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

企业责任作为其对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其必然性来源于企业自身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职能与地位，来源于它与其他成员主体的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首先，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必然成为相应的社会责任主体。企业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专门从事生产与服务的经济主体，承载着生产、流通和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功能。作为某领域生产与服务的职能主体，企业集聚了属于人类共有的社会资源，掌握着社会生产与分配的主动权，因而必须按照社会的合理需求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那种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几乎要把消费者逼成通晓各种产品的“专家”，表示企业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这会导致分工体系的混乱和社会的倒退。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反对假冒伪劣商品，柏拉图就说过:“一个人无论从事以钱易钱或以货物易钱的交易，都应当合法地给予或接收货真价实的物品。”“掺假将被所有人视为与说谎和欺骗同类，任何人如在市场商品中掺假，又说谎欺骗，那他就是漠视人类、亵渎神灵”[1]120。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企业经济格局一旦形成，也就形成了相应的技术分工格局和产业链，形成了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各个企业都成为社会经济机体的一个部件，只能各负其责，别无旁贷。否则就会扰乱市场秩序，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其次，企业成长的外部性决定了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体的一个器官，通过与社会诸多方面要素的联系实现着企业与社会内外部的均衡发展。所以，企业发展涉及到许多利益相关者，从而形成复杂的责任与利益关系。企业的成长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市场成长与发育的程度，这些构成企业发展必要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企业运营对交通、环境及社区居民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产生许多“公共成本”。这些都无法通过简单的交易实现相应的补偿。企业的外部性就是指“一种向他人施加那人并不情愿的成本或者效益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其影响无法完全体现在价格和市场交易之上的行为”。其中的外部经济容易被社会吸纳，而外部不经济则大都被人忽略，有的甚至很难找到承担主体。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研究显示，2009年中国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相当于当年GDP的3．8%。2004－2009年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至9701．1亿元，由此显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现实中还存在许多“搭便车”的现象，那些没有通过契约规范体现出来的利益得失，都应该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加以弥补，以维系和谐的社会关系。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就强调应该把金钱用于“建筑城墙、船坞、港口、水道以及服务于社会的各项工程。”[1]317这体现了弥补企业外部性的一种客观要求。惠普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瑞纳在一次演讲中说:“认为企业对其经营所及的社区不负有任何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就像是在真空中经营，或者是认为我们的行动对周围的世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样的想法至少是目光短浅的，必定不会长久”[2]150所以，企业成长的外部性决定了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它不仅向社会承担了责任，也为企业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空间。企业通过更多的责任担当，将获得更广的社会认同，从而生成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再次，企业公民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义务。在现代社会，企业被赋予了公民的社会身份，作为法人组织享有民事权利与行为能力，从而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成为与自然人相对应的社会责任主体。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和服务的组织者，拥有社会相应的生产资源支配权，拥有行业的社会资本、技术的集成优势、内部组织的信息和权威优势、契约条款的内部控制，以及参政议政的话语权，这些本来属于人们共有的社会资源与关系网络，因为企业的产生而被聚集为部分人与集团所支配和利用，企业也就自然地被赋予了一系列社会责任。尽管企业也付出了一定的费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要素和资源都能用金钱购买的，金钱只是弥补其中一部分的有形成本。根据责权对应的准则，企业理应承担起由此而带来的相关责任。此外，现代企业制度在财产责任的制度安排方面，将企业的无限责任化解为有限责任，因而在社会需要的情形下，企业也应该给予相应的弥补。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就提出，商人“应当把依循自然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应该通过诚挚相助、礼尚往来促进普遍行善，用我们的技能、我们的勤奋、我们的天赋来把人类社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303这些在现代社会更应该体现为企业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由企业的责任担当维系社会和谐的必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它是企业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兼有组织和契约的双重属性。它“以一个合约替代了一系列合约”，其组织的独立性受到外部性的牵制，其契约的对等性又受到组织控制的制约，这一矛盾性特征带来社会关系不和谐的可能性，也决定了企业必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弥补其给社会带来不和谐的缺陷，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基础。科斯在阐述企业的性质与影响时指出“只有当组织者与几个由他协调其活动的要素订立合约时才会产生完全的企业关系。”[3]85可见，企业作为契约的集合，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主体间联合，组织者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而也享有社会赋予的主导权利。“加入雇佣关系后，每个雇员都接受一种暗含的职责，即‘遵守所有的合理规则、命令及雇主的指令’”。[3]263这种非对等联合只能通过企业组织者的责任担当加以弥补。企业在生产运行中也生成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物质基础。因为人们在共同的协作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神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它同时“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成为企业“天然具有的生产力”。[4]与此同时，企业作为契约的集合必然带来交易成本的减少，“但是减少的并非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易成本，而是组织者与其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易成本”。[3]85组织者因此享有更多的收益剩余和支配权力，这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物质前提和组织保障。所以，企业组织者有必要，也有能力作为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和一系列社会契约的集合，承载着全社会主要的经济关系，它由此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主体。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全球化又使企业权利几乎呈现无边界扩张的趋势。一部分人凭借对大量金钱财富的占有掠夺更多的社会资源、大肆挥霍，并且掌控着许多关键的社会关系，影响着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这与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密切相关，需要通过企业责任制度加以制约和协调。作为社会契约，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责权利对等;其二是符合社会秩序和道德。形成企业的契约必然是一个长期合约的集合，以避免一系列短期合约带来的附加成本，并且规避较多的风险，这正是企业建立的一个重要动因。然而，现实运行中的企业在由此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可能因此对社会或者其他成员带来另外的费用和风险，对于这些外在的、许多表现为隐性的成本，根据责权利对等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必须由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由于员工长期从事某项工种导致的职业病，由于长期开采导致相关资源的损失和环境的破坏等，企业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由矛盾走向和谐。综上，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主体，占用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支配和消耗着许多属于全社会的自然资源。企业在为社会提供产品服务、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与资源带来损失和负面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市场交易所能补偿的。从责权利对等的公理出发，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企业责任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和摆设，它是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主体必需的担当。

本文作者：张圣兵工作单位：南京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