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范文10篇

21世纪范文篇1

想象是创造力的翅膀！作为一保小学语文教师，在年复一年的教学工作中，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摸索中认识到：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相象力。

小学生对问题的敏感性，怀有想知道一切的渴望和好问态度达到了高潮，但极强的现实感限制了他们想象力的发展。倘若教师善于营造一种刺激性的气氛，一种有利于发现自我的学习环境，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能得到发挥。高年级学生，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原来在神话时和正确地引导学生的创造兴趣，我设计了语文活动课——《畅想21世纪》。

这节活动课大致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酝酿阶段，主要让学生根据自己确立的小课题搜集相关资料，进行想象小论文《畅想21世纪》；第二阶段为小组交流评比阶段，每个小组推荐1-2篇小论文进一步的修改，准备演说稿；第三阶段为演说阶段，在课堂上创设情境，让学生畅谈未来美景；第四阶段为活动延伸阶段，分期分批在黑板和班级小报上刊登优秀小论文，并让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想象进行评价。

二、活动名称

1、活动名称：畅想21世纪

2、活动形式：演说会

3、适用处级：高年级

4、活动目的：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②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③锻炼学生运用、表达语言文字的能力。

5、活动准备：①学生阅读课外书，进行想象小论文。②小组为单位准备演说内容。③制作录音《科学，改变着世界》和相关图片。④科幻片《神奇的太空世界》。⑤黑板上写上“畅想21世纪”，教室四周张挂科幻图片、名人像，创设创新氛围。

6、活动过程：

①提问激趣

从中国到美国，同学们有哪些办法？

②录音、图片激趣

科学家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发明了许多东西，使20世纪有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请听录音《科学，改变着世界》，并随录音出示相关图片。

③录像激趣

50年后，100年后，科学技术将出现怎样的奇迹？人类怎样生活？那时的房屋、交通、通讯是什么样的？我们头顶广阔无垠的天空又将是什么样的？请看科幻片《神奇的太空世界》。

④学生演说。

⑤小结。

三、活动实录

师：（讲台上放一个地球仪）从中国到美国，同学们有哪些办法？

生：可以坐飞机去。生：可以乘轮船去。生：可以坐汽车去。

师：可是中国与美国之间隔着这么大个太平洋，怎样坐汽车呢？

生：（挠挠首）可以在太平洋上建一座很长的桥梁。

师：嗯，是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沉默一会儿）

生：可以在海底建造一座海底隧道，我们可以坐地铁会。

生：美国在地球的另一侧，可以穿过地球打一条隧道，这样近多了。

师：同学们的想象非常丰富，科学家就是凭借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发明了许多东西，使20世纪的科学突飞猛进，请听录音《科学，改变着世界》。

（学生听着录音，看着图片，神情专注）。

师：50年后，100年后，科学技术将出现怎样的奇迹？人类将怎样生活？那时的房屋、交通、通讯是什么样的？我们头顶广阔无垠的天空又将会怎样呢？请看科幻片《神奇的太空世界》。

（学生看录像，不时发出赞叹声）。

师：未来多美好！我们是未来的主人，让我们电报谈更加灿烂的21世纪。首先请第一组的同学演说。

生：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今天，我要畅想未来的房屋。（演说内容略）

生：我有补充，我想未来的房屋会自动调温，夏天室内有一种柔绿的冷光身进来。这种光有香味，能杀菌、降温、冬天，满屋淡红，好像有暖烘烘的春意扑面而来。

生：未来的房屋，用防火材料建筑，这样就不用担心火灾了。

生：未来的房屋，家家都有机器人保姆，会烧饭，会洗衣，还会陪我们玩。

师：嗯，多奇特的想象！老师真想马上享受到这促美好的生活，同学们想不想？

众生齐：想。

师：下面请第二组同学演说。

生：我畅想21世纪的汽车（略）

（演说完毕，学生热烈鼓掌）。

生：我觉得那汽车真可以，不过还有一个缺点。

师：（惊讶）哦？

生：21世纪的汽车应该无污染，无噪音，否则，我们要生活在乌烟瘴气中了。

生：我认为汽车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船型、子弹头型、小动物型的，那么，街道就更美了。

师：嗯！说不定你们的想法变成明天世界一种新型汽车的萌芽设计思相想，祝你们成功。有请第三组同学演说。

生：老师，我想谈谈21世纪的农民（略）

师：你的演说真让我感动，老师的父母也是农民，他们辛辛苦苦种粮，却常常因为旱涝灾害而歉收，能为中国广大农民免去“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老师谢谢你。下面请第四组同学演说。

生：我畅想未来的学校。（略）

师：嗯，批改作业有“小型机器人”协助，以后老师可就轻松了（作玩笑状）。

生：未来的学校应有电脑书，那么，我们就不用背书包了，上什么课，拿出电脑书，一摁就行！生：我想学校还有吸尘装置，那么，大伙儿就不用扫地了。

生：随着计算机的联网应用，我们的学校可能会在家里么大家想学就学，想玩就玩，该多有趣。（众生笑）

师（小结）：今天的活动课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同学们对未来的想象非常活跃，老师都感觉有点儿跟不上形势了。科的发明，人类的创造往往正是一个幼稚的提问，一次天真的探寻，一个看似荒诞的梦想开始的。希望同学们了解更多的未知世界，积极探索大自然的奥妙，让心中那颗科学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四、活动总结

随着教改的不断深入，活动课与其他学科课程紧密联系，相互渗透，互为转化，共同担负起培养新一代的重任。

这节活动课，我组织学生通过演说活动，把学生的阅读、表达、创新等综合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学生在活动中积极参与，兴致盎然，主体意识、行为能力、情感态度方面得到综合发展，遵循了活动课的现实性、创新性、开放性和趣味性等特点。以下作一点简单的心得体会。

1、现实性

促进人的社会化是教育的基本职能，“活动教学”是促进学生社会化的有效方法。我们要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教育就得考虑如何适应“社会需求”。21世纪是“物质”加“智慧”的时代，未来需要出主意的能手和技能。因此，培养学生的想象和创新精神是当今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是构建活动课的目的，《畅想21世纪》这一活动课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为主要目的，体现现实性的特点。

2、创新意识的培养孕育于美育中

《畅想21世纪》这一活动课，通过对科学技术和对未来科学世界的幻想，把学生的愿望、能力引向美的创造中、学生受到美熏陶和教育，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情操上的感染，萌发“我也要成为有用之人”的想法，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3、开放性

演说者奇特新颖的想象，使学生的活动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体现了活动时间的开放；学生活动不受教学计划和学校围墙的限制，既可多课本中获得昔时信息，又可从瞬息万变的时代获取即时信息，信息，体现了活动内容的开放和思维的开放，可谓一箭双雕。

五、活动点评

科学源于奇思妙想，《畅想21世纪》是让学生在掌握一定科学知识的现实生活基础上，借助想象，把现在和未来、科学和幻想、时间和空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新事物，并用语言的形式表达。整堂课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为目的，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通过活动，学生消化吸收所学知识，转化形成相应能力，深化发展思维认识。

这是培养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有效实例。上课伊始，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牢牢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开动了学生思维的机器。接着，五次科技革命浪潮，把学生带进了日新月民和科学世界中，科幻录像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走进神奇美妙的太空世界。所有这些，像磁石，深深地吸引了学生注意，像钥匙，悄悄开启学生的心扉，像序幕，预示后面的高潮和结局。演说活动中，学生的畅想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珠妙语，语出学生之口，热爱之情，情发学生之心。学生在绘声绘色的演说中，在迷人的科幻情景中，增长了知识，发展了思维能力。

整堂活动课注意运用多种媒体调动学生感官，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积极性，层次清楚，环环相扣。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发现知识是一个乐园，从而更加热爱学习，热爱科学，并且概括表达语言文字的能力得到内化和延伸，可谓一举两得。

只要我们老师正确把握学生的心理与活动课的特点，做一个“有心人”，给学生以“德的氛围、智的启迪、美的熏陶”，那么活动课功能一定能得到发挥。

附学生演说稿两篇

未来的汽车

潘若

到了21世纪，将会有一种新型汽车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全自动车与众不同，技术格外先进。这就是我发明的空陆两用新型汽车。

这种豪华汽车是用21世纪的新型O——ADEC型发动机、高强度的钢板、防弹玻璃、塑料和轻金属制成的。它的弹性极强，用铁锤在上面敲打，也不会留下一点儿痕迹。只要你往豪华小汽车里一坐，就会有一种奇特感觉。车内是用21世纪的塑料装饰的。这种塑料非常出版社软，躺在上面格外舒服，车上装有隔音玻璃、空调、电视、录音机等、这些都是遥控有，如果你想看电视，随手按一下电钮，玻璃上就会立即出现图象，就像看戏一样逼真。

全自动车无人驾驶，它的司机是一台超级电脑，这台电脑控制着车内的一切系统。晚上人们休息的时候，它可以自动调节。它的速度快得惊人，每秒可以达到5公里之多，即使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它都是那么平稳。

如果你想自由自在在天空飞行，只要按一下全自动起飞电追赶，它就会自动飞，自由翱翔。它安全性强，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置信。它可以在1小时内环绕地球飞行一圈。真叫人惊讶！

将来，我一定要用自己发明的汽车载着我的老师和同学去世界各地旅游。

未来的学校

陈钫

21世纪，科学飞速发展，我们的学校也焕然一新，如仙境一般。

“小朋友好！”当你来到校门口，两位小机器人会向你亲切地问候。走进学校，见到的是几座高大的教学楼。它是用一种新型合成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比钢材还坚硬，而重量却像塑料那样轻。这种房子，在房屋工厂制造成形后，运到施工现场组装起来的，它可以很方便地拆卸、更换，所以它永远都是新的。教学楼四周种满了婀娜多姿的柳树，挺拔的白杨，翠绿的松柏，还有好多花丛，各种花草争妍斗艳，万紫千红。边上还有一个人工湖，湖里各种各样的鱼在欢快地游来游去，好一派美丽的景色。

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学校怎么没有操场呢？原来，为了节省占地，操场都设在地下了。同学们在里面上体育课。显示屏与电脑相接，老师在电脑里输入程序，黑板上便会显示出来。同学们也一人一台电脑，碰到什么疑问，可以在电脑里向老师询问，也可以在电脑里和同学们互相交流，一切都是现代化的。

老师批改作业也有一套设备，像小型机器人。老师有疏忽，“小型机器人”马上会提示。有时老师很忙，“小型机器人”就来帮助老师做些事情，老师再也不那么累了。

21世纪范文篇2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同志又深刻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教育将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为21世纪教育事业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及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振兴我国教育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备指导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锐意进取，把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教育推向21世纪。《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在贯彻落实《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重在落实。

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到**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城乡新增劳动力和在职人员能够普遍接受各种层次和形式的教育与培训；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左右；瞄准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培养造就一批同水平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并使高校高新技术产业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作贡献；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到2010年，在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一、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

1、**年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是全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两基"已进入攻坚阶段，要确保全国目标的实现。在"十五"计划期间继续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重点放在山区、牧区和边境地区。进一步加强教育督导工作，健全督导机构，完善督导制度，保证"两基"的质量和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

2、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年初步形成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和标准，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行新的评价制度，开展教师培训，启动新课程的实验。争取经过10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

3、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作。继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教育，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实施劳动技能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

4、体育和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体育和美育工作。**年，初步建立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较为科学合理的体育、艺术教育体系，保证学校艺术教育和体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提高教学水平。

5、实施素质教育，要从幼儿阶段抓起，要用科学的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培养幼儿健康的体质、良好的生活习惯与求知的欲望。重视特殊教育，努力为广大残疾少年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自主自强的精神和生存发展的能力。

6、继续扩大内地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规模，促进各民族素质的共同提高。基础教育阶段，要继续办好内地为边疆少数民族举办的教学班（校）。内地高等学校要为培养少数民族的优秀专门人才作出更多贡献。要重视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教学和师资培养培训工作。

7、建立和完善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法规体系，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师范院校要继续把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汉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宏观管理，依法努力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意识，到2010年在全国实现文字应用基本规范化。

二、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8、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要加强师德建设。3年内，对现有中小学校长和专任教师进行全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巩固和完善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加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建设。2010年前后，具备条件的地区争使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分别提升到专科和本科层次，经济发达地区高中专任教师和校长中获硕士学位者应达到一定比例。要加强和改革师范教育，提高新师资的培养质量。实力较强的高校要在新师资培养及教师培训中作出贡献。

9、重点加强中小学生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年、**年，在全国选培10万名中小学及职业学校骨干教师，开展本校教学改革试验、巡回讲学、研讨培训和接受外校教师观摩进修等活动，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10、实行教师聘任制和全员聘用制，加强考核，竞争上岗。**年前后，要通过提高师生（包括职工）比、分流富余人员等途径，优化中小学教职工队伍。同时，要向社会招聘具有教师资格的非师范类高校优秀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改善教师队伍结构。认真解决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师范毕业生的定期服务制度，对高校毕业生（包括非师范）到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任教，采取定期轮换制度，并享受倾斜政策。

三、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参与国家创

新体系建设

11、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要重视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团结、协作和奉献精神。从国内外吸引一批能够领导本学科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学术带头人。按照"选到一个聘任一个"的原则，国家给予重点资助。

12、从**年起,在全国高校的重点学科中,设立一批特聘教授岗位,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特别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进入岗位。

13、全国高校以竞争选优方式分批精选骨干教师,采取国家拨款与自筹经费相结合的办法增强科研经费支持力度,提高科研、教学质量及设备装备水平。

从**年起每年评选百名35岁以下取得重大科研和教学成果的青年教师，连续5年加大支持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力度。

14、高校实行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开放实验室访问学者制度,实现重点学科的开放效益,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15、进一步提高高校博士生培养质量,从**年开始,每年评选百篇具有创新水平的优秀博士论文。对于获奖后留校工作的博士，连续5年支持其科研，教学工作。要稳妥扩大高校博士后流动站的数量和规模。

16、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除继续派遣短期访问学者外，选拔高级访问学者，有针对性地到国外一流大学进行研修交流。邀请海外知名学者来华进行短期讲学和研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四、继续并加快进行"211工程"建设，大力提高高等学校的知识创新能力

17、1995年启动的"211工程",已经为我国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要保证**年切实完成"211工程"首期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二期计划，主要用于加大已立项的重点学科建设力度。加强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

18、按照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讲话的精神,"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经过长期的建设和积累,我国少数大学质量较高,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造了条件。

