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范文10篇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1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特征

1、情形性大，可塑性强，使之产生是非不分、盲目自信的心理。未成年人正处于不成熟向成熟发展的过渡时期，这期间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他们自我意识增强，具有成人感和独立意向，反映在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感新鲜好奇，什么都想尝试，但由于其知识面有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往往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缺乏正确的是非观、法制观和审美观，易受到坏人的腐蚀、拉拢和引诱而走上歧途，从他们的犯罪经历看，都有一个形成错误认识的开始，到养成不良习惯和出现劣迹直到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发展演变过程。自认为是结交了一些＂讲义气、敢冒险、跟着他们不吃亏＂的朋友，他们一般三五成群吃吃喝喝，出入游戏厅＂"迪厅"手头不宽余时，便合伙实施盗窃。2002年元月我区一库房后被人挖一大洞，库内丢失大量物品，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勘查、调查，根据大量走访调查，认定为未成年人所为，并在某修理铺中发现了赃物，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据查：这些人均为中学生，年令最大的为16岁，最小的为13岁，共计八人，平时他们在一闲置的地下室聚居，一般白天逃学，夜间上网，午夜时便出来进行盗窃。

2、控制能力差，情感波动大，动机上盲目性、行为上突发性。

未成年人性情容易急躁、激动，好感情用事，不善于控制自己，由于这些心理特点，形成了其犯罪动机简单、单纯，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们考虑的比较简单，甚至为一件小事就以残忍野蛮的手段将人杀死。

2001年11月21日晚，我区一11岁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因上课时看租来的书被老师没收，需向店主赔书钱，便于当晚怀揣匕首，来到一个体粮油店，买完泡泡糖后，将店主捅了22刀（死亡），并将店主4岁的女儿连捅2刀（重伤），拿上柜台内的134．4元后逃跑。

3、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早熟，引发心理变化快，如引导矫治不好,就会走上犯罪。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性发育早熟已不鲜见，由于性知识的缺乏，对性内容的好奇心理特别强烈，他们对性行为正确与否的认识基本处于无知状态，生理变化带来一系列心理变化，由于当前我国对青少年早期性教育工作落后，同时社会上文化娱乐场所没有彻底清除不健康的文艺作品，使其受到外来淫秽、色情、恐怖等影响和其它不健康东西的刺激，特别是黄色声像品、书刊的腐蚀，可能使他们为所欲为地追求的刺激，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4、学校、家庭教育管理监护力度不到位，使其失去约束力而引发犯罪

学校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理想及法制教育有待加强，在教学中采用的也只是启发式讲授的单向信息传递，学生也只是耳听、手记，主动性受到一定限制，没有达到以案说法，以案解法，法案结合，自学讨论，双向回答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形成一定程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另外，就是家长忽视子女8小时以外活动情况的掌握，约束力不强，甚至个别家庭家长及成员整体素质低下，不仅完全放弃对子女的思想教育，反而以个人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子女。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1、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简单，多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

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某些分配不公的现象，使未成年人心理上形成严重不平衡，当他们生活、学习或社会交往中受到某种刺激时，使其心理状态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激烈冲突，心理矛盾恶性膨胀，因而其犯罪也带有一定的突发性。不少未成年人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寻找精神刺激，变换手法向侵财方面转化，这是当前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2001年7月至9月间，我区连续发生二轮摩托车、后三轮摩托车被盗案13起，影响较大，此案引起公安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成立专案组，抓获了4名犯罪嫌疑人，据查：这么4名嫌疑人均为维吾尔族，年令最大17岁，最小的15岁，他们结成团伙流窜多地地进行盗窃。

2、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由过去的盗窃型，逐步向抢劫杀人等极端化发展，由简单的冲动冒险向预谋性的团伙犯罪、集团犯罪方向发展，更为严重的是由非暴力犯罪向暴力犯罪甚至严重暴力犯罪方向发展；由愚昧型向智能、成人化转变。在作案方式上由本地作案向流窜作案方向发展，并在作案上注意伪装、破坏现场，转移赃物，利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联络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2

【关键词】自由刑/释放安置/未成年罪犯/监狱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不是一个新概念，其渊源可追溯到十八世纪，通常认为它类似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最近十年来，为了反映刑事司法制度现在采取的更加严厉惩罚的态度，未成年人释放安置已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个词条回放了历史场景，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联系起来，并且深入阐述了释放安置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一）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

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不同在于批准的法律基础。在两种情况下，未成年人被带到法院并有充分证据判定未成年人有罪，区别在于未成年人受到的法庭判处的刑罚上。法官判决未成年人缓刑，就意味着该未成年人将留在社区接受一系列规则和规定的约束。然而，法官不能判处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而只能是判处未成年人一定期限的监禁，但释放安置是刑罚的一个最后成分。

同样，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相似之处是需要给未成年人提供社区监督、咨询和任何附加服务。两者的基本目标是要执行释放回社区的条件。释放的这些条件需要持续地遵守宵禁、上学或保持雇用，保持与法院官员的联系、咨询、参加服务（如物质滥用戒除服务、性犯罪者规划家庭服务），并且避免犯罪活动。检查监督释放条件是释放安置／缓刑监督官的职责，因为违反释放的任何或所有条件都能导致一定期限的监禁。因此，当考察规则和规定的时候，官员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功能：既是执行者又是顾问。

