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论文十篇

科技强国论文篇1

“在各种考核、奖励措施之下，大家把心思都用到弄论文上，比如提高论文引用率，方法很简单，发动同事们互引，并采取‘社交手段’希望国际友人帮忙引；提高量，可以搞兼职和柔性引进，所谓引进海外学者在不少机构变为只要求其在论文上署上本单位的名字，进行 ‘成果搬砖头’。这样论文数量上去了，中国变为‘论文强国’指日可待，但科研真实质量却令人忧虑，学术风气也会出现严重问题。”

――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在《自然》系列期刊发文数量上，中国科学院居亚太地区第一；而我国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再次空缺。新华每日电讯表达意见。

科技强国论文篇2

[关键词]自然科学概论 文科大学生 模块化教学 科学素养

美国在2061计划的一份《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报告中指出，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应该是“了解科学、技术和数学是具有推动力量和局限性的独立的事业，理解科学重要的概念和原理，熟悉自然界并承认其多样性和统一性，并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式处理个人和社会的问题。”[1]

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发展其根本在于民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的高低，在于是否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回顾科学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对人的世界观和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从而引起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和认识。在21世纪，无论社会还是个人想要成功地发展，全民及个人的科学素养至关重要。文科大学生是一群特殊的社会群体，提高文科大学生科学素养对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综合国力的竞争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校开设的自然科学概论课程是面向文科学生的科学通识教育课程，通过对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等的探究，加强文科学生的科学素养。

一、教学内容的模块化

自然科学概论是我院为文科类各专业学生开设的必修课公共基础课程，为了系统性加强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采用了模块教学，包括“古代科技文明”；“宇宙的探索”；“近现代科技的发展”；“生命科学及生物工程”；“新材料及新能源”五个模块的教学内容。下面对五个模块内容作简要介绍。

模块一：古代科技文明

以时间为轴线介绍古代东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思想，着重对中国、希腊、阿拉伯等国的科学技术史、科学家及其科学思想进行介绍。

模块二：宇宙的探索

仍以时间为主线介绍人类从古至今在探索宇宙结构中形成的各种宇宙观以及在人类宇宙观的认知上宗教在其中的影响。介绍现代宇宙观的理论依据（广义相对论等），介绍黑洞、暗物质及时空旅行。

模块三：近现代科技的发展

介绍近现代科学理论（以经典物理、近代物理为主）的发展及完善，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所产生的第一、第二次及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及社会制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模块四：生命科学及生物工程

简单介绍在生命探究的历程中，人类在生命认知过程中的重大发现及现代科技手段对生命科学及生物工程中的影响，在环境污染、人口健康等方面进行专题讨论，由此引发学生对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思考。

模块五：新材料及新能源

作为文科学生，关注我国国情和需求，关注国家科技重点研究领域，关注重大关键技术和全面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是作为社会人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颁布的2006-2020《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在纲要中提出了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人口与健康、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国防11个重点研究领域[2]，由于课程学时的限制，我们以新材料（尤其纳米科技）、新能源（以聚变能、太阳能）作为新材料及新能源的讨论专题。

二、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几点教学策略

1.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为了更好的开拓学生的视野、知识，加深其对科技的认知，除了上课讨论的专题外，还向学生介绍一些与科技相关的网站，如

⑴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网站：http：///

网站内容丰富，共有20余万字，1500余幅图片和100多段视频动画。通过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展现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科技，走近中国古代科技，铭记人类科技进步的每一步足迹，共同传承人类文明的遗产。

⑵网易公开课

学生可以在线免费观看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的教授讲授的课程，内容涵盖科技、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其中有多集配有中文字幕。如在讲授探索宇宙的专题时，介绍学生观看麻省理工学院的公开课《搜索黑洞》 全6集；仙后座计划：《从宇宙大爆炸到人类》3集；耶鲁大学公开课《天体物理学之探索和争议》24集。这些视频大大开拓了热爱天文知识的学生的视野。

⑶利用学校网络资源建立本课程的网络课程

借助学校网络资源建立了网络课程，学生可以利用课下时间更好地了解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具体要求，共享相关资源，加强师生间、生生间的相互学习和互动。

2.小组协作进行专题讨论

“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已成为二十一世纪教育的主题，合作是未来工作、社会适应乃至国力竞争的基础。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先由学生自愿结合成5-6人的小组若干，每个小组就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地球资源等专题进行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制作好PPT，派一位代表发言。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资源共享，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有的小组在讨论食品安全问题时，还专门以买者的身份到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进行实地调查，在食品安全方面发现了一些问题，通过对其他买者的采访了解人民的心声，后期通过协作制作出视频，以此引起人们的警觉和对社会的良知，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学之间多了相互关心，在获取知识和多种技能上加强了交流学习。

3.开展科技知识竞赛

为培养和提高同学们的科普知识，通过竞赛提高学习兴趣，增长知识，培养科技创新的精神，并在比赛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4.参观中国印刷博物馆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对世界的文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印刷博物馆设有“源头古代馆”、“近现代馆”、“印刷设备馆”和“综合馆”，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此馆建在北京印刷学院院内，作为印刷学院的学子，在了解印刷术的过去、现在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教师将安排学生参观中国印刷博物馆，了解中华民族悠久而辉煌的印刷文化和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

三、结论

开设综合性的科学教育课程可以弥补文科学生科学素养的缺失，自然科学概论课程是我校为文科各类专业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通过在教学过程的不断探索，将过去以时间为主线调整为模块化的教学内容，借助网络资源及参观中国印刷博物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在了解科学知识的同时，对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有所感悟，通过小组协作专题讨论、开展科技知识竞赛活动加强了学生团结协作勇于探索的良好品质。

[参考文献]

[1]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2061计划丛书），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译，2001，科普出版社

科技强国论文篇3

关键词: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传播能力;提升措施

在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过程中，提升期刊品牌知名度、扩大优质内容的影响力是关键。期刊传播力的提升是影响力扩大的前提，只有重视提升传播环节的效果，才能够契合我国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的发展策略。

1科技期刊传播能力的关键内涵和重要意义

1．1科技期刊传播力的内涵

科技期刊作为促进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媒介，提升其传播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技期刊传播力是科技期刊在进行科学传播过程中，以特定的传播方式、手段、技术为基础，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应为目标的一种核心能力，提升传播力是为了增强科技期刊论文的传播广度、深度以及速度。传播力的提升往往会体现为科技期刊的影响力扩大，因此，传播力的建设与提升应该贯穿于整个科技期刊的发展道路，从而保证科技期刊拥有提高科学研究质量的源源动力。对于科技期刊的传播实践来说，传播者、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渠道这3个部分作为传播路径的前置环节，能够有效注入传播力来提升科技期刊的传播效应，那么传播者的专业性、传播内容的优质性以及传播渠道的广泛性便是科技期刊传播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把握好影响因素的特点，制定与实施提升传播力的具体措施，就能够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提供动力，让每项单独的科研成果能够聚合成为推动社会科技发展的力量。

