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官角色谈论韩愈贬潮与区域文学影响

韩愈一生除京城长安之外，在哪些地方任过职?影响如何?如果从登进士第后的第一次任职，即30岁佐汴州董晋幕算起，则大致有汴州、徐州、阳山(36～38岁)、江陵(38～39岁)、洛阳(40～44岁)、潮州(52岁)、袁州(53岁)等地。从文学互动角度来看，韩文公贬官潮州对促进当地文化发展来说，效果最明显，影响也最大。原因约有四点:一是贬潮州在52岁，已届知天命之年，思想成熟。二是在潮州虽为贬官，但却是主政一方的州刺史，与之前的幕府掌书记、县令、法曹参军等职务不可相提并论。三是文化落差越大，影响力则越大，潮州在当时是最为偏僻的地区之一，路途遥远，文化落后，因而更能彰显其影响力。四是韩愈在潮州有意识地自觉推行一系列教育措施，扩大了个人影响。总体来看，前三种具有普遍性。换句话说，韩愈之外的其他官员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一般来说也会产生相类似的效果。关键是第四个原因，韩愈为什么会积极采取教育举措?关于这个问题，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已作出回答:“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1］691－692意思是说改变愚昧落后的最好方式是推行德和礼，而教育则是推行德礼的必由路径。与空发议论不同，韩愈是主动自觉地实施。皇甫湜对韩文公的这段经历是这样评价的:“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2］卷六八七，7038唐代大官贬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大过问地方政务，为什么韩愈与众不同?这与韩愈曾经任职国子学官关系极为密切。韩愈多次任职学官的经历，与他贬谪潮州和量移袁州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之间，到底又有什么联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韩愈国子学官社会角色特征