作为执行者，官员必须查证社区释放的所有条件。如果未成年人不遵守释放安置／缓刑的任何条件，官员必须使用他或她的自由裁量权，在警告未成年人和联系法官撤回判决之间作出选择。作为顾问，通过讨论责任的重要性和保持亲社会行为的方式，官员必须帮助未成年人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官员必须慈悲为怀、无微不至地关心（顾问的角色）；另一方面，她或他必须执行并检查监督释放安置／缓刑的条件。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成人假释

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功能是相同的——监督和协助已经从监禁期释放出来的罪犯，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法理上的。未成年人法院制度的创立是一项以寻求未成年人福祉为目的帮助未成年人的成长。因为他或她的年龄，根据社会规则要求，一名未成年人可能被处理或教导该怎样做出行为。相反，成人法院的任务是要证实犯罪并且施加罪有应得的惩罚，以保护社会民众和控制犯罪。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和成人）的法理基础是用词不同的理由，虽然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转三、深入细致的释放安置计划运动

总体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的使用是不成功的(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0)。就是说，提供有限服务和承担大量个案工作压力的同时，在社区里对未成年人的传统监督，对于在社区内成功转变未成年人，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之所以取得不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几个因素的影响：(1)在过渡期间，行刑机关工作人员与释放安置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2)不能确定未成年人服务的合适提供者；(3)释放安置工作人员承担着极大的个案工作量；(4)选择不适当的未成年人进行释放安置，这就导致了使用基金试图改进释放安置成功的现象。

更加明确的是，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已经拨出专款资助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实施强化释放安置计划目的是：(1)改进从监禁到社区的过渡；(2)提高未成年刑罚的释放安置成分的作用(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4)。这项资金已经获得同意。因为研究表明，当未成年人再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无能力牢记从监禁中吸取的教训，即释放回社区的未成年人似乎不保持在行刑期间他们可能已经学到的亲社会行为。除此，研究已经发现，当高度结构化的计划在适当的位置的时候，释放程序的结果是更有利的。因此，通过统合监禁方式与强化释放安置的办法，“强化释放安置计划”运动寻求缓减从行刑机关监禁的过渡。

统合监禁的目的是在未成年人还在被行刑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回归社会的整合工作。通过提前给未成年人的挑战做准备，来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例如，怎样处理同龄人关系和诱惑），确定在社区里可行的服务和计划（例如，物质滥用戒除咨询），并且确保所有的当事人遵守释放条件（例如，正如未成年人报告所讲的那样，服务被提供）。总之，这个时期涉及详细的释放程序的所有决策，包括未成年人的生活安排。

对于谁适合于强化释放安置的问题，还要做出一个附加裁判。调查研究发现，把有实施再犯罪行为低度可能的未成年人置于强化释放安置的时候，就是严格控制该未成年人可能作出不适当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释放安置的作用影响对“低危险”未成年人可能是有害的。两个广泛限定的小组能适应选好的强化释放安置。第一组包括顽固罪犯——那些有非暴力行为长期历史的人，第二组是能得益于特殊化处遇有特定问题的未成年人（例如，物质滥用者，性犯罪者）。研究显示，这两组“高危险”群体能获益于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因此，释放安置计划明确限定接收对象是极为重要的。

更进一步，成功的释放安置计划应该关注保护社会，强调罪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给未成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家庭干预，健康相关的问题，生活安排，劳动安置，等等），给未成年人确定并巩固社区资源，而且监督和评估罪犯的进步情况。为完成这些目标，释放安置强调监督和处遇。诚如前述，监督和处遇被视为是与愿望相反的；然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一个目的是要合并这两个功能以便处遇成为释放的一个要求。只要参加处遇服务就能发挥监督功能，那么在那个聚合上收集信息数据就是处遇功能。

未成年人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提供资金资助四个州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实施的“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以犯罪学理论（紧张、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为基础，选择适当的高危险罪犯，并且把监督与处遇合并成一个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到1999年时，每个试行场所一直在改进多面“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推行；因此对计划的影响作用进行正式评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建议，阿特休勒和阿姆斯特朗(1990)推荐“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应该包含许多有利的观念，这些有利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学术话语(MacKenzie，1999)的支持，但是，如果社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能有效地落实计划，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虽然书面模式包含有必需的成份，但是只有所有机制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下去，才能取得成功。

四、结论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3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因素，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未成年成长和培养健康优秀的品格。因此家长对孩子的管理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良家庭环境有以下几种。

娇生惯养型：目前，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户，父母及双方老人对孩子娇生惯养的比较多，这使孩子很容易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唯我独尊的心理和任性怎么的性格。当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受到挫折、或者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往往会抢劫自控而走邪路。如16岁的独生子女卢某和王某，其父母从不对其娇生惯养，两人均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毛病，因好辍学后，两人很快在社会上学会了抽烟、喝酒、跳舞、玩游戏等。因父母给的零花钱有限，两人竞结伙拦路抢劫某校学生钱财两回事次。

暴力管教型：有睦父母专横霸道，只关心学习成绩的好坏，经采取打骂体罚等方式管教孩子，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想法和尊严，把父母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走上邪路。

放任不管型：有些父母因忙于事业或忙于做生意，而忽视了对孩子的管理教育，任其自由成长。由于这些孩子从小缺乏教育，辨别是非能力差，在社会不良影响走上了邪路。

不良嗜好型：有些父母自身素质较低，思想道德品质差，好逸恶劳、追求享受、喜好黄、赌、毒等。孩子受大人不健康言行、举止的影响下走上了邪路。

单亲家庭型：父母离异或父母一方死亡或被判刑，孩子从小心灵受到时创伤，在家缺乏父爱或母爱，在社会上遭到冷落、歧视、加之单亲家庭管教不力走上了邪路。16岁的刘某父母离异，母亲病重在床，丧失了对他的教育抚养能力，刘父亲以孩子判给女方为由对刘某不闻不问，使刘某产生了逆反心理，走向了犯罪道路。

