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氏文学雅俗观念与尚和思维

尽管任何朝代的帝王都有性选择与宣泄的“泛爱”权利，但是无论生活如何糜烂，在诗文创作中、在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中都是耻于言说而矜于雅正的。虽然魏晋已降，诗歌曲调就已受到风谣影响，然而其影响都不若齐梁时代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因为无论是风谣曲调的流靡，还是狎伎娱情的轻艳，在萧氏帝王主政后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并张扬于皇族文化与宫廷生活中。由于这种个体家族的喜好，转变了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的传统观念，且萧氏家族对文学的偏爱又使这种喜好扩张到诗文创作的领域中，进而引发了齐梁时代诗文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雅中见俗、俗情雅化的诗风转向。萧氏家族对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的这种决断性影响，正是通过齐梁年间几个影响较大的萧氏文学集团来实现的。

一、萧氏文学集团的风谣喜好与引谣入诗

自魏晋至隋，西曲民谣逐步传入歌诗曲调之中，一改传统歌诗雅言正声的特点。《乐书》云：“由魏抵隋，上下数百年间，偏方互据，析为南北。郊庙之外，民谣杂出。非哀思淫靡之音，则离析怨旷之曲也。故江左虽衰而章曲可传声西曲是也。”［1］而在民谣传入歌诗的过程中，帝王文学集团对风谣之喜好，则无过于齐梁萧氏文学集团；齐梁时代也比魏晋已还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调风谣对诗文创作的新变作用。因此，无论“永明体”还是“宫体”文学都带有明显引谣入诗的特征。从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开始，这个家族钟爱民间风谣的喜好便在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中张扬。“帝幸乐游宴集，谓俭曰：‘卿好音乐，孰与朕同？’俭曰：‘沐浴唐风，事兼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后幸华林宴集，使各效技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2］593这里《子夜来》即是吴声十曲之一［3］640，因齐高帝萧道成好音乐，所以群臣弹琵琶、弹琴，且歌且舞，将吴歌西曲带入宫廷与君同乐。上之喜好对于国风来说无疑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倡导，萧道成素以恭俭闻名尚且如此，到武帝就不只是听听看看吴歌西曲便罢了。《乐府诗集》中载“：《古今乐录》曰：‘《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常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钅俞石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齐舞十六人，梁八人。’《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3］699这里记载齐武帝萧赜喜欢作西曲，所作之《估客乐》和谐、哀婉、感忆，“犹行于世”，并且被后人记载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之西曲歌里。流传到梁的时候，又被梁人改为《商旅行》，继续了它的传承。齐武帝的儿子郁林王萧昭业在父亲萧赜去世后“大殓始毕，乃悉呼武帝诸伎，备奏众乐”“，及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辒辌车未出端门，便称疾还内。裁入阁，即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2］136而东昏侯萧宝卷在被斩杀前还曾“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2］157。

齐朝高帝赏西曲于宫中，武帝制曲并游作娱乐于宫外江渚上，郁林王与东昏侯迷恋西曲歌伎则不分时间、地点与场合。而尚歌西曲之群臣皆为士族文人，这样风谣西曲的韵调不仅由乡间闾里进入宫廷文化中，还进入到士族文化圈中，并由于永明年间南齐萧氏文学集团成员的倡导与实践，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萧子良文学集团主将周颙“著《四声切韵》行于时”［2］895，沈约“撰《四声谱》”［4］而形成“声律论”，倡于永明年间，因之而成“永明体”。我们知道“永明体”新体诗文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所以周颙、沈约等人是永明诗体新变的重要人物。钟嵘说沈约的诗“见重闾里，诵咏成音”［5］76而被乡间闾里喜欢，一方面说明沈约诗歌韵律别致上口，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提倡的运用声律进行诗文创作与民风民谣密切相关。尤其是钟嵘所说的“蜂腰鹤膝，闾里已具”［5］28，更能为引谣韵入诗做有力证明，因为“蜂腰鹤膝”是沈约总结之“八病”中的两病，说“闾里已具”，恰恰证明沈约八病出处乃来自民谣。至此，经过萧齐帝王与萧子良文学集团的倡导、借鉴与发展，在南齐诗文创作中开始以引用民谣语言声、调、韵的形式，进行诗体新变的创作。也就是说，其引谣入诗是从声调、节奏和韵味三方面入手来追求民间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到萧梁一朝，萧衍父子喜欢民谣西曲则更有名。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之西曲歌中至今还有梁武帝萧衍根据民谣编作的《襄阳踏铜蹄》、简文帝萧纲所作的《乌棲曲》四首、元帝萧绎所作的《同前》六首，以及沈约、萧子显、徐陵、庾信等人的西曲歌作品。这说明梁代萧氏帝王文学集团在声韵方面继续引谣入诗，承续了萧齐一朝的新变遗风。但与萧齐一朝不同的是，萧梁文学集团不仅从民谣语言声、调、韵的形式方面继续引入，更将民谣的咏情风俗与美人情结以及以此为诗歌内容的风尚也借鉴过来。这一点我们从梁武帝纵容宗室与士族在家豢养歌舞艺伎，每逢宴饮游作便有家伎侍陪，以及萧氏父子在“宫体”新变中的咏美人题材便可看出。如萧衍的《子夜歌》二首：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朝日照绮窗。光风动纨罗。巧笑蒨两犀。美目扬双蛾。［6］1516萧纲的《咏美人看画诗》：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可怜俱是画。谁能辨伪真。分明净眉眼。一种细腰身。所可持为异。长有好精神。

