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范文10篇

20世纪范文篇1

然而，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百年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争论和分歧，缺乏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它们之间分歧的线索，分析它们争论的理论焦点和主要根源，并基于此探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话与互动的可能性，以寻求世界社会主义在新世纪走出低谷、蓬勃发展的前景。

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分歧和发展格局

自20世纪始，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西方，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纪初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除了两次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之外，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其影响已日渐式微。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已成为非主流政党。但是，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思考，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中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一个狭义的学派，而不是指西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下文同。--作者注。）的崛起。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盛行一时、并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达到巅峰之后，现已风光不再。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新社会运动”相关的、在“后现代主义”旗下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思想界有一席之地。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这些变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概言之，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基本没有出现导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20世纪已不再具有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主流和中心的地位。

在东方，列宁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纪初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使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五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越战中社会主义越南的胜利挟民族解放运动的雄威，使马克思主义风行天下。尽管80年代末苏东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遭受重创，但是经历20年改革的中国重现活力与生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主流发展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很少谐振在同一个频律上。相反，二者之间产生过多次重大的理论和政治分歧。

第一次较大的分歧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此前，第二国际在一战中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裂为东西方两条线索。而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观点明显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批评。卢森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批评列宁所主张的党的集中制，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她反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禁绝反对派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将造成公共生活的沉寂，集中制会造成“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会导致官僚化倾向，“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

卢森堡是列宁的战友，是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她不仅坚决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坚决反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她高度支持十月革命，也与列宁同样对资产阶级民主持否定态度。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批评显得分外有价值。事实上，列宁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在经历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最初斗争之后，列宁在其晚年竭力与他深恶痛绝的官僚化和特权现象进行斗争，试图扩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但是终未战胜已经体制化的官僚主义倾向。尽管列宁在政治上、策略上并不支持卢森堡的观点，但是，他们二人的基本思路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的忧虑已为20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所证实。

第二次较大的分歧体现为20年代西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什等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其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不同，葛兰西等人是直接参与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西方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不同认识上。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类型学，匈牙利革命需要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葛兰西持与卢卡奇相同的立场，强调在法西斯统治下民主诉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推翻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了西方革命的正确道路。但是他们重视民主、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应走区别于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主张是有意义的。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暴力革命在西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基本不存在现实可能性。葛兰西等人当年提出的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在世纪末越来越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

30年代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现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它的成熟形态，其特点是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实现了非政治化的纯学术转向。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了一条相反的学术道路，即它不是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而是不断转回到哲学。这一学术转向突出地暴露了它们在经济政治领域无所作为的弱点。在战后几十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登堂入室，进入大学讲坛，成为一种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激烈攻击资本主义，同时也批判东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这一线索应视为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三次重大分裂。

1968年苏军侵捷和震撼西方的“1968年革命”两大事件再一次加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分歧的鸿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效应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到达其巅峰。它影响了西方战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其余波一直延续到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但是，由于70年代以后当代西方进入了后现代化、全球化的新阶段，曾在五六十年代走红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潮开始从其发展顶峰滑落，让位于后现代形态的、多元化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等等。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如苏南分歧、中苏分歧等，使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更趋复杂化。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标志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四次重大分裂。

苏联解体是继西方“1968年革命”后的又一次当代世界历史性重大事件，它再度深化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1989年以来，苏联解体引发了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的大反思和大总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宣告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胜利。东方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否定“历史终结论”。尽管他们对苏联解体根源的认识不同，但是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价值，从主客观不同角度阐释和分析20世纪社会主义的这一重大挫折。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几乎众口一辞地声称，苏东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世界上实现过，苏联体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看法上，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持相同观点，即：体现了马克思反官僚主义的民主理想；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左翼的这些流行看法，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深刻误解。

上述分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东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格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格局是：“西方不亮东方亮”。资本主义总危机在20世纪始终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发生，也不是沿着“西方革命--东方革命--世界革命”的道路前进，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了成功。东方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胜利标志着它的世界性发展，标志着它在20世纪已成为全球性的革命思潮，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圣经。尽管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由于苏联的解体而蒙上一层阴影，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容抹煞的。

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歧的理论焦点和主要原因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始料未及，同时也在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引发了持续百年的争论。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争论的老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西方为什么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偏偏产生在东方落后国家？东方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世纪初桑巴特提出“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著名发问以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过共识。

综观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我们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争执集中在民主与市场两大理论焦点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遗产及其在20世纪的发展，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贯穿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批评，代表了处于西方工人运动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民主的深入思考；20年代欧洲革命期间卢卡奇等人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反思，主要是强调西方革命道路的民主特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学派，其共同的批判目标是人性异化的资本主义，和官僚化、非民主化的社会主义；70年代以后以解构“现代性”为已任的各种后现代类型的“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既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谴责计划经济体制下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尽管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派别林立，但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民主传统和人文理想，是其批判的共同理论背景。批判苏联现实社会主义体制非民主化和非市场化造成的弊端，是“新”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历史线索。同时，在战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背景下，东方社会主义各国陆续走上了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指向的改革之路。尤其是中国20多年来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是在国家和制度的层面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一次重大尝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然而，民主与市场两大主题既是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关注的中心，也是二者分歧的焦点。在东方，对市场和民主两大理论上曾经出现的认识扭曲和严重失误，使东方马克思主义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20世纪的制度社会主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终于认识到，市场和民主并不天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是自然历史过程演进中不能超越的阶段，社会主义必须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这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现成答案的创新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遇空前挑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的血腥教训和东方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压力下进行了数度重大调整，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在20世纪取得了超出19世纪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东方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流，并不适合西方当代实践发展特点的苏式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共产党必须遵循的教条。在实践发展和理论滞后的双重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逐渐失去了对大众的感召力，西方国家共产党逐渐走下坡路，在冲击之后的90年代失去了其西方主流政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并将左翼政治的空间大幅让给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在市场与民主高度发展的西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未能提供符合20世纪实践的答案。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20世纪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历史落差，面临不同的时代课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要提出适应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在市场与民主的高度发展阶段的理论。东方社会则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20世纪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历史前提先天不足，是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实践中屡屡受挫的重要根源。20世纪后半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改革道路，充分说明了东方社会主义在市场与民主问题上补课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龃龉的又一原因，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20世纪实践发展的关系。例如，东方马克思主义不搞马克思的教条，列宁根据20世纪的具体实践开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苏联在革命胜利后却将暴力革命方式惟一化、普遍化、教条化，强加于西方无产阶级，从而使西方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难以选择符合其具体实践的长期战略和发展道路。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固守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总是将社会主义战略建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行将发生的基础上，忽视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弹性和调整能力，给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损害。再者，东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视民主和市场为资本主义，也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形成了阻碍。又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长期对东方革命的胜利持怀疑态度，他们在世纪初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怀疑，明显是以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尺度剪裁和框范现实；在当前，他们基于西方人对民主与市场的共识，往往不能正确判断东方社会主义的成就。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判断，是建立在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破坏民主和法制的误读为反官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错在把封建主义的落日供奉为共产主义的朝阳。他们关于“苏东事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判断，用心良好，但实质上却是基于对原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教条化理解，即以纯而又纯的原版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全盘否定了20世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不仅是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否定，也事与愿违地导致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整体否定。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说明，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割裂，都会招致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充分尊重20世纪实践的发展，抵制教条主义。我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坚持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东移，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无视这一特点，否定东方革命和制度社会主义，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成就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否定。同理，低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努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形象和声誉的损毁。

在我们看来，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落差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走向和彼此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贡献是值得尊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和价值理想的执着信仰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缺陷即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需要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过于理想化、纯粹化的社会主义观念也需要深入检讨。

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共同历史任务

从总体上看，具有执政地位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和在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处于分裂状态。在世界走入21世纪全球化新时代之际，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的高度上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两股潮流的重新合流，期待二者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新的统一。

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最大悲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低潮的主要历史标识。它突出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困境和危机深度。因此，摆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第一项共同任务，就是以苏东事变的深刻教训为突破口，全面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成败得失。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多重复杂原因。在客观上，由于历史前提不足，东方社会主义出现了与封建主义传统相关的个人崇拜、集权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政治上的错误；对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均落后于实践，缺乏及时的调整和应变。在主观上，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后天失误，东方马克思主义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了一整套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路线和政策，后期一些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又在改革这些错误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重大政治失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遇重创，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世纪末陷入百年发展中的最低潮。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它的基本原则是永恒的，但是它其中一些具体理论本身具有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来得及看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作为19世纪中期诞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具体结论如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等，认识过于超前。这一理想化的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战略出现激进的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

其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遭遇挫折的另一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的当代强势，特别是世纪末全球化对它的进一步推动和加固。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使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7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冷战后的十年，资本主义藉信息产业革命和市场扩张的双重动力，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因此，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是摆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第二项共同任务。

马克思主义迎接全球化挑战的中心议程是：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意味什么？在我们看来，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当代全球化进程，是资本主义后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财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度集中，两极分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及全球，金融风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全球颠覆性，资本的力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然而，资本主义没有改变其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和剥削本质。今天，这一追逐正在全球更广泛的空间中展开。同理，充分伸张的全球资本主义也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铺演到全球各个角度，到处激起反抗和斗争。全球化的片面性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主要是发达国家受益的全球化，它没有给全球社会带来方向、指南、目的和希望。因此，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全球社会主义的重大机遇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在变革速度和反应能力上赶不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曾经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缺陷。在21世纪，超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逻辑，争取全球化走向社会主义方向，应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目标，也应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新世纪大联合的重要契机。

最后，也是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第三项共同任务，是当前必须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20多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当代新自由主义霸权横行世界，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向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态势，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威胁。由于新自由主义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它的胜利，那么，它就不仅自认为已经战胜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战胜了其他进步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不仅要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时调整和发展自身，还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有进步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思想上建立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这个问题上，核心是如何认识和评价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想，如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

20世纪范文篇2

关键词：刘开渠；20世纪20年代；艺术批评

一直以来，人们对刘开渠的关注集中在其雕塑艺术创作、雕塑艺术教育和推动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等几个方面。笔者在对刘开渠艺术生涯进行梳理时，发现大家都普遍忽视了他早期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他在艺术批评上的成就。在1922至1927年间，刘开渠撰写了二十余篇艺术批评的文章发表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几乎全面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艺术界尤其是绘画界几个重要命题的讨论，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是刘开渠本人艺术个性的呈现，同时也是当时时代风气的反映。

一、国画的前途：严守自然与自由法则

20世纪20年代，美术界最关注的一个命题就是国画的前途问题，东西方艺术与绘画思想的碰撞、交融使得当时的美术界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国画艺术将何去何从？一时间，艺术界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其中既有主张“国画改良论”的康有为，也有主张“国画革命”的吕澂与陈独秀。还有坚持“中国画是进步的”，要“重估文人画的价值”的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当时的刘开渠在北京艺专学习绘画。作为一名艺专的学生和五四青年，他也参与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他不满意用西画来改良国画的主张，也不同意“美术革命论”，而是站在了陈师曾“传统派”的阵营支持国画的独立性和传统的复兴。事实上，在那个一切都以西学为标杆破旧立新的时代里，陈师曾的“传统派”并不是主流，甚至是有些“反潮流”。刘开渠作为五期的青年能旗帜鲜明地支持国画的传统与复兴，一方面因为他在北京艺专曾受教于陈师曾，受陈师曾影响更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独立冷静的思考，这个思考甚至超越了绘画本身，上升到了美学与艺术学的层面。首先，他将国画衰退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为“不皈依自然”；二为“固守旧法”。他认为当时的画家们只知道模仿前人，不能潜身于自然，没有了自己的创造，也就自然导致了国画的衰退，要想实现国画的复兴与创新，就需要“皈依自然”“破除旧法”“自由创造”，可是如何才能做到破除旧法，自由创造呢？他提出了一个追问，那就是到底“什么是艺术？”

刘开渠参考了美学家邓以蛰的观点，“所谓艺术，是性灵的，非自然的；是人生所感得的一种绝对的境界。”艺术是来自于自然的“非自然”，是艺术家用自身情感的力量对“自然的印象”进行提炼、加工、改造以形成有着完好组织和独到形式的艺术形象。刘开渠后来又相继发表了《艺术的新运动》《石涛的画论》《徐枋的画》《翟大坤的作风》《傅山及其艺术》等文章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刘开渠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形成了独立的艺术见解。1927年，刘开渠将上述的艺术批评思想进行了整理，并发表了名为《画家的生命与作风》的文章刊登在4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在该文中，刘开渠再次阐述关于艺术家“生命与作风”的命题。“艺术之所以能感动人，是在作家赋予丰富的内容。这种活的有力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作家自己的生命。……作家要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地表现出来，那非有与自己生命一致的作风，是不能把它表现出来的。”[3]意思即为不同的生命力就需要有不同的作风来表现，别人的和古人的作风都没有办法充分表现自己的生命力，临摹与因袭只能走进死胡同。所以要想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在内要丰富自己的生命力，在外要注重形成与自己生命力一致的独到作风，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感人的艺术。

二、艺术价值的再界定：“非人生而又人生”

（一）关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两种观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艺术界还有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关于“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大争论。这场争论原本来自于西方。“为人生而艺术”主要以托尔斯泰为代表，“主张艺术应当为人生着想，所以用一定的理想做批评的标准”；“为艺术而艺术”主要以佩特为代表的“主张艺术的目的只在艺术的本身，所以用虚心受入的印象做批评的标准”。20世纪20年代，这两种艺术主张传入中国并引发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在文学界也有表现，文学界有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创造社是尊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尊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艺术到底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到底是“象牙之塔”还是“十字街头”？这一争论也引起了艺术界的强烈反响与共鸣。早在1923年俞寄凡为“艺术的艺术”辩护时就认为“不能说艺术与人生全无关系，……然亦不能因上述之理，而把艺术绝对的隶属于道德（善）之下。要是以为艺术是一种教化人们之具，所以有存在之价值，那是尚没有识得艺术的正鹄。……要晓得艺术确有独立的意义，独立的价值。”“为艺术而艺术”代表着“五四”时期的艺术家们追求个性解放，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倾向。但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还是使得更多艺术家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主张艺术应该走向“十字街头”，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从而影响民众、教育民众。1927年5月1日至6月1日，林风眠作为北京艺专的校长模仿法国沙龙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艺术大会，这次北京艺术大会以“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为宗旨，并在十字街头张贴标语口号：“打倒模仿的传统的艺术!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