1．2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的重要意义

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有利于塑造一流期刊品牌。着力建设品牌、扩大影响力是提升科技期刊传播力的实践方向以及主要目标，强大的传播能力能够有效地让优质的科技期刊内容得到广泛传播，从而获得学界以及业界的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传播力的提升有利于科技期刊吸引优质稿源，促进传播力与优质内容相辅相成，形成良性互动，进而在业界与读者心中构建出卓越的品牌效应，保证科技期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由此可见，传播力是科技期刊品牌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有利于增强科技知识传播与服务功能。科技期刊中的内容不仅是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类文明知识，因此要利用科技期刊的传播力做好科技知识的普及服务工作。如1959年1月缪天荣教授在《温州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对数视力表”，国外眼科专家发现，缪教授的视力表比美国同行发明的早了3个月，是名副其实的首创，促进了科技知识在国际上的传播。1999年广州管圆线虫病在温州出现，王小同教授1999年5月在《浙江预防医学》上发表《22例广州管圆线虫性脑膜脑炎分析》，并及时归纳出此病近一段时间在温州的流行情况以及病因是生吃福寿螺导致，临床医师遇到有“头痛”症状的患者就要考虑此病的可能性，有效地普及了防治该病的措施。由此可见，提升科技期刊传播力不仅有助于增强国际间的科研交流传播，也能够为公众健康提供公共知识，产生社会效益，强化了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能力。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有利于构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体系。科技期刊是一个国家赢得科技话语权的重要工具［1-3］。提升科技国际交流的话语权，需要适应时展的要求，也需要主动参与、组织科技交流活动，而科技期刊体系的建设也为我国参与国际科技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目前已有研究者指出构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关键指标是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传播力作为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已逐渐凸显出其实际价值［1］;因此，要把握好品牌建设、内容质量、专业优势以及传播效应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对外交流以吸收国际上的优秀科技期刊建设经验，逐渐内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期刊体系，在国际上形成平等交流对话的局面。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有利于期刊与作者相互成就。科研作者所撰写的学术成果若是能够凭借传播力强的科技期刊得到广泛的传播，可以有效提升其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增强相关科技领域的研究专业性与多样性，给予作者更多的研究动力与信心，让作者更加青睐传播能力强的科技期刊。如此一来，既为科技期刊提供了优质的稿源，又令科学研究保持不断地进步，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我国科技期刊传播能力不足之处

2．1高质量科技论文稿源外流

2017年，我国已有300多种英文科技期刊，其中173种被SCI数据库收录，但我国仍是论文流出较严重的国家之一［4］。尽管目前我国科研经费已持续加大投入，学术成果质量以及影响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高质量科技论文稿源外流问题仍然存在。根据同行评议文献数据库Scopus统计，在2012—2016年期间，中国科技研究者在化学、物理以及材料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发文量均排名世界第一，其中发表在国外科技期刊的文献数量高达75%;由此可见，我国的科技期刊并非本国研究者投稿的首选，造成我国科技期刊的文献质量不高，传播能力有限。此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科研评价和科技期刊评价体制仍然不够完善，国内部分研究者盲目崇拜SCI，轻视国内科技期刊。

2．2科技期刊传播平台建设有限

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传播体系的主要传播渠道，搭建资源聚合的传播平台有利于科技信息集中传播。但是，在融合出版传播背景下，我国科技期刊“拥抱”新媒体不够深入，尚未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平台形成规模化优势。我国的科技期刊具有数量众多、各自分散、互为阵营的特点，并没有开展科技期刊集群化的道路，科技期刊网站仍然采用付费阅读的模式，科研成果资源的开放性不足，从而造成传播力量弱化、传播平台分散的境况，无法相互引流带动传播力提升。另外，我国在国际上的科技期刊传播平台尚未建设完善，如今我国的英文科技期刊多与Elsevier、Springer等国外商业出版机构进行合作搭建传播平台，尽管能够在短期内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但在长期发展中却会逐渐沦落为其“附庸品”，不利于期刊品牌建设和受众维护，在内容提升、传播方式以及传播范围上都无法更好地“施展拳脚”。

2．3部分科技期刊同质化现象突出

科技期刊同质化的现象主要为报道内容及栏目雷同、论文选题重复以及传播方式单一等，而同质化问题较为明显的科技期刊是学报类，如医学院校的学报有将近60种，由于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以刊登学术论文为主要衡量标准，因此会在某个职称评定的时间节点催生大量同质化的论文，学报的作者范围也局限于自家院校的教师以及学生［5］。又如电力科技期刊会根据大数据的引导而被动遵循单一的期刊评价指标，造成具有不同办刊宗旨的电力科技期刊在发展目标上趋向同质化，刊载相似的科研论文，因此也造成了读者、作者及审稿专家同质化的问题，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良性互动［6］。当科研内容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科技期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便会弱化，其传播能力自然就会受到限制而出现疲软的情况。

2．4科技期刊从业者职业素养有待提升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素养难以与建设一流科技期刊的发展目标相匹配，多局限于对来稿进行编辑加工，在组稿、遴选优质论文的工作上有所欠缺，文章内容过于陈旧或质量不高，读者接收不到具有前瞻性的学科热点、科技资讯或理论，便会降低对科技期刊的期望值，导致传播力失去“施力”的受众。另外，期刊编辑岗位的设置未精细化，导致编辑的精力过于分散，在统筹不同主题的论文时便会缺乏整体性策划，无法多角度整合科技期刊的内容。而且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前，科技期刊也缺少具有互联网思维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从而影响了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之路，传播力的提升也因此受到限制。

2．5重影响因子而轻传播力

科研人员通过影响因子来判定科技期刊的论文含金量，而论文传播的广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影响因子的提升，在科技期刊进行媒介融合以及向知识服务转型的过程中，传播力要得到充分重视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影响因子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过度崇拜期刊影响因子，传播力的价值无法凸显，影响因子低的科技期刊在发展中举步维艰，导致学术资源分化。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我国仅有影响因子评价体系，并没有传播力评价体系，而传播力的提升能够让受众注意到科技期刊的优质内容，进而提升其影响因子的数值，因此需要我国在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中尽快完善传播力的衡量标准与评价体系。

2．6缺乏高效的精准传播

目前科技期刊在进行科学传播时仍然缺乏精准传播的思维，无法高效、准确把握受众的偏好需求。一方面，科技期刊鲜少在公布选题、论文征集、稿件审查等出版前置环节进行精准宣传，难以吸引受众对后续论文出版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尽管科技期刊在后续的传播阶段会在期刊网站、知网以及维普等传播平台进行广泛投放，但并没有从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入手进行精准推送，造成科技期刊传播力后劲不足。此类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科技期刊经营主体的传播技术与理念更新不及时，没有利用大数据思维把握受众需求，精准传播不到位便难以获得受众的精准反馈信息，而且也缺乏反馈的便捷渠道，跟不上受众需求的变化脚步，造成传播效率低下。

