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海外投资经济风险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平台。然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多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发展的中前期阶段，中国企业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宏观经济不稳定、主权信用风险高、产业发展配套设施不完善、企业生产经营风险高等诸多经济风险。应从政府、企业、民间多个层面着手，合理规避经济风险，做好预案和应对措施，提高对外投资质量。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经济风险;应对策略

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对外投资区位更加多元。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由2003年的17.38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1205亿美元，对外投资的国家（地区）达到161个，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达到5735家。尤其“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途径和通道，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处于工业发展的中前期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面临不少经济风险，如何合理规避及应对，提高对外投资质量，需要认真研究。

一、东道国经济风险主要类型

1.宏观经济风险。宏观经济风险集中反映了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状况，是与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容易产生交叉风险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对东道国吸引FDI流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经济要素包括：市场规模、经济增速、国民收入、资源状况、劳动力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如果东道国在这些方面没有显著的优势，那么以上因素就成为抑制FDI流入的经济风险，如经济增速缓慢、市场空间狭小、国民收入水平低往往意味着产业发展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往往意味着流通难度大、物流成本高；对外开放程度低则往往意味着准入壁垒高、交易成本高，等等。东道国宏观经济状况越好，越有利于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局面，能够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良好外部环境。2.金融和债务风险。金融和债务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无法偿还债权人债务，进而导致债权人可能面临损失的风险，即东道国的主权信用风险。在国际资本流动形式中，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政治经济波动影响最大，在发生风险时很难撤回，容易造成较大损失。Hayakawaetal（2013）认为与短期的银行贷款或组合投资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很难从发生金融风险的东道国撤出，一旦东道国的外债/GDP比率上升，东道国偿债能力下降、金融和债务风险上升，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和债务风险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状况、利率和汇率水平、金融系统稳定性，以及东道国的主权信用状况，如外债水平、赤字状况、贸易条件，等等。如果东道国的金融风险较高或者债务偿还出现困难，就会极大冲击宏观经济和其他领域，引发系统性风险，无论是20世纪80年生的拉美债务危机，还是21世纪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是金融债务风险引起了东道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巨大波动，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东道国的外债水平、偿债能力、国际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水平等主权信用状况，也会影响经济稳定性。3.微观主体经营环境风险。作为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除了面临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风险外，还面临中观、微观的经营环境风险。这一类风险具体体现在东道国的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状况、市场结构、上下游配套，以及与企业经营管理直接相关的员工素质、工会组织、企业文化等内容上。从中观层面来看，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状况、市场结构、上下游配套等因素应作为经营风险的内容。落后的基础设施会制约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高运输物流成本和运营成本；缺乏足够的上下游配套企业支持，不仅难以获得知识和技术溢出的集聚效应，更不利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滞后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反映了市场规模空间有限，也反映了产业配套状况。企业经营管理层面既包括生产运营、研发等经济因素，也包括劳动力罢工、雇员安全等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管理因素。这些微观层面的因素也会给企业对外投资经营带来风险。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对经济风险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

（一）全面考察东道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债务状况。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当前中国海外企业承建的项目主要涉及房建、水电、道路、机场、通讯等多个行业。从承建海外工程的市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其中，亚洲约占45%，非洲占35%，拉美占10%。这些海外投资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金额大、周期长，对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要求高，而且从风险水平看，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风险明显要高于发达国家。因此，要重点考察东道国的债务水平、财政赤字水平、外汇储备等能否在财政上支持重大工程项目的开支需求，一旦重大工程项目给东道国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很容易引发信用违约事件，给投资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如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波动性较大，在短暂的经济增长之后容易出现大幅下滑，同时这些地区的价格会频繁波动干扰企业正常稳定的投资生产，因此，需要从静态与动态几个维度全面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状况，避免经济波动带来巨大风险。（二）关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商关系的重要标志，是衡量经济风险与其他风险相互叠加的交叉风险的重要方面。自2003年以来世界银行每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通过十大评价体系指标，量化反映私营企业建立、运营和发展壮大的制度环境和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包括政府诚信状况、经济改革、申请审批等经济领域的事项。近些年，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缺乏诚信的政府案例时有发生。因此，对外投资一定要重点关注和审慎评估东道国的政府诚信状况、政务环境，在投资决策时可以参考每年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三）关注东道国产业发展配套设施。东道国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是否完善，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经济风险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甚至是初期阶段，很多产业配套设施跟不上，与国内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设施相差甚远。如果按照国内标准建设大型工程项目，如高铁、城轨、地铁、水利设施、电力工程等，可能面临上游投入品短缺、下游产品需求不足的状况，不仅会造成工程投资成本很高，还可能导致项目搁浅和中止。产业配套设施问题，还体现在软件配套方面。思想观念、发展理念、文化习俗不一，也会导致企业对外投资面临风险。如当前部分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中国成功的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将工业园区模式引入国内，并吸引中资及海外企业到园区投资兴业，但是这些国家只看到中国园区建设的表面，没有学习背后的一整套经营管理模式，他们认为只要工业园区竣工立马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给当地带来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殊不知工业园区竣工只是个开端，后续还要通过提供优质的软性服务吸引各类要素在园区内聚集，经过苦心经营和精心运营才能真正推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部分国家政府急功近利的短视做法，与中国经营园区理念的差别，也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建设海外工业园区带来一定困扰和合作障碍。（四）关注东道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经济体制是影响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外不同州之间的法律、经济体制差异很大，如果政府缺乏全面综合性的配套改革，就可能面临单凭个人无法撼动整体体制改革，从而影响外资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以海外某中资皮制品生产企业为例，该企业负责人谈到所在国有关皮革制品出口的限制问题时表示，该国法律规定只允许皮革产品以最终产品形式出口，不允许皮革中间产品出口。当中资企业与当地政府部门交涉时，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以皮革中间品出口在情理上说得通，但是在法律法规还未废除前仍需要书面提出申请层层审批，以后每次遇到此类情况都要办理复杂的流程和手续，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极大的不便利，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根源就在于该国缺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顶层设计，缺乏配套的综合性改革，造成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障碍和掣肘，导致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增加了制度性成本。（五）关注东道国的特殊管制政策。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外汇稀缺，很多发展中国家汇率极不稳定，所以会实行汇率管制政策，中资企业需要十分关注东道国的汇率管制政策。譬如非洲某发展中国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不允许外资企业将外汇转入母国，导致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收益无法汇回国内，只能用于继续投资或购买东道国本土商品，资金只能在东道国的商业活动内循环，导致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发展意愿下降。不仅如此，还存在由于外汇稀缺导致中资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外汇用于购买企业生产经营所需产品的现象。如在非洲某国运营当地城市轨道的中资公司，近些年只获得了为数较少的几百万美元外汇配额用于购买日常零部件，与城轨运营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况且投资所在国缺乏配套零部件生产基地，给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造成了极大影响。（六）关注东道国生产经营风险。近些年，由于中国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而东南亚、非洲等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这也是当前中国很多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尽管东道国的劳动力廉价，但是与国内成熟的产业工人相比，当地的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并且存在着法律体系与劳动力素质“倒挂”的问题，即劳动力法律制度参照西方发达国家标准，政府法律法规及工会保护劳动者，然而，企业一方面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培训劳动力，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员工经常性地罢工、工作报酬超过其劳动贡献的不合理诉求，导致中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困难、经营管理成本不断攀升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中资生产经营和海外投资信心。