19、一流大学是经过长期建设形成的。一流大学建设要有政府的支持、资金的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长年累月辛勤奋斗的结果。因此，办成一流的大学，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过程，要经过社会实践的考验。要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对于若干所高校和有条件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争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六、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20、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有效地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势,是在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办好大教育的战略措施,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加大建设力度。

21、以现有的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示范网和卫星视频传输系统为基础,进一步扩大中国教育科研网的传输容量和联网规模。建立全国大学生招生远程录取、计算机学籍管理、毕业生远程就业服务一体化的信息系统。

22、继续发挥卫星电视教育在现代远程教育中的作用,改造现有广播电视教育传输网络,建设中央站,并与中国教育科研网进行高速连接,进行部分远程办学点的联网改造。**年,争取使全国农村绝大多数中小学都能收看教育电视节目。要运用优秀师资力量和现代教育手段，把教育电视节目办好,重点满足边远、海岛、深山、林牧等地区的教育需求。

23、开发高质量教育软件,重点建设全国远程教育资源库和若干个教育软件开发生产基地。

24、教育部对全国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实行归口管理,负责组织制定全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为推动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按国际惯例对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运行费用实行优惠。

25、建立和完善继续教育制度,适应终身学习和知识更新的需要。依托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开设高质量的网络课程,组织全国一流水平的师资进行讲授,实现跨时空的教育资源共享。发挥自学考试制度的优势，不断扩大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机会。

七、实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带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作贡献

26、高等学校要在国家创新工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快技术开发,围绕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技术开展科技攻关,为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服务。

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高校与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合作。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结合。鼓励企业在高校建立技术集成与扩散的示范中心，开发高新技术产品。鼓励高校向企业转让技术，企业与高校从立项到投产"一条龙"的全面合作。

27、要创造条件在高校周围,特别是高校集中的地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并发挥科技开发"孵化器"的作用。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鼓励他们自主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28、高校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培养创造新人才的实践基地,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今后，要组建一批以高校为依托的高科技产业集团。

29、建立健全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支持包括高校在内的科技产业和科技开发活动。尽快组建一批专门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允许技术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鼓励符合条件的高科技企业上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八、贯彻《高等教育法》，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30、切实落实《高等教育法》关于"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规定，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为使更多的高校毕业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根据各地的需求和经费投入及师资条件的可能，在采用新的机制和模式的前提下，**年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总数将达到660万人。招生计划的增量将主要用于地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应有较大的增长。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到11％左右。普通高校生师比提高到12：1，独立设置的普通高校平均在校规模达到4000人左右。

31、加快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步伐,继续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今后3至5年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新体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32、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推迟就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要求。对于学历高等职业教育，除对现有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进行改革、改组和改制，并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改办（简称"三改一补"）之外，部分本科院校可以设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基本不搞新建。建设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发展非学历高等职业教育，主要进行职业资格证书教育。逐步建立立交桥，允许职业技术院校的毕业生经过考试接受高一级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色。主动培养农村现代化需求的各种人才。要通过试点逐步把高等职业教育方面德国责权放给省级人民政府和学校。普通高中毕业生除进入普通高校外，多数应接受多种形式的高等职业教育。

33、加大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力度要从有利于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高校公平选拔合格人才、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和社会稳定的原则出发，进行高考科目、内容、方法和制度的改革试点，增加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核分量，探索适合不同地区和学校特点的高校招生、考试、评价的方法和制度。到**年左右，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由学校和有关部门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毕业生就业制度。

要通过多种形式对高校特困生给予资助，保证经高考录取和已在校的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缀学。国家继续安排资金资助特困生，地方财政和学校相应配套资助。同时，积极开展高校学生贷学金等多种助学制度的试点工作。

34、积极推进高校的教学改革。要大力推进高等专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本科教育要拓宽专业口径，增强适应性。继续推进"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并建成文、理科基础性人才培养基地、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和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基地。积极稳步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体系。

35、大力推进高校内部管理体系改革。推行聘任制，加速后勤工作社会化改革，精简分流富余人员。高校招生计划的扩大要同学校后勤工作社会化的进度挂钩。争取3至五年内，大部分地区实现高校后勤工作社会化。

九、积级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初中级人才，尤其要加大教育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务的力度

36、依据《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要努力建立符合国情的职前与职后教育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与培训相互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实施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依托普通高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建设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培训基地。

继续实施初中后教育的分流，从各地实际出发，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并努力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极少数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对不能升入初中的小学毕业生应实行职业技术培训。要按照"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对各类新就业人员进行时限和形式不同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等职业教育要改革专业和课程和结构，努力在各地办出一批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职业技术学校。

37、成人职业教育要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通过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采取灵活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使各类再就业工程服务。积极为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在职培训。促进企业、学校与政府其他业务部门之间的合作。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根据不同学科、专业和行业发展趋势，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健全教育、考核、使用相结合的制度。

38、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农科教相结合各类教育统筹的综合改革，促进农村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农村教育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扫盲工作要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相结合，切实巩固脱盲的成效，把脱盲与脱贫结合起来。今后3至5年，使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毕业生或肄业生能够在从业前后接受一定方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包括"绿色证书"培训，使一部分人掌握一两项生产致富的实用技术，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需要，特别要采取多种教育和培训形式，为乡镇企业和农村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使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十、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调动各方面发展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39、认真贯彻国务院对于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今后3至5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制定有利于吸纳社会资金办的教育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40、社会力量办学要纳入依法办学、依法管理的轨道。社会力量办学不以营利为目的，鼓励滚动发展。要完善法规建设，充实学校设置标准，健全管理体制，加强校容管理，严格财务审计，不断提高教育和管理水平，鼓励现有学校发挥规模效益。

保证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

41、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要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进行试点。基础教育阶段要与改造薄弱学校相结合，高等教育阶段主要以地方高校和成人高校为对象，探索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在推进办学体制改革中，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学校产权必须明晰，国有教育设施不得挪作他用，国有和公有资产不得流失。

十一、依法保证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切实增加教育的有效投入

42、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必须转变把教育投资作为消费性投资的观念，要切实把发展教育作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础性投资，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入。各级财政要认真落实已出台的筹措教育经费的各项法律规定和政策。特别是要保证做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即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要高于统计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逐年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要按照《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的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努力实现4％的目标。

逐步提高中央本级和省级财政支出所占比例。自**年起中央本级财政按同口径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年，将此比例提高3个百分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也应根据各地实际每年提高1至2个百分点。

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经费预算安排和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通知的通知》（国办发[**]23号）的精神,从**年起,各级财政每年超收部分和财政预算外收入,应按不低于年初确定的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用于教育。

加强对城、乡教育费附加的征管工作，以确保足额征收并由教育行政部门商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使用。积极支持勤工俭学、校办产业的发展，并对其继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在中国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教育发展基金会，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

43、加快高校筒子楼建设和危房的改造，争取到**年基本解决高校青年教师住房困难，改造后的筒子楼作为高校的公寓和周转用房。

44、进一步加快教职工住房建设。在**年前建设银行基础设施贷款中，安排一部分用于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住房建设，以支持利用学校自用土地，加快新建"经济适用型"住房，资金不足部分，应多渠道筹措解决。同时，要继续加强中小学教师的"安居工程"的建设。

45、各级教育部门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拨款制度，精简机构和冗员，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同时，加强对教育经费的审计与监督。

十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把高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46、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同志对全国青年和大学生提出的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时间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的要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完善德育工作体系，教育引导学生鉴定政治信念，加强思想修养，树立远大理想，投身社会时间，自觉艰苦奋斗，立志振兴中华，把培养"四有"新人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

47、认真组织实施普通高校公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课程设置新方案，加快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的步伐。要加强"两课"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的研究，把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好。加强"两课"教师的培训工作，提高思想理论的实效。

48、加强高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人文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通过增设选修课、举办专题讲座和各种知识性、文艺性活动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49、加强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组织研究。要进一步加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设立理论研究和教学优秀成果奖，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

21世纪范文篇3

关键词：大学；21世纪；知识经济；全球化；大学—工业合作

Universityinthe21stCentury

SirColinLucas,Vice-ChancellorUniversityofOxford

Translated

Theauthordiscussesthethemeof“Universityinthetwenty-firstCentury”.First,hereviewsthechangeofrelationshipbetweenuniversitiesandsociety,thewaysofuniversitiesechotoitsownglobalisationinthecontextofglobalisation.Theauthoralsoreviewsdifferentperspective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universitiesandgovernmentandsociety,pointsouttheimportanceofuniversitiestodevelopresearchandservetosociety,andthehighexpectationfromgovernmentandsociety.Theauthorthinksoverthevaluesanddisadvantagesofuniversities’involvementinsocialactionanddrivingeconomy,andpointsouttheveryimportanceoflong-termplanning,researchcollaboration,internationalmobility,andthecombinationofteachingandresearch.Accordingtohim,intheinnovationandtechnologytransfer,theuniversitiesmustbetterdea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ceandtechnologyanddevelopmen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universitiesandindustryandbusiness.Inparticular,theauthordiscussesthecomplexrelationbetweenuniversitiesandindustry,indicatesthecollaborationpossibilityanddifferentessencebetweenthem,introducessometacticsofOxfordUniversity.Intheconclusion,theauthorcomesouthisideaonmissionsoftheuniversities:exploresthewholeoftheexperienceofmankindanditsnaturalenvironment;bringsupanewgenerationwhocanthinkindependentlyandberesponsible.Theauthoralsosummarizeshisviewonuniversitiesdrivingeconomy:itisnotessential,butitshouldnotbelimited.

Keywords:University；21Century；KnowledgeEconomy；Globalisation；University-IndustryCollaboration

“21世纪的大学”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主题。实际上，在2002年是很难预测未来一百年大学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记得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一个委员会，以对未来30年最有可能发生的变革提出咨询意见。它不但提出了一些未能实现的技术，而且没有预测到核能、激光、计算机、复印机、喷气式飞机、雷达、声波定位仪、抗生素、基因密码等许多技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2000年的大学与1900年的大学加以比较，我们今天显而易见大学发展的延续性；但是1900年的教师无疑会对体现当代大学特征的学科事务、新兴学科、教学方法、学生社会背景、组织结构感到惊诧和不解。

这样，对遥远的未来进行预测似乎益处不大。另一方面，显然，我们此刻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大学的运作方式及其社会功能都在发生实质性转变。此外，很明显，我们在大学中进行的学术工作的本质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于是，我今天的发言特别关注我们现在处在哪里及其对可预测（尽管是短期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背景：全球化

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中。既然关于全球化讨论的有益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是共同知识，我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对之做过多的阐述了。请允许我讨论以下两个主题：首先，全球化塑造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其次，大学界目前应对自身的全球化的一些方式。

我们的确处于一种加速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的效果或近或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公司生产产品，募集资金、安排总部，贸易变得越来越弹性化和全球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知识成为繁荣的关键乃至本身变成了一种商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地区和社会团体重新定义他们的繁荣。实际上，我们当前正在（或许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这样）重构世界经济图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社会关系重构：我们见证了一个挑战既有精英（乃至当代精英）和重估其他群体的历史过程。如女性地位的变化，有价值技能的正在发生改变的本质。

诚然，新技能是新经济的灵魂。所谓的“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强调了从相对简单到最复杂的新型知识技能的根本性意义。生产新知识的能力、以一种先进的方式生产知识，以及了解和使用知识是未来的关键。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熟悉的陈述（事实上就是），但是电子革命已经改变了知识组成方式及知识的探索、传播和运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新经济要求知识不是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而获得，并且不是仅仅被少数人当作社会权力的象征和工具而紧紧掌握。反之，新经济要求知识广泛传播并迅速作为共同繁荣的一种途径。新经济要求人们广泛拥有获取、组织、理解和运用各种层次知识的技能。进一步说，由于技术迅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知识类型多样、使用方式多样，社会需要一种不断使有活力的成员周期性地更新技能的机制。

这一切都对大学的工具性功能具有重要影响。20或25年以前，我们都知道一所大学是什么样子。除去少有的例外，它们趋于雷同，为了给社会提供做基本类似事情的人，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向年龄基本相同的人群传授差不多相同的东西，产出相同的东西。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高等教育部门迅速多样化的世界之中。我们看到：高等教育不同的使命正清晰地显露出来，不同类型的招生方式和培养形式，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学位课程结构不断丰富，间断学习、回归学习、终身学习、远程教育等等出现了。总之，数量日益增长的人们在接受高等教育。

许多诸如此类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业已发生的日益增进的全球化。显然，既然需要组织新知识，需要传播已有知识，需要培养促成创造性行为的推理和分析之类的复杂技能，“知识经济”就离不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样，我们在重新确认一个古老的命题：教育是个人和集体成功的基本途径。

二、关于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不同观点

知识及新知识创造（即创新）对经济成功的重要性必然导致政府和其他主要利益群体审视大学的职责。事实上直到最近，我还是认为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模糊的。在认识到了大学在创建知识经济中的必要性的同时，公共政策在它自身如何实现、它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方面都不明确。在世界不同地区侧重点并不相同。在欧洲和盎格鲁—萨克森地区，高等教育在作为公共产品（publicgood）还是私人产品（privategood）之间存在特殊的（并且尚未得到解决的）张力。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大学最普遍的关心是每一个地方关于大学如何获取资金的争论：政府应该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吗？如果提供资金，该达到一种什么水平？政府提供资金是为了换取什么？在新经济中，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最有效地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谁来为高等教育付费的问题（或者说，为了哪一种原因支付多少费用？）是一些国家争论的焦点，如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南非。尽管形式不同，这一问题开始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人说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开发全球经济中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有人可能会说，高等教育是社会自身一种必要的产品（good）。从另一方面看，显然大学部门的成本已经超出了政府所能提供的力度——或者至少已经高出纳税人愿意提供的力度。而且，就日益增长的收入潜力来说，对上大学者来说当然存在个人利益（个人收益）。相应地。上大学者得分担他们的学习成本。进一步说，虽然经费渠道多样化减少了大学对单一付费者的依赖，但是目前还是在就此争论，这一争论有其意义。美国州立大学近年的经验显示了，在州政府和立法部门的政策发生突变时它们是多么的脆弱（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加利福尼亚）。有人进一步争辩说，付费学生的要求会促使大学变得更加弹性化和负责任（但是，我看不到在美国有充分的证据）。