二、学校环境

假如家庭是未成年成长的摇篮，那么学校就是未成年学习的摇篮。未成年人在这个年龄段应该在学校接受道德、科学、艺术、体育等教育。学校环境在未成年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极为重要的学习环境，所以学校的学习氛围，老师和同学们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每一个学生。有些学校为了名次和成绩，不管学生的心理和身体特点，不断给学生增加学习负担，以只要学习好就是好学生的校准衡量学生，导致有些学生产生不平衡心理，走向犯罪道路。有的学校风气不良，老师收受学生的钱物，同学之间流行送礼物、搞聚会、穿名牌、用名牌，导致学生产生攀比心理，有些学生为了在同学面前摆阔或为了名牌服装或名牌鞋面走向犯罪道路。有的学校教育体制仍然把应试放在月导地位，忽视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使许多未成年人对些必备的法律学识知之甚少，甚至法盲。

三、文化环境

据统计表明，未成年受来自文化环境的“黄色”“黑色”的污染而走向犯罪的比例较大。

黄色污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的黄财毒现象再度滋生蔓延，严重侵蚀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如果追寻每位未成年犯罪历史和初始不良行为的形式，几乎受到过社会不良风气和黄财毒现象的感染。这虽构不成导致未成年犯罪的直接原因，但却是重要诱因。一方面是社会大量黄色文化的客观存在。如上些不法经营者贪图眼前利益，借助开办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网吧等形式，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养成不良习性；另一方面是正面宣传教育形式的枯燥乏味。这样，心理、生理上未完全成熟、可塑造性极度强的未成年会被黄色文化所吸引，以致对社会的认知产生严重偏差，对真善美，假恶丑的区分界限日渐模糊，在黄色文化垃圾毒害下的未成年，为满足私欲走向犯罪。正如一位中学校长所发出的感叹：“课堂教育一个钟头，不顶录像厅里一个钟头；老师苦口婆心讲一天，抵不上学生书摊转一圈。”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4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一）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

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不同在于批准的法律基础。在两种情况下，未成年人被带到法院并有充分证据判定未成年人有罪，区别在于未成年人受到的法庭判处的刑罚上。法官判决未成年人缓刑，就意味着该未成年人将留在社区接受一系列规则和规定的约束。然而，法官不能判处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而只能是判处未成年人一定期限的监禁，但释放安置是刑罚的一个最后成分。

同样，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相似之处是需要给未成年人提供社区监督、咨询和任何附加服务。两者的基本目标是要执行释放回社区的条件。释放的这些条件需要持续地遵守宵禁、上学或保持雇用，保持与法院官员的联系、咨询、参加服务（如物质滥用戒除服务、性犯罪者规划家庭服务），并且避免犯罪活动。检查监督释放条件是释放安置／缓刑监督官的职责，因为违反释放的任何或所有条件都能导致一定期限的监禁。因此，当考察规则和规定的时候，官员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功能：既是执行者又是顾问。

作为执行者，官员必须查证社区释放的所有条件。如果未成年人不遵守释放安置／缓刑的任何条件，官员必须使用他或她的自由裁量权，在警告未成年人和联系法官撤回判决之间作出选择。作为顾问，通过讨论责任的重要性和保持亲社会行为的方式，官员必须帮助未成年人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官员必须慈悲为怀、无微不至地关心（顾问的角色）；另一方面，她或他必须执行并检查监督释放安置／缓刑的条件。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成人假释

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功能是相同的——监督和协助已经从监禁期释放出来的罪犯，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法理上的。未成年人法院制度的创立是一项以寻求未成年人福祉为目的帮助未成年人的成长。因为他或她的年龄，根据社会规则要求，一名未成年人可能被处理或教导该怎样做出行为。相反，成人法院的任务是要证实犯罪并且施加罪有应得的惩罚，以保护社会民众和控制犯罪。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和成人）的法理基础是用词不同的理由，虽然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

三、深入细致的释放安置计划运动

总体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的使用是不成功的(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0)。就是说，提供有限服务和承担大量个案工作压力的同时，在社区里对未成年人的传统监督，对于在社区内成功转变未成年人，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之所以取得不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几个因素的影响：(1)在过渡期间，行刑机关工作人员与释放安置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2)不能确定未成年人服务的合适提供者；(3)释放安置工作人员承担着极大的个案工作量；(4)选择不适当的未成年人进行释放安置，这就导致了使用基金试图改进释放安置成功的现象。

更加明确的是，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已经拨出专款资助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实施强化释放安置计划目的是：(1)改进从监禁到社区的过渡；(2)提高未成年刑罚的释放安置成分的作用(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4)。这项资金已经获得同意。因为研究表明，当未成年人再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无能力牢记从监禁中吸取的教训，即释放回社区的未成年人似乎不保持在行刑期间他们可能已经学到的亲社会行为。除此，研究已经发现，当高度结构化的计划在适当的位置的时候，释放程序的结果是更有利的。因此，通过统合监禁方式与强化释放安置的办法，“强化释放安置计划”运动寻求缓减从行刑机关监禁的过渡。

