而被告的搜索引擎则是提供缩小到拇指大小的图像。使用者如果对某一图像感兴趣，点击后可以看到放大的全景图像、图像尺寸和图像来源网址的描述。如果再点击来源网址，则可以连接到图像来源的网页上。被告索引中共有200多万个拇指大小的图像，都是从世界各地搜寻而来的。原告是加州的一名摄影师，并在网上开设了一个“图像旅游”的网页。1999年1月，原告的30余幅摄影经过缩小进入了被告的索引。原告发现后通知被告表示反对，被告即从索引中删除了有关—图形。但由于技术性的原因，这些图形又反复出现了数次。1999年4月，原告提一起侵权诉讼。法院在判决中讨论了“合理使用”和版权管理信息保护等两个问题。 这里仅论述有关版权管理信息的判决。

法院的判决先从美国版权法第1202条的两个条款谈起。其中，（a）款是禁止伪造版权管理信息。在本案中，被告并没有伪造或提供虚假版权管理信息，因而与问款无关。第1202条（b）就是关于除去或改变版权管理信息的规定。根据进一步的案情，原告虽然在网页上没有版权标记，但并没有直接加注在摄影作品上（这显然会损害作品）。这样，被告搜寻到的并被列入了索引的原告图形上也没有版权标记。原告正是基于此种情况诉被告违反了肋款的规定。如前所述，（b）款又列举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除去或改变版权管理信息。法院认为，这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就法条的语言和结构来看，这—规定仅适用于从原告的作品或原作上除去版权管理信息（版权管理信息是在作品或原作上）。而且，即使这一规定适用，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行为是故意的，不是搜索引擎操作中没有预料的副产品。第二种情况是传播已知被除去或改变了的版权管理信息。由于这种情况是第一种情况的继续，法院没有讨论。第三种情况是传播版权管理信息被除去或改变的作品、作品之复制品或唱片。法院认为，由于原告作品的复制品上没有版权管理信息，因而可以适用这种情况。

法院指出，要想说明违反了（b）款的第三种情况，原告必须说明被告向使用者提供了与版权管理信息分离的原告作品的复制品，还必须说明被告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这会导致侵犯版权。就前者来说，被告的搜索引擎从原告的网页上取下了图形，但没有取下原告网页上的版权管理信息；被告将没有版权管理信息的图形缩小后放入索引，并允许他人点击后获得没有版权管理信息的全景图片。毫无疑问，被告向使用者提供了与版权管理信息分离的作品复制品，即索引中的图形和全景图形。就后者来说。被告在全员图形被点击出来时，又给出了图形来源的网页名称和链接来源网页的机会，让使用者可以在那里看到相关的版权管理信息同时，被告还在自己的网页上警告使用者，搜索引擎取来的图形可能会有使用的限制和版权问题，使用者在复制或使用这些图形（甚至是索引中拇指大小的图形）之前，应当先查看来源网页。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形，法院认定被告没有理由知道使用者会由此而侵犯版权。法院还指出，原告没有说明被告的使用者比其他的使用者更有可能侵犯自己的版权，甚至没有说明被告的使用者确实侵犯了自己的版权，或者被告有理由知道会有侵权发生。法院最后得出结论说，被告没有违反第1202条的规定。

“凯利”一案判决后，在美国版权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人认为，如果说法院忠实地理解了版权法第1202条关于版权管理信息的保护，并由此而做出了正确的判决的话，那么法律的规定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法律对版权管理信息只给予了一种“弱保护”。因为，行为人既除去或改变了版权管理信息，又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这会导致侵权的情况并不多见。看来，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包括司法判决中的探讨还会继续进行。

四权利的限制与例外

权利的限制与例外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某些特定情形下，权利人不得行使其版权，或者虽然由其他人行使了应当由版权人行使的权利也不属于侵权。权利的限制与例外是从行使版权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他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某些特定情形下利用享有版权的作品来说，又可以称为“合理使用”。

在国际版权公约中，判定“合理使用”有一个三步法，即合理使用是就特定的情形而言，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三步法最早见于《伯尔尼公约》。但据《伯尔尼公约》第9条，判定合理使用的三步法仅适用于复制权。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则将合理使用的三步法扩大到了整个版权和邻接权之中，而不再局限于复制权。“协议”第13条规定：“成员应将专有权的限制或例外局限于某些特定的情形，并且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治利益。”其中的“专有权”具体是指版权和邻接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缔结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不仅将《伯尔尼公约》关于合理使用的三步法扩大到了版权和邻接权之中，而且将之引进了数字化和网络的环境之中。《版权条约》第10条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6条的议定声明说：“允许缔约各方将其国内法申依《460角：公约》被认为可接受的限制与例外继续适用并适当地延伸到数字环境中。同样，这些规定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方制订对数字网络环境适宜的新的例外与限制。”议定声明还说，有关规定“既不缩小也不扩大由《伯尔尼公约》各允许的限制与例外的可适用性范围”。依据两个条约，各缔约方可以在网络环境中继续沿用合理使用以及判定合理使用的三步法，井可以依据网络环境的特点制定新的例外与限制。

欧盟委员会于20肋年6月通过的《版权指令草案》在第5条中也针对复制权、向公众传播权和向公众提供权规定了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并且重复了《伯尔尼公约》所确定的三步法。这主要是针对网络环境中的合理使用所做出的规定。《版权指令草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特技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没有独立经济价值的临时复制规定为复制权的例外。这就使网络服务商不至于为作品传播过程中的暂时复制承担侵权责任，从而有利于这一产业的发展。

美国直到1989年才加入《伯尔尼公约》，因而没有上述确定合理使用的三步法的规定。然而，在美国有关版权的判例法中，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及其判定标准却自版权法制定起就一直存在。1976年版权法又对判例法中有关合理使用的准则作了概括性的规定。据美国版权法第107条，“为了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包括为了课堂使用的多份复制）、学术和研究等目的，合理使用享有版权的作品，包括诸如以复制作品或唱片的方式，或者以第106条规定的其他方式的使用，都不属于侵权。”其中所说的第106条是对复制权、演绎权、发行权、表演权和展览权等内容的列举。除此之外，第106条还列举了四条用以判定合理使用的标准，即使用的目的和特点；享有版权作品的特性：使用的数量与质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

1998年10月的《数字化时代版权法》首先在有关技术措施的第1201条强调：“本条不影响依据本卷产生的权利、救济、限制或未侵犯版权的辩解，包括合理使用。”这表明，有关合理使用的所有法律规定，包括判定合理使用的标准，都将适用于作品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然而，网络环境中的合理使用毕竟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做出某些特殊的规定。所以，《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又就网络环境中的某些独特的合理使用做出了规定。例如，计算机的所有人或承租者可以为了维护或修理计算机而制作软件的复制件，但其前提条件是不能以其他方式使用该复制件，并且在维护或修理结束后立即销毁该复制件。又如，图书馆和档案馆为了馆藏的目的可以制作3份作品的复制件，而不是原来规定的1份。此外，《数字化时代版权法》还指示版权局长就数字化远程教育中的权利限制向国会提出报告，并提出了应当考虑的一些因素，如网络远程教育中权利限制的必要性，远程教学中权利限制所涉及的作品种类等。

在美国，合理使用是随着判例而发展起来的。同样，网络环境中的合理使用及其特点，也应当由具体的判例加以探索和明确。自1998年10月《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各颁布以来，在大多数有关网络环境中版权授权的判例中，被告都提出了合理使用的问题，而法院也运用合理使用的一段原则规定，探讨了网络环境中的合理使用问题。这里仅举两个有代表性的判例。

第一个是2000年4月由加州中区联邦地方法院判决的“洛杉矶时报诉自由共和国”。根据案情，原告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出版印刷的报纸的同时，还出版网络版的报纸，通过向访问者收费和刊登广告而获得收益。被告“自由共和国”是一家网络经营公司，拥有一个公告板网页和两万多注册成员。他们选择大量感兴趣的文章张贴在公告板上，供自己或访问者加以评论。通常，成员们是将整篇文章，包括来自原台洛杉矶时报网页和华盛顿邮报网页的整篇文章，张贴在自己的公告版上。当原告诉被告侵权时，被告提出了合理使用的辩解，即他们将：原台的文章张贴在自己的公告版上，是为了批评或评论的使用。法院运用合理使用的四个判定标准，就有关的案情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于使用的目的和特点，法院认定，被告几乎逐日地、原封不动地复制了大量原告的文章，已经远远超出了让他人评论和批评的目的。而且，被告成员的评论和批评也没有为原告的作品增加什么内容，没有创作出新的作品来。关于享有版权作品的特性，法院认定，尽管原告的作品含有某些表述的因素，但主要是事实性的，从而有利于被告所主张的合理使用。关于使用的数量和质量，被告原封不动地复制了大量原告的文章并张贴在自己的网页上，已经表明这不是合理使用。关于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有关证据表明，被告有2万多个注册使用者，每天的点击率为10万次，每个月吸引的阅读者为2500万到5000万人次。有关证据还表明，被告网页的访问者可以读到完整的来自原告的文章，包括过期报刊的文章，从而不必去买原告的报纸，也不必访问原告收费的网页。法院认定，基于以上的事实，被告的行为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享有版权作品的市场价值。法院最后得出结论说；合理使用的四个因素中古兰个有利于原告，只有一个有利于被告。而且，即便是就有利于被告的要素来说，被告也是既复制了不受版权保护的事实，又复制了受版权保护的表述。因此，被告所主张的合理使用的辩解不成立，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版权。

