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类型剧的精神维度及高峰之路

【摘要】2019年的《激情的岁月》《芝麻胡同》《破冰行动》《都挺好》《在远方》等作品在电视类型剧人物精神维度的表现上分别取得显著的进展，但同时在其深入探寻上有所不足。其原因在于，一是准备不够充分，表现手段有所不足，所作的开掘未能抵达应有的宽阔度和深厚度，二是为了保障商业性而作了过多妥协，三是遭遇商品性与文化性的矛盾的困扰。着眼于中国电视剧艺术高峰建设，对策建议在于，更加重视人物精神维度的全面而深入的开掘，注重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性视角出发去深入追寻电视剧人物的精神动力源，在面对电视剧的商品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时果断拒绝以牺牲文化性为代价之策，悉心从事真正的个性化追求。

【关键词】电视类型剧的精神维度；商品性与文化性；高峰之路

中国电视剧沿着类型剧或类型化的轨道前进，在多种类型剧创作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例如年代剧、警匪剧、悬疑剧、家庭情感剧、言情剧等不断涌现，这一点毋庸讳言。不过，从筑就中国电视剧高峰这一高远目标看，应当还存在一段不短的距离。可以说，当前中国电视类型剧创作呈现多类型并举的有利格局，为电视剧艺术的持续繁荣奠定了类型化基础，特别是在电视剧人物精神维度的表现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尽管也同时面临一些困扰或存在薄弱环节。这里的电视剧人物精神维度，是指电视剧中主要人物形象所包含或呈现的情感、思想、理智、想象、幻想等的心理聚合体及其植根于现实生活境遇或民族文化传统的更深的精神、心灵或灵魂缘由。这种精神维度，是电视剧人物的言行、形象或性格等赖以成立的内在支柱或内心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电视剧人物精神维度问题，是电视剧艺术通向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不妨把视野放得再开阔一些，可以发现，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心灵或灵魂问题，一直成为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梁漱溟、熊十力、朱光潜等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所思所念的焦点之一。其中，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朱光潜的“换心”及“人生美化”等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精神改造或拯救方案。今天提出电视剧人物精神维度问题，不过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维度问题的一种当代呈现。对此，不同的论者当然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观察，这里仅仅打算从我个人2019年的观剧体会角度，重点以《激情的岁月》《芝麻胡同》《破冰行动》《都挺好》《在远方》为案例，就电视类型剧的精神维度问题及其和商品性与文化性之间的悖逆所产生的关联，作一次初步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精神信仰与爱情

