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农业发展状态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中国即将步入“十二五”开年。“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引领农村发展，确保在10年之内妥善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稳步发展、农村繁荣稳定、农民全面小康，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但所有这些工作都只有建立在对时局和形势的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基础上，方能坚定方向、大刀阔斧地推进。本文从发展阶段、区域格局、宏观运行和时代符号四个视角，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宏观形势进行总体研判，从而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主旋律下，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两大问题相互渗透、长期并存的总体格局下，在低碳经济约束下，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下，中国农业稳定发展的阶段定位、战略机遇、制约因素和发展要点[1]。

一、工业化背景下的农业——重要基础

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和殖民主义扩张为手段的。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后，对内实行农村“圈地运动”，剥夺农民土地，一些大地主所有者拆毁农民居住的房屋，促使这些丧失土地的农村无产者被迫成批进城谋生。对外实行殖民主义扩张，大肆掠夺世界资源，特别是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掠夺，疯狂垄断国际市场。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学者提出了以工业为中心发展战略。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农业是停滞的，农民是愚昧的，农业不能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充其量只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农业。有些国家甚至以损害农业来发展工业。到了50年代后期，这种工业化发展战略就暴露出了问题。许多执行这一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增长率，但经济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人们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2]。同样，中国也是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推进工业化的。建国后，我国一直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就是靠农业、靠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的，其结果必然地阻碍了农业和农村发展,加大了城乡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府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以及国家减免农业税和加大农业投入，农民的人均收入迅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时有缓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开始起步，并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完成了“国企改制”。这两项改革的总体格局是实现私有化。私有产权的确立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时，由于发展观落后和制度约束薄弱，也带来了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加重、农业发展滞后和贫富分化加剧等不良影响。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来完成工业化任务；不是孤立地推进工业化，而是使工业化包括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更加重视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把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总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向前推进，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不断缩小的趋势不可改变，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改变。农业不仅是13亿人口大国的饭碗，而且要在份额不断缩小前提下成为支撑中国工业化顺利推进的坚实基础。因此，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整体进程的基础支撑；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下的农业——凸显弱势

回首看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中国政府实际实施的是平衡发展战略，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明显向偏远和落后地区倾斜，然而发展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当然，期间有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比如政治斗争。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从平衡发展战略转向沿海指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发展和开放的政策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使得沿海地区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也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

1992年，中国适时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进而科学发展观的逐步确立，国家的区域政策开始转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然而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城乡发展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除在改革开放之初几年有短暂缩小以外，总体一直呈拉大之势。2007年，城乡收入比达到3.3:1，该比例一直保持至今依然没有下降势头。而且，农村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农民外出务工人员参保比例更低①[3]。

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7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②，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确实把农业基础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而且政策措施从具体的促进农民增收措施，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系列战略举措，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战略、对策和措施都做了明确部署；同时政府对农业投资和补贴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可见的一个趋势性变化是，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超过（自1998年以来首次也是惟一一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从2005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城镇的幅度较前些年明显缩小，但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拉大。

总之，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两大问题相互渗透，长期并存，不仅使问题积重难返，呈现复杂性特征，而且使内地农业和农村问题凸显，呈现低水平均衡特点。尽管政府政策调控紧随其后并持续多年，但分别出台的调控政策均没有遏制两大不平衡的继续延伸。为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未来的政策措施应加强整合，着眼于“三农”和区域问题的共同解决。

三、低碳经济约束下的农业——机威并存

世界金融危机使得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传统增长模式面临考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化进程放慢，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调整。各国在探索通过科技创新来摆脱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阻止气候变暖和保护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

在低碳经济约束下，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首先，中国借助于充裕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农产品贸易的绿色壁垒高筑，使中国的外向型农业面临巨大转型压力。其次，低碳时代的来临给中国工业化带来严峻挑战，但给工业化主旋律下的农业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就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各国在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又给我国新兴工业发展提出巨大挑战。但在节能减排压力下，现代农业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这是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具有相对低碳的特性，而且农业本身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态平衡器。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低碳经济时代的需要

