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法盗捕偷猎问题及完善

摘要：本文中围绕的主要问题是违法分子对野生动物的盗捕偷猎行为，集中介绍了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例如管理野生动物保护时各政府机构职权交叉，以及保护法条款内容滞后，不能切实保护合法权益等。文中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希望能通过这些建议使正面阻挡盗捕偷猎的力量的同时曲线缓解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压力。

关键词：野生动物；保护法；盗捕偷猎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各种对于环境生态的保护以及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运动逐渐开展起来，使得更多的有识之士将目光聚焦到了人与动物如何和谐相处这一问题上，引起了越来越高的立法保护野生动物的呼声。因此，野生动物与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成为了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一项基本政策。1962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1973年外贸部发出了《关于停止珍贵野生动物收购和出口的通知》；同年，林业部草拟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198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1988年11月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总体方针政策，表现出在整个国家的宏观视角下，野生动物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生态资源，其原因也是由于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各不相同，催生了截然不同的生物群，这些野生动植物保证了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链的完整，同时也具有科研和经济的双重价值，从利益方面来衡量，是需要进行保护的。这部法律颁布施行至今已有27年，在维护与综合运用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导我国野生动物保护迈入了法制进程。1988年12月，国务院还批准颁布了《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该名录规定保护的动物达335种（其中一级保护野生动物97种、二级238种）。

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中盗捕偷猎问题的概述

盗捕偷猎是指非法的猎捕活动，通过使用法律禁止的捕猎手段，例如具有灭绝性的大范围围捕电网、小于规定网眼的渔网、放火烧山式的集中驱赶等违法形式。盗捕偷猎活动的目的是多样的，有的出于兴趣爱好，有的是为高昂的利益，也有国外科研组织为了科考进行，但不论哪一种，只要违法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都是盗捕偷猎行为，都应当接受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已明确规定野生动物资源是受国家保护的，任何人不得违法违规。对于野生动物资源也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条款，进行有序的开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均属国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则对使用野生动物创造经济利益做了规定，国家在立法层面确定了野生动物的受保护地位，同时也允许社会在合法的前提下去使用野生动物资源。目前，针对盗猎行为最严格的措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具体体现，例如第四条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珍贵动物”，有三种层级的处罚类型，价值十万元以下的，属于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较轻”，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二十万以上，且达到规定数量标准造成珍贵动物死亡或无法追回的，属于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特别严重”，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上升到死刑的程度是针对盗捕猎杀的一种极度严厉的措施，但仅仅是一个走私刑事案件的问题解释，不足以覆盖整个盗猎链条，其作用有限。甚至于盗猎者知道会面临死刑，于是负隅顽抗，持武器与警方和护林队对峙，屡屡发生暴力冲突，酿成惨案，这主要是因为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着力点单一，总有漏洞使得盗捕猎杀始终能够寻得利益空间。

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关盗捕偷猎的条款存在的问题

（一）执法管理队伍职权混乱不清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7条规定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而实际管理中部门之间难以通力合作，交叉作业使得职权划分不清，分管互相覆盖又使得协调难以落实，自然保护区机构负责相关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公安部门负责涉及其中的治安管理处罚工作和盗捕偷猎犯罪侦察抓捕工作，工商部门负责违法经营的监管工作等等。尤其体现在对盗捕偷猎非法活动的处理中，公安机关本应发挥最主要作用，因其是唯一具有执法能力的部门，但其并不具备野生动物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在执法中产生许多不便利的地方，甚至造成自身因越权而违法的现象。虽然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诸多细则中严格规定了对于野生动物的案件具体的办案期限与活体的扣押保存期限，但由于整个案件需要联合侦办，在鉴定活体种类和状态时，普遍缺少权威的野生动物鉴定机构，且公安机关对保存管理活体并无专业知识，这些问题严重滞后了案件进展，还可能造成二次危害。（二）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效益低导致。盗捕偷猎现象增多野生动物保护落实之后，种群数量有所回升，又带来新的问题，因为人类的栖息地是会扩张的，城市会向周边拓展，农村也会向周边拓展，往往会出现人与动物的生存空间互相侵犯的事情，有时还会有大型动物袭击牲畜和伤害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第三十八条及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对于野生动物损害农作物由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补偿。但问题是由哪级政府给补？补多少？往往是村民的庄稼被野生动物糟蹋后，找乡一级的行政单位，又找到县政府，却仍然得不到一个赔偿的方案，就像一份空头承诺。笔者认为，现行规定存在实际执行隐患。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通常人迹罕至，生存环境未遭到破坏，因此周边也基本是农村或少数民族聚居地等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当地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按规定各省的《补偿办法》中赔偿资金一般由省、市、县合力分担，但实践中主要依靠省级财政投入。因此，金额不足，补偿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三）野生动物保护法条款滞后，与实际执法情况存在距离。我国地广物博，历史悠久，气候与地貌极其多样，漫长的时间中，催生了许多动物群和植物群类，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瑰宝，但无法否认我国也是盗捕偷猎及物种多样化衰减问题极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些问题之所以普遍存在而又根源深远，是文化、经济等多种复杂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对于珍惜动植物的嗜好就有其文化背景，人们从最早的图腾崇拜，到征服动物之后有了动物神化的信仰崇拜。又有基于中医的传统理解，越是珍奇怪异的动植物越是有得天独厚的药效，延续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其次盗捕偷猎的整体产业链固然违法获利巨大，吸引着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而作为产业链真正的前端生产者，也就是实施盗捕偷猎具体行为的人，多来自偏远贫困地区，收入低，就业途径单一，教育程度不高是总体特征，其难以意识到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甚至于在盗猎行为产生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其他链条刮分走后，违法犯罪也仅仅是为了吃饱饭而已。第三，少数地区的盗猎行为出于个人需求或市场需求，有部分民众法律意识淡薄,不清楚非法捕猎的概念。在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下，如何按照既定规范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有相当大的自由操控性，这导致了诸如政府违规操作，给予不具有相应资格的个人或企业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权利的现象，这也说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确存在问题，难以将实际问题通过法律来合理化解。

