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流意识视野下翻译文学

20世纪7o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启了“文化转向”运动，从前期立足于美学或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论上升到文化的反思。欧洲“翻译研究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内特在合著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中指出:“翻译研究现在也意味着研究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翻译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勒氏认为翻译研究“远远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对不对等或怎么对等的问题，……即使是对具体翻译技巧和策略问题、翻译中的对等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范围去考虑”川。勒氏的“改写理论”便以此为基础研究翻译与社会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基于此，本文拟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杨宪益译本中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同时以大卫•霍克斯的译文本为参照，探讨社会主流意识对翻译过程的制约性，提倡在翻译研究中应当结合译者所处历史环境的意识形态因素来看待翻译文学。

一、意识形态之策略导向

翻译文学的译本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的分析，然而翻译策略的选取有时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和赞助人的制约。1964年，杨宪益在领导要求下开始为中国外文局翻译《红楼梦》，翻译工作本身是在赞助人的要求下发起的。当时中国建国不过十几年，国力尚弱，与欧美国家相比处于绝对文化弱势。因此当时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系统地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传递中国文化理念，如实展现中国文化特色。对于代表党和政府主流意识的赞助人的委托，译者毫无选择的余地。同时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期间经历了席卷全国的运动，译者遭受了牢狱之灾、丧子之痛，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促使了译者对于社会主流意识的导向亦步亦趋，不敢有丝毫差池。这双重因素—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动荡社会背景、重视源文本文化传递的赞助人—决定了杨宪益翻译《红楼梦》的目的是再现原著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价值，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文化交流。相应的，在确定翻译策略时，杨宪益以源文本而非译文读者为首要考虑，悟守原文，选择了以语义翻译为主的翻译手法。尤其是在文化词的处理方式上，对涉及丰富中国文化处往往采用直译加注或直译加释义的方法。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王熙凤对贾母说:“……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杨译:“…丈旧k，aren’tallOfyourehildren?15Bao一yutheonlyonewhowillean下youasanimmortalonhisheadtoMountWutai(l)!”[’〕(l)MountWutaiwasaholyBuddhistmountain.霍译:“…Youfo卿t，whenyou即toheavenyoungBao-州won’tbetheonlyonewho’11walkaheadofthehearse，you即tothergrandehildrentoo，don’tfor.get!”[4〕汉语黑体部分指旧俗出殡时，“孝子”在灵前头顶铭旗，持蟠领路，称作顶灵。此处五台山是佛教圣地，死后送至五台山隐含着“死后成佛”的意思。杨译洛守原文，保留“onhi。head，’(“顶灵”)及“MounlWutai”，所涉及的文化要素采用脚注的形式加以注解，采用语义翻译手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读者的困惑:为何要“can了onhead”?但避免了把原文的不透明式文体(叩aquestyle)转换成透明式文体(transparentstvle);而霍译采用了交际翻译的手法，把中国传统佛教中成佛的理想归化为西方人死后灵魂升人天堂的基督教观念。同样这一翻译策略是霍克斯所处的译人语社会主流意识下产生的必然结果，霍克斯是英国人，在英国翻译《红楼梦》，所以他首先会受英语文化中的翻译规范的制约。英语文化是当今最强势的文化，除了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外，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或出于好奇想了解外国文化，浅嗜辄止;或根本不在乎外国文化。因此，通顺、透明成为重要的翻译规范，交际翻译理所当然地成为翻译策略的首选。在《红楼梦》译本分析中，诸多人推崇霍克斯所采取的归化手法，认为交际翻译更自然流畅地再现了原著，而杨译中过多文化因素的介绍显得累赘臃肿，且易令人困惑，甚至出现呆板的死译现象，如文中多处将“娥眉”译为“mo间ikeeyebn〕ws”，毫无美感。但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在社会主流意识的主导下完成的，在评论译本优劣时，不能单纯地从译本出发分析其翻译策略的恰当与否，而要考虑到其中社会主流意识的导向因素，因为译本不仅是译者的文学成果，同时也是社会的产物。这一点在下文杨译《红楼梦》回目的分析中更可见一斑。