（二）“非人生而又人生”的艺术

作为北京艺专的学生，刘开渠发表了《严沧浪的艺术论》一文来参与当时的这场论争。他既不同意托尔斯泰“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把艺术限制在各种条件之下，不让它独立发展，走它自己应走的路”，对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不同意当时所谓的“艺术的艺术”，他认为这使得国画陷于两种“迷途”，一是“紊乱奇特”，一是“贫弱”，“前一种是故意糊涂，务使其紊乱神秘，使人家不明白，而且自己也不明白。……后一种是贫弱，空无所有，使人一点不能受感动。”这对当时的国画发展也同样是不利的。那艺术到底该如何？刘开渠参考了严羽的《沧浪诗话》中“趣”与“理”的论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这个“理”在刘开渠看来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人生、宗教，也是中国传统的“礼”。这段话在他看来就是正确地解释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即“所谓真正的艺术，是非人生而又人生的。”所谓“非人生”是指艺术上的趣味与“理”无关，艺术不是对浮浅人生的照搬，艺术不能就人生而谈人生；所谓“而又人生的”是强调艺术的创造也不能离开“理”，离开人生，那样的艺术是贫弱的东西。但这“非人生而又人生的”的艺术到底如何实现呢？与前一个命题结合，刘开渠认为关键还在艺术家，在于艺术家生命力的熔铸，将那来自人生的事物经过艺术家的处理变成真正的艺术。事实上，刘开渠对严沧浪这段话的解读未必准确，他主要还是托古论今解决当时的问题。总而言之，刘开渠认为画家与艺术家需要了解他们的时代，但这现实的时代与人生却不能直接成为艺术，需要经过艺术家的个人情感与生命力的加工，才能产生艺术上的趣味。因此，艺术既不完全是“象牙之塔”也不完全是“十字街头”，“赤裸裸的‘十字街头’上的是人生不是艺术，净玩外面（技巧、题材……）空无内容的‘象牙之塔’里的东西也不是真的艺术。它们要似恋爱的一对男女，有形的，无形的都密密地合起来，彼此浸淫到成了一体，才能产生新的生命——健全、伟大的艺术。”

“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其本质是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中提倡的艺术无功利、艺术的独立性、艺术与生活的分离等内容；而“为人生而艺术”强调艺术的“他律性”，强调外在社会环境对艺术的影响，也强调艺术改变社会民众的思想以达到其社会功能。从当时徐悲鸿与徐志摩关于这个问题的“惑”与“不惑”之争到后来李毅士的加入，可见当时在中国艺术界“为人生而艺术”是占了上风的。从刘开渠后来个人的雕塑艺术创作和批评来看，很明显受到环境风气的影响也是“为人生而艺术”占了上风。他后来明确主张艺术应该为时代服务，为社会服务。比如他在1934-1935年间创作的雕塑作品《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就是“为替我们争生存而死的八十八师诸民族英雄而工作，为纪念他们万世不死的伟大精神而工作。”51在《雕塑与抗战》一文中，他强调“为加强抗战建国的宣传，我们希望能利用雕塑，作更有力地激发民众……”。他后来创作的大量优秀写实主义雕塑作品如《无名英雄纪念碑》、《农工之家》等也都是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然而当“为人生而艺术”走向极端，特别是当政治完全凌驾于艺术之上，使艺术因为失去了自身的“自律性”而使得内在活力消失殆尽时，他早期所强调的艺术是“人生而又非人生的”观点在“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意义便显现了。

三、艺术批评：敞开艺术的价值

（一）艺术批评家的责任

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说“要解释艺术家的作品是不可能的”“批评家与其他人相比，总是更少地被艺术感染。他们大都是文笔流畅的、有学识的、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感受艺术的能力变得有些歪曲，甚至已经衰退。”这番言论引发了当时国内艺术界对艺术批评和艺术批评家的偏见与抨击。这种偏见与抨击也引起了国内一些人的不满。吕澂直接批评托尔斯泰这是“外行的见解”。什么是批评家？吕澂认为“有鉴赏能力的民众是鉴赏者，有翻译能力的鉴赏者是批评家”。批评家对艺术家的作品是一种如实的说明，批评家的责任是站在“作家”和“民众”之间进行解释，让“民众”了解作家和作品，同时对后来的“作家”有启发作用[11]。吕澂不仅肯定了批评家的作用，而且给予了批评家很高的评价。关于艺术批评家的责任，刘开渠从当时裸体画的艺术批评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刘海粟在上海美专最早采用裸体模特教学，1924年5月，上海美专毕业生在南昌举办画展，遭到了江西督军的禁令。7月，陈晓江在山西办画展，展览中有裸体画，遭到了山西省通令查禁，刘开渠早年的美术老师王子云给他转去山西省警察厅的传知——“饬禁展览裸体画”，其中提到裸体画“败坏风俗，引诱青年”等。刘开渠看到传知后，很快给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载在《晨报副刊》上。在信中，刘开渠对裸体画进行了声援，对山西省警察厅的做法予以了批评。刘开渠在这封信中提到了艺术批评家的责任。他认为民众对裸体画不理解和不能认识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批评家没有尽到说明的责任，没有对裸体画做相关的说明与宣传，没有正确引导民众对人体美的认识。“说明人体美的文字，实在少的太可怜了。……所以嗣后我们不必怪一般人鄙视裸体画。我们只能说一般研究艺术的人没有尽他们说明的责任。……我们只要尽力的说明，宣传，不怕一般人不欢迎！到了某个时期，恐怕还要向艺术家去求呢！”因此，艺术批评家不仅要解释、分析艺术品，同时在新兴艺术兴起的时候，还应该做好相关的宣传与批评，给民众以正确的引导。

（二）艺术批评有助于敞开艺术的价值

针对当时流行的“艺术批评无用论”，刘开渠表示明确反对并肯定了艺术批评的用处，认为艺术批评能“指出作家对于自己未曾发现的错处”，但并不是什么艺术批评都有用。刘开渠对当时艺术批评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艺术批评方面的文章不是“漫骂与恭维”就是“单就外形的指责”，这都不能真正发挥艺术批评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刘开渠对艺术批评与艺术批评家本身提出了“批评”，他也是当时除吕澂之外为数不多的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的人之一。刘开渠首先对艺术批评家本身提出了要求，作为艺术批评家一定要有敏锐的鉴赏能力与审美眼光并给予大众以引导。虽然画家是“感觉敏锐，生命力强大的人”，是能够从神秘而隐蔽的自然中找到美并能够表现出来的人，但是画家的作品却不那么浅显易懂，一般人不能很好了解并感受到其中的美，这就需要艺术批评家对艺术作品进行解释、分析，再告诉一般人作品之所以伟大的原因。艺术批评家的责任就在于成为艺术家、艺术品与民众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既然如此，那艺术批评家也就并非人人都能当。如同休谟将艺术批评的责任放在少数优选者身上，刘开渠认为理想的批评家应具有比常人更强的对于伟大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并影响着大众。

什么样的艺术批评家才有敏锐的鉴赏能力与审美眼光并能正确引导大众呢？答案是具有美学与艺术学知识功底的人才可以做批评家。“艺术的批评，不是对于美学及艺术学没有研究的人，可以做得了的。朋友们！不欲做艺术上的批评则已。否则，请先对于美学及艺术学下—番研究的工夫，才能作出有价值的批评呢！”这样就对艺术批评家的艺术与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就像意大利著名现代艺术批评史家文杜里曾认为法国艺术界里艺术史、艺术批评、美学三者之间分立的现象是可笑的，并认为应该设法使三者统一：“像这样把三门学科加以区分的结果，所得到的不过是使得它们变得空洞无物。事实上，即使叙述政治的历史也不可能不按照一定的理论去选择和解析那些需要详加议论的事件，……假使批评家惟一依靠的是他自己的感受，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因为，如果抛弃了一切理论，他就无法确定自己的审美感受是否比一个普通路人的更有价值。”事实上，艺术批评的确需要消泯艺术作品、艺术史、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界限，需要从感性的描述上升到美学与艺术学意义上普遍有效的一般性解释与规范性评价，这样才能体现出艺术批评的价值。

（三）艺术批评有助于构建中国艺术话语体系

作为艺专学生，刘开渠在当时艺术界并不具备很强势的话语权，但他的艺术批评逻辑却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他抛开艺术上的“中西之争”，也避而不谈国画的“改良”“改革”或是“复兴”而去研究艺术的定义，这样就从社会和历史特定的语境里跳了出来，从艺术内部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学术逻辑是智慧的。事实上，正如傅雷所说，当时国画上的“中西方之争”以及“改良”和“改革”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艺术恐慌”。艺术上的“改良”“改革”都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时表现出的文化上的深度不自信。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在同样的历史环境中从研究历史开始最终落实于文化研究一样，他要从文化与文明的区分入手来建立国民的自信。西方人先进的技术、机械都属于文明范畴，而艺术却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文明本就是两回事，“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当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艺术观的基础上把艺术所有的叙事和形式解构掉，认为纯粹的材料与媒介才是艺术的本质并找到波洛克，认为抽象表现主义才是纯粹的艺术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一学术逻辑。事实上从艺术的本质入手更容易让我们去建立艺术自信与自己的批评体系。

四、结语

在1922至1927年间，刘开渠几乎全面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艺术界，尤其是绘画界几个重要命题的讨论，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是刘开渠本人艺术个性的呈现，同时也是当时时代风气的反映。人们对此忽视的原因一是由于刘开渠留法后转向雕塑艺术，他的关注点和发表的文章自然就转向雕塑艺术与雕塑教育方面，艺术批评的文章就很少了；二是因为刘开渠作为北京艺专的学生，发表艺术批评文章的影响力与当时舆论领袖康有为、吕澂、陈独秀等人相比是有限的。然而笔者认为，对刘开渠这一时期艺术批评方面成就的忽视是不合适的。他的见解对于当下艺术批评体系建设而言，其意义在于：第一，从研究艺术的本质入手更容易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艺术批评体系与艺术自信；第二，艺术是“人生而又非人生的”看法调和了“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两种观点，避免走上任何一个极端；第三，艺术批评家不仅要有敏锐的鉴赏能力与审美眼光，还必须具备美学和艺术学上的知识。艺术批评也需要从感性的描述上升到美学与艺术学意义上普遍有效的一般性解释与规范性评价，才能体现出艺术批评的价值。1922至1927年，作为“五四”青年的刘开渠有着时代赋予的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他不迷信任何当时的权威，他对陈师曾、王梦白、萧谦中、吴法鼎、林风眠、邓以蛰等艺专老师的艺术思想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并贯穿一生。他的艺术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他自己在雕塑艺术方面的发展而且通过艺术教育活动影响了此后的整个中国雕塑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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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开渠.画家的生命与作风[J].晨报副刊，1927，15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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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俞寄凡.艺术的真谛[J].艺术评论，1923，1（1）：1.

[7]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林风眠等发起北京艺术大会[J].艺术界周刊，1927（16）：8-11.

20世纪范文篇3

斯特拉文斯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是新古典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因为其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对西方以后出现的各种流派都有着不小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的目标是力图将古典主义或古典主义早期的音乐和20世纪新的创作技法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风格体系。它要求艺术整体的各个方面的均衡、完美、稳定；在情感表现方面，它追求适度、有控制的、理智的、普通的感情，而不是强调个人的、主观的、象浪漫主义那种过浓的感情；在形式和结构方面，复兴浪漫主义以前的曲式；提倡复调音乐，用线条织体代替和弦织体；提倡“纯音乐”，尽量使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音乐本身，而不是借助音乐以外的手段。这些是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大致特点，也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的音乐特征概貌。

《春之祭》是斯特拉文斯基俄罗斯时期的成熟代表作，其余的两部代表作为《火鸟》和《彼得鲁什卡》。如果说《火鸟》和《彼得鲁什卡》让人们知道了谁是斯特拉文斯基，那么《春之祭》就是让斯特拉文斯基成为一流作曲家的直接驱动力。1913年的首演后，出现了音乐史上罕见的骚乱，一派是攻击斯特拉文斯基的，因为《春之祭》刺耳的音响、不谐和的和弦、粗暴的节奏等等，是对传统音乐的颠覆。而另一派是赞扬斯特拉文斯基的，为他奇特的、新颖的创作手法所吸引，这些都说明了这部作品在上演之初的巨大争议性。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时，会发现它终于闪烁出自己的光芒，成了20世纪音乐的典范。

这部作品共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大地的仪式。第二部分，祭献。两个部分衔接的很紧，更加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品的主要主题首先在一个由立陶宛民歌改编的旋律上出现，神秘而孤独。随后，其他乐器做对答，表现了北国大自然的广袤无垠。在对答静静的结束后，斯特拉文斯基的特点立刻体现出来了。

这个节奏具有古老民族舞蹈的特色，重音的位置频繁的变换，完全打破了浪漫主义时期节奏的运用，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这个富有动力节奏的乐段后是一个固定的音型，材料节俭，固定反复，表达了一种原始的冲动。

这个节奏贯穿在全曲中的不同乐器组，形成了一种暗含的力量。

在乐曲的第二部分祖宗的仪典中，也是全曲的最高潮部分，作者的音乐语言更加的大胆而富于表现力。

这个乐段的和声和旋律的运动出现了大量的半音阶，和声的倾向性不稳定，导致了听者的一种心理上的不安和忧郁。《春之祭》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节奏

节奏是斯特拉文斯基创造性最多，因而也是他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精心设计节奏，包括对休止符的运用。他的节奏突破快乐小节线的限制，突破了强弱拍得限制，节奏多样而复杂。在他的作品中节奏成了标志性的创作，运用的灵活程度大大超过了浪漫主义时期，真正达到了“我行我素”的风格。

2．和声

在《春之祭》这部作品中，没有浪漫主义时期的声乐化的旋律，有的只是旋律在主题动机上的片段，这些片段分布在节奏中，令人难以看出。和弦运用的大多数是复和弦，经常不解决的转调。最重要的是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多调式的运用，为后来的作曲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配器

摆脱了浪漫主义时期的以弦乐为主的观念，打击乐器被置于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管乐器的运用也超出了前人的想象，并利用这些乐器的极限音，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在他的作品中，弦乐器不再像浪漫主义时期那样被广泛的运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到是在西方传统上一直不受重视的器乐成了斯特拉文斯基表现自己的“武器”，这更加说明了他是形式主义的代表之一，抽象的乐音被有组织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作曲家自己的独白，旁人难于理解。

4．内容

没有明确的事物和剧情条件，用音乐所描述的似乎都是抽象、深奥的理念。音乐不和其他的艺术相联系，注重自身的形式。这是20世纪音乐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音乐不再讲述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而是一些事情片断的集合体。音乐受20世纪其他艺术的影响更加趋向于描绘艰涩、稀奇、颓废的事情。音乐本身关注自身的发展，很少和社会联系在一起。

