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强权对德育的反作用及矫正方式

一、德育工作中“身份强权”的类型

（一）教师教育职责及其工作习惯性的“强权”。对大学生而言，首先是来自专业授课教师、辅导员与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强权”管理，特别是“辅导员身份认同对于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影响”〔1〕。专业教师的德育“强权”源自其专业知识层面的“学高为师”，在专业领域内的权威教学中渗透着自己的“强权”德育；学校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对学生入党、学业考核以及评优评先等方面进行阶段性与毕业性定性评定，其中的德育评定学生几乎无任何质疑的空间；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直接管理责任人，几乎掌握着事关大学生日常德育评定的“第一审”权力，其意见甚至对大学生来说是“终审”性的，是最常见的“身份强权”代表，在工作中单向性指令是其常态德育模式。（二）家长养育之恩及其法定义务性的“强权”。在中国“养育”子女的传统观念下，尽管大学生在法律上已经成年，但经济上的家庭支持和依赖直接造就了家长源于“养育之恩”的德育“强权”，否则就是品质不好甚至不孝。虽然家长的付出和关爱是纯粹的、真挚的、无私的，但因为家长对其寄托了太多的望子成龙与家族光宗耀祖的责任，从小就耳提面命地说教甚至“棍棒下出成绩”的体罚，所以导致学生产生逆反、抵触甚至仇恨的心理。于是，在家长与子女的交往中表现出诸如少交流、不交流、一说话就吵架等现象，也就不新鲜了。这也是很多学生在漫长的暑假宁愿待在学校，也不回家的原因之一。（三）职能部门管辖及其法定权力性的“强权”。对大学生德育具有教育职责的部门之一是校内部门，包括学校党委、院系党支部、学校各个部门以及院系部门如学校教务处、学生处等，因其不仅是国家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单位，而且也是学校相关制度的制定单位和执行单位，其从各自职能出发开展对大学生的行政管理权限内的德育工作。（四）德育活动组织部门及其参与强制性的“强权”。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德育活动是对大学生开展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教育部、学校所在省市的教育厅（局）都根据国家或省市发展的形势，制定了对全国、省市具有指导作用的规划、计划；高校在教育部与所在地教育厅（局）的相关文件指导下，也在制定高校自己的德育工作规划、计划，以指导校内各院系与全体老师的德育工作。常见的有德育讲座、各种公益活动、亲子活动与其他主题性的文艺活动等。大学生几乎从小学就开始接受此教育，内容上大同小异，无非组织者、活动地点和活动主体会发生变化，新鲜感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减，导致学生存在应付甚至反感的情绪。更关键的是，德育活动从组织、参与、内容、活动方式到学生角色等，学生都被“蒙”在鼓里。又因组织者或承办者等德育工作单位或主体都是具有某种奖惩权限的部门，所以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忍气吞声、强颜欢笑成为一种保护色。