我认为，持大学毕业生将作为高收入者纳很高的税的反方的证据并不具有说服力。由学生担负多数费用的实际不利方面是导致了将一些社会群体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人们对这一点基本上不存在疑义，为高额学费而承担债务这一可能性使低收入家庭子女望大学之门而兴叹。于是，学生付费可能阻碍了高禀赋者的入学。更具体地说，它还会限制扩展上大学规模（至少在适龄人群）的政策的效能。当然，美国提供了一种规划财政补贴体制以调节不利因素的模式。但是，只有最富裕的私立院校才能为政府补助提供充足的配套资金。负债是美国学生生活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对对创造知识经济特别重要的研究生来说），巨额债务往往延续到工作后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并不是说个人收益率（privaterateofreturn）不存在，也不是说我们不必寻求让学生为大学贡献经费。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算出一个合理的比例——根据学生能够承担什么及学费对大学做出的实际贡献来判断。英国目前每年要求学生家长直接偿付1100英镑的学费。但是，以我所在大学为例，这一付费水平只占学校收入的2%。我了解到中国学生支付学费，并且介入到政府津贴的贷款机制中。这或许来源于背景的不同——例如，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对教育贷款的不同文化应对。虽然如此，在入学人数正在翻一番的状况下（并且假设在将来还会超过这一数字），还是存在问题，像其他地方一样，学生及其家庭不愿意贷款—负债，贷款者也不愿意增加贷款额和风险。实际上，随着不可回收资金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学生学费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维持和发展大学这一公共政策的一大难题。

这些问题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当代形式：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大多数西方大学教师强烈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中大学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随着大学教师对外部压力增长和变革压力增大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越来越表达出这一信条。然而，这误读了历史。

事实当然是大学总是与其所处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服务关系。它们总是对社会需要做出反应，并且为了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要而以各种重要的方式对自身进行调整。稍稍回顾一下西方大学史有助于我们看待这一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为了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要、政府的要求及不断演进的经济做出应对，大学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在19世纪，随着一个更加开放社会的到来，少数教派人群的权利缺失现象消退了；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大学出现了新兴的科技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工程等，这些学科在20世纪不断扩展和分化。19世纪的英国大学开始训练帝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美国大学已经将自身转变为职业资格证书的提供者，这类证书是成长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所亟需的。这时，在美国大学与经济、工业发展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系。此外，在19世纪后期女性进入高等教育部门的人数日益递增，在20世纪女性以更大的数目进入高等教育部门，她们在大学中已经不可或缺。最后，20世纪大学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直至工商管理的出现，说明了大学在成为思考社会问题和提供解决途径的工具方面程度之深。

在20世纪，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该世纪初，大多数大学实际上主要是教学机构，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研居于次要地位并且基本是教授的个人事务。包括热战和冷战在内的战争，通过把大学富有活力地实际卷入为紧迫问题提供解决途径的过程中而改变了这一情况。根据我的理解，特别是在冷战头20年间改变了大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大学被视为两类意识形态斗争及试图表明某一种意识形态在提供成功社会方面更优越的重要参与者。

尽管在冷战头20年间应用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大学变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至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类幸福问题。在美国特别明显，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的是，苏联卫星上天导致了向大学注入大批研究经费。当约翰·F·肯尼迪宣称太空是“最后的疆域”时，他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展示美国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幸福的现实道路，科学及其应用能够实现自由美国民众的成就。

在那一时期，不仅是科学，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从经费资助中受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那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欧洲和苏联是这样）的政府似乎都把大学看作是冷战的重要武器之一。大学及其科研能生产必要的知识，这不但能加强多种军事实力，而且能帮助社会更有效地运行及个人生活得更成功。因此，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上大学的青年人数急剧增长。

这样，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研究型大学其模式似乎要成为一种典范，或者说至少已经成为大学热望的一种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新近的现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年左右大学的特征。

我想从这一历史回顾中推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大学在形式、内容和功能上显然都是很容易变化的。因此，我们应该期望在我们自身所工作的大学世界发生变革。大学立足于世界之中，知识有待投入运用。我们应当期望知识金字塔不断受到挑战，我们应当期望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引发我们大学的组织变化。然而，我还是要加上慎重一词。我并不认为在历史上大学领导或驱动过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变革。一般来说，它们随着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或对此做出反应，迄今以前大学的变革显得缓慢。但是，在我们当代世界中，我们周围的社会、经济中的现时变化正在加速，这一加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率进行着。于是，这就有一个实际问题，大学如何热最有效地应对它们所需要的转变和责任。对我们这些大学领导者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不止是向我们提出了实际问题。随之而来的这些需求和重构压力使得许多大学同行对自身、他们的未来及与他们所做相符的价值观忧心忡忡。这样，他们就变得更习惯于既有方式，并且更倾向于拒斥变革的不确定性。我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我得出的第二个主要结论如下。我所回顾的历史也揭示了大学是如何形成社会对它的看法的。今天人们对大学的很高期望并不新颖，但是它为期也不长。重申一下，新观点的历史根源于冷战。至少在西方，冷战巩固了这一观点，即大学应当对提高社会福利做出直接的行动，它们应当有意识地投身于共同关心的公众认可的任务。当然，这一基本任务随着冷战结束而消退了，但其思想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样过去40年间保持了一种坚定的共同信念，在政府中尤其如此。首先，应当为大学设定特殊的任务，其次，大学具有直接影响整个社会事业成败的潜力。对当前知识经济而言，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大学的表现影响到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成败。全球化为大学提供了服务于社会这一项新任务，世界各国都发现了这一点。

我并不是说全球化与冷战是一回事。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各国政府经常以附和着陈旧话语的方式来谈论全球化。未来被说成是处在简单的两极之间：富有或贫困，实力或无能，国家成功或失败。这样，大学对产生健康、繁荣社会举足轻重的观念以一种新的面貌延续下来。此时此刻，大学处于人们对未来期待的中心。我会在下文中指出这很不现实，并且潜在地使大学陷入危险境地。

但是，我注意到世界各地政府——不管是英国和欧洲，还是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等等——都在明确地指出大学的功能是为了帮助驱动和支撑全球化中的国家竞争力。人们认为高等教育在提供新知识以保护或增进全球性经济中的国家地位，以及把社会中广泛人群的技能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方面至关重要。这样，人们呼吁大学去适应——首先，生产有用知识（当代意义的有用）并通过使其直接整合到经济中而体现出有用性，其次，为大量人口在不同时间、场所、年龄提供学习机会，为他们特别是那些边工作边学习的人提供合适的条件。大学在对这些挑战做出反应：如前所述，大学的类型和使命越来越多样化。当然，由于大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此不同以至它们不再相联，高等教育面临着丧失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危险。但是，要点在于在变革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与新经济的联系已经被提上日程。这就是政府的观点；这也是工商界的兴趣所在，他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愿意为其公司工作的雇员并对这些雇员进行在职培训。

我想通过引证大约两年前澳大利亚出现的两项文件来简要地阐明这一状况，因为它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许多政府和机构都在陈述的观点。首先，一个名为《变革的机会》（TheChancetoChange）的文件中，一位首席科学家提到：

……大学具有充当推进创新过程的发电机的核心角色，以及创造财富的巨型引擎的潜力……

其次，澳大利亚科研协会（AustraliaResearchCouncil）在其文件《投资于未来》（InvestinginourFuture）中写道：

基础研究是社会实现国家目标的一项战略投资。人们现在更恰当地把科研看作带来商业、社会和文化收益的行为连续统一体。科研给全澳大利亚人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

这种话语流行于当今世界。其可取之处是，这些陈述说明了大学中的创新是必要的并且直接适应了国家的社会需要。创新的功能主要在经济方面，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目标。目前，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目标都与20~25年前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三、科学、研究与知识经济

当然，上一段落上引述的文献指以科研为基础的创新。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教学和科研——创造新知识和把已有知识传递给下一代——这两个非常传统的标题下讨论21世纪初大学的新范式。在许多方面，大学学术界对创造新知识的兴趣更大，因为他们自身就是20世纪下半叶研究型大学文化增长的产物。但是，迄今大多数政府是因为他们把全球化看作是以科研为基础的技术创新的产物而实际上更关心科研。这是一种虽然带有偏见但很明显的观点。请让我从这里开始说起，因为我来自一所研究型大学，对科研创新问题极为关切。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我所要跟他们说的正是中国大学校长已经跟我说起过很多的东西。因此，我不想在这里花很多时间来开药方；我更愿意讨论一些我认为在我们面前需要识别、分析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请允许我陈述一下：我认为大学应该生机勃勃地卷入社会活动之中，它们应该对经济活动做出反应。但是有必要很清楚地省察这些问题。

知识经济与其说关心科学本身还不如说更关心科学的技术运用。从根本上说，在政府看来。大学科学的有效性在于它产生这样一种效果的能力：作为解决方案、促进者或产品以某种方式进入市场。这样，公共政策在这一领域的首要关心就是技术转化（technologytransfer）。然而，这是一个尽管明显还是需要陈述的基本观点。虽然科学的产出中包括经济价值，但是没有科学这一源泉就根本不存在产出的可能性。这样就推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大学在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如前所述）方面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科学方面获得大量资助，而不只是获得技术转化方面的激励。在我看来，事实需要得到确认。当然，在英国，科学研究获得了规范的、大量的投资，这种投资是通过科研委员会（ResearchCouncils）根据科学自身的质量标准来决定的。我认为在许多地方都是这样。显然，中国政府也进行了实质性的科研投入。然而，我之所以说这一点是因为在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中存在一种关注短期效应的倾向，他们将其称为“可交付物”（deliverables），但是许多科学研究并不遵循这一时间规则。大学领导者只得不断呼吁科研并呼吁可持续的研究经费。例如，在存在明确的科学活动投资政策的英国，大学部门每年投入不足的研究经费达到1400万英镑。我们不但要使得科研及相关的大学科研获得充足的经费，还要从长远上保证这种资金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和设备（仅从这方面举例）的更新率正在加速。由于我讨论过的原因，如果在科学投资方面做出了一项战略决定，不从长远考虑就会是浪费资金。

这一点很简单。但是现实要复杂得多。大学科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现象——首先是个体与团体之间为获得公共关注的竞争，与此同时是个体与团体之间为解决复杂问题而相互合作。然而，我们在走向一个重大科学的费用是如此高昂以至合作和竞争的意义都在变化的世界。它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小型的科技创新与重大基础性、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之间差距巨大，费用与付出之间的差距同样巨大。新的竞争观念出现了，国家科学思想失去了许多政治家至今仍信奉的简练性。请让我简要地列举这些要点。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证明是20世纪末最大的科学突破）是一项国际合作努力，即便是这些小组间实际上存在竞争。该计划不可能由一国完成，也不可能由这些小组仅在一国背景下实现。与此同时，未来一些主要科学显然需要大量投资，这些设备显然是一国某一地点所不能承担的。这样，这种竞争就成为设备场所的竞争，不同机构的研究小组为以某种形式使用这些设备必须进行合作。显然，在某些领域，在某一大洲内或全世界只有一个研究场所。

投资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的实施战略在开始阶段必须很好地设计，因为要了解设备会是什么样子是非常困难的。以欧洲的粒子物理为例。1996年耗资40亿瑞士法郎在日内瓦建立了强子对撞器。目前的问题在于应该投入多少资金，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规划大约未来10年间组建正电子对撞机。全球很可能只需要一件这样的装置。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决定组建一套这样的设备。谁来投资，以什么作为基础，安置在哪里？通过合作或竞争，这些决策如何达成？同时，这之后还有第三代对撞机，它已经开始主导科学战略家的视野。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非常昂贵的基础科学的拨款战略如何规划、经费怎样实现。把这一个问题留给要提供这类投资的世界经济体之间的国家竞争的不确定过程吗？以我所列举的粒子物理学这样的重大科学来说，我们在期待一场科学竞赛（作为军备竞赛的回应）吗？我们会看到一个国家做出了一项重大的科学投资决策，只是精疲力竭地发现一项新的大规模资金需求只是把以前的投资转变为昨日的技术吗？这似乎是一项既不明智也无效果的方式。

粒子物理学也许提供了一个极端例子，对科学的多数领域并不适用。但是，即使是一个中期规划，重大生命科学（例如）的费用也难以维持，特别是在单一机构背景下，特别是因为该门科学的本质在迅速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举陆登庭（N.Rudenstine）校长提到的哈佛大学癌症项目为例。这是一项跨学科计划，涉及大学内的众多系科和很多与哈佛有关但又独立于哈佛之外的独立机构。在哈佛以外，这类项目（还有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项目）必然需要不同大学内研究小组之间的合作。目前在这一基础上已经有了国家政府之间的一些项目合作。这在欧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最近建立欧洲太空研究计划（EuropeanResearchSpace）就是又一个理性的跨政府计划并且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模式。

与此同时，大学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保护并资助校内的小型科学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宏观层次的问题，战略选择问题最终就很困难了。优秀的科学成果是由优秀的科学家做出的，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在这方面，是单个的科研领导者而不是大学管理者发展了新的、令人振奋的科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也是这样）。但是一个人把科学方向留在一所大学内并任其自发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问题费用高昂。当然，应该有一种良好的科研拨款机制，如果某人的不做此研究工作的同行能够赢得这些拨款，就会是浪费资金。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管理和领导问题。请允许我讨论与此相关的三个论点。

我的第一个论你们都明白，因而是多余的。但是，我要说，当启动一项新的科研发展计划和项目时，人们很容易忘记事先明确各项费用是必要的——这些费用包括设施费、补助、启动费、折旧和更新费等。教授们通常不关心这一点，并相信这是一个简单问题。新项目要求商业计划；只有资金充裕的大学才能付得起各种临时开支。如果不能通盘考虑这些问题，就会出现结构性赤字。但是，不论科学如何诱人（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取得好的成绩），如果没有很好的预算在你的大学内就很难开展研究工作。

第二，很显然直接为同行开出任务清单是与生产率背道而驰的。创新和学术创造力的灵魂在于好奇心与卓越个人能力的运用、优秀的直觉、毅力的结合。这在一种指令性氛围中是不可能繁荣的。但是，大学领导者必须在启动研究项目前深思熟虑。我们的工作不止是思考当前问题；首要的是我们展望未来，以一种在未来10年间知识创造中什么最有活力、最重要的眼光来为大学科研行动建立共同的方向。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开展的众多学术行动从整体上远离我们的个人研究经验。为了与此协调，有必要在大学的众多部门中组织规划小组并且每一个小组都意识到他们的实质性未来。但是，许多建议都具有说服力，说服力往往来源于陈述艺术和指令语言而不只是某种内在有效。我们处理这类问题时没有第一手知识，也没有我们自己的测度方法。我相信，在最后的分析中，一位大学校长的最重要能力是具有这样一种良好的意识，在一些尚未得到确认的领域凭自己的直觉相信并信任他人，即便自己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

