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有资产论文

〖摘要〗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自己的特色，经历了从“国家工厂”到“租赁工厂”，然后再到“海绵工厂”的变化发展过程。而“保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一直不变的原则。这种定位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进行，这种合理性正在逐步丧失。因此，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对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指经营性国有资产，下同）进行重新定位，就成为新形势下发展国家财政的必然选择。本文拟在分析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探讨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思路。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有资产；重新认识

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拥有国有企业173504家（其中大型国有企业9453家）、经营性国有资产73149.3亿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而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对这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正确定位和安排成为一个不容忽视和搁置的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改革是决定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能否成功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本文拟在分析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探讨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思路。

一、国有企业定位

我国的国有企业主体最初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全民所有”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里，它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和主要支出渠道。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计划式管理之下，它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利润追求，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工厂”或者说是“生产车间”。1980年以后，随着“包”字（承包制，作者注）进城，国有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实行了承包、承租经营模式，国有企业成为承包者和承租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国家放权让利的改革又强化了国有企业的这一功能），同时，国家财政来源于国有企业的收入比重下降，国家财政投向于国有企业的支出也有所放缓，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租赁工厂”。随着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实施，市场化浪潮对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形成强烈的冲击，也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提出新的要求。应对市场化竞争的需要，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国有企业重组与上市三个方面。“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冗员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将国有企业从不合理的社会负担中解放出来，兼解决企业急需的各种劳动力流动问题；国有企业上市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上市，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客观地讲，以上几个方面的改革都已经初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并没有根本性转变，国有企业困难没有根本改观，国有企业投资仍然是财政支出的“黑洞”，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制造者。另外，国有企业融资发展成为证券市场不能承受之重――国有企业大量上市融资，所融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或为母公司占用，或沉淀在企业的银行账户中，真正被企业用来进行生产经营的资金所形成的投资回报率也是相当低下的。统计显示，(2003年第三季度季报)沪市771家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59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6.18%；深市507家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0.152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85%；以2003年10月28日收市时1254只A股加权平均股价为6.98元计算，投资者的毛收益率小于2.25%，即使全部拿来派现，其收益率也只与一年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相当。但这并不能对国有企业进一步在证券市场融资形成任何的妨碍，最近发行的长江电力融资规模甚至超过了100亿元。国有企业就象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地吞噬国家财政资金，不断地从证券市场吸取资金而几乎不给予任何的回报，所以可以称之为“海绵工厂”。

作为“国家工厂”，它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有企业定位；作为“租赁工厂”，它是与从集中走向相对分散的经济体制转型相适应的一种国有企业定位；这两种定位都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需要，因而对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海绵工厂”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投资领域必须重新界定。在一般性竞争经济领域，政府投资应该逐步退出，国有企业规模要不断减小，至少是不应该再追加投资（不管这些资金是来源于财政投资还是证券融资）；在基础性经济领域和外溢性经济领域，政府应该加强投资，扩大国有企业的规模；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是个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市场效率非常好的自由市场，“用手投票”机制使得投资者可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与经营管理，从而推动企业提高经营效率，“用脚投票”机制使得经营不力的企业及其经营者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命运，因而其内在的优胜劣汰机制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值。作为市场管理者同时也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往往会降低市场自身的效率发挥，甚至引至市场崩溃。中国的B股市场实际上已经宣告彻底丧失资源配置功能（至少目前是），而A股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融资功能也正在逐步丧失。所以，就目前而言，一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进与退问题，二是要还证券市场一个清白的问题。

在国有企业进退问题上，“进”是重点，“退”是难点。对于新增国有企业投资，不仅要把握投资方向，更要注重企业经营机制的再造，从而建立起具有有效产权约束和经营激励、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投资机制和经营机制。具体来说，在投资方向上，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在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环境保护等领域投资的力度，改变目前我国在这些领域存在的严重的投资不足的问题。

首先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领域。虽然近几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大力实施，这方面的投资有长足的增长。但可以看出，政府在这类项目投资的过程中，过于强调其政治要求和利润要求，而较少真正从财政角度考虑。以江西南昌为例，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方面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亮化工程”――注重城市的外包装如墙面装饰、路灯、绿化林等，城市的实质功能并无多大改进。另外，在修路架桥的过程中，过份依赖社会资金的投入，导致路桥收费的居高不下，无形之中增加了区域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成本，加重了城市居民的负担。因此，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领域，一方面要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预先优选出投资项目和方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资的力度，减少对民间投资的依赖性，从而淡化项目经营的利润追求，切实增进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居民的福利。

其次，在环境保护等领域，虽然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但由于对环境保护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不足，财政方面的投入则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出现环境保护事业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并直接妨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政府可以在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法规、制度的基础上，在吸引民间资本追加投资的同时，加强政府对环保企业的直接投入。

对于需要退出的国有企业，需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处理：符合《破产法》要求的国有企业，应该坚决予以破产；对于经营不善，但亏损不严重的企业，可以先进行重组，同时鼓励、吸引民间资本或国外资本进行兼并、收购；对于经营效益较好或经过重组后扭亏为盈的国有企业，可以借鉴MBO等模式进行市场化改造，实现“国退民进”。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要求，国有企业应该定位在：作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在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二、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新思路

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实质上是国有企业问题的具体化，是国有企业问题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具体化。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方针，经历了从“国家统一管理”到“国家统一所有、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再到十六大提出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所有”三个阶段变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越来越完善，管理手段越来越科学。但总的来说，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国有资产管理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前提条件没有解决造成的。这几个方面的前提条件是：

