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一、劳动产权与分配的正当性

英国的约翰•洛克认为，人对自己身体享有天然所有权，因而，人对使用其身体的劳动过程的结果也应当享有所有权。［1］这一被凡勃伦称为“欧洲常识性理论”的劳动产权观显然影响了马克思并发展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于这一概念，马克思提出了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不仅应当享有劳动力产权，更应当享有劳动产权。换言之，劳动者应当享有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只能被看作是非法的盗窃和不公正的剥削”。［2］基于以上观点，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提出了国民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要求，剩余价值应当在劳动者之间按照活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予以分配，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虽然不是所有劳动者的活劳动都会被计入商品的价值(如商业劳动者销售商品时付出的劳动)，但是所有劳动者都应当凭借自我活劳动的投入参与商品剩余价值的分配。不过，如果完全遵循所谓按劳分配原则，资本要素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要求将被否定，劳动和资本将会对立，显然，这会使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陷入实践上的尴尬境地。为了避免这一现实窘境的发生，一个被忽视的(或许是有意而为之)马克思主义观点又重新提出并被频繁引证: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物化的劳动，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

这一“劳动与资本同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修正了资本内涵，肯定了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理论上的统一。于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产权观，资本和劳动(尤其是劳动)都具备了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正当性。此时，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与其说是以私人所有权为依据，还不如说是以劳动产权的排他性为依据。众所周知，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后的剩余部分，物质消耗包括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因此，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显然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括三个方面:一、劳动者本人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二、劳动者子女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三、劳动者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费用，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至少应该包括这三方面的足额补偿。理论上，可变资本预付的购买劳动力的货币额v就是对劳动力价值的补偿，但实际中，这一预付“工资”往往达不到足额补偿的标准。为了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所获得的预付“工资”往往都很低(如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都很低)，甚至达不到最低限度的补偿(如十九世纪西方国家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劳动力的掠夺行为)。很难想象，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任何宣称按照劳动和资本贡献大小所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能够做到真正的公平。所以，生产资料购买对劳动力工资的“挤出效应”会严重削弱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基础，要想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必须首先保障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进行国民收入分配必须首先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这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和基础。从此意义上讲，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企业盈亏无关，企业不能以亏损为由克扣职工工资，企业破产倒闭时，政府必须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因为保障劳动力健康持续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包括企业和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换言之，劳动补偿是必须的，是刚性的。不过，剩余价值分配性质的国民收入分配却并不具有这一特征。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剩余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则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能力。一个消极怠工、偷奸耍滑、不思进取、无能力的劳动者不可能比一个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积极进取、有能力的劳动者创造出更多剩余价值。所以，国民收入的按劳分配在本质上是一种劳动激励，而非劳动补偿。劳动激励不是平均主义，不同劳动者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时会有不同分配水平，有的可能高，有的可能低，有的可能没有。这一分配结果与劳动者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相关，而与劳动者的劳动身份无关。从这一角度相较劳动补偿，劳动激励不是必须和刚性的。不过，劳动激励也有一个刚性的特点，那就是任何劳动者通过积极劳动所创造的任何形式的利益增量(无论是成本节约还是新增利润)都应当获得必要的分配。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企业的员工通过积极工作，降低了企业成本或扭亏为盈实现了利润，却无法获得必要的激励。这种忽视劳动激励的态度和行为会大大挫伤劳动积极性，影响劳动能力提高，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增速下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国民收入按劳分配的劳动激励本质，必须要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对国民收入进行激励性的分配。唯有如此，才能完成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实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调整。

二、不确定性承担与分配的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从微观层面讨论具体企业的分配问题。因此，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回答具体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企业亏损时，谁应当承担责任并弥补亏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货币———商品，即W———G———W。而在“W———G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或卖的阶段，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一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4］”可见，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亏损应当由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家承担。但是，资本家又凭什么承担亏损呢?马克思继续说到:“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如果我们把利润叫做p，那么，W=c+v+m=k+m这个公式，就变成W=k+p这个公式，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必然变成不是由可变资本部分引起，而是由总资本引起。［5］”于是，当“利润是资本的增加值和回报”这一“观念”被广泛接受时，利润将被支付给资本家，而不再是劳动者了，而亏损(负利润)当然也就同时应该由资本家承担。不过，以上解释还不足以说明“亏损和利润的绑定性”，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信服”的理论。奈特(knight，1916)认为，企业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可度量和不可度量两种，“我们用‘风险’一词指称前者，用‘不确定性’一词来指称后者。一般情况下，‘风险’一词的使用极为宽泛，它适用于指称从不利的偶然性角度看待的所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一词同样可以指有利的结果。我们用‘风险’，表示的是一种损失，说‘不确定性’，则表示的是一种获得。［6］”由此可见，资本家所承担的实际上是一种经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只会产生一种结果:亏损或利润。利润是资本家承担经营不确定性的正结果，而亏损则是负结果。所以，资本家承担的既不是亏损(风险)，也不是利润，而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损失”的不确定性，也是“获得”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资本家而言，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也是不确定的。如果不确定性的后果是正结果，那么，他将享受利润;如果不确定性的后果是负结果，自然，他将承担亏损。基于以上认识———资本家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不确定性报酬，形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原则———按资分配原则。在按资分配原则下，资本是分配的主体和中心，劳动仅仅是一项生产要素。资本家向劳动者支付要素报酬，以购买劳动要素。劳动者不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确定性报酬———劳动工资;资本家则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不确定性报酬———利润或亏损。按劳分配原则正面回答了企业亏损如何分配这一具体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资本立场和出发点决定了其在根本上仍是片面的，需要受到严肃批判。然而，不幸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过程中，这一原则却俨然成为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实际执行原则。这一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国民收入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1995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最终收入分配比例为16．7%、16．5%、66．8%;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则演变为20．38%、21．79%、57．83%。其次，企业的资本性收入大大增加。1997～2007年，我国资本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基本在30%～33%左右浮动，不过，企业的资本性收入却由1997年的55．22%上升为2007年的66．14%，居民的资本性收入则由1997年的44．48%下降为2007年的22．24%。其三，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占比不断下滑。1992～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其中，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分配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超过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最慢，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种不对称的增长格局导致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其四，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2009年9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近几年农民工就业的工资水平虽然在提高，但现在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大约只有1400块钱左右。”最后，也是最为令人忧心的是，按资分配原则形成了全社会“轻劳动，重资本”的资本至上观念。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以投资额作为考核指标，而不以投资效益和质量作为考核指标;企业终日考虑的是如何上市，而不是如何把产品做好;普通老百姓把收入增长的期望放在了房子和股票上，而不再关注如何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国有企业改制沿着资本思路展开，劳动者不是作为一种财富而是作为包袱而被国家甩掉;社会心态则是“仇富”和“拜金主义”并行。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但是，近二十年的实践下来，在生产力解放的同时，我们却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原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于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未能得到妥善安排，企业改制股权安排倾向于资本;税收改革没有提高富人的纳税比例，却使中低收入者成为纳税主体;外资和大额投资在招商引资中享受了较多优惠，而国内中小个体企业经营却步履维艰;社会上劳动者保障薄弱，股市却在欺诈中诞生一个个财富神话，而最大的问题则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人曾激烈地抨击，认为1992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虽然这样的观点不能苟同，但现实中国民收入分配却实实在在离按劳分配越来越远。可以断言，如果任由按资分配原则继续作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支配性原则，未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必将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提高人民收入的国有收入占比，发展形成中产阶级都将只是一句空话。

