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编辑论文：科技编辑与学术判别概述

本文作者：李静许淳熙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出版领域学术不端现象分析

从科技出版领域不端行为的表现上分析，可归纳出如下一些主要类型［2-3］。一是抄袭与剽窃：尽管从词义上理解，抄袭与剽窃有一定差别。抄袭指直接将别人的文章或段落搬过来而不注明出处；剽窃指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将别人的文章或段落偷来而不注明出处。但在著作权法上所称的抄袭、剽窃是同一概念，均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二是造假：造假可分为编造、篡改、拼凑等。编造指无中生有，如虚构一个例子以“证明”结论。篡改指蓄意改变原事实，以达到某种目的，如篡改数据使之符合某种规律。拼凑指将不同文献中的东西抽取出来拼接在一起，如运用SP软件，将多个图拼为一个图，来“说明”某种性质。此外还有一种被动造假的情况，如作者之一造假，其余合作者不知情；再如，受到造假“研究成果”的误导，继续跟进研究、写论文。三是人情稿件：即通过各种关系试图发表平庸稿件。如找有特殊关系的编辑帮忙；找编辑部的上级单位出面；要求熟人评审稿件；通过请客吃饭、送礼等方式发表文章等。四是论文：其常常打着“论文”的旗号，但除做的业务外还可为缴纳费用者“并”五是挂名：在论文中挂名的现象五花八门，如利用某种利害关系或权力强行在文章中署名；出钱“购买”署名权；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将知名学者列为作者之一；在文章即将发表时，要求增加作者；夫妻、兄弟、亲友在同一篇文章中署名等等。六是重复发表：将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改头换面重复发表。七是如同买卖：征收高额版面费、发表费等，致使刊物变厚，文章变差。八是超越办刊宗旨：某些专业期刊或科普类期刊也纷纷开办学术版，征稿范围几无限制。纵观目前科技编辑应对学术不端的方法，几无行之有效的方法。无论是利用反剽窃软件和网络数据库进行检测；或是根据作者资历、行文水平以及参考文献等进行分析判断；也或通过与作者的沟通交流判断等方法，虽然具有可操作性，但多属于间接推断，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尤其是对于那些隐蔽性较强或学术地位较高者的学术不端现象，其效果甚微。例如，分析行文水平的依据为：质量高的论文往往构思缜密、脉络清晰、结构合理、衔接自然、论述充分、有理有据。低劣之作和伪作品则表现为明显的拼凑，或出现概念性低级错误，或思路混乱、衔接不畅、文理或语言风格不统一。然而实际上，有不少作伪的论文，表面看似十分完美，行文水平很高。如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2005年5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轰动全球的论文，宣布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这篇论文后来被揭发为造假。黄禹锡曾在法庭当庭承认，他告诉手下研究人员修改数据，使之看上去像是得自于他们培育的11组克隆胚胎干细胞，事实上是培育的2组克隆胚胎干细胞。这样的造假，照样使得论文看起来“论述充分、有理有据”，而且“合理完美”［4］。