这样，有必要有一种未来战略，有一种指引大学的方向。这通常是一个抉择过程，有充分的信息来完成抉择。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够拥有或需要相同的战略。这需要在熟知大学特定的长处和不足、理解其特定文化如何支撑不同类型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大学战略是大学领导者明晰未来的可能性与对这些可能性最有效地适应大学或发展大学的理解之间联姻。规划大学的未来，就是选择不做什么和选择做什么。进一步说，规划不应该是僵硬的。它们需要弹性和足够的宽度，以便能够在不改变设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随着环境变化而加以修订。最后，大学必须为此聘任教授，建立研究小组和部门，围绕这一方向来设计课程。

我的第三个论点是如何管理教员、特别是那些科研动力（或者说教学，但是教学质量难以测评）下降的教员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你们当中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我想这里有许多我们可以进行有价值讨论的主题。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授应当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动机。好的教授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自身有好奇心和抱负来投入工作以解决好奇心驱动下的复杂问题。这种抱负通常与工作质量得到其他人认可的更为简单的抱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有一种渴望。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本人非常关心教授任命。自然地，在任命一位男性或女性教授时，必须不但要看其良好的资格条件和推荐信，还要看其得到认可的出色工作履历。然而，除此之外，还需要审视我所提到的个人品质。在不同的大学系统中，任命教授的方法也不一样。就我个人来说，我提倡大学校长的直接介入，因为大学校长寻求教授们的这些品质而同行专家看重的是另外一些条件。

自然地，如果在院校中没有一种努力向上的文化，教员的内在动机就得不到激励。简而言之，多数人的显在动机和成就会使表现差的少数人感到不舒服，也就是说“同行压力”。更直接地说，应该要求每一位教授在接受聘任时就大学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自我陈述。此外，每一位教授（实际上还应包括其他教员）每年都应当接受系主任的鉴定。教授们开始往往拒绝鉴定，这要看鉴定是如何做出的。它不应该是责备过程。反之，在完成了一项关于每一位教授的来年个人目标和一个关于是否在上一年度决定了什么的评价之后，鉴定应该是以一种友好的氛围进行的。这是一个发现困难，给出科研、出版杂志类型、教学技能方面的建议和方向的机会。如果鉴定做得好，就意味着能表彰富有活力者，激励疲惫者，指引迷惑者。它还是一种检测某些科研成绩的标准指标的方式，这正是大学管理者所关注的（出版率、论文所登载刊物的质量、以引证指标测算的论文影响等）。在一些国家有一些其他的外部测算方式。例如，在英国有每五年一次的科研评估（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它给每一个大学学系的科研表现评分，在很多时候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力。最后，还有许多可以采用的小的激励机制。例如，它们也许包括给青年教员的小量科研拨款、参加国际会议的资助（或许还包括资助一个优秀研究生参加会议）、在大学报纸上公布、参观实验室或校长办公室等。最后，在这一领域一种有效运作的晋升机制是一种重要工具。

但是，这是我犹豫了一阵的一个问题。人们很容易忘记在一所大学里系主任是一个关键的教员管理角色。他们是离教员最近的领导者。系主任理应认识全部教授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长处和不足所在。他应该与研究生保持联系，至少应该熟悉每一年级本科生的数量。一位优秀的系主任应该带领学系持续发展，激励他的同事，确保教学有效运行，青年教员受到良好的对待。一位优秀的系主任应当理解他的同事们各自的工作方式；他应该知道谁在从事研究工作，谁需要激励或解聘。在一位优秀的系主任的领导下士气高涨。反之，一位懒散的或漠不关心的或横蛮的系主任对大学极为不利。大学校长应关心系主任的选任。校长们应该确信系主任适合他们的工作任务。校长们需要与他们保持联系，给他们以支持。

在以上段落中，我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实际问题。但是，就这一点而言，有些离题，因为本演讲的主题是研究型大学里科学的未来。现在让我回到这一主题。在某种重要意义上，21世纪大学将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独立身份，以及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研合作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科学将停止竞争或者说这些合作者将不会相互合作。无疑，那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假定了未来的一种重要的国际化。这包括了与相互交换的重大可能性相关的电子交流的全球化；我前面所提到的日渐增长的合作模式揭示了这一点；它是通过人员流动带来的迅猛发展的交流的产物——今天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便利地相聚北京，而这在30年前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全世界缺少真正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相互竞争。全球化自身的可能性促进了这一竞争。于是，就有了科学家和学者大规模（且日益发展的）流动。流动有这样一些好处：由于静态的、长期的教师队伍，大学容易变得死气沉沉，在此以前这一问题一直被规模扩展（这增加了费用）掩盖了。流动也有不利方面：研究小组和大学的计划会由于关键人物流向其他院校而遭到重创。但是，科研领袖的国际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影响了报酬。丰厚的报酬能吸引最优秀者。在我稍前一点所描述的未来趋势中，毋庸质疑，由于国际流动是向着能够提供这类报酬的国家，就存在重大的危机（这业已成为当前的一种趋势）无疑，在一些优秀人物的分布方面，是正在变得两极化。实际上，我们还看到最优秀的研究生的国际化，这类学生的流动逐年增长。这也强调了各个层次科学家的国际流动现象。

但是，校长很有必要理解到，钱并不是学者们寻求的唯一报酬。他们还向往（并往往这样）良好的工作条件、出色的同事和优秀学生。还不断有个人原因——经常是家庭原因——使得他们不能稳定下来和渴望流动。那些到国外工作的人也回国待一段时间，当他们回到祖国时，他们又可能发现祖国对他们的吸引力。大学校长应认识到，在招聘教授时丰厚的报酬并不是唯一必要的。当然，有必要预先了解一位特定的对象为什么愿意来，因为没有必要在那些显然没有必要特殊原因流动的教授身上浪费时间。然而，校长是聘任中的关键人物，正是校长领导着大学所需要的杰出教授的招聘过程。如果一所大学要成功地实现其战略，就必须有一些关键的教授。校长本人必须加入招聘教授的过程之中。

当然，大学还面临另一项挑战。我坚信大学应该不断多样化，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使命。显然，作为全球化目标的一部分，追寻教学使命和人口的技能更新有助于实现这一效果。同样地，我们会看到少数大学把科研卓越摆在关注焦点。虽然这一小群体的组成会发生变化，但它们为数不多。然而，科研议程的逻辑完全有可能发展并最终导致高等院校中科研与教学的分离。这需要大量费用来驱动，这样就需要以一种最经济的方式来投资。它可能由在唯一一个地方建立昂贵设施的效益而推动起来：例如，牛津大学就大大地受益于在该校附近建立一座同步加速器和其他高能物理设备的决策。在当前，我们看到研究型大学与独立设置的研究机构的并存。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会比另外一些国家更为明显。人们会联想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或大规模运作机构如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在它们的当前形式中，这类结构是稳定的，但是存在一种发生极化的可能性。这可能导致科研机构依靠大学把学生培养成未来的研究人员这样一种情况，也可能导致研究型大学放弃本科教学。

我必须说，我认为我们要防止一种风险。我绝对相信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的价值。我不相信我们可以把创造新知识与向下一代传授已有知识中隔绝起来。我也不相信才智很高的学生能够被最有效地激发起来学习，除非他们是由那些自身参加了高质量研究的人们来教授。我认为，研究生只有在研究背景下才能得到良好的训练。

四、技术转化

请让我转向我所说的各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科研创新如何转化到经济中。世界上没有一位校长会认为大学科研的巨大潜力与经济无关。同样实际的一点是，也许就在10年以前，在美国以外及零零星星的一些例子中，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缺乏活力。尽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这在大学行为中已经很普遍。这一行为在日益发展：例如，英国大学在过去一年中组建了200家技术创新公司，此前五年每年才70家。我自己的大学大约每六个星期创办一家公司。

虽然具体上存在差异，我还是认为目前战略和实践的各个要素是明显的。为了取得成功，需要有三类参与者——政府、大学、工商界。首先，政府投资是必要的。以英国为例，政府提供了持续的目标资金：支持大学里技术转化机制的资金、企业化资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大投资、从校外聘任杰出教授所需要的资金。其次，大学自身必须积极投身于技术转化之中。它们应当以一种有实效的方式帮助教员投入技术转化之中。大学自身应当具有企业气质，因为迄今为止大学的平衡活动中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这一气质。例如，我自己的大学已经组建技术转化阵营并给以投资，该项目称为“伊希斯创新”（IsisInnovation）。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标准的模式。我们把实验室和设施里生产的一切称为隔离定步谐振（IPR）现象，我们在发明者、创新发生的所在系及不断投资的大学自身之间分配收入。

伊希斯创新项目重视实验室里的应用研究，并帮助科研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开发工作。我们引来了一批计划为第二阶段发展提供资金的风险资本家。我们有一个商业精英组织来帮助建立这些新公司。我们有一套孵化器。我们有两个与我们一起投入创始公司活动并与以建成的工业并存并荣的科学园。这些科学园自己融资，我们在这里发展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当地新工业的迅速增长不但有益于我们自身，还泽及邻居。剑桥大学的类似效果是众所周知的。

第三个因素是大学与工商界的合作，这通过产业合作、合同研究、咨询和其他途径而实现。这一切都非常标准并取得了实际的成功。但是，在我看来在英国（我想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工业界还没有正确理解它投资于大学会获得哪些好处。虽然如此，在大学技术创新与至少产出地方经济收益的能力方面存在非常强的合作。但是，这一合作中存在许多问题，我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个问题。

值得说明的是，政府促进技术转化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它们在努力营造一种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是围绕斯坦福大学和MIT形成的“自然经济”（naturaleconomy）经验中得来的。它的可能性受到了质疑。更特殊的是，这些政策基于一个简单的观念之上：在美国，大学是创新和知识经济的推动力。目前尚不清楚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例如，硅谷的起源和持续成功似乎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当然，高质量、资金充裕、有活力的研究型大学是产生地方经济变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大学或这类特殊的机构，很难相信Hewlett和Packard能够产出它们目前已经产出的东西。此外，主要发生在硅谷的电子革命是一个比斯坦福科学更大的现象，在许多方面人们会说这一创新基本发生在知识公司中。当然，那里一直存在协作和互益影响。推测起来，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一运动。

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人们不愿意给一所优秀大学抹黑或者消除其影响。问题在于政府是否能够通过作用于大学而重新产出一种特定的效果，也就是说这一模式是否已被很好地理解。有人会说，政府无意识地采纳了这一观念，因为我在前面提到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社会的代表。不管怎么说，这一模式的特征是这些地区也有为数可观的地方风险资本、专家法律服务、简明的规章和规划制度、好学校及必需的生活设施。寻求企业创新的政府需要培育以上这些内容。

我们有必要澄清另外一个经常令人困惑的重要问题。“知识经济”实际上用词并不恰当。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信息经济（informationeconomy）、信息全球化（globalisationofinformation）。这是技术创新的迅速的力量所导致的一个过程。混淆创新与技术是一个错误，然而，把知识与信息混为一谈同样是一个大的错误。问题是如何创新，如何生产我们所称的“创新社会”（innovationsociety）而不是“知识社会”（knowledgesociety）。如何对创新进行奖励？如何加速思想转化为市场的周期？对个人来说如何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欲？这样，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待创新的普遍态度而不只是一个大学围绕自身生产新经济的特定问题。

当前，根据其科研功能的准确定义，大学是创新者。它们思考新的思想，发现新的意义，揭示新的特性、要素和过程。当前关于创新的讨论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它强调了转化性和应用性，也就是说创新是指大学里一种新思想的创新如何变为经济中的创新。随之而来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大学如何最有效地转化技术，最有效地把科学研究投入应用以及如何在那些要走入外部社会的教员和学生之间促进创新精神。这是一个改变教员对他们的科研和教学产出的问题。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社会恰当地给予其大学的一项任务。这与给它们一项责任去催发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不是一码事。

因此，我必须清楚地向你们解释，我仍然怀疑大学是否能够满足政府对它们的所有期望。我关心的是，那些期望并没有得到很慎重的考虑，并且可能是基于误解而做出的。于是，我关心当大学受到来自外部力量裂变包括我前面所提到的科学趋势的威胁时，大学是否将一度在公众失望前脆弱无力。我希望我清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大学应该积极为社会服务，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大学通过这些新的科研责任和新的传输教育的方式而对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五、识别大学面临的威胁

在前面所讨论的问题之外，在当今世界中还有一系列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我将提到五个方面。

第一，从实际看，大学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大学领导者需要认识到这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工业界对其成员的期望明显与大学不同；它主要关心硬产品；它缺乏长远眼光。各种水平的大学科研人员更关心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往往预测不到问题会通向哪里。于是，不能简单地给他们定一些短期截止期限。大学与工业必须互教，告诉各自想要什么、各自能做什么及不能做什么。有必要特别地努力投入时间和人员来理解、把握工业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如果合作项目很重要，有必要安排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来管理大学—工业合作项目。各种关系应该由大学的科研办公室来处理。在管理科研产出中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在知识产权的分歧方面也存在实际问题：既然研究产出受到了资助，它归谁所有？就谁来掌握学术任命及谁来把握结果方面，在工业资助研究的权利上存在实际问题。在大学低估了科研成本及工业希望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回报方面，成本核算也成了问题。实际上，如我前面所说，教授们倾向于只对他们的小组研究活动注入资金，并不考虑大学的总成本。欧文们不能将大学视为国家对工业的一种廉价资助。大学获得收入，收入是每一个人都感兴趣的。科研办公室应该确保有一份明确了每一方面的规范而明晰的合同。

我想在大学与工业的关系方面补充两点。首先，大学特别是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关心它同意为工业界所做的工作的种类。即便是经济学家把科研与开发放在一起，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大学应当从事科研，也就是说，它应当理解最复杂的普遍问题如何得到解决。它们不应当面向市场开发产品。例如，生命科学中的路径和受体问题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但是大学没有必要在运用这一知识的基础上开发特别的麻醉品。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灰色地带。例如，大学可能卷入官司之中，因为它们应该是公正的保护者和被授权把麻醉品发放给普通公众的规范实体的严格履行者。产品开发的收益很高，这对大学财政具有吸引力。但是，开发并不能树立大学声誉，它不是吸引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到该校工作的东西。