非常有意味的是，法院在判决中还强调，在网络环境中，复制的必要性已经大大减少。就本案来说，被告完全可以将自己的网页与原告的网页链接起来，让评论者直接访问原告网页上的文章，然后发表自己的评论。被告曾提出辩解，一旦过期文章入档，链接就会过于繁琐，并且不是免费。法院则反驳说，收费并不导致被告不能链接，它只要求被告的成员像其他访问者一样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自由共和国的使用者来说，虽然链接不份把整篇文章张贴在网页上那样容易或方便，但这并不表明被告的行为就是合理使用。”法院还指出，被告的复制取代了原告的作品，影响了网络环境下原告控制作品访问的能力。

第二个判例是2000年8月由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判决的“环球影视城诉雷其迪斯等”（基本案情见本文第三部分）。根据案情，原告在自己的电影DVD盎中采用了一种“内容扰频系统”（Content ScrMble System，CSS）的控制访问系统，以防他人非法复制。被告则通过网站提供一种DedSS的解密软件。在诉讼中，被告提出了合理使用的辩解。法院首先承认，由于运用了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手段，可能会影响到对享有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甚至影响到对不享有版权作品的使用。例如在本实中，由于加密技术的使用，只能用原告的DvD机才能观看或聆听整部电影或其中的片断。这实际上意味着，除非规避有关的技术措施，某些可能的合理使用，如拿出其中的一两个片断与其他的电影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也成为不可能。这样，原告采取“内容扰频系统”的技术措施，不仅防止了非法的使用，也防止了合法的使用。法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合使爬用是指对作品的某些使用不构成侵犯版权，而被告是提供规避他人技术措施的技术，违反了保护技术措施的第1201条。合理使用是有关授权的辩解，而不是规避技术措施的辩解。

只有访问获得授权后，传统的不侵犯版权的辩解，包括合理使用才可以完全适用。“法院还指出，国会是有意不将合理使用的辩解适用于技术措施的保护。”国会在考虑《数字化时代版权法》时完全知道传统的合理使用的作用，即调和版权所有人的专有权利和对作品某些部分予以非侵权使用者的利益。它承认立法过程中由一系列选民表达的论点，即控制访问享有版权作品的技术措施，将以防止某些使用的方式而侵蚀合理使用，尽管这些使用在能够访问的条件下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法院指出，国会已经在立法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例如，规避的行为仅限于该行为本身，不及于随后的访问作品的行为。又如，规定了一些”合理“的例外，如反向工程、安全测试、加密研究等。

在本案中，被告还提出，自己的行为符合美国最高法院1984年判决的“索尼公司诉环球影视城”。法院则认为，在“索尼”一案中，法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录像机的购买者为了在其他时间观看电视节目而录下有关节目时，录像机的制造商是否构成帮助侵权。由于版权所有人或者授权、或者不反对这样的录像，由于录相机还有许多非侵权的用途，因而制造商没有构成帮助侵权。而本案所面临的问题是，被告提供规避他人技术措施的技术，并使接收看得以访问了享有版权的作品后，是否不承担依据第1201条的责任。事实上，第1201条没有显示被告可以不承担责任的意味。某一设备或技术，如果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可以依据“索尼”而免则，但不能依据第120I条免责。“通过禁止提供规避的技术，《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有关的画面。”或者说，《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了“索尼”的判决。事实上，国会已经明确表示，第1201条没有将“索尼”一案的判决考虑进去。

法院在有关合理使用的部分得出结论说：“国会已经考虑了被告所提出的政策性问题。国会在考虑了这些问题后，精工编制了一部就合理使用的辩解可否适用于第1201条（a）款来说是非常清楚的法律。在这种情形下，法院不能以解释法律字句的方式来破坏国会明白无误制订的法律，达成某种国会反对的结果。”

概括“洛杉矶时报诉自由共和国”和“环球影视城诉雷莫迪斯等”，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在网络环境中，传统的“合理使用”的范围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就前者来说，即使评论者要批评或评论某一部作品，他也必须先访问某一网页，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后者来说，当版权入设置了技术措施时，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就无从谈起，他们只有在获得访问的授权之后才谈得上对作品的合理使用，而不能为了合理使用而规避技术措施。

五法律救济

版权所有人应当控制作品在网上的传播，这是版权所有人的权利。在网络环境下，为了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又必须保护相关的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然而，就版权制度的完整性来说，当版权人的权利遭到侵犯，相关的技术措施被破解、权利管理信息被除去或改变时，还必须提供一定的法律救济。也就是说，人以期权利人可以诉诸一洲法律救济途径，实施自己的权得、保护自已的技术措施和对于技术管理情息。如果缺乏适当的法律救济，地于权利的保护和对于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将在很大的程度上落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条约都有“关于权利行使的条款”。《版权条约》第14条规定：“（1）缔约各方承诺根据其法律制度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本条约的适用。（2）缔约各方应确保依照其法律可以提供执法程序，以便能采取制止对本条约所涵盖权利的任何侵犯行为的有效行动，包括防止侵权的快速救济和为遏制进一步侵权的救济。”《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23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此外，两个条约在谈到保护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义务时，也都提到缔约方应当规定有效的法律救济方法。这已经见于本文前面所引述的两个条约的条文中。

欧盟委员会于2000年6月通过的《版权指令草案》，第8条为“制裁与救济”。其第1款规定：“就侵犯本指令所确立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成员国应提供适当的制裁和救济，并且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障这些制裁和救济得以实施。有关的制裁应当是有效的、适当的和有劝阻力的，并且构成对进一步侵权的威慑。”该条还规定，成员国应当保障权利人可以提起要求损害赔偿和荣令的诉讼，并在适当时扣押侵权材料和设备；针对某些提供服务让第三方实施侵权的中间人，成员国应当保障权利人对其提出禁令的要求。

欧盟委员会的《版权指令草案》是对成员国的一般性指令，因而只规定了制裁和救济方面的一般原则，具体规定则由成员国的法律做出。而日本在1999年6月15日修订的版权法中，则具体规定了对于规避技术措施和侵犯他人权利管理信息的民事和刑事救济措施。根据规定，对于故意增设虚假权利管理信息和故意除去、改变权利管理信息等行为，可以追究民事责任；对于由此而严重侵犯了著作者人格权、著作权等权利者，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下徒刑或3百万日元以下罚金。对于以获得商业优势或盈利为目而规避技术措施者，可处以1年以下徒刑或1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美国1998年10月的《数字化时代版权法》，既没有规定版权人控制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权利，也没有规定侵犯有关权利的救济。这是因为，既然版权人控制作品在网上传输的权利可以从既有的权利中解释出来，那么，有关既有权利的救济措施也可以适用到网络环境的侵权中。所以，《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只针对侵犯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从民事和刑事两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在民事方面，对于侵犯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法庭可以下达临时性和永久性禁令；可以在诉讼中扣押任何设备或产品；可以判决损害赔偿，包括实际损害赔偿和法定损害够偿；可以允许追回诉讼费；可以判给胜诉方以律师费？可以下令改装或销毁任何设备或产品。

在损害赔偿方面，法庭既可以判处实际损害赔偿，也可以判处法定赔偿。实际损管赔偿是指原告因被告的侵犯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以及没有计算在实际损害赔偿中的侵犯者所获得的利益。法定损害赔偿以每一次的侵犯行为为计算单位。照相规定，每一次侵犯技术措施的行为，法院可判处200美元以上2500美元以下的赔偿金；每一次侵犯版权管理信息的行为，法院可判处2500美元以上25000美元以下的赔偿金。

此外，对于法庭判决下达后的3年以内的再次侵犯者，可将损害赔偿的额度提高至3倍。

在刑事方面，对于故意侵犯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商业优势或个人金钱所得，如果是初犯，处以5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如果是再犯，则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10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关于两种犯罪的诉讼时效，均为5年。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在说到侵犯技术措施或版权管理信息时，使用的是违反法律的violation，而不是侵犯版权的infringement.这样，美国版权法在禁止有关行为时就使用了两个词，一是侵犯版权的infringement，一是侵犯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的violation.在美国法律中violation一般是与tort相联系。与此相应，《数字化时代版权法》就在美国版权法中创设了两种与infringement不同的tort.例如，美国版权学家尼莫在谈到规避技术措施的规定时曾说：“实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的法案，增加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未经授权而规避的侵权（tort）。”

Tort和infringement虽然都可以翻译为汉语的“侵权”，但二者在英文中是有区别的。据《布莱克挖律辞典》，tort是一种私法或民法意义上的，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但不包括违反合同。违反了法律对一段人所设定的义务就会构成toIt，例如侵犯了他人的某些合法权利，违背了某些法律要求的社会义务并使他人道受了损害等。Tort由三个要素构成，既被告对原告负有某种法律义务，被告违反了义务，并且因此而对原告造成了损害。infringement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合同和权利等。《布莱克法律辞典》在解释infringement一词时还特别指出，该词主要是用于侵犯了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由此看来，infringement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对于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侵犯，与一般意义上的侵权tort不同。

