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论与文学人物塑造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可以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是人性自然生发出的意识，是深藏于人脑中没有表露出的部分，它在人的意识中比重远大于意识。弗氏将这部分意识称为“本我”或“真我”，而将受潜意识驱使所表现出的人性称为“假我”。最早意识到意识与潜意识的对立关系，并进行文学创作的是苏轼。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挂职的团练副使，由中央官员被贬为地方小官，从高级文官被贬为低级武将，巨大落差使苏轼极度苦闷。在黄州的穷乡僻壤，功业无成，终老东坡的可怕结局令苏轼不寒而栗。他在东坡筑宅，到沙湖买地，无疑是在为以后的生活作安排，也是在为今后人生作安排。他自号为“东坡居士”，颇有自嘲的味道：一个满腹经纶的文官，怎么就与“东坡”发生了必然的联系，老死乡村？诗人表面上旷达潇洒，但灵魂深处却在承受煎熬。

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名垂青史的用世之心与顺其自然、及时行乐、安享生活的遁世之心发生激烈碰撞。心灵深处有两个苏轼争吵不休，令诗人寝食难安。为了排泄内心的苦闷，他与友人在月明风清之夜，泛舟赤鼻矶，眼前“如画”的江山与赤鼻矶就是三国战场“赤壁”的误传，触动了诗人敏感的神经，他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突破口，那就是《赤壁赋》。诗人巧借“赋”中主客对话，抑客扬主的模式，让“假我”与“真我”进行一场论战。在《赤壁赋》中，代表假我的“主”，泛舟于浩渺的大江之中，心旷神怡，神思飞越，飘飘欲仙，乐不可支，而代表“真我”的“客”却满腹心事，触景伤情，吹起哀伤的洞箫，想起“横槊赋诗”的“一世之雄”曹公竟然作古，想起自己“鱼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可怜处境，两相对比，顿感自身卑微渺小，进而“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幻灭之感挥之不去。“客”的一番情真意切的表白，真实地展示了苏轼此时的内心世界。苏轼同期创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表达了与之如出一辙的情绪，只不过把“风流人物”换成周瑜而已。

苦闷也好，幻灭也罢，本是苏轼真实的感情，他却不会让它赤裸裸地表露出来。他要说服自己，让自己变得旷达、洒脱些。于是代表假我的“主”来说服代表“真我”的“客”：看问题要从“变”和“不变”两方面看，如果“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因而无所谓“伟大”与“渺小”，“须臾”与“无尽”的差别，更不必计较这种差别。人要明白人生际遇变幻的道理，顺其自然，善于找乐趣。眼前有清风、明月之美景，就该尽情地赏；船中备有佳肴美酒，就该尽情享用；尽兴之后，就该随意地睡。“假我”一番相对主义的宏论，终于说服了“真我”，主客尽欢，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本文中的“主”、“客”己远非汉赋中“子虚”、“乌有”、“无是公”之类简单的虚拟人物可比，而是巧用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关系，塑造出的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形象，它向读者展示了处在困境之中的诗人矛盾的内心世界。其别出心裁的构思是对我国散文表达技巧的独特贡献。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关系在古代章回体小说中被用来塑造人物形象，也取得了突出成绩。

在《西游记》五十六至五十八回中，设立真假美猴相争的情节，真实地展示了孙悟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塑造了复杂、丰满的美猴王形象。如果说，孙悟空一路上降妖除魔是护法行为，那么，剿除假悟空则是降服心魔的行为。心魔就是假悟空的潜意识所幻化出的形象。这符合孙悟空个性发展的逻辑。孙悟空本为天地所生的灵猴，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是典型的“魔”。他早年就曾大闹龙宫、地府、天宫，将现有秩序闹得一塌糊涂。只是如来佛用法力将他压在五行山下，又派观音菩萨以成佛坐莲台为诱饵，悟空才不得已皈依佛门，走上“正道”，但骨子里的魔性却不时爆发。取经途中，步步艰难，险象环生，因唐僧肉眼凡胎，不识贤愚，动不动误怪悟空，骂泼猴，念紧箍咒，甚至翻脸，要将悟空逐出师门，令受不得闲气的悟空憋了一肚子怨气。悟空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魔王怎能受得了！但为了前程，他还是委曲求全，表忠心，赔小心，竭忠尽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偶遇拦路抢劫的强盗，悟空为了保唐僧，魔性大发，失手打死了几个强盗，颇受唐僧责难；投宿到杨老头家，耳闻杨老头的逆子的种种劣迹，就有意为民为杨老儿除害，恰巧杨老儿的逆子竟追袭上来，悟空怒火中烧，打杀了这个祸害。唐僧出于一善之念，全然不管前因后果，一味埋怨悟空，在祷祝时，竟说出要亡灵去告发悟空，我和他各居异姓，无关无涉等无情绝义的话来，令悟空心灰意冷。当唐僧念动咒语，要将悟空逐出师门时，悟空表面上还在哀求，但长期积累的怨气令他忍无可忍。悟空在无奈中黯然离开，在走投无路中去了南海普陀岩。“假我”走了，“真我”却咽不下这口气，奋然杀了回马枪，打倒了唐僧，抢走了包裹，回到了花果山。吴承恩在多方面有意识地强化了假悟空是悟空心魔所化的形象。

