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想象及疑惑

我们无法否认，媒介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它打乱了与我们经验法则相维系的时空观，重新组织了社会环境，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并不断地侵蚀着我们依存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强制要求我们调整与他人的社会距离，还迫使每个人重新审视自己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媒介时间”正在试图取代“自然时间”和“钟表时间”，传媒制品近乎狂轰滥炸的激情出演，这些变动使我们面对零散、瞬时、无序的超强度刺激，已无法保持心灵的平静，更无需追求心无旁骛的矜持和万念归一的清寂，有的只是世纪末的狂欢和“时不我待”的躁动。今天，没有任何一门学问像传播学那样荒诞不经。随着岁月沉积，她却反而变得愈发轻佻，愈发放荡不羁。我们尽管弄清了她从哪里来，却无法回答她将到哪里去。“为伊消得人憔悴”，望着她行色匆匆，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却感到自己迂腐得像一个提着历史尿袋踯躅蹒跚的老人，或许再过二三十年，我们对传播学所涉猎的研究对象，会变得更加茫然无知。

一、空间维度的想象与困惑

“用时间消灭空间”是从马克思到麦克卢汉的传播理念，也是媒介理论的主流范式。但不能不承认：当我们依存的物理空间被媒介代表的速度文化强力压缩后，我们实际上已处在一种尴尬的自失状态，空间毕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遗产。对于南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未必是经济领域的累累硕果，北方发达国家借助文化殖民的全球战略布局，其娱乐音像制品在凯歌高奏的十字军“南征”途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或许为了安抚南方国家的不满，美国学者罗伯逊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之外，又创造了意图体现双赢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复合新概念。但南方国家毕竟是被动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的，未来的发展也许会像罗伯逊描述得那样，衍生出一个由发达国家强势主导，却又不完全排斥发展中国家本土元素的“球土化”，但北方发达国家却绝无可能满足南方发展中国家试图以我为主，念兹在兹的“土球化”（Lobalization）愿景。这一不平等的现实似乎再次印证了一个半世纪前，两位共产党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资产阶级将用“价格低廉的商品”这门重炮，摧毁任何一座万里长城[1]。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1985）中认为：无孔不入的电子媒介，重组了社会空间和场景地理，同时还改变了私人情境与公共情境的界线。“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2]

实质上，“消失的地域”这一新变动，也注定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语境的满目疮痍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困窘。IT媒介载体革命重建了“文化疆域”的基本轴线，高语境与低语境传播社会的传统学理特征，已渐渐变得模糊难以辨认，其消蚀融合的直接结果是“混血文化”的滋生蔓延（鲁尔，2004）[3]。终究有一天，或许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会吃惊地发现：在我们的周围，竟然很难再找到具备高语境社会特质的那种含蓄内向、厌恶冲突、规避风险、稳重保守的中国人。何以至此？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封闭、孤立的中国，而是深深融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这是我们几千年以来从未遇到的大变局[4]。传播语境的变动究竟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早在外来文化大举入侵的“五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文化青年曾引吭高歌，确信古老的中华文明必将在外来文化的洗礼中，像“凤凰涅磐”一样浴火重生。但在经济全球化和资讯传播无国界化双重夹击下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而言，我们会不会像面临着保护稀有物种熊猫一样，全力拯救行将绝灭的中国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惑是，地域疆界的消失虽未摧毁我们的民族国家，但却早已阉割了我们民族文化得以维系的魂灵。国家并未因空间感的丧失而消亡，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内涵却悄然发生着蜕变———西方学者如是说。对国家政治合法性本质的探讨原本是“发展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全民普选和代议制曾一度被视为是这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一些中兴国家却重塑了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完成了由“政治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范式转型。发展政治学还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命题：国家主权的体现并非只是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由外延拓展的“领土疆界”向内涵深化的“责任疆界”过渡，将会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建立一门“发展传播学”，其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政治合法性由“政治绩效”到“经济绩效”，并最终走向“传播绩效”的第三次转型？其理论要义或可标榜：这种合法性，将更多地取决于执政者是否为民众提供了丰沛的，并足以使他们醉生梦死，忘却疾苦的传媒产品。当然，这仅仅是荒谬的超前假设，但不可否认的是，物质空间内的贫困至死，势必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精神场域上的“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2004）[5]，却可以在数字革命的乐土上建立起长治久安的社会。“地球村”的形成，带给我们的未必都是嘉年华的一片欢腾。媒介革命和空间距离的丧失，究竟是进一步扩大，还是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从不同的视点我们会得到正反两极的解读：2005年7月,深圳打工妹通过网恋喜嫁波兰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曾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人们由此更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里；巧合的是，该市一项关于社区人际交往调查的统计数据却显示，邻里之间有六成以上的人没有任何互动来往，八成以上的人对邻居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讯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吊诡的悖论：人们在感受到“天涯若比邻”的欢快充实时，却也不得不忍受着“比邻若天涯”的孤独落寞。空间感的丧失，改变了我们的社会角色，也重构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人际传播的方式，方位以及空间关系都有待重新界定，以往所谓的“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和“公众距离”已失去了传统的文化规定性。QQ空间正在建立抑或摧毁、强化抑或弱化、维持抑或改变着我们所依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它甚至重构了种种人际交往和人际冲突的新模式。数字革命亦不断冲击着我们的家庭形态、社区交往模式以及校园和企业文化，今天，我们面临着太多无法描述的困窘和无法解释的问题，但在这一剧烈变动中，人际传播的研究却灾难性地缺位。

