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行业司法管制

自2003年足球打黑以来，司法涉入体育领域的举动震摄人心，虽然在过去的八年间真正交由法院裁断并审结的案件并不多，诉讼类型也趋向单一，但将体育纠纷交予司法解决的萌动却日益强烈，这是对传统的自治理念形成了冲击。其原因是：1）传统的体育自治模式之公信力受到了挑战，特别是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反腐倡廉的举措促使人们从战略的角度来对现有的解纷机制进行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新的选择；2）司法断案的公正性、权威性及它所持有的强悍执行力自古以来为人们所敬畏，这些优势能较好地平抑由协会章程规范指向运作时所存在的遗漏或不足，使竞技体育在特殊时段循规前行；3）刑事犯罪的无争议诉讼为当前体育领域内含混不清的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诉求及规避之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引导和诠释。然而，体育自治毕竟有其历史性与合理性，本来“非讼机制的宗旨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在公平程序中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纠纷的渠道。”［1］但由于近些年频发的一些颇具争议的事件在寻求内部解决时，由于协会管制和职责归属界定上的缺陷，而使得纠纷久拖不决或决而未果，以致矛盾双方时常处于焦灼与对峙的状态。应该说，此种缺失在国际体育解纷规范与一国的自有做法对接时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既不能简单的否定体育行业自治，也不能盲目地追寻司法管辖。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现阶段更贴切而有效地运用好行业自治的手段，将行业内解纷与司法管辖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发生于体育领域内的各种冲突得到完好的解决。

1体育行业自治的惯性思维

据考证世界上最早的竞技规则执行起始于古希腊人非常崇尚的摔跤运动。相传，神话中的英雄捷谢伊———雅典民主奠基人，从雅典女神那里学来了摔跤规则，从而发展了摔跤运动。自此，体育规则便陆续地延伸到了各个竞赛项目中，法则规制的雏形也由此而孕育，经久的规则掌控和自成一体的独断裁决便生就了体育行业自治的惯性思维。据此，徐本力认为：竞技体育，是指按照一定的规则，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体运动能力，以创造优异成绩，战胜对手，从而显示个人和团体在体育方面的实力为目的的运动文化。［24］周爱光也认为：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及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29］两位学者的论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竞技体育的规则性，可见规则制约本来就是竞技体育的一个显著特征。

1．1竞技框架内的规则自治

自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运会举办到189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竞技项目由单一的短距离赛跑发展成9个大项43个小项，参与国也由一个国家扩展到13个国家。参赛规模的扩充致使裁判员的数量也由最初的由国王一人担任发展成为由具有埃利斯血统的数十人来予以担任，它体现了国王至上的君主专制，所以，体育竞技规则自第一届古代奥运会起就被蒙上了法的含义。裁判员不仅要承担赛会期间的裁判工作，还要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另外，裁判员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奥运会的前一天，向希腊各城邦下达“神圣休战”的命令。这种由内及外带有政治寓意的体育活动为后来的现代奥运会历史中屡屡出现的国家对峙、政见迥然和参会抵制埋下了伏笔，也因此使竞技体育的规则自治具有了国家意志的韵味。1921年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会议中，制定了奥林匹克法，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宪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章程、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规则及议定书、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通则、奥林匹克议会规则等5部分，由此，以法的精神筑就起一个较完备的行业自治模型，历经世事变迁而不变其宗的裁决护法理念又有了新的提升，这便使人们对规则自治更加敬仰与认同。

