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工业论文：钢铁工业的构想与实践综述

本文作者：荣文丽武力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改革开放推动下，发展钢铁工业的思想和实践(1978—1992)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成为全党的工作中心。钢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再次凸显出来。中共中央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将钢铁工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积极推进钢铁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外开放，积极支持钢铁工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铁矿石资源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钢铁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粗钢产量由1978年的3178万吨发展到1992年的8093万吨。(一)改革开放思想指导下的钢铁工业发展实践如前所述，长期以来钢铁工业都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也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和薄弱环节，尤其是1977年中国掀起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后，产品供求缺口更大，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弥补。例如，1978年从国外进口钢材830．5万吨，比1977年钢材进口增长65%，进口钢材相当于当年国内产量的37．6%。因此，发展钢铁工业首当其冲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关于如何发展钢铁工业，早在1978年9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时就讲到:“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7］(P129)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时再次讲到:“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7］(P136)实行制度和技术上的双重改革，成为新时期指导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思想。钢铁企业初期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放权让利”上。到1992年，全国县属以上全民所有制钢铁企业90%以上都实行了承包，上海、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市、冶金厅(局)也相继实行行业总承包。1993年，钢铁企业正式执行《钢铁产品价格放开的改革方案》，规定钢材产品中除国防军工、农业、农田水利(含救灾)以及部分铁路专用材仍执行国家计划价和指导价外，其余93%的钢材价格全部放开［2］(P133)。此举标志钢铁工业价格双轨制的结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其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改革。通过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增强了钢铁企业发展的活力。(二)以宝钢建设为标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利用国外铁矿石资源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采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对于加快实现冶金工业现代化、加快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一贯积极支持钢铁工业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1978年，邓小平于5月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和10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都提到:“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7］(P111、133)新时期，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思想的指导下，钢铁工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速了钢铁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其中，宝钢的建设为最典型的代表。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同意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引进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钢铁工业同国外进行技术经济合作的最大工程，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时说:“宝钢工程，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9月，邓小平再次指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8］(P538)陈云在上海调查时也讲到:“宝钢在四化当中是第一个大项目，要做出榜样。要协力同心，把宝钢搞好。”关于宝钢二期工程的建设，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视察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时指出:“宝钢二期工程肯定要上。”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有善于创新。”在视察宝钢主要原料码头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9］(P961)从1978年至1994年，中国钢铁工业扩大了对外交流，除宝钢外，还引进矿山、冶炼、加工等先进技术和设备600余项，连同宝钢用汇达100亿美元，大大超过改革前30年的总和［2］(P142)。在建设宝钢的同时，首钢、上钢、鞍钢、邯钢等一大批大中型钢铁企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既吸收了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又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引进中吸收、创新，从而使中国的钢铁生产技术进入了积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时期，对加快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作用。曾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说:“宝钢的建成，不仅仅是建设了一个世界级钢铁联合企业，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模式，带动了中国钢铁工业做大做强，在世界上提升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水平和竞争力。”钢铁工业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得益于改革开发，在这个变化中，宝钢起了一种示范榜样作用［10］(P85)。宝钢的建设，使中国对使用进口矿也有了新的认识。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钢铁工业所需原材料主要靠自力更生。据统计，1974年以前，每年进口铁矿石都没有超过百万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中国进口铁矿石逐渐增多，但并没有形成大的规模。1978年，宝钢厂选址时就考虑使用进口矿，可以利用江运和海运的方便条件。当时，世界上的矿石生产有余，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努力建设国内矿山的同时，使用进口矿，迅速发展中国的钢铁生产［11］(P88)。同时，具有相应的港口码头，是建设大型现代化钢铁厂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铁矿石及成品钢材运输的主要方式。宝钢建设时期，经过专家多次勘察和论证，在石洞口建设原料码头，在北仑山建造10万吨级的泊位码头等，为钢铁工业“利用两种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81年前后，继宝钢设计使用进口矿之后，一些专家提出了内地钢铁企业也可以使用进口矿的设想，但马上招来非议。有人说这是“崇洋媚外”，不顾国情［12］(P149)。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利用国外矿产资源，加快发展钢铁工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13］(P1025)。1984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哈默施利公司合资1亿美元，在西澳创建了一家中外合资的恰那铁矿，中方投资额为6000万美元，一期规模为1000万吨［12］(P151)。1985年，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后，进口铁矿石量有大幅度的增长，到1992年中国进口铁矿石量达到了2500万吨。

