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禅宗典籍教学研究

摘要:禅宗典籍研究已经成为古代汉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文献是研究古代疑难俗字，唐宋时期的俗语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文字现象的宝贵材料，大学“古代汉语”教学中应秉持与时俱进的“大语文”视角，从语言文字特点、宗教性、文化属性等角度增加禅宗文献内容的讲授，如此既可以扩充古代汉语的教学范围、为相关各人文学科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又可以挖掘和传承中国佛禅思想和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禅宗典籍；观照

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所说的“中国特色的佛教”其实主要是指禅宗。禅宗创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五代，一直到清朝时期，在这么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积累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文献，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语料，是综合性语言学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同样也应该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一、禅宗典籍对古代汉语的独特贡献

禅宗典籍体裁多样，有语录、灯录、传记、拈颂、偈颂、论议、笔记、清规等，这些禅宗文献当中，灯录、语录、拈颂的语料价值最高，其次是笔记、传记等，这是由于其中大量使用了当时的方俗口语词，而这对于了解当时的语言面貌、佛教文化、社会风俗大有帮助。但是国内对于禅宗文献的关注度在好长时间里一直不够，所以导致“严格意义上的禅籍词汇研究著作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近几十年来，随着古代汉语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禅宗典籍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具体来看，禅宗典籍对于古代汉语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对于中国古代文字，特别是疑难俗字研究大有帮助。尤其是敦煌禅宗文献，由于其多为手抄本，给疑难俗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现在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比如潘重规主编的《敦煌俗字谱》，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等为其代表。唐宋时期的禅宗文献也保留了大量的疑难俗字，比如《祖堂集》《五灯会元》等禅籍，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其二，对于唐宋时期的口语词汇研究大有帮助。唐宋时期的禅宗灯录、语录中保留着大量当时的口语词，与同时期的其他语料相比更加的通俗、自成体系且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早年曾有学者呼吁加大研究的力度：“以前研究唐宋口语词，大多利用诗词、变文和笔记小说等作为基本材料，而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数量不少、价值很高的禅宗语录则尚未充分利用，这是须要补做的一项重要工作。”[2]其三，对于唐宋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大有帮助。正是由于禅宗语录的口语化程度非常高，所以“对汉语语法史研究来说，禅宗语录语法研究具有多方面作用：揭示新兴语言现象的始见时间或流行时间，印证某些语言现象，显示禅宗言语社团的特殊语法现象。”[3]其四，有助于开拓修辞学研究的范围。禅宗灯录、语录具有与其它文献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强烈的修辞特色，拥有隐晦性、怪缪性、游戏性、通俗性、递创性、随机性等特点，所以成为近代汉语修辞学最引人瞩目的研究对象。总之，正是由于禅宗典籍，特别是敦煌禅籍、唐宋时期的禅宗语录、灯录，在汉语史研究上有重大价值，近几十年来已经引起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所以在当今新时代大背景下，大学阶段就让学生接触这一语料，对于加深学生对唐宋时期语言现状的直观认识、全面了解古代汉语历史、促进现代汉语的学习与规范、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二、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禅宗典籍教学现状

高校目前开设“古代汉语”课程的除了文学院下设的汉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秘书学等专业外，另外还是传媒学院、艺术学院等相关学院的公共基础课，在这些学院所开设的“古代汉语”课程中，禅籍文献几乎就没有涉及。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禅籍文献一直就没有选入《古代汉语》教材。“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高校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朱星的《古汉语概论》、马汉麟的《古代汉语读本》、许威汉的《古汉语概述》有导夫先路之功；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采用三结合体系，是截至目前影响最大的古代汉语教材。80年代以后，各种古代汉语教材蜂拥而出，估计在100种以上。”[5]由于禅籍文献在早期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不多，很自然不会入选进古代汉语教材。一些新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比如董志翘、杨琳主编的2019年4月版的《古代汉语》，虽在文选选择上跟传统教材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传世文献之外，还选入了出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但是禅籍文献依然没有收录。如此以来，教材都没有涉及，教师在授课时自然也就不会予以观照。其次，高校“古代汉语”课程课时数十分有限。“古代汉语”课程作为文学院学生的专业必修基础课，传统教材一般是由文选、语文常识和常用词三部分组成，在大二一学年修完，就笔者所在的高校而言，一个学期40课时，两个学期也就80课时，短短80个课时需要完成“古代汉语”的教学工作，要想把所有的内容讲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总课时确定且十分有限的前提下，授课教师只能有选择性的讲解，“重点”当中选“重点”，禅籍文献根本就没有入选教材，自然也就不能进入“重点”，课堂上也就不会涉及。第三，禅籍文献本身的特点导致授课难度系数比较大。唐宋禅宗灯录、语录口语化程度非常高，这些当时的口语让现在的人来看，有的本身就比较难懂，再加上这些普通俗语词进入禅林语境后又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别具特色的禅林宗门术语，而且在表达形式上又多为问答体，言说方式非常奇特，语言诡谲多变，所以与同时期的世俗文献、出土文献比起来，禅宗语言理解起来困难得多。这无疑加大了授课教师上课的难度。