韩愈一生四任国子学官:贞元十八年(802)，35岁，任四门博士;元和元年(806)至二年(807)，即39到40岁，任职国子博士;元和七年(812)，45岁，复为国子博士;元和十五年(820)，53岁，拜国子祭酒。在元和十四年(819)贬谪潮州之前，已做过三次学官，历经四五个年头。韩愈的文章反映出他任职学官的情况。他关注教育比较早，曾写过《子产不毁乡校颂》，盛赞“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1］67在任职期间，写过较多的与职务相关的文章，比如《师说》，《进学解》。有写给太学生的送别序文，如《送陈密序》、《送牛堪序》、《赠张童子序》等。亦有太学生传记，如《太学生何蕃传》。此外还有公文的撰制，如《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等。当然最多的是给同行写的墓志和祭文，如《欧阳生哀辞》和《题哀辞后》记四门助教欧阳詹，《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和《祭薛助教文》记国子助教薛公达，谓“同官太学，日得相因”［1］310，等等。这些文章真实地记录了韩愈任职期间的思想状态和生活情况，据此可以概括国子学官的社会角色特征。其一，对教育的独特思考。韩愈贬谪潮州之前历官已22年，任职中央学官约占1/4的时间。在长达四五年的学官经历中，他亲身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曾提出许多关于教育的重要思想。比如论学习的重要性:“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等。论学习品格:“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论学习方法:“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要在博的基础上求得精深，“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论人才发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均体现出韩愈独特的教育理念。其二，以教化为己任，强为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论韩愈“好为人师”:“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3］541表达了对韩愈的同情。韩愈“好为人师”源于当世“耻于从师”的风气，有着强烈的救偏补弊的现实针对性。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4］554可见儒家经典在当时不为士子所重。从韩愈《论佛骨表》“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1］615中可以看出佛教的兴盛，从《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服药炼丹者之众可以看到道教的兴盛，这些都反映出中唐儒学生态的窘境。要改变不良风气，则必须推行教育。因士子皆耻于从师，故不得不逆势而动“强为人师”。其三，个性化的儒家文化宣扬策略。陈寅恪先生尝撰《论韩愈》一文，胪为六门: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烦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5］319－322。此六点亦可视为韩愈宣扬儒家文化的基本策略和方法手段，其中奖掖后进一条尤为重要。唐代无论举人还是选官，引荐者是非常重要的，韩愈奖掖引荐不遗余力，“韩门弟子”人数众多。如贞元十八年，中书舍人权德舆典贡举，陆傪佐之。韩公时为四门博士，荐侯喜等十人于傪，尉迟汾、侯云长、沈杞、李翊等皆是年登科，侯喜十九年、刘述古二十一年、李绅元和元年、张后余张苰二年，亦相继登科［1］198－200。积极引荐科举士子外，韩愈还经常抓住机会，推举朋辈，而对于好友张籍、孟郊、侯喜、樊宗师等人，更是竭尽全力。与人为善、乐于汲引有利于形成积极力量，好为人师、善为人师有助于儒家文化的传播，此为韩公独具个性的传道策略，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其四，印记鲜明的文学创作。韩愈任职国子学官期间的诗文创作，体现了职务特性，烙印清晰明显。一是反映学官物质生活之贫乏。如《进学解》所言之穷态，虽为戏笔，却是实情。任四门博士所作《与于襄阳书》说:“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1］185又《秋雨联句》:“儒宫烟火湿，市舍煎熬忲。卧冷空避门，衣寒屡循带。”［6］473《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三年国子师，肠肚习藜苋。……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6］702均反映学官生计的艰难。二是记录学官之闲散。《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说:“由来钝騃寡参寻，况是儒官饱闲散。”［6］563元和元年所作《赠崔立之评事》云:“频蒙怨句刺弃遗，岂有闲官敢推引。”［6］569国子学官的闲散，可与姚合诗参看，其《和李绅助教不赴看花》云:“笑辞聘礼深坊住，门馆长闲似退居。……且看牡丹吟丽句，不知此外复何如［7］卷五百一，5693。三是反映学官铨调之艰难。任四门博士时作《施先生墓铭》说:“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由四门助教为太学助教，由助教为博士;太学秩满当去，诸生辄拜疏乞留:或留或迁，十九年不离太学。”［1］351－352同时的欧阳詹也说:“四门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选，十年方易一官也。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太学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四门。若如之，则二十年矣。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国子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太学。若如之，则三十年矣。三十年间，未离助教之官。”［2］卷五九六，6025可见学官仕途迁转之艰难。此外，还有不少反映国子监生徒情状的作品，如《太学生何蕃传》、《短灯檠歌》等。上述种种，都是学官社会角色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体现了韩愈学官角色特征。韩愈任职国子学官时间较长，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改变中唐社会现状，必须从人心这个根本上着手。要使人心“复古”，非推行德和礼不可，而教育是重要途径。韩愈对教育的积极思考、以教化为己任、奖掖后进等等，都与他长期任职学官的经历密不可分。因此，韩愈贬潮同其他官员的贬谪不大一样。受多年任职学官经历的影响，他总是以学者和教育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处处着眼于教化。当然，韩愈在贬潮之前还任过其它多种官职，比如史官等。但相对而言，学官角色影响更为巨大。