1．2国际体育的解纷规则

正是由于规则导向的作用，长期存在于竞技体育中的大量纠纷基本是由体育行业内部来予以解决的。当前涉足纠纷解决的机构主要有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国家奥委会、各国单项体育组织等。体育组织内部设立的裁决机构，通常解决该组织与作为其会员的组织和在该组织注册的运动员之间发生的纠纷，如由国际田联颁布的国际田径规则从协会章程、滥用药物的管制、比赛技术规范和纠纷处置机构等方面对田径运动进行规制；国际足球协会在下设的15个专门性委员会中包含了裁判委员会、技术委员会、运动员身份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和安全与公正竞赛委员会等；而国际篮球协会则为监管业内人员操行也设有国际竞赛委员会、法律事务与资格委员会、申诉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来用于平息和解决属内纠纷。可见，体育组织都凭借机构设置颁布了相应的规则与管理办法，并形成了一套国际体育的规则体系。这一体系由国际体育仲裁规则、奥林匹克运动会仲裁规则和各单项体育协会规则及国家单项协会的规则所组成，并依托《纽约公约》强化其域内效应。从权力来源上看，行业协会获得裁决权力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国家法律授权的权力和政府委托的权力；2）通过契约形成的权力和通过“事实契约”形成的权力；3）各国对国际体育法乃至全球体育法规制力的认识渐予趋同。再就是体育自治过程中的法律运用，如在程序规则上国际体育仲裁适用《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的法律规定。由此不难看出，国际体育诸多的解纷规则和与之融为一体的法律规范使得人们对体育自治的观点得以认同。

1．3法律法规的授权索引

各国法律及政府法规对于解决体育行业纠纷也大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这或许也是体育界力求争议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美国国会在1950年正式颁布了《奥林匹克协会组织法》［11］与随后颁布的《美国业余体育法》是美国有关体育运动最主要的法律，它赋予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对下属各个单项运动协会的垄断性法律权利。该法以12条的大量篇幅规定了美国奥委会的目标、权力、专有权和争端解决等一系列问题，在第220507、220509条等规定中，对于诸如调解、申诉及仲裁程序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意大利体育法在第一条第四款中规定了在审讯结束之前，各个股东都是平等的，各体育俱乐部的合伙人都可以进行转换，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这都由俱乐部本身进行操控。在第六条第五款中规定：各俱乐部领导者、合伙人以及各位公开的参与者，如果查明在体育犯罪上有责任，会被判处至少3年不许参与体育方面的任何事务。在第七款中规定：如果各俱乐部的领导人、合伙人或者参与者知道了球队或者个人参与了之前所描述的各种违法行为，或者是即将参与之前所描述的各种违法行为，都有责任向足球协会或者是职业联赛组织举报。巴西的联邦宪法第217条规定了巴西联邦政府鼓励发展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的推广有赖于私立的实体。并且，体育协会以及体育实体的组织和运作是自治的并受宪法保障，因此，不再允许政府对体育运动进行干涉。日本体育管理的事务性工作主要由以日本体育协会和日本奥委会为首的体育社团承担。［17］该国于2003年4月成立了自己的体育仲裁法庭，主要负责受理运动员的诉讼及对可疑的兴奋剂事件进行处罚等等。这些争议大都涉及体育运动协会或者类似组织的内部裁决和规章制度，除非它们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否则，日本法院是不能直接受理这些争议的。我国的体育法也有类似规定，如第四十九条：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五十条：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解纷方式中的对峙

可见，国际奥委会所倡导的体育纠纷由域内解决之主张无论从行业专治视角，还是从国家法治视角都有其成立的理由，依据这个前提，行业自治实践在国际体育为夯实自审自裁基础而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中而不断完善。譬如，在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承认方面，《奥林匹克宪章》第29条规定，“为得到承认，这些组织（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必须执行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条例并按照已制定的规则有效地进行赛外检验。”该条同时还规定，“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奥林匹克运动内的职责而言，其规章、做法和活动必须与《奥林匹克宪章》一致。”此外，《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规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发生的或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任何争议，须按照国际体育仲裁院《奥林匹克宪章》提请国际体育仲裁院独家仲裁。”另据《奥林匹克宪章》第R47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该类条款对有关体育联合会裁定事项所持有的质疑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于是，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不仅仅有将国际奥委会或者某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裁决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的权利，而且，该运动员就该争议放弃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将其申请仲裁是强制性的规定。然而，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领域内还是陆续地出现了一些让人们认为是非行业自治能够解决的案件，如美国从当年司法部对盐湖城案件的涉入及对相关人员的起诉，到近些年美国人希望以司法程序来解决日益增多的体育产业与体育竞技中的法律纠纷。又如，韩国于2010年底由国家人权委员会专门出台了《体育领域保护及增进人权指南》，从国家的角度对体育暴力侵害运动员权益的行为制定了详细的判定标准。再如，2010年12月法国司法部长在约见六家俱乐部总裁时明确表示，要以司法的手段来遏制足球及竞技体育中的不法事端。就我国而言，虽然在特定的领域内，权力执行者独立自主做出决定的决策自主权是不可避免和不能缩小的，［8］但随着对特别权利性质的逐渐清晰与研判，一种源于社会的萌动来敦促国家对体育层面进行司法规制的情形已经显现，如2009年掀起的反赌风暴，该行动由公安部牵头、辽宁警方承办，目标指向足球联赛中的操控团伙。此后，中国足球协会和国家足球队的多位重要人物皆因收受贿等原因而相继受审。另外，始发于长春亚泰等多个俱乐部告中国足球协会的行政诉讼亦因当年被驳回而经历了思考与争鸣，从而愈加引发了权利主体的维权意识，正如应松年教授认为的那样“足协对亚泰俱乐部的处理，包括不能升入甲A、取消注册资格等，实际上是行使公权力的处罚权，因此中国足协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28］以此看来，体育领域的自治习俗正在遭受挑战，它似乎不因国际奥委会的再三训诫和管制范围圈定而按部就班，“这或许才是它与中国行政立法之间真正的‘关系’。”