20世纪范文篇4

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到北宋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文学就积极发挥教化人心、讽刺政治、反映疾苦、维护封建统治等方面的功能，文学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思想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士人是整个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个阶层。学者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说“：2000多年来，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至今仍然如此。”[1]后来，他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这个阶层，挟其取法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规矩，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2]到了20世纪，作为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变革中大显身手，为民族的新生与现代化的实现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他们的命运更为坎坷悲壮，他们的心路历程更能反映20世纪中国历史的艰难发展。到了20世纪，中国大地更是政治风云变幻不定，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接连发生，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斗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艰难地发展着，文学与时代主题的结合更加紧密，时代性与阶级性过多地掩盖了文学创作的自主性与审美性。作家柯灵曾这样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3]这段话就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严重制约和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既由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所决定，也由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所影响；再加上作家们对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共同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图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学面临着艰难的现代转型，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观是关系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出于救国新民的需要，梁启超先后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把文学的政治与社会功用过分夸大，强调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典、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4]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注重社会改造与国民启蒙，改造国民性就成为时代的主题。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社会问题小说的兴起就是对这一文学主张的呼应。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革命形势的逐步高涨，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反对“文艺至上”、“文学本身便是目的”等一些错误主张，提倡文学与革命、文学与阶级的紧密结合。恽代英说：“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6]这些革命的文学创作主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得到一部分作家的响应，预示了文学创作主流的转变。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集体转向”，表明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突变，这是时展与作家们互动选择的结果。作为创造社主将的郭沫若，他的思想转变最具有典型性，从早期的“为艺术而艺术”到后来的“革命文学”的积极提倡，就表明作家对时代大潮的积极回应。他强调革命的文学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写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革命文学一时成为时代大观，蒋光慈等革命作家的“革命+恋爱”作品的畅销，足以反映出革命文学的受欢迎程度；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还主动挑起与各方的论争，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其标志，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已经大大加强，文学已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学者尼姆•威尔斯曾指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紧跟着政治上革命运动的变化”，“随着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政变”，“文艺运动的富有生命力的主体急遽地向左转了，它痛切地表现出对中产阶级的软弱及反动所感到的失望，对下层酝酿的大众革命表示了信念。从1928年到现在，左翼革命文学一直是主流”。[8]20世纪30年代以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变得空前尖锐，文学不再成为个人的摆设，文学自身的艺术性与审美性退让给时代性与阶级性，追求社会的战斗激情与壮阔，表现一种厚实的力的美成为时代的审美风尚。随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救亡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各个不同阶级的作家纷纷联合起来，突出强调文学作品的宣传性与鼓动性，文学艺术离自身越来越远了。每个作家对抗日救国这一时代主题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成为文化抗日的主力军。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突出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原则，使文学创作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与工具，使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更多是对时事政策的图解，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就是这种政治历史语境中的产物。针对《讲话》中所确立的以政治为本位的文艺价值观，有学者这样评价：“这一文艺价值观无疑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和中国作家一贯的社会需求，使社会使命感本来就极强的作家们把文艺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以此开始了政治家对文艺工作和作家思想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使文学开始过分政治化，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文艺运动和论争都由政治家发动、介入，并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和行政手段进行和解决。”[9]这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不断被夸大，基本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和审美风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学体制的政治化与文艺工作者的组织化，文学创作被纳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越来越重视作家的自我改造与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化。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历次思想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及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批判的手段与程度逐步升级，远远超出了文艺思想战线范围内的论争与批判，最后的处理往往借用于行政手段，使文学创作纳入到更加严格的政治监管与指导中来，越来越脱离社会生活实践，文学创作的教条化与政治化更加严重。到了时期，这种文学创作模式得到了总爆发，标志就是八个样板戏，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被夸大到无限，文艺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一点生机与活力。结束之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放松，很多学者要求打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附庸论”和“工具论”，让文学回归到一种更加自由的状态，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才能更好地反映时代，为人民服务。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历史表明：由于20世纪中国的社会状况，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一直是时代的主要矛盾，民族救亡与国家富强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与奋斗目标，文学创作很少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被关注，往往成为时代的图解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学者李泽厚曾提出过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救亡的主题已经压倒启蒙，并一直占据时代的主流，这是促使文学越来越政治化的历史因素。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文学不能成为独立的审美艺术，它必须要紧紧依附于政治，使20世纪呈现出不利于文学发展的态势。学者朱晓进认为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革命伴随着思想、政治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它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难以完全剥离。五四时期曾提出的反载道的文学口号尚未能落到实处，而在‘为人生’旗号下，政治化趋向已初露端倪，并很快便被早期的革命文学口号所代替。大革命后，文学的政治化终成主潮。此后的文学发展，虽随政治形势变化而呈现不同态势，但却始终未能避开政治化‘浪潮’的裹挟。”[10]这就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联系，不仅表现在作品取材和创作目的的政治化特征，而且还体现在作家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心理的变化，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

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不尽相同，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也是不同的。根据政治文化学理论，将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三种类型，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文学与政治呈现不同的结合，表现出作家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与审美追求。[10]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同一政治体系下的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的政治文化。”[11]在非整合模式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中，作家的创作体现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文学群体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宗派性或党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作家的政治文化思维与政治心理的不同，在其创作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审美追求。在这一政治文化模式中，官方政权对文学的压榨与控制是最为严厉的，20世纪的20、30年代的文学就属于这种模式。所谓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及其操作领域里，既存有一定的协调机制，又产生着无数纠纷对立，既保持着一定的融洽和谐气氛，又显现着激烈的冲突碰撞，由此导致社会稳定与社会动荡交替出现的政治文化。”[11]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中，文学只能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出现，为统治阶级服务，作家身份、文学群体、出版机构等都纳入官方的体制之中，使文学创作呈现明显的同一性与单一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大多属于此类。所谓整合模式，是指“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他们在共同享有主流文化的同时有权保留各自的非主流文化，即在分散基础上自觉集中的共识型政治文化。”[11]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中，文学与政治不再是对立的关系，作家们有更加自由的创作权利，也不再唯主流意识形态是从，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就属于此类政治文化模式中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缘方式。通过对以上三种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析，由于每一种模式中社会矛盾、阶级力量、社会需要等不同，对作家们的创作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导致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出现不同的文学政治景观图。“在20世纪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在这种时期，各种文学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或协调或不协调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12]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政治文化心理、政治文化审美等等。作家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就会体现不同的政治诉求，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心理特征，使其创作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化趋向，并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特殊的审美风尚。革命文学时期的蒋光慈创作了很多“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如《鸭绿江上》、《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些小说具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深受当时的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很多青年从作品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决心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些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革命+恋爱”小说的出现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革命形势逐渐走向高涨，文学直接充当了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些作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宣传作用，但不久就受到党内的批判与清算，把当时党的政治斗争理解过于简单化与概念化，缺乏现实的深度，文学创作往往流于口号与形式，使这类作品缺乏长久的艺术魅力，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通病，也是政治对文学的戕害。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学创作界进行“围剿”与严格的管制，文学创作呈现出凋敝的态势，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人，掀起了一个历史剧创作的高峰期，通过历史剧的创作与演出，达到了教育群众与讽刺敌人的目的。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连续上演十几天，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恐慌，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政策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这种历史剧创作的兴盛，就是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产物，反映了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斗争。抗战时期诗歌体裁的兴盛，从初期注重宣传的朗诵诗到中期以后追求史诗意蕴的叙事诗，都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合谋”。“40年代文学体裁的兴衰起落，与这时期战争政治局势的嬗变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即使在同一文学体裁内部，在文学形式上的特征变异，也完全是应和着政治文化的需要而发展的。”[10]这就指出20世纪40年代文学在体裁形式方面受到政治的影响，其实还包括作家的政治心理、作品的题材选择、读者的阅读口味和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全过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化，使文学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文学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这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时代要求与文学载道传统的双重影响。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首先，文学的政治化不断强调文学是革命的工具，要求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造成一定程度上轻视文学自身的特性，过于强调宣传性与政治性，出现一些标语口号式的文学作品，如“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创作模式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次，文学的政治化不断强化阶级意识、民族意识、集体意识，极力消除人的个体意识，使自我融入社会、集体之中，造成了长期对自我与个性的压制，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也不能深入个人心灵世界，文学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得不到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与表现手法长期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独尊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使20世纪中国文学缺乏应有的深度与丰富性。最后，文学生产的官方化与制度化，使文学艺术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的《讲话》发表之后，规定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与服务对象，使文学生产成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更使文学艺术受到严重的摧残，使许多现代文学大家进入当代之后就默默无闻，没有创作出优秀作品，这是一个值得特别反思的现象。政治对文学造成的破坏，在20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历史的推动，还是双方的自愿结合，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新文学演进日趋政治化的走向，无论其自身还是评价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潜在的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作家革命意识增强后的自觉追求，也有政治家出于夺取革命胜利的目的要求，当然更有一些抛弃良知者假借政党领袖意志的推波助澜。”[9]这就使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成为必然。所以说，政治化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作家们的人生观念、创作态度、题材选择、审美追求无一不沾有政治影响因子，构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氛围，共同建构与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梳理与反思后，文学与政治的结缘还得通过具体作家的创作才能得以体现，政治如何影响到作家的具体创作、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丧失等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要通过政治文化这一独特视角，透视现代作家的复杂创作心态与人生追求的艰难历程，以及时代思潮的变化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等复杂问题，才能对现代作家的是与非、得与失进行历史的、辨证的分析与把握，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20世纪范文篇5

关键词：20世纪；我国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

Abstract:Involution(involution),alsotranslatesis“thedensification”,wasintheChinesesociologyresearchareawasconsideredinrecentyears“withtheChinesesociety''''scertaincharacteristicrelationwasclose,andthefrequencyofusewashigh,theinfluencewidespreadconcept”,1thisconceptstudiedthe20thcentury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alongwithHuangZongzhithework"YangtseDeltaSmallfarmerFamilyAndVillageDevelopment"in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broughttothedomesticscholar''''sattention,AmericanscholarDuZanqistudiedfirsthalfof20thcenturytheNorth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work"Cultural,AuthorityAndaNational--1900-1949YearNorthChina"after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attractedmoredomesticscholarsUsestheinvolutionthisconcepttoconducttheresearchfortheChinesesociety.

keyword:Inthe20thcentury;Ourcountryplace;Statepower;Involution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4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make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理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现代化理论所归纳和所抽象的一些价值准则（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识化、自由流动、结构分化等）仍带有很大的普适性。尽管现代化理论流派很多、内容繁杂，但都把民主化视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说，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权力的来源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也包括横向分权（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独立和制约）和丛向分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确的权力边界）这样的权力操作性“技术”问题。所谓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扩大内涵——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大——权力的扩张、机构的增设和对社会财富更大比例的榨取，当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国家经纪体制。

非民主化条件下的政权现代化——一个用现代化的技术设备装配起来的国家政权，只有政权现代化的形式，而没有政权现代化的内容，这样的政权既存在于专制国家，也存在于民主制度很不成熟的国家。这样的政权可以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因为政权本身倾向于追求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但却是低效益，因为它没有解决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对于专制国家而言）或是在获得权力授予后过度滥用权力而使自身丧失了合法性（对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而言）。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现代的世俗政权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那怕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它也要给自己披上一层民主政治的外衣。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如同中国一样，大多数新兴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受挫主要是由于其‘政权内卷化’或与之类似的东西。”7

二，为什么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是内卷化的？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权无力真正深入社会基层，就连专制程度最高明、清王朝也无法克服皇权深入社会基层的一系列“技术性”障碍，社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某些自治性。国家政权只能扩张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由人代行部分国家政权的职能，这个人阶层就是封建社会的绅士阶层，“绅士充当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8绅士作为一个在乡村中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双重角色身份：一方面在政府官员面前，要代表本地的利益，以增进家乡利益和福利为已任，参与乡村中的各种公益事业，制约官府对农民的过分盘剥；另一方面，在农民面前他们又是官府的代言人，参与官府向农民征收田赋和各种杂税。

清末的“新政”使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国家政权试图深入乡村榨取更多的财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杜赞奇认为农民负担的加重始于清末“新政”。新式警察制是清政府试图强化国家权力，加强社会控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但县以下警察多由地方操办，地方有事权而没有财权。同警察一样，新式教育也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样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各省学堂经费匮乏，力不能及，提出纷纷请款，而官力民力罗掘俱穷”。9所以，农民最先感受到的是向他们摊派的警款和学款。而且在清王朝覆灭前的1909年，向农村的摊款已经合法化了，在田赋和田赋附加之外，层出不穷的摊款已成为农民的一种沉重负担。尤其要指出的是，摊款中的很大一部分没有被用来举办各种新政事业，而是被各种“经纪人”－－县衙之下的吏、役、胥及地方上的国家政权人中饱私囊了，他们已不满足于征收正常税外附加的“陋规”，而是想方设法大举侵吞农民的摊款了。国家持续不断地对乡村进行榨取，使得原有的乡村绅士无法从公职中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报偿，于是充当保护型经纪人角色的绅士从此领域中逐渐退出，从而为只具有压榨性的“土豪劣绅”向这一领域的扩张提供了条件。杜赞奇通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研究，证实了“土豪劣绅”在充当国家政权同农民之间的互动中介后，保护作用逐渐消失，而盘剥农民成为他们把持农村公职的主要目的。杜赞奇把前者称为保护型经纪人，把后者称为赢利型经纪人。在传统社会试图转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经纪型体制的出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种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国家不仅失利源予经纪人，而且因为经纪者们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以打通与官府的关系，从而使国家政权失去对官僚部分收入（占相当比例）的监督。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官僚们越来越看重这种‘额外收入’，其自身也渐渐地半经纪化，从而忘却国家利益。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这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顶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0民国政府试图通过两条途径铲除国家经纪体制，其一是将下层行政职员官僚化，但并不成功，即使在县一级也未能彻底淘汰赢利型经纪体制，在乡一级实施的结果是“一方面是半官僚化、雇员增生、财政需求增大；另一方面，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使国家政权的深入蜕化为将赢利型经纪体制推进到社会最下层。”11其二，是将税收及其它政府职能转嫁到村庄领导身上，企图以次来摆脱对经纪机制的依赖。但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的不断压榨，还是逐渐毁灭了具有保护型的经纪体制。

民国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在日本侵占的华北地区达到了顶峰，日本在其占领区推行大乡制，如推行清丈土地、催征钱粮等确实比原来机构更有效率，但是，为了完成这样任务，往往迫使乡村领袖与村民对立，结果使正直之人退位，地痞恶棍充斥于乡村政权，“这使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更为降低，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卷化’的政权扩张。”12