从真假悟空的形象、法力、感情方面，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法进行渲染和暗示。作品描写假悟空的相貌与真悟空毫厘不差，令唐僧、八戒、沙僧无法分辨，甚至连照妖镜、法力无边的观音也分辨不出；法力也与真猴王一般；都对唐僧又敬又恨，都念念不忘上西天取经；假猴王还专门选了几个猴妖变成唐僧师徒，准备前去取经；都对花果山情有独钟，且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都对紧箍咒语敏感。还是八戒无意中一语道破天机：“都是真的。”作者怕读者不明就里，在作品中直接赋诗咏叹：“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致疑猜……禅门须学无心诀，静养婴儿结圣胎。”又云：“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并借如来之口说，“汝等皆是一心，且看二心争斗而来”，点破了假悟空的真面目。从结果来看，如来识破了假悟空，真悟空打死了假悟空，从此师徒一心一德，顺利上西天取回了真经。真假悟空的争斗过程合符逻辑地揭示了孙悟空从魔到佛的心路历程，假悟空作为真悟空的另一面，极大地丰富了人物形象。吴承恩能塑造假悟空的形象，绝非偶然。他可能从佛学理论中得到了启发。佛学强调修身关键在于修心，在于炼心魔，认为外魔好炼、心魔难伏。唐僧师徒所历经的八十一难，是炼外魔与炼心魔的艰难过程。十四个寒暑，历程十万八千里，师徒心魔炼尽，方成大道。吴承恩从佛教修心理论中获得了灵感，塑造了真假悟空的形象，为我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方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中，也巧用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关系。重沐天恩的江南甄府的公子甄宝玉来求见，因“素知甄宝玉为人必和他同心，以为得了知己”，贾宝玉便兴致勃勃地去见他。谁知见了面，甄宝玉尽管长相、装束、举止都与贾宝玉相似，却满嘴是对过去“真性情”的悔悟和文章经济、忠孝节义、立德立言的“酸论”，令贾宝玉十分倒胃口和失望，被贾宝玉判定“不过是个禄蠹”。甄宝玉不过是贾宝玉意识中的“假我”而已。他在此时出现绝非偶然。贾宝玉与封建道德和家庭分道扬镳的过程，绝非是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而是有痛苦，有反复，有挣扎的曲折过程。已逝的祖母、健在的父母、妻子及其他亲人对他的教诲、哀求等在贾宝玉的灵魂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彻底割断与贾府的联系的关键时刻，贾宝玉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真”“假”两个宝玉发生激烈的碰撞，使他痛不欲生，险些送命。最终，“假”宝玉战胜了“真宝玉”，“真我”战胜了“假我”，从此，贾宝玉下定了与家族决裂的决心。

此外，《水浒》中也有“李逵遇李鬼”的故事，李鬼就是假李逵，只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个奇妙的构思演化为对李逵性格的深入刻画，写得很粗糙，令人遗憾。“假作真时真亦假”。上面列举的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几个有趣的例子，大多是从明、暗，正、反两个方面刻画同一个人物形象。《赤壁赋》《西游记》《水浒》均把“假我”作为主人公或作为正确的形象，而《红楼梦》则把“真我”作为正面形象，而把“假我”作为补充形象。不管哪一种构思，都把作者追求细致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动机掩藏在作者散布的烟幕之后。唯其如此，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文学创作魅力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