统合监禁的目的是在未成年人还在被行刑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回归社会的整合工作。通过提前给未成年人的挑战做准备，来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例如，怎样处理同龄人关系和诱惑），确定在社区里可行的服务和计划（例如，物质滥用戒除咨询），并且确保所有的当事人遵守释放条件（例如，正如未成年人报告所讲的那样，服务被提供）。总之，这个时期涉及详细的释放程序的所有决策，包括未成年人的生活安排。

对于谁适合于强化释放安置的问题，还要做出一个附加裁判。调查研究发现，把有实施再犯罪行为低度可能的未成年人置于强化释放安置的时候，就是严格控制该未成年人可能作出不适当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释放安置的作用影响对“低危险”未成年人可能是有害的。两个广泛限定的小组能适应选好的强化释放安置。第一组包括顽固罪犯——那些有非暴力行为长期历史的人，第二组是能得益于特殊化处遇有特定问题的未成年人（例如，物质滥用者，性犯罪者）。研究显示，这两组“高危险”群体能获益于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因此，释放安置计划明确限定接收对象是极为重要的。

更进一步，成功的释放安置计划应该关注保护社会，强调罪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给未成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家庭干预，健康相关的问题，生活安排，劳动安置，等等），给未成年人确定并巩固社区资源，而且监督和评估罪犯的进步情况。为完成这些目标，释放安置强调监督和处遇。诚如前述，监督和处遇被视为是与愿望相反的；然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一个目的是要合并这两个功能以便处遇成为释放的一个要求。只要参加处遇服务就能发挥监督功能，那么在那个聚合上收集信息数据就是处遇功能。

未成年人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提供资金资助四个州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实施的“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以犯罪学理论（紧张、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为基础，选择适当的高危险罪犯，并且把监督与处遇合并成一个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到1999年时，每个试行场所一直在改进多面“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推行；因此对计划的影响作用进行正式评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建议，阿特休勒和阿姆斯特朗(1990)推荐“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应该包含许多有利的观念，这些有利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学术话语(MacKenzie，1999)的支持，但是，如果社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能有效地落实计划，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虽然书面模式包含有必需的成份，但是只有所有机制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下去，才能取得成功。

四、结论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5

二、规范文书。积极实践，总结规范，针对未成年人特点进行裁判文书制作改革。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无论是适用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的案件，都充分地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制作未成年人裁判文书时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制作一丝不苟，并坚持在裁判文书中体现“寓教于审，审教结合”审判内容。特别是在制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时，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等4份补充样式的通知》，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调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际、成长轨迹、犯罪主客观原因等等，溶入判决书之中，有针对性的对少年犯进行教育，使失足少年和法定人为之触动。失足少年和法定人说，得到既是刑期书，也是一份客观分析失足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认证书，使失足少年及法定人心服口服，为失足少年悔过自新，法定人加强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指出了方向。同时，使经常为未成年人辩护的律师，在以后的庭审教育阶段，能针对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原因作较充分的准备，教育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三、实行庭前调查制度。在开庭审理前对未成年犯进行社会调查，查找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从而对未成年犯准确定罪量刑，促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主要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表现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同时还制定了《未成年被告人调查表》、《法定人调查表》、《未成年被告人家庭情况调查表》、《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调查表》。通过对未成年被告人居住地居民、亲友的走访调查，使法庭审判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根源、犯罪原因、犯罪前的表现等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正确的量刑和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教育，促其接受改造。

四、实行庭前告知制度。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司法为民要求，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在向未成年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向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送达《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告知书》，向其讲明被指控的罪行和适用的有关的法律条款；并告知诉讼的程序及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情绪。同时，在向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告知其诉讼权利、义务和在开庭审判中应当注意的有关事项，以及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对案件有何建议与要求，如向法院提出从轻判处未成年被告人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适用法律建议的，应当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6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事案件审理未成年人原则

一、不公开审理原则

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适用公开审理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不公开审理的以外），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适用不公开审理原则。根据《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审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和影像；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对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必须公开审理的，应当经过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庭庭长批准，并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未成年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等人到庭有利于工作和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经过审判庭庭长批准，可以准许或者邀请到庭，但不得向外界传播案件审理情况。以上这些规定都是不公开审理原则的体现，进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时必须遵循。此原则就是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避免给未成年人造成过大的精神压力。

二、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下一代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的希望，未来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还要寄希望于他们，加上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阶段，具有非常强的可塑造性，因此在未成年人走入犯罪道路后，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以此原则为主导思想。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尊重其人格尊严，保障其合法权益。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不应简单的以惩罚为最终目的，而应以通过处理其案件使其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在教育他们接受法律的惩罚同时也要重新做人。

三、分案审理的原则

分案审理是指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时，应当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羁押，分开审理。理由就在于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和生理的成长阶段，各个方面都还不成熟，其与成年人一起关押、管理、并案审理，未成年人就容易受到成年被告人的不良影响，也极有可能受到犯罪思想的进一步“污染”和“腐蚀”，将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进行审理时，应将其与成年人分别羁押、分别管理、分别审理，给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使其免受其他不良影响。