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从经济上来说，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地租，限制了商业信贷的利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虽然农业税率(在1953年前超过10%)远远高于明清时代和抗战前的国民党政府的税，但亦应考虑到租税之间替换，总的说来农民的负担比1949年之前大大减轻了，虽然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苦，但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很快建立的农业集体化又重蹈了中国小农经济内卷化的覆辙，“集体生产制度不仅没有消除过密化的倾向，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倾向。与家庭农场一样，集体单位不能解雇其过剩的劳动力，既然有剩余的劳动力，在维持生存的压力下会导致不停地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从逻辑上说要延续到边际产品达到零。”13农业集体化是一种国家拥有土地和其它农业生产资料的农业生产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把这种所有制视为“不在国家所有制”，它与“不在私人所有制”一样，难以实现对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14。经济上的内卷化是否会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呢？从政治上来说，新的国家政权打倒了土豪劣绅，铲除了国家经纪体制生存的基础，完成清末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国家政权的建设目标——把乡村社会的管理者纳入国家官僚体系。新中国政权通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和化运动，不断强化了其深入社会基层的权力。尤其是“1958年的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扩张的又一里程碑，它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的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15但是，这样毫无节制地扩张权力必然带来职能多、环节多、信息不灵，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科层制度的种种弊端，为经纪体制的再生创造了机会，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

三，新中国政府解决了政权的内卷化问题吗？4

新中国政府真的如杜赞奇所言的那样解决了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吗？三位美国学者弗里曼（E.Friedman）、毕克伟(P.GPickowwicz)、赛尔登(M.Selden)在其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一个考察新中国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例子。1972年三位作者访问中国，并于1978年获准到河北省饶阳县的五公做调查研究。五公是当地的一个“明星”公社，1953年以来一直被官方当作社会主义农村战胜贫困的典型。这本书考察了1935年-1960这四分之一世纪地处华北平原的五公村的农民生活，期间经历了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战、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百花齐放，反右运动、及其造成的人间悲剧。这本书“详述了这个体制（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如何强化了传统文化中某些违反人道的方面，从而不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和羞辱的困境。”16“这个体制堵死了任何容易通向现代化形式的更自由的途径。”17

1900年出生的耿长锁是五公村近几十年来的中心人物，他在抗战后期的1944年，迫于生计加入一年前成立的合作组。耿长锁与合作组成员精心经营，加上县、区的支持，合作组很快就取得另人羡慕的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发展经济的典型。抗战期间，作为抗日根据地的五公村庇护过多位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对耿的合作组多持支持态度，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五公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提供了难得政治和经济资源。耿长锁很快成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不久又成为五公村当支部书记，利用自己的权力在1948年的战争期间，“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和由个人关系网组成的党组织。”18此后，虽经历几次反复，耿在政治上都准确能领会上级意图，与其政治庇护者保持紧密联系，成了政治上的不倒翁。耿的合作组织的典型性逐步放大，不仅成了河北省的典型，还成了全国的典型，耿个人也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荣誉和象征着社会主义的各种文化符号。典型放大的过程，也是耿建立和扩大自己关系网的过程，到了20世纪60年代，耿在五公村建立了家长式的权力统治。在以后的岁月里，耿又通过下一代的婚姻关系把自己的关系网进一步扩大，比如二女儿耿惠娟的对象是中共饶阳县县委副书记的儿子。耿的五个女儿和两个养女的丈夫都是拿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人，长子耿得禄先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后成为五公电厂的负责人。1984年，张满囤成了五公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是耿长锁大女儿耿学仁的儿子，也就是耿的外孙，“而耿唯一成年的孙子是保定市银行的负责人。党内家长制把村社权力的火炬交给了家族血统中最有前途的人。”19

但五公村这个典型是很有意义的，它说明新中国然没有解决此前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的地方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问题。在五公村，以耿为首的权力集团，依靠上级的政治庇护，可以不顾村民的意愿推行来自上级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政策，这个集团在成为国家政权人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利益，这种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利益，上级为了更好推行政策，也默许了他们的特殊利益。在合作社逐步扩大的过程中，由于耿追随国家政策而牺牲村民利益，受到村民的反对。五公村成为典型后，确实给五公人带来一些好处，比如，除县城医院以外饶阳最好的就是五公医院，五公村建立了发电厂，河北省第一个拖拉机站也建在/五公，政府出资用机器为五公打深水井，五公利用上级拨款建立了砖厂，等等。但村民们似乎并不领情，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耿氏集团在权力庇护下的飞黄腾达和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而他们只是这些人手中的工具。村民的不满并不能动摇五公村的典型地位，当然也不能削弱耿氏集团的特权，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耿既能够应对来自村民的不满、内部的争斗，也能应对来自上级整肃，“五公在政治上强大的一个原因是，邻居和宗族关系已形成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力网络之上的、稳定的、全村范围的联盟，相反，在国家发起的各种警戒运动中弄得四分五裂的村庄，仍停留在软弱无权的地位。”20“五公村的模范地位靠着与掌握各层权力的干部们的关系网才得以保留，这些干部们控制着稀缺的资源。”21

赐惠少数、排斥多数是新中国政权中上下级关系的一个不成文的准则，这一准则暗示：每个人或地方都可以成为被赐惠的对象，只要他或他们努力——努力按上级意志行事。实际上被赐惠的永远都是少数，因为上级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成为典型的人或地方要保持或巩固与上级的特殊关系，没有成为典型的人或地方还会继续努力，试图争夺上级的恩惠。对上级恩惠的争夺使得地方的当权者可以完全不顾当地居民的利益，而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讨好上级。讨好上级的最好办法就是按上级的意愿行事，向国家提供更多粮食等各种农副产品，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新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中的各级干部完全沦为一种“赢利型经纪人”：——讨好上级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只有更好地满足上级的要求才能讨好上级；更好地满足上级的要求意味着对当地居民的更多榨取，这也是1960年前后中国大陆发生严重饥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阿马蒂亚.森的解释是：饥荒是专制政权的必然结果，而民主政体充其量只带来营养不良，“确有证据表明，当饥荒正达到顶峰时，中国官方还在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超过实际拥有量1亿吨的粮食”。22在时期，甚至是在改革以后，中国的各个地区、各个行业涌现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这样那样的“先进典型”，这些的典型实质上就是一种“赢利型经纪人”树这些典型的上级收获的“政绩”，典型收获的则是“名与利”。

比五公出名晚、但名气更大的大寨，就有更多的人进入了“赢利型经纪人”的队伍：“大寨公社的农民中，有二十人走出山门，掌握了县一级的地方权力。昔阳县涌现的‘大寨式干部’则被调往其他县里担任要职，其中五十人进而掌握中央以及省一级的权力。这些人构成了七十年代盘根错节的权力体系，拉起大寨的旗帜为所欲为。”23当然，在昔阳不光是有人受惠，遭殃的也大有人在，“在1966年到1978年的十二年间，在这个小县死于‘全面专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计有一百死十一条。伤者不计其数。”五公和大寨都是地方国家政权典型，其他地方都要向他们学习，各级地方国家政权的权力构造和运行法则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当权者受上级权力庇护的有无、多少而已，这仍然是一种经纪体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依依然是内卷化了的，而不是现代化了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国家经纪体制依然存在。河南省的南街村、天津市的大邱庄、江苏省的华西村等就是后时代的五公和大寨。南街村是河南省“四朵金花”中名气最大的一个，其余三个是新乡七里营乡（就是说“还是好”的那个七里营）的刘庄、竹林镇、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刘志华和她的京华公司）。中国学者对此类典型的思考是：“类似南街村、竹林镇这类集体经济高速增长的典型，在多大意义上是他们自己艰苦创业干出来的，有在多大程度上是高层党政领导作为榜样而树起来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旦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受到县、市、省，甚至中央高层重视与表彰之后，他们便获得了一份越来越丰厚的政治资源。正是这份独特的政治资源，使得这类典型驶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24（刘志华这位村民组长就有一连串的显赫头衔：“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农村首位‘十大新闻人物’，全国人大代表。”25其实河南人自己对这类典型也不以为然：“河南人就喜欢搞这种花瓶，供人参观，其实没有什么推广价值。虽说，他们在出名之前曾有过一段艰苦创业的经历，但迅速地发展到这样的经济规模，主要靠银行贷款与政府的支持。”26赐惠少数、排斥多数的准则还在起作用，庇护者与被庇护者是一种互利关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还是使用这种经纪体制。

四，改革能解决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吗？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从社会基层有所退缩。对农村来说，国家试图使地方国家政府的权力有一个边界，提出要党政分开、依法行政，并尝试用“村民自治”来制约乡村干部的权力。但是，从结果上看这样的努力并不成功。国家权力的大面积腐败使得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地方国家政权也更加内卷化了。土地集体所有和渗透到社会基层的党政权力这两项农业集体化的政治遗产，堵死了地方国家政权现代化的任何可能。乡村干部的“赢利型经纪人”特征更为明显，这个体制可以自我复制、不断膨胀。县级政权也加入到经纪人队伍中来，形成所谓的“吃饭财政”——县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要用来发工资，甚至还不够用来发工资的，为了养活这么多干部，必须巧立名目多收费，收了费可以养更多人，县乡两级政府都陷入了“养人收费、收费养人”的怪圈之中。27而这样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经出现过：“由于大部分县财政用于发放工资而甚少购置设备，故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似乎只是在养活不断庞大的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28这个集团利益已经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农民对其不满但没有制约的手段，中央政府也深知其害，但无能为力，因为中央政府是这个金字塔体系的顶端，它本身和地方国家政权有着同样的结构和运行法则。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尝试从这个体制内部来解决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问题，但都没有成功。比较著名的是湖北省的两位乡镇官员，一是湖北黄石市河口镇的党委书记董阳，1996年9月到河口镇任职，面对一个受灾严重的贫困乡镇，董阳试图裁减镇、村、企业的冗员、提高行政效率，结果招致十八名镇机关干部联名上书，要求将其调里离现任岗位，上级在其任职九个月后将他调到区科技局当局长，而这个科技局包括局长在内只有两个人。29另一个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他通过“告御状”的方式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写信反映农村社会的严重危机，发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吁。李昌平此举引起中央派人调查监利的问题，引发所谓监利改革旋风，但也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李昌平因破坏官场的游戏规则，不得不辞职离开。监利县乡两级冗员队伍之大、人数之多让人难以相信，比起20世纪三十的“赢利型经纪人”队伍，不知要膨胀了多少倍。“1992年后，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县长、局长、书记或身居要职的关键人物的老婆、子女，安排到某个单位，只拿工资，根本不用上班。‘头头’们相互关照，心照不宣。这种‘只吃皇粮，不打仗’的人，在很多单位占一定的比例。”30尽管中央政府为减少农民负担进行了几轮政府机构的改革，但就在李昌平工作过的湖北省监利县，在已经完成几轮政府机构改革后，该县红城乡财政供养人员2001年底仍有1541人，单单一个财政所就养了105人，所长、副所长最多时有14人。为完成最新一轮机构改革任务，必须把105人减少到32人，这个受到两任省委书记批评过的乡财政所，不得不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该谁下岗。那些下岗的人并不会永久地失去他们工作,而是“轮岗”，“轮岗”期间每人每月拿300元的生活费，一年后那些在岗的人下岗，目前处于“轮岗”状态的人再上岗，这些上岗的人和轮岗的人都要农民来供养。31由于权力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有限的，对于没有机会向上爬的人来说，在现有位置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就是必然选择，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权力中人相互利用、结成利益联盟，通过行贿和欺骗来对付上级，通过恐吓、威胁来盘剥下级或底层社会的民众，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比民国的时代的苛捐杂税有过之而无不及。欺骗上级的手段在时期就已经公开化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上级要看的地方、要见的人都是事先安排、通过精心策划的。就河北省领导人来监利视察工作一事，监利县“动用了全县所有的机动警力，整个准备工作内紧外松。对有可能‘乱说乱动’的人都进行了重点布防，对有可能堵车或不安全的地方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警察。对各级汇报材料都进行了审查，统一口径。甚至对领导在什么地方下车，哪位先上去迎接，到什么地方打坐，在什么地方上厕所都安排的非常周详。”32在五公村对付农民的是民兵和警察，在监利县对付农民除了警察外，有多了农村中的地痞流氓，“由一两位干部和一帮流氓地痞组成的小分队横行乡里，‘管束’农民、欺压农民，只要不出人命，告状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究责任，县领导往往会既唱红脸——假装从严处理责任人，有唱花脸——用钱把事情摆平。”33

用村民自治来约束乡村干部的权力是中国试图解决地方政权内卷化的另一个思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程度的不断加重，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村民自治来制约乡村干部的权力，学术界更是对村民自治寄予厚望，认为可以通过村民自治这种“草根民主”的形式为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道路，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连篇累牍，形成很大的学术泡沫。当然学者中清醒者大有人在，认为这种缘木求鱼的做法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34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架构下，村民自治不仅无法导引中国社会的民主化，甚至也难以起到抑制地方政权内卷化的作用。村民自治的最大阻力就来自乡村干部，因为村民自治将会改变村干部的权力委托方式，乡干部难以委任对自己有利的村干部，这有可能打破乡村干部之间稳定的关系网络，进而还会破坏现有地方国家政权的整体结构，乡村干部及其他们的上级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变化发生。35所以，在推行村民自治十余年后，在农村还有“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36

关于如何解决国家地方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学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提出了种种改革乡政和县政的设计。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当前语境下，根本性问题却被忽视或不敢言说，那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问题，或者说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表面看不是问题，但问题的实质就在这儿。“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于政府进行管理的原则。这种合法性统治暗含条件是有关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37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中是不需要的人的，当然也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经纪体制。权力合法性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改革设计都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在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后，才能讨论横向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制约问题和丛向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才有望解决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个困扰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老问题。

【注释】

1、4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2杜赞奇（Prasenjit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版。

3、13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版，第108、173页。

5、6、7、10、11、12、28杜赞奇（Prasenjit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68页、240、242、68、226、212、74页。

8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9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14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TransformingTraditionAgriculture）》，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5高华：〈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子〉，《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四期。

2216、17、18、19、20、21弗里曼（E.Friedman）、毕克伟(P.G.Pickowwicz)、赛尔登(M.Selden)，《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0、155、240、345

2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asfreedo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

23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页。

24、25、26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439、446页。

27以下是被国务院取消的中央有关部门向农民收取的费用、基金、集资项目，总数达36个。（1）农村宅基地有偿占用费；（2）农村宅基地超占费；（3）土地登记费在农村收取的部分；（4）治安联防费在农村收取的部分；（5）中华女子学院在农村的集资；（6）农民群众看电影集资；（7）农村改水集资；（8）农村改厕集资；（9）农村防鼠集资；（10）血吸虫病防治集资；（11）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集资；（12）农村办电集资；（13）农村水电建设基金；（14）县乡两级水利建设发展基金；（15）基本农田建设集资；（16）农村教育集资；（17）村镇规划建设管理费；（18）乡镇船舶管理费；（19）乡镇级管电组织管理费；（20）农机管理费；（21）渔船渔港管理费；（22）林政管理费；（23）林区管理建设费；（24）乡镇集体和个体矿管理费；（25）水利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26）建设规划用地在农村收取的部分；（27）房屋所有权登记费在农村收取的部分；（28）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对从事农业生产船舶收取的部分；（29）内河航道养护费对从事农村生产的船舶收取的部分；（30）森林资源更新费；（31）绿化费在农村收取的部分；（32）乡村医生补助；（33）农广校学员误工补助；（34）农村集体电话杆线设备更新费；（35）乡镇以下广播网络维护费；（36）乡镇文化站经费由集体和农民交纳的部分。除此之外，同时取消的还有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43项。见李茂岚主编《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页153。