2．1认识滞后解纷低效

行业自治之所以遭遇挑战，与工作效率有很大关系，如相对于调解、仲裁本身所具有的高效，体育领域对其的执行力却相对低效。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国对体育行业特性的认知及对该国文化习俗、历史背景及法律制度建设的理解等方面。由于我国的法制进程相对迟缓，因此，对仲裁制度的知晓与认可也较为滞后，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颁布了仲裁法，但它却无法以其所持有的法约来规制积累已久的遗留问题，这莫非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生成与之相匹配的法则来起到调解矛盾、分化危害的作用，并在前行中不断地休整与完善，缺失了某个阶段的经历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时下体制的优化预期？笔者认为，之所以许多国家对仲裁作用的理解相对领先，无非是得益于先行的制度实践，如美国于1925年就制订了联邦仲裁法，印度在1940年也有了仲裁法，德国在19世纪早期的《民事诉讼法》中就对仲裁程序作了具体规定，而瑞士则在1968年便在之前仲裁规则的基础上重新颁发了商会仲裁规则。这类由商事规则实践所引领的相关裁决经验就必然地会影响到体育领域。于是我们不难看出，自1984年国际体育仲裁院诞生以来，便首先赢得了较早经历仲裁国家的支持，他们认为，应将商事仲裁模式尽可能地运用到竞技体育当中，并对此予以憧憬。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以竞技判罚为先导的体育领域还缺少将规则提升至法则的公信力，加之对仲裁认同力的差别，因此《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的规定就自然不象《纽约公约》那样具有号召力了。首先，是奥运会报名表的强制性规定遭到了几个国际单项协会的抵制，后又因对国际体育仲裁院中立性的质疑而付诸诉讼。此后，这些事端虽在奥委会极其强势的情形下得以改变，但异议者却仍在一定程度上恪守自己的信仰。有人士认为，国际足球联合会的DRC其管辖范围一般均为产生于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有关合同稳定性的争议和具有国际性质的雇用合同争议，涉及不同足球协会的俱乐部之间的运动员培养赔偿和团结基金的争议，以及同一足球协会的俱乐部之间的团结基金争议等，且案件受理的依据是国际足球联合会的有关章程或条例规定，而不是当事人之间签署的仲裁协议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其程序更加简便。因此，这类案件由国际足球联合会自断自审即可。然事实却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对这类观点难以认同和接受，1987年1月30日，CAS做出了第一个关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针对某俱乐部处罚的裁决，这样，就打击了协会内部自治的积极性。另外，目前已有的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相互之间的配合与衔接不够，多类机构各自为政，阻碍了国际体育解纷规则的统一化进程。再以我国而论，由于少有积累和沉淀，国际体育行业纠纷自治的示范效应并未催生得力的体育解纷机构出现，“体育社团和行政部门的解纷方式普遍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5］一些协会内部的调解与仲裁机构在否定理论和类行政化作用的趋使下，在争端的解决过程中，少有原则，见风使舵，责任懈怠且解纷低效。

