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角度观察经济社会问题分析

摘要：从政治角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不仅是一种政治要求或工作部署，而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逻辑理路，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深化和创新。从历史逻辑看，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与各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将政治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从理论逻辑看，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立场在新时代的运用、发展与创新。从现实逻辑看，其坚持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现实所需，是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政治要求。

关键词：经济社会问题；逻辑理路；政治经济学

一、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演进的生命线

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到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践相结合，再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都十分强调用政治眼光看待和处理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将政治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工作的生命线。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用政治眼光观察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索

1.马克思、恩格斯树立了用政治眼光分析观察经济社会问题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超过了过去所有世代创造的生产力之和，资本主义打破了旧的封建国家机器，联通了整个世界市场，与过去的世代相比，这是人类的进步。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却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重大政治命题。这个结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站在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上得出的结论。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以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即立足社会矛盾分析社会问题，找出社会利益的最大关切，马克思、恩格斯得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将实现自由全面地发展；立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变革的价值立场。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路”和“桥”的问题，也指出了引领这样一个社会的变革，需要革命的方式，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组织、领导革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远大的政治目标，确立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个根本政治立场，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为政治领导力量，而远大的政治目标、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鲜明特征。2.列宁对用政治眼光分析处理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实践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用政治眼光分析经济社会问题还在理论层面探讨，那么，列宁则将这一理论通过俄国革命引向实践，并在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前，俄国理论界对于在落后的、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俄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存在着极大的争议。自由民粹主义者宣扬“主观社会学”，鼓吹英雄，而蔑视群众，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断章取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俄国“经济主义者”对经济斗争盲目崇拜，认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自发性经济斗争[4]。列宁站在政治的高度对这些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俄国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不是少数政治家的革命，要“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5]列宁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就指出了2022年2月领导俄国革命的政治力量必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必然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列宁以政治眼光分析社会革命问题的原则和立场[6]。针对盲目崇拜经济斗争的观点，列宁指出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7]，并提出把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有机统一起来。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用政治眼光观察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何用政治眼光评价俄国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历史贡献，如何选择过渡时期的道路以及政策问题。列宁以灵活的政治眼光分析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合理性的问题，对“历史误会”论予以有力回击，认为那些污蔑俄国十月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势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这就从政治敏锐性、政治灵活性、政治创造性的高度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维护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针对过渡时期的政策和道路选择问题，列宁主张把政治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做出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面对国内对“新经济政策”的曲解，列宁从政治角度进行了批判，确立了政党决策要符合实际，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重要的政治原则，这体现了一种政治胆略、政治勇气以及政治担当。

（二）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用政治眼光观察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继承、发展、创新了马克思列宁用政治眼光观察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法论，确保了我们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用政治眼光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经验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从政治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善于从政治视角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9]。毛泽东从革命成败的政治高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从而确立了工人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政治领导力量，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封锁和围剿，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指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供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10]。面临艰巨的革命任务，毛泽东从革命胜利、群众革命积极性、战斗力的保障、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领导等政治高度去分析考察经济社会问题，体现出卓越的政治眼光、政治敏锐性和敏感性。同时，毛泽东还确立了评价一个政党政策的政治标准，这个政治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正是在这种政治标准的引导下，建国后毛泽东十分重视经济建设问题，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2]。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分重视生产关系而忽视了生产力，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通过政治性群众运动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终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这是我们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过分依靠政治力量，忽视经济社会现实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2.改革开放新时期用政治眼光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新实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作出工作重心的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创新、发展了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重大原则。邓小平辩证统一、系统全面地看待政治与经济工作，向全党、全国人民阐明了经济建设与政治稳定，发展生产力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13]。第一，邓小平把经济工作看成全党最大的政治，明确了全党的政治方向与政治主题，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4]第二，邓小平从制度优势的政治高度考察经济社会工作，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5]第三，邓小平从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察经济社会工作，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6]，“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7]。第四，邓小平从政治理想的实现角度考察经济社会问题，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通过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邓小平从政治角度分析观察经济社会问题更具系统性，从安全、发展、竞争、稳定等角度进行分析，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丰富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坚持用政治眼光分析和考察经济社会问题。面对国内严重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消灭社会主义，试图进行和平演变的国际形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复杂的环境。江泽民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政治高度，对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在十四大报告中强调，“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18]。他进一步指出：“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新世纪的曙光之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我国也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关期、矛盾突显期，成就与问题并存。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距加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受到挑战，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受到威胁。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深化了用政治眼光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法论。他从科学发展的政治本质、以人为本的政治立场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追求角度对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政治分析。胡锦涛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但坚持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意义[20]。他同时明确了发展的政治立场，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出：“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1]胡锦涛从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高度提出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认为只有更加自觉地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化解我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更好推进我国发展进程，确保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2]。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担负一定的历史使命，立足于历史使命的完成，党对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工作进行部署，确保经济社会工作紧紧围绕并服务于这样一个政治使命。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自身的政治建设，从讲政治的高度推进经济社会工作，这也为经济社会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空演进

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不具备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取得的革命胜利，这是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特殊性，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的特殊表现[25]。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特殊性，是因为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绝不相容。社会主义的建立就需要首先建立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过程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即自上而下构建与改造经济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立即去利用政权力量去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稳定自己的上层建筑，否则，革命的成果就要丧失，社会主义就要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角度去构建自己的经济基础是其“天然”使命。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个层次，这个层面要解决“政权存在”这个首要政治问题。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确保了新生政权的稳固。政权的一时稳固并不代表长期地稳固。中国共产党要想长期执政，必须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国际政治比较中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政治的稳定，党的执政地位加强。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比资本主义发展的快一些，好一些，由此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政治上层建筑的角度推进的经济社会改革，特别强调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其理论逻辑就是用政治来观察、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推进改革，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演进，进而又推动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

三、现实逻辑：问题与目标的现实交织

理论来源于实践，扎根于现实。党中央提出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立足于新阶段党的发展目标，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立足现实发展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忧患意识，提高政治敏锐性。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大流行加速了大变局的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时与势依然在我们这边，总体看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中国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在新征程中，党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斗争意识，做好持久战的打算与准备，增强政治的警觉性，这是由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所决定的。未来一个时期，将是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同台竞技，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关键时期。世界现代化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泛指“西方现代化”，纵观西方现代化，历时200多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十大污染事件”，最终实现了32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不到10亿人口的现代化。而中国即将在2035年实现的现代化，仅用了85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发动过任何侵略战争，走绿色发展道路，最终实现14亿人口的现代化。两条现代化道路代表了两种模式，展现出两种现代化效能，显然，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具有吸引力，对那些想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大吸引力，这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石，也是制度优越性的深刻体现。我们要站在实现现代化，体现制度优越性的政治高度来分析和观察当前的经济社会问题，紧紧围绕现代化这个目标谋划、落实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一个时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风险与挑战并存。面对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神经敏感”“精神错乱”，视中国发展为“洪水猛兽”，试图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全方位给中国施压，甚至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扬言“不允许中国超过美国”，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以及手段体现的是“冷战思维”的残余，彰显的是“极度的不自信”。对于西方穷凶极恶地遏制中国崛起，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地斗争，在斗争中求合作，斗争中求发展，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以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通过发展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要树立忧患意识，斗争精神，胸怀“国之大者”，方能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作者：梁峰 单位：中共阜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