不同的电视类型剧总是凝结着不同的程式化标准和文化记忆等期待的。36集革命历史年代剧《激情的岁月》叙述王怀民、彭雄飞、黄凯华、钟心等科研人员和陶志纲等安保干部，潜心西部荒凉地域，艰苦研制核武器的故事，刻画出这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坚韧的精神信仰与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该剧依托丰富的生活素材、原型，按照年代剧这一类型剧范式去创作，注重打造强烈的年代感和明显的时间演变印迹，旨在让革命知识分子故事中呈现的精神信仰品质，能对当代观众具备吸引力，因而讲究突出“信”或“信仰”。为此，该剧在精神信仰的优先性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同时还在以爱情描写作为精神信仰品质的保障渠道方面也下了功夫。精神信仰的优先性，是指该剧把刻画主要人物的精神信仰品质作为其首要使命。爱情描写的保障性，是说该剧出于对精神信仰主题本身一般难以吸引观众持续观看的担忧，精心设计出一系列爱情情节作为情节吸引力的重要保障。这样两方面的设计本身无可厚非，关键看在具体艺术呈现上是否协调。应当看到，该剧所讲述的主要人物，如王怀民、彭雄飞、钟心、陶志纲等，无一不是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纯粹的挚爱和信念，并为此而不惜抛弃已有的舒适环境，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或生命，故“信仰”成为他们的第一精神品质。第一主人公王怀民就被设计成为一名只懂科学而不懂生活、不懂情感的物理学家。这位带有“憨傻”特点的科学家，刚回国不久就遭遇妻子难产死去的沉重打击，自己无法同时承担起照顾早产儿和研制核武器的双重任务，只能让婴儿由护士杨佳蓉去照看，随后在工作和生活上闹出不少笑话，直到身患癌症、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终于知晓生活之理，与患难与共的杨佳蓉结为夫妻。这种憨傻，当然可以视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中拥有纯正精神信仰的人们的一种共通的外在特征。但相比而言，他的明知艰险却能奋不顾身和坚韧不拔的表现，才可以引领观众直抵他的内在精神信仰境界。其他主要人物如钟培林和钟心父女，彭雄飞、黄凯华、陶志纲等，也都具有彼此相通的精神信仰，并为此而坚持扎根戈壁荒原。生活条件简陋、自然环境恶劣，甚至缺医少药等，都难不倒这批拥有崇高精神信仰的人。由此看，在塑造精神信仰的优先性方面，该剧是基本达到目标的。不过，同时需要看到，爱情描写在全剧中自始至终都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有时常常显得过于“抢戏”。本来，这部以人物精神信仰塑造为核心的年代剧，应当着力突出精神信仰的优先性才名副其实，而爱情描写则只应作为其次要情节线去设计。但这部剧的言情成分或爱情描写却过于浓烈，以致不惜贯穿于全剧始终并尽力加以突出。其最明显的爱情“抢戏”环节，莫过于给每个主要人物都精心安排出丰富繁复的爱情场面，还有理想的婚姻归宿：憨傻的王怀民最终娶了长久地痴情等待的杨佳蓉，彭雄飞先是拒绝、后是倒追“娃娃亲”李彩兰，钟心在经过徘徊后嫁给陶志纲，黄凯华与女间谍江水宁假戏真做……当年的核武器研制生活环境中，哪有那么多巧合或理想的事，让每个主要人物都能成双成对、终成眷属？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的爱情关系都设计得那么完满，以致不顾起码的实际生活逻辑呢？还有，有些爱情戏段落过于冗长而产生了喧宾夺主的效果。第26集32：36—38：16，叙述黄凯华与江水宁在亭子里的对话，竟用了5分多钟时长，让人恍然产生观看言情剧的幻觉。最离谱或出格的爱情戏设计，就该是彭雄飞倒追李彩兰的关键情节了：第25集，李彩兰正在研究所院子里跟一位男同事谈工作，彭雄飞跑来支走了那位男同事，急切地向李彩兰表白说“我想了很久，你是最适合我的，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做我媳妇”，遭到李的“太晚了”等婉拒，但彭竟然突然间冲上前，当众把她扛在肩膀上，一边绕着长椅奔跑一边喊叫：“你要给我彭雄飞当媳妇……”有点常识的观众都知道，类似的情形固然可以发生在当代，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和那种特殊保密工作环境下，核武器研制人员中间可有着十分严格的工作纪律和婚恋纪律，那是绝对不会允许未婚男女之间在工作场所就抱起来奔跑和喊叫的。这种离谱的爱情戏不仅无助于保障主要人物的精神信仰品质的表达，而且会起到副作用或反作用。革命历史年代剧，顾名思义，当然应当全力按照年代剧本身的类型逻辑去塑造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品质，却耗费颇长的时段去进行爱情戏刻画，这就难免分散或浪费了这部剧的宝贵的影像资源，产生了喧宾夺主的效果。其结果在于，人物的精神信仰品质由于过于抢戏的爱情戏元素的干扰而难免受到削弱。如何妥善地处理人物的精神信仰品质与爱情故事之间的关系，确实是进一步提高电视剧质量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