这是引导我们处理大学的技术转化（在经济中，这种活动举足轻重）问题的原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开发事业独立于大学之前，大学在技术开发中应卷入多深。这些小型的新企业非常脆弱，这就是牛津大学把它们迁入大学的孵化部门的原因。它们必须在与系脱钩，但是又要与系里的学术同行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科研上它们不应该还与系搅和在一起，一段时间后它们必须搬开。

我关于大学与工业的关系的第二点是程度问题。你会在多深程度上让大企业进入大学？是否应该让它们在系里占有一席之地？应当让他们肩并肩地工作吗？应当让它们的科研楼紧挨着你们吗？这是一道难题，不同的主要大学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大学和工业在一起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这种安排潜在地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工业会为大学建立非常现代的设施，或者承担大学的一些费用。换言之，这种安排能帮助大学做一些做不了的事情。其次，大公司的科研文化（例如，在制药或电子行业）与大学十分类似。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从事大量的基础研究，微软、Oracle、IBM等也是这样。在某些领域，因为不同的团体关注、讨论相同的问题，大学与工业聚集在一起是非常有益的。

然而，在牛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把这些工业研究小组设置在我们的一个科学园，不让他们在系里占据位置，也不让他们在科学区选址盖楼。我们认为，大学与工业集中在一起有一些显著的危险。首先，距离太近会导致对某种思想的所有权的严重争端，随之是对知识产权的分歧。其次，必须明确理解公司投资是为了营利，这就是他们介入大学的最终原因。他们的研究议程的来源与大学不同。他们的基本义务是对股东负责。再次，工业研究总是存在一种微妙地偏离你的大学同行的研究方向的危险，使他们不能意识到一种完全基于好奇心的科学研究的巨大收益。

这自然而然地使我转向我前面承诺要讨论的当前情形的五个问题中的第二个。这是一个“受资助人控制的大学”（keptuniversity）的问题，在美国最为突出，但在其他地方依然重要的问题。科研过分依赖私人部门资金会带来对科研方向的微妙的或明显的压力，潜在地影响到科研发现的本质。如果单从好奇心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科研方向的发展并不“纯粹”（在自然科学中更是明显）。在决定为什么科研人员选择一个特定的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是隐蔽的，具有社会性。科研人员可能简单地忽视了整个思考领域和所有各种思想。于是，科研必然受到外来影响。然而，高生产率的科研特别是重大科研不能依靠最复杂问题本身而不是基于其他考虑，但是它们总是在被选择来进行。研究型大学活力的保证、质量的保证最终到声誉的保证都根源于大学目标的独立性。

对所有大学来说利益冲突是一个实际问题，当教员开始深深地卷入商业风险或委托研究之中时尤其是这样。大学的声誉受到了考验。如果我们要处理好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明确的协调利益冲突的规则。但是，更一般地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学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中止其作为关键的独立思考场所的问题（这是它们必须维持的角色）。依赖商业化带来的收入，依赖与商业化的特定目标相关联的政府资金，使大学面临着创造力衰退的风险。这很容易使大学变成寻租者（rent-seekers）。对这一切的最佳防御措施是大学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没有任何人，包括政府会不求回报地给我们钱。这些要求往往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依附并不适合寻求维持或发展壮大的大学。

我想简要地讨论我提到的余下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大学以外的滚动革新的一个潜在效果是，从事创新的研究人员会离开大学，担任企业家或开发新技术的高薪雇员。这样，大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政策是否将因最具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的科学家的流失而导致科研目光短浅。在我看来，大学的更新周期，以及研究型科学家成长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的自然更新周期太缓慢了，赶不上这一潜在的蒸发率（流失率——译注）。这样，如果我使用一个形象的隐喻，大学就是一种忘记了创新的泡沫火山，没有大量科学家组成的岩浆在火山下导出创造。这样，在我所描述的这一竞争激烈的世界有这样一种可能的风险，一些大学丧失了动力。创新周期可能逐步消退。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解决途径在于，我们如何管理介入技术转化的教员。我们把我们的教员担任外部雇员而从事咨询工作的工作时数限定在每年30天。此外，我们不准参加了组建技术创新公司的科学家以其他事务而被该公司聘用达30小时以上。他们得在为我们还是为公司工作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经验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与我们在一起，因为研究自由吸引了他们。

接下来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存在科研扭曲的危险，科学家看待他们的工作产出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过分强调应用性转化研究会导致忽视好奇心驱使的研究。以目前的证据来看，这不是一个主要威胁。在报酬差异悬殊的美国大学，同事们似乎是为他们的科学兴趣而一道工作。但是，大学领导者应当防止对应用研究的过重奖励。我们都知道，在大学里是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带来了重大创造。

最后，很有必要认识到通过大学损害人文科学及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社会科学来推动以科学为基础的经济（science-basedeconomy）的公共政策。在英国，这一点非常明显。英国为科学提供了可持续的大量资金。在资金方面，没有其他学科能跟科学相比。我认为，这表明至少在英国，我们在走向一些严峻的内部分割问题和大学所特有的裂变。也就是说，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我们都在加入发现事物的真正本质的行列中。不论是一时的诗意发挥还是复杂事物的结构，一项事业的各个部分及全体成员的创造力都必须维持个体的创造力。就大学的某一部分受到歧视来说，超越某种特定的度量标准（虽然我们并不是要同样的报酬和背景）是非常有害的。

六、结论

以下我将做出一点结论。尽管我的发言谈到了一些实际问题，我的主题还是在于检视研究型大学在新世纪的演进背景。我讨论了科学研究可能出现的面貌。我还阐述了在新的知识经济中大学是如何被给以创新任务的。我认为政府对它们的期望过高。我讨论了在这些政策背景下管理大学的实际问题。现在，我最后要申明的是，大学必须推动经济发展的这一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即便是它经常被如我前面引证的澳大利亚文件那样陈述着。

大学确实应当参与经济，它们为经济做贡献，宣称它们要为经济做更多的贡献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急短期之所之急，是当前时期的特征。大学之存在，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本质。大学之存在，是为了发现如何区分真实与表面真实。大学之存在，是为了理解意义；它们为有差别地给以意义、探索、发现、重新排列、理解而存在；它们为理解差异和不同而存在。这一切事实上是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源泉。知识是一种非常不确定的东西。只要不是明显的邪恶，一代人深信不疑的，另一代人可能视其为缺陷重重。

21世纪范文篇4

虚拟市场营销

2000年伊始，信息社会的到来将改变传统市场营销的运作模式，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不仅会取代旧有的贸易方式，而且将市场营销竞争从一个物理的空间转化到一个虚拟的空间。

21世纪市场营销因素的组合是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组合。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与市场营销资源融合在一起，在信息社会发展的催化与影响下，生成新的市场营销模式――营销虚拟化：消费者身份虚拟，消费行为网络化；广告、调查、分销和购物结算都通过互联网而转变为数字化行为。

20世纪工业时代创造的市场营销4P′s要素与互联网技术资源重新整合。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广告和人员推广等市场营销要素的组合面对的不再是单一或具体的市场，而是全球性的一个统一而又抽象的市场。不受时空限制的24小时网上营销，可以将产品或服务通过互联网最直接、最快速地传递给处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客户；商品或服务的推广不再是面对面地与客户直接产生交易，而是借助电脑与互联网在网上与客户直接见面；客户不再是被动地去接受商品或服务，而是利用互联网、多媒体手段主动与企业建立互动式商业关系。

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这个虚拟的购物空间确定自己的消费行为，标志着21世纪虚拟营销时代的到来。虽然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尚在起步阶段，应用的行业和推广的产品较为有限，相配套的支付系统和安全保障体系也还不完善，但如同中国加入WTO一样，加入互联网营销是中国本世纪追赶或与世界潮流保持同步的一条捷径。如果说20世纪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上的差距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话，新世纪中国在互联网方面的差距则相对较小。可以说，互联网为中国市场营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个性化的市场营销

市场进一步细分化和个性化是未来市场发展总的趋势。国际著名市场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想象未来的市场》一文中指出，未来“市场经营者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大的群体转移到寻找特殊的、合适的目标。在这些目标所在处，有财富存在”。由于消费者需求的特殊性增加，不同消费者在消费结构、时空、品质诸多方面的差异自然会衍生出“特殊的、合适的目标市场”，这些市场规模会缩小，但其购买力并不会相对减弱。目标市场特殊性的强化预示着消费者行为的复杂化和消费者的成熟。

21世纪的消费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日益个性化的价值观念，虽然他们总体上倾向于和大众保持同质化的产品或服务消费，但他们期望在送货、付款、功能和售后服务等方面，供货方能满足其特别的需求。这是导致市场营销个性化的基础。

21世纪市场营销策略走细分化的发展趋势，完全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将消费群体相近的需求等同看待。根据单个消费者的特殊需求进行产品的设计开发，制定相应的市场营销组合策略，是新世纪营销个性化的集中体现。能够满足千差万别个性化需求的营销可能取决于21世纪高新技术的发展。因为互联网技术使信息社会供求关系变为动态的互动关系，消费者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间将自己的特殊的需求利用互联网迅速地反馈给供给方，而生产方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了解和跟踪消费者的市场反馈。供需双方利用现代媒体相互沟通使得工业时代难以预测和捉摸的市场将变得逐渐清晰和有章可循，传统的市场调查在未来将渐渐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个性化的营销是以产品最终满足单个消费者需求为归依的。企业能否根据具体消费者而不是群体消费者设计非常个人化的产品或服务，成为衡量其竞争实力的一项准则。20世纪末，中国海尔集团提出了“您来设计我来实现”的新口号，由消费者向海尔提出自己对家电产品的需求模式，包括性能、款式、色彩、大小等。海尔集团实施家电个性化生产的战略举措，其产品的人文概念和更具实用的价值与传统工业社会的产品价值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这不仅是因为衡量产品价值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因为信息社会中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需求。

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已经不是消费量的满足而是质的差异的获得。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同时具备个性化的营销能力，一种能够将互联网、信息和企业资源整合的能力；机器、生产规模和成本让位于情报、网络和知识。

精简、反应快速的营销组织

21世纪信息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网络化和自动化。由互联网产生而带来的速度、效率和不确定性，使得工业社会建立的营销组织必须变革才能适应新的市场营销环境。

美国著名管理学权威彼得?杜鲁克说：“世界的经济与技术正面临一个不连续的年代，在技术和经济政策上，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理论上，在统领和管理的知识上，将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年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市场营销组织设计的思路，适应网络时代变化的营销组织要求反应迅速、沟通畅通、加强企业内外的协调和互动。传统的产品部门、分销部门、广告部门、公关部门和推销部门等都会被逐一淘汰、未来企业营销构架特征是不设中层管理机构，层级减少，20世纪层级组织体系将由网状组织体系取代。

因为信息化社会的市场竞争强调的就是速度，产品更新换代快、消费者行为变化快、竞争对手反应敏捷、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等因素，都制约着市场营销组织建立的模式。因此，精简、富有弹性和互动，极具效率并且高度自动化、网络化，将是营销组织在信息化社会设置的基本原则。

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营销管理

21世纪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哲学将逐步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不断创造更新、更好的产品；市场营销管理的中心将从以往注重业务的量的增长转向注重质的管理；营销目标将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转向开拓业务、提高客户忠诚度。

工业时代市场竞争的焦点是产品和价格，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制约着竞争的优势；进入21世纪之后，科技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企业竞争的焦点变为对客户的争夺。因为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信息的爆炸，特别是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消费者传统的购买行为，顾客由以往购买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积极的信息搜寻者，现代高科技赋予消费者前所未有的权利，他们决定着信息价值的取舍；另外，消费者行为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以及顾客身份的国际化，也促使企业必须随时随地将市场营销管理的重点转移至客户的开发和维系上来，可以说，没有同顾客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就没有企业的存在。

市场营销人员成为咨询顾问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管理人员存在的价值不再是推销产品和服务，而是充当信息咨询顾问。因为营销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电脑网络系统，营销人员的作用是要借助互联网等各种信息系统为客户提供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简单地劝诱顾客或向顾客推销产品。

由于营销人员角色转换成为辅助消费者采取购买行为的顾问，他们不但要适应信息化社会千变万化的需求，充满真知灼见，全面掌握和了解市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应对技术创新而带来的营销观念、营销理论和营销策略的不断变化；还要将自己培养为洞悉消费者行为、精通业务分析的专家。他必须能够让产品与知识融合一体，一同出售给消费者，成为知识产品的创造者。

产品多样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

21世纪与工业时代相比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高科技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领域，数字化的经济模式使得产品生产不仅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越来越容易。由此而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的高度发展，一方面降低了生产成本，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同质性很强的商品；另外，先进的技术又会加速产品的发明创造，使得一种新产品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

产品多样化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以电脑、电视机和国内近年一些VCD品牌的大起大落来看，20世纪末的电子产品已经预示出未来这一发展趋势。工业时代早期的产品寿命周期少则数年，多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2000年的今天，以电脑为代表的电子产品寿命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半年为一个周期，而有些软件产品寿命周期仅有几个月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围绕速度展开的市场竞争又进一步催促着产品更新换代的节奏。信息化时代生活节奏加快，消费者希望尽快获得商品或服务；企业急于较竞争对手更早推出新产品；现代媒体瞬间可以将广告信息传遍全世界；发达的分销快运体系将商品准确快捷地送到目标对象手中。速度在市场营销的每一个环节都加速转动着产品寿命周期。与传统工业社会产品升级换代相比，今天，汽车制造商仅用过去一半的时间就可推出一种新款汽车，未来，这一周期还有可能缩短。

市场营销国际化

工业社会的市场壁垒随着互联网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而被逐渐打破，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将全球融合为一个巨大的没有时空差异的统一市场。社会的发展客观地把现代企业营销置于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之中。

21世纪前夜，中国加入WTO进程的历史性突破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市场带入到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之中。可以预计，未来10～15年内，随着自由贸易区域的扩大和各国政策法规对外国投资的放宽，全球市场将进一步开放，所有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不仅来自于本国，更严峻的是要接受外国强大竞争者的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市场营销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对电信、金融、保险和农业一些行业的开放与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融入了国际市场营销的潮流中，与发达国家要在同一市场条件下展开竞争，传统的市场营销观念、体制和策略等都必须站在国际市场营销的起点重新调整、审视和制定。我们不仅要全方位地应对西方发达国家诸多方面的挑战，还必须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发展动态，培养与建立全球化的营销思维方式以及战略实施组织体系。

