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保险功能定位与法制完善

摘要：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学生群体前后，学生平安保险的功能定位经历了从偏社会保险属性向商业保险归位的演变。回归商业保险属性的学生平安保险，在以团体承保方式为学生提供保障时，由于团体保险规范缺失，将其认定为团体保险抑或是个人保险，在法律上存在较大争论。鉴于团体承保的技术属性与成本优势，以及对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扩大解释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保险利益缺失之问题，将采团体承保方式运行学生平安保险认定为团体保险仍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唯将学生平安保险认定为团体保险的法制基础较弱，我国将来立法时应当通过在《保险法》第31条中明文拟制学校对其学生具有保险利益，以化解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欠缺保险利益之隐忧。

关键词：保险市场；学生平安保险；团体保险；功能；法制；保险利益

学生平安保险（以下简称为“学平险”）作为一款保障学生身体及生命安全的保险产品，在我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平险在发展初期，由于费率低、保障范围广，加之基本医疗保险尚未覆盖学生群体，公益性特征尤为明显。在市场认可与外部政策推动双驱动下，快速发展的学平险，在特定时期不仅满足了学生群体的保险需求，并且对构筑我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学平险业务的发展，各方对学平险的认知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亦产生了相当之分歧，尤其在学平险的监管规范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密集出台、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积极开展之后。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并明晰学平险的功能及定位，进而提出我国相关法制的改进与完善之路，对统一司法尺度、促进学平险的健康发展以及健全我国的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平险的功能演进：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滑动

（一）偏社会保险属性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推出以来，学平险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向：一是保险责任范围扩大化，从起初主要承保意外死亡责任，到后来疾病死亡、意外伤害医疗、疾病医疗等责任均被列入承保范围；二是保险金额均不断提升[1]。换言之，学平险从诞生到后来的发展，呈现出了保险费率低、保障额度较高、保障群体人数多、承保手续简便等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学平险是“保险公司开办历史最长的一项公益性业务之一”[2]。在学生群体未被纳入社会保险保障范围之前，低费率、高保障的学平险，可以为发生意外事故的学生提供为基本保障，对于保护学生权益、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家庭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公益色彩，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社会保险的角色和功能。当时不少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对学平险的性质认识不清而强制或变相强制要求学生购买学平险。（二）回归商业保险属性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系的不断完善，学生群体被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在21世纪初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07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明确提出，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8年出台的《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又将大学生群体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至此，在我国，各阶段学生群体均已被纳入到社会保险保障的范围。学平险亦随之归位商业保险，一方面学校强制学生购买学平险行为被监管方叫停，学平险作为商业保险的投保自愿性被不断强调并为社会各界所认知；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保险的学平险，其功能以及与作为社会保险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即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学平险可以提供差异化、补充性保障，进而为学生提供更为充足而全面的保障，亦逐渐被社会各方所认知。