二、时间维度的想象与困惑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在农耕社会，时间观念上人们习惯于滞后的满足，工业社会的时间刻度则是永远追逐即时的回报。而在资讯社会，人们的时间倾向则是把握未来，并获得超前的充实快感（约翰•奈斯比特，1984）[6]。

无疑，与农业社会相维系的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自然时间”：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月盈月缺，草木枯荣的周而复始，反映的是农业社会春华秋实的“客观现实”。与工业社会相维系的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人造“钟表时间”：以大机器生产方式为特征，以工作流程为参考，带有强制性严格作息制度的钟表时间，把计时单位精确到了分秒。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刘易斯•芒福德由此认为：与其说是蒸汽机，不若说是钟表建构了现代工业化时代。实质上，人造钟表时间彰显的是企业主“时间就是金钱”，争分夺秒追逐利润的“主观现实”。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时间观，即与资讯社会相维系的将是一种破碎无序的“媒介时间”。数字革命催生了“媒介时间”，它颠覆了钟表为我们建构的生活作息指南，解除了线形“钟表时间”对人们的束缚。诉诸人们情绪活动的文化工业娱乐产品，不断打破传统时间的障碍，试图使人们在任何一个无序的时间点上都能得到虚幻的快感。无疑，“媒介时间”所创造的是一种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拟态现实”。今天，家庭生活的时间坐标已被各个时段的电视节目所操控，日常的起床、更衣、炊事、用餐、亲友往来、户外活动、洗浴、睡眠甚至如厕，都要配合电视节目的切换穿插进行。媒体经营者依据人们每天饮食起居的作息规律，与广告商合谋挖掘了一个个“温柔的陷阱”，试图将每一个人牢牢拴死在荧屏前，使之成为患有高度依存症的“Couchpotato”（沙发上的土豆）。而当“土豆”的多寡变成统计学上的“收视率”时，媒体人与广告商之间便有了相互要价的筹码。其实，当你身不由己地陶醉在“拟态现实”的娱乐消遣中时，恰恰忘了自己已经成了为媒体经营者和广告商奉献“8小时”之外“剩余价值”的志愿打工者。在这里，“媒介时间”已成为媒体人、广告商与受众共同支付的“通用货币”。

