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于鲁文学创作思索

徽州制墨有长久的历史，据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徽墨出于歙县、休宁。宋代徽州将大龙凤墨千斤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徽州制墨，经久不衰，历代墨苑多有名家涌现，明代徽州人士方于鲁便以制墨得名。方于鲁，初名大，万历间歙县布衣，善于制墨，因作《于鲁墨铭》闻于神宗，遂更名为于鲁，改字建元。他的父亲方时通曾在江陵经商，方于鲁便生于江陵。他天生有异质，仰慕古人，仿效历代文人游历之习，入蜀游李白所览之地，又寻宋玉故迹，行走于燕赵邯郸。起先他家道殷实，不过于鲁喜交宾客，与人交往动辄手挥数千金，家道逐渐随之中落。他的生平事迹略见《明人传记资料索引》、《静志居诗话》卷十八。

方于鲁非但制墨售墨，还将所得经验与墨样绘图汇集成刊，曰《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潘氏墨谱》并称明万历间四大墨谱。由尹润生先生文，知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方氏所作七十五锭墨。而另一方面，方于鲁著有《方建元集十四卷佳日楼词一卷续集诗心草一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著录《佳日楼诗集》、《明诗综》卷六十九录诗二首、《御选明诗》卷一一二录诗二首。概而言之，方于鲁亦是文苑中人，与汪道昆、李维桢、屠龙等文学名士所交甚笃，而以往其文学未能名者，盖因精于制墨，世人多所关切者亦为其墨。对此，屠隆在《方建元佳日楼诗集序》中也为其鸣不平，认为其制墨的才能遮盖了诗名，乃是因为当时未能有朗见卓识之人对其进行探究与评价。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

一、方于鲁之交游

方于鲁受知于汪道昆，曾被招入道昆倡立的丰干社，二人酬唱往来不息。于鲁参与丰干社的集会，与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兄弟集同社之人泛舟丰水之上，吹箫觞咏，发为诗歌，并名之为“泛舟诗”。方于鲁与汪道昆二人密切的交往在汪氏《太函集》中有明确的记录。《太函集》卷一百一十有诗《方于鲁偕嗣宗过宿》、《秋日同于鲁仲淹过圣僧庵》，卷一百十一有《方建元再入燕赠五言近体》四首。《方于鲁偕嗣宗过宿》中诗句云“屣迎妨下走，匡坐拥高谈。把臂千秋上，抟风万里南”，足见二人志气相投、欢乐融融的情状。卷三十二《汪深源传》记载，汪道昆弟仲淹、仲嘉，结宾客组成诗社，方于鲁、潘之恒等人也是社中成员。仲淹乃汪道贯字，其号次公，汪道昆弟，博闻强识，气概英迈，工于词赋，又旁及书法，有《汪次公集》，汪道昆曾为其作《仲弟仲淹状》。汪道会，字仲嘉，诸生，汪道昆从弟，有《小山楼集》。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方于鲁诗集中，记述与汪氏等交游的诗也颇多，如《伏日汪仲嘉集嗣宗溪上得侵字》、《夏日同虎臣诸子集仲淹斋中》、《春日寄景升山居》、《春日同郑子金集南山溪上草堂》、《赠汪仲淹》四首、《汪司马伯玉奉诏归省》四首、《将之燕留别汪司马伯玉》四首、《屠公长卿还越游天台赋此送之》等。汪道昆是明代徽州文坛领军人物，他与王世贞被当时文坛誉为“南北两司马”，在文学界的影响可见一斑。汪道昆又出身商贾家庭，其家族祖辈、父辈中经商者便有多人。结合前述诗文集中汪道昆、方于鲁等人交游唱和的记录可知当时文人与商贾地位身份的交错，这也说明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转变使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方于鲁与程君房