29邓野：〈政改明星聚焦阳光下〉，www.cb-

30、32、33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81、330页。

4这部分内容中与已经刊发在《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10号的《内卷化或是现代化》一文有所重复。

31位于江汉平原南部的监利县是一个产粮大县，农业占全县经济总量的40%。近年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种粮效益低下，税费负担沉重，造成了农村贫困现象的加重。十几年来，监利县的财政供养人员成倍增长。80年代中期只有1万人左右，2001年则达到了2万8千多人，工资经费支出2亿1千多万元，占了当年全县财政支出的86%。对红城乡财政所来说，1991年只有10余名职工，后来进入的工作人员100%都是上级领导干部和本所职工的亲朋好友。2002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

34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20世纪范文篇6

一、模仿阶段(最初的20年)

这一阶段的黑非洲文学有两点很突出:一是对长期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二是模仿殖民宗主国文学，在借鉴中逐步摆脱殖民话语。黑非洲有着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史诗)、格言谚语、动物寓言等。20世纪初叶，教会和黑非洲刚刚掌握了语言的本土知识分子开始对口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先后出版了一批神话传说故事集，如塞内加尔的《阿马杜库姆巴的故事》、象牙海岸的《非洲的传说》、喀麦隆的《在美丽的星空下》、乍得的《在乍得的星空下》、加蓬的《加蓬故事集》、尼日尔的《尼日尔的故事和传说》、毛里求斯的《毛里求斯民间创作》以及《一个非洲悲剧》、《非洲民间故事集》、《黑人文集》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早期作品反映了人们渴望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意愿及劝善惩恶、以弱抗暴的精神，有的口头民间文学还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如广泛流传于非洲地区的关于海神、雷神、火神、蛇神等神话传说故事，不但想象丰富，而且表现优美，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而东非关于帕特、蒙巴萨、基瓦尔等国的传说，西非关于创立马里帝国的松迪亚塔国王历史的史诗，虽有虚构成分，但体现了一定历史依据，经整理可成为重要历史资料。这种口头文学的整理，对保存、传播、繁荣非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也显示了非洲对民族文学的呼唤。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展开，非洲民间文学内容突出爱祖国、争自由、歌颂民族英雄的主题。如几内亚关于阿尔玛美•萨摩利•杜尔在19世纪末叶领导武装队伍同法国殖民主义者英勇斗争故事的传说，以及其他一些反对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英雄的诗篇传说，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具有强大生命力。这时期，黑非洲出现了第一批本土作家，由于没有本土书面文学传统可资借鉴，早期的黑非洲文学主要处在对欧洲文学的模仿阶段，在教会影响下，文学作品多以道德说教为主。比如莱索托的埃米里特•塞戈伊特的小说《富贵如云烟》，莫福洛的小说《东方旅行者》、《皮特森林》，南非作家奥里芙•旭莱纳的《马绍纳兰的骑兵彼得•海尔凯特》、《人与人之间》等，这些作品将基督教道德观念理想化，力图将非洲价值观念与欧洲基督教融合，表现违德者历经磨难的情节。但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唤起了黑非洲人民对殖民统治者的反抗精神，黑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刺激了这一地区文学的发展。刚刚形成的黑非洲文学很快从对殖民宗主国文学的借鉴中表出现了摆脱附属地位的尝试。安哥拉文学的“精神之父”若阿金•狄亚斯•科尔德罗•达•马塔在19世纪末就提出“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学”的口号，主张在安哥拉复兴非洲文化，提高非洲语言的地位。一些作家开始努力在作品中嵌入本地的背景，在借鉴、拿来、挪用宗主国文学话语和技巧的同时，试图离开殖民界定，寻找自己的叙述方式。最早的黑非洲的英语作家是加纳的约瑟夫•凯瑟利—海福德，他创作的《解放的埃塞俄比亚》将非洲土著文化与殖民文化加以艺术的对照，表现了作者的宗教观、政治观和教育理想。

二、回忆阶段(20世纪20—40年代)

在这一阶段里，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侵略和文化渗透，努力寻求非洲的文化之根，在对非洲本土文化发掘、肯定的基础上，确立民族的尊严和自豪感。许多作家诗人的创作，处于一种“回忆”状态:回忆民族的过去，回忆民族的文化，在回忆中把握民族鲜活的脉搏，与之一起跳动。这主要体现为这一时期的“黑人性”运动，一场主张从非洲传统生活中吸取灵感和主题，展示黑人的光荣历史和精神力量，维护“黑皮肤”的尊严，反抗民族压迫和歧视，表达对祖国、家园的挚爱的文化和文学运动。在“黑人性”运动精神鼓动下，一大批作家自发地在创作中体现“黑人性”思想。“黑人性”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塞内加尔诗人大卫•狄奥普在长诗《非洲我的母亲》中写下了“非洲/我的非洲，你美丽的黑色血液在田野上流淌”这样广为传颂的诗句。利比里亚诗人罗兰•德普斯特尔在《这就是非洲?》中将非洲称做“骄傲的、美丽的、充满了智慧的”母亲，深信倍受苦难的非洲母亲终将获得自由。象牙海岸诗人达蒂耶在《我皮肤的颜色》中宣称“不，我皮肤的黑色———/这不是灾难的标志”。他的《擦去眼泪》一诗告慰非洲母亲，她的孩子们在“经历了一无所获的流浪”之后，“穿过惊雷暴雨”即将归来，他们的心灵向着美丽的非洲母亲敞开。加纳诗人马依克尔•德依—亚纳克在《非洲，你向哪里去?》中称非洲为“我的祖国”，在对比中，诗人呼吁回归黑非洲的传统才是黑非洲的出路。尼日利亚的加布里埃尔•奥卡拉的《钢琴与羊皮鼓》也显示了同样的思想:他以钢琴象征西方现代文化，以羊皮鼓象征黑非洲传统文化，羊皮古敲响的“神秘节奏，短促，纯净/恰似流血的肉体，诉说骚动的青春和生命的起源”，使“我的热血沸腾”，而钢琴发出的“啜泣声”，弹奏出“泪痕斑斑的协奏曲”，让人陷入“复杂的迷宫”，两相对比，诗人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赞美跃然纸上。此外，西非的著名诗人有加纳的阿马托、戴－阿南、布莱，尼日利亚有奥萨吉贝等。阿马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作品反映非洲人民在殖民主义桎梏下的苦难，谴责殖民主义以及非洲傀儡国王;戴－阿南的诗集《非洲倔强的诗篇》歌颂非洲的古老文化，憧憬美好的未来;布莱和奥萨吉贝的诗歌都表达了西非进步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愿望。斯瓦西里语诗人阿•贾马尔迪尼的长诗《马及马及之战》以1905至1907年坦噶尼喀人民的抗德武装起义为题材，描写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和反抗精神。南非祖鲁族诗人维拉卡泽在诗集《祖鲁人之歌》和《苍穹》中，经常出现祖鲁族神灵的形象和祖鲁族领袖的名字，大量采用民间用语和民间艺术形象，以此对抗殖民者的所谓“传播文化使命”，对殖民主义的工具嗤之以鼻。“黑人性”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后来成为独立后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的桑戈尔。作为“黑人性”运动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桑戈尔将诗歌当作了体现“黑人性”思想的媒介。桑戈尔的诗集《阴影之歌》和《黑色的祭品》，把欧洲文明和非洲风俗作了对比，表现出他对祖国的热爱。他非常注重非洲的历史传统，他的戏剧长诗《沙卡》，赞美了19世纪上半叶祖鲁人的著名领袖沙卡统一了分散的部族。他编辑的《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标志着“黑人性”诗歌创作的高潮。这一阶段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也主要从非洲历史传统中选取题材，在历史和传统的回顾中连接民族文化的血脉。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属于葡萄牙血统，但是生长在安哥拉。他从20世纪30年代陆续发表了剧本《纳拉》，小说和故事集《悲伤的夜晚》、《没有出路的人》、《疾风和其他的故事》、《卡兰加》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部落社会的生活，带有神话和传奇色彩，着重描写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之前数百年安哥拉的历史面貌。塞内加尔的马西拉•迪奥普的《无家可归的人:一部关于塞内加尔姑娘的小说》、乌•索•狄奥普的《卡利姆:一部塞内加尔小说》都是这类性质的作品。贝宁作家保罗•阿苏姆的长篇历史小说《朵吉西米》，颂扬古代非洲王国的伟大和光荣，作品以19世纪上半叶的达荷美王国为背景，讲述王子朵吉西米悲剧性的恋爱故事，作品中的欧洲人是黑人嘲笑的对象。“这部小说反映了历史现实，不失为有关这个最后王国文化知识的宝库。阿苏姆在恢复非洲作家对他们传统文化的兴趣方面，具有先驱者的重要地位”［2］。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非洲戏剧同样体现了“黑人性”文学精神。1936年，象牙海岸学生演出《桑维人国王阿斯米安•达伊莱》，几内亚学生演出《萨莫里与佩罗船长在比桑杜古会见》，1937年上演的剧目有《芒德尼人的婚姻》(几内亚)、《迪埃盖的诡计》(马里)等，这些剧作表现了非洲的历史、习俗和民间传说。“黑人性”诗人、作家们极力歌颂非洲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从传统的生活、风俗、神话和祭仪中汲取灵感和题材，“以年轻的非洲对抗老迈的欧洲，以轻快的抒情对抗沉闷的推理，以高视阔步的自然对抗沉闷压抑的逻辑”［3］280，显示了与欧洲文化的整体对抗。应该说，“黑人性”运动在20世纪30—50年代对于激发黑人内部的民族意识，改变外部对黑非洲黑人的态度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黑人性”运动越来越受到黑人理论家和作家的批判，人们认为“黑人性”忽视社会的发展，将人们的目光引向过去，无助于现实和未来，法侬在《论民族文化》中指出:“依附于传统或复活失去的传统不仅意味着与当前的历史相对抗，而且意味着对抗自己的人民。”［3］284索因卡也对“黑人性”文学的狭隘提出批评，他指出:“黑人文化自豪感使自己陷入被动，虽然它的口音是刺耳的，句法是夸张的，战略是富于进攻性的———黑人文化自豪感仍然处在对于人及其社会分析的欧洲中心论设定的机构之中，并试图用这些外化了的概念重新定义非洲及其社会。”［4］

三、战斗阶段(20世纪50—60年代)

这一阶段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黑非洲国家大都在这一时期获得独立。众多黑非洲的作家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将文学当作鼓舞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武器。这时的现代作家已经养成了面向大众言说的习惯，他们在作品中控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者的暴行，讴歌独立，忠实地记录黑非洲人民的经历的苦难和现实斗争，积极探索非洲的出路。这是一个“文学爆炸”的时代，黑非洲的现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体裁方面，这一时期黑非洲现代文学的成就以小说最为突出，诗歌和戏剧也取得一定成就。这时期，有大量作品表现了黑非洲人民遭受的苦难、他们的现实斗争以及对独立和自由的渴望。安哥拉作家罗安迪尼奥•维埃拉的小说集《罗安达》揭露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统治，曾获得安哥拉文学奖和葡萄牙作家协会的文学奖。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利马的小说《自由的种子》直言不讳地揭露殖民主义统治。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西翁奥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了“小说三部曲”(《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这三部长篇小说以肯尼亚最大部族———吉库尤族的生活为背景，通过各种人物的描写，反映了肯尼亚人民反殖斗争的历史，三部曲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反殖斗争的历史画卷，是对肯尼亚历史的回顾。莫桑比克的路易斯•贝尔纳多•洪瓦纳的《我们打死赖皮狗》、尼日利亚的西普里安•埃克文西的《自由之夜》、喀麦隆的班雅曼•马蒂普的《非洲，我们不了解你》等作品都是表现这一题材的杰作。塑造觉醒者形象是这一时期黑非洲文学的重要主题，该类题材通过描写被压迫的非洲人如何摆脱殖民者向他们灌输的种种观念走向觉醒之路的过程对殖民者进行尖锐的批判。喀麦隆作家费丁南•奥约诺的第一篇小说《童仆的一生》的主人公杜弟当初怀着感恩的思想，崇拜收留了自己的白人神甫，白人神甫死去后，他当上了白人司令官的仆人，曾经一度引以为自豪，但后来发现了司令的老婆与人通奸，为了遮掩丑事，司令及其夫人诬陷他偷窃，将他投入监狱，遭受毒打和苦役，他最终觉醒了，逃了出来，但很快因伤重而死。奥约诺的第二部小说《老黑人与奖章》也表现了相同的主题，老黑人麦卡以两个儿子为法国殖民者卖命，死于前线的代价获得殖民当局授予的一枚勋章，麦卡以此为荣，但就在受勋当夜，麦卡因误入白人居住区而被捕入狱，遭受毒打，他至此方才醒悟，开始拒绝欧洲文明，重新寻求获得原来的非洲人人格。杜弟和麦卡的觉醒标志着黑非洲人民对殖民者的幻想的破灭。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还有乌斯曼的小说《神的儿女》、达迪耶的《克兰比埃》等。觉醒了的非洲人民对殖民统治予以坚决的反抗，喀麦隆作家班雅曼•马蒂普于1956年发表了《非洲，我们不了解你》，小说描写第二次大战前夕非洲青年一代对殖民政策强烈的愤恨。塞内加尔作家桑贝内•乌斯曼的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写一个非洲青年知识分子为建立“合作农场”所作的英勇斗争;《神的儿女》描绘1947至1948年达喀尔铁路大罢工事件。诗歌创作中，反帝反殖、歌颂独立解放是时代的最强音。安哥拉政治家、诗人阿戈什蒂纽•内图的作品有《阿戈什蒂纽•内图诗四首》、《诗集》。他的诗富有战斗性，号召人们反抗殖民主义。象牙海岸作家贝尔纳•达迪耶著有诗集《昂然挺立的非洲》、《时日的交替》和《五洲的人们》，他的诗号召非洲人民团结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扎伊尔诗人马尔蒂亚尔•辛达的诗集《第一首出发的歌》表达了非洲青年愤怒的声音，其中《锄头之歌》用民谣的形式写成，非洲的锄头成了苦难深重的农民的象征。马里作家马马杜•戈洛戈的《我的心是个火山》、《非洲的风暴》等都是战斗性较强的诗篇。喀麦隆诗人埃邦雅•永多的诗集《喀麦隆!喀麦隆!》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和民族自豪感。马达加斯加诗人雅克•拉贝马南雅拉的长诗《朗巴》和《解毒剂》，反映了马达加斯加人民争取自由的史诗般的斗争。东非诗人阿姆里•阿贝德在《阿姆里诗选》中深沉地唱出了殖民时代人民遭受的苦难，有力地控诉了殖民主义者的罪行。