就美国版权法来说，infringement和tort的区别，或者说侵犯版权与侵犯技术措施或版权管理信息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先来看版权与技术措施的关系。版权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当作者创作了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就依法而享有了复制、演绎、发行、表演和展览等权利。侵犯了版权人就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就是infringement.技术措施则不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而是保障版权人可以控制作品在网上传播的措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他人，包括网络服务商帮助设立的。技术措施是由于作品在网络环境中传输的特殊需要才被纳入了版权法律中。当版权人自己或通过他人设定了保护作品的技术措施时，就借助于有关的法律向世人宣告，任何人未经合法授权不得规避其技术措施。如果菜人非法规避了该种技术措施，就属于法律禁止的tort而不是法律禁止的infringement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合理使用为什么不适用于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因为，合理使用是就作品的使用而言的，是对侵犯复制、“演绎、发行、表演和展览等版权的辩解。合理使用与技术措施的保护无关，它不是基于保护技术措施的判从事例而产生的，而是基于作品使用的判例而产生的。或者说，合理使用是对infringement的辩解，而不是对tort的辩解。

版权与版权管理信息的关系也大体相同。版权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版权管理信息则是在网络环境下，有利于作品授权，有利于作品披他人使用的一系列信息。版权管理信息不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它只是网络环境下有利于作品被他入利用的某些信息。当版权人标示出与作品有关的信息后，如作品的名称、保护期限、作者、版权人、使用的条件和要求答，任何人都不得删除或更改。同时，任何人也不得就作品提供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如果某人删除或更改了版权管理信息，如果某人提供了虚假的版权管理信息，他并没有侵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版权， 没有构成infringement，而是违反了法律所设定的不得侵犯版权管理信息的义务， 构成tort.当然，在重视作者精神权利的个别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把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与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联系起来，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处理权利管理信息的。

版权保护篇4

一、汇编作品的集合性和独创性

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出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在版权法上，有关汇编的英文词有两个：一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5款所使用的“collection”；二是世界贸易组织中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所使用的“compilation”。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这两个词并无实质差别。[①]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我国著作权立法习惯上使用“编辑”代替“汇编”，[②]因而我国大陆地区原《著作权法》称这类作品为“编辑作品”，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则称之为“编辑著作”。[③]在现代汉语中，编辑更常指出版方面的业务工作，如编辑加工（edit）、责任编辑（editor），因而为避免歧义，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14条正式将“编辑作品”修改为“汇编作品”。汇编作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集合性。它是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的集合。汇编作品的构成成分既可以是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以及作品的片段，如论文、词条、诗词、图片等，也可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数据或者其他资料，如法规、股市信息、电话号码、商品报价单等。最典型的汇编作品，其所汇集的各个作品是独立存在或者可以独立存在的作品，如文集、选集、百科全书、词典、摄影画册等。但是，也有一些汇编作品，其所汇集的各个作品只是相对独立的，如多人创作的教材等。

第二，独创性。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是构成汇编作品的实质条件。可否给予一部集合作品版权保护，不在于其汇编的材料本身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而在于汇编者对被汇集作品的选择、编排是否达到一定创作高度。例如，法律法规本身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但是法律法规的汇编如果在编排上独具特色，体现了汇编者的创造性劳动，就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采用机器可读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以保护。这类不延及数据或材料本身的保护，不得损害数据或材料本身已有的版权。”1996 年12月20日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5条则采用了与TRIPS协议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来描述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看，汇编作品中的“数据或其他材料”本身是否受版权保护以及汇编作品的阅读方式都无关紧要。汇编作品的最根本特征是“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应具有独创性。具备独创性的汇编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作者创作作品过程的独立性。换言之，汇编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非剽窃、抄袭之作；其二，汇编作品是作者智力劳动的结果，即作品应体现一定限度的创造性。美国最高法院的O‘CONNOR法官在著名的Fiest Publications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一案的判决意见中，[①]对汇编作品的独创性作了如下阐释：“另一方面，事实性汇编则可以具有（版权保护）必需的独创性。汇编的作者有代表性地选择哪些事实包括在汇编之内，以何种顺序排列这些事实，如何编排所收集的数据以使其更为读者有效利用。这些选择连同挑选和编排，只要其为汇编者独立所为，并且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就具有了国会通过版权法保护汇编作品所需要的足够的独创性。因此，即使是一个包含了绝对不具有可保护性的书面表达—仅仅是事实—的地址簿，也可符合宪法规定的版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如果它具有了独创的选择与编排。”汇编作品独创性的鉴别要点在于这些选择或编排是汇编者独立完成的，并且是非常识性的。在考察汇编作品的独创性时，还必须将制作者所付出的努力或投资区别开来。努力或投资是汇编作品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不是汇编作品的独创性的构成要素。努力或投资意味着时间、劳动、物质和金钱的投入，这些通常是有形的物的价值的构成要素，而独创性则意味着独立的判断和一定的创新。判断是一种脑力活动，创新更是人的智力表现。版权法意义上的创作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劳动、物质或者金钱的投入，但这些投入并不能形成作品的独创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现有作品的复制。对现有作品的复制，不论这些现有作品是否享有版权，复制者总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劳动、物质或金钱的，而复制品只是被复制的作品的作者的独立的判断和创新，而非复制者的判断和创新，因此，复制品是没有任何独创性而言的。[2]

美国早期版权立法（1790年《版权法》）以“额头出汗”（Sweet of the brow）原则或“辛勤收集”（industrious collection）原则作为对汇编作品进行法律保护的理论基础之一，具有共同普通法传统的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各自的版权法中也有大量的案例体现这一原则，使得版权法具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功能和特征。但是，1991年美国联邦法院在其前述著名的Feist案中明确地拒绝了“额头出汗”原则的适用，认为仅凭劳动和投资并不当然获得版权保护。这一判决对美国后来的案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是大大限制了版权法对数据库的保护范围，简单的数据收集工作就难以通过版权法保护。有学者认为，该案是美国司法判例中否认“额头出汗”原则的转折点。[3]事实上，该判例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是最早否定“额头出汗”原则的案例，至少在此之前的1986年纽约联邦区法院作出的关于美国纽约“金融信息公司”诉纽约“穆迪投资服务社”侵犯其版权的判决中，就明确指出了仅有辛勤汗水和资金投入，而无独创性的单纯债券兑收信息的汇集，不能通过版权法保护。[4]在我国审判实践中，认为无独创性的单纯事实汇编不能通过著作权法保护的著名案例是广西广播电视报社诉广西煤矿工人报社侵犯其著作权纠纷案。广西广播电视报社经广西广播电视厅及中国电视报社的同意，取得了刊登广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节目预告的权利。同时，中国电视报社还授权广西广播电视报社代为追究在广西境内未经许可刊登中央电视台节目时间表（预告）的行为。《广西煤矿工人报》擅自转载了《广西广播电视报》的节目时间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广西煤矿工人报社侵犯了原告广西广播电视报社的著作权。二审法院广西柳州地区中级法院经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并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版权局等单位的专家进行了讨论，后作出了被告没有侵犯原告著作权，但侵犯了其他民事权利（未具体指明何种权利）的判决。对于该判决，理论界争议较大。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先生原则同意节目预告表不具有版权性的观点。[5]而著名民法专家梁彗星先生则认为广播电视节目表应通过著作权法保护，具有版权性。[6]中央电视台播放节目的顺序不是杂乱无章的，新闻、电视剧、综艺节目以及广告等各类节目的安排时间和顺序必须进行创造性构思后才能形成，电视节目表是节目内容的选择和编排的客观表达，具有版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因而笔者更赞同梁彗星先生的观点。

二、汇编作品与数据库的保护

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中，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对各种信息的依赖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以信息收集、整理、加工和传递为其基本功能的信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逐渐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信息产业所提供的信息产品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就是数据库。数据库（Data base）本是计算机行业的一个专业术语，其基本含义是指为满足某一部门中多个用户多种应用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数据模型在计算机系统组织、存储和使用的互相联系的数据集合。1991年的《关于伯尔尼公约可能拟定的议定书的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备忘录》，将其扩充为“所有的信息（数据、事实篇）的编纂物”[8]，从而更新了计算机领域内数据库的原有内涵和外延。1995年7月，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的指令》，正式在国际条约中使用了 “数据库”概念。1996年，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对数据库作出了明确界定：数据库是指经系统或有序的安排，并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它材料的集合。[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关数据库条约草案对数据库的定义与此完全相同。计算机领域中的数据库更确切地讲应称为“电子数据库”（Electronic Database），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的数据库概念与此有两点明显的区别：首先，前者只能通过电子手段访问或阅读，后者不限于此。 TRIPS第10条第2款对阅读方式作了“无论采用机器可读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规定。欧盟在立法建议中，开始只是将该指令限于电子数据库，但后来放弃了该适用范围限制，明确规定了可以包含非电子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数据集合。其次，前者并不强调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选择、编排必须符合“独创性”或“实质投资” 标准（Substantial investment），而后者恰恰要求数据库中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选择、编排要么必须体现独创性，要么必须有劳动和资金等方面的充分投入。

