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英国文学摩罗精神

“摩罗诗派”，19世纪初期盛行于西欧和东欧的浪漫派，是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诗派，其强调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大力提倡想象，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英国摩罗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勇于反抗时俗、坚韧的战斗精神、思想进取、争取自由、追求解放的摩罗精神对青年鲁迅此后决绝地投身新文化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鲁迅的具体创作当中也不乏有受到摩罗精神影响的痕迹，本文旨在以英国摩罗诗派代表诗人拜伦、雪莱为例，对鲁迅创作思想，作品艺术及个性培养方面所受的摩罗精神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究。

一、鲁迅作品思想的摩罗精神

为了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鲁迅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阅读了大量西方文艺作品，对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十分推崇，鲁迅热情地赞扬“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争天抗俗”、“不克厥敌、战则不死”的摩罗派诗人。鲁迅的作品思想也明显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摩罗精神的影响。

（一）浪漫主义情结。

鲁迅作品思想中充斥着英国摩罗诗派的浪漫主义幻想，随处可见作品中浪漫主义思想的的渗入，第一篇纲领性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极其全面阐述了当时欧洲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裴多菲、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思想与主张。他对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度赞扬与热情提倡始终贯穿于这篇著名的论文当中。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即是对于理想信念的执着与追求，以个人为单位号召全体人民奋起抗敌推翻暴力反动的封建统治。拜伦曾经高唱“只有革命，才能使大地免于受到地狱的奸淫”。[1]这正迎合了青年鲁迅主张反抗的革命意识。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摩罗诗人拜伦、雪莱对鲁迅影响巨大，在日后鲁迅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痕迹。拜伦在他的诗作《东方叙事诗》中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反叛、积极进取的英雄人物，被称为“拜伦式的英雄”，“他们以挑战示威的态度，以异样的勇敢和热情，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或报复或反抗社会的专制和压迫。”[2]这与鲁迅此后塑造的一系列丰满的个人与社会严重对立的英雄形象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其作品《过客》、《这样的战士》、《秋夜》以及《奔月》等作品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战士，他们是孤寂的“精神界之战士”、“任个人而排众数”，[3]积极地反抗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陈鸣树也曾指出，1903年鲁迅所作的浪漫主义传奇《斯巴达之魂》，无论是从从叙述内容还是艺术构思，都无疑受到了拜伦的影响。雪莱的诗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独具一种启蒙色彩，《西风颂》以豪迈奔放的激情赞美狂暴有力的西风，歌颂西风以摧古拉朽之力倾尽冬日颤冷的寒意，催促万紫千红的春天的到来。“就把我的话语/像灰烬与火星/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撒！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如果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啊/春天还会远吗？”[4]诗歌采取象征性的修辞手法，寓意深远。在鲁迅寓意颇丰、迂回曲折的抒情长诗《秋夜》中，不难找到雪莱《西风颂》的影子，整首诗的物象在象征的大背景下折射出作者当时心理活动。

(二)绝望中的反抗。

英国文学摩罗精神的宗主拜伦是一个极富叛逆精神，具有很强意志力和英雄主义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充斥着叛逆与反抗，当时的英国社会万般事物停滞，阿谀、伪善、嫉妒、中伤盛行，贵族阶级生活放荡糜烂到处充斥着腐朽的异味。但是“他们禁止它浮现在社会的表面上来”，“如果有人破坏这个默契，他便是全体贵族的公敌”。[5]因此拜伦这个破坏者的反抗精神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其他人的排挤、迫害。拜伦的诗作到处弥漫着对传统专制的激烈反抗，《普罗米修斯》中，诗人赞美普罗米修斯敢于抗拒一切邪恶势力不屈不挠的伟大灵魂。《路德派之歌》中，诗人号召工人将手中的织梭换成利剑，用自己手织的布匹去包裹暴君的尸体，用暴君黑色的血滴去润泽路德种下的自由之树。鲁迅所希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正是像拜伦这样的敢于破坏传统秩序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厌恶传统的合群、静谧，期翼好似拜伦一样“‘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离经叛道的战士。”[6]因此拜伦诗作中的力抗社会、断望人间、绝望奋战，意向峻绝对鲁迅此后的绝望中的反抗创作影响深远。他的作品旨在唤醒像拜伦一样的与众不同，富于反抗“精神界之战士”。《复仇》中裸身屹立于沙漠旷野之上，手握利刃的斗士；《秋夜》中孤独寂静的默默伸入黑夜天空的枣树，正映射了“拜伦式英雄”与现实社会抗争，绝望反抗社会的精神。而在当时的中国也正需要这种敢于向腐朽势力反抗的“精神界之战士”，拜伦愤世嫉俗，毫不妥协的创作精神唤起鲁迅的创作思想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此后的作品创作。