2．2主体平等的背驰与让渡

前述的解纷规定和践约情形还与国际奥委会所昌明的仲裁为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行为之初衷背道而驰，它不仅侵犯了当事者一方的本有权利，而且，与体育仲裁实施中所遵循的民事法律规范也形成了某种抵触。通常而论，体育纠纷的主体一般是运动队、俱乐部、单项协会、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等平等主体，而且纠纷事项也多是在承认协会章程或签署有关协议基础上所形成的合同纠纷，不少纠纷具有一定的财产权益内容。但随着行业独裁砝码的日渐积累和事实上的垄断组织形成，这使得竞技体育争端中出现了许多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其内容包括承认、放弃、变更及财产收益等方面。如自1996年起国际奥委会为防止运动员向奥运会举办地的法院寻求救济，它要求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和官员必须签署包括一个强制性和有拘束力的仲裁条款在内的报名表，以此作为参加奥运会的先决条件，“类似强制性的仲裁条款以及体育联合会或协会与运动员所签署的注册许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等”这些均对运动员形成了有失公允的约束，其间除涉及主体是否平等外，还涉及到签约者的民事行为能力、授权委托和法定监护等民法问题。这类事先拟制的格式化合同使得相对一方失却了其本应具有的权利，一些无奈和抵抗的情愫以及对该类仲裁所具有合法性的质疑，都在强势方的要求中销声匿迹。但也有人认为，运动员既然委身于某个协会组织，其对外的签约便具有了组织的依托，因此，就自然地形成了要约与受要约者主体间的平等。这是平等主体之间基于契约形成的管理关系，是一种类似于非婚姻继承方面特殊人员的身份关系，并且将这些具有特殊性的体育纠纷自然地列为仲裁对象，已经成为国际和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而被普遍接受，因此，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也应将这些特殊的体育纠纷案件自然地纳入到体育仲裁的范围。看似合理的解释却往往会使运动员蒙受羞辱，长野冬奥会上有关斯迪勒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斯迪勒提出仲裁请求，指出国际滑雪协会不适当地剥夺了他参加比赛的机会。他声称，根据波多黎各滑雪协会的规范，他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然而，国际体育仲裁院指出，波多黎各奥委会承认，波多黎各冬季体育协会而不是波多黎各滑雪协会为它的正式的冬季运动项目的组织。因此，斯迪勒不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他没有权利将争议提交到特别仲裁分院提请仲裁。由此可见，运动员对自己作为平等主体的诉求是缺乏主动性的，他常常是在将自己既定的预期依附于一种不确定的组织意欲中。当运动员对仲裁心存敬畏意欲诉求时，却因为所在组织的缘由而不能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也即当否定将运动员视为失却主体资格的时候，运动员却不能享有真正的主体权利；而当运动员不屑签约，意在选择其他解纷途径时却又要被限制参赛。试问，如此的主体平等何以适用？因此，现阶段的主体平等在强势的行业行规面前只是一个噱头或说教而已，它事实上的背驰演绎和其中的貌合神离造就了某种层面上的让渡。

