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家庭教育论文

时间:2022-05-26 11:36:00

未成年人家庭教育论文

[内容提要]保障未成年人实现自身的权利,是父母应当履行的义务,这种义务随着孩子的出生而产生,并贯穿在家庭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未成年人保护是家庭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漠视未成年人的权利是家庭教育失误的根本原因。唤醒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挖掘他们发展的潜能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帮助父母了解和认识儿童权利、转变观念、提高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能力,应当成为当今社会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的着力点。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儿童权利,家庭教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依法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首次写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对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重视。规划纲要作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纲领,也敦促我们对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中家庭的责任进行认真思考。

一、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家庭教育的起点和归宿

在对未成年人的认识上,笔者认为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从人的权利意义上讲,未成年人无异于成年人,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与成年人彼此平等,具有相同的价值和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另一点是从未成年人的特点上讲,他们与成年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弱小和不成熟,即生理年龄决定了的他们与成年人在个体需求上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认知、行为等方面的差距,需要成人社会在他们社会化过程中从各个方面给以充分的保护和帮助,以实现他们的权利。因此,对未成年人保护本质的理解,应当是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而不是人们传统观念和行为习惯中把孩子当作被动的、受成年人支配的对象或附属物单纯地对他们的呵护。

关于未成年人的权利,是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提出的。未成年人是公民的一部分,除法律规定只能由成年公民才能享有的某些权利外(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婚姻自由权等),成年公民的基本权利未成年人都享有。此外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还享有法律规定的不同于成年公民的特殊权利。

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我国政府于1991年批准了这一公约,1992年4月1日该公约对我国生效,从此加入了承诺对儿童承担《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义务的国家行列。《儿童权利公约》将“18岁以下的任何人”界定为“儿童”,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所指“未成年人”是同一含义。在《儿童权利公约》中,赋予儿童极为广泛的权利,基本权利概括起来主要是: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儿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儿童出生后便获得了作为自然人的生命权,享有生命安全不受剥夺和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存权还包括生活保障权和健康权,即获得足够食物、栖身的住所、医疗等生活保障的权利,与父母分离后保持个人关系及直接联系的权利。此外,儿童与成年公民一样享有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国籍权、名誉权、荣誉权和知识产权。

发展权——是指儿童拥有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包括儿童有接受一切形式教育的权利、休息和闲暇的权利。此外,发展权还包括信息权、娱乐权、思想和宗教自由、个性发展权等。其主旨是保证儿童在身体、智力、精神、道德、个性和社会性等诸方面均得到充分的发展。

受保护权——是指儿童享有获得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保护的权利,以减少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儿童的受保护权包括受监护权、受抚养权,反对一切形式的儿童歧视,保护儿童免受身心摧残、伤害和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当儿童处于某种困难或危险境地或有某种特殊情况时,有需要社会各方面予以援助的权利。在国家法律中儿童的量刑、矫治等受到有别于成年人的法律保护。

参与权——是指儿童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儿童有自己的感情和对事物的意见,享有对影响他们的任何事项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儿童的社会性参与不仅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也是其成长和发展的基本需要。

《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所体现的是与传统的儿童观有着根本区别的一种全新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点是承认他们因其弱小和不成熟需要给予特殊的保护,但并不因此轻视他们,而是将其看作是有能力的、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他们拥有权利并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实现自身的权利,是父母作为其监护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这种义务随着孩子的出生而产生,并贯穿在家庭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对他们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教育是保护的基本成分,也是他们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未成年人保护这一系统工程中,家庭承担着首要的、特殊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是家庭教育的起点和归宿。