四、及时迅速审理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尽可能迅速地进行，尤其是对已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当尽量及时迅速的进行诉讼程序，尽量缩短羁押时间，大多数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初次犯罪，生理、心理都不太成熟，诉讼程序进行地时间过长，容易造成其身心上的压力，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正。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7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法律地位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当前我国司法领域矫治未成年犯罪人的一项最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司法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提出并经过司法实践的不断充实、完善，最后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应该说是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而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1979年刑法规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可以说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一个雏形。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从而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同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下发《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这“一规定、两通知”都充分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主要思想，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提出及其法律地位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试行细则》的相继出台，进一步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具体化，为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作了详细的规定；另一方面，也在立法上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护。1997年刑法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删除，代之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两条重要刑事原则，即“从宽处罚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体现了新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一致性。1999年颁布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再次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纳入其中，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充入了新的功能，使之更全面、更完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并再次强调了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至此，从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体系来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的地位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关键是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和完善。

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主要内容

所谓“教育为主”，就是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特有的年龄特征及生理、心理特征，在办案过程中对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以达到“感化和教育”的目的。所谓“惩罚为辅”，不等于不惩罚，但惩罚的目的是为了使未成年犯罪人吸取教训，改过自新。惩罚只是辅助手段，教育和挽救才是根本的目的。值得强调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里边还蕴涵着一个重要的立法思想，那就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首先，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还发育不成熟，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比较差，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很容易因受到外界的影响或受到不良的诱惑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未成年人犯罪的自然治愈论认为，未成年人特有的年龄特征及生理、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在躁动的青春期容易犯罪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个性的沉稳，许多原有的容易犯错的冲动会自然消失。许多未成年人犯罪后都悔恨不已，都有强烈的痛改前非的决心。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成年犯罪人具有很大的可塑造性，易于接受教育和改造。其次，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成为服务社会、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必须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所以，在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这一本质性的内涵，不能只是为了教育而教育，为了惩罚而惩罚，而全然忽略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总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一项比较灵活的法律原则，其所蕴涵的思想、内容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随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通过教育来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最核心的内容。

三、“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作为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不容乐观。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中指出，为了进一步贯彻对违法犯罪少年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要求建立起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司法工作体系。同时还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要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门人员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少年法庭或指定专人负责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然而，事隔十年后的今天，还有许多地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还没有按此规定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来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单单是这一点，已经足以令人担忧。

199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三部重要的司法解释，专门就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了全面、详细的规定，加上各级人民法院的相对重视，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在具体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上做得比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刑罚执行机关要好一些。实际上，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贯彻执行还不够坚决彻底。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审判长、合议庭成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辩护人及法定人在整个审理过程中，都要共同参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做到寓教于审；规定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在诉讼中享有申请回避、辩护、发问、提出新证据、要求重新

鉴定或勘验、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规定了开庭审理时，人民法院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等等。这些规定都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突出了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别照顾，充分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所以说，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方面，还是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此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根本思想就是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到执行机关执行刑罚，都要坚决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为指导。这就要求各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解决一个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问题。从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引起重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局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制作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文书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后的表现情况载入裁判文书当中。《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还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征、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罪名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但是，实践中，控辩双方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以外的表现情况调查甚少，更没有专门制作相应的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这样一来，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就处于两难的境地，欲将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后的表现情况写入裁判文书中，又苦于没有材料，仅凭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又缺乏客观真实性；要是不写，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设想，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以外的表现情况等像调查犯罪证据一样来进行调查，并制作成书面材料提交给人民法院，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见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配合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司法机关有必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的精神，尽快建立起一套旨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司法工作体系，并尽可能进一步明确各司法机关的具体分工。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体系可以说是相对全面的了。也就是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但是，仅仅有法律保障是不够的，如果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贯彻和执行，那么，“有法”也就相当于“无法”。因此，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抛开有关法律、规章和司法解释来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否则，再怎么强调“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也等于空谈就当前的状况而言，简单地说，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就是要依法办案。

四、完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法律地位

虽然刑法规定的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从宽处罚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都充分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核心思想，但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却没有被刑法以法条的形式确认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可以说，这也是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没有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予以足够重视的客观原因之一。为了进一步明确“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法律地位，笔者以为，国家立法机关应该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一个明确的表态，最好在下一次修改刑法时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纳入刑法条文当中。

（二）继续放宽未成年缓刑犯的减刑条件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项规定，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认罪悔罪，并有真诚悔罪的实际行动的，也可以减刑，同时相应地缩短缓刑考验期。这一规定有利于坚定未成年缓刑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决心，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一般不适用减刑。如果在缓刑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予以减刑，同时相应的缩短其缓刑考验期。”这一规定一下子把未成年缓刑犯的减刑条件从“认罪悔罪，并有真诚悔罪的实际行动”提升到“有重大立功表现”，这无疑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相悖的。就这两个司法解释而言，从时间效力的角度看，后者的效力是高于前者的。但笔者认为，根据司法实践和未成年犯的特殊性，在对未成年缓刑犯的减刑的问题上，应继续适用前者。未成年人的身体、智力程度、社会阅历等方面都是无法与成年人相比的，要求未成年缓刑犯像成年缓刑犯一样，有“重大立功表现”才予以减刑，等于切断了未成年缓刑犯减刑的希望，这对未成年缓刑犯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根据“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指导思想，笔者以为，对未成年缓刑犯的减刑，应当继续放宽，继续以“认罪悔罪，并有真诚悔罪的实际行动”为条件。