方于鲁拜当时的著名墨工程君房为师，详尽掌握了这位制墨大师的技法。待到技艺成熟以后，他就开始自立门户。他所制墨以“九玄三极”最佳，得到了诸多文人的赞赏，制造出“廖天一”、“青麟髓”等墨中上品，当时的文人雅士称其“妙入神品”、“不啻圭璧”。而其制墨生涯中，与程君房的仇隙也成为一桩有名的公案。方于鲁虽师出程君房，二人日后师徒之关系却急剧恶化。关于此段恩怨，文献亦有记载，方于鲁得到程君房墨法之后，二人相互倾轧，世人在此方面对二人评价均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方氏墨谱六卷提要》说，“夫以松煤小技，而互相倾陷若此，方之倾险固不足道，程必百计以图报，是何所见之未广乎？”《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事的评论极为中肯。方于鲁与程君房二人因制墨而起的竞争相当激烈，方于鲁请丁云鹏绘《方氏墨谱》，改谱刻画精细，入于毫发，程君房针锋相对地也请丁云鹏绘制《程氏墨苑》，以矫《方氏墨谱》，并且在《程氏墨苑》内绘有中山狼来暗喻方于鲁的负心。二人之书所载，虽情事稍异，而字里行间也显现出深刻的矛盾。方、程二人的深刻矛盾同样也反映在方氏的诗文作品中，其诗集《师心草》中有一则寓言，名为《喻谤》，其中方氏以陷于危难之境的鱼自比，影射了他与同为明代徽州制墨名师的程君房之间的嫌隙。《喻谤》序云：“自余罹难以迄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叠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夫墨以磨而知真赝，文以试而测底里，法眼有在，何用谤为？余既不能已谤，不能弥谤，不能有辩，不能无辩，于是作喻谤之篇，为鱼登日至辩，游戏笔墨，将以解嘲。”方于鲁在序言中指出，作诗与制墨乃嫌隙所生之处，而因此也与程氏面绝十余年。二人孰是孰非固难定论，但从序中所言便不难看出二人仇隙之深，同时从其中也可以感受到方于鲁诗文中多所寄托的不平之气。

三、方于鲁的文学创作

诗乃发诸性情之作也，作诗必定与诗人的经世历练关联极为密切。方于鲁的诗作中所时常表现出的风格也是其人生经验的映射。方氏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重要风格便是前所提及的沉郁不平的慷慨之气。其作品《室南端赋》中说，自己少年时喜爱读屈宋马杨之书，“长以病废，云卧十年，乃舍诗而治墨……游有弋钓之乐，坐有谈谐之娱。傲然凌云，志在不朽”。根据记述，方于鲁极好游历，足迹及于巴蜀荆楚、吴越淮泗，北至于燕赵，所涉甚广。但因病而返乡，游历致使其眼界开阔，结交四方名士，而归家之后，虽说自适消闲，但身体疲累，精神不济，不能说不是其作品中沉郁风格之所在。另外，其子方嘉树于《师心草》序言中说，其父于鲁“触事兴歌，遭谗寄慨……晚年善病”，看来身体多病的确对方氏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再者，与同业的争端，对其心境有较大影响，其临流而居的生活，除了惬意，多少也反映出遁逸的逃世心态。另外，方于鲁由于擅结交，其先世所积累的黄金家产也被大量消耗，致使生活出现困窘的状态。这些都是其诗文风格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基于上述种种生活境遇，他的文学品格正如林兆珂《方建元诗集序》中所说：“多慷慨不平之气，沉郁无聊之思。”方于鲁作诗以复古为宗，“追慕唐风”，在总体风格上于是形成了怨而不怒、风在声先、神以情发的特色，概而言之，即为风世的主旨。梅守箕《方建元诗集序》中说：“凡建元所为诗，余三见之矣，其先即司马所亟称，而仲淹所评品者。”