二、法律适用的歧见与理由：团体保险与个人保险之争

学平险的功能定位日渐明晰，但是其法律定性却仍然存在争议，尤其在应当将学平险认定为团体保险抑或是个人保险问题上，保险实务与司法实务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一）保险实务之运作与称谓。学平险自开办之日起，惯以团体承保的方式运行。①“在保险实务中，大多数的保险公司销售的学平险是以团体保险单的形式，即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由保险人出具一张团体保险单，投保人为学校，被保险人为全体学生，保险费实际由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缴纳。”[3]从保险合同的外在形式来看，学平险符合我国法规对团体保险的界定，即“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人身保险”。②在我国原保监会官方网站的“消费者教育及风险提示”栏中，亦将学平险作为“团体保险的一种”予以介绍。[4]目前，在我国保险实务中，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仍然广泛存在，如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交银康联〔2014〕意外伤害保险014号《交银康联团体交银学生校园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君龙人寿〔2014〕意外伤害保险027号《君龙学生幼儿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条款》、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昆仑健康〔2013〕意外伤害保险014号《学生幼儿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条款》。（二）司法实务之观点及理由。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虽然在保险实务界被普遍视为团体保险，但是在司法实务界却出现了不同观点，不少法院更倾向于将之被认定为个人保险。如《江苏高院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苏高法审委〔2011〕1号）将此类学平险明确界定为个人保险，而非团体保险。除此之外，在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2008）益法民二终字第192号等案件中，法院亦倾向于将此类学平险认定为个人保险。这类观点可被统称为“个人保险说”。其理由主要为：（1）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保险利益；（2）学生若为未成年人，学校不具有为未成年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的资格；（3）通常情况下学平险的保险费缴纳主体并非学校，而是学生或其家长；（4）保监会曾于2003年下发《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要求从2003年8月30日开始，各大、中、小学校不能再以投保人的身份为学生统一办理学生在校保险[5]。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类观点，即将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认定为团体保险，即“团体保险说”。此类观点的主要依据乃为保险实务的运作形式以及据此形成的保险合同。“个人保险说”与“团体保险说”的根本分歧，乃在于学校是否具有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投保人的资格。由于合同主体投保人的认定，深刻影响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结构，因此法院在审理学生平安保险合同纠纷过程中，如何解释、适用法律，采取“个人保险说”抑或是“团体保险说”，对学校、学生以及保险人各方利益影响甚大。（三）争论的主要原因：团体保险规范缺失。关于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究竟是团体保险抑或是个人保险，此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团体保险法律规范之缺失。此缺失主要体现为：首先，我国《保险法》于2009年修订时，虽通过第31条第1款及第39条第2款增设团体保险之保险利益及受益人的相关规范，但上述规范仅适用于团体与成员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雇主—雇员型团体保险合同，并不适用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其他类型团体保险合同；其次，我国现行专门规范团体保险的规范，即我国原保监会2015年并施行的《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14号）（以下简称为“《促进通知》”），对“团体保险”以及“团体”采描述式界定，未列举团体之具体类型，并且该《促进通知》主要为监管规范，效力层次较低，对规范团体保险合同关系作用有限。上述团体保险法律规范缺失之境况，直接导致了两大后果。其一，针对学生团体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法院裁判依据错配。针对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学校与学生，即使保险实务通常采用团体保险的方式承保，于保险合同纠纷发生时，由于规范缺失，仍难免陷入学校对学生不具有保险利益的窠臼。换言之，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团体保险合同相关规范，学平险实务运作产生的团体保险合同纠纷，法院必须依循规范个人保险的相关条文予以审理，而规范个人保险的相关条文又未能充分考虑团体保险的特殊性，因此，裁判依据错配随之产生。其二，行政监管呈现政策性、易变性的特征。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学生尚未被纳入社会保险保障主体的范围，学平险费率低、承保手续简便、保障范围广，在保障学生安全、减轻事故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缓解学校与学生之间矛盾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实质上承担了社会保险的诸多功能，亦呈现出了社会保险所具备的公益属性。因此，当时许多学校甚至行政主管部门采社会保险之运行模式而强制要求学生投保学平险。但是，由于学平险保费大都由学生承担，学校或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收取保费并无法律依据，使得强制收取学平险保费与社会厌恶之对象——教育乱收费关联起来，加之学平险运作不规范带来的商业贿赂问题，学平险遂成为保险监管机关规范的对象。我国保监会先后于1999年、2000年、2003年下发了《关于规范“中小学生平安保险”代办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1999〕118号）、《关于严禁违规开展学平险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00〕147号）、《关于学生平安保险有关事项的公告》（保监公告第53号），规制学平险的强制投保、学校兼业、保险业务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地方保险监管机关亦先后旨在规范学平险业务的类似通知，如中国保监会北京办事处于2003年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保监京发〔2003〕81号），浙江省监管局联合浙江省教育厅于2008年了《关于规范发展学生平安保险的通知》（浙保监发〔2008〕66号）、广西监管局于2010年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学平险经营管理的通知》（桂保监发〔2010〕106号）、福建监管局在2001年与2006年分别了《关于重申规范开展学平险业务的通知》（闽保监发〔2001〕090号）与《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平险销售管理的通知》（闽保监发〔2006〕21号）、宁夏监管局于2012年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平安保险业务规范经营的紧急通知》（宁保监寿〔2012〕50号）、河北监管局于2010年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经营行为的通知》（冀保监发〔2010〕35号）、新疆监管局于2004年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新保监发〔2004〕92号）。以上诸通知或公告，均对学校作为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投保人的资格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降低了学校投保学生平安保险的积极性。但是，上述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后又有部分被废止，如我国保监会于2010年《关于公布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保监发〔2010〕100号）将《关于严禁违规开展学平险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00〕147号）予以废止。因此，学平险的规范陷入了缺乏稳定统一之尴尬境地。团体保险法律规范缺失导致的上述两大后果，彼此相互影响，尤其是在学生团体保险合同法律依据缺失的情形下，与学平险实务联系更为直接、时效性要求更高的行政监管执法所呈现出的政策倾向，会对相对滞后、保守、谨慎的司法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两大后果之间的相互影响，亦在相当程度上催生并强化了学平险领域的团体保险与个人保险之争。