全球性的战略联盟进一步加速了市场营销的国际化，特别是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和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性联合，缩短了国际市场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尽管目前全球联盟仍未形成大规模发展的趋势，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客观上为各种联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近年西方航空制造业、汽车业联盟之后，市场营销战略的全球一体化大大增强了其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品牌趋向全球一致

与市场营销国际化相对应的必然是品牌的全球化。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网络化的宏观环境影响，市场营销围绕品牌而组合的策略是21世纪营销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重点。

造成品牌全球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根植于市场的开放和消费者购买模式的标准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之间的合并。与工业社会不同，越来越多的品牌可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流通，消费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买到他所熟悉的时装、快餐、旅游或银行服务等。特别是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的出现，既降低了品牌全球化的运作成本，使无数过去在传统工业社会难以跨出国界的品牌，可以一夜之间进入国际市场，面向全球的消费者；同时，也使过去无法在本国买得到的世界知名品牌，坐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地享受到。

未来品牌全球趋于一致之后，将刺激为争夺领导品牌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同时，亦可能对品牌还未形成全球化的国家或企业构成强有力的冲击。世界著名市场战略家杰克?特罗特在分析未来市场品牌的意义时指出：“有两类竞争者是成功的。一类是强有力的品牌、大的品牌。这类公司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谋求利益。另一类是专门化的或定位很好的品牌。这是一些小的竞争者。”中国加入WTO之后，首先要在国内市场迎接来自国际品牌日趋激烈的竞争挑战；其次，还要考虑如何将民族品牌努力打入已经被知名国际品牌占领的世界市场。我们要么努力成为“强有力的品牌、大的品牌”，要么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位，走专业化品牌的道路。这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入关之后，顺应品牌全球化潮流首先要作出的两个选择。切记特罗特先生的特别告诫：“将会有麻烦的品牌是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品牌。”

数字化分销渠道

21世纪人类迅速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商业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和网络化将市场营销中的分销移植到了互联网，实现真正的虚拟营销。电子商务改变了工业时代传统的、物化的分销体制，企业必须为适应BTOB或BTOC的业务开展在网上建立全新的分销模式。

数字化分销渠道缩短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节省了商品在流通中经历的诸多环节，消费者或用户通过互联网在电脑屏幕前直接操作鼠标就可完成购买行为。在网上购物不仅可以节省时间，方便快捷，而且还省钱省力。互联网对于传统的市场营销最具革命性的影响就在于此。虽然全球电子商务的推广与发展还未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分销体制，但数字化分销的电子商务带来的是21世纪全球性的商业革命。

无论是BTOB还是BTOC，全球电子商务正以百倍的发展速度推动着网上交易的扩张和渗透。据统计，1992年全球网上购物总值达50亿美元，而到1998年已增长30倍，总额达1500亿美元。如何利用互联网建立自己的分销体系？如何将数字化的分销渠道和传统的分销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在网上和客户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是现代企业在21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必须面对和要思考的问题。

多元新型媒体

21世纪媒体的变化最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在影响市场或营销组合策略的同时，也透过形形色色的大众娱乐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除了电子媒体外，多元新型的媒体出现不同于工业时代不分群体无差异的大众媒体，而是演变为依据不同市场、不同消费群体、不同场景的“小众媒体”，根据受众阅读习性、欣赏倾向和接受的程度，最大限度地为受众度身定做媒体。这样既可以满足特定消费群体个性化的媒体需求。同时，提高媒体的效率。例如，医院专供病人阅读的杂志；学校食堂专对学生播放的电视广告；超级市场手推车上悬挂的广告和电视台针对不同观众的不同广告等，都是在传统媒体基础上的细化。如果让媒体受众将接受广告视为一项乐于欣赏和阅读视听的事情，21世纪的媒体公司和广告公司可就大有作为了。

网络媒体伴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将更加多元化，尤其是个性化营销时代的加速来临，网络媒体一对一的方式不知会催化出多少意想不到的网络广告模式，当然它也会迅速淘汰掉无数效果甚微的媒体。

21世纪媒体究竟把广告带向何方，谁都不得而知，惟有一点可预知的就是，媒体选择会更人性、更科学。

高科技市场营销

20世纪末人类开始进入高科技时代。电脑、互联网、激光、生物工程、卫星通信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改变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还改变了传统的市场营销管理体系和原则。全球知名企业咨询专家科克?泰森在他所著的《21世纪企业制胜法则》中指出：“在20世纪时，科技不断发展，改变更是屡见不鲜，21世纪的改变步调，将呈现前所未有的迅速，20世纪末的后20年，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进步，远胜于过去200年的发展。21世纪末的发展，又相当于今日的10倍。”

可见，未来高科技营销管理将是企业制定市场营销战略的重点。在产品策略的组合方面，高科技所占比重会越来越高。高科技产品在市场总体份额中逐渐超过传统产品的市场比重，出现供应引发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供给的现状，源于新产品的问世皆是基于高科技的不断创新。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于传统营销理论强调的由调查研究市场需求之后而确定供给的模式。

产品日益高科技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速了产品寿命周期的缩短，同时，由于产品科技含量高，更新换代速度快以及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等原因，加之消费者对高科技产品认识不足和缺乏消费经验，促成高科技市场营销环境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营销人员无法按照常规预测、把握该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特性和相关数据。这就是为什么近年高科技行业利润高、风险也高的原由。

显而易见，高科技营销除了注重持续创新，建立专业分工协作体系抵御其风险性经营之外，围绕高科技产品创建相应的服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服务体系不止是解决客户对高科技产品缺乏了解和购买的后顾之忧，更为必要的是，21世纪的高科技产品竞争最终归结为服务的较量。

社会市场营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尽管20世纪80年代西方市场营销学家就纷纷提出社会市场营销概念，事实上，除了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给予重视外，在全球并没有推广开来。因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讲，生存要比环保来得更为现实。

21世纪范文篇5

一、由重政治教育转向重道德教育的趋势

学校德育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各项教育内容既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统一于德育目标之中。在具体实施德育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可能会出现侧重抓某一方面或强调某一方面的情况。这种阶段性的重点教育，其目的是通过调整，使各方面教育协调发展，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受“左”倾思想影响较严重，在强调政治教育时始终没有掌握好“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变化过程所反映出来的总体特点是，过去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化、政治化的德育意识已经被打破，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价值选择出现务实化。这表明，目前社会道德从总体上看是向新的境界和高度攀登，社会道德风气变化最深刻的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由“等、靠、要”的习惯思想向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方面发展，一种逐步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出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道德规范不定型”期。由于客观上社会的变化正处于进行之中，主观上人们的主体文化素质又有一定差距，所以目前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重新定位的动荡和多重化选择之间的混乱。在道德选择导向上出现了三种选择倾向，一是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文明：二是选择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明，主要是优良传统美德；三是既要弘扬本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又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在这三种选择当中，前两者显然具有较大片面性，只“向外看”和“向后看”必然脱离现实。只有第三种选择倾向，才有可能对道德建设做出符合于自己时代要求的探索和创造。

在未来的社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和技术必将进一步为社会提供物质利益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将伴随着发生诸如水污染、土质下降、森林遭受破坏、动植物种类急剧灭绝、资源枯竭和环境公害等。为此，人类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建设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对人们的总体要求是学会关心，关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类社会这些公共关系，需要建立一种相应的道德规范。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在整个人类建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道德规范，但重视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帮助年轻一代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帮助他们学会关心、学会共处、学会同情等一系列时代所需要的道德，是21世纪初德育发展的大趋势。

21世纪的德育必将在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强：一是道德人格教育。道德人格同道德规范相比，是更深层、更基础的道德意识。它是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包括人们的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心动力、道德选择的权利感、责任感、独立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自信和人格尊严。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个很大弱点就是“重规范、轻人格”，过多强调规范，而不大注意尊重人们的道德人格，不善于把规范同培养健全的道德人格以及正确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简单的、浅层次的教育，目前人们正在逐步改变这种教育方式。21世纪的道德教育将出现尊重个人自立、尊重个性和选择的权利，在“重人格”的基础上带动道德规范教育的新局面。二是加强社会公德的规范化。传统德育中的一个很大弱点是“重个人道德、轻公德”，即对个人要求多，对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建设投入不够，把国家、社会的一切均寄托于个人的修养，对社会体制、优化环境、公共规则建设的责任感比较淡漠。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把腐败问题归结于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不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的健全上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腐败现象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良好的行业之风或职业道德就建立不起来。21世纪的德育必将是务实性的、基础性的，这是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

二、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将由政治动力转向经济动力的趋势

在以政治教育为德育的主要内容甚至政治教育取代德育的全部内容以往的德育中，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政治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成了德育的代名词，德育的主要任务只是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激发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时，基本上以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的、崇高的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由于这一目标既高又远，所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大多数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成为少数思想境界较高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然而，当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一向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义轻利”观念开始重新审视。一部分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重利轻义”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大部分人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都是“重利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应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道德思想及其一系列儒家道德文化，并以“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为例说明坚持儒家思想的重要，这种思想很快在一些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气候”，于是，儒家文化精神也重新获得了一个再评价、再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本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精神的强大冲击，使得一种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声势。然而，某种道德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因此，要确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在文化选择和再造中最缺少和最需要克服的弱点是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重利，不重利就不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就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只重利不重义，也不能保持经济的持久发展。所以，“义利并重”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符合两个文明一起抓和两手都要硬的时代要求。“重义轻利”是儒家道德学说“以德为本”的实现手段，它适合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礼法为基本社会关系的封建社会，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生价值观。在面临经济结构形式根本转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社会的“重义轻利”道德观念淡化乃至崩溃是必然的。

从社会总体发展来看，对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变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重利”实践的结果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第二，从民族性格或社会心理的构成来看，“重利”能促使人的竞争意识。

第三，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个人私欲以及个人物质权利的肯定，有助于现代独立人格或人权意识的确立。人们追求利益，也就必然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利的追求实质是中国社会比较单纯的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过渡时期必要的心理反映。它在向人们显示，现代人们的道德观已开始摆脱儒家那种理想而缺少实效的“重义轻利”的影响，开始正视现实社会，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商品社会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经济利益为杠杆来启动人们去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尽心尽力，使他们为现代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实行重奖科技人员，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以此引导更多的人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可见，重视以经济利益激发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行，是现实社会的需求，更是21世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方向。

三、学校德育将从“小德育”转向“大德育”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校德育同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一样，由于受封建思想和“左”倾思想的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进入与社会同步运行轨道，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更主要是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的作用下，使人们听到和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差距。无论历史的事实还是现实的事实都证明，文化道德的文明交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光明之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全人类这个大家庭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任何阶级偏见、孤立发展，最终只能拉大自身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差距。

儒家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人文主义价值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对于人类迎接后现代社会的挑战，更具有超越民族界线的价值和意义。对民族道德的“回归”，反映了现代人对人类共有道德的认同，是对儒家道德优秀成果在世界未来发展中作用的肯定。这一方面说明，儒家道德中确实有许多精华继承。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发展使之现代化，需要在国际间彼此的学习中来完成，从而实现新的集成，这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国际，而国际的现代文明发展又是建立在广泛地、不断地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里，任何闭门治国，不思吸取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之长的做法，最终只能限制自身的发展。

有人用同属“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有些国家的事例来证明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以此来排斥西方现代道德文明，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

21世纪范文篇6

然而，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百年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争论和分歧，缺乏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它们之间分歧的线索，分析它们争论的理论焦点和主要根源，并基于此探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话与互动的可能性，以寻求世界社会主义在新世纪走出低谷、蓬勃发展的前景。

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分歧和发展格局

自20世纪始，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西方，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纪初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除了两次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之外，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其影响已日渐式微。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已成为非主流政党。但是，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思考，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中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一个狭义的学派，而不是指西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下文同。--作者注。）的崛起。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盛行一时、并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达到巅峰之后，现已风光不再。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新社会运动”相关的、在“后现代主义”旗下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思想界有一席之地。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这些变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概言之，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基本没有出现导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20世纪已不再具有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主流和中心的地位。

在东方，列宁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纪初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使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五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越战中社会主义越南的胜利挟民族解放运动的雄威，使马克思主义风行天下。尽管80年代末苏东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遭受重创，但是经历20年改革的中国重现活力与生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主流发展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很少谐振在同一个频律上。相反，二者之间产生过多次重大的理论和政治分歧。

第一次较大的分歧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此前，第二国际在一战中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裂为东西方两条线索。而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观点明显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批评。卢森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批评列宁所主张的党的集中制，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她反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禁绝反对派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将造成公共生活的沉寂，集中制会造成“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会导致官僚化倾向，“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

卢森堡是列宁的战友，是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她不仅坚决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坚决反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她高度支持十月革命，也与列宁同样对资产阶级民主持否定态度。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批评显得分外有价值。事实上，列宁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在经历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最初斗争之后，列宁在其晚年竭力与他深恶痛绝的官僚化和特权现象进行斗争，试图扩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但是终未战胜已经体制化的官僚主义倾向。尽管列宁在政治上、策略上并不支持卢森堡的观点，但是，他们二人的基本思路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的忧虑已为20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所证实。

第二次较大的分歧体现为20年代西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什等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其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不同，葛兰西等人是直接参与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西方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不同认识上。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类型学，匈牙利革命需要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葛兰西持与卢卡奇相同的立场，强调在法西斯统治下民主诉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推翻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了西方革命的正确道路。但是他们重视民主、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应走区别于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主张是有意义的。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暴力革命在西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基本不存在现实可能性。葛兰西等人当年提出的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在世纪末越来越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

30年代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现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它的成熟形态，其特点是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实现了非政治化的纯学术转向。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了一条相反的学术道路，即它不是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而是不断转回到哲学。这一学术转向突出地暴露了它们在经济政治领域无所作为的弱点。在战后几十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登堂入室，进入大学讲坛，成为一种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激烈攻击资本主义，同时也批判东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这一线索应视为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三次重大分裂。

1968年苏军侵捷和震撼西方的“1968年革命”两大事件再一次加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分歧的鸿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效应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到达其巅峰。它影响了西方战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其余波一直延续到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但是，由于70年代以后当代西方进入了后现代化、全球化的新阶段，曾在五六十年代走红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潮开始从其发展顶峰滑落，让位于后现代形态的、多元化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等等。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如苏南分歧、中苏分歧等，使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更趋复杂化。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标志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四次重大分裂。