三、中国企业规避对外直接投资经济风险的策略选择

中国政府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者，是总体框架和机制设计的主导者，企业作为“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微观主体，是实际的参与者和践行者，在推进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应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同时，鼓励民间各类组织积极参与其中，构建“一带一路”建设命运共同体。本着“效益优先、风险可控”的原则，审慎推进，稳扎稳打，不急功近利，不追求一蹴而就，尽可能规避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各类经济风险。（一）政府间构建双边投资协定，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制度性保障。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一种保障国家间商贸往来和企业投资经营活动的制度设计，有利于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可以有效地降低政治、经济风险对OFDI的不利冲击，提高企业抵御对外投资经济风险能力。中国需要积极推进与主要投资国的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更新或延长，争取使BIT中相关待遇能涵盖国有企业的合法投资经营，有序稳妥促进国有、民营、私人资本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具体操作层面，还可以探索建立国家间专属经济合作区。设计一套适合两国国情，不受海外国政权、党派更替影响的经济领域的合作框架。可借鉴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由两国政府高层商定签署协议，在一个稳定的政策体系和经营框架范围内，持续引进合适的项目，长期稳定地合作，分享收益、共担风险，打造中外合作产业园典范，为“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塑造名片。（二）建立东道国投资经济风险预警与评估机制。建立政府引导、智库主导、企业参与的国家经济风险评估系统以及风险预警机制，覆盖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经济风险的预测、监控与评估体系，重点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风险，以及发达国家的金融风险。鼓励官方和民间智库共同加强研究，构建经济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国别主权信用风险、宏观经济风险等类别及时专题信息，提高信息针对性和时效性，让企业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东道国的经济风险信息。同时，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也要进行充分的经济风险评估。一是要充分评估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配套、经济政策等情况，二是应及早与海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沟通联系，了解海外实际情况，掌握充分信息，在信息充分对称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三）成立海外企业经济联合会，分享海外中资企业经济信息。海外的中资企业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信息互通有无，形成抵御对外直接投资经济风险的合力。通过政府统筹安排在海外某国成立中资企业海外联合会，制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方面，向国内集中反馈信息，便于政府及时掌握“一带一路”的相关情况，以便获得国内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在海外国遭遇不合理的境遇时，可以通过企业联合会的名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谈判，维护自身的权益；最后，还可以发挥海外联合会作为企业沟通交流的平台作用，架构起海外企业分享经营管理经验的桥梁，共同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四）提高技术标准输出优质产能，化解海外市场风险。在“一带一路”产能输出过程中，无论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工业制造加工，打造标准化的技术流程，形成行业的技术标准是最重要的。即使是在欠发达的非洲，中国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方面是要定下技术标准，输出高技术产能。（五）根植本土文化，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从企业微观层面而言，内部的管理制度、文化建设和员工培训管理等方面也是决定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由于人的观念与理念是根深蒂固的，根植于当地的文化风俗、宗教、法律法规，适用于中国的管理和激励制度有可能水土不服。因此，企业管理者要十分熟悉海外国的文化、宗教、法律法规等情况。加强沟通和企业文化建设，设计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构建恰当的激励机制，化解劳资双方矛盾，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

作者:汪彬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