市场化和全球化下，发展钢铁工业的思想和实践(1992—2002)

钢铁工业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全国上下解放思想，冲破传统习惯的禁锢，加上经济治理整顿的结束，各地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从而对钢材需求迅速升温，严重供不应求，钢铁产业的效益大增，钢铁工业获得快速发展。但随着1997年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钢铁工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效益下降的趋势。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开始从总量问题转向结构问题和效益问题。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一方面提出了钢铁工业发展要有新思路，优化结构;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走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一)发展新思路邓小平南巡讲话与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之后，各地基础建设蓬勃兴起，对钢材需求迅速升温。地方钢铁企业特别是县乡冶金企业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仅到1993年，全国县乡冶金工业主要产品产量铁矿石为8622万吨，占全国产量的36．7%;生铁1843万吨，占全国的23．5%;钢1124万吨，占全国的12．7%;钢材1430万吨，占全国的18．8%［14］(P493)。在地方钢铁工业的兴起与钢铁企业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钢铁工业得到迅猛发展。钢铁工业企业数量由1992年的1744个上升到2002年的3333个;产量由8093万吨上升到2002年的18237万吨，居世界首位。但随着国内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及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钢铁工业外延型扩张、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初级产品生产能力过剩。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受其影响，钢材价格平均每吨比上年下降约180元，全行业减利176亿元。这个时期，钢铁工业的生产增长与经济效益呈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铁、钢和钢材连年大幅度增产，1998年比1993年分别增长了3260万吨、2450万吨和2500万吨，增幅分别为37．3%、27．36%和32．44%;而实现的利润却从1993年的294亿元降至1998年的20亿元左右，降幅达90%以上［15］(P53)。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开始从总量问题转向结构问题和效益问题。对此，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讲到:“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要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6］(P1462)。控总量调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成为钢铁工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条件。中共中央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依法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部分行业过剩生产能力［17］(P1374—1375)。早在1999年1月，国家经贸委就发出《关于做好钢铁工业总量控制工作的通知》，随后又分两批公布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2000年2月，由国家经贸委牵头成立总量控制领导小组，下设钢铁总量控制工作办公室，设在国家冶金工业局;各省、自治区、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总量控制第一责任人。“九五”期间，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有了重大突破。一是基本淘汰了平炉和化铁炼钢;二是大中型企业基本淘汰了横列式和复二重轧机;三是开始淘汰和关停“五小”钢铁企业。(二)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买方市场新局面的出现，经济增长也从资源约束为主转向市场需求约束为主的阶段。同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能否持续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2月，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做好国内的经济工作。其一，要保持增长速度，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其二，鼓励进出口贸易和吸引外资，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适当增加进口”［18］(P205)。在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成为钢铁工业发展的动力。在扩大内需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指导下，1998年到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7．8%。2001年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1%［19］(P57)。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钢铁工业产量、产能和出口大增。1998年到2003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从410亿元增加到了1453亿元，增加了250%;粗钢产量从1．1亿吨增加到2．2亿吨，增加了94%;销售利润率也从1998年的0．27%增加到了2001年的4．3%。利用国外市场带动钢铁工业发展也取得很大进展。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中国的钢材出口量由1997年的462万吨增加到了2003年的695万吨。铁矿石进口量由1997年的0．55亿吨增加到2003年的1．48亿吨。

资源环境约束下，发展钢铁工业的思想和实践(2002—2012)