苏联解体是继西方“1968年革命”后的又一次当代世界历史性重大事件，它再度深化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1989年以来，苏联解体引发了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的大反思和大总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宣告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胜利。东方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否定“历史终结论”。尽管他们对苏联解体根源的认识不同，但是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价值，从主客观不同角度阐释和分析20世纪社会主义的这一重大挫折。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几乎众口一辞地声称，苏东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世界上实现过，苏联体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看法上，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持相同观点，即：体现了马克思反官僚主义的民主理想；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左翼的这些流行看法，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深刻误解。

上述分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东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格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格局是：“西方不亮东方亮”。资本主义总危机在20世纪始终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发生，也不是沿着“西方革命--东方革命--世界革命”的道路前进，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了成功。东方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胜利标志着它的世界性发展，标志着它在20世纪已成为全球性的革命思潮，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圣经。尽管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由于苏联的解体而蒙上一层阴影，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容抹煞的。

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歧的理论焦点和主要原因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始料未及，同时也在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引发了持续百年的争论。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争论的老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西方为什么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偏偏产生在东方落后国家？东方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世纪初桑巴特提出“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著名发问以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过共识。

综观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我们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争执集中在民主与市场两大理论焦点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遗产及其在20世纪的发展，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贯穿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批评，代表了处于西方工人运动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民主的深入思考；20年代欧洲革命期间卢卡奇等人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反思，主要是强调西方革命道路的民主特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学派，其共同的批判目标是人性异化的资本主义，和官僚化、非民主化的社会主义；70年代以后以解构“现代性”为已任的各种后现代类型的“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既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谴责计划经济体制下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尽管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派别林立，但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民主传统和人文理想，是其批判的共同理论背景。批判苏联现实社会主义体制非民主化和非市场化造成的弊端，是“新”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历史线索。同时，在战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背景下，东方社会主义各国陆续走上了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指向的改革之路。尤其是中国20多年来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是在国家和制度的层面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一次重大尝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然而，民主与市场两大主题既是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关注的中心，也是二者分歧的焦点。在东方，对市场和民主两大理论上曾经出现的认识扭曲和严重失误，使东方马克思主义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20世纪的制度社会主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终于认识到，市场和民主并不天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是自然历史过程演进中不能超越的阶段，社会主义必须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这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现成答案的创新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遇空前挑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的血腥教训和东方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压力下进行了数度重大调整，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在20世纪取得了超出19世纪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东方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流，并不适合西方当代实践发展特点的苏式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共产党必须遵循的教条。在实践发展和理论滞后的双重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逐渐失去了对大众的感召力，西方国家共产党逐渐走下坡路，在冲击之后的90年代失去了其西方主流政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并将左翼政治的空间大幅让给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在市场与民主高度发展的西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未能提供符合20世纪实践的答案。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20世纪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历史落差，面临不同的时代课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要提出适应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在市场与民主的高度发展阶段的理论。东方社会则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20世纪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历史前提先天不足，是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实践中屡屡受挫的重要根源。20世纪后半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改革道路，充分说明了东方社会主义在市场与民主问题上补课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龃龉的又一原因，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20世纪实践发展的关系。例如，东方马克思主义不搞马克思的教条，列宁根据20世纪的具体实践开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苏联在革命胜利后却将暴力革命方式惟一化、普遍化、教条化，强加于西方无产阶级，从而使西方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难以选择符合其具体实践的长期战略和发展道路。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固守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总是将社会主义战略建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行将发生的基础上，忽视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弹性和调整能力，给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损害。再者，东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视民主和市场为资本主义，也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形成了阻碍。又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长期对东方革命的胜利持怀疑态度，他们在世纪初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怀疑，明显是以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尺度剪裁和框范现实；在当前，他们基于西方人对民主与市场的共识，往往不能正确判断东方社会主义的成就。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判断，是建立在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破坏民主和法制的误读为反官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错在把封建主义的落日供奉为共产主义的朝阳。他们关于“苏东事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判断，用心良好，但实质上却是基于对原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教条化理解，即以纯而又纯的原版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全盘否定了20世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不仅是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否定，也事与愿违地导致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整体否定。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说明，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割裂，都会招致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充分尊重20世纪实践的发展，抵制教条主义。我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坚持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东移，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无视这一特点，否定东方革命和制度社会主义，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成就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否定。同理，低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努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形象和声誉的损毁。

在我们看来，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落差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走向和彼此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贡献是值得尊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和价值理想的执着信仰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缺陷即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需要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过于理想化、纯粹化的社会主义观念也需要深入检讨。

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共同历史任务

从总体上看，具有执政地位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和在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处于分裂状态。在世界走入21世纪全球化新时代之际，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的高度上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两股潮流的重新合流，期待二者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新的统一。

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最大悲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低潮的主要历史标识。它突出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困境和危机深度。因此，摆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第一项共同任务，就是以苏东事变的深刻教训为突破口，全面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成败得失。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多重复杂原因。在客观上，由于历史前提不足，东方社会主义出现了与封建主义传统相关的个人崇拜、集权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政治上的错误；对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均落后于实践，缺乏及时的调整和应变。在主观上，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后天失误，东方马克思主义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了一整套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路线和政策，后期一些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又在改革这些错误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重大政治失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遇重创，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世纪末陷入百年发展中的最低潮。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它的基本原则是永恒的，但是它其中一些具体理论本身具有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来得及看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作为19世纪中期诞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具体结论如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等，认识过于超前。这一理想化的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战略出现激进的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

其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遭遇挫折的另一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的当代强势，特别是世纪末全球化对它的进一步推动和加固。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使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7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冷战后的十年，资本主义藉信息产业革命和市场扩张的双重动力，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因此，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是摆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第二项共同任务。

马克思主义迎接全球化挑战的中心议程是：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意味什么？在我们看来，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当代全球化进程，是资本主义后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财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度集中，两极分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及全球，金融风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全球颠覆性，资本的力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然而，资本主义没有改变其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和剥削本质。今天，这一追逐正在全球更广泛的空间中展开。同理，充分伸张的全球资本主义也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铺演到全球各个角度，到处激起反抗和斗争。全球化的片面性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主要是发达国家受益的全球化，它没有给全球社会带来方向、指南、目的和希望。因此，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全球社会主义的重大机遇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在变革速度和反应能力上赶不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曾经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缺陷。在21世纪，超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逻辑，争取全球化走向社会主义方向，应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目标，也应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新世纪大联合的重要契机。

最后，也是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第三项共同任务，是当前必须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20多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当代新自由主义霸权横行世界，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向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态势，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威胁。由于新自由主义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它的胜利，那么，它就不仅自认为已经战胜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战胜了其他进步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不仅要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时调整和发展自身，还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有进步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思想上建立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这个问题上，核心是如何认识和评价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想，如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

21世纪范文篇7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2-0031-09

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创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坚持、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理论，而绝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坚持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因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本身就是在一个新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1](P17)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应当说，这一历史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现实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如何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马克思本人为我们作出了典范。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的社会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于马克思。针对查苏里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则显示了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创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因素基础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当然，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变化和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其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131)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克服困难、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人们将这一应急性的对策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便捷之路时，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便迅速出现了。严峻的现实使得列宁开始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过渡必须是在全面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二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三是要建设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实施不能机械照搬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创新。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注意区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开始考虑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协商政党体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体制，这也不同于苏联所坚持的苏维埃和两院制的政府体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创建以现代化为坐标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没能在正确的方向下坚持下去，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体系的活的源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对自身制度作一个科学清醒的历史定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间内，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位过高，从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误，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等，都使得社会主义蒙受了损失。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依据。他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

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产品经济，在这一经济形态中社会将对生产进行自觉的计划调节，按照社会需要合理分配社会劳动和利用资源。但这种产品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二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社会总劳动由一个计划统一调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产品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其次，在现实中社会的计划中心无法保证个人劳动都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个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必须在企业里集合成为企业联合劳动；二是企业联合劳动成果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在市场上完成了商品交换。面对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P148)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变。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围。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曲折的，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来说，建国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建设，我们选择了一个党、政、经、社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制度便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等，进而最终导致“”的灾难。在总结“”的教训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为此，邓小平设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目标，这包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P322)从近期来看，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4.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创新，就体现在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体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特征上。从“四有”到“三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文化制度创新，贯彻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P137)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深化改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更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首要标志。其次，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和继承传统是内在统一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剥削和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秀的文化积累，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两者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纷纷被介绍进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时间各种理论被传得沸沸扬扬。实用主义、社会进化理论、弗洛伊德主义等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学界亮相，也曾吸引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但这些理论各领风骚没几时，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惟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站稳了脚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彻底胜利，首先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真理的反映。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一举击败各种思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汇合。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新的世界观在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是它取得了传统文化进步或优秀因子的认同，两者在严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一次现代性整合。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整合，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一次综合创新。离开这种文化承传关系，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难以在中国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当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应。当代中国要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交往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种开放意识，必须构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p64)

二、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家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生存和延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

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列宁曾用一个著名的公式说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P768-769)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3](P78)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

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

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通过资源和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它们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很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展示其“资本文明”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人的各种意志相冲突的无序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主宰历史命运的力量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6](P503)由此可见，或许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最终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走向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化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因为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限的永恒性。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资本主义控制世界交往的状况，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含义。

理想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国家和民族间相互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将自己的优势换取对自己不足的弥补，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来看，发达国家诚然力图利用其种种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颠倒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因为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如果失去第三世界广大的市场，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结构性危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2](P79)

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内生的一种价值误导，即制造出一种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表现为一种抽象普遍性。资本主义把理性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既是自然的巨大力量源泉，又是人生幸福的最后根据。他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到由理性决定的抽象普遍性模式中。在这一价值坐标中，一切具体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这种抽象普遍性的特殊表现。事实上，在公平交往中所形成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共生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总和。列宁从“器官”的意义上来看待部分，认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如果说，在世界历史之前，人类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为“普遍—特殊”的关系的话，那么世界历史的转折标志就体现在“整体—部分”上。

总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对封建社会跨越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P424)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8](P27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

1.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P86)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生产力的竞争，而生产力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正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大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9]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发展资金相对短缺，这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要注意避免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据统计，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到了70年代，上升至50%，到了90年代则上升至70%以上。美国90年代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30%左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科技体制是建立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基础上的，条块分割，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研究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技术缺乏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3](P108)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应从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需求，从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角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建立明确的科技目标、评价标准、人事制度、分配机制等，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体制中重复设置、人员臃肿、机构僵化的问题。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3](P108)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和渠道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2年10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思路，通过分流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等做法，比较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96年9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我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正逐步形成。但应当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有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条件下，知识和人才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因为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根本就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从整个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导向。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时期人才政策的内涵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是涉及到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要问题。科技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完成这一历史性改革，改革能否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他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P108)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面向21世纪中国能否在世界竞争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能否完成，最终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P380)

第二，科技人才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邓小平敏锐地看到这一问题，深刻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4](P34、88)

第三，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在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培养、选拔高素质、创造性拔尖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是建立一个优化拔尖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才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拔尖人才。邓小平特别指出：“在人才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4](P95)

收稿日期：2000-06-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世纪范文篇8

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21世纪范文篇9

一、信息革命对管理变革的影响半个世纪前兴起的信息革命正在迅猛发展，随着电脑进入家庭、因特网的普及和电话、电视、电脑三合一的临近，信息革命在21世纪仍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量。信息革命既是技术革命，又是产业革命，它还将引发管理革命，产生以下四个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一）增强管理功能计算机最早在管理中是作为辅助手段被应用的。但现代信息网络即Internet／Intranet／Extranet的发展，正在使信息网络成为管理的战略资源而成为管理本身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网络已不单是一般地提高管理效率和降低管理成本，还将通过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全面增强管理功能，不是被动地适应原有的管理业务流程，而是积极促进管理业务流程的合理重组，综合集成各种互有联系的管理职能，使管理工作的面目根本改观。被誉为结构性商业革命的电子数据交换（EDI）把商务活动中票证和单据流转的相关环节，如纵向的材料采购、产品制造、出入库、销售和发送，以及横向的金融、保险、运输、税务等业务活动通过标准化商业文件的联网传输和自动处理整合在一起，即为一例。朝着“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方向发展的，把供货、生产、销售、客户、银行等各个环节形成供销链“一条龙”联网服务的电子商务（EC），将提供另一个新的实例。（二）改变管理组织信息革命通过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使信息传递方式由阶层（等级）型变为水平（自由）型，与此紧密相信的管理组织结构也就从尖顶的“金字塔”型变成扁平的矩型网络，原来起上传下达重要作用的中层组织被削弱或走向消亡，领导单位之间、执行单位之间，以及领导单位与执行单位之间，均可相互联系，不仅领导单位可以决策，而且执行单位也可根据实时情况进行快速决策。在客观环境变化频繁和剧烈的条件下，那种分工过细、相互割裂的管理组织，已不适应发展需要。相反，把相互关联的管理组织加以整合成了大势所趋，柔性的、灵活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虚拟组织突破了组织结构的有形界限，有利于借用外力和整合外部资源，将成为21世纪组织管理的重要形式。

（三）完善管理方法管理方法是管理主体根据管理目标作用于管理客体以实现管理职能的原则、方式、工具和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革新了传统信息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使70年代出现的管理信息系统（MIS）面目一新；而且创造了全新的管理方法，如人工智能方法、虚拟技术等。由于信息网络的发展，政府和企业也在革新管理方法。例如，政府管理将越来越把重点放在跨部门、跨地区的关系到社会和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上；企业管理会更注重于员工的培训和学习，甚至强调自学和集体学习，以确立员工的共同目标和协调员工的整体行动。（四）革新管理思想几个世纪以来，尽管管理学派林立，管理理念纷呈，但是新兴的信息革命的巨大影响，十分清晰地使管理思想从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演变，从科学理性管理为主向人文价值管理为主提升，从内部管理为主往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相结合而以外部管理为主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思想强调利用团队的知识、经验、技巧、能力、才干和抱负，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首创性，在协同与合作中共同创造未来。新修订出版的《第5代管理》①是体现上述管理思想的代表作。该书作者把管理分为五代，从第二代到第五代都是按计算机的发展阶段来区分的，强调用新的“工作观”和“时间观”来否定工业文明的管理理念，废弃过时的等级制管理，通过建立虚拟组织、动态团队协作和知识联网来共同创造财富。