3提升科技期刊传播能力的实践思路

3．1创新优秀成果发表模式

聚合优质内容是提升科技期刊传播力的重要手段，创新优秀成果的发表模式能够高效获取优质稿源，这需要期刊编辑主动出击，关注社会效应大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拥有重点课题的研究者开设快速发表的“绿色通道”，对约稿或是优秀的稿件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版面费、缩短发表周期等，从而扩大文章的传播范围并增加引用次数。此外，科技期刊还可以加强网络出版，实现优秀成果多维度共享，如开放获取出版和知识共享、在线优先出版等模式，使论文的传播更高效便捷。如今，国家针对当前科技学术期刊“多而不强”的问题已有了具体的创新发表模式计划———OSID开放科学计划。该计划在2018年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发起，通过开放论文中的内容与数据、引导作者与读者交互问答、建立作者学术圈等多种举措，让优秀的论文在发表周期中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全方位、多维度提升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实现文献外的科研学术延展。

3．2构建多渠道精准传播体系

精准传播能够有效整合论文资源并提升科技期刊传播的广泛度和准确度。精准传播需要落实到科技期刊编辑部的各个工作环节以及的全周期，从每一期的选题策划、征文、审稿、出版等阶段都配备相应的宣传措施确保传播的持续性。值得注意的是，论文的投放阶段是精准传播的关键，除在全网的学术数据平台进行全面投放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等手段实现精准传播，如利用大数据驱动科技期刊的跨媒体协同处理、进行知识计算、抓取受众搜索浏览的内容。充分了解受众对科技成果的偏好程度，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知识服务。例如:开辟科研成果转化的专栏吸引应用型读者;增加读者与期刊的互动性，让期刊知道读者需要什么;挖掘科技期刊潜在读者群体并激发读者的潜在需要，实现精准推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分析科技期刊历年的高频引用论文并从中抓取主题关键词，向相应的作者或是科研团队进行精准约稿，在提升期刊关注度的同时增强其传播力。

3．3树立品牌吸引优质稿源

树立科技期刊品牌的效用在于打开其知名度，为吸引优质稿源打下基础。首先，科技期刊可以通过调查本刊物的历年高被引用频次的文章，挖掘自身的论文特点以及在科研领域的定位，以此为基础建设特色期刊品牌，从而向特定研究方向的作者及其科研团队约稿，获得可以提升传播力的优质稿件。其次，科技期刊可以定期举办最佳论著的评选颁奖活动、作者读者与审稿专家见面会、线上线下学术交流等，形成品牌活动，在巩固读者群体的同时又保证了优质稿源。此外，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说，期刊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可以借助会议平台开展宣传推介，制作期刊宣传页，提升期刊的知名度并推广品牌特色。在期刊编委、审稿专家国际化的基础上也要争取稿源国际化，参考国外期刊到国内约稿的模式，实现国内期刊向国外作者或科研团队约稿，开通国外征稿绿色通道，成功树立科技期刊品牌，能够从稿源的层面提升科技期刊的传播力，进而培育我国的一流科技期刊。

3．4搭建期刊国际传播平台

国际化道路是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不可或缺的发展路径，我国早期采用的国际化模式是利用我国的英文科技期刊与国外知名学术出版商合作，尽管这种“借船出海”的战略对于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国际传播力有一定成效，但出版主动权掌握在国外的出版商手中，难免会弱化我国科技期刊的品牌和主体地位;因此，我国可以利用英文科技期刊打造属于自己的数字期刊国际传播平台，开辟“造船出海”的国际化发展路径。所建设的国际传播平台应抓住当前的政策机遇进行转型，在为作者提供研究成果发表服务的同时，转向新的功能维度———向读者提供知识服务，即从内容集成出版商的手中拿回科技传播的主动权。在搭建平台的过程中，应该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政策出台、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予以支持，如中国知网便是20世纪90年代由我国政府大力培育的数字传播平台，如今已成为规模较大的主要数字出版市场主体。此外，政府要致力于维护我国科技文化主权和科技信息安全，增强国际话语权，树立我国科技期刊品牌形象，为创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提供支撑。

3．5编辑需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能力建设

科技期刊若是仅仅凭借单一的官方网站进行传播难以形成规模优势，编辑需要建立“互联网+科技期刊”的思维。根据中国科协2015年的调查数据，纳入调研范围的1200种中国科技期刊中，仅有283种期刊开设了微信公众号［7］。由此证明我国科技期刊需要进一步开拓社交媒体传播平台，编辑需要了解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以科技期刊的网站作为信息的核心岛屿，将主要的科技信息辐射到微信公众号、微博、微话题及官方应用程序等多种社交媒体，以此形成社交媒体读者圈，利用群际之间的联系对科技期刊的内容进行分享、转发等［8-11］。从丰富编辑的职能角度来说，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还能够提升其组稿的专业性，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增强与作者的互动性以获取更多优质稿源。此外，在对读者社群进行运营维护时还能够从中挖掘优质的潜在作者，进而从多方面扩大科技期刊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

3．6以优化内容为导向开展科研活动

优化科技期刊的内容需要解决内容同质化问题、推动科技期刊科普化以及坚持内容为王的理念，从而有效集成推送优质内容，让优质内容成为科技期刊扩大传播广度以及深度的基石［12-13］。在解决内容同质化问题时，科技期刊需要找准定位，既要结合专业优势也要结合地域优势进行论文筛选，还可突出作者群体、读者群体的独特性，在选题方面要适当跟踪热点并转换研究视角，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部分科技期刊还需要提高投稿的门槛以防止同质性的文章大量涌入。在推动期刊科普化方面，科技期刊应该多注重刊登应用型文章以加强普通受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通过扩大读者群体来进一步提升科技期刊的传播力，此举既可以实现科技期刊的经济效益又能够发挥社会效益。在坚持内容为王方面，坚守科技期刊的原创性及创新性是永恒不变的话题，尤其是在当前科技期刊种类繁多、论文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更加需要挖掘具有深度的论文选题，同时也要在国内外的热点问题当中进行“冷思考”，注重研究视角、理论应用的独特性。

4结束语

科技强国论文篇4

关键词：科技期刊　保密　对策

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谁先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会在激烈竞争中占得主动。在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科技安全保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科技期刊是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大量科技信息，保守国家科学技术秘密，是科技期刊编辑的首要任务，也是科技期刊健康发展的保证。