大众媒介也改变了我们周历、抑或年历的参考基准：对于“芒果控”的学童而言，进入周末的判断，是从周五到周日“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及“勇往直前”等娱乐节目的轮番轰炸。而对于某些喜欢江苏卫视的宅男宅女来说，他们根本无需翻动手边的台历，看到荧屏上“不见不散”、“职来职往”、“非常了得”、“欢喜冤家”、“老公看你的”、“非诚勿扰”一连串综艺节目交替登场的激情出演，就能清楚把握今夕是周几。同时，标志春夏秋冬季节变换的参照物，也已和自然界的寒暑交替、草木枯荣无关，阿尔文•托夫勒将这一“新参照”界定为万众瞩目的“媒体事件”（阿尔文•托夫勒，1985）[7]。在美国，它是不同季节全国棒球赛事的实况转播；在日本，则是随季节变更易地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福冈登场的相扑比赛现场报道；而在中国，预示着一年一度除夕来临的，已不再是腊梅瑞雪，紫燕春风的自然景观，也绝非采办年货，围炉向火的人文气象，而是“春晚”总导演的选定、组委会策划方案的出炉、出场明星阵容花絮、节目编排录制进展、封镜进入倒计时等等，各种平面和电子媒体持续造势的新闻报道。“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自然时间，刻录的是由血缘和地缘纽带连接的“礼俗社会”；分秒必争的钟表时间几乎是强制性地将我们推入了高度自律自制的“法理社会”；今天，媒介时间又扭动着妩媚的腰肢，不由分说地将我们拖入了充满诱惑的“资讯社会”。中国是一个后发产业化社会，又被认为是全球资讯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与业已完成高度产业化的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却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几乎同时经受了第二、三次浪潮的洗礼，当我们的泥足尚未完全摆脱“礼俗社会”的羁绊时，却跌跌撞撞地扑向前去，左拥右抱了“法理社会”和“资讯社会”。

时间的超越未必意味着障碍的超越，现代产业化与全球资讯化的同轨并行，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特殊的新课题？早在电视机开始普及的上一世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的一项权威调查就已表明：由于电视文化的冲击，文盲人口的比率在全球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今天，各种便捷的电子媒介更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已由识字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作为原本就是一个文盲大国的中国，“媒介时间”将会对我们的传播生态产生何种影响？它究竟会滞缓还是进一步加速恶化这种状况？无疑，横亘在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难题，势必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三、受众维度的想象与困惑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正扮演着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角色，人们不再以真实的自我出现，而改以虚拟的面孔粉墨登场，将性别、年龄、容貌、学历、职历等真实的背景隐去，试图完全用另外一个，甚至多个不同的角色去和他人交往。不知道“我是谁”所导致的“自我迷失”已愈益常态化。而在明天，我们所要面对的受众更是无从把握。今天的基因工程似已可克隆人的肉体，而未来媒介甚至可以塑造人的“灵魂”。美国人工智能学家马文•明斯基在《心智的社会》（1986）中提出：人脑中存在着电子运动，而人的个性实际上又多是在记忆基础上形成的，记忆是以电子脉冲的形式存在，测定这些脉冲并把它们在记忆库中复制出来，我们就可以大量复制出新的“数字自我”[8]。生产、复制和保存人的灵魂，对人类而言或许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憧憬”。

科学家希望通过生物芯片大脑的研制来实现记忆的移植，用生物芯片拷贝一个人大脑所储存的全部记忆信息，再将载有这全部信息的生物芯片植入另一个人的大脑中，记忆移植就会变成现实。早在1992年，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心理科技研究中心，曾将全美业余体操赛冠军大脑所储存的记忆信息全部输入芯片，并将这一芯片植入到因车祸损害了大脑平衡功能，且已无法行走的一位中学生的大脑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患者借助移植的记忆芯片，迅速获得了类似优秀体操选手的平衡感觉，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只是当体内生物芯片耗尽了电能后，他又恢复了此前的病态。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担忧。市场导向、唯利是图的传媒大亨，或许会在新一轮“复制灵魂”的数字革命中大展宏图。他们通过“数字增强”、“数字改造”、“数字美容”、“记忆移植”等科技手段，根据受众的喜好、兴趣及忠诚度，对“原装受众”的记忆系统进行提取和分析解码，然后将这些数据在工厂生物基因的生产流水线上，进行“移花接木”的重组和复制，并将这些标准化、制式化的记忆芯片移植到尚未建立起“忠诚度”的受众群体中，从而轻而易举地生产出一大批符合各家媒体胃口的资讯消费者———“复制受众”。

未来研究传播对象时，我们是否应将传统范畴的“原装受众”和数字记忆技术生产的“复制受众”加以区隔？在灵魂的“记忆复制库”大量充斥市场后，“媒介效果”的讨论是否还有什么学理意义？可以想象，正是由于“复制受众”这一新产品的诞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媒体经营者将不必再为提高收视率和发行量伤脑筋，他们只需不断地扩大各家企业“记忆复制库”的库容，并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芯片移植施工队，便可立于高枕无忧的不败之地。

明天是美好的。明天是令人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