二、未来管理的发展趋势

（一）创新管理的发展创新管理有三种互有联系的不同含义，一是对创新活动的管理，二是管理要创新，三是创新型管理。这里指的是最后一种含义。创新型管理的前提和结果必然是管理创新，同时这种管理的内容理应包括对创新的管理。创新型管理不同于守旧型管理，它把创新贯串于整个管理过程，使管理随着技术、市场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也要求整个组织及其组成人员是创新型的，把创新作为其活动的主旋律。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企业赢得竞争胜利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可靠保证。可以预言，创新管理是未来组织（包括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创新管理有助于企业促进全面创新，使创新活动由单项创新转向综合创新、个人创新转向群体创新。

（二）风险管理的兴起

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崛起，市场、金融、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导致不确定因素增长，由于信息不完备与非对称分布，又促进风险加大。人们在管理活动中不能不考虑风险因素，提高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在捕捉机遇的同时努力防范风险。在风险管理中，不能满足于亡羊补牢，而应加强监督测和预测，以预防为主，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影响。分析风险形成的因素，预测风险到来的时机，积极采取防范风险的对策，以回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减轻风险和作好承受风险的准备。风险管理是未来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搞好风险管理，就需要重视信用管理。信用管理是风险管理的前提。发展市场经济，应讲究信用和信誉。信誉乃是否有信用和信用度高低的保证是一种无形资产。在企业管理中要了解和掌握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的信用，甚至对他们的信用和自己的信用进行评估、分级。象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就有专门提供企业信用信息的信息服务企业，如已有120多年历史的邓白氏公司。

（三）信息管理的普及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信息化正在往广度和深度发展，并进入了管理活动与业务活动综合信息化的新阶段。管理信息化的新发展进一步促进信息管理的普及和提高，导致信息管理在整个管理中地位的提升。信息管理渗透于和体现在各种管理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和全部过程。可以说，若无信息管理，也就谈不上任何管理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出现了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演进的发展趋势。

（四）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出现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它强调由于资源稀缺、环境有限，为求发展而对资源、环境进行消耗、利用时，必须保障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以避免全球不可持续的发展。在未来的管理中，政府、企业和公众都应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贯彻于整个管理活动。社会要求企业从趋利性经营管理转向“绿色”的经营管理，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美化环境为己任。在管理理论和方法中，和谐理论即研究各种组织内外和活动过程亲睦、协同、配合关系的理论及其应用，将得到更多的重视。

（五）由硬管理为主向软管理为主的转化管理是人的管理。首先，管理主体是人，其次管理客体虽然兼有人和物，但是对物的管理取决于对人的管理，归根到底还是对人的管理，所以管理客体主要也是人的问题。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都很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近代外国管理思想则与工业文明密切相关。本世纪初有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泰罗的所谓科学管理，30年代后有基于“社会人”假设的梅奥等人的行为管理，50年代又有基于“自我实现的人”假设的马斯洛等人的人本管理，80年代以来出现了现代的文化管理，强调超越自我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管理发展史表明，明显地存在着由理性的科学管理即物本主义的“硬”管理向非理性的人文管理即人本主义的“软”管理的转变。“软”管理的发展是以“硬”管理的存在为基础的，而“硬”管理又靠“软”管理来提升，需以“软”管理的指导为前提。“硬”管理主要是高扬理性、崇尚科学的西方管理思想，要洋为中用。“软”管理中含有“天人合一”、人际关系融洽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要古为今用。在中西管理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软”、“硬”兼有和融合而以“软”为主的中国式管理，乃是当今时代向我国管理界提出的历史任务。

三、知识管理日趋重要

迄今为止，人们对知识管理的认识仍未统一。最宽的理解认为知识管理就是知识时代的管理，最窄的理解则认为知识管理只是对知识资产（或智力资本）的管理。介于上述理解之间的认识，又有两种，一为对知识的管理，另一为用知识来管理。尽管理解不同，但是对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因而需要加以管理的认识却是相同的，对知识管理日趋重要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一）从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的演进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如果说信息管理使数据转化成为信息，并使信息为组织设定的目标服务，那么知识管理则使信息转化成为知识，并用知识来提高特定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信息管理经历了文献管理、计算机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竞争性情报管理，演进到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发展的新阶段，它同信息管理以往各阶段不一样，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与知识（除显性知识外还包括隐性知识）的共享，运用群体的智慧进行创新，以赢得竞争优势。（二）知识管理的作用在于培育集体创造力从土地、劳动、资本到知识，这几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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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中知识与其他要素不同，还可以调动别的要素。知识可渗透到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力以及科技、教育等各种因素，其作用越来越强化。知识作为无形资产日益变得重要起来，声望、商誉、商标、专利、注册设计、联系网络，以及员工的经验与技能等等知识资产或智力资本都需要评估和管理。知识密集型的产品、企业、产业和经济，不仅在增加，而且不断显露出它们的相对优势。一个国家未来的兴衰将决定于它发展“头脑型”产业以否取得成功。知识的增加来源于不断学习。基于实践的学习尤为重要。靠权力来组织、实施活动的权力型组织将由通过学习来实施活动的学习型组织所补充，并且部分地被取代。知识管理是学习型组织的特征，它的作用在于培育和提高组织内部个人和集体的创造力。

（三）知识管理的目标是要推动创新创新是技术行为与经济行为有效结合。它表现在技术上有改进，经济上有效益。创新主要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前提，技术创新是动力，管理创新是保证。企业把一种好的想法，变成有市场的商品生产出来，能获得高的回报，有了回报可进一步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更多更好的商品，赚取更多的钱。这一过程就是企业的知识创新。现在，强调要建立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这很重要，但创新体系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有真正的活力。知识管理就是要促进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之间的联系，加强知识联网，加快知识流动，其目的就是要推动创新。知识管理应创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四）企业的知识主管（CIO）与信息主管现代企业有首席执行官（CEO）。80年代初，在首席执行官之下增设了信息主管（CIO）。进入90年代后，在信息主管之前又增设了知识主管（CKO）。知识主管与信息主管有明确的分工，其工作重点不在于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在于培育集体创造力和推动创新四、管理科学正在变革中管理与技术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两个重要轮子。在我国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的情况下，改进管理就比发展技术显得尤为紧迫。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中客观规律的，它源于管理但又用于管理。讨论21世纪的管理问题，不涉及管理科学的变革，就难以把问题搞透彻。

（一）管理科学乃是兴国之道管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部，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突破口。管理科学的重要性既与科学的重要性紧紧相依，又与管理的重要性密切关联。朱基指出：“今天到了要大力提供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学。现在，确实需要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②

（二）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新进展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管理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的调研报告，管理科学可分为基础理论性学科、技术方法性学科、实际应用性学科。近十多年来，这三类管理学科在我国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我国设立管理学院的高等院校就已达200多个。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看，近几年来融会古今中外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研究成果有突出的进展。例如，关于东西方管理的比较研究，有人提出中、日、美三国管理模式的差别，中国以“情”为特质，日本以“理”为中心，美国以“法”为重心；关于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有人认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关于集成管理问题，有人强调这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其核心是运用集成的思想指导企业的管理行为，其实施应做到战略柔性化、市场内部化、技术群集化、组织网络化、信息高效化、文化整合化。③由于21世纪管理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管理科学的发展为培养和训练一个新型的管理阶层服务，并通过这一阶层进而为改进和完善管理实践服务，这将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四）管理科学在交叉、融合中大发展21世纪管理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所谓交叉是指多学科渗透交叉。管理科学的基础本来就包括数学、经济学、心理学，三者在管理科学中相互渗透交叉。管理科学从古典学派到现代学派发展的特点之一乃是向管理科学渗透和交叉的学科越来越多，其中就有统计学、社会学、工程技术学、决策科学、系统科学、控制论科学、信息科学等。著名管理科学家孔茨把这种现象称为“管理理论的丛林”。产生此类现象的原因，归根底是由于管理这一复杂问题需要运用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共同研究才能解决好。所谓融合是指理性管理理论与人性管理理论、西方管理思想与东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不同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的融合统一，意味着它们之间相互借鉴、吸收和扬弃，达到更完美地整合的目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则与复杂的管理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智商（IQ）而且需要情商（EQ），特别是两者的结合有关。

注释：

①萨维奇著，谢强华等译，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21世纪范文篇10

一、未来几年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加入wTo将为证券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加入wTo后，长期被政策所保护的金融服务业将不断开放．从证券业来看，加入wTo后，虽然也会受到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将有力地推动我国证券业的发展和完善．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我国的证券市场交易，将活跃我国的证券市场，带来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操作规则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外国银行、证券机构的大量涌入，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将为证券业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

(二)我国证券市场已初步形成并将继续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随着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将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迈上一个新台阶．股票、债券、基金等市场品种将不断丰富，上市公司质量将会明显提高，交易登记结算将会有新的改进．将基本建设成集中统一的全国结算体系．随着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的初步建成．证券市场信息质量特有较大提高．证券中介机构体系不断健全，将形成一批功能完备、服务优良的大型证券公司．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也将趋于完善．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实现规模经营，降低交易成本，市场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三)我国证券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居民金融资产稳步增加，金融意识、证券意识逐步加强，投资渠道日益多样化，居民购买有价证券的投资倾向将日趋加强．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股市的总钵规模在逐步扩大。1997年底深沪股市流通市值为5024．42亿元，1998年底为5745．48亿元，2000年11月底为14980亿元．从长远来看．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是很有潜力的．

二、21世纪初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对策探讨

(一)扩大股票和债券发行规模，丰富证券交易品种．市场扩容如果以企业小规模、大数量的方式进行，无疑会助长市场投机气氛，最终影响市场发展．选择大量经过改制改造具备入市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入市，发行一定规模的股票、债券，既可以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量需求，又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对市场健康平稳发展至关重要。控制服票和债券发行，关键不在数量，更要的是质量．因此，应当一方面继续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规范．另一方面在企业中抓管理、抓技术练内功，提高资本盈利率．这样，如果上市公司的质量好，股票质券的风险就小。发行规模也就容易扩大．近年来国内不少企业已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通过资产合并重组、壮大规模后上市；或者通过先上市再回头收购本地工商企业，注入优质资产，迅速壮大已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效益，然后再增资扩股，使优质资产扰质人才优质项目向上市公司转移．这样，既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又壮大证券市场的规模．对于证券品种，应实行发行和交易多样化、国际化．除股票质券之外，还应增加期权和期指等衍生金融品种的交易．债券要增加期限品种，多开发短期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股票不但在境内发行上市，而且要争取在海外发行上市，近几年来，我国企业海外上市已逐步从香港扩展到新加坡纽约、伦敦等股票交易所，境外上市公司已达46家．证券融资的发展日趋国际化．

(二)加快发展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队伍．机构投资者是未来证券市场的主力军．有了庞大的机构投资者；证券市场就能健康地发展．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比重仅占20％左右，不利于树立理性投资的市场理念，因此，应该加快发展机构投资队伍，吸引更多新生力量进入证券市场．

一是发展和规范投资基金．投资基金是一种体现“集合投资、专家理财”特点的现资融资制度，作为方便大众的投资融资方式和理财工具，主要通过向社会发行基金证券汇集资金．目前国际上投资基金的发展方兴未艾.据有关资料反映，资产规模已达6万多亿美元．在中国，投资基金和投资基金市场尽管姗姗来迟．但发展也初具规模。随着未来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扩容，加快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既可以解决目前6万亿居民储蓄的分流问题．又可以为我国的证券市场提供巨大的资金来源．同时．在目前国家将部分国有股．法人股报向市场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以基金配售的方法间接上市，则不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由此看来，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对促进证券市场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二是放开保险资金入市．目前保险资金进入股市已初具条件：第一，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品种增加、提供了可选择性。第二，我国证券市场己逐渐成熟．第三，专业队伍经验日益丰富．第四，由保监会和证券会实行双重监管.因此，保险资金入市势在必行．1999年10月，我国股市大门己向商业保险资金正面敞开．通过投入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间接进入股市。继同盛基金向11家保险公司配售后、巨博、长阳等基金的配售也相继进行．随着相关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保险资金入市方面的创新步伐将加快．此项创新不仅意味着市场资金面在扩大．更标志着新型投资主体开始加盟股票市场．

(三)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证券市场中的双重作用．投资银行主要从事证券承销、证券经纪、企业兼并、资产管理念融咨询项目融资等活动．从发展趋势看．现资银行在企业兼并、收购和重组过程中的活动越来越积极，这项业务的规模、重要性将越来越大。投资银行既是中介机构，又是投资者，具有双重身份．1999年以来，国家证券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已下发文件，为券商融资开辟渠道．包括券商增资扩股、允许券商进入资金拆借市场、允许券商参与国情回购、允许券商抵押贷款以及券商上市等措施．这一方面表明券商的金融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另一方面表明券商的外部经营环境得到改善，综合性的券商作为投资银行，应发挥自己的融资优势，壮大资本实力，帮助企业在债券、股票市场上筹措资金，并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帮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最终扩大金融服务的领域与成效．

(四)不断推进证券市场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对证券市场的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证券市场逐步向国际接轨的方向发展，但要实现证券市场化、国际化还必须花大力气，继续努力，逐步完善．

一是改革股票规模的有限性和分配的行政性，建立股票发行审核制度．过去，发行股票、债券．要分配额度，经过层层审批，不但手续烦琐，而且社会上对于行政干预和暗箱操作颇多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此，一定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废除额度分配和规模指标．企业根据市场情况和本身需求申请发行股票，证券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政策条件对申请股票发行的企业进行审核，把好上市申请和发行审核这第一道关，保证上市公司质量，推动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优化证券市场环境．1999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标志着我国股票发行进入了一个更为国际化、法治化的新阶段，集中体现了管理部门力图改进股票发行审核工作，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意愿。这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广大改制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则是一种实际的利益保护．

二是实施市场股票回购，激活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回购在国际成熟的资本市场上是常见的公司行为，被作为公司正常的调控手段．在美国和英国，企业回购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美国公司回购股份的目的有：稳定和提高公司的股价，防止因股价暴跌出现的经营危机；回收股票以奖励有成就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等．实践证明，上市公司按照股份回购的条件、股本结构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方式回购本公司一定比例的股票是可行的．例如当本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严重背离其投资价值，而且已远低于每股净资产值，则可以实施回购，以缩减公司的总股本，提高公司每股净资产值和每股收益．使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重新显现．而在回购以后．如果公司股价较高，则可以根据需要增发新股；为公司今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有利于激活证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