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文学政治文化传统

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到北宋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文学就积极发挥教化人心、讽刺政治、反映疾苦、维护封建统治等方面的功能，文学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思想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士人是整个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个阶层。学者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说“：2000多年来，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至今仍然如此。”[1]后来，他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这个阶层，挟其取法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规矩，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2]到了20世纪，作为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变革中大显身手，为民族的新生与现代化的实现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他们的命运更为坎坷悲壮，他们的心路历程更能反映20世纪中国历史的艰难发展。到了20世纪，中国大地更是政治风云变幻不定，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接连发生，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斗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艰难地发展着，文学与时代主题的结合更加紧密，时代性与阶级性过多地掩盖了文学创作的自主性与审美性。作家柯灵曾这样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3]这段话就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严重制约和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既由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所决定，也由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所影响；再加上作家们对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共同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图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学面临着艰难的现代转型，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观是关系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出于救国新民的需要，梁启超先后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把文学的政治与社会功用过分夸大，强调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典、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4]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注重社会改造与国民启蒙，改造国民性就成为时代的主题。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社会问题小说的兴起就是对这一文学主张的呼应。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革命形势的逐步高涨，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反对“文艺至上”、“文学本身便是目的”等一些错误主张，提倡文学与革命、文学与阶级的紧密结合。恽代英说：“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6]这些革命的文学创作主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得到一部分作家的响应，预示了文学创作主流的转变。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集体转向”，表明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突变，这是时展与作家们互动选择的结果。作为创造社主将的郭沫若，他的思想转变最具有典型性，从早期的“为艺术而艺术”到后来的“革命文学”的积极提倡，就表明作家对时代大潮的积极回应。他强调革命的文学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写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革命文学一时成为时代大观，蒋光慈等革命作家的“革命+恋爱”作品的畅销，足以反映出革命文学的受欢迎程度；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还主动挑起与各方的论争，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其标志，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已经大大加强，文学已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学者尼姆•威尔斯曾指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紧跟着政治上革命运动的变化”，“随着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政变”，“文艺运动的富有生命力的主体急遽地向左转了，它痛切地表现出对中产阶级的软弱及反动所感到的失望，对下层酝酿的大众革命表示了信念。从1928年到现在，左翼革命文学一直是主流”。[8]20世纪30年代以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变得空前尖锐，文学不再成为个人的摆设，文学自身的艺术性与审美性退让给时代性与阶级性，追求社会的战斗激情与壮阔，表现一种厚实的力的美成为时代的审美风尚。随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救亡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各个不同阶级的作家纷纷联合起来，突出强调文学作品的宣传性与鼓动性，文学艺术离自身越来越远了。每个作家对抗日救国这一时代主题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成为文化抗日的主力军。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突出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原则，使文学创作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与工具，使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更多是对时事政策的图解，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就是这种政治历史语境中的产物。针对《讲话》中所确立的以政治为本位的文艺价值观，有学者这样评价：“这一文艺价值观无疑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和中国作家一贯的社会需求，使社会使命感本来就极强的作家们把文艺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以此开始了政治家对文艺工作和作家思想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使文学开始过分政治化，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文艺运动和论争都由政治家发动、介入，并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和行政手段进行和解决。”[9]这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不断被夸大，基本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和审美风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学体制的政治化与文艺工作者的组织化，文学创作被纳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越来越重视作家的自我改造与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化。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历次思想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及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批判的手段与程度逐步升级，远远超出了文艺思想战线范围内的论争与批判，最后的处理往往借用于行政手段，使文学创作纳入到更加严格的政治监管与指导中来，越来越脱离社会生活实践，文学创作的教条化与政治化更加严重。到了时期，这种文学创作模式得到了总爆发，标志就是八个样板戏，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被夸大到无限，文艺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一点生机与活力。结束之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放松，很多学者要求打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附庸论”和“工具论”，让文学回归到一种更加自由的状态，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才能更好地反映时代，为人民服务。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历史表明：由于20世纪中国的社会状况，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一直是时代的主要矛盾，民族救亡与国家富强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与奋斗目标，文学创作很少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被关注，往往成为时代的图解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学者李泽厚曾提出过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救亡的主题已经压倒启蒙，并一直占据时代的主流，这是促使文学越来越政治化的历史因素。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文学不能成为独立的审美艺术，它必须要紧紧依附于政治，使20世纪呈现出不利于文学发展的态势。学者朱晓进认为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革命伴随着思想、政治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它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难以完全剥离。五四时期曾提出的反载道的文学口号尚未能落到实处，而在‘为人生’旗号下，政治化趋向已初露端倪，并很快便被早期的革命文学口号所代替。大革命后，文学的政治化终成主潮。此后的文学发展，虽随政治形势变化而呈现不同态势，但却始终未能避开政治化‘浪潮’的裹挟。”[10]这就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联系，不仅表现在作品取材和创作目的的政治化特征，而且还体现在作家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心理的变化，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

