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关系的纠结与困顿透析

关键词：中国信仰

摘要：人们一直议论和忧虑的，已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信仰根基问题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举世瞩目。然而，在此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中，中国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现状却不是那么乐观与自信，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难以上升。

以往之中国信仰，表面上乃以道德、良心形式呈现，实质里却是要转以国家权力才能得以付诸于实践的。国家权力通过对信仰实践条件的控制，把文化信仰、道德良心与国家兴亡联系到了一起。所以，中国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价值、信仰，但是他一旦接纳一项价值观念，也就不免被引入这权力秩序。由此观之，不是信仰有无的问题，而是信仰如何得以进入社会、安定人心的事情。

“社会”依旧缺席

中国人存有自己的信仰世界，但是这些信仰世界与人间社会被各种正统的礼仪与文化主张所间隔，信仰结构被神格化的理想主义所替代。

大凡社会生活，都免不了要在价值归属上具有一定的共识，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与信仰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一个价值共享的信仰体系。可是，信仰关系在中国社会里面，往往更多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化的价值关系,以及不同阶层、身份或等级之间排列的价值规则。因此，信仰关系就会呈现中国人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最基本的定义方式：一个权力整体的各个要素，依照其与整体的关系来排列各个身份等级所使用的价值原则。即便是时代变迁了，人们的信仰关系虽然也在转变，但要完成这一转变，我以为，首先是要超越这一具有神圣宗教性特征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忙于去重建什么信仰体系。

时下的中国人，延续了传统的“天下”式信仰方式。他们信仰的核心无疑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一个理想的国家权力及其代表，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信仰化身及其神格化。人们从这个理想社会、或者是圣人楷模的信仰之上，得到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承诺和利益要求。假使社会的信仰方式不能使人们的利益得到一定的满足和实现，那么，这个信仰对象就会发生转移、变质。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湖北巴东案以及各种屠童案件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中，人们心中有“仇恨”，却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这一“仇恨”就会很容易在人意料不到的地方爆发出来。表面上看，这是社会信任的丧失所带来的社会暴力，使人误以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中国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其实，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社会还没有正式登台。

社会泄愤事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与满足有所缺失，而非一个简单的结论，认为是社会信仰的缺失。如同传统的国家信仰对民间信仰惯用的处理方法那样，国家给出的是一个架构，而不是内容；国家提供的是符号，而非信仰。至于在此两大信仰格局之间得以沟通、交换与互惠的，则是各自的现实利益及其满足方式。

当代中国社会理想主义及其神格化，尚未完成自己的转型，人们信仰的还是这个神格化的权力结构。这就是当代中国信仰最使人感到困顿的地方。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实践没法超越固有的规则。唯有当此神格化的理想主义社会结构在民主化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转型之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信仰自由与信仰的自由实践才有可能。

信仰关系的纠结与解构

中国人始终迈不过去的，并非头上顶着的三尺神明，而是头上高悬的权力结构及其利益代表。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是，常常会在选择、具有一种信仰之时，或者是在信仰者的利益无法满足之后，人们就不再信奉该信仰，随之出现反对、仇恨该信仰的结果，这就是中国传统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特征。这种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特征，往往是对于固有理想社会方式及其神格化形式的维持与稳定，从而会使人在追求一种信仰的时候，依旧会构成信仰关系之间的纠结与困顿。

仔细观察这些不同的利益关系及其信仰认同方式，它们实际上却是基本一致的，不是信仰的权利，而是权力的信仰；不是信仰的规范，而是通过信仰所要获得的具体利益。所以，一旦社会发生泄愤事件，危及了社会，这种信仰是无所作用于其中的。这种信仰，只能退到了社会危机之后，只能安慰个体生命与一己人心，无法稳定社会。这就是中国信仰的症结所在。

其中，“有用”与“无用”的互补关系，乃是它们得以表达信仰关系的基本逻辑。它们内涵了正统与淫祀、神圣与世俗、合法与非法。它们为此而与信仰者的利益相关，而非与信仰者的权利相关。这种宗教信仰的逻辑，最后会变换为信仰与反信仰的暴力关系。至于在现实生活之后，这种暴力式的信仰关系也会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且是其中的每一个信仰者必欲要根据其“社会功能”来取得生计所需。

对于神格化的理想社会，人们信奉的是道义式经济反抗，是把对无法继续信奉的权力不满意作为抗议的限度，极少怀疑固有的神格化理想主义的信仰方式；但是，这种天下式的信仰方式也常常铤而走险，以暴力报复社会。此人不好，干掉他，换一个好的。大致就是这种信仰方式的实践结果。这就很难用社会缺乏信仰的方法去加以理解了。

利益上的区别被忽略，往往被视为权力上的差异；信仰上的不同，也常常被看作是权力上的差异。信仰问题就只能退居于个人利益之后了。因此，将一种私人性的宗教信仰添加于社会之中，也只能是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纯属个人选择的信仰罢了。身处于权力关系之外、却依旧与权力关系具有千丝万缕的信仰选择，如果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一味追求超越现实利益关系，在信仰上坚持下去，那么，他的信仰就只能是独善其身的私人信仰，对于社会危机的面对与解决依然是无济于事。

正是这种从国家权力到私人利益的信仰方式，充斥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每一种具体的信仰认同方式，甚至是意识形态,从而构成了一种与社会危机紧密相关、又无直接关联的普遍性。权力层面的跨信仰功能，私人信仰的利益关系以及社会信仰的空洞化，是当前中国的信仰倾向。中国人始终迈不过去的并非头上顶着的三尺神明，而是头上高悬的权力结构及其利益代表。所以，当代中国社会中不同人的信仰关系，更多是不同人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信仰的社会认同方式、共享方式，更不是依赖这种信仰共享方式而建构出来的信仰共同体。

社会信仰如何可能

唯有在中国人信仰条件的民主化基础之上，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信仰的社会化。

私人信仰与神格化的总体主义信仰方式，大多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之中。总体信仰主义是私人信仰主义与整体信仰主义的独特组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顽疾。它的出现，是因为在信仰者个体深深根植于占优势的权力关系之中，试图使私人信仰主义从属于作为总体性社会的最高权力。这种信仰关系，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它们依旧是神圣的，甚至是具有宗教性的。它们作为“信仰的信仰”，或者是作为“信仰的条件”，能够制约中国人的信仰及其表达方式。而那种能够分配、控制这些信仰条件的权力，同时也就相当于信仰的对象，相当于神圣般的信仰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