汇编作品和数据库的关系是交叉关系，两者互不包含，但有一定的重叠。汇编作品和数据库的共同特点是均为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并且其构成成份既可以是受版权法保护的对象，也可能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对象。数据库有两大基本类型：一是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选择、编排具有独创性。此类数据库构成汇编作品，可通过版权法保护。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全世界大约有130多个国家为数据库提供版权保护。二是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选择、编排不具有独创性。此类数据库不能构成汇编作品而不受版权法的保护。因而单独通过版权法保护数据库是有严重缺陷的。对于这类不受版权法保护的数据库是否受到其他法律保护，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数据库制作者在信息的收集、处理、编排过程中作了实质性投入，欧盟关于数据库保护指令为这类数据库创设了一种特别权利。[②]这项立法实质上是为数据库创设了一种新型的独立的知识产权，对数据库的内容提供特殊保护，防止未经许可的非法摘录和再利用行为。[11]反之，如果数据库的制作不符合“实质投资”标准，数据库制作者就难以获得法律保护的专有权利。 “实质投资”的认定必须从数量和质量上把握，例如把几段音乐录音汇编在一张CD上就不足以达到实质性投资的标准。[①]

我国法律中没有像欧盟立法那样创设“数据库特别权利”，并且是国际上对创设特殊权利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其主要理由是数据库特别权利损害信息分享自由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其实，反对创设数据库特别权利的理由是牵强的。数据库特别权利与其他知识产权一样，与信息分享自由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辨证关系。从形式上看，数据库特别权利是一种对信息的垄断权，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信息分享自由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但由于这种权利的实质会形成一种对数据库制作和投入的激励机制，必然会鼓励更多的人开发和投资信息量更大、利用更方便的数据库，为信息的社会化利用提供了条件。数据库特别权利并不绝对排斥公众对信息的自由利用，而是强调在公众利用特别是商业性利用时适当尊重数据库制作者的权益。创设数据库特别权利的立法通过明确规定权利期限、合理使用等制度同时兼顾数据库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比完全不保护缺乏独创性但有实质投资的数据库的做法更符合社会公平。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北京阳光数据公司诉上海霸才公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违反合同转发其汇编的综合交易行性信息不正当竞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以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的原则性规定作出了终审判决。[13] 这种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有实质投资数据库的保护，虽然也不失为一种立法保护模式，但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毕竟过分原则，没有对数据库制作者权利的明确肯定和权利期限、合理使用等限制性规定，在平衡数据库制作者和社会公众利益方面没有对数据库单独立法那样周全和完善。我国应仿欧盟立法模式，以单独立法创设数据库特别权利的方式弥补通过版权法中的汇编作品保护数据库的不足。

在汇编作品与数据库的关系问题上，值得思考的另一问题是能否认为所有的汇编作品都是数据库。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有学者把汇编作品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即辑录作品和编撰作品。辑录作品是指汇集在汇编者制定汇编计划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作品、数据或其他资料。汇编者要从数量众多甚至无限多的对象中进行判断、筛选，并将经选择之后的对象按一定的逻辑顺序和结构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具有独创性的汇编作品，如有特色的法规汇编、古诗词选集等。辑录作品完全符合数据库的特征。“在经过选择和编排之前，数据库的内容事实上已经存在，但它们并不是作为特定的数据库内容存在，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无序的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而已。正是制作者的选择和编排，才使这些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某一部份成为数据库的内容。”[15]可以认为，辑录作品是一种数据库。编撰作品是指按照事先制定的汇编计划，为特定目的的专门创作形成的汇编作品。这类作品有编有撰，其特点是汇编作品的内容在汇编之前并不存在，必须制定汇编计划和要求并重新创作。如百科全书、辞书、教材、报纸、期刊等通常都是编撰作品。编撰作品不能称为数据库。

三、汇编作品的双重著作权行使规则

汇编作品除形式上的集合性外，要求汇编人对作品的产生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在选择和编排上投入智力劳动。汇编人不一定要从事具体的原始创作，但优秀的汇编作品也会流芳百世，对文化的传播和繁荣起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朝学者冯梦龙之所以扬名千秋，并不在于他擅长诗文、精通经学，而在于他在明代通俗文学中编缉了著名的“三言” 作品，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清朝孙洙辑录的《唐诗三百首》、吴楚材和吴调侯辑录的《古文观止》，都是流传至今的佳作。从鼓励汇编、维护公平的理念出发，有关著作权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立法都认为汇编人的汇编成果应受法律保护，明确承认汇编人对其汇编作品享有著作权。如《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5款规定：文学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文选，由于其内容的选择和编排而构成知识创作，在其本身不损害它的各个作品之版权的情况下，同样受到保护。日本《著作权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在选材或编排上有创造性的编辑物，视为著作物予以保护。德国著作权法第4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112条第3款、意大利著作权法第3条、俄罗斯联邦著作权和邻接权法第11条等也作了类似规定。在汇编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上，我国著作权法第14条的规定与《伯尔尼公约》、TRIPS的规定是一致的，明确规定了汇编人对汇编作品享有著作权。

当汇编作品享有版权时，并不意味着编在该作品中的一切作品、作品的版权都归汇编人自己所有了。汇编人只能就他付出了创造性劳动的那部份成果（如材料的选择或编排等）享有版权，其中可以单独取出的每个被汇编进去的作品，版权仍归原版权人所有。如果汇编作品材料本身受著作权法保护，汇编作品就存在双重版权，即数据、材料本身的版权和汇编作品的整体版权。对于如何处理材料本身著作权和汇编作品整体著作权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伯尔尼公约》规定“不损害汇编作品内每一作品的版权的保护”，TRIPS协议则规定“不得损害数据或材料本身已有的版权”。这些规定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具体包括以下层面的内容：（1）汇编人对已受版权保护的材料进行汇编的，必须征得材料版权人的同意，不得擅自汇编。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①（2）必须向材料版权人支付报酬；（3）不得侵犯材料版权人的署名权等其他著作权；（4）汇编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如果汇编人在汇编他人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时未经原材料版权人的同意或未支付报酬，即汇编作品构成侵权作品时，汇编人是否仍然享有对汇编作品的整体著作权呢？这种情形也可能会发生在演绎作品等所有涉及双重版权的作品类型上。我国《著作权法》并未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该问题的答案在不同国家不完全相同。一部份国家否认侵权作品享有版权。因此使用了这种作品的人，将只被视为侵犯了作品中所收原作的原版权人的权利。但多数国家认为侵权作品如果本身也有独创性，则也应享有版权，在该汇编作品作者对原作者负侵权责任的同时，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了该汇编作品的第三者也应对汇编者（同时还要对原作者）负侵权责任。就是说，各算各的帐。从版权法的理论上看，第二种意见是比较合理的。

另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第三人使用涉及双重版权的作品如演绎作品或汇编作品时，是否需要征得双重许可、分别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和有关国际条约并未对此作出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上海法院审理《黑猫警长》著作权纠纷案时，认为应征得双重许可，应分别支付报酬。对于利用有双重版权的汇编作品，有学者认为只需征得整体版权人即汇编人的同意并支付报酬即可，如要复印、翻译并出售一整本享有双重版权的杂志，只需取得杂志整体版权人的许可即够了，不必要将杂志中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找到并征得许可（在实践中也不容易行得通）。[18]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作品经作者许可被汇编人汇编（如选入数据库）后，如果任何第三人使用汇编作品都不必再征得原作品作者同意，也不向其支付报酬，就可能损害原作品版权人的财产权，违反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中关于保护汇编作品不损害原作品的版权为前提的原则性规定。因为在此情形下，汇编人可能因汇编作品特别是数据库的多次被使用而多次获得报酬，而原作品的作者却只能在其同意作品被汇编后从汇编人处一次性获得报酬。显然，这种利益调节机制过分偏爱了汇编人，对原作品作者是极不公平的。其次，这种处理方式不适合汇编作品本身也为侵权作品情形下产生的双重版权关系的处理。如前所述，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如果汇编人未征得原作品作者同意并支付报酬，汇编人即使应负侵权责任也仍对汇编作品享有版权。在此情形下，如果第三人利用汇编作品只须征得整体版权人即汇编人同意并只须向其支付报酬的话，原作品作者的版权受侵犯的程度就更为严重，其版权实际上处于一种可以受他人任意支配而又无法制止的极不正常状态。这是以维护作者权益为核心的著作权法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从鼓励作品传播和信息交流的角度出发，第三人利用汇编作品的手续不能太繁琐。这可以通过建立健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途径解决。即使法律要规定第三人利用汇编作品只需征得汇编人同意并向其支付报酬，也必须同时要明确规定汇编人应将收取的报酬合理分配给原作品的作者，除非原作品作者与汇编人签订的合同中有明确的相反约定。

「注释

[①]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草案第5条的注释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知识产权条约草案第2条的注释。

[②]参见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第25条，1915年《北洋政府著作权法》第19条。