非洲揭露殖民主义的戏剧，主要是历史剧，比较重要的有马里作家塞杜•巴迪昂的五幕剧《沙卡之死》。作者以19世纪祖鲁族的领袖沙卡作为战斗的非洲的象征。塞内加尔作家谢克•恩达奥的《阿尔布里的流亡》，写国王阿尔布里在法国人入侵时流亡国外，以联合其他苏丹，共同抗击侵略者。象牙海岸贝尔纳•达迪耶的《刚果的贝雅特里齐》以欧洲人初次侵犯非洲的历史为背景，描写女主人公贝雅特里齐宣传反抗，被活活烧死的故事。象牙海岸作家夏尔•诺康也写出了悲壮的历史剧《阿布拉哈•波库，或一个伟大的非洲女人》。几内亚尼亚奈的《西卡索》写国王巴•奔巴在他的城堡西卡索沦陷时自杀的悲剧，号召非洲人团结起来抵御侵略者。

四、后殖民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绝大部分已经独立，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已降到了次要地位，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非洲作家所描写的主要的不是非洲的传统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而是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的现实社会问题，大多反映民族国家是建设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饥饿、疾病、不公正、部族纷争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或反思殖民统治的文化后果，或批评其社会弊端。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认为，“编造自己过去的神话”和“文化对立”是“逃避糟糕的现实”。塞内加尔作家戴维德•迪奥普说，发现“独立的太阳(非洲作家阿马杜•库鲁玛小说的名字)正失去它的光芒”，“自由也使得胜利的果实慢慢地变得酸苦”。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西翁奥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肯尼亚独立以后少数黑人上层分子怎样窃取了广大人民群众得来的胜利果实，他认为，最肥沃的土地不过是从白人手中转到少数黑人上层分子手中而已。的确，独立前，黑非洲的民族知识分子凭借民众对民族的忠诚，动员起了反抗的力量。但许多独立后上台执政的民族资本家和民族知识分子却将政权作为为自己及某个集团谋利的工具，政治上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道德堕落，民众在摆脱了外部殖民之后，又陷入了内部殖民的痛苦。文学界也相应地出现一股以揭示新的剥削、批判现实黑暗为基本主题的文学潮流。加纳小说家艾伊•桂•阿尔马在独立后开始创作的西非青年一代作家中最负盛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好的人尚未诞生》，描写独立后加纳一个小公务员的苦闷，出版后引起国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议论。他的才华获得一致的肯定，而他对独立后新社会阴暗面的无情揭露却遭到不少非洲作家的批评。他接着又写了长篇小说《碎片》、《为什么我们这样有福气》、《两千个季节》、《医生》等。他的作品简练而富于诗意，往往有着情节之外的深刻含义，对殖民统治造成非洲土著部族的分裂加以审视，强调团结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前提。尼日利亚老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了“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以史诗般的笔触展现黑非洲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客观地描述了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黑非洲软弱无力的抵抗和迅速瓦解的过程以及独立后残酷的社会现实。其中的《人民公仆》描写独立后尼日利亚的政治黑暗现象。之后他又创作了诗集《当心啊，我的心灵的兄弟》，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及其他》，论文集《创世日的黎明》、《尼日利亚的不幸》和长篇小说《荒原蚁丘》。这些作品冷静地描述尼日利亚独立后政局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荒原蚁丘》将背景放在一个虚构的西非国家，但反映的是军事独裁、言论控制、权利腐蚀人性的非洲社会政治生活现状。2002年，因为他是“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2007年他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文学奖;好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是非洲文学史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阿契贝的同胞本•奥克利的《鲜花和阴影》、《内部景观》、《圣殿中的意外事件》、《晚钟声中的新星》、《饥饿的路》、《非洲挽歌》、《迷魂之歌》、《神灵为之惊异》、《危险的爱》等，她的创作往往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尼日利亚的部族分裂、政治动荡的现实。代表作《饥饿之路》则“以探究约鲁巴神话底蕴为手段，创造出一个关于非洲和整个现代世界民主危机的政治预言”［5］。

20世纪范文篇7

【关键词】新词语；词典编纂；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事物和新理念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是新词语的大量涌现。新时期对新词语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飞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在新世纪，对新词语的研究也有了质和量的突破，具体表现如下：

一、20世纪80年代的新词语研究

这一阶段对汉语新词新语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20世纪80年代社会语言学角度下的汉语新词研究。所谓社会语言学，即研究社会跟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980年和1983年，陈原相继出版了《语言与社会生活》[1]和《社会语言学》[2]，前者通过列举一些语言实例，论证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语言词汇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观察语言的变化，通过语言探索社会生活的图景。两者都涉及到了新时期社会语言事实的收集和整理，其中不乏对新词语个案进行描写和剖析的尝试。随后，陈原先生在《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一个社会语言学者在北京街头所见所感》（1984）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社会语言学家对新语条的出现应当给予极大的关心。即使出现了将来肯定被淘汰的新语条，社会语言学家仍然要付出足够的精力去完集、比较和分析，并评定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3]作为一个语言学者，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挖掘这些新语条的社会价值，阐述其社会意义，并将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运用到新词语的研究中来。在陈原等学者的呼吁下，人们对新词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新词语各个方面的解说，逐渐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为后世研究新词语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但是，也存在着过度强调新词语的社会作用和文化意义而忽视了语言本体研究的问题。（二）20世纪80年代汉语新词语的本体研究。所谓本体研究，即从语言本体出发，研究新词语在来源、构成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在吕叔湘、陈原等学者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词语，对新词语的研究也逐渐聚集到词汇本身。在新词语概貌的早期研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沈孟璎。她在《新词语词义之概貌》（1986）[4]一文中总结了新词语的特点，同时分析了新等义词义形成的原因以及新义对整个新义系统产生的影响。在1987年沈孟璎又发表了《新词语构成特点纵览》[5]一文，论述了新词语的构成特点。其新词语词义和语素义具有同一性，三音化新词语日益增多等观点对后世学者研究新词语词义具有引导作用。（三）20世纪80年代新词语的规范研究。新词语的规范问题研究是伴随着新词语的产生而产生的。陈原（1987）[6]认为新词语的规范问题是新词语研究的紧要任务。顾设（1987）[7]提出，对待新词新语，应该多点宽容精神，要尊重语言发展的规律。顾设先生的观点后来被许多语言工作者所采纳，成为新词语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四）20世纪80年代汉语新词语词典编纂研究。王德春（1980）[8]最早提出编写新词语词典的想法。吕叔湘于1984年发表《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9]一文，指出现有的词典、字典对新词语的收录不够重视。对于词典编纂中新词语的收录，吕叔湘为新词语词典编纂工作的收词范围树立了一个明确的标杆。在词典编纂上，沈孟璎先生的《新词·新语·新义》[10]收录了331条新词新语，并注明结构类型、词性、语法功能。这本书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词语词典，但它的出版不仅是对现有词典收录词语的查漏补缺，也为新词语词典编纂工作起了引领作用。不足之处是收词范围不够广泛，在几个新词语的词源探究上做得不够详细。由闵家骥等人编写的《汉语新词词典》（1987）[11]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词语词典。在体例上，它使用汉语拼音注音，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成典，每个词语标注词性，每条词目下有两到三条例证。《汉语新词词典》的出版，为后来新词语编纂工作的日益繁荣奠定了基础，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总之，这一时期的新词语研究不重视语言本体，即使触及到新词语本身也大多停留在概貌式的分析。语料多为个别研究者少量新词的个别经验和个体体验，一般采用总结、归纳的研究方法，整体上仍属于新词语的初创阶段，但其研究成果为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20世纪90年代的新词语研究

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涌现，对新词语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另外，经过上一时期许多学者的研究积淀，对于新词语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相关论文研究及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20世纪90年代新词语的本体研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词语的概貌式研究，学者们将重心转向了对于新词语的专项化探讨，研究层次更加深入，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在研究内容上，对新词语的构词法、语音、语义等都有涉及。比如，关于在新词语构词法上，王海棻（1990）[12]对《汉语新词词典》中所收新词语的结构方式进行了全面地分类。有的语言学者重视探索词义和语素义之间的关系，如沈孟璎（1995）[13]从不同方面进行观察，分析新词语词义表面化倾向的问题以及造成这种现象原因。还有的学者从词义色彩的角度研究新词语。如姚汉铭（1992）[14]摘录了二百多个具有个感情色彩的新称说语，并总结这些情感新称说语背后的成因。在语音研究上，对四音节词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沈孟璎（1995）中着重考察了新四字格的特点，即结构的凝固性弱，实际含义与字面义基本一致等。杨晓黎《四音节新词语及其成因》（1996）[15]中通过统计指出四音节词语在新词语中已成为最重要的部分。这些学者或从词汇学的角度出发，或运用修辞学的相关理论，对新词语本体做了更细致的考察。（二）20世纪90年代宏观视角下的新词语研究。20世纪90年代关于新词语的研究已经开始跳出20世纪80年代关于语言演变“共变论”的藩篱，转而从宏观视角探索新词语的显现、推广、预测、隐退、品位等等。如周洪波（1994）[16]从新词和新义两方面入手，对潜在的可能出现的新词语进行预测，根据已经显现的词语来反推那些尚未出现的新词语。这种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方法，对新词语研究的进一步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王铁琨（1999）[17]从不同角度出发归纳了新词语隐退的五种原因，并呼吁语言学者多关注新词语的退隐问题，根据新词语是隐退的原因，总结新词语隐退的规律，弥补了新词语隐退问题研究的空缺。（三）20世纪90年代新词语词典编纂研究。词典是词汇研究成果汇总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新词语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多种不同规模的新词典应运而生，新词语编纂工作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局面。具体体现在：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语委成立了新词新语研究课题组，对新词语进行搜集整理研究，连续出版了四本编年本词典、多本多年本词典，为新词语的研究及新词语词典的编纂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新词语词典的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词典有：《汉语新词新义词典》（1991），《现代汉语新词词典》（1994）等。第二，论述新词语词典编纂的论文蜂拥而出。王铁琨的《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原则》（1992）[18]提出了新词语判定的四条标准和新词语词典具体编纂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四个原则，对新词语词典编纂的实际运作起了规范和引领作用。李建国在《新词新语研究与辞书编纂》（1996）[19]一文中批评了新词语词典编纂工作中存在的词典质量多而不优，选词标准和实际操作认识不清，编写词典急功近利等现象。第三，出现了编年体的词典，如《1991汉语新词语》（于根元，1992）[20]成为建立年鉴式新词语档案的有益尝试，填补了我国新词语词典编纂的一项空白。第四，出现了各种流行语词典。如《上海话流行语词典》（阮恒辉、吴继平，1995）[21]，广泛收录了当时社会上海话中活跃的流行语。（四）20世纪90年代字母词的整理与研究。1994年刘涌泉在《谈谈字母词》[22]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字母词的概念：“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词”。他按照字母的数量将字母词分为单字母的字母词、双字母的字母词、多字母的字母词三种类型，建议词典编纂者应该把字母词收录进来，为后来的字母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字母词的词典收录问题，齐鲁书社早在1987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23]就收录了15条字母词，在字母词入典方面做了可贵的较早的探索。《现代汉语词典》[24]修订本1996年版正文后附有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共39条。这是字母词第一次进入部级语言文字权威部门编纂的汉语词典。总之，这一时期新词语的研究视角更加深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有涉及，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各种类型的新词语词典为后世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语言材料。不足之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还是以感性地举例和归纳为主，缺少理论和数据支撑。

三、21世纪的新词语研究

20世纪范文篇8

一、文化基因与文学发酵：神话记忆的多元因素

神话作为人类的原初文化，具有民族文化的基因性和文学的发酵性。文学的神话记忆，指的就是神话基因在文学上的发酵，它是作家唤醒储存于心中的神话积累和知识经验并应用于创作中，使作品呈现出或隐或显的神话元素。20世纪中国文学的神话记忆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社会变革与文学思潮等各种关系相互交织下错综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述，是作家有意识追求和自觉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基因在文学领域的特殊表现。早在新文学诞生期，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就对神话情有独钟，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周作人的《神话的趣味》、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初探》、闻一多的《神仙考》等，他们从各自的观念与学术立场出发，阐释了中国神话的起源、特征、内容及其演变，肯定了神话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态与原始精神、民族信仰习俗的关系，尤其是茅盾的神话研究，以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神话在人类文明与文化传承中的意义价值，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神话的理论体系。尽管他们的神话研究是得到了西方神话的启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将神话推向作家创作视野的动力作用。如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多次提到他对《山海经》中神话形象的喜好，并认为“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即“无名氏文学”“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2］（P100）这种对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因素的积极肯定，表现了新文学作家创作的神话传统返顾意识。事实上，“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神话复活的第一次高峰，许多作家不仅有鲜明的神话观，而且还巧妙地学习和改造神话形式，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思想主张服务，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的《女神》便是其中的代表。虽然新文学产生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但也始终无法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一旦当作家试图从传统中寻求灵感与寄托时，神话的文化基因性就不自觉地流溢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作家创作的原动力。中国作家对民族传统与民间文学的有意识接近是刺激20世纪中国文学神话复活的另一个主要因素。“五四”时期，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胡适等人对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极为重视，1922年12月专门创刊了《歌谣》周刊，其中收集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周作人的“三童”（《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采录了许多童话中的神话因子，较为系统地体现了将古老民间文学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努力。闻一多以学者的严谨剖析了《诗经》等古代歌谣的民俗学价值，以诗人的敏感触摸到“神话不只是一个文化力量，它显然也是一个记述。是记述，便有它文学的一方面。它往往包含以后成为史诗、传奇、悲剧等等的根苗。”［3］（P43）揭示了神话所具有的诗性传统。而到了新时期寻根文学中，这种对民族传统的有意识接近更是达到了一个自觉而清醒的高度。贾平凹说：“我在商州每到一地，一是翻阅县志，二是观看戏曲演出，三是收集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四是寻找当地小吃，五是找机会参加一些红白喜事活动，这一切都渗透着当地的文化啊。”［4］可以说，重视民间文化和作为民间文化典型形态的神话传说，是20世纪中国作家的主要创作传统之一。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一种寻根式叙述倾向，也使各种民间信仰和习俗描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神话印痕，如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三四十年代的“京派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山药蛋派”等等。最典型的是80年代的寻根文学思潮。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期西方文化的大量植入和传统文化的失落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寻求民族文化之根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另一方面，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启发了中国作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返顾，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郑万隆《我的根》等鲜明地树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韩少功意识到外国优秀作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卜占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呢？”他认为：“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5］故有论者认为，寻根文学“文学笔触探向了古代文化遗风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寻找原始生命力与现代生命方式的关系”。［6］（P280）可见，神话传说等传统元素已成为了作家和批评家追寻民族之根的共同话语。