庾肩吾的《咏美人看画诗》：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镜前难并照。相将映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曲中人未取。谁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识。唯听使君知。［6］1993从以上美人题材的诗歌兼及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来看，萧氏文学集团喜欢同题作诗，如上面的萧纲和庾肩吾之《咏美人看画诗》，有着有意倡导吟咏同一题材的作诗倾向与和诗氛围。同时，相对于画家以画笔来赞颂美人之美而言，萧氏文学集团所带领的文人群体是用诗笔来吟咏美人，具有以语藻雕绘美人模态之美的特点。如果说萧衍文学集团对风谣的借鉴还处于语言形式美向内容题材的过渡阶段，那么从萧纲开始，已经大量借鉴风谣歌咏女色表现怜情的诗歌题材，从最初的引谣韵入诗发展为引谣情入诗。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齐梁诗歌音韵流畅、语调哀婉、声色俱佳、不雅不俗之特点，“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7］，被后人评为缺少气骨与精神。不过这很正常，因为齐梁诗歌与弘扬气骨精神的诗歌走的是两条艺术道路：一条是形式唯美之路，一条是功利审美之路。而艺术赏鉴之路本来就应是多元而不该是一元绝对化的，可惜有些人实在是过于模式化、过于原则化，以致于走上审美的偏狭之路。