家庭教育从广义上说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受教育者在家庭中所受到的由其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施与的自觉的或非自觉的、经验的或意识的、有形的或无形的等多层面、多角度的教育影响;二是指家庭环境因素在教育功能上的作用。即包括家庭的社会背景、家庭经济条件、家庭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环境因素等对受教育者产生的影响(吴铎等:《教育与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未成年人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对象,作为权利的主体和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交往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社会赋予他们的特有的权利。家庭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各种适宜的条件,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按照他们的发展特点和社会需要开发他们的潜能、促进其身心发展的活动,就是家庭教育活动,同时也是对他们权益的保障。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从人的心理发展、接受教育的效果、人的社会化历程等多个不同的角度都承认在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关键期的存在。研究者们曾以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典型的实例说明了一旦错过某个关键期,人的某些特质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成为终身的遗憾。人生的未成年阶段正是处在这样的关键期。家庭教育伴随着人的生命降临于世,在孩子作为家庭一员的同时就开始了,是人的一生中接受的最早的教育。家庭在人的成长的最初阶段所给予孩子的一切,成为走上社会的起点,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基础,使其长大成人成为可能。家庭教育的早期性和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对于教育对象的特有的功能,也意味着在全社会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系统中,家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就家庭教育的内容而言,是一定的教育目的具体体现。《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无论个体家庭在孩子培养的具体目标上有多大的差异,体现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追求的家庭教育目的与《儿童权利公约》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致的,即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的实现,促进其全面发展,以更好体现其社会价值。家庭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和全面性是其他教育载体不可比拟的。在将“自然人”培育为“社会人”即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人的体力由弱到强,思维活动由简单到复杂,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由小到大,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家庭的作用。人来到世上,就有温饱的需求,但无获取衣食的本领,适应环境的能力甚至不如动物。生存的权利需要家庭给其多方面的照料,离开家庭,基本的生活技能和自我服务的本领就很难培养。家庭作为初级的社会群体,是人与人之间发生最初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的场所,家庭生活规范便是个体最初接触到的社会规范。年幼者以家庭中的长者的言行为认同对象,通过同化作用,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和道德人格,并在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学会调节与他人的关系,进而逐渐形成约束自身社会行为的信念、习惯与规范,调整个人与团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随着个体社会化的进展,家庭教育内容也进一步丰富。在指导生活目标、形成个人理想等方面,父母以自身的生活经验对子女的教育,影响着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有价值的选择以及其发展权、参与权的实现。

总之,家庭教育的本质功能决定了父母必须从孩子生命的起始阶段,在家庭生活的实践之中,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启迪他们的精神世界,学习在社会中做人做事的本领,进而使受教育者能够在社会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审视家庭教育,就是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父母履行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职责。无论他们是否自觉、是否自愿,其观念与行为是否符合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宗旨、能否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在客观上都对未成年人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地行使与维护。

把未成年人看作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是现代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基点。只有在充分尊重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能使对他们的保护有利于他们的发展,最终达到其独立于社会的目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孩子的发展,也成为家庭教育失误最根本的原因。

目前家庭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对孩子权利的尊重。在我国,随着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子女对父母的人身依附关系已无存在的基础。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尽管离不开父母的抚育,但他们已经不再是父辈的附庸,社会也在法律、道德、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上以各种方式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当我们在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视域下审视当今的家庭教育的时候,却也清晰地看到了传统社会“家长制”和“成人本位”的阴影,由此衍生的儿童观依然存在于我国公众之中,影响着人们对待未成年人的态度,以及对他们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评价标准。

中国的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付出的精神和做法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在孩子的养育上,“望子成龙”也罢,“望子成才”也罢,一些父母往往是被社会的期望和价值观所左右,按照成年人认定的理想的模式和目标来左右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现在只是为了他的将来,而对于未成年人自身个性的成熟和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需要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在一些父母思想中,“儿童权利”的概念是模糊的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孩子的童年被“省略”掉了、被“成人化”了,小小年纪便背负着长辈们对一代人的期望,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家庭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反映在教育内容上,父母们不顾忌孩子的感受、需求、能力和他们的长远利益,习惯于把成年人的思想观念强行灌输给孩子,按照成年人的意志为孩子安排生活方式和内容,确定生活目标和行为选择;在教育方式上,热衷于对孩子单向度的、教条的说教,不屑于征求孩子的意见、取得孩子的认同;在对孩子的评价标准上,以成人为中心的“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循规蹈矩被奉为楷模……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当孩子们以其童心和对新事物的敏感接受新思想、模仿新事物的时候,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常常被父母们视为“不轨”而横加限制;当孩子们的身心特点发生变化的时候,父母们却无视这种变化或察觉不到这种变化,依然按照主观印象去认识现实中的孩子。在家庭教育中,与其说是当今的孩子与父母对立、不好管,倒不如说是父母把自己放在了与孩子对立的位置上,“管”孩子的方式并不适合孩子的特点。当孩子对父母的言行表示不满或反抗的时候,父母们又会以自己的长者权威甚至施以暴力对付孩子。尽管许多父母的出发点确确实实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缺乏对未成年人本质的了解和对他们独立人格的尊重,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目的。直接的后果是为未成年人按照自身成长规律的发展制造了障碍,也使他们失去了童年本应有的欢乐和可贵的开拓精神。