一、做好科技期刊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科技期刊是展示科研和学术成果的窗口，是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科技期刊的积极作用是传播信息、交流技术，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换，推动科技进步。然而，科技期刊在促进科技进步的同时，一旦放松警惕，保密把关不严，发生失泄密事件，就会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和无法挽回的损失。科技期刊曾发生过几起失泄密事件，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教训深刻，科技期刊要引以为戒，加强保密工作。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敌对势力对我国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妄图窃取我国的科技秘密。新形势新情况给科技期刊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科技期刊要提高警惕，防止失泄密事件的发生。

二、科技期刊失泄密风险剖析

(一)保密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期刊出版单位往往重视论文的学术质量而忽略保密问题，没有建立健全严格的保密制度或者保密制度落实不到位，存在失泄密风险。大多数科技期刊稿约中保密条款设置过于简单，要求不细；对论文保密审查要求不严，没有严格执行先审密后审稿制度，在审稿过程中易失泄密；编辑保密意识不强，没有把好保密防线，没有重视作者自然信息刊载、参考文献引用、基金项目标注存在的关联泄密隐患。

(二)作者保密意识不强，认识不到位。我国晋升职称、攻读学位的政策要求要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作者为提高投稿的命中率，往往只重视论文的科技含量而忽视了保密问题，把研究成果的关键步骤、原理、工艺过程、技术数据等描述得十分详尽，存在失泄密风险。

(三)科学技术专业面广，不易分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论文涉及的专业面、技术领域越来越广，而保密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审稿专家、编辑人员所从事或熟悉的专业知识领域有限，有时分辨不出论文是否而轻易放过，造成失泄密后果。

(四)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泄密风险。随着科技期刊网络化进程的推进和办公自动化的实现，网络泄密风险增大。有的作者直接通过互联网将稿件发给科技期刊编辑部，编辑部为提高工作效率，往往通过互联网与审稿专家、作者联系，在网络上互传稿件，使未经审查和技术处理的稿件流入网络。敌对势力为窃取科技秘密，利用网络攻击、植入木马病毒等手段，窃取科技期刊编辑部计算机信息。另外，权威信息机构，如中国期刊网、万方数字化期刊群等机构，一般是完全依据期刊编辑部提供的全文数据完整地、不加甄别地置于网上，易扩大泄密范围，或造成某一技术相关信息的泄露，引发关联失泄密。

三、科技期刊防止失泄密的对策

(一)管理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1.期刊管理部门应加强对保密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期刊管理部门应前移保密管理工作，狠抓保密教育、保密检查，努力提高编辑出版单位的保密意识。如定期举办保密教育培训班、经验交流会、知识竞赛等活动；定期以简报的形式通报保密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剖析典型事例，做到警钟长鸣，提高编辑人员的保密意识和业务识别能力。同时，期刊管理部门应随时检查期刊出版单位对保密工作的落实情况，以检查促工作，提高编辑人员的保密责任心。

2.作者单位应加强保密管理。作者单位应建立健全专门负责保密工作的机构，积极开展安全保密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所属人员的安全保密意识和责任心；建章立制，严格管理科研成果，对所属人员拟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进行严格的保密审查。

3.主管主办单位应重视期刊的保密工作。一般来说，期刊主管及主办单位对期刊的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比较重视，而对期刊的保密工作关注甚少。其实保密工作是科技期刊的首要大事，出了问题就会“一票否决”，受到严厉处罚。为此，科技期刊主管及主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期刊的安全保密工作，常抓不懈，实现期刊安全保密工作和质量提高“两促进，双丰收”。

(二)提高作者和编者的保密意识。作者是科技论文的最初生产者，增强作者的保密意识，是科技期刊保密工作的治本之策，要注重对作者的保密知识宣传。为此，科技期刊除在“稿约”中设置保密条款和要求作者投稿时递交所在单位保密部门提供的论文保密审查报告外，还要主动与作者沟通，询问稿件是否，介绍对内容的技术处理措施，使作者正确处理好论文的发表与保密之间的关系。同时利用期刊“补白”或图片的形式宣传保密知识，以提高作者、读者的保密意识。

编辑是稿件出版前最后的保密审查者和把关者，其保密意识、责任心和技术处理能力非常重要。为防止失泄密事件的发生，科技期刊编辑部门应加强保密教育，组织编辑人员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国家有关科学技术的保密规定，增强编辑的保密意识，克服麻痹思想，熟悉保密法规，增强保守国家秘密的责任感。

1.建立健全安全保密工作制度并严格执行。科技期刊要搞好安全保密工作，防止失泄密事件的发生，建立健全保密工作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关键。要从源头抓起，在稿约中明确提出作者投稿必须由其单位保密管理机构出具保密审查报告，否则不予接收投稿，作者修改过的稿件要重新出具保密审查报告。严格执行《新闻出版保密规定》的有关规定，坚持稿件送审原则。

2.提高编辑的识密能力。编辑应具备安全保密方面的知识，做到“火眼金睛”，对于不得公开发表的数据资料和关键技术等，一定要做好技术处理和脱密处理。对于不能公开的地名、人名，要用代号来代替，不能将内部资料、技术文件、未公开的学位论文列入参考文献之中，也不能对其中的重要内容作直接引用。基金项目标注时要慎重。

科技强国论文篇5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科技强国论文篇6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摆在事关国家兴衰的战略地位上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大力扶持,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生产转化率高,这其中都离不开教育活动的积极参与。由此,科学技术成为教育的主要关注对象,而它们对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也使它们成为现代教育中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如何称谓这一教育思潮,使它既能反映出思潮的实际情况,又不至于扭曲或狭隘?有学者称之为科学主义思潮或唯科学主义思潮,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叫法,取与人文主义思潮相对之义,但它恰好有与人文主义相隔绝之嫌,并且不符合此教育思潮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学者认为可以肯定科学主义中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故取名为科学思潮,但它却忽略了教育中的“技术”部分;还有学者称呼它是科技主义思潮,照顾到了“科学”和“技术”,但它同样也与人文主义思潮相对,显得封闭而不能通融。毕淑之和王义高教授在《当今世界教育思潮》中称它为“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贴切的称谓,既表明了思潮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持有一种开放性,符合当今科技与人文思潮相融合的大趋势。

一、教育科技取向思潮产生的背景及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P35教育思潮是社会文化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教育思潮,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条件上,由人们的需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

(一)文化方面的原因

古希腊时期,科学是孕育于哲学之中的,柏拉图的“理念”就含有一定的科学之义。到了亚里斯多德,他开始强调人的理性,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还把人的知识一分为三,其中一类便是“制作的知识”,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讲的技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因为已有经典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天文学、力学以及形式逻辑、修辞学等知识作为基础,所以,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人们的理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们要求摆脱神性,使自己能够科学、自由地探索自然的奥秘。到了16、17世纪,崇尚科学和技术的一大批思想家应运而生,培根、霍布斯、笛卡儿、洛克等是典型代表。培根是科学技术的主要倡言人,他说:“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2]P12与培根相似,霍布斯直接提出了“人类最大的利益就是各种技术”的口号。笛卡儿则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时。为此,他还特地构想出了一棵“人类科学之树”,其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树枝是医学、机械学及伦理学。洛克为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论述了科学教育的心理学原理,为科学教育提供了心理学基础。