三、比较与反思：“团体保险说”正当性与可行性之考察

（一）正当性：团体承保的技术属性及其优势。团体保险“不是一个具体的险种，而是一种承保方式”[6]。换言之，团体保险本质上是一项承保技术。“本来各类保险均可用团体保险方式办理，但火灾、意外等险因控制危险之成本无法节省，故除汽车保险尚有可能外，其他财产及责任险，均一时不易成立团体保险，故一般所称之团体保险，均系指人身保险。”[7]因此，在人身保险实务中，根据危险单位与核保单位不同，存在着个人承保与团体承保两种承保方式。与个人承保方式相比，团体承保的成本优势，已被保险界广为认知。“能团不个，能直不代”是保险业界的共识[8]。具体到学生平安保险，采用团体承保，因不需要对被保险人个人进行体检、具备一个管理组织可以集中收取保费、不需向每个人被保险人发放保险合同等，而享有团体保险所具有的成本优势。正如有学者所言，“相对于学生以个人险形式投保，团体承保模式具有费率低、高保障、管理成本小、风险易于控制等优点”[9]。进而言之，团体承保除成本优势外，较个人承保方式，亦有增加缔约机会、增强投保方缔约能力之优势。与保险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且由于发展初期无序展业、不正当竞争，保险人惜赔、无理拒赔普遍存在，使得诸多民众对保险分散风险、填补损害的连带共生功能理解不深，保险意识不强。与个人相比，公司、学校等团体更善于利用保险制度来管理风险，由其为成员投保，可以增加缔约机会，提升成员的保险保障力度。并且，团体较个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更强的协商能力，由团体作为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可以防范销售误导、理赔难等在个人保险领域常见的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10]。（二）可行性：“团体保险说”的法制基础。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能否被认定为团体保险，除考虑团体承保的技术属性和优势外，亦需考虑将其界定为团体保险的法制基础是否存在。从我国现行法规范而言，将以团体承保方式存在的学平险认定为团体保险，尚存在一定的法制基础。首先，就投保主体而言，学校可以被《促进通知》规定的“特定团体”所囊括。《促进通知》第1条中规定，特定团体是指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其他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在我国，不论是公立院校还是私立院校，通常均为法人组织，且此类组织以兴办教育为目的，不属于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购买保险对于其而言具有附属性。因此，从投保主体资格来看，学校作为团体保险中的“特定团体”并无不当。其次，就合同的特征而言，学平险具有《促进通知》中规定的“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形式特征。与个人保险相比，团体保险“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在一份合同中为许多人提供保障”[11]。学平险通常就是学校在一份保险合同中为其成员——学生投保，学校持有这份主保险合同，学生作为被保险人持有保险证。除此之外，与个人保险相比，团体保险尚有以团体核保代替个人核保、较低的保险成本、合同条款弹性化以及使用经验费率等特征[12]。长期以团体承保方式运行的学平险并无剔除上述特征之体现。再次，就保险利益要件而言，依循法律解释论的路径，通常情况下可以达到维持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效力之目的。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因此，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分别为学校与被保险人的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尚须接受我国《保险法》确立的保险利益规则之检视，即需考察学校对其学生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我国现行《保险法》以个人保险为主要规范对象，2009年修订时，虽通过第31条第1款及第39条第2款增设团体保险之保险利益及受益人的相关规范，但上述规范仅适用于团体与成员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雇主—雇员型团体保险合同，并不适其他类型团体保险合同。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如何解释法律填补立法漏洞，判定学校是否对学生具有保险利益，法律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故难免出现“个人保险说”与“团体保险说”的争论。结合学平险实务运作方式及现行立法资源，采“团体保险说”，通过解释法律论证学校对学生具有保险利益仍然具有可行性。根据我国《保险法》确立的保险利益制度，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可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对被保险人同意作扩大解释，已经形成共识。根据2015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为《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之规定，被保险人同意的形式，可以采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被保险人同意的时间，既可在合同订立时，亦可在合同订立后予以追认。在学平险投保过程中，学校通知学生或其家长缴纳保险费为相当重要之一环，学生或其家长自愿将保险费缴纳给学校行为，如无违反保险合同签订目的的其他相关证据，可以通过适用《保险法》以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中被保险人同意的相关规则，认定学校对学生具有保险利益。此法律解释路径既可以将同意与保险费缴纳程序合二为一，提高学平险的运作效率，又可在相当程度上降低学生平安保险合同因缺乏保险利益而无效之风险，在我国现有法制环境下具有可行性。