运用科技编辑方法论判别学术不端

以上分析表明，在科技出版领域学术不端现象错综复杂，需要科技编辑认真应对，特别需要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判别方法。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学问，科技编辑方法论是关于如何建立科技编辑方法的一项探索。它是以科技哲学方法为基本原理而进行的第二层次的方法论探讨。换言之，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借鉴相关科学的方法论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总结科技编辑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指导科技编辑工作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般规律或理论。它既包含质与量的辩证统一，亦兼顾形式和内容，同时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该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创始以来，针对科技编辑工作的实际需要而总结规律，紧紧抓住“科技”、“编辑”和“方法”三个关键点，逐渐形成了体系。其可分成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以“从形式到内容，由一般管个别，变外行为内行”等三条基本原理为核心的总论层面；第二层面是由系统方法、信息方法、逻辑方法、数学方法、范畴方法、心理方法、直觉方法等构成的元方法层面；第三层面为由“检序法”、“对应法”、“对称法”、“平衡法”等构成的具体方法层面。运用科技编辑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寻求判别学术不端的一些方法。实事求是，辩证分析实事求是和辩证分析是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对待学术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而“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6］。科技编辑方法论致力于探寻自己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般规律或理论”，就是在一系列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事物中，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学术腐败、学术失范与学术不端现象联系密切，看起来也有类似的地方，但实际上属于不同的类别。因而要有效遏制学术不端现象，首先要区分“学术腐败”、“学术失范”与“学术不端”三个概念，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对这些概念不加区分，如将引注不规范或过量引用的“学术失范”问题上升为学术不端或学术腐败，而对那些抄袭、窃取他人学术成果的造假、重复发表等行为，以及超越办刊宗旨发表文章、高额收费、放弃对论文审查的权力而交与所谓“”处理等的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甚至那些超越编辑能力范围的利用权力谋取课题经费、学术成果，以及用金钱和权力谋取学术地位的“学术腐败”，则反而视而不见，势必会伤害真正的学术研究者，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而这三者的界定，理论上似乎易于把握，而对于现实工作中的编辑人员来说，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实际操作有时正可谓“难辨是非，莫衷一是”。此时，科技编辑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科技编辑方法论，以“实事求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定不移地从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出发，分析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探求其发展的规律性，用以明辨是非，明确学术不端的范围和目标。如对于学术失范问题，建议作者修订即可；而对于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问题，科技编辑则应客观、公正地分析作品，探究其内部的联系，即规律性，从而作出正确判别，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和公正性。从量变到质变由于学术不端最常见的问题是在“引用”上做文章，将抄袭说成是引用，或引用不规范、引用不当等。故编辑需要熟悉有关引用的法规，并运用科技编辑方法论依据法规进行判断。对于引用问题，需要运用“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进行判别。一般的文章对于“引用”易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引用过量，其引用部分已构成论文的主体或实质部分，即由量变引起了质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或是不熟悉引用法规，或是有意抄袭，但无论哪种原因都说明该论文缺乏创见，没有新意；其二，引用了别人的文章但未注明出处。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仅是个别句子，且与文章的主题、创见无关，则属于漏注，即量变尚未引起质变，故不宜因此而否定整篇文章，反之，如果引用部分占有较大比例，且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即可视为抄袭之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7］。从形式到内容目前，通过反剽窃软件如CNKI［4-5］、CrossCheck以及利用网络搜索引擎Baidu、Google结合数字数据库查询等检测方式，虽然使用简单易行，但随着学术不端现象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的不断加深，仅以机械的文字比对方法判断学术不端显然不够有效，甚至还会酿成错误，导致学术公正与公平的缺失。因为反剽窃软件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文字表达形式上的相似，而文字表达形式上的相似并不等于文字表达的内容相同或相似，有可能其内容大相径庭。因此，是否真正构成抄袭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判别。科技编辑方法论中关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探讨，及“从形式到内容”的认识途径［8-9］，对于认识抄袭问题有较大的帮助。“形式”不能脱离“内容”，如果忽视“内容”来看“文字形式”的相同或相似，那么就走上了形式主义的误区。在“内容”与“形式”之间，是“内容”决定“形式”，而非“形式”决定“内容”。有一种观点认为：“抄袭”思想不算抄袭，只有抄袭表述形式才是抄袭［10］。这里僵化地看待“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为同样的表述形式必定表达同样的内容，而表述形式不同则内容不同。前者会导致判别失误，而后者则恰恰使许多学术不端行为有机可乘。实际上，“文字形式”与“文字内容”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而是存在着多种情况，如“两段相似的文字形式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也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完全不同的两段文字，可以表达完全相同的内容”；“两段完全相同的文字，根据上下文的不同，也可能表达有所差别的内容”；“相同的内容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字形式表达出来”等。例如，a3，…，a6与a3…a6两种形式看起来很相似，前者仅比后者多两个逗号，但意义全然不同。前者指a3，a4，a5，a6这样一个序列；后者则是指连乘a3×a4×a5×a6。这种文字表达形式相似的情况在科技编辑领域并不鲜见。因此，判别抄袭的首要依据或原则是“内容”，其次才是“形式”。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判别抄袭的方法：即“从形式到内容”的判别方法。即先考察“文字形式”，如果“文字形式”相似，则进一步考察内容。运用该方法一般有以下一些结果：其一，仅仅“文字形式”相似，但“内容”不同，这种情况不仅与抄袭无关，还可能蕴涵着创新，因为用同样的形式概括更多的内容是科学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其二，文字表达形式仅为简单变换，如同义词的代换、语序的调整、外文翻成中文等情况，其内容完全相同，且未注明出处，这种情况可立即判定为抄袭；其三，对于第二种情况，但注明了出处，且在全文中所占比重较小，则不构成抄袭。

面对当下层出不穷、禁而不止的学术不端之风，科技编辑方法论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述问题。因而，科技编辑方法论的探索，正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越来越依托于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正确导向与把关科技信息，辨识真伪、防止学术不端是科技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仅仅依靠科技编辑充当“学术法官”来判别学术不端行为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怎样才能真正有利于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每个学术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探讨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