在我国许多对家庭教育问题进行分析的论述中,都谈及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所抨击的是父母们付出过多、替代过多,养成了孩子的依赖性等等。事实上,如果站在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立场上分析,这种表面上的“过度保护”所掩盖的是父母们对孩子权利的剥夺。在一些父母的潜意识中,亲子是一体的。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替代成就感”,把自己和家庭的未来寄希望于孩子的同时,也把社会竞争的压力转嫁给了孩子;另一方面,自觉自愿地包揽了本应孩子自己做而父母可能为孩子做的一切,把自己的付出作为孩子成长的一部分而不是为孩子自身的成长创造条件,使得孩子在生活实践中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智能和社会性参与的权利受到限制。当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大量的父母围着孩子转、对孩子的事包办过多同时,更不愿意看到的是当今的孩子对父母们的观念和行为的无奈的认同。笔者曾经参与的“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与教育调查”中问及中小学生学习目的,在20个选项中为了“报答父母的爱”是选择比例最高的,达到76.9%,高于“很好地发展自己”和“为将来开创一番事业创造条件”的比例,另有64.5%是为了“满足家长对我的期望”;有个女孩平静地自杀了,遗言中惟一的理由是不愿意让父母为自己太操心;以至于有个长大成人的孩子接受父母“代为相亲”的理由是觉得自己“愧对他们”,“现在把主动权下放给他们一部分,也让他们有点寄托,多些参与感。”类似的把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未来交给父母、全部为了父母的现象,或许是子女对父母为之付出的回报,父母们会为之欣喜;但这种在父母的长期误导之下对自身价值得否定和权利的放弃,不能说不是年轻一代人的悲哀。既然如此,越来越多的未成年的孩子依赖父母、成年了的孩子依然“啃老”现象的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父母对孩子权利剥夺的结果是,扼杀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他们由在家庭中缺乏独立的机会开始,逐渐发展为缺少独立成长的内在动力和勇气,弱化了在现实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自立于社会的人——这是家庭教育的最大失败。法学教授皮艺军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成人社会对孩子权益的剥夺和忽视,就是对孩子社会化过程的粗暴干预。对此所产生的后果成人社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皮艺军:《儿童权利的文化解释》,《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未成年人生活其中,不免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对他们权益的侵袭和伤害。这种权益侵害不仅包括身体、财产等方面有形的侵害,也包括心理、思想上的无形侵害。无论是哪种权益侵害,无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无论是谁实施对他们的侵害,对成长中的未成年人来说都会成为影响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的障碍。事实证明,由于父母失职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比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伤害都更为严重、更为深刻。在一项全国未成年犯调查(关颖:《城市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中我们了解到,有的孩子由于家庭贫困、父母离异或外出做工等原因父母无暇顾及,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其生存权益受到侵害,便以抢劫、盗窃为生;有的孩子受到身体侵害无力反抗,而家庭又不能为其提供帮助,出于安全的需要便在社会上寻求“保护”,直至受坏人指使贩毒、、抢劫等无所不为;有的孩子在家里经常受到父母的打骂和无端干涉,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和尊重,造成心理和行为上的扭曲,便到家庭以外寻找发泄的渠道,因打架斗殴、聚众闹事而触犯刑律;有的孩子在成人不恰当的呵护之下并不能摆脱内心的孤独感,或者因为学习或行为问题而被学校所排斥,交往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使他们很容易参与社会上一些不良团伙,共同犯罪也在所不辞……我们设想:如果未成年人的需求在家庭中得到满足,他们的权益得以有效的保障,或者当他们的权益受到外部因素侵害的时候,父母给予及时的抚慰或补偿,是否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他们犯罪了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至少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前,对他们权益的保护可以起到预防和缓解他们违法犯罪的作用。研究表明,未成年人处于人生发展的不成熟阶段,属于弱势群体,权益侵害更容易使其误入歧途。这是因为一是他们获得需要满足的途径少;二是他们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供给;三是他们无力抗衡权益的侵害;四是权益侵害容易引发心理扭曲和变态。这种状况与性格异常、环境不良、家庭缺陷、教育不足等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相结合,往往使他们不假思索地采取伤害他人等过激行为,实际上就是以侵害他人的权益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获得需要上的满足。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恶性事件增加的反面事例展示的是父母失职和家庭教育失误的恶果,同时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家庭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重要。