四、借鉴与改进：“团体保险说”法制基础的完善

将学平险认定为团体保险，虽然于保险技术角度而言具有正当性，于法制基础而言具有可行性，但是由于《促进通知》系效力位阶较低的部门规章，且被保险人同意的扩大解释尚局限在同意的形式和时间两个方面，因此我国学平险适用“团体保险说”法制基础依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保险利益规则方面有待完善。保险利益原则的创设目的是为了限制投保人投机的不良企图，而不是为了剥夺善意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请求权。所以，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司法者都很难容忍保险人随意利用保险利益原则免除自己的赔付责任。换言之，为了避免保险利益原则沦为为保险人免除自己支付保险金的工具，法院都有发现并解释保险利益存在的倾向。但是，在我国通过前文提及的法律解释论路径，仅能减轻学校作为团体保险合同投保人缺乏保险利益的隐忧，对稳定利益相关方的预期作用有限，解除此隐忧仍然需要采行立法论的路径。（一）立法论路径之一：肯认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保险利益肯认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保险利益，根据对我国现行立法例修改的幅度不同可细分为两种。一是“小改模式”，即对我国现行《保险法》进行小改，在第31条对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界定的基础上，增列学校对其学生具有保险利益。二是“大改模式”，即参考我国台湾地区保险契约法修法专案小组在2011年前后提出的“保险法”修正草案中提出的模式，明文拟制团体对于其所属成员具有保险利益，使团体保险合同不因欠缺保险利益而无效。至于团体如何界定，可由行政法规再予详细规定。（二）立法论路径之二：排除保险利益于学校—学生型团体保险合同领域之适用参考域外立法，结合我国《促进通知》相关规定，依据保险利益适用排除的范围大小，此路径亦可细分为两种。第一种，“整体排除”立法例，即排除保险利益原则在团体保险合同领域的适用。团体保险不适用保险利益原则，若在采利益主义的英美法系，则表现为保险利益的排除适用；若采用大陆法系，则表现为被保险人同意规则的排除适用。观诸国家或地区保险立法例，不难发现两大法针对团体保险合同系均有放宽适用保险利益原则之趋势，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更为明显。如法国《保险合同法》第四编“团体保险”第一章第L141-1条规定，团体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人只需要具有共同的联系[13]。这种共同联系的要求显然要比具有保险利益更为宽松，例如本文论及的学校与学生之间就具有这种共同的联系，但是却常常面临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质疑。又如韩国《商法》1991年修订时，鉴于团体保险道德危险极小，取得成员同意不具有实际意义且增加成本，因此放弃旧法规定的被保险人同意规则，于第735条之3第1款规定，以团体的全部或部分成员为被保险人签订生命保险合同的，不适用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规则[14]。第二种，“部分排除”立法例，即确立学校—学生型团体保险排除被保险人同意之适用。此立法例主要来源于我国2015年的《促进通知》的启发。《促进通知》第3条规定，团体保险保险人应当要求投保人提供被保险人同意为其投保团体保险合同的有效证明，但同时亦列举了三类除外情形：（1）政府作为投保人为特殊群体投保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团体保险；（2）投保时因客观原因无法确定被保险人，或承保后被保险人变动频繁，但是可以通过客观条件明确区分被保险人的团体保险；（3）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涉及国家秘密的团体保险。将来之修法可将学校—学生型团体保险囊括于上述例外情形，或单独将其作为一个例外情形予以列明。（三）我国立法路径之选择前文论及的两类立法路径，就实质功能与最终目的而言，具有相通性。二者均将为团体承保的学平险提供法制保障作为最终目的，亦均符合保险利益认定标准宽松化之发展趋势。唯对比两类立法路径，结合我国现行立法资源，应当有所取舍。首先，从保险利益之于保险合同法中地位及现行立法例来看，第一种路径，即通过立法拟制保险利益以肯定学校对其学生具有保险利益，不仅与保险利益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的理论通说相通，亦与现行保险立法之间兼容性更强。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从我国现行立法例来看，既适用于团体保险亦适用于人身保险。