二、萧氏文学集团的市井原性与雅俗兼美

我们知道萧氏文学集团的领袖皆是素族、武将出身，在这个家族成为皇族之前，他们与市井生活是互为滋养的。好色狎伎、吟谣艳舞、嗜利经商、争强好胜、囤积居奇可以说就是他们的原生态本性。所以当他们以僭祚的方式成为皇族之后，一方面他们要向高门世族学习，将自己的生活形式雅化，一方面这个家族骨子里固有的市井原性又迫使他们将市井生活习惯通过权力影响渗透于宫廷文化与士族生活中，那么以他们为领袖的萧氏文学集团势必就具有了雅俗兼融的文化特征。前面已经说过，允许士族豢养家伎并形成吟咏家伎等美人题材的诗风是在萧梁帝王文学集团的倡导下昌盛于梁代的,而在齐朝时齐高帝则明令禁止或者控制士族豢养家伎，所以尽管齐朝也引谣入诗，但是咏家伎等美人题材的诗作尚为少见。甚至在萧齐时代，受齐高帝本人倡俭习惯及其用素族压制世族的政策影响，素族市井原性中尚简朴、重简约的一面也或多或少地被带入皇族生活中，进而影响了整个国家的风气。到萧梁时代，素族市井原性中诸多不好的习惯都被带入梁代的日常生活中。梁武帝不但不控制士族豢养家伎娱情取乐，有时还作为一种奖励，赏赐女伎给重臣及其儿子。如《南史•徐勉列传》载“：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废王务，乃为《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因此颇好声酒。”［2］1485而徐勉本是家贫清廉之人，尊官厚禄后才一点点提升家族生活的质量，而他却时时以“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2］1483而自励。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二儿子死后极其痛苦又不忘政务之时，也因皇帝奖励女伎而从此“颇好声酒”，不以狎伎不“清白”为耻辱，可见当时社会嗜酒、重色、迷声风气之重。而且，在当时士人喜欢男童，有男童侍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光彩之事，因此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也是常态生活的自然摹写，我们不能完全用当下的眼光与道德观念臆断批判。梁武帝萧衍纵容六弟萧宏囤积居奇、暴敛成性的行为，使得萧宏的家里带有集市的性质，而且他在建康也确实“有数十处商邸”［8］400。其他士族看到萧宏这样的行为既在经济上获利，又备受皇帝宠爱，势必也竞相效仿。“温饱思淫欲”，有了钱自然就想方设法让自己更加快乐，这也势必助长社会嗜酒、重色、迷声风气的蔓延。无论是萧齐尚简朴、重简约的市井原性之布播，还是萧梁好色狎伎、吟谣艳舞、嗜利经商、争强好胜、囤积居奇的市井原性之影响，他们都直接影响了萧氏文学集团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转型与诗学变迁。萧氏家族凭借其帝王皇族的身份与号召力，以其素族市井原性的好尚引导士族群体生活的俗向发展，与雅正的士族文化共同构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雅俗兼美的文化范式。文化范式的改变，标志着士人世界观的转变和审美观的变迁，他们因此而欣赏一种“不雅不俗”的生活与美，进而通过萧氏文学集团的诗文创作和文学活动发展并深化了这种导俗入雅、雅俗兼容的文化范式。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就鲜明地提出这种“不雅不俗”的文论观点“：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9］最后一句“兼之者鲜矣”和前面“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从理论上旗帜鲜明地倡导了雅俗兼工的美文观念，而萧子显作为齐朝的后裔，梁朝萧氏文学集团的旗手，他对雅俗兼工的倡导贯通了齐梁文学的主脉，突显出齐梁文人雅俗兼美的审美理念。

三、萧氏文学集团的尚和思想与赏美意识

其实，从齐梁萧氏文学集团追求“雅俗相融”的审美生活与“雅俗兼美”的文学理念，我们可以看出，齐梁时代是有尚“和”思想存在的，对于文学集团而言，首先追求的就是雅俗之“和”。为什么会追求雅俗之“和”呢？这得益于齐梁时代主上与文学集团主流所力求的儒玄佛三教思想之融合。萧子良文学集团在萧子良和萧长懋的带领下，经常举行重大法事活动，其“造经呗新声”启示周颙、沈约等人提出著名的声韵理论并应用于诗文创作。该文学集团还经常组织三教思想的论辩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神辩论活动一直持续到萧衍建梁，直到集团文人66人写出70余篇反无神论文章方算结束。该集团成员几乎皆入佛门，范缜因不信佛而持无神论思想并著有《神灭论》而遭到萧衍、沈约等人的攻讦，最后退出萧子良文学集团。而“凡是佛教徒，都主张调和儒佛”［8］439，沈约就曾经作《均圣论》，而梁武帝萧衍原本信道教，治国实施儒法，身心追求侍佛，更是调和三教的名人高手。而三教思想的融合，使大家意识到“世间万事本是混融”［10］，那么，作为生命主体的人也应该兼顾雅俗，与多种宗教观念相融，与社会现实相融，与俗世生活相融，与民间文化相融。因而，齐梁时代的诗歌便呈现出引谣入诗“、不雅不俗”、歌咏俗世生活常态之美的特点。三教融合追求的是精神信仰之“和”，诗文创作追求的是雅俗文化之“和”。“和”不是相同，而是不同以求相融。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1］这里通过君子和小人的“和”与“同”之对比，将“和”的内涵解释得非常清楚。因此我们说，齐梁时代无论是意识形态抑或是文化发展，还是生活形式，都处于多元性的开放包容状态，因此可以兼容并蓄创新发展，呈现出其乐融融、彬彬之盛的和美态势。齐梁两朝萧氏文学集团的骨干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12］这里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因为“五色”与“八音”适合玄黄律吕给人以谐美之感，所以启示诗文创作用韵理论的提出；第二，诗文用韵讲求“低昂互节”“、音韵尽殊”“、轻重悉异”的相变之美，也是一种谐美。实际上无论追求“适耳”之音乐，还是追求“适口耳”之诗文，都是在追求一种令感官满足的谐和之美，也是尚“和”思想的体现。作为永明新变代表的谢朓诗即具有“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2］609的特点，这是谢朓的诗美主张，也是沈约借谢朓的理论评价王筠诗歌的赞语。“圆美流转”就是追求声韵节奏的自然和谐，有如弹丸一般圆通畅达，讲求的是诗歌音韵、辞藻、诗意、诗境的自然流露，圆转表达和委婉曲畅之美。此美乃是“一种匀称的美”，是“圆美”，也是“和”美，这又再一次印证萧齐时代文化领域即萧氏文学集团的主导思想———尚和。萧梁时代不止追求诗歌韵律、辞藻、诗意和诗境的“圆美”，更进一步追求诗人与日常俗世生活审美之“和”美，突出地表现在对物象美的对象化选择与表现上。萧梁帝王文学集团大量组织宴游、同题限时诗作，而且因为萧梁家族的重色门风和吴歌西曲注重表现男女情爱和女色之美的题材影响，萧梁三个文学集团较多地表现日常生活的物态之美，发展到后期就是吟咏女色表达怜情之美。而由吟咏女伎发展到吟咏内人，更注重表现一种婚姻生活中男女双方的恩爱和谐之美。这是与日常俗世生活相融的美，正是在这种对象化唯美的表现中，诗人们发现自我，重新在社会生活中为自我定位，为自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况作美的评价。