三、高校“古代汉语”加强对禅宗典籍观照的意义

禅宗典籍作为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语料，把它纳入到大学《古代汉语》教材中，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扩充“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古代汉语内容众多，从历时的角度看，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到五四之前所产生的各种文字语料都可以说是古代汉语，这里面既包括传统的文言文，又包括口语性很强的书面语材料；既有传世文献，又有佛教文献、道教文献，但是目前的古代汉语教材中，教学的主要对象是传统的传世文言文，而把禅宗文献纳入古代汉语教学的话，无疑是对当前古代汉语教学的一种补充。其二，为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哲学等各相关人文学科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文本是各个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而文本解读是开展各类研究的基础。对一类文本的认识是一个逐步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以禅宗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学科，学科人才队伍必须尽早培养，特别是禅宗文献，由于在表达方式上与世俗文献截然不同，解读起来十分困难，更需要学生从大学时期就要认真研读，拓展其知识面，丰富其人文体验，如此才能为后期各个阶段的学习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其三，挖掘和传承中国佛禅思想和文化。禅宗典籍是佛禅思想和文化的载体，主要记载了禅宗这一佛教流派中禅师的语录、师承关系、个人传记、偈颂等各类内容，从中可以反映了禅宗的各种宗教活动、教义、教规、思想、文化等。因此，禅宗典籍的讲授，不仅扩充了古代汉语的教学范围，也是对禅宗思想和文化的一种宣扬，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体现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强有力表现。

四、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对禅宗典籍观照的视角和内容

鉴于禅宗典籍，特别是禅宗语录、灯录，在汉语史研究上的独特贡献，同时为了“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阅读使用各类古代文献的实际能力，使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汉语的实际状况”，满足新时代背景下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在古代汉语课程中适当增加禅宗典籍教学内容的同时，需要转换我们看问题的视角。（一）与时俱进的“大语文”视角。“古代汉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古代汉语专指文言文，目前大部分的古汉语教材所选入的文选都是古代典范的文言文。广义的古代汉语指的是五四以前的汉语，包括文言（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和古白话（汉魏以后，每个时代都有与当时的口语比较接近的书面语）。我们认为，《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也应该紧随时代步伐，既能够满足时代背景下文史学习与研究的需要，又能够满足综合性语言学人才的培养需求，这就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只注重经典文言文教学，轻视古白话教学，或者干脆认为古白话没必要进入大学古代汉语课堂的观点，也就是我们要具有“大语文”的视角，把经典文言文和经典古白话、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就禅宗典籍中的语录、灯录属于经典古白话应该纳入到《古代汉语》教材中来，进行适量的教学和导读。“大学古代汉语教材应摒弃固守通行说法的编写观念，遵循‘学史求真，学理求通’的原则，及时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完善教材内容。”[5]目前学界对禅宗文献的关注度已经大大提高，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已经充分认识到禅宗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与时俱进，选取经典禅宗文献进入古代汉语教学中来，以“大语文”的视角，与时俱进的态度来看待禅宗文献。（二）禅宗典籍教学的内容。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而禅宗文献自成系统，有着与世俗文献截然不同的特质，禅宗文献在教学思路和教学内容方面自然应与世俗文献有所区别，应正视其宗教学的特点，根据当代综合性语言学人才培养需求，选取其最核心、最有价值的部分进行讲解。其一，结合当代需求，正视其宗教性。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与世俗文献相比，禅宗文献的宗教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世俗文献主要用来记录描写人世间的物、情、性，具有浓厚的烟火气息。禅宗则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禅宗的终极目的是“成佛”，而这个过程可以是漫长无期，又可以是倏忽而至，关键是看能不能顿悟。这些会促使信众对人生、生命、个人价值产生于世俗观念不一样的思考。对于这些，在课堂上，首先要让学生了解禅宗文献的宗教特点，用辩证的观点解读禅宗的主张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其二，凸显其文字学、语言学价值。虽然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但是实际上为了“开一线道”，又不得不借助于文字来宣传自己的主张。禅宗文献数量繁多，早期的敦煌禅宗文献，唐宋时期的禅宗语录、灯录等，对于古汉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由于课程性质的关系，对于禅籍教学来说，文字学、语言学内容属于教学的重中之重，需要学生认真学习领会其中的词语、语法和社会风物，掌握其中的重要知识点。其三，彰显其合理的文化精神。“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断地中国化，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佛教文化，它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支柱之一。”

而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分支，以禅宗为代表的佛禅文化自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文化是一种以禅宗思想为支撑的文化形态，如果禅宗是通过修行而解脱成佛的佛法宗派，禅学则早已成为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智慧，一种修心之道。领略禅宗文化，有助于让人关照自我的内心深处，寻觅心灵的宁静淡定，成就自然的、智慧的、高远的人生境界。”这种文化形态对诸多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茶道、音乐、诗歌、绘画、书法、会话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禅文化体系。因此，在禅宗典籍授课中，要使学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以上诸点内容在教学中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以禅宗典籍为基础，以其中所体现的语言文字知识为重点，以知识性、文化性为依托进行讲授，如此也正是体现了“古代汉语”教学中与时俱进的“大语文”观。结语禅宗典籍作为古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古代汉语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禅宗典籍在古代汉语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会越来越丰硕，因此，在高校相关学院、相关专业的“古代汉语”教学中，增加禅宗文献的讲授十分有必要。古代汉语课是讲授古代语料所反映的语言文化知识，在教学中应该摒弃以前的教学思维和模式，而是以与时俱进“大语文”的视角予以观照，重点对禅宗文献所反映的“文字、语言学价值”，及其“宗教性”“文化性”等内容进行讲解，以彰显禅宗典籍的核心价值。如此既可以扩充古代汉语的教学范围、为相关各人文学科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又可以挖掘和传承中国佛禅思想和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雷汉卿.禅籍方俗词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0：7.

[2]于谷.禅宗语言和文献[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44.

[3]卢烈红.谈谈禅宗语录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2012（4）.

[4]周裕锴.禅宗语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李运富,牛振.大学古代汉语教材应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4）.

[6]董志翘,杨琳主编.古代汉语：第二版序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7]俗文化研究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敦煌学家项楚[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7-6.

[8]周峰编.岭南文化集萃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3,123.

作者:任连明 孙祥愉 单位: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