企业—员工型团体保险中企业与劳动者的保险利益问题，已在2009年《保险法》修订时通过法律明文拟定保险利益的方式解决。同样作为团体保险的学平险，在保险利益立法路径上若不遵循企业—员工型团体保险之前所采之路径，另辟保险利益排除适用之新路，恐有违保险利益作为《保险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学说，亦将破坏立法的统一性。另外，考察我国《促进通知》第3条规定上述规范之目的，若欲将学校—学生型团体保险纳入排除被保险人同意的团体保险范畴，适用第（1）类除外情形似乎较为妥当。学平险关乎学生群体之切身利益，具有公益性色彩。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将学平险或学生团体保险视为一种政策性保险[15]；亦有学者认为，学生团体保险办理之意旨在于增进学生福利、促进社会安全，并谋减轻学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时家庭所受经济上之负担，发挥社会救助之功能，是一种社会保险[16]。但是，若深入考察我国台湾与大陆两地学生团体保险的制度基础与运作模式，二者存有相当之差异。在我国台湾地区，学生团体保险的保险费率由行政主管机关主导，并通过招标决定，而非由保险市场竞争机制决定，承保学生团体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须在此费率结构下自负盈亏[15]。反观我国大陆地区的学生团体保险，在保险费率确定上，未如台湾地区那样，政府深度介入，亦无公开招标选择保险人之程序，且投保人为学校而非政府。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与健全，学生群体被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学平险商业保险的属性逐渐增强。基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保障对象与保障范围，与学平险有相当部分之重合，因此学平险之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公益性色彩较台湾地区相对淡薄，功能定位上更强调补充保障。一言以蔽之，学平险的功能定位及法律属性，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相连。根据我国现行法制及社会保障体系建构之境况，将学平险纳入《促进通知》第三条规定的第（1）类例外情形过于牵强。因此，若采此“部分排除”立法例，学校—学生型团体保险仍应单独作为一个例外情形，列明排除适用被保险人同意规则。但是《促进通知》效力层次较低，将此规范上升至保险法层面时，需考虑与现行《保险法》的兼容性问题。其次，采第一种路径中的“大改模式”有过于激进之嫌。明文拟制团体对于其所属成员具有保险利益，固然可以消除团体保险缺失保险利益之隐忧。但是，此立法模式必然带来新的问题，即如何在防范道德危险和逆选择的基础上界定团体保险。近年来，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团体保险的类型也不断拓展。“今天我们认为属于团体保险的产品，可能在数十年前并不认为是团体保险。”[17]我国2015年《促进通知》第1条对团体保险中的“特定团体”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既包括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又包括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如家庭团体。《促进通知》公布后，就有中宏保险、同方全球人寿、泰康人寿等多家保险公司推出家庭版的医疗险、意外险、重疾险等团体保险产品[18]。因此，团体保险的“特定团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特别是“其他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包括如何认定，才能防范道德危险和逆选择，仍需依赖团体保险实践的总结。为了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利益这一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仍然需要保留，直接明文拟制团体保险对其所属成员具有保险利益，则意味着保险利益作为生效要件平衡合同双方利益的价值丧失了，这将会对如何界定团体与团体保险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团体保险发展历时不长的我国，无疑有相当之难度。可取之立法路径，还是依循企业—员工型团体保险解决保险利益之立法先例，通过在我国《保险法》第31条增列保险利益之新类型，待时机成熟之时再通过兜底性条款明示团体保险利益判断规则，最终解决团体保险欠缺保险利益之问题。

作者:周志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