18、19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确立其合法地位。这种思潮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当时,人们凭借感性经验,认为科学和技术就是追求真理、有效地控制自然以及能够高效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把他们的这些主张贬斥为“科学主义”。到了18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孔德总结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是形而上学阶段、神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他认为,在这一阶段,一切知识都应该遵循实证的原则,而且,只有观察到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独立于科学之外的哲学是不存在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到了19世纪,科学主义终于完成了其理论形态的变化,在整个哲学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步演变成具有一种完整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潮,而它也成为了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和技术在很多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作为它们理论基础的科学主义在20世纪初也发展成为逻辑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历史科学主义等流派。它们继续对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发生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经济方面的原因

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前,科学和技术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它们只是作为一般的知识和技能附着于劳动者身上。到了18世纪中后期,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随后开启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突显出来,“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56而此时,科学还落后于技术。“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中叶之前,其间人们沿着生产经验———技术发明———科学总结的路子逐渐突出科技的生产力作用,科技仍未作为独立生产力要素发挥作用。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第二次产业革命起步之后,出现了科学先导于技术和生产的现象,人们开始遵行科学———技术———生产的逻辑公式。”[3]P65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一般是起联结科技与生产的中介作用,但这个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科技还处于原始、粗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状态时,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当科技前进了一步,即以高于这种经验和技能之上的技术形态出现的时候,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的中介作用也随之提高;而当科学领先、技术继后、生产尾随科学和技术之后这一逻辑顺序(科学→技术→生产)出现了的时候,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间的中介作用便空前提高。”[3]P66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教育联结科技和生产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出来:第一,教育促进科技的发展。科学是基础,技术只是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方法,因此,要寻求科学的突破、理论的创新,首先就应该大力发展科学,这就需要依靠教育的科研功能。第二,教育培养合格的人才。由技术转化为生产,这其间需要懂得一定科学原理和技术技能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是离不开教育的。所以,基于以上两点,现在世界各国为了发展经济,都将教育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在教育的诸内容中,科学和技术又格外地引人注目。

(三)政治方面的原因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为之震惊,普遍认为苏联教育的成功带来了科技实力,而科技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国防实力的提高。在美、苏两国争霸的大背景下,美国于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开始基础教育的改革。由此,两国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科技取向的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取向的教育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是高科技、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介入人们的生活。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教育的竞争,所以,世界各国都把教育的重点放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美国于1983年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又一轮“新基础”教育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加强“科学”、“数学”、“英语”、“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教育,以提高美国的科技教育质量。#p#分页标题#e#

1989年美国提出了更专注于科技取向的《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认为应重点发展“数学”、“科学”和“技术”等核心课程,其期限是从1985年至2061年。因为哈雷彗星曾于1985年接近地球,2061年哈雷彗星将再次接近地球,制定者希望他们尔后的孩子再次见到哈雷彗星时能带着领先的科学和技术。苏联从官方到民间,以及到教育主管部门,都采取了不同形式表达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如苏联教育部门为了分别指导普教、职教、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改革,于1984年了《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1985年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1986年了《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等文件,这些文件虽然由于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没有看到实施效果,但文件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却是不容置疑的。除美、苏(包括现在的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如英、法、德、日以及亚洲“四小龙”等,都通过各种形式强化教育的科技取向,以达到增强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之目的。

二、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主要内容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取向思潮虽是在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产生的,但它发轫久远,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有深厚的背景,并持续到现在,所以,它对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教育,例如,影响广泛的未来主义学派就对未来社会的科技发展趋势有很多预测。本文只选取科技取向思潮中对教育影响较大的内容加以论述。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教育的科技取向广泛宣传

成立于194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站在时代的前沿,多次召开世界级科技思潮与教育改革的研讨会,发表了大量涉及教育的科技取向问题的报告和论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和《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1985)。根据学者毕淑之和王义高教授的研究,现将这两本著作中有关教育科技取向的观点归纳如下。[3]P73

1.《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1)科学和技术从来未像现在那样显示它的威力和潜能。在20世纪后半期,知识爆炸性增长,整个人类史上90%以上的科学家与发明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2)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影响力惊人,其影响范围扩及全世界,其影响面涉及物质、精神、教育、文化、艺术、伦理等一切领域。(3)当前最能代表这个科技时代特征的两大革新系统是大众传媒和控制系统,而它们又都与信息相关,因此,这个科技时代也可以称为信息时代。(4)在此背景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科学和技术要成为任何教育中基本的、贯彻始终的要素,提高每个人控制自然力、生产力和社会力的能力,帮助每个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5)在此背景下,所有国家应将教育由科技以前的时代转到科技时代,建立满足人们所需要的科技教育体系。(6)科技革命带来的通讯网络,将改变传统的教育体系和方式,包括建立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教育模式。(7)科技教育的目的是走向科学的人道主义,培养完人。

2.《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

(1)反对“回到基础去”的保守质量观,着力在以科技为主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2)肯定了教育的科技取向措施,那就是突出数学和科学课程的教育;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问题,即缺乏这些学科的合格教师。(3)区别对待“科学”和“技术”,科学是技术之源,它比技术具有更大的普遍性。(4)肯定国际教育合作中的科技交流,但强调要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5)科技时代的教育应不断加强改革。(6)强调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的重要性。总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两部著作,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它的权威性、感召力,加上它较为贴近教育实际的充分论述,使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广泛而深入地在世界各国传播,成为指导当今及未来教育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

(二)学校教育的具体践行

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并不只停留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它在学校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已有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科技取向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研究方法。

1.科技取向的教育目标。[4]P6920世纪60年代,基于美、苏两国争霸的需要,美国的科技教育目标大致限于少数“天才儿童”的培养。80年代后,在美国的《美国2061计划》中,科技教育目标转向了全体学生。这个由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制定的计划,其全称是《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所有的美国学生都能够从感情上和智力上参与到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和技术的实践活动中去。我国科技教育的研究者认为,在教学中,应使科学和技术相结合,基础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培养科学家,而是塑造有科学素养的公民和一技之长的劳动者。

2.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4]P71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通过相关的课程和学科体现出来,著名的国际教育课程STS就是一种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STS”是“科学、技术和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的英文缩写,最初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后来被其他西方国家接受,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小学科技教育所推荐的一种课程模式。进行科技教育,首先是传授科技知识,这些知识是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在科学实践中所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它们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和命题表达出来。学生学习这些内容,不但可以形成科学世界观,还可以获得充分的理论知识,为自己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还包括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培养。在科学发展史上,无数科学家在以他们的卓越贡献造福人类时,在科学探究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也时刻激励着后来的年轻人。这些精神一般包括怀疑、求实、进取、创新、严谨、公正、合作、奉献等,我国科技协会把科学精神归纳为:求实、创新、协作、献身。这些概括为我们进行科学精神教育提供了很好的依据。除此之外,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还包括科学思维训练、实践技能培养等。