二、神话原型：神话记忆的基本形态

20世纪各种文学观念与思潮的风涌云起，交互辉映，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化建设，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类型与实践框架，但无论哪种类型的文学，人们都可发现其中的神话元素，而且不乏经典之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神话知识素养和神话记忆融进其创作机制，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神话形象与神话意象。弗莱认为，文学中的神话和原型象征可分为三种组成方式：未经移位的神话、传奇的倾向、现实主义倾向。尽管他是针对西方文学模式与结构类型所作的剖析，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神话记忆并解析其中神话原型的视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神话原型主要存在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种类型显然与弗莱的“未经移位的神话”是相一致的，它是对神话世界或神话原型的直接改造，这是文学中最直接的神话记忆方式。它往往直接取之于神话原典，并在特定语境下对之进行再叙述。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为人们最为熟知的神话历史重述之作。如果撇开《非攻》《出关》等历史陈述色彩较浓的作品外，《补天》《奔月》《理水》等篇是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再改造，在神的世界里有意识揉进现实生活的细节，使神话题材与现代社会产生一种水乳交融般的密切联系。嫦娥、羿、大禹等形象在鲁迅的笔下不仅仅是神，更是具有现实情感的人。如《补天》写女娲造人、补天的经过，既有神人的神力，也有凡人的疲乏和烦躁，而后者显然是作者着意表现的重心，她的疲乏不仅因为力竭，更是因为满口“人心不古”的“小东西”而不胜其烦。《奔月》中的后羿是英雄末路，整日为生存奔波在世俗和琐碎之间；嫦娥的神性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地被消解，而沦落为一个整日唠叨的市井女性，最终因耐不住生活的清苦而窃药奔月。显然，无论是《补天》《奔月》，还是《理水》《铸剑》等，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虚幻超验的神性，而是世俗众生的人性，浓缩了作者的人生思考和现实探索，以及所传达出的孤独、无奈、坚定、复仇等现实的复杂情绪。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一开始就把背景置于“共工与颛顼争帝之一日”，以诗剧的形式复活了远古时期这惊心动魄的战争，共工的“断发文身，以蕉叶蔽下体”，“舔吸武器上血液”，颛顼的“裸身披发，状如猩猩”，十分形象传神，而曾经补天的女神，面对宇宙的浩劫，发出“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的声音。聂绀弩的《第一把火》在重述普洛美休士（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时，有意识地构筑了两个对立的世界：神的世界与魔的世界，神是庄严而崇高的，魔是“荒淫和无耻”的，瘦弱而多病的普洛美休士能战胜恶魔并盗取天火给人间带来光明，依凭的更多的是智慧与不懈，作者对两个世界的褒贬一目了然。这类作品对神话的重构，是解构与建构的统一，远古神话的原初意义与传统指向在不断地被解构的同时，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新神话逐渐得以建构，神的故事只是叙述的外壳，其内核是关于人类命运和生命价值的思考。

第二种类型只选择神话原型或神话意象作为结构作品、叙述事件、描写风俗信仰以及表情达意的基本元素。就神话本身而言，它属于“未经移位”式的原初形象，但从具体的叙事或抒情而言，它又是“移位”的，即神话的元背景移位了，神话只是现代生活与现实背景中的一个元素，并与民俗信仰、现代情感相融合。许多作家直接点明其作品的神话取材，如郭沫若在《凤凰涅槃》诗序中点明：“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全诗借凤凰的神话，体现了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时代精神，而《天狗》一诗无疑是运用神话意象结构全诗的经典之作，诗人以“天狗”自喻，要把月、日、星球，全宇宙都吞下，强悍、狂暴、激烈的天狗形象，使“自我”得到极大的扩张，吞掉一切的张扬，正是狂飙突进“五四”精神的体现。沈从文指出《月下小景》中的大部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诸经”［7］（P252）《月下小景》所叙述的美好而凄婉的爱情故事，因小说开头的“夸父逐日”故事而带有了些许神性，并以此生发了对死亡与生命的感悟：“战胜命运只有死亡，克服一切惟死亡可以办到。最公平的世界不在地面，却在空中与地底。”如果说，上述作品借神话原型或神话意象来表达情感的作品还是清晰而单纯的，那么，贾平凹的《天狗》、韩少功的《爸爸爸》、汪曾祺的《徙》等，则在叙事中体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天狗》中，一个名叫天狗的男人，出生于“天狗吞月”的日子，正因为堡子里的人都认为“天狗吞月”是不吉利的，才有女人到江中边以擀面杖搅水，边唱歌唤月亮复出的习俗，而天狗36岁未婚娶的命运，与自然与习俗是如此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汪曾祺在《徙》中开篇直接摘取了《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神话：“北溟有鱼，其名为鲲……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鲲鹏与人物高先生（名鹏，字北溟）的命运形成了某种神秘的暗示。《爸爸爸》将背景置于一个与古老神话密切相关的鸡头寨，寨民们为刑天的后代，他们的祖辈以凤凰为前导迁徙而来，在他们眼中，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具有神秘的灵气，人的命运与此是相通的，丙崽之所以痴呆是因为他娘冒犯了蜘蛛精，这种原始思维所派生出的种种习俗，如占卜、祭神、挂太极图等等，在鸡头寨一代一代地延续着，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历史的停滞和生命的循环，而其间所渗透的神话意象与原始意识又让人们产生了更为悠远的生命追问。第三种类型中，神话原型并不以神话故事或形象等显性要素体现，而呈现为一种隐性的神话架构，即弗莱所说的“传奇的倾向”，是“指一个与人类经验关系更接近的世界中那些隐约的神话模式”，［8］（P198）是神话在特定语境中的变形置换。曹禺的《雷雨》可视为神话原型变形置换的代表之作。《雷雨》所展示的周、鲁两家三十年来的恩怨情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原型的变形置换。所不同的是，在俄狄浦斯神话中，“杀父娶母”集于一身，而《雷雨》则变形置换在鲁大海、周萍身上。

30年前周朴园的作孽，在30年后得到了“报应”，鲁大海要揭露周朴园的罪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杀父”，周萍与繁漪的“乱伦”———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娶母”，侍萍于30年后冥冥之中回到了她曾熟悉的周公馆，四凤与周萍不知情的兄妹相恋，等等，时刻让人们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的左右，曹禺将其归之于“自然的法则”，这种法则就是神力的安排，作者对于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知解力，所传达出的不可逆转的命运观念，让人产生一种命运不可解的迷惑与恐惧。神话的这种神秘思维，在“寻根文学”中体现得更为显著。阿城《树王》中的肖疙瘩相信自然界的树也是有生命与感情的，这是古神话“万物有灵”思维的体现，随着“树王”的轰然倒下，肖疙瘩也撒手归天；而邓刚的“男子汉的海”（《迷人的海》），张承志的“父亲的河”（《北方的河》）等意象，则多多少少显现出一种隐喻式的神话思维。当然，如果撇开政治取向不说，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与“”的“样板戏”则具有另一种意蕴的神话原型结构。英雄人物周大勇（《保卫延安》）、朱老忠（《红旗谱》）、杨子荣（《林海雪原》）、江竹筠（《红岩》）、欧阳海（《欧阳海之歌》）等等，作为时代风云人物的代表和时代精神的象征，他们被不断地传颂和再造，他们的身上已褪去了普通人的平凡，而赋予了更多的超凡意志力和道德品质。“”“样板戏”中的“高大全”形象则将此发展到极致，在人物关系的描写中，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往往构成了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非善即恶，非红即黑，这是现实社会中的“神与魔”的关系，与神话世界中的神魔对立相暗合，而英雄人物的非凡能力与意志，也存在着一种隐性的难以察觉的神话英雄情结。而一旦英雄被送上圣坛，毫无疑问，“在他们头上还有一种带有光圈的神圣的无形力量，而英雄的力量就是由此赋予的，英雄的神话同时又达到了神谕的歌颂和教化的目的”。［9］（P93）这种隐性的、内在的神话结构和意识，是作家神话思维的不自觉流露。

三、道德倾向与悲剧意味：神话记忆的内蕴传达

神话记忆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它承载着传统与现代的道德内涵，接续着文学的民族范式。很显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神话记忆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神话复述、引用或移用，而更体现为一种民族情感的认同与道德的追问。中国神话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常常包含着浓重的道德意识和教化意味。如《镜花缘》中的“长臂国”，是由于人们到处伸手，“久而久之，徒然把臂弄的多长”，“豕喙国”的人嘴巴似猪，是因为前生“最好扯谎”，鞭挞贪得无厌和缺乏诚信之人的道德意味昭然。而神农尝百草是一种可贵的献身精神，大禹治水是一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勤奋与忘我，夸父逐日是一种追求光明的情怀，等等。周作人在谈到国人不喜希腊神话时，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总是喜欢文以载道的。希腊与日本的神话纵美妙，若论其意义则其一多是仪式的说明……当然没有意思。”［10］（P443）的确，中国神话所具有的道德意味为新文学的启蒙提供了载道与言志的丰富素材，也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实验提供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艺术气质。然而，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的变化，文学借助神话表现出的道德意味也呈现为不同时代语境的表达。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现代知识分子以激进的姿态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西方文化观念，试图重塑中国的文化精神。这一时期文学叙述中的神话原型被赋予了新文化内涵，具有了鲜明的启蒙主义特质。《凤凰涅槃》《天狗》《女神之再生》中的凤凰、天狗、女神，是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新生力量，岩鹰、孔雀、鸱枭等百鸟，共工、颛顼等诸神是腐朽的旧力量的代表，两者所构成的对立结构，重在揭露与否定腐朽的落后的旧文化，呼唤新文化道德体系的建立。如果说郭沫若笔下的道德意味是浓烈而浮泛的，那么，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道德意味则具体而鲜明，补天的女娲、治水的大禹，和《补天》中守旧的“小东西”、《理水》中只知空谈的“鸟头先生”、无所事事的丹朱相比，凸显出了他们实诚、勤劳的品质，大禹更是被鲁迅作为“民族脊梁”式的人物而加以歌颂，在歌颂的同时也揭露了不思进取的顽劣的国民性；而《奔月》《铸剑》则体现了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和韧性，表达了作者为民众的启蒙而不遗余力的决心。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和国民政府的高压政策，现实黑暗的难以直说，“讽刺文学从现实主义开始，并向神话回归，其神话模式通常表现为更具魔怪性而不是神祗性”。

20世纪范文篇9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的民主、法制思想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民主、法制思想，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的民主、法制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很多有份量的文章。本文试就20世纪90年代民主、法制思想的有关研究，进行综述，以对思想研究做点有益的工作。

一、关于民主思想的研究

的民主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民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民主思想的历史分期问题

关于某事物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问题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民主思想的历史分期问题也存在着很多争论。有的学者[1]提出民主思想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追求民主新秩序时期，新民主主义民主的提出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实施阶段，大民主的追求时期。还有的学者[2]就民主思想的某一时期进行探讨，特别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形成时间，提出前后说。在众多的探讨中，较为全面的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诋乘光于1995年提出的四阶段说。[3]

第一阶段：1920年前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民主思想丰富和初步发展阶段。1920年前后，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转而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革命实践中，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研究和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特点和发展规律，创立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思想。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民主思想丰富和初步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民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自觉地把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实践，积极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

第三阶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前夕。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的探索。这一时期民主思想发展呈现出两个倾向。其一，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由此考虑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其二，着眼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问题，从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出发，来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第四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一阶段是亲自发动和领导“大民主”运动阶段。

（二）对民主观的深思

许多学者本着“为在中国实现有自己特色的、真正的民主”的目的，对民主观中的一些失误进行了研究。

1.“人民”范围界定的困难。国防大学的赵东斌[4]认为的民主观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观。这无疑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但实践证明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剖析关于“人民”的定义，可以发现他是以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为参照物制定的，但“人民”应由谁来界定范围？是领袖还是人民？选择了领袖界定人民的范围，形成了专断的倾向。现在看来，比较好的方法是人民界定“人民”。

2.“大民主”的教训。赵东斌[4]认为在其错误理论及错误估计下发动和进行的“大民主”运动，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非但没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复兴，反而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衰败。它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创伤和沉重的教训。通过对“大民主”的剖析认为，它留给我们三点教训：一是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下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二是民主只有通过法制才能实现；三是对国家政权建设要有科学态度。

3.“为民作主”代替人民民主。赵东斌[4]认为晚年对阶级斗争错误估计，认为正常的领导秩序已经不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手段，而已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障碍。于是他试图用个人崇拜扫除实现人民民主的障碍，把人民民主转向“为民作主”。“为民作主”实际上离开了民主的本义，而没有把人民摆在应有的、最高的位置，因而，“为民作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一错误转向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4.对民主作用和地位的曲解。北京大学的杨松[5]认为晚年强调了民主的“手段”地位，认为民主只有通过集中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这实际曲解和贬低了民主的作用和地位，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与退步。

（三）关于民主思想的评价

大多数学者通过对民主思想的研究认为：尽管在其晚年犯了发动“”、“大民主”运动这样的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曾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衰败。但就其整个民主思想而言，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特别是他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作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当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的民主思想也应有所发展，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关于法制思想的研究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密切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实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对法制思想的研究，集中于1993年中国检察学会为纪念诞辰100周年而组织部分专家进行的深入研究，所涉及内容包括：保持廉洁、反对腐败思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宪政思想，刑法思想，行政法思想，民法思想，改造罪犯思想以及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法制思想。1993年以后，也有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法制思想进行了研究。

（一）关于的宪政思想研究

关于的宪政思想，学者们[7]认为的宪政思想是思想中关于政权理论，特别是关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宪政思想。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背离了宪政思想，犯了错误，使民主与法制建设受到破坏。邓小平纠正了晚年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宪政思想。

张连声、戴晨灿[8]从“湖南共和国”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发展论述了宪政思想的发展。他们认为于1920年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这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模式。而在建国后的讲话中，特别是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其宪政思想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则。

（二）关于的刑法思想研究

学者们认为的刑法思想是法制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因此对刑法思想的研究也最深入，90年代共发表了近20篇文章。

1.刑法思想的内容。对此，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四川联合大学的陈永革[9]认为刑法思想主要体现在：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严格把握构成反革命罪的政策界限；倡导罪刑相适应，罪当其罪；主张宽严相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实行少杀政策，严禁乱杀，创造死缓制度；提倡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