（一）对“公有制为主体”的正确认识。“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所在，是绝不允许挑战的。十六大重申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原则。但是对于“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解，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直以来，我国的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将“公有制为主体”理解为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必须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将这种优势具体化为企业规模、雇员人数、产值、税收上缴额等经济指标的占比，因此才会有所谓的“抓大放小”政策的提出，才会有将公有制重新解释为“包括全民所有、国家控股、国家控制大头”或类似的解释的政府首脑行为。这种理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理解就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相矛盾：市场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点，公共财政理论给出了详细的说明：市场失效理论认为，以市场机制为调控手段的市场经济本身存在一系列的缺陷，比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外部效应的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失业、物价波动等，需要政府加以弥补；同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官僚主义等方面的缺陷，需要引进市场手段加以克服。因此，在电力、自来水、石油、天然气、航天之类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领域，政府必须牢牢控制和掌握；在道路交通、环境保护、国防之类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必须按照社会的真实需要量进行投资；而在机械生产、食品加工、服装制造之类的一般性竞争领域，政府无需插手。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为主体”就应该重新解释为：在需要政府投资的领域，政府投资应该成为主要的（无论是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甚至在某些领域应该成为唯一的投资主体。而在不需要政府投资的领域或仅需要政府少量投资的领域，政府应该主动退出，让位于民。至于从经济总量上看政府投资是否占据大头，则不是我们应该用“公有制为主体”标准进行衡量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市场经济需要这个角度出发，正确看待国有资产在各个领域的重新配置问题。

（二）对国有资产管理终极目标的正确定位。一直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定位在“保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上。如果从防止国有资产人为流失的角度来看，这种提法尚不足为患，但如果从国有资产形成和发展的本源来讲，这种提法就非常值得商榷了：国有资产是出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和稳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通过财政投资形成的，它的终极目标应该服务于政府财政的目标。一般而言，财政的目标定位在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上，因而它的主要目标在于宏观的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对于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益往往不是它所要追求，甚至相反地，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政府的投资即国有资产投资在微观层面上的经济效益往往还应该是微利甚至是亏损的。另外，政府身兼社会管理者与经济管理者双重身份，如果政府的投资是以微观的价值增值为目标，则如何才能保障一视同仁的社会制度的供给？！因此，笔者认为，国有资产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衡量标准是整体经济发展的改进量。当然，这并不表明国有资产运营过程中不允许盈利，但至少盈利的目标应该放在次要地位。

（三）对国有资产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正确认识。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将国有资产的名义价值或者账面价值作为衡量国有资产价值的依据甚至将国有资产的账面价值等同于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笔者认为这有失公允。一方面，国有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一个会计指标具有三个明显的缺陷：一是账面价值只反映了资产的历史状况，不能反映其即时状况。企业的生产经营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影响账面价值的活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当会计报告出台时，账面价值早已物是人非；二是账面价值不一定与其经济价值相符；净资产值是资产原值进行一系列规定减除后的余额，与资产的实际经济价值关系不密切。一台净资产值接近零的资产可能仍有巨大的生产能力，与此同时，一台净资产值惊人的资产可能已惨遭新产品、新技术的淘汰；三是账面价值与会计制度、会计方法相关，不同的会计制度和会计方法会导致同一资产有不同的净值。关于待摊费用、递延资产、折旧、税收等事项的不同会计处理都会直接影响净资产值的计量。另一方面，账面价值是一个平均值，它抹杀了不同时期、不同股东对净资产的不同贡献率。以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管线）为例，其在1999年发起设立时，发起人华菱集团将截止1997年10月31日经评估确认后的部分生产经营性资产净值160,232.30万元，按65.53％的折股比例折为105,000万股国有法人股，其他发起人股东以现金按65.53％的折股比例认股230万股，发起人股东的每股实际投入为1.53元，而社会公众股东认购价即新股发行价为5.30元（2亿股）；2002年3月增发时社会公众股东认购价为5.58元/股（也是2亿股）(2001年底每股净资产值为2.27元/股，2002年中报每股净资产值为2.77元/股)。很显然，在华菱管线200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每股净资产2.92元中，发起人股东、初募社会公众股东和增发社会公众股东对每股净资产值的贡献率是有较大差异的。国有股每股净资产值要远远低于社会公众股每股净资产值。同时，国有股的投入往往不是真金白银，大部分是以生产经营性资产按评估后的净值折股，甚至以商誉等无形资产折股。在评估基本被官方把持的过去和今天，这种评估价值很难科学、公允，往往根据需要进行估价，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情况下，评估价值往往高出实际价值。因此以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来衡量国有资产价值所形成的国有资产实际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并不是代表国有资产缩水或者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有资产价值的回归。

在理清了以上三个方面有关国有资产的认识后，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就变得相对简单:一是在国有资产存量管理方面，按照其所在的领域不同进行调整。在“国退民进”领域，政府按照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进行资产转让或出售（包括在证券市场上的国有股流通和转让），收回国有投资；在其他国有经济必须存续的领域，政府继续以货币形态或实物形态的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二是在国有资产增量管理方面，严格按照国有资产（本）财政的要求进行投资和管理。在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产权范围以后，通过制度改进，解决国有资产运营过程中的失效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终极职能。

三、几个相关的问题

在笔者提出以上思路后，读者可能马上就要提出几个相关问题：需不需要建立单独的国有资产财政？国资委何去何从？如何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上述改革中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等。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现状，短期内仍需建立过渡型的国有资产财政，并需国资委在过渡期内发挥管理作用。长期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都服从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需要，纳入公共财政范围之内，没有必要另外建立一个单独的国有资产财政，国资委也只能是作用财政部门的从属机关保留下来。至于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理论上讲，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改革没有必然联系；实践上讲，国有资产流失往往是改革以外的人为因素带来的。因此，笔者认为这只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改革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技术（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方面需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