二、鲁迅作品艺术的摩罗精神

鲁迅作品的艺术气质天性自由、天马行空、自然草根、异端反叛，永远都站在少数人这边，自由的出入在具象与抽象事物之间。这其中最具摩罗精神的艺术气质即是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及异端反叛的创作理念。

（一）天马行空的想象。

想象在作品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能够拓展作者天马行空的创造性，而浪漫主义文学就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描写情感，尤其需要运用想象来进行虚构。鲁迅的作品具有丰富的动态创造性，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规章与秩序，充分运用浪漫主义幻想，将天马行空的艺术气质孕育到作品当中，追求奔放的情感表现。这与摩罗诗人雪莱那种自由奔放，不拘泥于狭小的空间，运用奇特的幻想和豪放的夸张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雪莱将想象视为诗歌创作的灵魂，他的诗热情富有哲理思辨，短诗《致云雀》以欢乐的精灵云雀做主人公，灌注诗人自己的灵魂，“你从大地一跃而起，往上飞翔又飞翔，犹如一团火云，在蓝天平展你的翅膀，你不歇的边唱边飞，边飞边唱。”[7]诗人用放声歌唱的云雀，鄙夷世间的腐秽，厌恶伪善的行径，它用真挚热烈的感情，优美朴实的腔调，阐释内心的忧伤和爱，憧憬明日光明和自由。雪莱运用天马行空的艺术象征，寄托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和艺术抱负。浪漫主义异端幻想的作品《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更是一部规模宏大，象征丰富的巨作，整个诗剧都笼罩着奇异的想象，笔触纵横来去，挥洒自如，创造各种类似神仙、精灵、鬼怪，展现了自然界的多姿多彩，变幻无穷。鲁迅曾用八个字高度评价雪莱“姿状端丽，夙好静思”[8]，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此后作品的自由奔放，情感的恣意流露，意象的千变万化与当时他对雪莱诗作的阅读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在鲁迅家喻户晓，蜚声中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就有一篇特立独行的诗作《我的失恋》，其诗看似“油滑”却孕育了鲁迅与众不同，滑稽幽默的想象力。诗中“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赤链蛇”等狰狞的意象，与“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等和煦的意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鲁迅对年轻人恋爱的态度，幽默中带有严厉的斥责。我们不可以说鲁迅精彩的想象完全继承于雪莱的诗作，但是却不可以完全的否认其中存在的内在联系，毕竟鲁迅对雪莱的诗作是持赞赏眼光的。

（二）异端反叛的构思。

拜伦是一位颇富争议的诗人，他的诗作反对中庸调和，强调颓废中的反抗，拥有揭露自我恶性的反传统精神。他的诗作常常也是反其道而行，英国的上流贵族认为他与姐姐奥古斯塔是不同寻常的姐弟关系，他就在诗剧《该隐》中以恶魔自居，替亲姐妹兄弟之间的性关系辩护而不为他人的污蔑困惑解答。拜伦曾自评“我是被上帝驱逐的人，从天上落下来的天使，是从乐园被逐出的恶魔。人有两种，一种是到天国去的，另一种生下来便注定要下地狱的。”[9]由此亦可看出拜伦诗作的与众不同，背道而驰，异端反叛的构思风格。在鲁迅的著作中我们也能够窥察到拜伦式异端构思的浸染，“我的确在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的解剖我自己。”[10]鲁迅的作品常常伴随着用反语的方式对自己进行解剖，当夸张式的反语与并无其事的反语混合起来，你甚至无法辨认出他是在用反语的方式进行自剖，这就是鲁迅及其异端反叛的创作构思方式。他以作品的虚构特征为由，将作品中的人物与其自剖联系起来，这样就可大大增加作品的讽刺意味。鲁迅认为小说就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述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在酒楼上》、《孤独者》、《弟兄》等小说中的吕纬莆、魏连殳、张沛君等都是鲁迅的深刻自剖。鲁迅借助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自剖反讽现实社会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他的杂文也同样运用反常规的联想力，在“形”的巨大反差中找到“神”的相似。经过鲁迅妙笔连珠的串连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的境界，这种异端构思风格追魂摄魄，为现实懵懂生活的人们敲响了警醒的沉钟。