二、从与常衮的比较看韩愈学官角色之自觉

韩愈在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十四日贬潮州，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州视事，十月二十四日量移袁州刺史，在任实际时间为七月余。贬潮期间学官社会角色主要表征于兴学崇教等地方事务治理。韩愈到任不久，即着手建立学校，聘请当地秀才赵德为教师，并慷慨捐出俸禄作为办学资金。其《潮州请置乡校牒》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有万余，岂无庶几者邪?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1］691－692韩愈兴学举措对潮州的影响，后人评价甚高。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说:“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8］509不过，潮州兴学开创者并非韩愈。一般都认为是常衮，已于德宗朝在潮州兴学教士。南宋的王十朋说:潮州“龙虎成名，功实归于常衮”。嘉靖《潮洲府志》也说:“衮，京兆人，德宗初以宰相贬潮州刺史，兴学教士。”［9］14常衮对潮州学校和学风的开创之功无疑是不可抹煞的。但是，比较韩愈和常衮二人兴学动机，则发现前者有着强烈而明显的自觉意识，而后者则是一种自发行为。常衮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贬为潮州刺史，九月十一日到州［2］卷四一七，4270，建中元年五月迁福建观察使，在潮州不足一年时间。据两《唐书》本传，常衮生于玄宗开元十七年(729)，主要仕历:天宝十四年(755)进士及第。登第后由太子正字累授补阙起居郎。大历十二年(777)四月壬午拜相，十四年(779)五月唐德宗即位，闰五月甲戌贬为河南少尹，旋又贬为潮州刺史。建中元年(780)五月迁福建观察史，四年(783)正月卒于任上。常衮在贬谪潮州之前曾任宰相，官高位重，但与韩愈相比缺少任职国子学官的经历。常衮到潮州后的兴学，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其劝农和兴学举措，是州郡治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属于一种自发行为。正如他所说的:“谨当宣扬圣化，慰抚海隅，少安疲甿，以展微效。”［2］卷四一七，4270常衮迁任福州刺史后，同样采取兴办教育作为地方治理的一种手段。与潮州兴学相比，常衮在福州的教育创置更为后人崇敬。《新唐书》本传:“建中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官云。”［10］4810常衮卒后十余年，韩愈作《欧阳生哀辞》亦云:“今上初，故宰相常衮为福建诸州观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客主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1］301其功绩至宋犹传。如戴栩《蔡尚书挽词》:“闽地祠常衮，词臣说仲舒。香名五十载，终竟道如初。”［11］卷二九四五，30105从常衮在潮州和福州的举措来看，推行教育、兴学教士系其治理地方社会的惯用方式，这与儒教传统是相符契的。从上述韩愈的国子学官角色意识和角色特征来看，他在潮州的兴办教育，是强烈而自觉的意念驱使之下的行为。可以说，韩愈在潮州大力推行教育，甚至捐出自己的俸禄来创办学校，是他长期所思考的教育理念的一次具体实践。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兴学崇教。与常衮相比，韩愈的举措或许也受传统的影响，但此前长时间的任职国子学官，使得他的行为要比常衮更为自觉，更为有意识。

三、韩愈贬潮对区域文学的影响

所谓区域文学，是指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依据文化繁荣发达的强弱程度，大致可分为强势、次强势、次弱势和弱势等多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区。以此来看，京城长安和洛阳属于文化强势区，潮州无疑属于文化弱势区。韩愈贬潮对推动强弱势文化区域之间的文学传播和交流，毋庸置疑地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与他的学官角色之间有什么关联?我们认为，其关联主要是韩愈在潮州推行的各种举措都是积极自觉的，多受学官角色意识的支配。对区域文学影响的内在机制，大致是先形成一个教育中心，再以教育为基点形成文学创作和传播中心。证之以潮州和袁州的种种事例，此理甚明。本节先述潮州期间教育中心的形成及其文学影响。其一，教育中心的形成。韩愈到潮州虽为贬官，却非常积极地治理州务，与其他贬谪官员多不涉州事不同，这种心态与他长期任职学官所形成的政治理想莫不相关。他常以承继孔孟之道的“圣人”自居，处处施以礼乐教化，希望能够建立“道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即便遭贬，此种政治理想依然坚持未变。这可以从刘叉《勿执古寄韩潮州》诗中见出一斑:古人皆执古，不辞冻饿悲。今人亦执古，自取行坐危。老菊凌霜葩，狞松抱雪姿。武王亦至明，宁哀首阳饥。仲尼岂非圣，但为互乡嗤。寸心生万路，今古棼若丝。逐逐行不尽，茫茫休者谁。来恨不可遏，去悔何足追。玉石共笑唾，驽骥相奔驰。请君勿执古，执古徒自隳［7］卷三九五，4445。