[③]参见台湾《著作权法》第7条。

[①]Rural 为美国KANSAS的公用电话服务公司，编制了其用户电话目录、姓名地址等数据资料。Fiest是一个出版公司，出版较大范围的电话目录，其中包括 Rural所在地区。当Rural拒绝许可Fiest出版其所需要的电话目录时，Fiest径自从Rural的数据库中摘录了其所需的数据。尽管 Fiest作了改动，但仍有相当一部份编排相同，初审和上诉审法院均判定Fiest的行为构成侵权，但最高法院否认了Rural电话簿的独创性。

[②] 欧盟为数据库创设特别权利保护的模式颇受争议。仿欧盟立法模式的《1996年数据库投资及反知识产权侵权法》至今未获美国国会通过，其主要原因是赞成和反对为数据库提供版权之外的特别保护的争议相当激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12月起草的《数据库知识产权条约草案》也因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而未获通过。

[①]这是欧盟数据库指令为说明投资的实质性标准而举的一个例子，指令指出该例子的汇编就不能享有数据库特别权利保护。

①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的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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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明。数据库的版权保护问题[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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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成思。知识产权案例评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51—55.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33—349页）。

版权保护篇5

版权法的保护对象是作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定义，即“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造成果。”应该肯定，广告是一种智力成果，它由编辑、写作、美工、设计人员共同创造。广告借助文学艺术手段，追求高度的创意。现代广告，绝不仅仅是产品说明，它要有鉴赏性和艺术性，让消费者在获得美感的同时接受商品。广告还必须短小精悍，用最简洁的形式包含丰富的内容。因此广告与一般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商业宣传手段，是文学艺术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这并不使广告与一般作品之间形成本质区别。港台的一些流行歌曲原先就是广告歌。可以断言，广告的发展趋势是艺术价值不断增长，与一般作品的界限不断缩小。

广告必须有独创性才算是作品。大多数广告为了使商品脱颖而出，都尽量在设计上做到与众不同，多数广告都有独创性。但是，并非所有的广告都是作品，下面几种缺乏独创性的广告不是作品：（1）通用宣传语。如“实行三包”、“质量上乘”。 （2）对某类商品的笼统称赞。如“好酒”好茶“。 （3）某类商品的通常图案，如：酒瓶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种广告如果配上音乐、图案、人物特写，在整体上还是有独创性的。

广告通常采用文字说明、美术、录音、录像等形式，无论何种形式均可被复制。只有具备了可复制性，才有被侵权的可能，法律的保护才有必要。

以上只是从理论上说明广告作品符合版权保护对象的特征，那么，这种保护有无必要呢？我们知道，侵犯版权的常见行为有侵占、抄袭、非法复制发行、擅自使用，这些侵权行为很少发生在广告领域。其原因是；（1）无论是企业还是广告商，都尽量使广告有新意，不与他人广告雷同，使消费者对所宣传的商品有深刻的印象，而不愿“抄袭”他人广告。（2）如果一则广告非常出色，就会马上被公众知晓，该广告即与商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人再抄袭，相当于义务地为该商品做了扩大宣传。被抄袭者绝不会予以追究。（3）广告虽然有艺术性，但毕竟不是专门的欣赏对象，不可能被复制发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广告的版权保护毫无意义。首先，企业避免广告与他人雷同，是从正当竞争目的而言，但也有的企业不是为了扩大商品宣传，而是想借用某种产品的声誉，使消费者产生误解。这种侵权行为，一般发生在说明式广告中。因为关于性能、功用的说明，消费者认为是客观的，不同于艺术夸张性的宣传。两类产品在性能、功用上居然完全一致，那么B产品就可以替代A产品了。

第二，即使是抄袭非文字说明的广告，也不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广告媒体是有地域性的，如果A广告未在B地宣传，B地另一产家立即模仿A产品的广告，对A产品显然不利。即使在同一地域，如果A产品的广告刚推出，其它广告即一哄而上，内容雷同，A产品的影响力也很难建立。前两年有一则药物广告“两片！”一时间，几乎所有的药都只需“两片”，反倒教人无所适从。如果该广告是靠重奖征得，就更不利了。

第三，广告虽然不是专门的欣赏对象，但有些情况下其艺术价值甚至超过了商业价值（以前述港台流行歌曲为例），广告可能被当作一般的作品传播。此类广告作品被任意使用虽然有利于企业，但不利于作者。如果承认广告是作品，作者只要不重复提供给他人作为广告，还可行使一般作品的著作权。

版权保护篇6

1、版权的保护时间最长，如果权利人是个人，及该作者一生及身后50年；若权利人为单位的及为50年，均从作品完成之日起算；

2、版权不受地域的影响，及全球都承认的。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不足：

1、权利主体不好确认，因为版权是从作品完成之日起，自动享有，不需要登记；

版权保护篇7

【关键词】网络；数字出版；版权保护；授权模式

数字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把出版带入了数字时代，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行业发展的方向，也成为行业竞争的高地。数字出版是对传统出版活动的革新，也给传统出版制度带来了挑战，进而导致出版产业格局的重组和利益的再分配，并带来出版产业原有法律关系和秩序的重大变化。由此，传统的版权保护模式已经滞后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从而对数字出版条件下的版权保护提出了新要求。

一、数字出版与版权保护

（一）数字出版

数字出版是人类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存储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数字出版是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是由计算机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演变而来，并越来越接近数字出版的本来面目。目前比较认可的概念是：数字出版是指用数字化的技术从事的出版活动。①

宽泛一点讲，数字出版就是“只要使用二进制技术手段对出版的整个环节进行操作，都属于数字出版的范畴，其中包括原创作品的数字化、编辑加工的数字化、印刷复制的数字化、发行销售数字化和阅读消费数字化等”。②与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具有查询快速、存储海量、成本低廉、编辑方便、受众面广、绿色环保等特点。

（二）数字出版版权保护

在传统版权法中，复制权是版权保护的基础。数字出版同样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出版”的基本条件，即复制和发行。然而，在数字出版中，以复制权为基础的版权理念却出现了动摇。数字网络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使复制与发行作品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于是，复制人的角色就由曾经为数不多的专业出版商和盗版者转移到了接受信息的广大普通公众身上。这一转变一方面直接导致了救济成本的激增，另一方面，版权人对普通大众侵犯复制权的行为开展私力救济则还可能遇到涉嫌威胁公民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难题。基于这些特点，版权保护难度较大。近年，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以保证和提高网络出版的版权保护水平，但即便如此，最近不断出现的数字版权侵权纠纷足以说明，目前版权保护问题仍然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瓶颈，仍然是数字版权保护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数字出版版权法律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数字出版赋予了传统的版权管理和版权交易新的内容，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法律问题。诸如授权许可制度的革新、集体管理制度的突破、交易制度的建立、配套制度的完善等，其中多涉及到相关领域法律问题的剖析和突破。上述法律问题的解决将成为保障数字出版活动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滞后的数字版权立法无法适应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

2001 年《著作权法》提出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2001年修改时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在2006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范围、权利限制和侵权形态等内容进行了细化规定。它要求网络传播作品必须获得作者的明确授权。新法之前出版的图书，当时的法律就没有创设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项权利类别，随着新法的实施，它们被赋予了一项新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即海量的作者分散在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作者已经过世，进行一对一的传统授权基本上很难实现，或者说成本和代价太大。如何解决过量资源的授权问题，成为数字内容管理过程中首先面对的难题。

（二）单一数字授权模式无法满足多样授权需求

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第8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据此，我国著作权法确认了作品使用的两种授权模式：一对一模式和集体管理模式。一对一模式，即著作权人直接将权利授权给出版商，可包括数字出版商自行与著作权人签约、与网站等平台运营商的签订电子合同、接受自主版权协议、采用开放式授权许可（Creative CommonsLicense）等；集体管理模式，即著作权人委托第三方机构授权出版商使用作品，可包括出版商作为版权授权的机构进一步授权、专业的版权公司数字作品的版权授权、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版权授权等；

传统的一对一授权模式显然无法满足数字出版产业的的需要， 无法使数字出版商在短时间内取得海量的使用授权。退一步讲， 即便是授权问题得到了解决， 授权交易的费用也将达到天文数字。这将增大数字出版产业的运营成本， 阻碍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传统的著作权授权模式中， 集体管理是解决大量作品授权问题最成熟和有效的模式。在我国， 虽然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和使用者合法使用作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 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存在的组织机构不健全， 授权渠道不畅等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集体管理组织功能的发挥。

因此，虽然数字版权授权模式概念较为明确，但是在实践中多数数字出版商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商业运作习惯的数字版权授权模式，一些授权模式本身存在制度缺陷需要寻求其他制度的补充，现有的授权模式成为制约数字出版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三）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无法与数字出版现状匹配

首先，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建立于数字出版行业产生初期，无法应对海量授权对集体管理组织的冲击，只是将集体管理权利范围限定于会员已授权内容的管理，未引入国外的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这直接造成了其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数字版权中介的价值，而仅仅只能充当一个具有较大存量的版权内容提供商，其价值与大型版权机构无异。

其次，我国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按照所管理的不同作品类型进行设立，这种制度性缺陷不可避免地造成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缺乏沟通，而且也直接导致了特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内部相关信息割裂。

最后，目前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顺畅的著作权信息管理系统，更不用说利用这套信息管理系统来服务数字复合出版需求。在数字出版过程中，由于大量作品的作者身份难于确定，获得授权往往存在一定障碍，没有一个可靠、相对完整的著作权信息汇总、查询途径，将大大削弱集体管理对数字出版的价值。③