3.科技取向的教育方法。[4]P74常用的方法有四种。一是发现法。它是指教师不直接告诉学生问题的答案,而是由学生自己去主动探索,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能够像科学家那样发现规律或答案。布鲁纳非常推崇这种方法,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学生从中可以获得全面的教育。二是创造性探讨法。由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帕尼斯、泰勒等提出,其基本顺序是“发问———思考———探讨———创造”,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强调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进而提出创造性的想法。三是实验法。它也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一定的仪器设备对预先设定的假设进行判断,从而肯定假设或提出新的假设,直到得出一定的结论。实验法能够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实验技能以及实验兴趣。四是模拟创造法。它是根据科技教育的需要,向学生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材料,指导学生按自己的构思,独立或协作完成某种科技作品,如模型、实物、论文或图形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能说明制作过程中所蕴涵的科学知识或原理。模拟创造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想像力和动手制作技能。除上述方法外,我国在科技教育活动中还探索出了其它一些有效模式,如“科学实践模式”、“少儿科学院模式”、“产业科技模式”、“多渠道并进模式”等。#p#分页标题#e#

4.科技取向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方法的科技取向主要体现在教育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上,即由“哲学———思辨”的研究转向“科学———实证”的研究。在近代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以康德、赫尔巴特、贝克莱等为代表的教育研究者一直梦想将教育学变成科学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却始终停留在“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之上,这种方法强调从已有哲学思想出发,推导出适合教育运用的各种理论,而这些理论一般和研究者的经验相符合。20世纪初,拉依和梅依曼开创了“实验教育学”,追求“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思辨”的方法往往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且与研究者的主观经验密切相关,并不具有科学所需要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因此,他们认为教育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挤掉教育研究的思辨性,而要采用实验、实证的方法。实验教育学对后来的教育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开展了普遍的教育实验研究,追求研究的科学化。

三、教育科技取向思潮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发展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思想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年,爆发,“科学”和“民主”成为当时的最强音,陈独秀、、鲁迅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论及了科学教育思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打破国外对新生中国的封锁,我国又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其中,最典型的成果就是1964年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十年“”结束后,“科学的春天”重新来临。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科学技术顿时成为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同时,这一论断也为我国今后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主管部门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科技教育的教改文件,如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1998年5月4日,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大会上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初现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目标作了明确规定,课程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学者在解读这些课程目标时认为:知识与技能,就是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过程与方法,就是强调科学方法的掌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是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5]P10由此可以看出,与世界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相呼应,我国注重科技教育的思想正在我国教育界全面展开,并日益深入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

(二)世界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对我国的启示

科技强国论文篇7

同时，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获得了一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现实教育，深刻感受到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重大变化，感受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正全面提升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品质，感受到科技对文化发展的创新驱动正从选择性介入走向深度融合，感受到文化科技创新正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领域带来强大创新驱动效应，以及深刻感受到整个社会正以一种高度文化自觉姿态致力于文化科技驱动文化创新的探索实践。调研组在深入调研、反复讨论、精心修改的基础上，形成了本篇相对成熟和完整的调研报告，并作为专项调研课题的最终成果形式推出。

本刊编辑部刊发本篇调研报告，目的在于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当前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的现状，深刻把握文化科技发展与文化创新驱动力关系的时代脉博，增强我们对于文化科技驱动区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认同，同时也是对学界特别是艺术理论建设中亟需的现实把握和深层积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以及进一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应有的力量。

按语：文化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创新驱动发展中占有核心地位。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精神，全面落实、文化部大调研专项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组成了以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董伟教授为组长，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教授等5人为成员的“文化科技对文化创新驱动力”调研组。调研组深入基层一线，寻找好经验、好做法，了解真问题、难问题，真诚倾听人民群众和广大基层文化工作者对当前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围绕文化科技对文化创新的驱动力这一前沿性议题，询政于实，问计于民，以期推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突破，为打造文化建设升级版积累第一手决策资料。调研组从文化科技发展的创新主体、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几大关键环节出发，主要调研了我国东部代表性地区江苏省、中部代表性地区河南省和东北代表性地区辽宁省的区域文化创新驱动发展的总体情况，包括文化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现状与特点、主要做法与经验、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发展思路与愿景、政策需求等方面的情况。经过本次深入调研，调研组认为，一是要建议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广泛开展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知识普及，增强全社会对文化科技驱动文化创新的价值认同感，动员更多的媒体和专家就文化科技驱动文化创新的发展趋势、基本规律和探索实践等进行全方位讨论，营造文化科技融合与文化创新的社会氛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凝聚智慧，形成合力，以理论先导推进文化自觉，以文化自觉引领文化创新。二是要建议强化制度设计，尤其要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创新体制，完善机制，将文化科技融合及其对文化创新的有效驱动，提升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给予制度安排。三是要建议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激励人才，撬动项目，引导更多文化科技企业实现研发升级，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可持续稳步推进。四是要建议着力打造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平台，彰显“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破解文化与科技“两张皮”难题，着力形成文化科技融合战略优势。五是要建议将已经实施的各类文化科技融合项目做大做强，增加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强化支持有效性。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联合会商制度，形成行政合力，由文化部门与财政部门共同主导。要较大幅度提高“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资金规模与项目支持力度，按照适当的年度递增比例，力争到“十二五”时期末不低于1亿元的年投入规模，使相关国家工程能名符其实地真正发挥引导调节功能。

同时，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获得了一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现实教育，深刻感受到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重大变化，感受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正全面提升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品质，感受到科技对文化发展的创新驱动正从选择性介入走向深度融合，感受到文化科技创新正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领域带来强大创新驱动效应，以及深刻感受到整个社会正以一种高度文化自觉姿态致力于文化科技驱动文化创新的探索实践。调研组在深入调研、反复讨论、精心修改的基础上，形成了本篇相对成熟和完整的调研报告，并作为专项调研课题的最终成果形式推出。

科技强国论文篇8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艰辛历程中，科学技术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56年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开始到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从1978年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到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再到如今的“自主创新”，这些科技政策和战略不仅见证了我国经济的腾飞过程，更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正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具体来说，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相对滞后，知识转化效率低下，国内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依存度较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的，资源配置方式极其不合理。在此种情形下，国家充分认识到现有的国情以及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认为依靠科技进步来发展经济成为本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而以《纲要》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政策则是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2 中国科技面貌的总体提升