作为好友，刘叉列举历史上伯阳、叔齐、孔子等人为例，说明性格倔强执拗，坚持个人理想信念之人，最终都遭人嘲笑和自取灭亡，以此劝诫韩愈“勿执古”。这首诗正是韩愈在潮期间“执古”的有力明证。韩愈到潮州后大力兴学崇教，正是其“执古”理念的一种外化。他的推进力度是强大的，一方面延请当地赵德秀才权摄海阳县尉，专门置办州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作为兴学之资。所延请的赵德秀才，也符合他的教育理想:“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韩愈离开潮州时，曾想携赵德同赴袁州，并写诗盛赞赵秀才:“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6］1175这样，在赵德等当地有识之士的协助下，潮州的教育事业逐步有序推进。韩愈在潮州还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有助于教育事业的顺利开展。在大力推行教育的同时，他还经常拜访当地名人，主要对象是大颠和尚。韩愈与大颠的交往，保存下来的文字有《与大颠师书》三通。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解释了与和尚交往的因由:“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1］212由此可见，韩愈与大颠的交往，其性质就是普通文人之间的来往，而非外界所传自乱理路的对释氏的亲近。此外，韩愈作为刺史，代表的是官方立场，他与这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大颠的交流，实可视为治理地方事务的一种。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大颠的交往，正是韩愈努力为潮州创造良好文化环境的明证。而良好的文化环境不仅有助于教育的顺利进行，也为区域文化交流沟通开辟了新途径。其二，区域文学中心的形成。以教育为基点，韩愈对区域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为韩文的传播。权摄海阳县尉的赵德秀才，在从事地方教育的同时，对韩文的收集整理也下了很大工夫，对韩文在潮州的传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其《文录序》云: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铄，斯文燦然;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1］756。一般认为，韩愈文集是在他死后由其门人李汉编纂而成的。实际上早在李汉之前，韩愈尚在人世时，已有赵德的选本。洪兴祖《韩子年谱》谓:“赵德秀才，即叙退之文章七十二篇为文录者”［12］86。方崧卿《韩集举正》卷一说校正韩集“其赵德《文录》、《文苑英华》、姚宝臣《文粹》，字之与旧本合者，亦以参校。”《叙录》又云:“《文录》，旧六卷，七十五首。”［13］可见《文录》不仅编纂成集，而且传世甚广。韩愈曾邀请赵德一起赴袁，但赵德选择了继续在潮州从事地方教育。由此可以推想，《文录》的整理传抄对潮州本土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多么的巨大。但其作用是相互的，潮州地方文化也对韩愈产生影响。潮州远离京城，风物人情迥异，韩愈将闻见感想以诗文形式寄与异地友人，无形中在传播地域文化。韩愈一直以“道统”自居，处处不忘礼乐文化的宣讲，虽然身在潮州，却并未与外界隔绝，不仅积极教化当地士子，而且与外地友人多有诗书往来。他的耿介正直的人格魅力，以儒家正统自居的文化品格，与人为善奖掖后进的胸怀气度，这些都对文人极有吸引力。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道统的宣扬。这个过程在另一方面又成就了他对区域文学的影响。据现存诗文来考察，与他互通消息的好友有柳州的柳宗元，桂林的元集虚、裴行立，广州的孔戣，漳州的韩泰，长安的贾岛、刘叉和张籍等人。这种文人间的互动，传递的不只是同情安慰，还有各地奇异的风物。比如韩愈写给元集虚的诗，对潮州海产品大感惊异:“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蚝相粘为山，百十各自生。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虾蟆，同实浪异名。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6］1132这些信息，对于从未到过潮州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通过韩愈的诗文，他们对潮州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潮州期间，韩愈还与广州刺史孔戣、漳州刺史韩泰互通音讯。孔戣对他特别照顾，韩愈曾作《潮州谢孔大夫状》表达感激之情。韩愈与漳州的韩泰也有交往。元和十五年，他自袁州召为国子祭酒，曾举韩泰自代。此外，他还给远在京城长安张籍的岳父胡珦写过碑文，曾作《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这些都反映了地域文化传播双向互动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韩愈贬潮对区域文学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韩文在潮州的传播，二是潮州本土文化的反作用，三是地域文化的双向互动。