三、完善我国数字出版版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在数字出版时代，传统著作权保护模式已经远远落后于新技术的发展。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从政策和立法层面修订相关法律，完善著作权保护内容，但现行法律的不适应性已经逐渐显露。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权利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原则和限制，重新设计可行的版权保护模式。

（一）完善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立法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著作权法》中也未对数字出版行为进行规制，实践中需要借助《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出版领域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对数字出版行为予以规制。因此，在数字出版日新月异的当下，有必要在法律制度构建层面完善对数字出版行为的规制。

我们必须界定与数字出版相关的概念有电子出版、多媒体出版、网络出版等相关概念。目前，因概念不统一造成权利边界不清，从而造成执法困难。目前关于数字版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以及两个关键的行政规定即《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和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已经出版9年（2002年颁布），它要求一定要获得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才能上网传播，这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诸多问题。

（二）确立合理的授权模式和明确的授权范围

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并未使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突破传统著作权法律的框架， 但对著作权的保护不应阻碍技术创新。对作品的海量需求与授权模式之间的矛盾已严重影响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为适应数字出版产业的要求， 必须改变和完善著作权授权模式， 将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的冲突降至最小。

我们要寻求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突破或者对某些现有规则进行扩大解释的前提下来考虑可行的数字版权授权模式。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示授权范围的问题。相较于传统出版合同，在数字环境下应拓展一下范围：一是对作者是否授权出版社对其作品进行数字化利用，以及转授权他人对其作品进行数字化利用做出约定；④二是对作者的作品数字化利用产生的收益如何收取和分配做出约定。

（三）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各国著作权法中对集体管理的权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权利人将权利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二是著作权法规定某些权利强制由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三是延伸性集体管理。⑤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赋予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代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收取并转付使用费以及代为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以授权为基础而衍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将很难适应现实需要，引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已经成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一步完善自身职能、权利人更加充分地实现作品价值、出版商更加高效地实现获权的必由之路。

“延伸集体管理，即集体管理组织在向使用者授权许可使用时，不仅有权许可会员的权利，还可以许可非会员的、但法律规定适于集体管理的权利。非会员可以事后不同意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从而禁止使用者进行相关的利用。”⑥作为全国性的、特定领域内唯一的非营利性著作权管理组织，理应承担起非会员报酬的收取和转付这项工作。当然，延伸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必须建立在较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基础上，因此，在酝酿建立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之初，我国必须出台更为详细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版权的授权、版税的收取以及版税的分配等内容予以更为具体的规定，以建立起更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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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谢国敏.我国数字出版法律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2.

④张革新.论著作权许可使用制度[J].科技与法律，2011（1）.

版权保护篇8

关键词：百度视频侵权案；避风港规则；法定许可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142-02

一、百度视频侵权案及其折射的网络版权保护问题

（一）百度视频侵权案

2011年11月，优酷、土豆、搜狐、腾讯等多家互联网公司组成的“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把反盗版矛头指向国内网络搜索巨头百度。该联盟在其新闻会上表示，各成员一共向法院百度、快播盗版侵权案件百余起，涉及影视作品超过万部，向百度索赔人民币三亿元。优酷土豆方面诉称，其对《北京青年》、《裸婚时代》等影视作品享有独占性网络传播权，而百度视频客户端通过技术手段绕过优酷土豆的界面，直接在自己的网页上向用户播放视频，构成侵权。2013年12月3日，优酷土豆通报，该公司在与百度的诉讼中先下一城：海淀区法院于11月29日做出一审判决，百度侵权事实成立，要求百度立即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并承担部分诉讼费用计49.1万元。

（二）百度视频侵权案折射出的网络版权保护问题

此次百度视频侵权案，以其空前的影响范围和索赔金额，迅速将社会公众的眼球聚焦到了网络版权保护这一议题上，此案涉及的网络版权保护问题很多，囿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探讨其中的两个笔者认为当前最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即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和网络作品版权许可。

1.避风港规则的适用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律师争议的焦点在于百度的行为是否适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下称条例)中规定的避风港规则。2006年，我国在《条例》中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侵权案件中的地位，确立了用于判断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避风港规则，以求实现其在版权人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学界和实务界经常对“避风港”规则存在误读，使得立法者精心设计的避风港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得到准确的适用。

2.海量网络作品的版权许可

数字技术的发达使公众获取信息资源的门槛大为降低，每个用户都能借助网络终端设备轻松获取海量的作品。因此，网络出版商们更加需要网罗大量的作品以满足网民的需求，然而按照我国现行版权制度“一作品一授权”、“先授权后使用”的规定，网络出版商们只有逐一获得每一位版权人的授权许可，才能合法地对作品进行网络传播。在此过程中耗费的人力财力以及时间是任何一个网络出版商都难以承受的。因此，传统的版权制度很难衔接眼下来势汹汹的网络数字出版时代。

二、网络出版版权保护现状

（一）避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的大致内容为：在发生版权侵权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提供网络空间存储服务，并不制作作品内容，当网络服务提供商被告知侵权时立即删除侵权内容，则不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存储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具体内容应该删除，则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承担侵权责任。

1.我国现行的避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最早为美国在其1998年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中所确认，我国在2006年制定的《信息网络权保护条例》中确认了该规则。《条例》把网络著作权侵权限制的行为分为四类：暂时传播、系统缓存、根据用户指示在系统或网络中存储信息、信息搜索工具。①目前我国涉及侵犯网络版的纠纷主要是第三种行为，即根据用户指示在系统或网络中存储信息的行为。《条例》在第22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第一，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个人信息；第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网络作品内容；第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网络作品侵权；第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网络作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第五，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法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网络作品。

2.避风港规则在适用中的缺陷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第22条虽规定了版权纠纷发生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可援引避风港规则的条件，但在实际生活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们对其适用的前提并不明确，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避风港规则的庇护,即在版权人提出权利声明之前,可肆无忌惮地容许他人上传作品,或通过搜索链接为用户提供服务。因此在适用前提不明确的情况下，避风港规则堕落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的护身符。

（二）网络作品的版权许可制度

1.我国现行的版权许可制度

版权许可制度就是版权人和出版商之间建立作品许可关系而设立的制度，我国现行版权许可的模式主要有授权许可和法定许可两种。

版权的授权许可指的是版权的转让是通过版权人和使用人订立版权许可合同来实现的方式，我国的《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分别规定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的具体内容、订立情形以及订立方式。

版权的法定许可指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使用人可以不经版权人同意而直接使用作品，但要向版权人支付相应报酬且其使用行为不得侵害版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注明作者和作品的信息。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五种类型的法定许可情形，分别是针对实施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二编写的教科书、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播放者权的法定许可。①

2.版权许可制度的缺陷

授权许可和法定许可是我国现行的两种主要的版权许可模式，其中授权许可模式要求的“一作品一授权”和“先授权后使用，”这些规定的弊端非常明显，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这种授权模式根本无法满足网络出版时代对海量作品授权的需求，阻碍了网络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至于法定许可制度，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法定许可目前还只适用于纸质到纸质的转载与摘编，并没有涉及网络出版的适用问题。②

三、网络出版版权保护相关措施的完善

（一）完善避风港规则适用条件

避风港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是由于对其适用前提条件的认识模糊造成的。如在百度视频侵权案的庭审过程中，百度方律师就主张百度的行为可以适用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善意的、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在其网页中的网络作品为侵权作品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免于承担责任的一种制度，因此先不考虑百度实用技术手段绕过优酷土豆的界面，直接在自己的网页上向用户播放视频的行为有无直接的经济利益目的，单就其这种未经授权而盗取视频资源行为的本身就不符合适用避风港规则善意不知情的前提条件。

用户上传到网络的资源浩如烟海，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来说，如何判断其是知道在其网站上存储的网络作品是侵权作品还是不知道呢？这就需要所谓的“红旗规则”来配合“避风港规则”发挥威力了。所谓“红旗规则”，其内容可理解为虽然网站上的一些内容本身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上传的，但只要这些内容如同随风招展的红旗一样显而易见的属于侵权作品，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应当主动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断开链接，而不可以不知道为由要求适用避风港规则。“红旗规则”的确立使得“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前提进一步明确，对避风港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适用上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的矫正。但遗憾的是，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该规则基本没有体现。

（二）完善网络版权的法定许可制度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得知单单依靠一对一的授权许可制度在网络出版环境下会有诸多掣肘，根本无法解决网络作品的海量授权需求，于是要想解决网络版权的授权问题必须另辟蹊径从完善法定许可制度入手。

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规定了五种情形下使用著作权法定许可，笔者认为其中出版权的法定许可对于网络出版的版权许可制度建设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按照法律的规定，出版权的法定许可要求，如果是著作权人事先就声明保留著作权的情况下，则其作品及时满足了法定许可的其他条件，他人也不得适用法定许可制度使用其作品。我们发现出版权的法定许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彻底的法定许可，因此被学者称为默示许可或者准法定许可[1]。基于此种所谓准法定许可的特性，笔者认为在网络出版的环境下，应大幅度拓展其适用情形和适用作品类型，让其承担起在网络作品授权环节应有的角色。首先在适用范围上，准法定许可制度应打破其只能适用于纸质到纸质的转载与摘编，应该让其扩展到纸质媒介与数字网络媒介的相互转载摘编，以及网络数字媒介之间的相互使用；其次在适用的作品类型上，应将其只适用于文字作品、平面作品的表现形式扩展到集录音、录像、摄影、计算机软件为一身的多媒体作品表现形式。唯有这样，才能使准法定许可制度在网络出版时挥出制度本身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祖明.互联网上的版权保护与限制[D].北京：中国社科院，2002.