其中所说的“司马”，就是汪道昆。由此可以看出，汪道昆对方于鲁甚为提携，而汪氏本身也是复古文风的实践者，再加上他在朝野的地位影响，对其周围文人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可以说方于鲁复古的文学风格也是由于受到汪道昆较大影响而形成的。在复古的创作道路上，方于鲁作诗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特色，比如《经行野出摘草蔬》其一，具有陶渊明诗歌的风范，又沉痛高古，诗曰：晨朝乏盘餐，粗粝莫充腹。经营原间，颇异吾山谷。杂菜既甲□，奈何盛。采撷日既晡，逡巡动盈掬。顷筐弃众秽，下七快鲜馥。伊昔田南山，嘉蔬绕茅屋，今我舍兹方，舂粮不再宿。旅葵徙蓼虫，丰草游麋鹿。吾道胡为穷，乐土无投足。盈缩有前程，祸福昧倚伏。三叹强加餐，朱门厌粱肉。这首诗叙述了经营原野之间的困窘生活，食不果腹，荒草生于田野。然而此诗在困境之中，也表现出对祸福的观念以及不愿屈就媚世的风骨。方于鲁毕竟没有像杜甫那样经历过深刻的时代痛苦与个人辛酸，他诗中身世飘零之感和生活困窘引起的寂寞心绪当然也没有杜诗来得刻骨铭心。若与杜甫悲慨满怀的诗风相比，方于鲁之诗则更显得冲淡清苦。另外，在些许残酷的现实中，方于鲁试图摆脱诸物的困扰，而发现真我，因而又以简淡入诗，善于为自己的诗歌注入闲逸古朴的生活气息，如七言诗《璞石席上作》云：“十年不惯出家门，千里来逢故旧存。正值江干春未晚，蒌蒿荻笋煮河豚。”诗中笔意十分简淡，作者用不经锤炼的质朴语辞，不露痕迹地传达出一种远离尘嚣、物我相融的真淳境界。方于鲁所作还有另一些诗，或记录民俗，或反映文人聚会宴饮中升歌作乐的场景，存于《方建元集》中，地方风俗、曲中乐伎都成为其诗中内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文学创作题材通俗化的趋势。如其《秋日城南同诸子携苏九郎、马小姬泛舟作》中以“飞燕凌波矜舞巧，长娥效月斗苏新”之句表现了身居下层的歌舞艺人的妩媚姿态，并反映了文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方诗中此类诗大多格调清新欢愉，舒缓明亮。例如，其描写上巳日游春之作《上巳日同青山诸子泛春溪》中云：“欲兰亭禊，将期水滨。盈盈荡舟女，秉兰人。帆带华林雨，觞浮锦浪春。中流载歌舞，偷眼艳阳辰。”以“盈盈”、“”展现出上巳日出游的轻快心境。在《七月二十五夜同诸子观里社赛荷灯戏作》中写道：“五夜迎神曲，千门乐未央。

挑灯荷作炬，藉酒桂为浆。碧斗枝连巧，红分影合光。一时传里俗，箫鼓赛睢阳。”此诗乃描绘民俗“放荷灯”的场面。此俗本自佛教节日盂兰节，各地风俗不尽相同，但均以消灾祈福为盼。《道场即事》“：静习东林久，斋居伴作盟。花枝僧屡献，兰浴佛长生。世界无金布，毫光多宝呈。夕阳钟鼓远，云外散经声。”其中既有对佛教仪式的描写，又透露出诗人远离俗世的心境。明代中期以后，皖江和徽州地区经济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新形势的出现，也使安徽文学显露出新的发展趋势，作家群体与商人群体的融合成为这一时期以来日趋常见的现象。由于商人作家具有特殊的地位身份，他们目力所及的范围比前期文人更加宽阔，更加贴近常人的生活，以商人为代表的中下层群体的形象也越来越多地被文学作品所容纳。这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风尚转变在文学中的重要反映。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集镇的发展，戏曲、小说作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因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戏曲表演日益勃兴，戏曲创作也呈现出雨后春笋之状。汪道昆、汪廷讷、梅鼎祚都是当时著名的创作大家，潘之恒则根据多年的戏曲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戏曲表演理论。小说、笔记方面，有程时用的《风世类编》、潘士藻的《暗然堂类纂》、潘之恒的《亘史钞》、曹臣的《舌华录》、吴大震的《广艳异编》等作品。以上种种，无不显示了明代安徽文学走向平民化的发展倾向。方于鲁本作为墨商为人熟知，而其在明代徽州文学界的地位却少有人发掘，因此对其文学作品的探究，对研究明代徽州文学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