三、资本循环的社会分工与分配的现实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资本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具有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与劳动的同一”观点为资本这一参与的现实原因找到了理论支撑点，但该观点把资本视为一种“死劳动”的认识并没有真正将资本和劳动统一起来，从而也就未能有效地论证资本参与国有收入分配的现实性。或许是历史局限与实现自我政治抱负的原因，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探讨资本和劳动的统一，这使我们论证资本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现实性时缺乏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依据。于是，要想解释资本参与收入分配的现实性原因，只能从历史角度切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要是以商业资本形式存在，资本和生产是分离的，商业和产业相互独立且互不隶属。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7］”“资本作为资本，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8］”此时，“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9］”于是，商业与产业之间，资本与生产之间，交易的不是劳动力产品，而是劳动产品。这意味着: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交易价格将等于产品价值，生产者将占有商品全部剩余价值。那么，商人的利益从何而来呢?首先，商人的利益来源于生产者剩余价值的直接分配。产品生产出来，必须要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个市场也许很近，也许很远，此外，商品流通不同于商品生产，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往往并非小生产者所擅长。因此，出于时间、成本和销售实现的考虑，小生产者会愿意放弃自主销售，而将产品交由专业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人销售，并将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商人作为报酬以确保商品价值的实现。其次，商人的利益还来源于同一产品不同地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差异。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地域之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同一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差异很大。基于两地商品价值差异，通过商业贸易，“贱买贵卖”，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由此可见，商人的商业活动，不仅可以实现正常剩余价值，还可以创造超额剩余价值。商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商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并“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

随着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迅速扩大，产业规模日益成为制约资本“追逐更多剩余价值”的障碍。因此，资本开始进入产业领域，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并最终使“商业成为了工业生产的奴仆［11］”，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基于以上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资本和劳动本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事物，它们在资本循环中承担着完全不同的分工。资本的本原作用不是作为劳动条件与劳动力结合以生产出价值，而是独立承担商品流通职能，实现已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创造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之所以进入产业领域，与劳动紧密结合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其追求的途径是:一、通过价值生产，以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吮吸和压榨劳动，从而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直接分配;二、通过效率生产，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使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创造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资本和劳动的基本分工并没有改变，资本并没有取代劳动，成为价值生产的责任人，资本只不过承担起了监督和管理价值生产的新责任罢了。所以，资本不是作为一种“死劳动”在辅助劳动进行价值生产，而是作为一种“活劳动”在资本循环中监督和管理劳动，以实现价值和创造超额剩余价值。基于资本和劳动在资本循环中的这一不同分工，资本和劳动可以共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这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现实性原则。理解国民收入分配的现实性原则，还要求我们要重视并客观认识资本的人格化因素。首先，资本不是冷冰冰的货币、土地、机器和其他物资财富，而是一种活生生的追求和行动，它要通过活生生的人体现出来，这个人就是资本家。资本家不是出资者，更不是食利阶层，资本家是资本经营者，他承担了实现价值、创造超额剩余价值的任务，负担着整个资本循环的持续健康进行。其次，真正的资本家必须要有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有人说，资本家是吸血鬼，抛去这里泼脏水的成分和资本本身的劣根性(人也有劣根性，但我们不能因为人的劣根性而否定人)，它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两大特征:主动和执着。如果再加上熊彼得的“创新”定义，企业家精神将变得更为饱满。在“主动、执著、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引导下，真正的资本家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社会财富的生力军。

综上所述，资本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因不是资本承担了所谓的不确定性，而是资本承担了资本循环的不同分工职责，承担了企业不断创新，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职责。资本不是因为“风险”，而是因为创新、变革和责任享有了更多的财富分配。所以，一定意义上讲，资本应该是比劳动更为艰苦的行脚僧。唯有如此认识，资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才不会是洪水猛兽，才能褪去政治妖魔的外衣，才能实现劳动和资本的真正统一，才会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们相信，国民收入分配现实性原则的提出，一定会为我们认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而为陷入困境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开辟一个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