（三）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

199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针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尤其对诉讼程序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相比之下，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就显得很不全面，有些条款亟待修改，有些制度值得尝试。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也就是说，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和审讯时，也可以不通知其法定人到场。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指出，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庭；《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讯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时，根据调查案件的需要，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家长或者监护人或者教师到场。事实上，法定人的到场与否，影响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讯问或审讯过程中所作的口供的真实性以及整个讯问或审讯过程的合法性、公正性。这一点在“程序公正”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笔者以为，应对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进行修改，即改为：“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这样一来，既能保护讯问或审讯过程的合法性、公正性，又能体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同时也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与此相应地，笔者以为，还应当首先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限沉默权。所谓有限沉默权就是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法定人或监护人没有到场的情况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拒绝回答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法官的任何提问。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限沉默权，在当前我国的司法现状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且，一方面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公正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为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从长远来看，首先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限沉默权将填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关于沉默权的空白，同时，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有益尝试，必将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国际的接轨。

鉴于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存在不全面、不集中的缺陷，笔者认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将有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归纳起来并上升为国家法律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开辟专章，专门对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进行规定。这不仅完善了刑事诉讼法，更是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的贯彻执行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8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性精神

新的刑法修正案主要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与宽容的主旨和精神。

（一）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

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原规定只有过失犯罪一种除外情形。通过这一修订，未成年人犯罪将不再构成累犯，这意味着对于未成年犯从刑事角度给予了更多的包容。

（二）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这就意味着，18周岁以下的符合宣告缓刑条件的必须宣告缓刑。缓刑的扩大适用符合当今世界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可以避免监禁刑带来的交叉感染以及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再者由于未成年犯罪人可塑性极强，宽松的客观环境能为其积极改造、早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创造有利条件。修正案从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利益出发，从立法上尽量扩大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可能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报告义务免除

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新的修正案在刑法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前科报告制度的新规定，意味着被判处上述刑罚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时可以不用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受过刑罚。

二、刑法修正后未成年犯改造工作的新变化

（一）在押未成年犯结构

未成年人犯罪缓刑适用范围扩大，意味着今后押犯结构将出现下列变化：

1.刑期结构变长三年以下的轻微犯罪将不再进入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这部分人今后就淡出了关押范围。而根据近三年的押犯情况分析（表1）三年以下在押未成年犯人数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总数增加很少，说明短刑期服刑人员释放增多，在押的减少。而从近三年新收押未成年犯的情况来看（表2）三年来新收服刑人员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罪犯比例占到一半，即使这部分人中犯盗窃、轻微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情节较轻的按对折估算，在缓刑政策适用之后，也会大大影响未来押犯构成比例。由此可以推断，今后关押的未成年犯将主要集中在三年以上和三年以下情节较为严重的人员中。

2.服刑人员恶性程度相对加大由于轻微犯罪不再进入未管所改造，那么剩余关押的就是犯罪情节严重、性质比较恶劣的未成年犯。由此可见，在押犯的群体恶性将呈上升趋势，而且将这些性质较为恶劣的犯罪人集中在一起，不仅改造难度加大，而且还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恶习的交叉感染，潜在破坏性和危险性的增加等。恶性集中和恶性加大所表现出的影响和带来的工作难度也许是难以想象的，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醒。

3.未成年服刑人员总体人数或减少由于短刑期犯的缓刑，可能造成未成年犯管教所押犯人数的再度减少。事实上，从近年来山东省新收押未成年犯情况来看，人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具体变化情况见下表（表3）五年来每年的新收押未成年犯人数下降比例均超过百分之十，而2010年的新收押人数仅为2005年的34.5%。2008-2010年服刑人员总数1726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罪犯838人，比例占到49%。结合第一条刑期结构的分析，未成年犯人数在未来的几年里将出现较大变化。如果每年的收押人数都在萎缩，且近一半短刑期人员中情节较轻的应判缓刑，而成年后的再调走，那么总体押犯规模将呈急剧下降趋势，这必将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和变化。当然，社会治安形势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还是根本决定因素，其中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因素存在。

（二）未成年犯改造策略的调整性

押犯结构的变化就是改造对象变化，新的规定也会对现行改造政策带来冲击，对在押未成年犯产生影响，对此需要未雨绸缪，进行前瞻性思考。未来改造工作至少会面临以下变化：一是安全压力更大，危险系数更高。长刑期、恶性犯罪比重多，安全方面的压力在入监初期可能会更加集中地体现出来，脱逃、行凶、袭警以及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出现的可能性都会反映出来。尤其是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犯，和数罪并罚刑期较长的，漫漫刑期带来的压力无疑是很大的，这部分罪犯历来被当做重点高危分子对待，今后恐怕更加危险，出现过激行为的可能性也更加难以预料。这点由于新规定的出台，将使原有的难点更难，由此必须高度重视，确保监管安全。从押犯总体上来看，关押主体为三年以上恶性较大的犯罪人。因此，整体的戒备程度也应随之提升，原有的安全观念应更上一层。这是关押对象情况变化带来的必然挑战。二是改造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关押主体的变化，要求改造工作重点要向提高质量层次转变，力避浅层次和粗略化，一人一策，加大攻势，向教育要质量、要效果、要安全。原有的教育模式应当进行调整，以便适应新的对象。教育的一切活动应当充分结合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如何能够真正减少未成年犯的恶性，这个问题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前比较宽泛的改造政策和一般性的教育活动，肯定不能适应和满足新的关押群体的特殊需要。因此，应当着眼于对“恶性较大、刑期较长”这一特殊性的研究思考，转变思路，切实提高教育改造的层次和可行性、有效性，通过可操作和管用的方式，让未成年犯接受并入脑入心，在改造恶性、纠正恶习方面迈出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同时，监狱应加强对新形势、新任务、新变化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前瞻性研究。三是监狱民警面临新任务、新要求和新转变。随着关押主体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改造工作必然发生变化，这是适应改造对象变化的必然要求，而作为改造主体的监狱警察，则毫无疑问地需要水涨船高，否则就很难真正适应工作变化的要求。今后监狱警察尤其是从事改造工作的警察必须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改造能力，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包括知识准备和职业压力、改造技术和耐心。从未管所来讲，还应当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矫治专家队伍。四是改造工作面临着诸多社会化和结合性的任务。《刑法修正案（八）》提出了社区矫正的理念“，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同时，三年以下缓刑的未成年犯也属于社区矫正的范畴。作为管理教育未成年犯的国家机关，未管所将面临社会化和结合性的任务与要求，以及为社区矫正提供咨询和帮助的责任和义务。其次，未管所也应努力与社会教育资源相结合，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技术含量。应当加强与上级机关的沟通，争取保障安全性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政策性、技术性、物质性帮助。应与成年监狱单位互相配合，做好长刑期罪犯转狱后的持续性改造战略研究和技术性衔接等工作。