二、精神传承及其传统渊源

与《激情的岁月》突出精神信仰品质之“信”的价值不同，另一部带有现代历史年代剧特点，也兼有家庭剧类型特征的55集电视连续剧《芝麻胡同》，重点关注的是北京故都精神及家族精神的传承，因而“传”字在这里具有优先性。该剧以北平沁芳居酱菜铺老板严振声为核心，从他在1947年的故事讲起，叙述从那时起到“”期间发生在芝麻胡同的故事，由此试图透视北京传统守护者的精神旅行状况。与《激情的岁月》突出王怀民等革命知识分子的纯正精神信仰品质不同，这部剧的刻画焦点在于严振声一生所信奉的北京故都精神及家族精神如何在风起云涌的现代革命世纪传承下去。具体地说，置身于急速变迁的现代历史洪流中，严振声不得已地发现，自己所秉承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家族精神，难免一次次遭遇突如其来的种种历史变故的剧烈冲击。连保全自身都成了问题，又如何在家族中“传”下去？于是，传统家族精神与现代革命历史洪流之间的激烈对话，就成为该剧的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为此，主创通过设计一次次现代危机情势，给严振声的故都精神包括家族精神传承行为，既制造了阻碍而又提供了机遇。一开头，面对孔老痴对沁芳居不用丰润豆而以次充好的指责，他当即决定留用这位高手，并冒险带人前往丰润进豆子，从而引出参与护送的亲兄长俞老大被土匪打死、生父俞老爷子强要他为俞家纳妾续香火等情节。而严振声路见牧春花被欺负而见义勇为并因此得罪接收大员吴友仁之举，则为牧春花进入严家，以及与吴友仁的持续较量等后续情节做出铺垫。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情节设计，严振声身上的诚信、仁义、懂礼、智勇等品格逐渐呈现出来。然而，严格地说，严振声的上述精神品质在全剧影像形式系统里却未能得到集中而有力的概括，而且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的，也难以清晰地见出，至于“传”的门道就更显迷糊了。我们知道，关于北京故都文化传统及家族精神传统，早就有老舍、刘绍棠、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陈建功、刘恒等作家先后做过各有其力度和独特性的刻画，甚至林语堂在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也透过姚木兰等人物的表现而作了独到的挖掘。相比而言，《芝麻胡同》的深度和厚度就显得较为浅泛了。整体看来，该剧虽然在地道的京味方言运用上几乎下足了功夫，让观众品尝到地道的“京味儿”盛宴，也由此语境而建构起故都北京芝麻胡同中变动不居而又韵味深长的现代生活景观，但以严振声为代表的这群北京胡同居民的精神动力源泉，却未能获得明确的概括和挖掘。严振声与生父俞老爷子、与妻子林翠卿和牧春花、与儿子严宽和严谢等后辈、与众伙计及冲突或纠葛不断，有的也确实具备吸引力，但能突出地彰显严振声的精神品质的东西，却终究不够显豁，而“传”的方式和途径就更为空洞了。取而代之，在对严振声与其两个妻子林翠卿和牧春花之间的“一夫二妻”式关系的渲染和调和方面，该剧却显得格外用力。特别是居然构想出其发妻林翠卿愤而与厨师宝翔私奔并生下女儿等令人难以理解的离奇情节。当北京精神品质之“正”无法找到有效途径去凸显时，对其“奇”的虚构和强化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了，因为这一情节设置对故都精神品质的“传”恰恰是不利的。