科技面貌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发展总体水平及潜力的反映，对科技面貌的考察会涉及到许多科技发展方面的指标。本节首先从全球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我国科技实力总体发展现状，接着从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研发经费、科技论文产出和美国专利授权量对我国科技面貌变化情况进行衡量。为了全面反映情况，本文不仅从纵向角度对2006年《纲要》实施前后我国科技竞争实力的变化情况进行考察，还从横向角度对比分析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

2.1 全球竞争力排名提升迅速

竞争力是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是以全球竞争力指数为基础，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因素的考评，其计算基础是可公开获得的数据和私有数据，涵盖了12个指标。他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为普通也是较为全面和综合的竞争力评价报告。因此，本节将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各项指标对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排名情况进行分析评价。

从2004-2012年这7年间，我国全球竞争力由第46位上升到了第26位，尽管仍然落后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而且差距较大，但是在全球竞争力的排名基本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2007年，我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排名相较前一年度前进了20名。相比较而言，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排名在近年来却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在《纲要》颁布和实施后，我国政府根据自身国情和当今世界竞争发展态势，调整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路线，有效地提升了我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实力。

全球竞争力报告主要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健康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完备性、技术成熟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等12个指标。为了摸清支撑我国全球竞争力快速提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纲要》颁布前后，我们对比分析了2008-2009与2011-2012年度各项指标的情况，可以看到，《纲要》的实施促进了我国的竞争力水平在短时期之内的提升。就各单项指标来看，除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得分与2008-2009年度持平之外，其余各项指标均超越了以前，其中金融市场发展、健康和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提高较快。从各项指标的得分情况可以看到，我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规模、健康和基础教育、宏观环境三方面。在我国全球竞争力总体提升的同时，下面将讨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情况。

2.2 科技竞争力发展情况

科技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总量、科技水平以及发展潜力的一个指标，他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本节借鉴Altenburg等人的做法，将WEF指标体系中的高等教育培训、技术成熟度和创新作为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指标。高等教育培训是衡量科技竞争力的潜在指标，他对一国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高等教育培训又可以细分为中等教育入学率、大学教育入学率、教育系统治疗、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商学院质量、学校网络化水平、当地研究、培训机构的可供给性和员工培训程度等8个二级指标；技术成熟度主要是指企业对于技术的吸收、转化和应用能力，他能够衡量企业将技术应用于商品生产的能力。技术成熟度又可细分为先进技术的可得性、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外商投资及技术转移、互联网用户、宽带互联网接入数和宽带用户使用数6个指标；创新则是科技发展的关键，他能够为科技活动带来直接收益。他包括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机构质量、企业研发投入、大学和企业合作研发投入、政府高科技产品采购、科学家和工程师可得性、每百万人发明专利数等7个指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这里主要考察2008-2012年的科技竞争力状况。

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由2008年的第56位上升到了2012年的第54位，尽管仍然落后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这四个发达国家，但相较于美国和韩国科技竞争力排名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在小幅稳步上升。此外，日本的科技竞争力则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而德国在全球科技竞争力的排名呈现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在这五国中，从2008年开始只有德国和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处在一个不断提升的态势。

其中，我国在高等教育培训这项二级指标的排名由2008年的64位上升至了2012年的58位，这为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的上升做出了主要贡献。而技术成熟度和创新指标则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其中创新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名情况明显好于技术成熟度的排名状况。

2.2.1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在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为了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人才战略是核心，科技人力资源则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核心因素。研发人员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大小对研发活动成果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国际上通常将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研发人员投入多少的指标。2002-2010年中、日、韩、德、美五国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情况。从总量来看，我国在短短9年时间内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翻了2.47倍，在2010年达到了255.38万人/年，居于世界之首。和其他国家对比发现，在2006年之前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虽然领先于日、韩、德三国，却略逊于美国；而2006年之后，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出现了井喷的增长态势，美国发展则十分缓慢。就我国研发人员的增长速度来说，2006年以前的年均增长速度为7.73%，落后于2006年之后10.13%的平均增速。可见，《纲要》实施的相关政策促进了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增加，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然而，考虑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单纯从总量上来考察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不能够准确反映一个国家的研发人员投入情况，因此这里选取每千人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指标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国2010年每千人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是2002年的2.34倍，其中2002-2006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93%，2007-201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3.44%，均高于同期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增长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每千人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较少，但其增长速度较快。在2002年，我国每千人劳动力中的研发人员数量不足韩国的1/5，仅为日本的1/10；经过9年的发展，在2010年该数量均占到了日本、韩国的1/4。由此可见，《纲要》的实施不仅促进了我国研发人员规模的扩大，还推动了我国每千人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的增长。

2.2.2 研发经费投入

研发经费是研发活动的基础和保障，没有可靠的研发经费投入很难有较高质量的科技产出。各国也都意识到研发经费投入是研发活动的重要环节，因此都不遗余力地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我国研发经费从2002年的39606百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08172百万美元，总量翻了5.26倍。虽然除日本外其余各国的研发经费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我国在研发经费方面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2002年我国研发经费只占德国的7/10，不足日本的2/5；而在2011年我国研发经费是德国的2.24倍，日本的1.42倍。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受此影响全球经济低迷，很多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停滞的状态，很难拿出多余的资金投资到研发活动中（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我国在金融危机期间，不仅没有减少研发经费的投入，反而保持了年均20.41%的增长速度进行投资，并且在2009年一举赶超日本，成为了研发经费投入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研发经费投入是从规模和总量上对一个国家研发活动投入的衡量，然而研发经费投入多少还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密切相关。例如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于韩国，那么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自然比韩国多，但这并不能够说明韩国在研发活动方面的投入不如中国。在综合考虑了国家经济总量等的各方面因素后，为了能够较为客观地衡量各国在研发活动资金方面的投入力度，这里将引入研发投入强度这一概念。

所谓研发投入强度是指全社会的研究发展试验经费占GDP的比重，他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强度被认为是提高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在不断增强，在2002-2011这10年间，其数值翻了1.72倍，增长速度远超其他各国。中国与美国在研发投入强度方面的差距由2002年的2.49倍缩小到了2011年的1.51倍。2009年是我国研发投入强度的拐点，这一年研发投入强度超过了1.5%，达到了1.7%，较上一年增长15.65%。其中2007-2011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89%，比2002-2006年间高出了0.84%。

2.2.3 科技论文产出

《纲要》中明确指出为了应对未来挑战，需要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提高基础研究占总研究费用的比重，其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而国际上公认的科技论文产出数量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因此普遍将科技论文产出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收录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期刊编制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其提供的数据对于评估科学论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美国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均远远超过其余各国，2002年数量是中国的8.16倍，是韩国的19.71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甚至实现了赶超。2011年美国数量为中国的2.21倍，且从2006年开始，中国相继取代日本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发表SCI论文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缩小同其他国家的差距甚至完成赶超，主要是由于我国SCI论文增长迅速，在上述研究的10年时间里，我国论文总量增长了4.55倍。