2．3难以周济下的司法期待

既然行业内的解纷组织在行事方面存在缺陷，主体间事实上的权利平等在寻求独立仲裁时又难以形成，那么，弱势方本能地将维护自身权利的砝码投向司法管辖也就在所难免。这不仅只是纠纷个体维权的需要，很多时候还因为是行业内的违法行径突破了本有管辖的约定所致。于是我们不难看出，体育行业内的冲突一般表现为职业内部冲突和非职业外部冲突两种类型，前者包括了与体育运动本身密切相关的人事关系，而后者则囊括了兼有内部与外部关系冲突的多类行为。这两种类型的冲突从某个视角来说，可以分别由两种不同层面的机构来予以管制，即行业束缚与司法干预，但从宏观而论，该两者的行事规则又都受制于国家法律，如宪法可调整体育领域当事人在结社方面所引发的纠纷；行政法可对运动员和单项协会及俱乐部的行政处罚予以规制；民法可解决体育赞助、商标侵权及赛事运作等纠纷；而刑法则可对体育运动当事人的刑事犯罪行为给予惩罚。正是鉴于此情，近些年在国际或是国内都出现了将体育纠纷径直处理的情形，即“当事人将争端直接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13］一般的做法是主张绕开行业内的解纷组织而直接将纠纷递交独立的仲裁机构（而我国却并不存在该机构）或是法院来求得解决。这从程序上看，似乎并未与国际奥委会强调的制度有很大的背驰，但它却在意识领域注入了不和谐的音色。从一些对纠纷诉求的运作实例不难看出，当事人的意志趋向已有了决意向司法倾斜的征兆，因为他们认为“穷尽内部救济与其说是过分奢侈地滥用语言，毋宁说它是通过此种病态来致达一种示好的目的。”［26］内部解纷有名无实，独立仲裁招数诡秘，某些做法已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与其默守不如觅新，如美国运动员EricBarnes是铅球运动员，在IAAF举办的一次赛事中被查出服用违禁品而被美国田径协会TAC禁赛两年。TAC规定的内部救济程序是，当事人首先得向TAC反兴奋剂委员会上诉，如果对其裁决不服，则根据《美国业余体育法》向AAA下属仲裁机构提起仲裁。Barnes向反兴奋剂委员会上诉后，径直绕过AAA而向法院提起诉讼。

该案表明，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司法的依靠要远高于对行业自治的期待。而对于这个案情，法院的态度却是不予受理，其理由是以国内前有的判决为范例应当予以遵从，无论是行业解纷的程序设置，还是经协会章程的援引演变，都将是法院难以逾越的沟坎，它实际上是对穷尽内部救济原则的扩充阐述。若此观点一旦形成坚韧的做法，则法院就很难对体育纠纷具有实质管辖权，因为独立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具有终局的效力。此种遗憾局面的形成为司法解决纷繁的非职业外部冲突带来了太多的被动和迷茫，难道非得要在现已开始形成的忽略内部救济程序的基础上，以外部仲裁来阻却司法管辖，让二者互不相容，形成对立？或是将外部仲裁作为法院受案的前置程序规定下来？（但目前还没有合适的理论来支持此观点）否则必要的司法管辖将难以实现，即便是或裁或审的宗旨只对内部裁决而言。

3优化行业自治与司法管辖的路径

无论怎样，体育行业自治从立足于内部管理及全额承担调处纠纷的封闭型态势到逐渐地将行业内纠纷交由外部的独立机构予以处置，这在破解行业自治行规与衔接外部解纷环境方面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这个阶段从宏观上来说尚属体育层面的管制，由于它起缘于国际奥委会的授意，所以，我们又可将其称之为体育复合性管制，它是由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既分离又融合的一种解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处在一种单边的管理状态。而体育竞技领域中引发的林林总总的冲突总是裹含着许多并非目前的体育复合性管制所能解决的问题，近20年的循环复始，在这个领域裸露出太多的挑衅式纠纷，它突破了体育范畴所能承载的能力。体育与功名的联系、公德与私欲的搏弈，最终，总有一些人利令智昏、铤而走险，由此而牵引出超越技术层面、挑战社会规范的违法现象。因此，“一个社会应确立何种纠纷的解决方式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7］这样，便使体育复合性的管束机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体育纠纷的域内被管制范围已呈现出越来越被扩大的情形，其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冲突，但由体育事物本身所剥离出来的诸如：名誉侵权、合同纠纷、人身损害、知识产权界定等相关法律问题却常会令当事人义无返顾地将冲突事项交由司法解决。于是，目睹行业自治信念在日渐介入的司法管辖事实中发生摇曳之时，如何重塑信心并使两者完美结合至关重要。