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不尽相同，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也是不同的。根据政治文化学理论，将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三种类型，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文学与政治呈现不同的结合，表现出作家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与审美追求。[10]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同一政治体系下的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的政治文化。”[11]在非整合模式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中，作家的创作体现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文学群体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宗派性或党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作家的政治文化思维与政治心理的不同，在其创作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审美追求。在这一政治文化模式中，官方政权对文学的压榨与控制是最为严厉的，20世纪的20、30年代的文学就属于这种模式。所谓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及其操作领域里，既存有一定的协调机制，又产生着无数纠纷对立，既保持着一定的融洽和谐气氛，又显现着激烈的冲突碰撞，由此导致社会稳定与社会动荡交替出现的政治文化。”[11]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中，文学只能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出现，为统治阶级服务，作家身份、文学群体、出版机构等都纳入官方的体制之中，使文学创作呈现明显的同一性与单一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大多属于此类。所谓整合模式，是指“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他们在共同享有主流文化的同时有权保留各自的非主流文化，即在分散基础上自觉集中的共识型政治文化。”[11]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中，文学与政治不再是对立的关系，作家们有更加自由的创作权利，也不再唯主流意识形态是从，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就属于此类政治文化模式中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缘方式。通过对以上三种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析，由于每一种模式中社会矛盾、阶级力量、社会需要等不同，对作家们的创作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导致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出现不同的文学政治景观图。“在20世纪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在这种时期，各种文学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或协调或不协调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12]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政治文化心理、政治文化审美等等。作家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就会体现不同的政治诉求，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心理特征，使其创作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化趋向，并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特殊的审美风尚。革命文学时期的蒋光慈创作了很多“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如《鸭绿江上》、《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些小说具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深受当时的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很多青年从作品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决心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些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革命+恋爱”小说的出现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革命形势逐渐走向高涨，文学直接充当了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些作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宣传作用，但不久就受到党内的批判与清算，把当时党的政治斗争理解过于简单化与概念化，缺乏现实的深度，文学创作往往流于口号与形式，使这类作品缺乏长久的艺术魅力，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通病，也是政治对文学的戕害。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学创作界进行“围剿”与严格的管制，文学创作呈现出凋敝的态势，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人，掀起了一个历史剧创作的高峰期，通过历史剧的创作与演出，达到了教育群众与讽刺敌人的目的。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连续上演十几天，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恐慌，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政策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这种历史剧创作的兴盛，就是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产物，反映了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斗争。抗战时期诗歌体裁的兴盛，从初期注重宣传的朗诵诗到中期以后追求史诗意蕴的叙事诗，都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合谋”。“40年代文学体裁的兴衰起落，与这时期战争政治局势的嬗变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即使在同一文学体裁内部，在文学形式上的特征变异，也完全是应和着政治文化的需要而发展的。”[10]这就指出20世纪40年代文学在体裁形式方面受到政治的影响，其实还包括作家的政治心理、作品的题材选择、读者的阅读口味和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全过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化，使文学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文学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这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时代要求与文学载道传统的双重影响。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首先，文学的政治化不断强调文学是革命的工具，要求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造成一定程度上轻视文学自身的特性，过于强调宣传性与政治性，出现一些标语口号式的文学作品，如“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创作模式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次，文学的政治化不断强化阶级意识、民族意识、集体意识，极力消除人的个体意识，使自我融入社会、集体之中，造成了长期对自我与个性的压制，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也不能深入个人心灵世界，文学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得不到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与表现手法长期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独尊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使20世纪中国文学缺乏应有的深度与丰富性。最后，文学生产的官方化与制度化，使文学艺术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的《讲话》发表之后，规定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与服务对象，使文学生产成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更使文学艺术受到严重的摧残，使许多现代文学大家进入当代之后就默默无闻，没有创作出优秀作品，这是一个值得特别反思的现象。政治对文学造成的破坏，在20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历史的推动，还是双方的自愿结合，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新文学演进日趋政治化的走向，无论其自身还是评价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潜在的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作家革命意识增强后的自觉追求，也有政治家出于夺取革命胜利的目的要求，当然更有一些抛弃良知者假借政党领袖意志的推波助澜。”[9]这就使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成为必然。所以说，政治化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作家们的人生观念、创作态度、题材选择、审美追求无一不沾有政治影响因子，构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氛围，共同建构与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梳理与反思后，文学与政治的结缘还得通过具体作家的创作才能得以体现，政治如何影响到作家的具体创作、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丧失等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要通过政治文化这一独特视角，透视现代作家的复杂创作心态与人生追求的艰难历程，以及时代思潮的变化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等复杂问题，才能对现代作家的是与非、得与失进行历史的、辨证的分析与把握，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