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

摘要:一些西方学者依据他们对马克思自然观念、“控制自然”概念以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关系的理解,把马克思看做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实际上,马克思的自然观念无论在生存论意义还是实践论意义上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他所说的“控制自然”是对自然有意识、有计划地合理调节和管理;他与启蒙主义是辩证的二重关系。因此,马克思不仅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且他还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饱受误解和非议。一些西方学者往往依据他们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念、“控制自然”概念以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关系的理解,把马克思看做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泰德•本顿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的极限”的论文中就指出,马克思劳动过程中对我们不能操纵的自然条件只是轻描淡写,而对人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的力量则过分强调,结果他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一样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歪曲。笔者认为,马克思不仅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且他还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马克思的自然观念

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包括外部的自然界和人自身内在的自然,具有生存论和实践论两重意义。但无论是在生存论意义还是在实践论意义上,马克思的自然观念都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意蕴。

(一)从生存论的意义来看,马克思认为,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先在性”

(1)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表达的重要思想。他指出,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①,他“本来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人类看做自然界的产物,看成自然界的一部分,显然,人就被放在了自然里面,就不可能被赋予宇宙中心的地位。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还深刻地体现在此后他对于人类进化问题的认识之中。1860年,马克思开始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作为其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史基础。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人类起源于较低等的物种,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进化而来,并且还处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这一思想显然降低了人类在自然层级中的地位,揭示了人类与地球在整个物质进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正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马克思基于自然科学的基础进一步明确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把人类及其意识看做是物质发展的产物。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人类看做是动物界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拒绝那种把人类看做宇宙中心的目的论观点。这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反映了马克思对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对。

(2)自然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对人类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人类提供必需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是人精神生活的来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可见,马克思不仅把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而且是以自然为前提的自然存在。其唯物主义思想与生态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贯穿其理论的始终,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以及《哥达纲领批判》都始终坚持“外在自然的优先地位”和“先于人的存在的自然界”的思想。

(二)从实践论意义来看,马克思的自然观念与生态学也是内在一致的

(1)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马克思不是单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而是从实践出发来理解“自然”的。其自然观的实质就是从实践的角度不断揭示自然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看不到实践的作用正是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批评了费尔巴哈的错误观点。他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这样,“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③可见,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使自然“人化”和自身“自然化”,这是以劳动为中介的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通过劳动,人使自然界消除了原始直接性、对人的疏远性和异己性,成为对人有用的“现实的自然界”;另一方面,人通过劳动,使自身“特殊的感性的本质力量”得到“客观的实现,”以适应“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造是相统一的。这就是说,自然界的存在固然要受到人的实践活动的中介,但是,实践活动的中介并不能取代或取消自然界对人的价值和地位。

(2)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马克思非常强调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相互制约和统一,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④这里,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密切相联和相互制约恰恰体现了自然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3)改造自然与遵循自然规律的统一。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多次论及人的活动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1866年,他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借用比特雷莫在《人类和其它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中的一句话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⑤恩格斯的著名的“自然报复论”就是对他这一思想更为完整的表达。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⑥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报复”,就是指人类的行为违背自然界发展规律而遭到的必然惩罚。

二、马克思“控制自然”的含义

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把马克思解读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往往以他使用了“对自然的统治”、“人对自然的支配”、“自然力的征服”等字眼为依据。《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经常被他们指责为反映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所谓“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代表著作。詹姆斯•奥康纳就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处曾多次使用对自然的支配这一用语为据,认为马克思同其他近代的哲学家一样,也主张主客二分的自然观。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曾出现过上述对自然统治的字眼。但是不是可以由此就得出马克思是主张对自然进行野蛮控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呢?这需要我们具体分析马克思语境中“控制自然”的含义。对此,帕森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在《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一书中,帕森斯从概念分析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控制自然”中的“控制”具有多重含义,即高超的技艺或丰富的知识;卓越的智力或一定程度的实践能力;几乎完全的或者说是完全的决断或统治,就像主奴关系一样。马克思“控制自然”的概念,不是第三种意义上的一种主仆关系,而是人类在追求合理需要的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的一种技巧和才智。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前两种含义来谈人对自然的控制的。而第三种意义上的“控制”,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态度,这正是他所坚决反对的。因而,帕森斯提出,对于控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继续表明他们的生态立场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反题:通过关心而不是贪婪来管理人和自然,慷慨而不是占有,对自然和社会有计划的管理。