[2]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郑成思.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冯晓青.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理论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5]景一.数字时代版权保护问题研究[J].图书馆，2010（3）.

[6]刘明清.数字版权能单独存在吗[J].出版广角，2012（2）.

版权保护篇9

关键词 数字出版 信息技术 辞书 版权保护

关于数字出版，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致公认的定义。在我国出版界，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所以，下文的“数字出版”都仅指上述意义上的出版方式。

数字出版的产品采用的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编码数字形式，不需与具有一定外在形态的物质载体固定在一起。出版者将各种信息（文字、图片、声音、活动影像等）转换成编码数字集合体，再以数字流的形式传输给消费者。消费者接受、使用数字出版产品，都需要利用自己预先配备的电子设备进行解码，把编码数字还原成人可以感知的信息形式。通俗地说，数字出版是“只售内容，不卖载体”。这与其他各种出版物的销售是根本不同的。

不少人认为，数字化的辞书具有无损复制、易于分发等重要特征，因此容易被人随意非法复制并通过各类信息网络分发、传播，这必将给辞书作者和出版者造成严重的损失。然而笔者以为，随着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数字出版方式，已经能够为数字化辞书提供比纸质辞书强大得多的版权保护支持。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数字出版能保证对辞书的使用必须得到授权

数字出版能通过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以下简称DRM）系统对辞书的使用进行控制。这一系统依靠数据加密、访问控制、身份认证、密钥管理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只允许得到合法授权的消费者使用相应辞书。

DRM系统采用密码学原理，将数字化内容打包、加密，使之成为标准DRM内容格式文件。这种文件须利用相应的密钥解密后，才可以反转为人类感官能够辨识的信息内容。数字辞书上网之后，DRM系统还能够控制消费者对该辞书的访问。消费者如果要查阅某种辞书，必须先向DRM系统的“许可证管理”子系统提出申请并履行一定手续（如付费），才能得到密钥和授权证书，同时系统自动将消费者的身份信息和终端设备信息记载在案。消费者使用某种辞书时，DRM系统首先根据由消费者所登录的“DRM”子系统发来的密钥、消费者身份及其终端设备信息，判断该消费者是否有权使用这种数字辞书。如果判断结果为“否”，系统就会自动拒绝消费者的登录请求；如果结果为“是”，系统便自动创建版权对象。版权对象的作用是根据授权证书的描述对有关辞书内容的使用权利进行限定。版权对象中也包括内容密钥，以保证消费者只有拿到相应的“钥匙”才能开启对应的内容。版权对象本身也由DRM系统加密，以防止他人非法修改授权的种类和范围。在版权对象创建后，系统应消费者的请求将有关辞书的内容打包，与版权对象一起，通过一定的机制、形式传递给“DRM”子系统，再由“DRM”解析、解密内容并提供给消费者使用。这个过程大致如图1所示。

由上可见，出版者将数字出版产品传输给获得有效授权的消费者时是“一对一”地严格定向的，授权过程相当严密。传输过程中承载数字流形式产品的临时物质载体是电流、光电波或电磁波，而传输过程结束后，相应的编码数字集合体在临时物质载体上就不再存在，任何第三方都不可能接触到。至于在消费者自备的终端设备上，相应的数字出版产品是仅仅临时存在还是可永久存储，可由出版者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有效控制。这就可以有效地保证使用数字化辞书的消费者都是获得合法授权的，从而保证辞书著作权人和出版者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时，虽然过程繁复，但因为都是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的，不需人工处理，并且数据量小，所以速度很快，营运成本也非常低廉。

二、数字出版能对整部辞书的版权实现保护

辞书版权保护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防止非法复制（包括打印），尤其是防止对整部辞书的非法复制。采用电子出版物形式（即知识内容、消费者操作系统和载体都结合在一起销售的产品）出版数字辞书，数字辞书遭受盗版的危险性非常大。当年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被非法复制的不幸遭遇，辞书界人士都还记忆犹新。现在，数字出版可以有效防止整部辞书被非法复制。

消费者对辞书的正常使用，一般都是查阅其中的某些条目，而不是通读整部辞书。因此，利用与“云技术”相结合的数据库出版技术，是辞书数字出版的主要方向。在这种出版环境中，消费者可以从储存海量信息的在线数据库中选择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但是不能获取数据库的全部内容。

出版者可以把定稿的辞书内容进行数字化结构标引，建立基础数据库，并通过统一规范的平台管理和运营。目前，主要采用“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以下简称XML）对数字内容进行结构化标引。XML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引工具，具有良好的自描述性、可扩展性等优点，可以对异质的多个数据源进行结构化，以统一的数据格式重现给读者。同时，标准化的数据库内容，便于实施查询、插入、更新、删除等操作。

运用与云技术相结合的数据库出版方式，能使辞书的每个条目都相对独立地存在于数据库中，储存在出版者的服务器上。消费者使用辞书时，服务器的数据库搜索查询系统按照查阅需求，只把相应的一个或若干个条目的内容加密后发送到消费者终端设备，而不会显示整部辞书的结构和所有条目的内容。同时，出版者服务器发送的内容仅仅是临时性地进入消费者终端设备内存并在屏幕上显示，当消费者退出阅读界面后，内存中的信息即自动清除，不能长久保存。就是说，消费者通常不可能把整部辞书下载并保存到自己的终端设备上。此过程如图2所示。

这样，未得到作者或出版者授权的任何人就难以擅自复制某种数字化辞书的全部内容，甚至由于不能观看到整部辞书，所以连剽窃辞书的总体框架结构都是很难的。

相比纸质辞书或光盘版电子辞书经常被人轻易地整书复制的高风险，数字出版技术对辞书版权的保护无疑有巨大的进步。

三、数字出版能对辞书内容的部分复制进行有效监控

辞书中的条目具有相对独立性，除了少量的副条（参见条）外，绝大部分正条能够对某个知识点或信息项提供相对完整的解释，具有知识自足性。所以，辞书条目常常能够独立使用，而依据某种特点选择一定数量的条目按一定次序汇编在一起，即能组成一部辞书。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以往的辞书版权侵权者大都是从若干部辞书中大量抄袭条目，然后重新编排一下，就将其作为自己“编纂”的辞书。

在数字出版中，辞书条目的内容是要按照消费者的查阅需求在其接收终端屏幕上显示的。这样，如果有人利用获得正常授权的机会，将屏幕上显示的条目内容逐一复制后粘贴到一个自己新建的文件中，那么，经过多次反复操作，岂不是仍然能够把某种数字辞书的内容全部变成自己能够掌控并随意使用的电子文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日常上网查询到的内容信息，往往都能用类似方法将之复制下来，然后保存为一个新的电子文件，虽然有时会丢失一些格式。

然而，目前数字出版技术已经可对消费者复制屏幕内容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如位于上海浦东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上海精灵天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针对数字出版物版权保护需求开发的软件系统，就能对消费者的复制行为进行控制。其中最为严格的控制，是不允许消费者对屏幕上出现的内容进行包括打印在内的任何方式的复制，甚至连一般计算机操作系统自带的或第三方软件提供的“截屏”功能、屏幕录像功能等，都被禁止。当然，考虑到消费者在进行研究、创作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的文献引用和搜集相关资料的善意需求（这属于著作权法允许的合理使用范围），这个数字版权保护系统也能够允许消费者少量复制屏幕上显示的内容，但是权利人（著作权人或出版权享有者）可以结合使用时间、操作次数、内容数量制定相应的授权范围。例如：对每天可以复制的次数、每次可以复制的字符数量进行自动控制，一旦某个消费者对某部辞书内容的复制超过限额，系统就自动不再允许复制。假如有人企图通过在许多天内多次复制的方法来获得一部辞书的全部内容，系统也能根据该消费者复制同一部辞书内容的总次数和复制字符总量等操作记录，及时发现这种恶意复制的征兆，并提出警告；如果该消费者继续进行这种恶意复制，系统就会自动取消其查阅、使用该辞书的权利。

允许消费者有限复制辞书的部分内容，既有利于消费者对辞书的参考使用，又能较有效地防范侵害权利人权益的不法行为。这可以说是数字出版对辞书版权保护的重要贡献。

四、数字出版便于查核辞书遭侵权的事实

辞书的使用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内容，而这些内容绝大部分是用文字表述的；同时，辞书作为出版物需要向社会传播，让公众能够认知其承载的精神文化内容，从而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样，从根本上说，只要允许他人看到辞书的内容，就无法避免被人复制。譬如：将屏幕上显示的条目内容逐一抄写下来或直接录入另一台计算机；组织许多人利用不同的终端设备分别访问同一部辞书，然后按分工在有限复制的额度内复制部分条目，再把这些条目汇总成书；分别登录访问若干部属于同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不同辞书，先将其中涉及某一分支领域的部分条目复制下来，再重新组合成书，等等。对类似的复制行为，显然，无论采用什么技术都不能绝对禁止。虽然复制者为此需要付出很高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但还是能够规避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把他人的辞书作品据为己有。