SCI情况反映了科技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而为了研究各国科技论文产出质量情况，本文将发表在Science和Nature两本顶尖杂志上的论文定义为高质量的论文。选择Science和Nature杂志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他们是科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杂志，是衡量学术研究水平的最高标准；其次，他们涵盖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各领域的杰出成果，他们中的很多理论成果具有转换为现实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再次，在这里发表的论文很少受到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左右。因此，运用Science和Nature杂志上面的数量可以客观公正地评价各国在高端科技论文方面的产出情况。中国在顶尖杂志上的数量在逐年递增，与日本、德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而美国无论在Science还是在Nature杂志上数量均是最多的，这显示出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超强实力。从纵向来看，2011年中国发表Science的论文数量是2002年的2倍，Nature更是在10年内数量翻了3.14倍。2002-2006年中国Science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69%，2006年之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5.50%；Nature同样出现了2006年之后的年均增长率高于2006年之前的情况，2002-2006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5.77%，而2007-2011的平均增长率为26.27%。

前一部分是对我国高端领域在国际上的总体情况介绍，这里将探讨高端论文的相对比例情况，以研究高端的增长情况是否与SCI论文的增长情况同步。数据是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Nature论文数量+Science论文数量）/SCI论文数量。中国在该项指标的比值较低，与韩国处在同一水平，在2006年这一比值达到最低值后开始反弹，近几年比例稍有扩大。美国高端论文所占比重依然是各国中最高的，而德国和日本的比重则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水平。中国自2006年以来，虽然在Science和Nature发表文章的数量较之前出现了普涨，且涨幅较大，但就高端论文占SCI的比例来说，与之前相比还出现了下降。这说明我国在高端杂志上的论文增长情况略低于同期SCI论文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我们还没有摆脱几十年来“数篇篇”的旧思维束缚，重数量，轻质量。

2.2.4 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授权量

本文将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典型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来进行分析说明。主要是基于几下几点考虑：第一，专利授权数量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不单是发明活动的指标，更是在产业和国家层面上技术进步和变革的指标，同时专利授权数量还能够反映原始创新能力；第二，专利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特征，只有当专利拥有人旨在某个市场范围内使用该技术时才可能在该国或地区申请相关专利；第三，由于在国外申请专利需要负担高额的成本费用（如翻译费、律师费、咨询费、申请费等），只有真正具有价值和创新性的专利才甘愿花费如大的成本去国外申请，因此在国外获得授权的专利比国内专利更加“值钱”，这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第四，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科技和全球最大的产品市场，企业在美国获得授权专利就意味着该项专利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先进性，因此学者们通常将拥有在美国获得的授权专利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第五，美国专利数据容易获得，这也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从日、德、韩、中四国在2002-2012年间在美国专利局获得的发明专利情况看，中国获得的授权专利数量增长最快，而日本是在美获得授权专利最多的国家，2002年日本获得34858件，占整个非美国拥有发明专利数量的43.38%，随着各国在美专利申请数量增加，这一比重下降至2012年的38.35%。2002年，日本在美授权专利数量是中国的120倍之巨，而到了2012年，这一比值缩小到了10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不仅如此，中国2012年获得的发明专利是2002年的16倍之巨，并且获得的授权专利占整个非美国拥有发明专利数量比重从2002年的0.36%提升至了2012年的3.51%。韩国在上述11年间出现了较快地增长势头，2012年数据较2002年相比翻了3.49倍，有赶超德国的趋势。德国则是在波动中缓慢地增长，2012年仅比2002年多了2555件发明专利。就纵向来看，中国的发明专利数量开始显著增长始于2007年，即《纲要》颁布实施之后。2007-2012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39.44%，与2002-2006年相比增长率多出10个百分点，其中2010年的同比增长率更是高达60.54%，这种强劲增长势头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3 结论及启示

科技强国论文篇9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人类追求技术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维活动、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它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1]。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参考文献】

[1]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2]肖显静.在中国究竟要不要反科学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9）:34—37

[3]赵新民.现代图书馆学流派述略.图书馆学刊，2001（4）:54—55,60

[4]王正兴.网络时代图书馆学研究批评.图书情报工作，2002（11）:4—6

[5]张金国.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图书馆建设，2004（2）:11—14

[6]储流杰.图书馆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图书馆，1999（5）:8—10,13

[7]陈业奎.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情报资料工作，2002（3）:20—22

[8]蒋永福，陈丽君.人文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情报工作，2002（11）:27—32

[9]袁咏秋.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10]卢泰宏.图书馆学人文传统与情报科学的技术传统.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2）:4—10

[11]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2]周波.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改革热中的冷思考.图书与情报，2003（1）:62—64

[13]赵春旻.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泛化.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62—72

[14]邱五芳.扩张与虚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50年反思.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2）:14—18

[15]邱五芳.新世纪新视点三人谈之追寻20世纪的图书馆精神——挥之不去的图书馆学的技术情结.图书馆，2002（3）:1—8

[16][美]F.W.兰开斯特著，郑登理，陈珍成译校.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

[17][英]詹姆斯·汤普森著.乔人立译.图书馆的未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18]孙维钧.论图书馆的消亡.高校图书馆工作，1998（3）:8—10

[19]金晓莉.图书馆消亡论——网络时代的神话.图书馆学刊，2000（5）:27—29

[20]丁道谦.图书馆的未来——评“图书馆消亡论”.图书馆论坛，1999（2）:25—27,13

[21]杨文祥.21世纪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11—16

[22]张伟云.中国数字图书馆：一个并不轻松的选择.国家图书馆学刊，2000（2）:19—25

科技强国论文篇10

本届论坛主题为“加强环保科普能力建设，提升公民环境科学素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加强国家环保科普能力建设，提高公民环境科学素质，促进环保科普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论坛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易斌主持。环境保护部科技司刘志全副司长首先致辞。刘司长强调环保科普工作对于提升公民环境科学素质、增强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从国家政策、社会需求等角度来看，我国环保科普形势大好，环保科普事业必将蓬勃发展。环保科普工作者需要紧随时代步伐，不断更新知识，如把握地下水修复、土壤修复、重金属污染等热点问题，及时开展科普工作。“十二五”期间，环保部将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立足现有基础，完善环保科普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引导、不断提升环保科普能力；环保科普工作还需探讨一种崭新的环保科普模式，加强企业投入。

中国科协科普部杨文志部长作了题为“围绕科学素质纲要主题，切实做好环保科普”的精彩报告。杨部长首先介绍了我国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的概况，回顾我国60多年科普发展的历程，表明科普的上位和顶层设计宏大，核心和难点问题是实施和执行到位。随后杨部长全面介绍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2006年-2010年的实施进展；分析了我国科普面临的形势和机遇；并对环保科普提出了建议。

会议期间，参会人员还前往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国家环保科普基地进行考察，学习和交流了创建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的有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