钢铁工业在工业化及城市化的推动下，产量由2002年的1．8亿吨，猛增至2011年的6．8亿吨。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突出，而钢铁工业因产业结构处于低端所具有的“三高一低”问题也在快速扩张中越来越难以为继，2011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使得其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优化结构、节能减排成为钢铁工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一)钢铁工业的发展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实现小康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以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为特点的重化工业阶段。受经济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中国粗钢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十一五”规划期间更是增加了2．75亿吨，五年间跨越4亿、5亿和6亿吨三个台阶。据统计，2011年粗钢产量达到6．8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5%。但中国钢铁工业原料的对外依赖程度及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进口铁矿石产铁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从2000年的34%上升到2010年的67%。“十一五”规划期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70亿吨，占整个工业废水排放量的6．56%;二氧化硫排放量达820万吨，占整个工业排放量的8．85%;烟尘排放量306万吨，占整个工业排放量的9．65%;粉尘排放量为482万吨，占整个工业排放量的17．35%［20］(P416—422、397—404、409—416、421—428)。用新的发展思路指导钢铁工业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逐步提出相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为钢铁工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和保证。首先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1］(P16)。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P465)。2005年3月12日，提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径”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22］(P816、818)正如所言:“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22］(P309)(二)钢铁工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钢铁工业作为传统产业，是耗能、耗水和排污的大户，首当其冲地践行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对钢铁投资建设项目的最低条件做了规定，严格市场准入条件，在抑制钢铁工业盲目发展、淘汰落后产能上，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投资增长幅度明显回落，钢铁工业投资由2003年增长92．6%回落到2005年的27．5%，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2%的幅度基本持平;二是钢材需求过快增长的势头明显减弱，钢材消费量增幅由2003年的28%回落到2005年的22%;三是产品结构不断改善，2005年钢材板带比已达38．56%，比2003年提高4．56个百分点;四是企业兼并重组加快，鞍钢与本钢、武钢与鄂钢、唐钢与宣钢、承钢等企业的联合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重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五是淘汰落后产能初见端倪［23］。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将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也是首次将能源消耗强度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由于加强了对钢铁工业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监管力度，使“十一五”时期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速度最快、节能减排成效显著的五年。“十一五”期间，共淘汰落后炼铁产能12272万吨、炼钢产能7224万吨，高炉炉顶压差发电、煤气回收利用及蓄热式燃烧等节能减排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部分大型企业建立了能源管理中心，促进了钢铁工业节能减排。2010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各项节能减排指标全面改善，吨钢综合能耗降至605千克标准煤、耗新水量4．1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1．63千克，与2005年相比分别下降12．8%、52．3%和42．4%，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由90%提高到94%［24］。据统计，2011年，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烧结、高炉、转炉、轧钢工序能耗均得到下降，部分钢铁企业的部分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77家重点大中型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为601．7千克标煤，同比下降0．82%;吨钢耗新水3．88立方米，下降5．02%;COD排放2．67万吨，下降11．44%［25］。钢铁工业成为践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产业。(三)中共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钢铁工业发展新设想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关于科学发展观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大会报告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26］为此，明确提出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并列成“五位一体”。这些都对钢铁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中共十八大主席团成员、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所说:“钢铁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拐点，必须从数量发展转向内涵发展。但这条道路需要我们去摸索，过程必然充满各种障碍，没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及艰苦奋斗精神力量的支持，是难以完成的。”他还表示，虽然钢铁行业面临困难，复苏的曙光短期难现，但这正是行业结构性调整的大好时机。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行业结构优化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低谷中为下一轮发展夯实基础。钢铁企业更要“苦练内功”，加快企业技术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通过优胜劣汰做大做强企业［27］。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发展阶段有关钢铁工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成就了新中国钢铁工业六十多年的辉煌历史，中国终于从一个钢铁小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而且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产品出口国。但是，作为资源消耗大、产能过剩、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的行业，钢铁工业已经成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科学发展最紧迫的行业。总结中共中央六十多年来关于发展钢铁工业的思想与实践，有以下四点启示:第一，新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一百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大国，而且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至今尚未完成。因此，在前三十年中国全力以赴地发展钢铁工业，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国防能力的提升。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准确把握和评价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何以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如此重视。第二，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是实现钢铁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是钢铁工业发展起步的1950年代，还是钢铁技术突破的1970—1980年代，甚至在已经成为钢铁大国的今天，认真引进、消化、创新和扩散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完全市场调节的条件下，几乎任何技术门槛低的行业都存在过度竞争问题，而这种过度竞争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又会传导到在国际市场的内部竞争，造成“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降价”。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买家，但是却没有国际铁矿石定价权，以至于最近几年进口铁矿石的大幅度提价，几乎将中国钢铁工业的大部分利润拿走了，中国庞大的钢铁企业2011年利润竟不如一个淡水河谷。因此，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弥补和校正市场失灵，不仅对于钢铁产业的结构优化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转变发展方式都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的人口大国，在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之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只能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破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工业来说，必然要淘汰落后产能，即淘汰和改造那些“三高一低”的技术和设备，而这就意味着原有资本的沉淀和投资的增加。以钢铁工业为例，淘汰1亿吨落后产能，即意味着原有1亿吨产能的投资和就业岗位的丧失，这也意味着将降低当地的GDP和税收，同时减少就业岗位。因此，对转变发展方式的阻力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估计，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推动。同时，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在融资、税收、补贴等方面，应该多向实体经济倾斜，否则发展方式的转变很容易导向产业空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