。

四、通货膨胀压力下的农业——需要稳定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积极应对，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有效制止了全球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但除了以东亚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外，全球整体经济复苏进程仍十分缓慢、脆弱。金融领域风险没有真正消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去债务化和去杠杆化过程远未结束；与此同时，各国财政刺激措施的影响逐步减弱，以美国为首的以发行货币为主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措施正在出台，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导致货币供应量成倍增长。加之中国处于工业化快速增长阶段，作为世界上最活跃的经济体，长期处于流动性过剩和经济过热，中国市场的物价上涨压力很大。所以，防通胀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几年或更长时期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可能会给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带来更大的困难。

今年（2010年）下半年物价大幅上涨的原因，根本上是国内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过于充裕，但导火索无疑是食品零售价格的普遍上涨。米袋子、菜篮子是每个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其价格上涨自然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今年5月以来，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渐猛。进入四季度，农副产品价格涨幅已引起社会公众强烈反应甚至恐慌。11月下旬，政府开始出台稳定物价政策[4]，进而各种价格调控措施“组合拳”③连续出台，继而农副产品价格纷纷应声回落。目前，农产品市场已经“退烧”，人心随即稳定下来。

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需求拉动方面看，“双松”政策带来的过量的货币供给因素依然存在，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进行炒作的可能性没有消除；从成本推进方面看，主要有劳动力成本上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地租随行就市上涨等因素依然存在；从自然因素来看，水资源数量和质量下降、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的威胁均还存在，甚至有升级的倾向。可见，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长期因素均未得以消除。这些长期因素不消除，农产品价格稳定就是空谈。

从上述各方面因素来看，要想消除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长期因素，有相当难度，而且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目前可行的路径有三：

（一）政府宏观调控瞄准实体经济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我国政府似乎越来越多地效仿西方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办法，调控手段越来越简单化、庸俗化。只要发生经济波动，就简单地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总量指标。经济总量指标只是表象，是经济体内部问题的外在表现。如果不解决内在的实质问题，而单纯利用发行货币和引导民间资金来改善指标数据，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铸成大错；同时带来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严重脱节，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和社会动荡。

事实上，中国作为中央集权国家，较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有条件将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与重大经济社会问题通盘考虑，区分问题轻重缓急，遵循经济规律，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二）稳定农业生产和保证农民增收

要想长期稳定农产品价格，根本的出路就是稳定农业生产，保证农业丰收。因为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对农产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而农产品的供给则由于存在诸多可变因素而呈现较大的价格弹性。保证农产品供给是价格稳定的基础。

要想保证农业丰收，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保证农民增收，从而稳定农民队伍；二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行业利润水平。在我国目前小农经济占主体的生产条件下，稳定农民队伍依然是必须的。要想稳定农民队伍，就必须让小农经济也有利可图。但是，农业发展不能永远依靠小农经济，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和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发展现代化的农业是今日中国之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取向。

要想做到上述两点，就需要政府做到两点：一是持续强化惠农强农政策；二是营造宽松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让每一个农业生产者获得同等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政府只有抓住这两点不放松，才会有健康发展的中国农业。

（三）着力改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

改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是针对我国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不断恶化问题而言的。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与自然条件的关系最为密切。农业是直接立足于自然条件基础之上的。自然条件的破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致命的，不仅影响到农业产量和粮食安全，而且影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所以，改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保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的基本前提，更是农产品价格稳定的基本前提。

综上所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整体进程的基础支撑，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内地农业和农村问题凸显，呈现低水平均衡特点，未来的政策措施应是着眼于“三农”问题和区域问题共同解决的综合方案。低碳经济时代来临给工业化主旋律下的农业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抓住现有机遇，化挑战为机遇，推进现代农业有序发展。

保证农产品价格稳定是农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下稳定农产品价格有相当难度，而且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首先，政府要充分利用危机过后的这个难得的调整期，把关注焦点放在实体经济，设计综合方案，切实化解过去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而不是单纯使用货币手段或行政手段等短期措施调控总量指标。其次，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根本途径在于保证农产品供给，政府一要持续强化惠农强农政策；二要营造宽松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让每一个农业生产者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三要着力改善不断恶化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