3．1行业自治内容的筛选与强化

通过前面的阐述不难看出，行业自治内容的划分源自于协会章程的规定与法院对体育作为特殊自治区域的遵从和认可，换言之是对特别关系理论作用的放纵与偏袒。虽然该理论已遭受质疑并渐行渐远，但长期的积累却难以让过往的习俗骤然消失。在该意识庇护下，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人才注册和流动纠纷；选拔人才和使用违禁药物纠纷；违反体育竞赛和有关报酬奖励及收益分配的纠纷以及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广告、赞助、捐赠、保险、转播、经纪活动等合同纠纷几乎是不加分辨地均可适用体育仲裁来加以解决，覆盖范围几尽全部，真所谓“竞技体育纠纷不属于《仲裁法》所排除的范围？”［25］“这等于突破了传统公认的判断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标准。”［10］体育法这个由内部裁决为初始的有限行业内专业评判，逐渐发展成为今天几乎囊括一切的外部全能式仲裁，这在逻辑关系上似乎出现了某些背离的成份。笔者认为，外部仲裁作为行业解纷的延续和递进，就本能而言，它应是对贯彻协会章程意境起到深化和促进的作用，而决非是散乱与近乎盲目的遍揽活计。尽管从行业元素上看，诸多的纠纷内容符合协会的划定指向，但其间所涉及的多类法律问题却绝非是当前的独立仲裁所能单独解决的，“有的甚至还违背了基本的法制精神。”［2］以致有人提出，与其是在不断地见证着一个近乎失效的内部解纷机构，还不如给予解散来得合理。这倒是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以启发，与其让独立仲裁承受纷繁之重，还不如使之减负还其应有功能为好。只是如何减负、减哪些内容是值得商榷的。从国际体育仲裁院所罗列的内容来看，凡是发生于竞技体育过程中的纠纷皆在可管辖之内，也就是说，其间纠纷几乎与司法无涉，至于对仲裁在程序及违法事端上的审查则另当别论。然而事实上又是怎样呢？近年来俱乐部和运动员因为对体育组织处罚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却屡见不鲜。［6］虽然法院碍于事前约定而无从管束。何况以前也“尚未出现人民法院以争议事项不可仲裁为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先例。［23］但该种情形也绝非是千篇一律的，如对于某些赛事赞助商的赞助纠纷和保险运营及电视转播权属的纠纷，就很难限制当事人寻求司法救助，还有一些事前同意而事后反悔的情况也会因为当事人以对签署协议时产生误解或是认为侵犯其权益为由而诉至法院，再就是纠纷双方在争端发生前未签定协议，争端发生后又因意见不统一而引发诉讼，另外，就是不因时效紧迫而诉至法院。

由此可见，现代竞技体育所充斥的商业元素和人伦道德博弈引发了与此相适宜的矛盾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逾越了自身体系内的评判制度标准而回归到作为调整社会关系主引擎力的国家司法的路径上来，何况法律的特有规制力常常会超越其本有的制约范畴，如2006年欧洲法院在对麦卡•麦迪案的判决中认为纯体育规则不受欧盟竞争法约束的观点是错误的，无论该活动所依据的规则是什么性质，无需分析该规则是纯体育规则还是与经济有关的规则，都必须接受欧盟法的检验。［18］这种对行业规则的牵制作用突破了行业自治的规范，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应当对当前包罗万千的行业自治内容进行合理的筛选，抑或是一种分层次的筛选，如将与竞技体育范畴有所牵连的一般性纠纷放置于第一层次，内容可包括执行竞技规则所产生的纠纷；与执行竞技规则直接相连接地较低层次的奖励归属权利纠纷；某类竞赛特别明示的禁止性规范和体育组织内部成员与该组织间的一般性纠纷等。将与竞技直接相关的且法律未作规定或尚不能予以调整的冲突搁置于第二层次，内容可包括认为是违反了国际性专设体育规范及议事规定所导致的纠纷；认为是违反了国际单项协会的协会章程及处罚程序所产生的纠纷；认为某体育官员可能涉嫌贿选的案件；（如保加利亚籍的奥委会委员伊万•斯拉夫科夫，在决定2012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前夕被指具有意欲贪图贿赂的行为，因此，而被取消奥委会委员的资格，最后由AHD做出裁决，驳回了斯拉夫科夫的上诉。）运动员被指证服用兴奋剂的案件；运动员参赛资格案件；体育域内依据章程及规则对相关主体给予奖惩的纠纷（包括一些比赛结果的纠纷）；再就是涉及某类跨区域的商业活动纠纷。将法律主体间出现的涉及行政、刑事、民事等法律冲突的案件及只能由司法裁定的案件列位于第三层次，内容可包括竞技体育中侵犯民事权益，造成当事人财产权、名誉权、健康权的损害事实及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中违背法律规定的案件；竞技体育中收受贿赂、设赌赢利、暴力滋事、故意伤害（如2005年，美国全国冰球联盟（NHL）温哥华队运动员纳克折断对手的脖子，法院接受其对伤害罪的认罪，判处其缓刑一年兼社区服务令。［30］）若将该过度暴力案仍视为合同性伤害性质放置于第一或二层次解决，显然是不妥的，同理，将一般的运动员吸食违禁药物归位于第三层次亦会是与法无据；蔑视反垄断规定等触犯了法律并构成违法的案件；竞技体育中行政主体实施侵权并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行政主体构成行政违约，使其相对方的利益遭受损害；行政主体不仅违反了行政法规范，而且，还违反了刑法规范的案件等。据此，可将域内解决纠纷的范围主要确定在第一和第二个层次，并在简化内部解纷程序的基础上精简或免去内部解纷过程，改革域内解纷与司法衔接的机制，这样就会使得独立解纷机构的目标和作用更加清晰，使国际体育仲裁的理念得到二次优化。

