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服务体系与建设论略

本文作者：陈伟贺兆轩工作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强国是中国体育事业腾飞的新愿景目前，学界对“体育强国”的阐释较多，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正在经历逐渐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在较早的时候，较为公认的观点是竞技体育实力是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体现，如“体育强国最突出的、最鲜明的标志是运动技术达到世界一流”。［1］这一观点很容易在我国体育事业倾向竞技体育的现实中得到印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以竞技体育成绩来作为是否为体育强国的标志过于片面，应该参考更多的评价指标。于是有学者提出“体育强国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国际体坛的事务中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能左右事务的发展。”［2］12这种观点较前者而言，不再局限于竞技体育赛场上的“争金夺银”，而是将视野和评判的标准转向自身对国际体育大家庭的影响力上。人们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从体育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差异上，认为“大”是指数量多、规模大，“强”是指质量高、实力雄厚，并据此提出“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和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和判别体育强国的两项基本标准”。［2］3这种观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体育强国应有的题中之义，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群众体育在这一进程中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指出的是，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明确要求，“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2］9。这是从政治的高度对体育强国这一概念作出的最新的诠释。从中不难看出，体育强国是在大国基础上质的飞跃，是对我国体育事业各个组成部分全新的考验，我们不但要继续发挥竞技体育的带头作用和辐射作用，还要夯实群众体育的基础环节作用，从而描绘出未来我国体育事业腾飞的蓝图。政府体育公共服务是建设体育强国的着力点建设体育强国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号召，这一伟大使命的实现，需要一个既符合现实需求、又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构建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正是现实当中急迫需要人们去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启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正是迎合了这一新的发展需要。就公共管理理论的一般意义而言，所谓公共服务是“以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主提供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供全体公民共同消费与平等享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3］在我国，体育作为一项事业，一直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着，并在实践中起着自身独特的作用。因此，在原有的体育体制基础上，将政府的公共体育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并进一步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对于调整政府职能、深化体育事业改革和建设体育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应当把加强体育公共服务职能作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和着力点。除了上述的现实依据，这一抉择同时也具有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就曾明确指出: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而这种迫切还体现在尽管政府部门在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已经有了目标和措施，但由“管理”向“服务”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服务在整个工作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在体育服务中公共服务又是薄弱环节，亟待改变。［4］构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是体育强国发展的着力点，有利于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发展，能充分体现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社会的公平、进步、和谐。

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体育经费来源单一体育事业的发展是紧密依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了极快的发展，但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至今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仍较大，加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直接导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均衡，同东部等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西部等地区在发展体育事业过程中面临着先天的劣势。同时，鉴于体育事业目前在我国的发展程度，在对民间资本的使用问题上，还略显保守，更多的是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从而进一步导致不同地区有限的政府财政投入制约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供给总量不足体育设施的建设情况不但直接制约着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水平高低，同时也是检验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的一项“硬标准”，是公共体育服务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近几年，我国在交通、电信、城建、供水、供气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限制，使得大部分体育设施质量和档次低劣，数量和规模不足，远远满足不了体育事业发展的需求。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明，全国共有体育场馆850080个，场地面积13．3亿平方米。［2］2但人均面积只有1．03平方米，远远低于同期的欧美等发达国家，且分布极不平均，约有一半以上的体育场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同时，在原有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中，存在着大量非法侵占和挪用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不足的矛盾。究其原因，其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就是经济利益因素导致。由于土地作为重要资源要素价值的凸显，许多地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无视国家关于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的规定，无视群众对体育健身的需求，使原本就紧张的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供给更加捉襟见肘。体育人口规模偏小，城乡差异明显在诸多生产力要素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既是服务于人民群众，同时也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身体健康、头脑敏捷建设者的任务。所以，具备“人”这个基础，并将其壮大就成为建设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不论是体育人口的规模和质量，还是数量分布，仍不尽人意。这一问题的存在与一定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体育事业的发展总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进步而提高。由于我国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使得体育人口在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间的表现中，总是存在差距，这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在体育人口的总量上，距国外等体育发达国家也存在差距。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正视、并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否则，薄弱的体育人口基础、较少的体育人力资源会给体育强国的建设带来严重影响。

加快政府体育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发挥政策法规的引导作用对政府而言，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不是“一纸文书”或“一道命令”，也不是机构名称的变化，而应该是从更深远的层次上入手———从职能入手，真正将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作为体育行政部门的一项基本职责，而后再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建设、人员配备、资金划拨等工作。这是与当前我国要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相一致的，也是平衡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三者协调发展的最佳出发点。将专业化、全民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作为中国特色体育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并以此推进体育事业的深化改革进程。这种根植于“职能”层面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应该是秉承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将体育的文化因素在公共服务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一体系的构建过程应该是集职能建设、组织建设和法制建设为一体的。体育政策法规应该为政府体育服务体系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在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等体育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对其加以细化和完善，使其在实践中发挥更加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布局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是构建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物质基础，是政府提供公共体育产品的基本内容之一。离开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建设，公共体育服务只能是空中楼阁，对此，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要正视这一问题，勇于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依据现有国家的相关法规条例，保质保量地提供公共体育设施和场地，逐步推进公共财政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同时，对于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还需要克服一个问题，即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经费使用上，改变竞技体育偏重的情况。比如，体育公益金的分配上要求群众体育占60%、竞技体育占40%，但是目前整个体育事业的拨款中，“竞技体育所占的比重显然还是偏大，群众体育所能享有的政府拨款还是偏少”［5］34。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形势的发展，逐渐提高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支付比例。除了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也应该充分对已有的相关资源进行利用，用较小的支付成本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的布局。其中，各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所“自有”的场地设施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明，中小学体育设施占教育系统体育场地的89．7%，占全部体育设施的58．9%，是群众身边的、分布最合理的、最为便利的体育设施，也是数量最大、条件最好的体育设施。［5］34应该说，在现阶段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方式来开发放大中小学的体育场地(馆)，是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积极培育体育公共服务专业人才，打造特色建设活动建设人才公共服务体系是服务型政府的重点工作，作为政府人事部门和学校就有义务和责任向社会提供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建设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人力资源基础，强化政府所属人才市场的公共服务职能，完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并克服其盲目性的弊端，是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应改革过去单一依靠政府组织培养公共服务专业人才的局面，从而彻底扭转供应不足的局面。政府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需要提高政府自身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视程度，主动增强人民群众全民健身的体育意识，形成富有感召力的舆论氛围，并最终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众健身获得体现。加强体育活动的组织，特别是加强体育比赛的组织。进一步在现有体育事业改革的基础上，将有条件实现市场化运作的、群众基础较好的运动项目朝着职业化方向改进，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