三、鲁迅个性的摩罗精神

鲁迅反叛逆境的个性受到英国摩罗精神的深刻影响，而鲁迅的热爱自由，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规矩与秩序亦同英国摩罗诗人异端反叛，倔强不迁就传统的个性产生了异曲同工的共鸣。

（一）卓尔不群的个性。

横在拜伦、雪莱，鲁迅面前的并不是什么阳关大道，而是崎岖狭小艰难的人生旅途，家庭的不兴，社会的冷言疯语，敌人的刀枪，亲人的暗箭，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革命结果的失望，汇集成一曲集愤怒，焦虑，苦闷，悲怆于一体的交响曲震撼他们的心灵。但敌人恶毒的批评和沙漠般的沉寂并没有使他们的意志消沉，相反却刺激了他们的愤怒与反抗。世人嘴脸的变幻莫测，表里的南辕北辙，造就了他们日后创作的讽刺技巧的高超，嫉恶如仇的感情与犀利冷峻的讽刺相结合，构成了他们小说的基本格调。尽管道路荆棘丛生，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仍能体味到对未来社会光明的憧憬与追求，显露出人格上反抗、怒吼、不屈不挠的摩罗精神。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作品的创造中，其都能反映出他们人格上的摩罗精神，鲁迅称赞拜伦“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率真行诚，无所讳掩”。[11]拜伦在哈罗中学时即以认为“极端古典的教育制度，既死读书而又无趣味”。[12]他酷爱自由，对刻板的教育和正规的规范产生强烈的反感，不迁就于传统的势力和社会的习惯。对于雪莱，赞颂明天的美好，对自由民主的光明未来的呼唤，深情的预言人类终将战胜暴力以成为他诗作中的核心思想，人生道路的坎坷也不能阻止“天才预言家”的诞生。相对于拜伦、雪莱，鲁迅的个性也同样具有摩罗精神。对于正统规范和正宗文化厌恶至极，他所阅读的书，差不多都是那些专家学者认为的不可登大雅之堂的闲书。鲁迅向来对那些古代传承下来的“正规、正统”没什么兴趣，他会另找一些他觉得有价值的东西阅读，这看似离经叛道却折射出了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鲁迅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摩罗个性的伟大作家。

（二）扶弱救危的情怀。

拜伦率性不羁，宁愿无立足之地也绝不随波逐流，他的一生都在为自由、民主、民族解放的理想不遗余力的奋斗，为群体利益的获得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对暴君进行激烈的讽刺和抨击，对被侵略压迫民族进行声援。他看起来像个极其柔弱的贵族公子，但其内心确猛如狮虎一般强悍，他一听到希腊人民对土耳其擎起了独立的义旗，便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参加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投出百万资财，募集义军，在瘴烟蛮雨的地方，和兵士一道麻衣粗食，由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每日又疲劳过度，一日遇雨受寒，便自此一病不起，与世长辞，希腊人民举国哀悼三天，成为他们永远景仰的革命家。拜伦在日记中写到“我所能付出的一切——金钱，其他资材，甚至生命——我都付出来，为了他们的解放……”[13]我们不禁为拜伦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慨叹，他是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战士。

鲁迅受到拜伦哀希腊人堕落而不自强的思想影响，希翼“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14]对拜伦援助希腊独立自由的壮举推崇备至，一个日不落国家的贵族帮助其他弱小国家争取自由已成为佳话在留日学生中广为流传，这也是鲁迅之所以对拜伦佩服欣赏的原因之一。拜伦激发了鲁迅为祖国争取自由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行为与鲁迅当时的内心活动产生了强烈共鸣，更加坚定了鲁迅日后改造国民性，拯救国家危亡的决心。鲁迅把笔看做投枪匕首，一生都致力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他用激情的呐喊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被人民尊称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