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与再造

人文教育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与方式，在当下的中国，对于她的探讨已经植根于中国学者的视野之内，并形成了一种非常凸显的研究图景，尤其伴随着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如何应对和发展人文精神与传统的问题更为世人所关切。但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并获得理想的研究与有意义的现实结果，学者们仍未达成共识。对此研究具象，可以借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札记》中的表述加以深切思考:“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①当我们将这段话置于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下考察时，就会理解“新时代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与再造”这一命题的本义。

一、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实在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②这一命题首先来源于对当下中国人文教育现状之考察。概而言之，当下中国人文教育之现状可以用“异质”“变形”“他我”几个关键词加以描述。欲对其准确把握，必须回归到它存在的具体语境中去。中国人文教育场域存在于国家文明、社会存在与教育本身的三环空间之中，这一语境是理解中国人文教育场域存在之实在。1.国家文明空间。在进行考察之前，我们首先把目光置于中西方文明交流与碰撞这一大的语境之中。事实上，中国人文教育问题的出现及其变化就生发在这一语境中，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命题。我们知道，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发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清朝的国门之时。由资本主义而生发出的资本扩张与文化侵略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历史具象，这一历史具象首先表现为物质文化的侵入，进而演化为文化与精神形态的直接植入，“殖民地”“殖民化”“西化”就是这一历史变化的社会结果。这一侵袭由西而南再北上，进而到达中国全境，与中国的本土文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生成中华文明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中华文明的基因也受到了干扰，发生了变化。从自然历史论的立场来看，这一过程漫长、艰难、痛苦，但又是不可避免的，成为历史的“必然”，此即黑格尔所言的“合理的存在”。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断侵袭、支离其他文明已成为客观的事实，诚如沃勒斯坦所描述的:“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①尽管其他文明努力对此进行消解并着力保护自己，但至今，这一事实或趋势并没有得到整体改观。就中华文化本身来讲，它是一种非常具有人文特质的文化，她的社会架构、人文伦理都是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的，“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郁郁乎文哉”是对中华文化最好的注解，“人文”应该说是中华文明的极好写照，因有“人文中国”这一传统命题，同时就有“中国人文教育”这一具象。中国在1840年之前存在着几千年的人文教育传统，而其发生变化、衰落，艰难地生存，则是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国的人文、中国的人文社会自周秦以来一直存续在中华大地上，虽然受到冲击但没有断裂。回归到所要探讨的问题，就社会整体文明或者中国人文教育生发的文明空间来说，中国社会或国家形态具有充盈的人文形态，“人文中国”就是极好的写照。基于此，对历经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并且仍然处在西方文明侵袭之中的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应该说，“人文化成”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别的历史时期，而国家在这方面的若干努力，诸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华“文化自信”论的出现正可以对此做较好的注解，这是我们对于所探讨命题的基本认知。2.社会空间。21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在经济领域对于世界的卓越贡献，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对中国人的理解，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道路”“中国力量”等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在探讨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获取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社会文明?或者说，如何塑造融经济大国与文化大国于一体的理想的“中国形象”?对此在理论上并没有获得理想的研究结果。目前，人们对中国社会结构最好的注解或者比较成熟的解释是它处于“转型期”，“转型期”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通用的关键词。“转型期”社会呈现出以下一些典型的特征:(1)社会急剧分化;(2)社会价值观冲突;(3)经济体制重新建构。当前中国的人文教育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孕育、涵化。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了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人文教育存在的社会场域或社会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文教育的实在。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植根人文的社会土壤———社会意识、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于人文精神的建构并不是有利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总体上形成了没有目标性和方向性的社会价值取向的网状社会价值结构。在这个“社会价值网”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人文)价值观念被迅速分散和消耗，而新的、利于社会建设的观念并没有形成。贺来教授对此有准确的解读:当代中国社会场景中唯市场取向、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的出现就是对这一变化极好的写照。②尤其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由技术急速扩张、变革而引发的社会技术感性、技术至上的社会发展形态严重地冲击到了本已衰落且脆弱的中国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的生存空间。这种社会空间的剧烈变化导致中国精神建设问题的出现，“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思想任务之一，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它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明显感觉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①。在社会空间理论看来，这事实上极大地挤压了中国人文教育的社会空间场域，使当代中国的人文、人文教育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另一方面，它还给我们以下启示:“如果坚持指出精神活动的衰落，那么这种观点只能达到这样的终界:在这个终界里，新的可能性开始呈现自身。”②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命题，人文教育如何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具象?3.教育空间。人文精神与传统及其实现，聚焦在教育场域，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受人文精神与传统驱动。因此，教育空间的生态往往决定着中国人文精神实现的程度。而在考察并反省中国教育空间中的人文形态时，可以说，“应试教育”这一中国人极为疴责的现象是一个终究绕不过去的话题。“应试教育”既是中国教育的主要表征，也可以说是探讨中国人文教育的锁钥。从“应试教育”的形成机理来看，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与教育功利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技术主义三者的混合体。③由这三者所使，“应试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一种具象。而其无法破解的原因就在于三者的纠缠。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建构中，科学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科学主义全面渗透进教育的内外场域，科学、技术成为一种认同度极高的教育词汇。现有的教育建构撕裂了教育的整体性，未能从国家、社会与人的精神建造方面负起教育应有的责任，从而造成了科学与人文思想的严重隔离。当社会转型到一定程度，需要进一步发展时，人们才意识到，二者的隔离是多么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以上就是笔者认知的目前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图景:从文明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教育空间。笔者的感知是在由外及里的三环场域中，中国人文教育空间都遭到了挤压、或者说都处于变形之中。