当传统伦理关系和社会责任随信仰的多元化而在人的主体意识中坍塌后，人们需要对自我存在重新进行定位，而咏物、咏女色、咏内人即体现了这种定位欲求的意识流动过程，是创作主体对自我生存环境、社会情感和生活质量的重新审视与审美确定。通过查看史书我们知道，萧梁时代不都是“完美生活”，可是为什么诗人的笔告诉给我们的他们的存在竟是那么的浪漫、温婉甚而具有蛊惑人心的美艳呢？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人的潜意识中有“诗意的栖居”之表达需要，诗文中确实可以看到作者有歌咏盛世太平，尤其是美化世界、美化常态生活的欲望在里面。既然“‘美女’主要是充当观赏审美的对象，而不是性发泄或玩弄的对象”［14］，那么其目的就不是为了展现艳情是多么具有蛊惑人心的挑逗性，而是为了表明它是“美的”。在这种“美的”对象化表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给自己定位后对自我生活质量评价的欣然感受：圆美啊。其实齐梁时代的尚“和”思想无处不在。从萧氏各个文学集团建立的初衷来看，就是为了以“和”压倒“不和”或者以“大和”压倒“小和”；从齐朝帝王以素族压制世族的国策来看，是为了使世族迫于强势接受素族，使素族出身的皇族融于士族群体中，意在通过追求世族与素族之和来实现治国之“和”；从梁武帝推行优遇宗族的政策来看，是为了避免重蹈宋齐两朝宗族自相残杀的覆辙，求得宗族之“和”，进而求得治国之“和”。此外，萧氏文学集团组织宴游、赋作、唱和等形式的交流也是为了统一思想，求得文化之和与权威话语之和，进而实现以文“化成天下”的治世目的。正如齐梁文人用诗文之笔告诉我们“美无处不在”一样，在齐梁时代，尚“和”思想也无处不在。与政治和、与宗教和、与宗室和、与宫廷和、与民俗和、与诗友和、与景色和、与环境和、与生活和，简言之就是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美和，这就是齐梁时代雅俗兼美的文化范式之典型特征。

从萧氏文学集团和齐梁时代无处不在的尚“和”思想来看，齐梁文学集团实际上是带领齐梁时代的诗人以诗文的形式寻求并解答了人应该如何生存的哲学命题。相对于东晋玄言诗人（包括陶渊明）归隐遁世的生存方式而言，齐梁诗人选择了积极融入的生存方式。萧氏文学集团使这种“融入”由“文学融入”而上升到“审美融入”的新境界，因此，所有的诗人都带着一双善于发现美的慧眼，赏美、写美、歌咏美，所以才让今天的我们看到原来齐梁时代的社会生活，“美”是无处不在的。而这种无处不在的圆融与和美，恰恰构成了文学批评史上独特的齐梁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