二、“身份强权”对德育的反作用

在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展且日渐完善的时代，“身份强权”的德育只能造成教育者和学生的“两败俱伤”。（一）对德育教师身份权威的逆反性顶撞及其遵从伪装。在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下，在持续的“公民意识教育”中，大学生对“自身公民身份和自身权利、义务”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确认，进而产生了“道德视域中的公民意识”〔2〕，使得民主、平等、法治与自由等理念深入其心。再者，尽管高校的德育学科教学者、管理者与道德水平评定者等德育主体也在积极地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地更新内容，但在实际的教学和管理中，出于个人面子、学术地位与职称荣誉等维护需要，还是不允许学生出现观点质疑、理论辩驳等“身份权威”挑战情况的。于是，在德育工作的事实上形成了对立：极个别学生冒着相关学科或某方面考核不合格的“风险”，敢于据理力争甚至顶撞教师，成为“大逆不道”者；大多数学生则是比较隐忍，采取假装的“言听计从”和对德育老师的“虔诚”。（二）对家长身份权利的逆反性反抗以及不良的心理抵触。在日常生活中，子女逆反和不良心理抵触的情况有：首先，家长以“长者”自居，在和子女交流沟通时，不能以对方的角度了解其心理，而是以自己的情绪为主导，这样致使家长和子女互相产生抵触，不能和谐而有效地以“己德”影响孩子。其次，子女在新环境中产生的新的感悟也不及时、有效地和家长畅谈，致使子女和家长之间的距离拉大，家长和子女之间不能建立和谐的关系，进而无法了解彼此内心的感受，家长和子女的关系僵化而相互抵触。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各种抵触的学习现象比比皆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家长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创建和谐的家庭教育。在日常的交流中要时常用觉照的功夫，家长看到自己不好的东西，要通过深刻反省、忏悔、发愿等方式，让它不要再出现。但很多时候家长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改不了爱情绪化的恶习，就是因为家长自己没有进行深刻反省，究其根源是因为不明白“行为作用与反作用”的真理。家长的行为会反作用到子女身上，因此，家长需要以自己的行为作为模范影响子女的心理。这就是说，要从根本上改变子女的思想，家长必须先改变自己。（三）对行政权力德育管辖权及管理制度的正当性怀疑及其认知抵触。在高校德育工作实践中，德育工作就像“乾坤大挪移”一样无所不包，几乎每个人、每个部门、每个学科等关联的任何主体，都可以对大学生进行“自以为是”的德育。特别是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着培养学生某种能力的旗号，让学生去做本该属于他们自己分内职责的工作，学生做了会耽误学习，不做则会被扣上“没素质”或“不道德”的帽子，导致学生很是厌恶。从职责上看，学校及其所在地政府内有专门的德育部门、德育队伍，一些部门越殂代疱甚至画蛇添足的德育工作，看似积极、主动、计划周密、目标明确、效果较好，却因为非德育职责干了不专业的德育工作，而导致学生苦不堪言、苦不敢言，只能积累对德育工作的消极情绪与认知抵触。由于现代新媒体的发达，尤其是自媒体的“无约束”生长，使得大学生很容易受各种“自由”言论的蛊惑，对高校德育工作及其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产生质疑。例如，在学生的评优评先等工作中，一些高校的学生干部加分制度很容易引发学生的吐槽；再如，近期暴露在媒体的学生会干部耍官威的现象，更让学生们质疑学生会干部管理制度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四）对德育活动内容的习惯性敷衍及其效果低下。德育活动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生成性的实践活动，但却因为内容的老生常谈而使学生很是无奈和倦怠。学生比较厌倦的内容有：首先，苦情德育活动。这种说教在亲子活动与感恩教育中最为常见。在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的支持下，教育者专门选择各种辛苦的镜头加以放大，以各种感人的瞬间去引发学生对自己父母各种为自己奉献的瞬间回忆，以激发学生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和感动。但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时代，绝大部分家庭都实现了小康，用极个别的贫苦现象以偏概全地对学生加以教育，很容易因为和学生现实的生活差距太大而起不到持续性的教育效果，很多学生充其量也只是见到一种贫苦的生活状态案例而已。其次，形式化的公益活动。在德育中，各种组织单位动辄就是组织捐款、到敬老院等单位打扫卫生、防疫公益宣传与到农村和山区开展支教活动等。尽管在这些活动中大学生能受到良好的德育，却因为方式、内容与服务形式太老套，特别是一些盈利性单位的广告性参与，导致公益活动沾染上了商业宣传的色彩，甚至大学生无形之中充当了义务的广告人，大学生在活动中半途“逃跑”、收费服务，或采取各种方式逃避是常见现象，其德育效果可想而知。