三、公心与私心之间

以当代警察为主人公的48集警匪剧或悬疑剧《破冰行动》，突出的思想传递在于公心与私心的尖锐对立，以前者对后者的胜利征服而告终。在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省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和东山市缉毒警官李飞父子代表的公心（公正、公平、正义之心），与东山市塔寨村主任林耀东代表的私心（自私自利之心）之间，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殊死较量。我们看到，年轻的缉毒警官李飞宛若当代公心的化身，在其帮手李维民的指导和大队长蔡永强等的配合下，以公而忘私、大义凛然、足智多谋、舍生忘死的气概，一次次冒死出入于塔寨村，历经出生入死的多次较量，终于战胜了空前猖狂的毒贩们的种种阴谋诡计，以及来自公安局内部副局长马云波和大队长陈光荣等“保护伞”的处心积虑的陷阱和陷害，一举彻底捣毁了这个特大毒窝。可以说，该剧在呈现以李飞为代表的警察公心方面是颇有成效的。问题在于，随着剧情的进展，该剧在如何深挖警察公心的个体精神状况及其动力方面，显得信心不足，办法不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渲染李飞与其战友宋杨的女友陈珂和被派来监护他的女警察马雯之间的“三角关系”方面，却不惜花费了大量段落，制造出诸多悬念和由头，有时甚至置本应正常继续的破案进程于不顾，可谓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这样做本来应该换得观众的满足才算合理，然而实际的收视效果却显示，许多观众对20集以后的剧情设计表示不满，认为过多的爱情渲染不仅没能增强吸引力，反而对破案进程起到相反的干扰或延缓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以爱情描写冲淡警察公心刻画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与剧组对挖掘警察公心的内涵和动力所能造就的吸引力信心不足有关，如此才于不得已中转而求助于恋爱描写及其段落的尽力拉长，幻想能以此精彩吸引更多青年观众的注意力。殊不知，这种不顾警匪剧特有的类型化规范，不去着力叙述警察如何以严正的公心应对龌龊的私心发起的挑战，却强行掺入过多言情剧元素的做法，反而会大大弱化警匪剧应有的精彩度。因为，观众观看这类中国式警匪剧，特别关切的不是爱情、更不是“三角恋”，那些自然会有诸多言情剧去尽情呈现，而是公与私之间的生死对抗及其精神源头。例如，李飞的公心的源泉，如何从养父李维民和生父赵嘉良传递过来，又如何通过自身的身体力行而传承下去。

四、家族心理现实及其治疗

46集家庭情感剧或伦理剧《都挺好》以苏家人为核心，叙述当代普通市民家庭的精神困境。这里的引人注目点在于，苏家全家人都有严重而又不自知的心理疾患或精神疾患—也就是常说的精神病。自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白痴》等作品，着力开拓“地下人”隐秘的精神痛苦世界以来，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沃尔夫等作家又相继起，从各自的不同角度揭示现代人的共通的精神困境。在当代中国电视剧对现代人或当代人的心理疾患的题材开掘中，《都挺好》并非率先作此尝试的第一部，因为此前的《圣天门口》等电视剧就有过宝贵的尝试（杭九枫身上就释放出现代革命年代变态心理的力量），但却是到目前为止力度最大的一部。在该剧中，苏家主要成员即苏大强、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等的“精神病”或“心理病”得到了令人惊奇的深入刻画，这就突破了只讲意识层面状况而忽视被压抑的无意识层面状况的旧格局，为探测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现实”作了特殊的建树。我们看到，父亲苏大强一直生活在妻子的鄙视的阴影下，好不容易熬到妻子意外离世而可以在子女和亲朋好友面前重新做回一个正常人时，不承想其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的思维、情感、动作等早已受到损伤，处处动作变形，动辄得咎，可见其心理疾患已经深入骨髓了。相应地，他的子女们也都身患心理疾病。长子明哲本在国外留学，急切地回国想挑起全家重任，照顾年迈多病的父亲，带好弟弟、妹妹，但处处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自家事情也理不顺。次子明成从小总是欺负妹妹，长大了爱慕虚荣，言行举止浮夸，给家里不断惹祸。小女明玉一生下来就生活在重男轻女的母亲的鄙夷目光下，很早就与家庭断绝关系，一心想长大了再向母亲去证明。而母亲的突然去世，重新唤醒了她的亲情意识，毅然回家帮扶父兄，但没想到又招惹来亲人们的种种误解和打击。历经上述种种周折，苏家人终于认识到家人之间亲情、和谐和团圆等的重要性，向着心理疾患治疗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能够在国人心理疾患的刻画方面抵达如此程度，确实可以视为当代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次可贵收获。在肯定上述收获的同时，也需要看到，该剧对当代中国人心理疾患话题的呈现，更多地停留在无意识层面而非明确的意识层面。特别是对心理疾患的诊断及其治疗方式，还缺乏足够明确和专业的医学展示和挖掘。也就是说，该剧还没有真正把心理病症当作医学事实去叙述，而更多地只是当作一般意识现象去讲述。这就暴露出剧组的一种悖逆或拧巴状态：当故事内容在客观上包含如此丰盛的心理健康征候时，故事叙述者自己却还处在尚未明确知晓或仅仅半知晓的朦胧状态，致使该剧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挖掘未能抵达更深的层次。