三、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盗捕偷猎问题的完善建议

（一）加大力度阶段性打击盗捕偷猎。首先，在打击盗捕偷猎时，应该从多角度施以手段，以链条的第一阶段盗猎开始，沿着运输，买卖，再加工的中间过程到最后的末端消费，每一阶段都针对性加强打击力度。通过联合执法，加强运销渠道整治。还要强化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特别是盗猎野生动物行为的主要发生地点，一般为野生动物迁徙繁衍地或进食区域，因此属地的保护机关应联合民间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政府的执法机关，共同加大巡查与联防的力度，在犯罪发生的关键点上遏止盗猎行为的发生。从法律上加强打击力度，用严厉的法律来保护野生动物。例如在加工阶段，盗猎所得实物被加以美化，被赋予新的外形，使得追查和处罚工作复杂程度加深，因此对加工者的违法行为处罚增强，通过提高罚金，拘役的法律手段，可有效遏制。实施教育，科普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科学知识。让他们意识到，对野生动物的盗猎，就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不仅需要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也会伤害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二）促进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发展来满足市场需求，间接降低盗捕偷猎现象。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必须的药用、科研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例如在四川江油地区，有一片大型梅花鹿人工繁殖场地，养殖了大量梅花鹿，采取人工授精，科学干预的手段来稳定的获取并制作干鹿茸，这种人工繁育动物的方式，对缓解中药市场的“供需矛盾”产生了有效的缓解，也间接减少了对野生动物进行盗猎的活动，也是未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正确道路。但也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养殖野生动物，同样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获得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后，才能允许驯养繁殖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三）严格管控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减少盗捕偷猎的市场需求。许多人固执的认为，野生动物在口感及衍生的价值方面高于养殖动物，而忽视了食用野生动物这一行为所带来的潜在巨大风险，这种风险源于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已知或未知的病毒，野生动物所栖息的环境相对封闭，感染致命病毒的动物会自然死亡，所能传播的范围就始终有限，但食用野生动物打破了这一限制。联合国世界卫生已经证实如艾滋病、猴天花、禽流感、埃博拉、狂犬病、等病毒都是通过食用和接触的行为传播至人类社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章第三十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是最简单简洁诠释管控食用野生动物对于控制盗捕偷猎行为的意义的一句话，为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定性，对宰杀野生动物的行为指定准则，引导生产和经营的企业沿着合法的渠道发展，保护食客在安全的环境下合法的食用，有序的法律秩序既能满足市场又能保障安全。（四）支持合法的狩猎，引导正确狩猎途径。动物保护也需要拥有全局观，通过开展狩猎活动，可以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域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支持，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野生动物作为一种资源，被人类加以利用也是合理的，只要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就可以用合法的狩猎代替非法的盗捕偷猎的方式来获取利益，因此合法的狩猎就是一种正确引导行为的保护策略，在这种条件下，疏好于堵，是严厉禁止狩猎和阻断交易所无法达到的效果，相较于趋向利益无节制的获取，新的代价只是在整个野生动物群体中取一小部分而不影响整体种群数量，这是在局部经济损失下，全局获得的环境收益，也是保证当地群众和野生动物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办法。

四、结语

立法者通过制定及完善法律所期冀的目标就是立法的最终目的，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为了实现野生动物保护这一目的。盗捕偷猎的违法犯罪分子以及背后的消费群体是将野生动物视为一种有价值的财产，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落后的。野生动物不同于具体的财产，在野生动物经济价值背后的是科研价值和保持生态平衡，这些是无法用市场经济或者法律准绳来衡量的。在动物保护法的问题上，每一人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对于盗猎捕杀和虐待行为的发生选择漠视，难道就真的置身事外了吗？若任由如此下去，也许下一个就会是另一种被人类利益所牺牲的动物，到了地球只剩下人类的时候，我们该多么寂寞多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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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峰 单位:湖南吉首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