2.刑法思想的贡献。宋世杰[10]认为，刑法思想首次提出了刑法中的规格问题，对于刑罚的适用有深远的指导作用；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死缓制度，为死刑慎用原则和少杀方针指明了具体实施的措施；提出了“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方针，突破旧刑法理论把刑罚作为单纯的一种惩罚手段的传统；创立劳动教养制度，为处理人民内部某些轻微的违法行为提供有效的办法。

（三）关于的行政法思想研究

学者们[11]认为，在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前后，参加了大量的有关行政法的实践，这成为行政法思想形成的基本条件。关于的行政法观念，学者们认为它包括：关于行政机关地位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观念、关于行政管理法律规范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观念。也有的学者[12]专门论述了关于廉政建设的思想，如王洪军等学者认为对于反腐败斗争的策略主要表现为“区别对待”，通过“区别对待”策略，能够有效地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极大地孤立少数严重分子，团结教育大多数中小贪污分子，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

（四）关于法律思想的评价

虽然部分学者对法律思想的具体问题有所争论，但大部分人认为，法律思想（笔者注：大部分学者提的是法律思想而不是法制思想）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思想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风格，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法律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创造和总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我国在法律思想的前提下，结合现实，形成了以法制思想为基础的独具特色的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中的有关法律思想，这对全面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3]

有的学者[14]认为，法学理论中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建设有利于保障现代化建设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核心观点，与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为邓小平法制理论的形成。

第一，体现在为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一是关于法制要保护生产力的思想是邓小平经济法律思想形成的基础；二是民主法制原则是邓小平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形成的基础。

第二，体现在为邓小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的思想提供了基本指导。一是关于商品生产的论述为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二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学说，为邓小平“两手抓”的战略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关于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邓小平民主思想比较研究

和邓小平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观点，但在民主的地位、形成、实现途径等方面，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认识与实践。北京大学的杨松[5]试图比较和邓小平民主思想的不同点，并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1.关于民主的地位。在对民主地位的认识上，杨松认为把民主仅当作一种手段，这在一定程度是无可厚非的，但后来曲解了民主的地位，从而导致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退步。邓小平更多的是把民主当作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目标。

2.关于民主的形式。杨松认为和邓小平都反对照搬西方民主，但他们却对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有不同设计。心目中的民主模式是一种“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积极参与的“大民主”；邓小平设计的民主形式是“小民主”，这种民主要求做到“保证其全体人民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的民主是一种直接参与的大众民主模式，邓小平的民主倾向于专家竞争的精英民主模式。

3.关于民主的保证。杨松认为从“大民主”的模式出发，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对魅力型权威的需要；邓小平从“小民主”的模式出发，开始了坚定不移的对国家法理型权威的谋求。

4.关于、邓小平民主思想差异的根源。杨松认为这既是客观现实加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也来源于他们不同的思维模式：的民主思想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的必然结果，而邓小平的民主思想却是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伟大实践。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比较研究

和邓小平都力图依据体现民主政治的良好法律，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人的努力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江苏南通市委党校的沈卫中[15]的对比研究，沈卫中认为联系与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健全法制、追求社会稳定方面，目标一致，手段迥异。认为达到社会稳定的手段是用阶级斗争，以斗达治，以乱达治；邓小平强调的则是利用法律手段。

第二，在健全法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出发点一致，重视程度不同。确定了法制建设必须围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但在实践中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国有化程度；发动群众运动，大搞“人海战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法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特别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第三，在健全法制保障民主方面，认识相近，实践有别。在实践中，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邓小平则主张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第四，在为健全法制创造思想文化条件方面，主张不尽相同，行动殊途。过分强调法律文化的政治性，在晚年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更加滑向了否定法律文化遗产的极端，法学成了禁区。邓小平则把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来认识，要求把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实质交给人民，提出人人懂法，加强法制教育。

四、关于民主、法制思想研究中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对民主、法制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研究中还有许多空白与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民主、法制思想的相互关系尚待研究

的民主思想与法制思想，总体上看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于今天我们紧密联系的民主法制。但是两者也不是绝对独立的，对它们之间的联系，学术界基本上未涉及。事实上，改造罪犯思想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本身就是其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当然，在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关系中，是各自独立成份大还是联系成份大，尚待深入研究。

（二）关于“大民主”的评价尚需辩证分析

学者们对“大民主”大都持批判态度，始终把它与“”联系起来。其实，我们也应看到，“大民主”不等同于直接发动“大民主”运动，它作为一种民主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成分。全民的民主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只不过脱离了实际，过早地提出并进行了实践。“小民主”之后，我们是否会走向“大民主”？值得我们深思。

（三）把、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差异归结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思维模式所致，是否绝对化？

有的学者提出的思维模式倾向于理性主义，“为了理性甚至变得不讲情理”；邓小平的思维模式倾向于经验主义，从现实工作出发，表现得合乎情理而不合乎理性。这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导致两者民主思想的差异。这种归纳是否合理？能否说更重逻辑推理或理性而轻经验？这也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收稿日期］200-03-29

【参考文献】

[1]袁景华．思想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2]王莉，郑志．世纪三伟人：孙中山．．邓小平[M]．红旗出版社，2000.

[3]邸乘光．民主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J]．青海社会科学，1995,(6).

[4]赵东斌．民主观中的一些误区[J]．思想研究，1996,(2).

[5]杨松．邓小平民主思想比较[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部．纪念百年诞辰文集[Z]．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7]张光博，王秋玲．的宪政思想[A]．中国检察学会．法制思想论集[Z]．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56.

[8]张连生，戴晨灿．宪政思想的发展：从“湖南共和国”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A]．中国检察学会．法制思想论集[Z]．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68～72.

[9]陈永革．“慎刑”思想初探[J]．思想研究，1994,(4).

[10]宋世杰．论同志关于刑法学的光辉思想及重要贡献[A]．中国检察学会．法制思想论集[Z]．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119～124.

[11]方世荣，皮用兵．行政法思想初探[A]．中国检察学会．法制思想论集[Z]．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244～256.

[12]王洪年．宋军．论同志反腐败的斗争策略：“区别对待”[A]．中国检察学会．法制思想论集[Z]．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10.

[13]中国检察学会．法制思想论集[Z]．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1.

20世纪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大众化批评；学院化批评

20世纪80年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形成的繁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以下简称90年代文学批评)备受指责的参照与证据。每当论及90年代文学批评时。总有不少论者以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热烈与之相比从而发出批评“缺席”、“失语”的感慨。事实上，90年代文学批评纷繁复杂，学术界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评价也莫衷一是。“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进行大致相当的描述和作出公允的评价是极其困难的，不仅是距离近，我们身在其中，还因为这是个价值多元的年代，价值多元决定了作者不可能以定于一尊的框架来梳理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周围巨大而庞杂的批评现象。”虽则如是，但透过这种种现象与迷雾，把90年代文学批评放之于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观照．以批评话语的价值取向和批评话语的践行方式来加以考察，那么，90年代的文学批评都可以囊括在“大众”和“学院”的范畴内加以描述和讨论：一是大众化的倾向，这主要是指批评在多元价值体系的文化现状中，呈现为一种通俗化、商业性、娱乐性为价值主导的批评话语，具有鲜明的大众色彩，关注当下文学现实和热点问题，注重感性的体味；二是学院化的努力和特色，这主要是从文学批评内在本质来说的，它具有文学批评的精英理论建构色彩，注重批评的学理性和深度诉求。

大众化是指一种文化氛围。将大众化作为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征走向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大众化”批评是与“学院化”批评严谨、注重“规则和体裁”且具有理论建构性的批评风格相对的，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浮躁、缺乏学理性的批评形式和风气，这类批评措辞尖酸，甚至流于谩骂，有的还涉及到人身攻击。观点极端且有失偏颇，往往使批评演变为事件而广受关注——这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市场意旨。二是指通俗、注重感性思考和体味的话语批评方式，通常是以一种轻松、活泼和灵动的面貌出现，显得平易近人。

“大众化”作为90年代批评的倾向，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话语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业文化的发展获得了极大的空间，文学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商品化的深渊。在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市场化运作的双重夹击下．我们看到文学批评不时有这样的景象：报刊编辑与媒体合谋不断制造热点进行商业性炒作，抛出了诸如“新XX”、“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标号或术语；评论家与作家(或编辑)合谋，不断上演一出又一出文学事件：某些知名学者策划的文学大师排座次、“马桥之争”、《十作家批判书》等等，还有诸多在人情之上、利益之下的“红包批评”。这些批评活动的共同特征带有很大的“广告”、“宣传”、“炒作”味道，这种貌似审美批评的言词实则是商业文化下的市场意旨。具有浓重的商业意味和明显的市场运作痕迹。但这些批评现象得以出现却包含着社会文化现实中的某些新因素。“在充分注意到这些批评实践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这些显然是被‘戏剧化’或‘漫画化’了的批评事件当中，包含着九十年代批评发展的新因素，诸如批评自由的获得，批评模式的变化，批评家与被批评者的关系的改变以及批评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变化等。”尤其是当大众传媒已经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之后，这些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批评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因此，文学批评的商品化成为必然的文化现象：报纸编辑、记者和批评家联手纷纷挑起、发动、参与文化争论。推着读者不断地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从一场争论转移到另一场争论。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消费话题的时代，媒体源源不断地策划出无穷无尽的话题，增加其可读性，从而吸引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的文学批评推进了文学批评面向市场的进程。

另一方面，由于大众文化盛行，人们的审美趣味转向平面化。追求感观的愉悦。放逐了对精神的深度诉求。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代表了人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选择，人们更愿意在色彩斑斓的文化世界中享受轻松休闲的视听与阅读，而不愿意阅读通过细致的体味与思索才能心领神会的精英文化文本和叙述。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微妙变化，使得大量通俗、时尚的批评文字得以流行。同时。大众文化使得一切带有形而上倾向的精英文化显得步履蹒跚。

文学批评不去追求文学的韵味、意境和意义的深度，而去追求表面的、感性的、平面的形象性、直观性、代表性。其目的不是引起读者去回味、思考和评论，而是引起读者去感受、享受。这种感悟式、直观性的批评文字比之于学理性的抽象思维更具文字亲和力，读者的接受来得更轻松，这使得文学批评从神圣的祭坛走下来，来到了大众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的文学批评对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学文本的关注与解读是大众与文学审美之间的桥梁。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和作家、评论家圈层。难免自说自话，甚至自我欣赏。在这里媒体的功能使文学批评的功能得以扩展，会更加及时地捕捉更多、更新的文坛信息，加上自己的注释与判断，以受众更易接受的话语方式表述出来。更重要的是。媒体的关注视野也使文学批评的关注视野突破了传统的纯文学的文本范畴。“文学批评的概念在90年代已经不再关注于纯粹的文学文本，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概念在90年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确，90年代文学批评的审视对象也因此扩大到对影视作品的评说、对网络文学的分析。甚至对流行歌曲的艺术与文化的审视。可以说，文学批评的视角已逐渐更加平民化、大众化，这对引导普通读者的审美活动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当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上占有自己的席位，并大有引领受众阅读、鉴赏的趋势时。文学批评的功能便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发挥。“大众化”的批评风气和样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格局。

由此观之，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及其批评正在发生某种转向——即“大众化”文学批评倾向的形成。这种转向和传媒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和大众文化的盛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大众化批评的勃兴。改变了理论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弥补了理论批评疏于关注“当下”的不足。使批评格局趋向于合理和多元。

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文化局面，这期间，各种批评观念和方法蜂拥而至。西方话语的霸权、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的发掘、西方批评方法的引进、中国本土批评家的创造等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发展的多元化境遇。在90年代文学批评的坐标上，如果以大众化批评为横坐标。学院化批评为纵坐标。那么它们的交汇点就是当下的文化现实；如果说面对相同的文化现实，批评家选择以大众化的方式发言使文学批评呈现出大众化倾向，那么学院化批评就是从揭示本质和理论指引的深度践行着他们的批评活动，构建着具有学术规范、讲究学理背景与知识传统的专业化的批评形态。

学院化批评主要是一批在高校及文学研究所任职的职业学者进行的专业批评，虽然在市场经济时代中面临边缘化的局面，但学院化批评的主体以其自身广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日趋成熟的现代体系，以理论和文本意识的深度支撑着当代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基石，以强烈的精英建构意识推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从批评的成果和批评话语空间的拓展来看，90年代学院批评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就90年代出版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著作来看，就有陈思和、王晓明主编，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谢冕、李杨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以及杨匡汉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其涉及到了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学批评，如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这些颇具学术含量的文学研究著作显现了文学批评的成果，凸现出学院批评力量的强大。就9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研究路向来看，90年代以来批评的话语空间又有了更大的拓展，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文化研究以及后殖民理论的兴起等都拓展了批评言说的空间。此外，与从西方引进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不同，90年代初有一批学者转向传统寻找学术资源，作“学术史”的研究，以期通过对学术传统的重新审视和发掘来找到一种研究文学的思路。张扬纯粹的学术研究，退而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是知识分子在大众面前的一种姿态，体现出学院精英在拓展批评话语空间的某种努力。

这些批评活动极其文字共同构成并体现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学院派特色，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学院化批评不仅仅面对文学，大多数从事学院批评的职业学者也不仅仅是文学麦田的坚定守望者，转型期社会纷繁的文化文学现实急切需要批评家加以阐释和批判，学院批评的使命就是以其学者素养和学理分析来透析现象，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给人们以精神指引，从而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找到维系自身价值的场域。他们通过专业性的研究工作，承载着启蒙与代言的责任，这种情况如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在社会大众和整体文化构成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们科学的理性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感时忧世的使命意识．这种意识以表达广大民众的社会理想为巨大支撑，保持着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学院派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魅力的展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学院批评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它往往处于十字街头，以内省的学术思索向社会开放，向现实延伸。在诸多学院派的批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用文学话语向复杂的文化现实不断介入的努力，现实，作为一个最终需要阐释和反映的目标，始终渗透在学院批评的方法和过程之中。从另一个角度看，90年代的学院批评同时也隐含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省与反抗。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和各种思想、观念、理论的包围中，批评的精神正在淡化和消解，某些批评借口转型和改革而放弃批评精神，放弃批评一贯坚守的人文精神和立场，有的趋炎附势，有的趋俗媚众，有的争名夺利。这是市场经济的商品意识在批评家身上投下的阴影，批评家人文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淡化必然造成批评的人文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淡化。而学院化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样性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建构，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多种复杂因素的困扰下，捍卫了文学批评所剩无几的尊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和健全的时代大背景下，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将90年代文学批评特征粗略用“大众化”和“学院化”加以概述，只是期盼能在某种程度上能更接近90年代文学批评的真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