可见，数字出版能够防范侵权者利用电子手段轻易地非法复制辞书，却无法禁止他们用比较原始的手段剽窃已出版的辞书，只是增加了剽窃的难度，并极大地提高了侵权的成本。因为看不到数字化辞书的现成词目单，侵权者仅仅为弄清楚某部辞书的收词状况，就必须将成千上万个字符作为关键字逐一进行查询，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而要调查一部纸质辞书的总体框架结构则几乎是轻而易举的。

数字出版技术虽然不能达到绝对禁止剽窃辞书内容的目标，但是，一旦侵权行为发生，在查核侵权事实上，与纸质辞书相比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发生过《语言大典》剽窃《辞海》若干附录和《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成语大辞典》中许多条目的辞书侵权大案。因为涉案辞书都是纸质本，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为了查核清楚侵权的事实，曾委托许多专家花费数月时间对这些辞书的内容逐一进行人工比对并按内容的相同程度进行统计。最后，法院根据剽窃的事实依法认定《语言大典》确实侵权，并判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如果A辞书的权利人怀疑B辞书存在侵权嫌疑，可以先按A辞书的词目单（可集中于某一部类的词目，也可随机抽取各类词目）搜集B辞书中相应的若干条目作为样本，然后利用文本比较软件对比分析这些样本条目的内容，统计出完全相同、部分相同和基本不同的条目各占多少比例，从而大致上判断某辞书是否存在侵权的嫌疑。

经过样本对比基本确认B辞书有侵权嫌疑后，A辞书的权利人可以先申请对样本条目的来源、内容对比结果进行公证，然后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由法院责令侵权嫌疑人提交B辞书全部条目的电子文件。这时，A辞书权利人就可以利用文本比较软件比对B辞书中与A辞书所收词目相同的全部条目，并对软件统计出的相同程度为40%～80%（若条目中相同的内容不足40%，一般可视为属于合理使用的参考、借鉴）的那部分条目进行人工复核，主要是核查那些相同的部分是否属于条目的实质性内容，从而为法院依法审理、判决提供充分的证据。

版权保护篇10

热词：数字作品 版权保护 必要性 对策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产业转型升级的势头锐不可当。随着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无论是数字化的传统作品形式，还是直接创作的数字化作品，其版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利益相关方的重视。本文在分析我国目前数字作品版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后，对版权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对困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版权保护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数字作品版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断出台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扶持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但从现实情况看，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笔者认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目前在版权保护领域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1.现行立法滞后。版权制度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没有印刷复制技术的推广应用，不存在对作品商业性、规模化的大量复制活动，那就不会产生版权保护的问题。同样，如果没有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也就不会产生数字作品版权保护问题。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总是会给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方式带来新变化，这种变化冲击着现行的版权保护制度，使得现行立法落后于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数字版权保护法，只是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2006年颁布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侵权以及数字作品合理使用范围等规定都不够清晰。当下，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涌现，传统的版权保护法律法规正在经受着来自新技术的新一轮挑战。

2.出版企业对数字版权保护不到位。版权是出版企业的核心资产，数字时代，企业通过版权运营和管理可以创造出更为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目前国内的现实情况是，很多出版企业对数字版权的保护意识较弱，一方面体现在对作者的数字版权不够尊重，在未得到作者授权的情况下任意处理作品版权，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对企业已有数字版权不够重视，版权保护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数字作品版权很难得到应有的保护。

3.相关主体版权保护意识淡薄。首先部分权利人缺乏应有的维权意识。互联网时代，取证难、成本高，诉讼程序繁琐，赔偿低微，导致很多被侵权人主动放弃维权。其次，部分数字出版从业者，自律性不高，未经权利人许可，随意转载他人作品。此外，相当一部分消费者习惯于通过互联网免费获取非授权作品，缺乏尊重版权人劳动成果及自觉抵制盗版的意识。

二、数字作品版权保护的必要性

数字出版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问题，其中，数字授权问题是困扰数字版权产业的巨大瓶颈。因此，有人提出，对数字作品进行保护，不利于产业发展，其结果是限制了公众获取知识的利益。笔者认为，大力保护数字作品的版权，并不是忽略社会公众的利益，而是从促进创作繁荣，保证出版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保护了公众利益。

首先，数字侵权行为影响版权人智力创作的积极性。版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智力创造，促进文学、艺术、科学的繁荣，保护权利人的智力成果。无论是传统作品的数字表达形式，还是新型数字作品，均是创作者的智力成果，如果法律对侵权行为视而不见，那么版权人就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势必影响其智力创作的积极性。

其次，不正当复制和传播行为将影响出版者的收益，从而不利于数字作品的传播。数字技术的特点决定了数字作品易于复制和传播的特点，作为作品的传播者出版社，在面临数字作品被侵权风险过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其利用新技术进行产业革新的积极性就会受挫，长此以往，数字出版产业的未来将令人堪忧。

再次，引入版权制度有利于保护数字作品的完整性。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版权人享有保护作品完整权，而数字作品的特征决定了其完整性在网络环境下很容易遭到破坏。

由此可见，通过版权制度对数字作品进行保护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版权制度从来都是以不断吸纳包容的方式将新出现的传播技术纳入自己的调整范畴。

三、数字作品版权保护对策

从1709年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版权法――英国的《安娜法》诞生至今，版权制度已历经300多年。版权的历史是一部适应新科技发展的历史。笔者认为，解决数字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加快相关立法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配套的数字出版法规，面对复杂的数字化发展环境，现有法规显得力不从心，加快普遍适用的版权法律法规立法工作，修订相关法律，明确数字出版法律身份已迫在眉睫，应通过立法界定数字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使用权限，明确数字作品侵权认定标准，将微博、微信等新技术平台的传播行为纳入相应的法律体系，明确版权人在产业链中的主要受益人地位，明确公共图书馆等机构对数字作品公益性利用的合法性等。

2. 加强司法救济

加强对版权的司法保护是版权保护的关键环节，是将版权法律法规付诸实施的具体活动。首先，维护作者权益仍然应该是法院在审理网络条件下数字作品版权纠纷案件需要首先考虑和适用的原则。其次，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行为人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前提，数字化时代如何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判定数字作品是否构成侵权盗版时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即数字作品的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证明其提供行为有版权人的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侵权。再者，应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法律惩处力度，提高法定赔偿标准，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我国著作权法虽然赋予了法官50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自由裁量权，但实践中法官一般以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或者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为判决依据。侵权成本过低，显然不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良性循坏。

3.完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

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对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增进权利人实际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权利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机构的监督职能防止权利被侵犯;另一方面，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作为版权交易的中介与作品的使用者洽谈条件，授权使用者使用，收取费用并在版权人之间进行分配，这对于网络环境下的数字作品授权尤为重要。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产生时间较晚，且带有行政性色彩，存在诸多不足。但即使如此，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仍是数字作品版权保护领域较为有效的手段之一。目前，权利人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积极性尚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尽快完善集体管理组织制度，解决好数字化条件下作者授权、费用收取、许可使用证明发放、费用分配的公开透明、合理合法等问题，是提高权利人信任度的最有效途径，对数字作品版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4.通过权利管理信息加强版权保护

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被嵌在电子文档里，附加于作品复制件上或当作品向公众传播时显示出来的电子信息，它标示出版权人和创造者的姓名以及其他有关的版权信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互联网条约及我国著作权法对数字作品权利管理信息均明确给予法律保护，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故意去除或者改变版权管理信息而导致侵权后果的，需承担侵权责任。实践中，使用者一般以版权声明、来稿说明等方式单方面做出。值得注意的是，权利管理信息尽管受法律保护，但某些免责声明本身的效力却值得商榷，例如“作品凡经本刊采用，即视同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其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种一厢情愿的声明，很难获得法院支持。笔者认为，权利人或者经合法授权的人如能通过数字作品载明的合法、有效的权利管理信息，将作品的授权范围、使用费用、使用方式、支付方式等授权事项叙述清楚，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作品的受保护程度。

5.通过有效的技术措施加强版权保护

技术措施是指版权人或相关版权人为防止他人未经授权接触或使用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而采取的技术上的手段和方法，其为版权人管理、控制、甚至追查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提供了新的机会，常见的技术措施包括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控制传播作品的技术措施、识别非授权作品的技术措施、制裁非授权使用的技术措施，等等。同权利管理信息一样，我国著作权法对此类技术措施给予法律保护，权利人可以通过数字加密技术、数字水印技术、电子签名技术等技术手段对作品进行保护。

6.培养社会公众的数字版权保护意识

数字作品的最终流向是消费者，是社会公众。因此，提升社会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实现版权保护的重要途径，是保障数字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政府及行业协会应通过各种方式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创造、尊重版权的良好氛围，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众普及版权保护法律常识，形成全社会自觉抵制盗版、侵权的公众心理基础，从而构筑起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