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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研究

摘要:民法典的再一次编纂说明了民法与民事诉讼是一体且不可分割的,不仅涉及实体内容还涉及民事诉讼法,其中还要重点把握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分离的现状。在协同构建民法典和民事诉讼的基础上,编纂更加科学严谨、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现实的民法典。

关键词:民法典;民事诉讼;协同构建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党的十九大在构筑新时代的目标蓝图中清晰地嵌入法治指标和要素,首次建立起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相对接两阶段的法治发展路线图,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宏伟蓝图。自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民法典的编纂就是为了实现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一、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分离与统一

民事主体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在基本问题的讨论上是完全不同的。民事主体制度强调人的身份,民事诉讼制度说的是有资格参与起诉和被起诉的人。从理论上来讲,二者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但二者又是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的人几乎没有沟通交流,以至于民事主体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相对分离。民事主体是根据民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1]民事主体在长久的历史中发生了演变,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的过程,甚至在古罗马时期都不存在所谓的“法人”。一直到20世纪初,德国在编纂《德国民法典》时才第一次出现了“法人”这一概念,确立了自然人和法人在民事上的主体地位。但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德国的民法也是不健全的,在法律上出现的非法人社团成为了遗漏品,无法同其他社团组织享有民法权利以及承担法律责任,即无法成为民事主体。民事诉讼当事人指的是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起诉求或被诉,依法受到国家司法的保护或者司法制裁。在我国《民事通则》中,只承认二元民事主体地位,却不承认“非法人组织”的地位。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遍及全国,国内所谓的“非法人团体”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一些法人分支机构、外商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在经济领域活跃着,不可避免发生了许多纠纷。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也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改革出现的各种问题,诉讼法最终规定团体组织也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从而真正导致了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的分离。当然,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调和,其根本解决方法在于通过民法典的编纂,让这些“非法人团体”也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

二、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构建

1.民法典编写对民事诉讼法的引导。作为与民事诉讼有关的法典,其规定应以民事诉讼法为标准。编纂者在编写前,需要将民事诉讼法深入解读,参考其中的要求,对当下社会的民情进行收集了解。当然,在编纂的过程中也不可过于教条,关于民事诉讼法中比较陈旧过时、不符合当下社会发展规律的条例应及时废止;对于民事诉讼法中不清楚不明确的地方要及时修改,加以完善。2.民法典与民事诉讼的对接。民法典与民事诉讼之间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互相制约又相互关联。当下编纂民法典实际上是为民事诉讼法查缺补漏,希望利用二者之间的联系更好地服务于民事诉讼。因此,编纂者在编写时要注意二者的对接之处,设置合理的接口,使彼此运行连接畅通无阻。3.民法与民事诉讼的统一。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应是一体化的,它们所表达的观点概念、法律条规也应是一体化的。因此,编纂者在编写时要考虑全局,不可让二者制度、概念等问题出现表述背离。只有达成概念的统一,才能使其理论也达到和谐一体。4.民法典编纂中的布局。为了防止法律混乱、规范法律的编纂,民法典要与民事诉讼法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程序法与实体法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民法典中也要涉及规范的程序化,民事诉讼法也有许多实体法的规定,因此编纂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内容的衔接,还要对某些程序性内容标注出解释。

三、民法典中证据法的规范设计

第一,规范相关的证据形式。为了规范民事主体的交易活动、保障交易安全,民法在民事行为上设置一些规则和要求。这使之在诉讼过程中,只接受符合形式要求的证据,而那些未满足规范的证据不能被采用。这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对法律的公平公正大打折扣。因此在民法典编纂时,对各种民事活动规范的内容要谨慎处理。第二,有关推定和拟制的规范。依据生活经验和法律规定,推定分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2],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升华。与拟定不同,推定的内容允许反方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而拟定是法律的盖章论定。以“视为”作为一些法律条款的标准,拟定是不能推翻和反驳的。在《民法通则》等一些法律条文中,能找到超过10条的拟定条款,这说明法律的某些规范条例还是有待商榷的。因此在编纂民法典时,要区分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更要搞清楚推定和拟制之间的差别。第三,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证明责任分配是在调查一个真伪不明的案件中,对责任风险进行分配。大陆法系是基于实体法预先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责分配败诉风险,即“谁主张,谁举证”。但是该条文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不具有实施性。经过最高法院的判定和推理,最终还是保留了“规范说”。实则在我国当下民事立法松散的情况下,法律条文之间缺乏基本的严谨性,“规范说”并不受立法的支持和保护,使很多案件都还处于难以公正审判的阶段。因此,在此次编纂民法典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以“规范说”为基础,更为详细地斟酌责任分配规则,使我国的民法更为完善。

四、司法裁判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

其一,物权变动效力。物权变动的原因在我国法律上大体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以当事人的主观意识表示,另一种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前者需要向社会公示,而后者因受到继承、国家征收、法律判决等客观因素,因此不需要公示。虽然我国的《物权法》已经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仍有一些细节值得今天在民法典编纂时进行再次讨论。例如,法院的生效调解书能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判决生效后,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能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因此,当法院在物权变动中发挥着指导作用时,法律应不应当赋予其物权变动的效力?其二,债权确认效力。拍卖“法律判决书”的事件在当下的社会中屡见不鲜,由于这是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许多人认为这是违法犯罪行为。而本文讨论认为,拍卖判决书是藐视司法威严,会对司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从本质上讲,法律判决书的拍卖不过是债权的转让。只不过当下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程序法对其进行行为规范,如受转让的那一方在交易成功后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此事件在社会中得到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议不下,其根本原因是法律上的不完善,民法在债权确认效力上缺乏足够的研究。因此在编纂民法典时,要尤为注意这些法律上的灰色地带。

五、滥用民事诉权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

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责任在当下许多国家法律中的界定十分模糊,不仅事关民事权利的侵权,也更使法律所保护的权益受到侵害,即滥用民事诉讼权使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诉讼权利应当是有限度的,一些滥用民事诉讼权的人造成“恶意诉讼”“诉讼欺诈”等不良影响,在法律的判决上,这一块还是空白的。因此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要重视这些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维护法律所保护的权益。民法典的编纂与民事诉讼法是息息相关的,其编写的角度、内容都要以民事诉讼法为基础。它既要与民事诉讼法构建和谐统一,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升华,彻底解决社会上遗留的问题,减少法律上的空白和灰色地带。

参考文献

[1]王德新,魏敏.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分离与统一[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41-45.

[2]王强义.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J].法学家,1988(2):17-23.

[3]袁惠康.论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7.

[4]谭启平.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有限分离论之反思[J].现代法学,2007,29(5):143-152.

[5]张睿.论民事权利能力与当事人能力的分离及其原因[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25(1):109-113.

[6]鲍忠琴.论民事诉讼调解中当事人的权利保护问题[D].合肥:安徽大学,2014.

作者:黄 珊 罗 璇 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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