四、量移袁州对区域文学的影响

韩愈贬潮对区域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因他离潮结束，而是延续至袁州。他在元和十四年(819)十月二十四日离潮，约十五年(820)一月到袁，九月赴京任国子祭酒，在袁州的时间实际不到一年。与在潮州相似，韩愈任职袁州刺史对区域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一是以兴学为基础的文学教育，一是以宣扬礼乐文化为媒介的区域文学中心的形成。第一，文学教育中心的形成。正如皇甫湜《韩愈神道碑》所说“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2］卷六八七，7038，韩愈在袁州赎释奴婢之外，亦有兴学之举，创办了类似于书院之类的讲学之所。《民国宜春县志》载韩愈“左迁来袁阳，矫矫贤刺史。惠政纪丰碑，书院自公始”［14］754。兴学为文学教育奠定了基础，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袁州进士名额为例。唐代江西地区的进士中举人数，据统计总数为65名，其中袁州26名，占40%。以韩愈刺袁为界，此前只有5名进士，而之后却有21名之多［14］540。这种成就当然不能归功于韩愈一人，因为此后李德裕等人贬袁，也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还要考虑其他各种因素。但是，韩愈的影响显然是十分重大的，这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见出。一是黄颇，会昌三年进士。史载“黄颇，字无颇，好为洪奥文章，蹉跎一十三载，韩愈为州刺史，颇师之。”［14］540《唐摭言》卷四:“韩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升朝，籍北面师之，……后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名。”［15］52据《全唐文》小传，黄颇官至监察御史，存文一篇《受命于天说》，《全唐诗》卷五五二存诗三首。黄颇入京之后，俨然成为袁州籍同乡的首领。其《闻宜春诸举子陪郡主登河梁玩月》云:“一年秋半月当空，遥羡飞觞接庾公。……虽向东堂先折桂，不如宾席此时同。”［7］卷五五二，6395袁州举子潘唐下第后归乡，黄颇等饯别。潘唐酬诗云:“圣代澄清雨露均，独怀惆怅出咸秦。……一从此地曾携手，益羡江头桃李春。”［7］卷五六二，6529二是卢肇和易重。史载“袁州状元，在唐有卢、易，或云‘韩退之之教也’。”［14］540卢肇，会昌三年进士第一，历官州刺史。《全唐文》卷七六八存其文十四篇，影响最大的是《海潮赋》。《全唐诗》卷五五一存诗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愈风集》十卷。易重，会昌五年进士第一。《全唐诗》存其诗《寄宜阳兄弟》一首，诗云:“六年雁序恨分离，诏下今朝遇已知。上国皇风初喜日，御阶恩渥属身时。内庭再考称文异，圣主宣名奖艺奇。故里仙才若相问，一春攀得两重枝。”［7］卷五五七，6458此诗当为及第后作，喜色溢于言表。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及第对当地举子的激励作用。可见，袁州地区的好学重举，文运昌盛特达，与韩愈的教育训化莫不相关。第二，区域文学创作中心的形成。如前所述，韩愈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学官角色意识，他的施教，不仅仅限于所任职的袁州，范围十分宽广。此外，他乐于汲引，奖掖后进，也使得很多文士愿意同他交往。他因斥佛而南贬，又博得多人同情所以，他在潮州和袁州的诗文创作就十分活跃，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文学群体。首先，韩愈的入袁和离袁，产生大量酬赠之作。今存韩愈酬答诗可见一斑。如入袁时有《从潮州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离开袁州时有《自袁州还京行次安陆先寄随州周员外》等。其次，韩愈在袁州期间，与江西地区的文人交往甚切。江西使府王仲舒与韩愈交情至深，王氏重修滕王阁，力请韩愈作记。其僚佐王绩、陆畅、卢简求等人也与韩愈常有诗书往来。吉州司户孟简与韩愈交往也较为频繁，韩愈入袁途径吉州，孟简盛情接待，离袁回京又邀至萧洲受道药［16］237。再次，韩愈在袁州还与京城等其它地方的文人来往，比如柳宗元去世，刘禹锡千里驰书，韩愈为柳宗元撰写了墓志铭和祭文两篇重要文章。上述情况表明，韩愈从潮州量移袁州，文学中心也随之发生迁移，形成以袁州为中心的区域文学群体。由此可见韩愈对袁州地区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五、结语

韩愈贬潮与其他官员的贬谪既同亦不同。所谓同者，皆为贬谪，在内心痛苦忧愁、对前途未卜的恐惧等方面，大致相当。在排遣忧愤笔之于文方面，与南迁的其他文人颇为相通。所谓不同者，韩愈又非一般普通贬谪官员，他之前曾经任职学官多次，时间长达四五年。自觉而强烈的学官角色意识，使他对事物处处以学官的眼光来观察和处理，表现尤为明显的是崇教兴学。贬潮和移袁，皆不离于此。以兴办教育为基点，他的文学影响也远远超出一般贬谪官员。他的文集在潮州得以编纂和传播，推动潮州地区文学发展。他以宣扬儒家礼乐文化为媒介，识拔潮袁二州地区文人，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文学群体，影响区域文学进程。潮袁二州迥异于京洛的风物人情，易于触发创作。酬酢诗文促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又扩大了区域文学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