五、创业者与其地域文化精神

54集都市励志剧或言情剧《在远方》聚焦于在孤儿院长大的浙江嘉兴男孩子姚远。他从普通快递员干起，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其间伴随丰富曲折的爱情纠葛及复杂的亲情缠绕，终于成长为不断开拓和进取的全国快递业领军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远方》的男女主人公姚远和路晓欧身上既体现现实骨感，又洋溢理想主义光环，这种现实性与理想性的交融便产生出特殊的吸引力。对此应当怎样加以认识呢？需要看到，在当代现实生活题材电视剧人物画廊中，已经有如下至少三种人物类型。第一种是现实型个人，剧作较多地呈现处于特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中的人物与这种客观的社会环境的必然联系，突出环境塑造人的道理，例如《都挺好》里个个有心理疾患、带病生活、演绎出悲欢离合故事的苏家人。第二种是理想型个人，更多体现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幻想气质，展现人改造环境的主体理想的力量。《最美的青春》里的林业工作者冯程和覃雪梅等，《激情的岁月》里的核科学家王怀民、钟心、彭雄飞、黄凯华等，都是如此。还有《遇见幸福》里三位发小甄开放、萧晴和欧阳严严，虽然各自都曾遭遇中年婚恋危机，但通过积极的人生态度，逐一加以化解，最终重新“遇见幸福”。第三种是理想型现实个人，属于上述两种类型的相互交融形态，其特点在于，面对现实困境或危机而理想不灭，倚靠理想去勇敢跨越、坚韧奋斗，直到取得成功，从而实现理想与现实的高度统一。《鸡毛飞上天》中的浙江义乌商人陈江河和四川人骆玉珠，便是这类将理想与现实成功地融合起来的人物典范。可以说，《在远方》与同一编剧此前的55集电视连续剧《鸡毛飞上天》，在理想型现实个人的刻画方面，具有共通特质，并因此而具备一定的可比性：都说的是浙江人在平凡中创造实业奇迹的故事，但与《鸡毛飞上天》集中叙述义乌人陈江河的经商创业之路的曲折性及其百折不挠的韧性不同，《在远方》专注于嘉兴人姚远所在的快递业的变幻莫测的更新换代频率，且洋溢着比前作更热烈的理想情怀和更昂扬的励志基调：要通过主人公姚远的永不满足而永在奋斗中的不停顿的开拓事迹，激励青年人为了“在远方”的理想目标而持续地奋发有为。整部剧虽然延续了《鸡毛飞上天》的理想型现实个人的基本路数，主要叙述浙沪两地普通个人的人生奋斗故事，但相比而言，《在远方》紧紧依托主人公姚远和他的恋人路晓欧推进快递公司创办和升级的中心事件，构想出现实感与戏剧化兼而有之的故事情节，展现更加开阔而又前沿的实业视野，构建更加开放而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洋溢着更加浓烈的理想主义精神色彩。《在远方》对姚远性格的精心描写特色，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创造出现实感与戏剧化兼而有之的故事情节。精心刻画一个个充满现实感的故事情节，例如姚远的身世、心理疾病、不断遭遇的快递业务挫折以及爱情挫折等。同时，又注意编撰戏剧化情节，例如开头第1集让姚远机智地借助路晓欧和霍梅逃脱稽查队搜查，第9集在心理学教授课堂上展示神奇的个人才华等。二是打造了开阔而又前沿的实业视野。从上海到外地和国外，姚远不断升级快递业务，不断面对困境而找到脱困腾飞的方略，堪称一名永远站在潮头并一直引领潮头的弄潮儿，从而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勇立世界潮头的中国人的一种象征形象。三是构建起开放而又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打造出丰富复杂的人物关系丛。