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现象对高等教育的启发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将社会依据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声望来划分社会标准，韦伯在他的分层理论中指出，财富是指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遇，就是个人依据其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与劳务的能力，也就是把个人的经济收入作为划分其所在的社会阶级、结构层次的经济标准。社会声望标准是指个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尊敬与声誉。在韦伯看来，政治权力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即使在遇到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3］(P．21)。政治权力不仅仅是指个人或者群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也指个体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韦伯对上述3条标准的划分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独立存在的，但在理论层次上，这3条标准是严格分开的。韦伯的这条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打开了利用多元标准划分社会层次的先河，为后来的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经典的、系统的、明确的社会分层模型。

社会转型关键期我国社会分层现象剖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层级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李强教授依据机制和资源将我国现行的社会层级分为10层结构。第一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第二层是经理人员阶层，第三层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接下去依次为专业技术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他还阐述了导致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的4种主要机制:第一是劳动分工，第二是权威等级，第三是生产资料，第四是制度分割和3种阶层划分资源，即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20世纪最后几十年，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之后进入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此时，社会阶层结构也随着社会转型发生了变革，先后涌现出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虽然苏俄的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是最后，国家垄断权力官僚特权集团自己竟然成为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对的权威的新剥削阶级。［1］(P．248)这个观点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在苏东阵营内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核心，对我国社会层级结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李路路认为，社会分层模式所涉及变化的关键问题就是占据市场内部转型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处在哪一层，以及是否拥有控制地位去推进市场内部转型这一个过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加深，我国社会人员向社会负向流动人数增加，失业人数也增加了。为了减少这种负面的流动效应，笔者认为，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法。

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差异对我国高等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是间接产生的，远远不止其直接性和显著性特征，它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资源、学习条件、时间造成差异进而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两极分化显著的情况下，考虑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性问题是必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着社会结构是趋于分层的凝固化还是层级的流动化，关系着社会的良性秩序与长期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大规模的扩招，大批高校开始施行收费政策，这不仅仅挑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更关键的是对家庭经济的收入也提出了挑战。父母收入的高低和孩子究竟能够上到什么程度和上什么样的大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地方高职院校为了吸引一些家庭贫困生，院校采取了减免学费的政策，吸引了一批高分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来学校学习。经济差异不仅仅是区分不同社会阶层最明显的标志，也是影响处于不同阶层的子女接受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始终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而存在，公众能否进入教育系统必然受各阶层收入的制约。教育经济学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消费，能否进入这种消费，接受什么质量、等级类型的消费和阶层收入呈正相关。教育作为长期投入的活动，项目活动具有滞后性，家庭收入的差距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辅助学习资料、学习资源的利用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家庭收入高的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理想的教育资源、优越的教育环境，而贫困家庭只能让孩子接受一般的高等教育，这类学生在上学期间还要勤工俭学，借助奖学金和助学金完成学业，贫困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失去部分参与学习的机会。

2．文化资本差异对我国高等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学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划分社会阶层，在这3个资本当中，文化资本是很难在一段时间内改变的。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及文化背景的总和，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韦伯在他的分层理论中将社会声望标准定义为个人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尊敬与声誉。笔者认为文化资本的差异是对家庭背景中父母所处的社会声誉环境下的一种直接反应，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相对应是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尊敬和所享有的社会声誉就越高，这是一种正相关。而这种阶层背景的直接差异就是“文化再生产模式”的产生。这种模式是指拥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文化资本是实现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之一，也是制约不同阶层子女入学差异的隐性因素。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越发重视教育在人的一生中所显示出的重要作用，俗语说的“龙生龙，凤生凤”也不是全无道理可言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家庭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影响，决定着子女未来受教育的程度。有调查显示，在重点大学就读的学生父母是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要高于高中和中专学历，在普通本科学校则相反，这说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则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就可以越高。家长受教育的程度不仅仅对学生学校的选择有影响，对于专业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西方关于家庭文化背景与教育关系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造成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原因，80%在校外，而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4］(P．87)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的家庭文化资本差距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的影响更大更明显。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目差距明显。而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受教育程度高于中国国内。要想提高中国人口的受教育人数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社会分层现象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的启示

列宁说过，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平等。如何提高高等教育公平性问题，“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5］(P.321)，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进入梦想中的大学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者时刻关注的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当中就提出教育公平的概念，即“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6］。教育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如何实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公平，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差距是导致孩子上不同大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孩子在高考失利的情况下，家长是否支持孩子复读，足够的经济支撑是物质保障。当前城市建设需要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这为提高劳动就业率、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提供了一条渠道，此外，应当针对农村地区人口实行福利政策，确保低收入农民能够正常生活，为无劳动能力的学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减轻农村家庭负担，提高上学率。其次是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实施优惠的招生政策。第一是适当改革高考的招生政策，向农村和贫困生有所倾斜。第二是高校在招生的时候要能够根据生源地的具体情况确定考试科目，划分招生分数线，如上海每年对高考的自主命题就能够根据上海当地的教育优势实行招生。第三，应当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我国当前的制度化教育是一种筛选教育，用于筛选来自不同社会层次的人员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技能等方面是否达到一定的要求和标准。终身教育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种连续性的教育，将制度化的考试当作一个阶段性的考试，它并不能就此决定人的一生，而是作为一个新的起点。终身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理想化的策略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为适应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应当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完善终身教育制度;转变价值观念，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作者：赵静单位：兰州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