二、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

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意在探讨中国人文教育的本体所在，也就是说，如何让她回归到“自我”状态，从而生发出本身的生命活力。1.中华文明生态系统之修复。就中华文明本身来讲，当前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自我修复系统。中华文明存在与传承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或者说受到了挤压。中华文明的人文教育功能在剧烈变化的现实面前无法实现。中国社会的生命力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处，中华文化的核心在于“礼”“仁”“道”，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教育系统，绵延并繁育着中华文明。当前，重构中华文明的生态系统不仅成为必要，也成为必然。在一个全球多元文明碰撞交融的时代，如何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彰显大国人文本色，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的重任，当下要做的就是把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做现代整理。④《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⑤。只有建构起中华文明传承的基因工程，只有当人文精神与传统成为国家文明建构的内在要求、人的发展的必要性时，当代中国的人文教育才会有更大的发展。2.社会空间之重塑。从社会学的学科层面来看，社会空间是空间中的人及其情感的具体构成，亦即“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是可知觉的、可构思的和可生活的三重空间，空间是具有人性化的意义空间，空间中的主客体状态可以反映出空间构造的完整与否。社会空间首先并且一定是社会结构中的空间，所以，探讨社会空间需要从分析社会结构开始。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一个好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应处于理想的模型之中。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一个好的社会结构更应该是开放的，充盈着人文性，它不仅仅是技术主义的温床，还是具有适合蕴涵人文教育的场域。就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日益开放、多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从社会结构理论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传统控制型”的“礼俗”社会，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传统的人文伦理引领着人们的道德理想信念、规范着基本的社会秩序，中华文化也在其中绵延着，呈现出人文精神与传统的特质，体现出对人类精神理想与文化价值的国家追求。改革开放后，“礼俗”社会逐渐让渡于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制度与法理社会。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在这一让渡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形变，相应地，社会空间也呈现出了与“礼俗”社会迥异的特质，目前日益蔓延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就是社会空间问题在个人身上的投射，阻碍了社会活力的实现。基于以上省察，要进行人文教育的社会空间突围，首先应该充分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问题，应该着力于了解它自身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此，在责任伦理与社会正义的框架下建构并培育一个适合人文发育的社会场域土壤是极为必要的。因为，无论社会空间如何变化，它总是社会现实中的空间，而“唯有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内容及其现代变迁，才可能正确地揭示其上层领域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定向”①。在现实性上，准确地将中国传统文明与社会现代文明相结合，使中华传统文明通达复活，并在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节点上，进行黑格尔所谓的“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就成为必要。可以说，中国人文教育欲获得理想的发展结果，对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必须进行现代性形塑。②3.教育场域之突围。教育场域该如何突围呢?从全球视野来看，人文精神的衰微是一个全球性话题，由此引发的对人类文明的关注也是重要的全球性议题。正是基于对人文衰微的严重性的关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研究报告。报告特别指出，“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应是21世纪教育的根本宗旨。这种愿望可以称为人文主义”③。应该说，这是对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应对，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教育中人文精神与传统的缺失及发展方向的反思。在这一框架下，我们同样可以进行中国教育中的人文场域建构，这不仅是由于“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处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位置，它将为寻求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由于教育自身具有的促使学生道德、智慧和情感相融和的功能，其能够唤醒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④关于建构的路径，报告指出，就教育自身而言，应该提升教育空间的包容性，深化对教育和知识本质的认知，即非为教而教、为学而学，而应该着力于提升学生面对世界发展和个人发展的能力;就教育对象而言，应该让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和学会共存，让学生在认识、情感、心理上对中华文化产生自然的亲敬感。就教育方式而言，应在对中国“教育人”品格省察的基础上，强化美育与劳动教育在人文教育中的核心位置，要深刻体悟美育和劳动教育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并将之内化在教育过程当中。就教育内容而言，应教给学生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中蕴含的人类智慧，尤其是美好的人类的情感体验与实践。