二、意识形态之文字闪现

杨宪益幼学诗书，后留学牛津，译著等身，其对于汉英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语言大家、译界泰斗在《红楼梦》的回目译文中却留下一处疑点，令人费解:红楼梦的回目中有十二回都提到了“死亡”的概念，译文却有九处都采用了“die’’一词以蔽之:贾夫人仙逝扬州城(第二回)l月dyJiaDicSintheCityOfYangZhou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第十三回)KeqingDicSandaCaptainOftheIm伴rialGuard15Ap四inted林如海捐馆扬州城(第十四回)UnRuhaiDicSinYan罗hou死金丹独艳理亲丧(第六十三回)JiaJingDicsOfanElixirandMadamYuManagestheFuneralSingle一Handed觉大限吞生金自逝(第六十九回)AndSeeondSisterSwallowsC汤ldandDics俏丫哭抱屈夭风流(第七十七回)APrettyMaidWronglyAeeusedDicsanUntimelyDeath人亡物在公子填词(第八十九回)AMementoOfaDeadMaidLeadsBaoyutoWtiteaPoem因讹成实元妃掩逝(第九十五回)ARumourComesTrueandtheImPerialConsortYuanehunDics鸳鸯女殉主登太虚(第一百十一回)YuanyangDic3forHerMistressandAseendstotheGreatVoid原文有丫握之死、夫人之逝、太君驾鹤、元妃亮逝，根据死亡人物的身份、导致死亡的事件等因素采取了多种表达方式，然而译文却“简洁”得出人意料，既无人物尊卑之分，又无词汇之推敲提炼，实有失原文之彩。而反观霍译，采用了“endsherd即s，’“卯sthumously”“eonveyedtohislastresting-place”“death”“funeral”“takeherlife”“kills”“takesalastleave”“depart”“passesaway，’“spiritre-turnstotheRealmOfSeparation”“rendersafinalsery-ice’’来一一对应原文，用词多变，切情切景。诚然，英语是霍克斯的母语，在对英语的运用能力上势必略胜一筹，然而以杨宪益对译界的贡献而言，他对中英双语的驾控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更追论他身后还站着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夫人!因此，在杨译本《红楼梦》回目翻译中出现的这一异常现象不得不引人深思。排除了杨宪益客观上无力提供更好的译文这一因素，笔者大胆推测这是他有意为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19M年受外文局委托翻译《红楼梦》，19肠年“”席卷全国，l%8年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怀疑是英国间谍而被捕人狱。整整四年以后，两人才相继释放，直到70年代后期，他们才又开始继续翻译《红楼梦》。然而这段时间中生活的跌宕起伏在两人的思想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翻译过程。杨先生外甥女曾回忆，他曾翻译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文作者效法前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的话。杨宪益认为这种写法不符合国外读者需要，在征得编辑同意后把语录删了。虽然此处彰显了杨宪益的译者风骨，但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社会意识主流却可以由此略见一斑。因此，在当时无产阶级意识极度高昂，反封反资反修统领一切的年代里，杨宪益为了规避社会底层人物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差异，显现对贾府统治阶级的藐视，而特地在译文的选取上采用中性词“die”“kill”，而避免了霍译中出现的“Passesaway”“ren-dersafinalservice”等体现阶级地位的用词。如果这一解释不能圆满地说明他为何也规避了“endsherd即s”“欧e，。lastleave”“depart”等中性色彩词，更大胆的推测是赞助人未经同意擅自改动了译文，目的在于规避阶级差异，却在英文造诣上远不能跟上翻译大家的脚步。这些推测仅属臆测，尚待考证，却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使译界更关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主流意识对翻译文学的影响。

三、结语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语言转换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译作，是译者的文学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正如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赏析都不能忽略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翻译评论者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译作，妄论其优劣，只有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影响因素，才能对翻译文学作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