帕森斯对马克思“控制自然”的理解是正确的。确然,马克思主张对自然的“控制”,但这里的控制决不是主奴关系般的统治关系。马克思所说的“控制自然”,指的是在利用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合理调节和管理。并且,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对生产进行有意识地控制,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他曾指出:农业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在《资本论》中,他不仅指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是一种共同的控制,而且还提出了这种控制的制度保证,“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⑦这就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这种合理地调节才能实现。因此,虽然在马克思那里有控制自然的词汇出现,但我们决不能就此认为他是主张对自然进行野蛮征服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者。恰恰相反,在马克思“控制自然”概念中反而包含着深刻的生态关怀。

三、马克思与启蒙主义的关系

启蒙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主要象征。启蒙主义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以人性战胜中世纪的神性,以科学理性战胜蒙昧。然而,它虽然破除了中世纪的宗教神话,却制造了对人的主体性的迷信。在启蒙主义下,自然被看做是为了人的利益可以任意加以剥削的他者,它的存在方式、本质和特性都以人的需要为前提。科学与人欲的合流把整体的自然肢解为作为人类可利用的资源和能源的碎片,并被加工成为满足人的欲求的物品。因而,内存于启蒙主义的是单一主体与客体对立的范式。在这一范式中,抽象的人或单一主体被看做是一切活动价值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里内含着这样一个目标,即本来源于自然的人要不断地超越自然的界限,驾驭和控制自然,成为自然的主宰和尺度。因此,启蒙主义往往被看做是人类沙文主义的思想根源。

由于对宗教的批判、对社会生产的理性规划、对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追求以及对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等,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大量与现代性的主导价值完全契合的观念,从而把马克思看做是培根和笛卡尔等启蒙思想家的信奉者,即所谓的“启蒙运动之子”,并由此推定他主张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瑞尼尔•格伦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是一个培根和笛卡尔等启蒙思想家的信奉者,他显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而且也没想给人探索自然设置什么障碍。

确实,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的理念深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中有深刻的启蒙主义烙印,如赞扬理性、自由、解放,肯定科学技术的重大社会进步意义,对现代社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激情与希望等。然而,这仅仅是马克思与启蒙主义关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虽然继承了现代社会思潮所揭示的关于人及社会的理想,但他从来没有无限制地为现代社会唱赞歌,他一生从事的工作就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中也存在着对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评,而非追求一种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中心主义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不是简单地主张进化论式的历史进步论。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包括物质上的富裕和心智上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⑨。它既是一种进步,又是一种退步;既有光辉的一面,又有阴暗的一面。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分裂正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的。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既是促进现代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同时又是阻碍现代文明健康发展的消极力量。正是这样一种矛盾性,使马克思对启蒙主义呈现出辩证的二重态度:既肯定又否定,既赞扬又批判。他的思想既是现代的,同时也是反现代的。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视作“启蒙运动之子”。

由此,马克思决不可能是一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其思想与生态学存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马克思也绝不可能是一位生态中心主义者。他从能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反对脱离人的实践空谈自然的界限,相信人的能动性和科学技术能够不断克服自然的界限;反对自然“内在价值”,主张“‘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⑩。而自然有限论和自然内在价值论恰恰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思想。可见,马克思是不赞成生态中心主义的。从他青年时期的博士论文到后来对费尔巴哈、对18世纪的自然主义尤其是对“卢梭式”浪漫自然主义的反对,以及对一切所谓浪漫式的自然崇拜的批判也都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虽然表面对立,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偏执一端,从人与自然的对立来看待二者的关系,都属于机械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而马克思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其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对立的统一体,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决定了他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对立的超越。他既不主张以人为中心,也不主张以自然为中心,而是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未来的共产主义在他那里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的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不仅为当前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和方向,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4、56—57、89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页。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3—384页。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⑧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