姚远本人就是背负沉重的心理疾患的个人，他与恋人路晓欧和同学加妻子刘爱莲之间的三角关系，不同于一般的“三角恋”，而是有着充分的现实生存考量和依据。姚远与刘云天的对手戏，则是两种商界人物之间的既有反差、又有共振和共鸣的关系。此外，姚远与高畅间的兄弟情、与二叔间的叔侄情、与路中祥的翁婿关系等，路晓欧与其闺蜜霍梅的友情、路中祥与路晓欧的父女关系等，都能传达出各自的逻辑要义。四是洋溢着浓烈的理想主义精神色彩。一个背负沉重心理疾患的中学毕业生，经过自身的顽强不屈的近乎神奇的奋斗，最终成长为远方快递公司及新远方快递公司的创始人。他的身上，凝聚着改革开放时代千千万万中国商界奇才的理想主义光环。指出上面几方面特色，并不等于该剧就没有可以不加理会的不足了。从更高要求看，也就是从新时代需要电视剧高峰的标准看，这部作品还存在一个深层次问题：主人公人生奋斗的精神动力源到底在哪里？也就是姚远等的人生价值观的精神源泉及根基在哪里？有无传统渊源？浙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也是其标志性范例之一。以姚远为代表的人群的精神动力源，实际上可以代表着当代全中国人民的人生奋斗精神的动力源。当前许多中外人士高度关切的问题在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到底能够给世界带来怎样的配得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相应的精神财富或精神启迪？由于如此，对姚远所代表的人生奋斗的精神动力源的挖掘和阐释，直接关系到整部电视剧的思想深度、文化高度和美学质量。由此看，姚远身上实际上还笼罩着一种表现比较模糊、因而难以清晰把握的东西。关于主人公坚强不屈地奋斗、不断超越自我的个体精神动力源究竟来自何处的问题，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曾经有过回答：孙少平的人生信念是来自他自己总结的“苦难哲学”。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影响作家本人的18世纪至20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美学资源的相互交融的产物。与把《平凡的世界》仅仅视为现实主义作品的通常看法不同，我认为它事实上呈现出现实主义躯体、浪漫主义心灵和现代主义隐秘无意识的三元交融。①回看《在远方》，姚远为代表的主要人物的精神动力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该剧应当尽力予以开掘和呈现。例如，应当从姚远所身处于其中的地域文化传统精神去作深度阐释和建构。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丰厚的思想资源，如儒、道、禅、法、墨等以及相应的家族精神传统等，其中哪些因素在深层支撑着人物的不断自我超越的言行？感觉剧作在这方面是不清晰的，是剧组在创作过程中未予足够重视、从而未加深入反思和重点表现的。我想到的是，以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有着注重“在心上用功”“经世致用”“公天下”、民富先于国富及义利统一等精神传统，这些通过地域文化的历代传递，应当能够在当代人物身上有所转型或显现。该剧如果能够由此线索切入，切实注重深挖姚远的人生奋斗的地域文化精神动力源，也就是展现浙东学派文化精神的当代传承轨迹，就可能会让这一人物形象借助于这种地域文化精神传统的力量而更显历史厚度、思想深度和审美独特性。但从现有描绘看，还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上。期待编导们接下来在继续相关创作时，能够主动为主人公们曲折、惊险而又精彩的人生奋斗，挖掘出并埋伏下一些更深层次的传统精神意义蕴藉来，令观众在观看时可以获得更丰盛而又持续更长时间的精神回味。