三、德育工作中“身份强权”的矫正方式

解铃还须系铃人。对“身份强权”德育的矫正工作，既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也要修订与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政策甚至法律法规，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一）学校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并创新平等型德育工作方式。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师生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完善“政治性、物质性、精神性、学习性利益诉求”机制〔3〕。学校要依据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和各种行政主管部门的政策，在原有的各种制度的基础上，增加或完善相关的权益诉求、意见发表以及建议提议等制度条款，让学生能在法律法规、学校制度与纪律的框架内，自由、平等、公开透明地发表德育诉求、主张德育权益、参与德育设计等。其次，建设“教育主导性和管理服务‘共同体’”〔4〕。学校内的各德育相关主体，要转变出发于法定职责的管制性工作方式，打造学校德育网络教育服务和管制一体的德育共同体，让学生在积极参与中去生成自己的道德品质，最终不断提升道德水平。（二）家长与学生建立新型亲子关系，并提升亲情型交互工作方式。反思家长“身份强权”导致的单向德育绩效低的情况，建设交互型的亲子关系尤为必要且紧迫。首先，做求学型家长。家长自觉改变长期以来的管教姿态和习惯，秉持谦虚谨慎的精神，向学生请教新形势下、新理论下的各种道德现象，并在倾听、学习与交流中，逐渐改变亲子之间无话可说、交流少甚至交流即争吵的尴尬关系。例如，家长可以以了解校园贷的请教方式，向自己的子女问询校园贷的借款和还款方式、消费目标与危害等，让学生在对家长的“教育”中完成自我教育，可谓一举多得。其次，做分享型家长。家长要学会与子女分享各种信息，如生活趣事、重大社会新闻、家乡重大变化以及共同熟悉人的重大变故等，让亲子之间在各种信息的互动中反思自己、珍惜对方。（三）职能部门转变行政权力压制性工作方式，并提升服务意识和能力。学校内相关部门及其所在区域的政府及其行政部门等相关德育主体，要在反思“校园安全管理、学校文化、管教方式”等方面失职、失范的基础上〔5〕，提升与不断创新服务职能。首先，强化引导或指导性服务。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从遵纪守法、传承和践行美德的积极结果层面，加强对学生物质上、精神上的激励和引导。比如，运用关于学校班级或宿舍卫生评比的制度及其评比结果，鼓励学生做好个人与团队卫生，既能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也可以获得学校或院系的相关奖励等。其次，强化问题学生甚至违纪违法学生的教化甚至改造服务。运用制度甚至法律、法规等刚性手段对问题学生开展强烈、刺激的矫正工作，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工作之一。例如，某高校对不好好学习的学生采取本科降为专科的方式，既可以强力教育当事者本人，也可以有效地警示其他人。（四）按照学生实际需求开展德育活动，并追求切实提升的教育效果。在学校德育工作规划与计划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阶段性与长期性的德育需求，去组织实施各种德育活动，以教育的针对性、内容主题吻合性与学生参与的主动性，追求德育活动的积累性的成果。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常规德育活动由学生自主组织。学校及其院系或科室等向全体学生公告国家、省市与学校的德育工作计划，之后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属专业、班级和年级等实际，自主组织具有教育针对性的德育活动。其次，重大社会事件背景下的德育活动应时组织。比如，根据近期出现的大学生莫名“失踪”的现象，开展辨别传销和财富观的情景剧表演活动；根据重庆公交事件组织学生到街头、公交车上等地点，开展公交安全法治教育和安全应急技能教育等活动。其关键在于确保德育技能内容的实用性、德育主题内容的时效性。德育工作中的“身份强权”作为一种有利于被教育对象的附属“产物”，并不会改变德育工作的必要性、积极性、利他性与奉献性。但作为德育工作各相关主体，还是要加强研究，积极改进，把因此导致的教育绩效低等问题彻底消除，为培养高道德品质的有志青年服务。

参考文献：

〔1〕征春秀.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高校辅导员身份认同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3）：88-90.

〔2〕冯芸.论道德文明建设中的公民意识养成问题〔J〕.齐鲁学刊，2016，（6）：69-74.

〔3〕吴松强.高校学生利益诉求表达现状及对策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6）：108-113.

〔4〕陈晓梅.角色理论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的困境和突围〔J〕.教育与职业，2016，（22）：82-85.

〔5〕贺静霞.参与与治理：论学校在反校园欺凌中的职能〔J〕.教育导刊（上半月），2018，（4）：32-37.

作者:张志超 单位:燕山大学电气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