三、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再造

在面对人文精神急剧下滑但又无法阻挡的社会生活背景时，雅斯贝斯指出，“如果整体的实质无可争议地呈现出来，那么，与稳定的形式相连的教育就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①。“整体的实质”就是时代的精神状况。雅斯贝斯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中国人文教育场域再造的路径，就是回到教育自身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对此，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对于教育而言，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在所有表现中的生活本身(life)”②。回到具体的研究场景，中国人文教育场域再造方式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1.建立基于“全人”的教育认知体系。人文教育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科学和人文的冲突。对于这一文化现象，早在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斯诺发表了著名演讲———《两种文化》。斯诺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分裂成了“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两个阵营，分属两个阵营里的人们相互怀有敌意和厌恶之情，他们对对方产生了不良的刻板印象。斯诺批评的这一现象是目前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改革开放以来所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说明社会上对理科的重视，今天学科的架构已经完全失衡，人文社会科学尤其人文科学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场域中。在高中阶段，文理分科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大学文科专业的招生目录与招收人数日益缩减。事实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一体的，从来不存在不依赖对方而独立存在的学科，人类社会的发展即是建基于二者协调基础之上的。今天中国社会在精神建设方面出现的很多问题正是“单向度”发展自然科学的结果，“单向度”而非全面发展的人亦是由此之故。客观地认识人文学科的价值及存在的必要性、并将之纳入教育认知体系中。基于“全人”的教育认知体系才成为可能。这开拓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同时融通了人文教育的社会空间。2.确认“精神”的时代形式并将其置于教育的核心。人文教育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要义，自知、智慧、修身、学养体现了这一形式的不同，由此构造出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人。将这一命题置于研究语境中，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人的构造形式，可以看出从“政治人”到“经济人”的变化路径。由于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而孕育的“经济人”与时代的发展已经出现很多不适之处，新时代需要新的“人”的形式，这一形式就是“精神人”的再造。通过考察目前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可归结于“人的精神”弱化这一命题上。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视野中，一个完整的“人”务必通过音乐(艺术)和体育来再造。这一命题影响并直接构造了西方教育的基本格局。同样，在国民精神不振、国家发展受困时，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彻底唤醒了德意志人，进而建构了“精神”的德意志国家。近年来，正是基于对相关命题的认知，国家将美育、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历史高度。不可否认，精神的再造蕴含在美育与劳动教育之中，而“精神”是人文教育的实质，人文教育不是知识性、技术性、实用性、时尚性的，“人文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性、智慧性的”③。直面当下的教育现实，我们注意到艺术教育与体育在教育格局中的式微，中小学生的身体问题成为国家之痛。确认“精神”命题的重要性并将之置于教育的核心成为必要，而这也是建构人文教育空间的关键。3.建构完整的人文课程体系。人文教育的载体在人文课程。如果再造中国人文教育之形式，需回到并反思我们的人文课程。客观地说，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人文课程不可谓不齐全，但何以出现人文教育之缺失?何以人文课程达不到课程自觉的效果?除去时代的原因之外，这与我们对人文课程本身的认识偏颇有关。人文教育课程旨在彰显人文性和生命性，强调心灵自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为非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在目前的人文课程体系中，我们对于人文课程的认识并没有到位。一方面，在课程编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去中国化”的不良倾向，近年来中小学教材去唐诗宋词、去鲁迅文章的取向即为一例。但这里所谓的“中国化”，实在是构成“人文中国”最为核心的一些命题。另一方面，即使有之，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将其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来认识并使学生融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开设人文课程是为了考试，并非是为培育学生的民族文化基因。构建“深入人心”的人文课程体系成为当务之急。构建的要旨在于以“人文中国”为要义，以“中国人”“中国精神”为基本旨趣，进而探寻“大国”之中的健康、积极向上的国民形象。综上所述，人类社会已经从“互联网+”时代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技术、创新与变化。在这一巨变的历史时刻，中国社会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尤为剧烈。对于这一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寻找在变化背后中的不变与永恒的存在，因为，“技术化是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任何倒退的企图都只会使生活愈来愈困难乃至不可能继续下去……我们需要超越它”①。我们需要超越技术的维系人类社会持续存在的文明。而这正是人文精神存续的根本。②这样一些元素的存在，使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高尚、越来越美好。在建设美丽中国、美好中国的伟大时代节点上，我们应以“时代变化－社会变革－教育革新”③的关联为起点，重构起人文发达之国家文明、社会空间、教育领域之场域，“只有人类将内部的人道旨归与外部的培育结合起来，将技术与教育统一起来，才能将外部给定的世界变成一个实现了‘培育’的世界”④。应该认识到，人文社会是国家建设的基本旨趣，人文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人、教育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前中国人文教育场域之破茧旨在文化、社会与教育三环结构的充盈与融通。它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所处的时代给予了中国人文精神实现的条件与空间。有理由相信，在中华文明传统的昭示下，中国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发展必将走向美好的明天。

作者:王兆璟 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