3．2建立快捷的诉讼机制

在筛选与强化行业自治内容的基础上，建立快捷的诉讼机制能够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般看来，诉讼与快捷似乎相悖，将诉讼与处理体育纠纷相连接又是将国际体育探寻已久的简便、快捷、经济、专业等特征的解纷方式束之高阁。笔者认为，执意不加修缮地循声落步，沿走不变的自治路径，显然是与时代前行的轨迹相背离的，可以断定，起始于行业研发的准中立式仲裁体系将日渐趋弱，国际体育赖以支撑的域内解纷方式也将会做出新的调整，如对独立仲裁模式下所特有的内外部机构对垒、当事者主体身份的实际不平等、憧憬商事仲裁运营利益的缺位和冲突个体受协会过于强势的钳制等都会出现新的异动，并期待改观法律适用脱离体育运动举行地法的控制等”［21］以往“这种由于体育诉讼机制不健全而导致使用体育仲裁等非讼性手段解决纠纷不顺畅的情况，应引起高度重视，没有诉讼审判，其它手段也将苍白无力。”［4］所以即使“世界各国比较忌讳以诉讼来量化利益和厘定权，”［16］但终究难以阻止人们静心思忖，探索跳出窘境的路径，建立快捷的诉讼机制其意义何在？它是否会对国际体育仲裁院所期盼的情景形成冲击呢？说到快捷的诉讼机制，人们自然会想到我国审判制度中审理刑事诉讼案件时所适用的简易程序和民事案件中的独任审判庭，前者以公诉人不出庭或让法官助理把持和出示证据，而后者则以一人来审断民事纠纷。之前，又有将行政诉讼案件列为简易审理的主张，虽然此举尚缺乏法律依据，但却不能不说是在观念上的一种突破。前不久最高院关于安排部署在全国90个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通知也是对案件审判改革释放了某种信号。既然司法的速裁速决既有助于提振人们的信心，也有助于提升和优化行业间的解纷实践。那么，国际体育组织亦应着眼于“一般法律规则及国际法规则与较为特殊的国际体育仲裁运作制度中的协调问题，”［22］期待各国创置快捷的诉讼机制，与独立仲裁互为补充，以适应纷繁的体育争端的解纷需求。至于后一问题，由于目前在国际上建有体育法庭的国家，其所依据的实体法大都为体育法，而庭审案件又往往不单是由体育法所能调整，单门独列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这也是迄今为止体育法庭实效性较差的原因所在。而体育审判庭的建制，由于受到CAS的钳制，所以也使得审判机关难筑其巢，依据形势需要我国虽会有临时的体育审判庭出现，但却少有制度的保障，因此，我们要针对体育竞技过程中的违法特性，具有前置性地来研究体育的立法问题，着手制定诸如《体育行政侵权责任法》、《体育民事侵权责任法》和《反体育暴力犯罪法》等法律，可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条款做出较为具体的司法解释，规定其审案途径及步骤，这样就能在一定情势下来确立司法管辖所涉及的层面，并可在时机成熟时设立体育法庭。再者，随着我国近期对刑事诉讼法的又一次修订，诉辩双方可以自主地实行协议结案制，它使公诉人和辩护人能够在诉讼环节中享有达成协议、自我修复的权利，这样，就使以轻微犯罪与过失犯罪而引发的相当数量之体育争端能够快速审结，同时，也为创制体育纠纷的司法管辖格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见，司法与体育衔接这一需求不仅能敦促我们来着力地推崇审判模式朝着务实、专业和快捷的方向转换，同时，也为倡导遵从协会章程、优化行业自治、改善体育域内的解纷机制而去粗取精、力辟新地。