三、刑法修正后未成年犯改造的新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在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工作带来较大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契机。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的诸多保护性规定，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加以关注，努力促进改造工作的良性运转和质量提升。

（一）加强《刑法修正案（八）》的精神性分析，大力宣讲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从宽政策《刑法修正案（八）》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贯彻人道主义、传承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也是这次刑法修订的亮点之一。我国法律自古就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秦朝法律就规定：未满六尺者不入罪。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六寸，身高不足三尺六的未成年人不受审判。汉朝的法律规定：八岁以下的人不带刑具。我国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是通过刑罚的适用来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使其最终能够复归社会,以达到既保护社会安定又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双重目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句话对未成年人犯罪特别适用。近代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说过，“刑罚愈是残酷，人们的心灵亦愈是残酷无情”。重刑本身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残酷的刑罚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所以，《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罚符合和谐社会要求，体现了法律的人道主义关怀，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和身心的健康发展。但是，在晓之以理的同时，还要让未成年犯明白国家对他们保护的根本初衷和期望，是希望他们真正改好，机会要珍惜，而不是放纵；如果抱有侥幸和投机心理，那样将会万劫不复，彻底走向毁灭。

（二）有针对性地提高教育改造的技术含量和艺术性对策《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在一些具体的工作环节上会有一定的难度。比如，有的在押短刑期罪犯感到自己犯罪犯早了，同样的罪行在现在可能不用服刑。具体工作方面，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比如加大防范措施，努力预防和消解危害安全的不利因素，采取积极措施确保监管安全。必须着眼于提高改造的技术含量，提高与未成年犯谈话的艺术性，因人制宜，一人一策，因势利导，出奇制胜。对于顽固犯可找准其短板和命脉，从其弱点切入，动之以情，突破他最弱的心理防线，从而开展适当的教育引导。而对于一些迷茫和错误的认识，则需要及时给予指导和澄清。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9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

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无疑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祖国前途的一项重要工作。市检察院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的开展，积极组织检察干警认真学习上级有关决议、指示精神，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强对《保护法》和《预防法》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学习领会，努力提高广大干警的执法水平，为切实搞好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领导，安排一名副检察长分管此项工作，刑检部门指定一名副科长具体负责，并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进行专门的科学管理，建立健全有关统计台帐和工作制度，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研究工作措施，并制定中、远期工作计划和目标，积极开展创建“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将维权工作引向深入，实现了对此项工作的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管理。

二、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近年来，市检察院立足本职工作，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通过办案，围绕办案，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以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一）广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人们逐步树立起预防意识和维权意识，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该院先后十余次到乡镇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散发宣传资料两千余份，受教育青少年四千余名，处理法律咨询百余件。该院法制宣传普及面广、形式多样、不走过场，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收到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坚持“从重、从快、从严”方针，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犯罪。担负打击刑事犯罪重要职能的刑检部门，始终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办理各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案件中，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高扬法律利剑，准确把握“两个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从重、从快、从严”的工作方针，务求做到“快捕、快诉、快审、快结”，除恶务尽，严厉打击各种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活动，有力遏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三）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方针，慎重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检部门坚决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思想，从“保护、挽救、帮教”出发，始终做到三个坚持。第一，着眼于“保护”，对案件审查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把审查关。批捕部门严把案件“入门关”，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要求办案人员认真地审查案件的每个细节，全面准确地把握案情，确定案件性质，力戒“冤、假、错、差”案件的发生。起诉部门专门设立未成年人办案组，并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指定政治业务素质高、办案经验丰富、工作作风细致踏实的女检察人员，专门负责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把关，确保案件质量。第二，着眼于“挽救”，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严格把握批捕、起诉条件，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坚持不捕、不诉，为下一步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创造有利条件。第三，着眼于“帮教”，坚持做到“寓教于审”、“寓教于诉”。不论是批捕还是起诉部门，均要求讲究办案实效，注重案中“帮教”，把对未成年犯的帮教工作贯穿于办案全过程。从受理案件开始，办案人员牢固树立“帮教”意识，在认真审查阅卷、详细讯问未成年犯的基础上，坚持做到“三见面”，即与被害人见面、与家长或监护人见面、与学校老师或住地相关人员见面，以确保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同时，查清未成年犯的犯罪原因、动机、家庭背景及社会背景等相关情况，从而为挽救、感化、帮教未成年犯打下基础。在讯问未成年犯时，办案人员注重加强与未成年犯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通过沟通，掌握他们的心理状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工作。对于那些具有紧张忧郁、懊丧悔恨心理的未成年犯，如同家长对待子女、老师对待学生那样，亲切、和蔼地予以启发和鼓励，帮助他们认识犯罪原因，克服犯罪后的挫折、自卑心理，树立其重新作人的信心。对于那些社会恶习较深具有侥幸心理和抵触情绪的未成年犯，以法制教育为中心，进行耐心细致地教育开导，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帮助他们认罪服法，走悔过自新之路。起诉部门还充分发挥公诉职能，利用出庭支持公诉的机会，与合议庭、监护人一起分工协作，对未成年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共同开展“帮教”工作，使法庭成为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的最好阵地。