三、家庭教育指导的着力点

当我们揭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父母在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方面不尽如人意之处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近年来,父母们对孩子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被忽略了:一是未成年人有什么权利,如何保护他们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进入父母了解、关心孩子的范围;二是父母对未成年人应当履行哪些职责,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是什么?许多人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在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父母承担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实施家庭保护并非可以“无师自通”,他们在履行职责中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和必要的指导造成的,很难靠家庭自身的力量予以解决。尽管近年来家庭教育指导得到重视,但由于没有父母必须接受教育的法律规定,总体上看存在的问题是,一是有相当多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未曾接受过正规的家庭教育指导,尤其是在教育问题较为严重的偏远、贫困农村,家庭教育指导几乎是个盲点;二是教育滞后,不足以对父母正确履行监护人的责任给予预期的帮助;三是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难以解决父母在孩子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其四是父母教育的主管机构和执行机构不明确,缺少必要的人员、资金等支持,甚至造成某些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对父母的误导等等。因此,为了保证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在法律规定父母必须承担的义务的同时,有必要规范对父母作为监护人履行职责的教育,并纳入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在制度上明确承担父母教育的主管机构、不同教育内容的执行机构和人员,规定父母必须接受教育的时限和内容,以及评价体系、监督措施等等,从根本上起到帮助和促进父母正确履行其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职责的作用。

我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有十几个年头,但现实社会远没有把未成年人放在应有的权利主体位置上。一方面一些父母不了解或者根本不去了解未成年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使未成年人认识和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甚至有的父母为了维护长者的权威,不愿意孩子了解自身的权利。在2002年笔者主持的一项对908名天津市中小学生问卷调查中了解到,分别有22.4%和35.3%的学生“不知道”和只是“听说过”《儿童权利公约》,表示“了解部分内容”的有26.6%,“了解全部内容”的只有15.7%;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分别有7.2%和30.8%的学生“不知道”和只是“听说过”,表示“了解部分内容”的有44.8%,“了解全部内容”的只有17.3%。在对自身权利知晓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更难说行使和维护权利了。未成年人是积极的主动的权利主体,他们的发展过程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客观因素影响的过程,自身也应积极参与并影响这个过程。父母创造促进未成年人主动、和谐发展的条件的同时,自身的角色必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即不是单纯的对孩子生活的照料者、思想行为的教导者和控制者,而是通过教育和影响让孩子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能力,促进孩子主动发展。重视和强调未成年人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是在分配成年人的权利。因此,为了达到家庭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目的,父母不仅要尊重孩子的权利,也要把唤醒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挖掘他们发展的潜能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帮助父母转变观念、提高他们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能力,应当成为家庭教育指导的另一个着力点。

注释:本文系天津市“十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与家庭教育指导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TJ05-JX009),《江西教育科研》2006年第8期摘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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