3．3解纷模式的理性对接

在多式样的工作类别为体育解纷创制方便的同时，也为妥善地解决纷争设埋了冲突。这类冲突主要来自于各体育主体在纠纷形成时对依用何种形式的自卫手段所选择的判断与行动中，当所依靠的护卫手段恰当时，那借以解决的途径就可能会比较顺畅，反之却迥然。现实往往是，当相对陌生的仲裁及诉讼方式呈现在当事人面前由其选择时，却常常会令其踌躇不定，他们所追寻的简约而有效的手段经常是难觅其踪。某些强硬的事先规定虽然会暂时排除当事人选择时的繁琐性，也似乎会让他们随遇而安，但面对利益纷争，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还不足以让局内或卷入到局内的人都坦然于单一而刻板的安排中。他们会在内部调解、复议、申诉、仲裁和独立仲裁、域外调解及诉讼中找寻出最适合自己的路径来谋求获取最大的利益。此时，运动员受制于行业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自主，而一些商家和局外主体却会自持对法律与商事仲裁地特有理解，在纠纷出现时会拒绝常规的安排，并以预见性地姿态来选择解纷方式，它反映出体育行业自治尚缺乏内敛及向心力，这无疑会对国际体育的解纷规则构成挑战。因此，也就导致了当事人径直诉讼和司法执意管辖等情形的出现，如2000年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诉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就王涛转会一案所产生的纠纷，该案经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审理引发了以下法律问题：“1）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拒绝域外解纷的规定是否合法；2）如何认识裁决书中提到的转会协议的性质；3）如何认识裁决书中提到的转会费的性质；4）现行转会中的挂牌、摘牌的做法是否合法？”［27］又如英国伊斯特汉姆诉纽卡斯尔联队俱乐部案及博斯曼法案的实施都突破了原有的制度层面去赢得一个全新的司法判例。再如“美国通过判例形成了职业体育中的非成文法劳动豁免。”［15］因此，我们应跃出相对狭隘的解纷规定模式，努力研究国际商事解纷规则与体育解纷规则程序对抗性的问题，着力解决国际法在体育领域的规则适用和特定法律调整规范的不确定性等难题。由此可以看出，行业协会的内部章程并不足以抵挡当事人寻求外部救济的意愿，司法对解决体育争端的作用也并不只是局限于对某种手段的程序审查方面，反倒可以在实质介入中愈加体现出“在不可或缺的司法参与中，来增大法院对仲裁权的支持比例，”［20］这样一种事实。如此便对接纳行业自治，抑制体育冲突、遵从法律规范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多方催促建立独立仲裁机构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应当对国际体育的解纷制度深入研究，根据我国的体育行业协会“为非法人公益团体，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兼具国家机关的中介组织。”［19］这个基本国情及立法宗旨来对行业自治的可依靠量能与司法管辖的实际效能做出可行性评估，为使二者能够理性对接而做出前置性的思考。综上所述，体育行业自治特性由其久远的历史和秉承法律的脉络而为体育组织所依仗并沿用，其行业规制力有目共睹，但由于社会变革而使得人们对商业利益不断趋重，“所有的体育争议都与经济利益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价值观念沉浮无序，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伦理道德失却简约，加上现代法律由粗放型向精密型的转换，规制内容的对位性极强，这样就使原有的体育解纷机制在适应性上遭遇考验。面对与国际接轨、建立独立仲裁的呼声，我们应力戒盲从，切忌人云亦云，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获取一条更为适合的路径。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谋得司法管辖的情势中，一方面，法院的介入会弥补域内解纷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司法的参与和示范也会让体育组织在行业自治方面谋得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