六、商品性与文化性的矛盾及电视剧高峰之路

从上面的简略观剧心得可知，当前中国电视类型剧虽然在人物精神维度的探索上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并且相应地在故事叙述、人物刻画、场面描写、悬念制作等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收获，但总体来看，恰恰是在人物精神维度的深入发掘上存在一些不足，给人的感觉是距离优秀作品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激情的岁月》中王怀民等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的纯粹性和坚定性，遭受其过多爱情描写的弱化；《芝麻胡同》在刻画严振声形象时，对其性格中的故都北京文化精神传承意味用力有所不足；《破冰行动》中警官李飞的公正形象，难免受到一些多余的爱情描写段落的自动拆解；《都挺好》在成功叙述苏家人心理疾患时，未能进一步深挖其医学意义；《在远方》中的姚远形象，假如能自觉地从浙东学派传统中挖掘其地域文化根源，当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究其原因，自然可以从若干不同侧面去探讨，其中，有三方面不妨在此提出来作简要讨论。首先，直截了当地说，上述剧组不能说不重视人物精神维度的表现，但显然在这方面准备不够充分，表现手段有所不足，所作的开掘未能抵达这个时代应有的宽阔度和深厚度。其次，这与剧组为了保障电视剧的商业性或收视率而作出的不应有的过多妥协不无关系，例如不适当地大量增加过多的爱情描写，设置过多的悬念或戏剧化场景等。最后，从更深层次着眼，这无疑可以归结为电视类型剧的商品性与文化性的矛盾这一顽症。这就是说，电视类型剧既要看重艺术市场所要求的收视率这一商业回报，又要体现应有的大众文化的文化性，这两者之间虽然需要形成双赢局面，但毕竟时常遭遇顾此失彼的双输的烦恼。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指出：“按照常规，电视节目的市场是新闻网络和广告商，是以大众文化类别的新变种提供给评论家和公众的。类别满足了商品的双重需要：一方面是标准化和熟悉度，另一方面是产品的变异性。”不过，“类别的作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类别向观众提供了所期待的一系列快乐，调节并且激活对类似文本的记忆以及对当前文本的期待。”②这表明，电视剧的类型化实际上同时体现出电视剧在商品与文化上的双重作用：既能在商品性方面满足观众对电视剧的程式化与变异性的需要，又能在文化性上适应观众对电视剧的鉴赏快乐、文化记忆及审美期待等需要。但在实践中，电视剧的这种商品性与文化性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永远和谐，而完全有可能遭遇悖逆或矛盾。当前中国电视类型剧的突出问题之一在于，当观众在逐渐适应电视类型剧的标准化和熟悉度等商品惯例而渴望更高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品位时，现有电视类型剧却难以及时地予以满足，或者甚至在精神维度刻画的紧要处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这种商品性与文化性之间的悖逆及其表现，恰恰是当前需要深入反思的，更是需要在这种反思基础上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的。当前中国文艺界正处在“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的路途上，而建设这个时代需要的电视剧高峰，应是中国电视剧界的不可回避的使命。当此之时，在总结上述电视剧所取得的成绩和所暴露的问题的同时，需要找到进一步提升中国电视剧人物精神维度表现能力的有效途径。为此，我想到下列几点对策建议。第一，更加重视对电视剧人物精神维度的全面而深入的探测。“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③这里说的虽然不仅有精神维度，而是涉及艺术创作的若干重要方面，但确实把精神维度问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上。相信只有经过这样全方位、立体、细致而又深厚的探寻，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全面性、丰富性、深刻度和微妙点，才可能鲜明而生动地建构起来，向世界作全新的中国形象呈现。第二，切实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性视角出发，深入追寻电视剧人物的精神动力源。而这恰恰需要时时返回到中国文化传统的长河之中，透过对儒家、道家、禅宗、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遗产及其现代性转化踪迹的追溯、激活、辨析或筛选等，找到阐释和理解当代电视剧人物精神世界变迁的传统钥匙。第三，在面对电视剧的商品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时，应当果敢地走出以牺牲文化性为代价的误区，在商品性与文化性的矛盾中执着地将文化性置于主导地位。第四，对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人物形象，应避免雷同化或急功近利效应，悉心为着长远的社会效益而实现真正的原创性或个性化追求。第五，在探索中国电视剧高峰的路上，始终引入世界电视剧高峰这一总体视角，不是关起门来满足于孤芳自赏，而是在这种世界眼光中全面地把握和设计中国电视类型剧的筹划、创作、制作、营销及消费等环节，从而在通向世界电视剧高峰的陡峭山路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愈益自信，越走越稳，越攀越高。

作者:王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