此外，建立典型案件案后定期回访考察制度，把“帮教”工作延伸到案件审结后。一是对于案后在校学生，在回访中要积极协同各方处理好其复学、升学问题，及时与其家长、学校领导和老师进行协调沟通，促使其重回课堂，继续学业。二是对于社会恶习较深、思想状况不稳定的案后未成年犯，通过建立专门的回访考察联系卡，与其监护人、住地派出所及村委会或居委会保持经常性联系，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和日常表现，并针对性地协同各方做好“帮教”工作，预防其重新犯罪。三是对于家庭残缺或家境困难的案后未成年犯，将其确定为“一帮一”服务对象，尽力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中的燃眉之急，避免其因家庭因素的影响而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四）强化监所监督，切实维护在押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监所检察部门以维护在押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己任，充分发挥监所检察职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力戒侵害在押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情况发生。主要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看守所收押活动的监督，严把“进门关”。严格按照收押未成年犯的有关法律规定及工作制度，通过认真审查有关法律文书、建立健全收监台帐以及对收押后法定24小时内首次讯问情况实施监督等措施，对看守所收押活动实行严密的全程跟踪监控，发现违法苗头及时予以纠正，从源头上力避违法收押未成年人情况的发生。二是加强对看守所解押活动的监督，疏通“出门关”。加强与各办案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审结情况，确保有关法律文书及时到所，并督促看守所依法及时解押。三是加强对看守所经常性管教活动的监督，促进看守所实现依法、文明、科学监管。严格按照《看守所条例》、《监狱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督促看守所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行分押分管。调整充实驻所检察室力量，加大日常巡查力度，杜绝对未成年犯进行体罚、虐待及滥施戒具，切实维护未成年犯的教育、通信、会见、劳动及医疗等合法权益，以保障其身心各方面健康成长。同时，督促看守所按照“学习为主、劳动为辅”的监管、改造方针，对服刑的未成年犯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改造方式，开设法律、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化教育课程，增强其学习改造积极性。四是加强对在押未成年犯的“帮教”工作，促进其认罪服法，服从监管、改造。驻所检察人员经常有针对性地与在押未成年犯进行个别谈心和座谈，随时了解掌握其思想状况，启发勉励他们正视人生，增强其悔过自新、重新作人的信心。

未成年犯罪范文篇10

这一条款主要考虑到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需要法定人在场保障其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未成年人案件大多为外来人口，家庭存在一定的问题，很多未成年人家长极不负责，根本无法联系或者不愿意过来。这些未成年人早已离开学校，更无从谈起学校、社区等组织的代表到场。无奈之下，实践中只能暂时要求其律师在场。但这一操作显然不是长久之计，经办人讯问时，律师往往能把握住检察机关的讯问目的，有些律师甚至在检察人员制作笔录时，同时制作笔录。面对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研究与施行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当前解决这一困境的最好办法，而合适成年人的人选自然以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为宜，在长期从事相关工作后，他们会更加懂得如何保护未成年人。

二、实践中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1）可能存在重复委托辩护人的情况。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一，新刑诉法虽未规定通知法律援助的期限，与司法局沟通后认为应在受案后三日内，但从我区的实践来看，很多犯罪嫌疑人均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有些犯罪嫌疑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均与家庭困难、父母离异等有直接关系，因此，一旦走上犯罪的道路，经常无法联系其家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父母即使为其未成年子女聘请了辩护人，但由于可能辩护人并未及时到看守所提审，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亦无法与其家人获得联系，因此，可能造成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时，案件承办人不能第一时间且较短的三天时间内获知委托辩护人的情况。那么，如果为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疑人申请法律援助，就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二，我院向法律援助中心送达提供法律援助通知书后，目前的操作是法律援助中心会在同意指派后短信通知或者打电话通知。这一联系方式目前并没有出现差错，但是并不排除日后会出现电话不是经办案件的检察人员接到或者有些案件的指定律师却一直没有介入（比如说过来复印案卷材料），致使检察机关的经办人员对于是否有指定律师的情况不能及时掌握的问题。针对上述两种情况，法律援助中心也最好在接受申请三日内向检察机关送达法律援助函，文书往来一方面体现了司法工作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人为出错的概率。当然，这类问题均属于实际操作问题，沟通比理论研究更为实际。

2）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未明确。新刑诉法规定，公、检、法应当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但在实践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还包括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起诉时已满十八周岁的情况，在该情况下的犯罪嫌疑人属不属于新刑诉法规定可获得法律援助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目前实践中对于起诉时已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不再替其申请法援。

3）最高检明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案件应由女检察人员办理，虽然新刑诉法未明确要求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必须是女辩护人，但从我区实践来看，现有的法律援助律师有男有女，且水平、责任心等方面层次不齐。个人认为，由于女性比男性更细心等特点，指派女辩护人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便于熟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有利于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改造（最好是成立一支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有责任心的女专业法律援助辩护人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