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代表制范文10篇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1

关键词：身份代表制，人大代表，人大制度，社会分层，利益群体，人大制度学

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身份代表制的研究，这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助于代表们更好地维护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促进较为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展。

一、身份代表制概述

（一）人大代表身份的涵义

关于人大代表之“身份”这一概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加深理解。首先，从身份的字面概念和制度层面[1]来理解，它反映和体现了个人及其社会群体的角色特征、社会地位、等级、资历以及“差序格局”。其次，从不同身份人大代表涵义的界定这个角度来理解身份。不同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阶级及阶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相应地体现着其代表的身份群体的特征。②再次，从“法律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宪法与法律对人大代表身份构成的相关规定”。最后，从“现实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构成状况”。

（二）身份代表制的理论根基——身份代表制原则

在区县级人大直接选举中，依选举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普遍将具有共同身份的特定群体划分到一个或联合选区，选举产生1—3名代表，比如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如在关于分配代表名额应遵循的原则中要求：“要注意代表的界别构成比例，使工人、农牧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民主爱国人士、归侨、侨眷，其他劳动人民和妇女都有适当名额的代表。”[3]（P65）在市级及其以上的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亦往往根据分配的代表名额和确定的代表比例，确定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曾有多年担任地方人大常委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在选举上一级地方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通常是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统战部进行考察、协商酝酿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如“无论是选代表，还是选领导班子成员，人大的选举部门都要同党的组织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向选民和代表宣传党的主张，认真介绍党委推荐的候选人。”[3]（P246）通过前述方式选举产生的代表，具有不同的代表身份或属于不同的代表界别，这种选举产生代表的原则，即身份代表制原则。它的基本特征，即代表来自特定的具备共同身份的社会群体，以及代表具备共同身份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

通过以上理解，可认识到身份代表制原则：第一，充分地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为它能选举产生不同身份、职业和界别的代表，其在我国选举制度中的运用，使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体现了我国人民主权原则，保证了人大代表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丰富了我国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内涵；第二，是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原则，正是由于该原则的存在，使得我国更多来自不同阶层与方面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可能，在当今世界代议制度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三，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其原因在于它更多地体现在代表的选举程序之中，而当选后的代表并无过多地表现出仅代表所属的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往往依据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整体性地代表包括其他群体选民和民众的利益。

二、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的逻辑关联

（一）与职业代表制的区别

职业代表制③，简而言之，即“将选举人依职业予以分类，根据职业团体而不是居住区域或行政区域，选举代表或议员的制度。”[4]（P289）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比较，从基本的概念和意义上来看，大致是相同的，其相同点主要在于：承认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承认社会利益主体诉求不同，承认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以及要求专门人才性代表的集中化④。它们共同的意义在于，可明晰地保障其所代表的特定群体意愿和利益。

但是，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仍具有如下不同：第一，职业代表制是一种宏观的选举体制，而身份代表制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及较为具体的选举理念和方法。身份代表制既是我国代议制度中应贯彻的根本理论原则之一，也是具体选举程序中的指导原则，不仅有着代议制认识论上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具体方法上的程序意义。有利于判断选举产生的代表理论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和模式去运作选举制度，对代表履行职能的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对选举出的代表是否能切实代表所其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提供较为科学的参照系。第二，职业代表制其所包涵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窄于身份代表制。身份代表制的表述比“职业代表制”（或“界别代表制”）内涵更为丰富和全面，依这种原则，可选举产生一般意义上划分的不同职业、界别等身份的代表，还有助于更多的其他身份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大代表。例如，若依据“职业代表制”，很容易将包括学生等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5]

（二）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的趋同

施新州对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2].比较笔者提出的身份代表制，究竟有何异同？两方面研究的发展趋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施文成功的部分是从政治社会学意义的视角上将一般意义上的身份与人大代表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较为合理的涵盖，提供了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施文与我国传统代议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抓住了身份这个理论视角，并以此为中心环节，把实践资料整理了一遍，初步建立起来了以身份为架构的分类和范畴体系。但是，资料分析大多侧重用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的历史分析——纵向的考察和人大代表身份的现实分析——横向的考察，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代表身份背后因素研究的方面，却有分析不足之虞。换言之，侧重于当选为代表后，代表本身身份的实证考察，对依据代表身份理念与选举程序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却少有分析。与笔者所研究的差别，简而言之，各为理论层面（身份代表制）与实践层面（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研究重心的不同。

两方面研究相比较，其研究的对象和主观目的尽管有些许不同，但并不冲突和矛盾，应努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身份代表制理论体系。从建构过程来说，仍有必要注意彼此之间概念上和形式上的差别，各自进一步拓展和开阔研究对象的层面，进一步讨论研究方法，因为将直接影响到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形成。这无疑可被视为研究之奠基并各具独创性，是殊途同归的。

而梅茵（HenryMaine）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写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P97）梅茵的提法从一个重要侧面，比较深刻地说明了各社会群体其代表的地位的获得，则是基于特定、“先赋”[7]或与生俱来的“群体身份”所要求出来的结果。笔者所提出的包含有这种把身份作为社会体系最基本结构部分以及相应形成的身份价值取向和身份情结。但绝不是反对“人的解放，用法治取代人治”[8]，反对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8]，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8]，而恰恰是追求社会群体“自由流动”中以及身份变动中合理的身份利益要求。进一步地说，本文所讨论的之视野与旨趣，主要是从人大制度理论层面出发及其特定的范畴，具有特殊的话语空间和内涵，较之包括这种一般意义上对身份涵义与作用的理解，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独特性。

（三）与我国社会分层（含人大代表的构成）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人大代表被选举产生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的外在形式表现和根源，正是基于这种逻辑起点，依据身份代表制选举产生了各种不同特定身份群体的代表。其运用，离不开对社会分层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大代表的构成状况。继续关注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有利于更科学地、全面地了解和把握社会各种特定身份群体的结构，不同的利益特征和渴求，选举产生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各级人大代表，整体改善人大代表的结构和素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9]，因而单纯地依据社会结构的大致状况来选举产生代表是不全面的，要加强对其趋向和变化的细微研究，以辅助身份代表制对选举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紧密结合“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来选举产生人大代表，有利于合理配置“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资源，以保证人民主权思想的现实化。

身份代表制与社会分层研究彼此之间，核心的逻辑要素或精神实质是：“利益整合”和保障。社会分层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充分整合和保障特定群体的利益。担任人大代表是种权利要求，权利的实质就是利益，而各种特定身份群体具有不同的身份和社会结构，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利益保障”要求。这些相互关系和精神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分层中，也反映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因此，究其身份代表制背后的理论根源，毋宁说是社会分层的问题，而社会分层的问题，毋宁说就是利益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它们都共同归根于利益保障和“保障利益论”这个共同的范式，是这种根源的表现形式。

总之，前述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紧密逻辑联系，在研究的对象、涉及的层面等等，大多具有一致性或趋同的。

三、全面地理解身份代表制的再讨论

（一）身份代表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一，我国选举法等法律的某些规定⑤基本上体现了身份代表制。其基本精神已经具体体现在我国宪法、选举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中，其积极因素应予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完善。另外一方面，它与职业代表制确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形式上的区别确实存在，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他们形式上区别的意义和价值，更好地实现它本质上的功能。

第二，并不是目前要单一地实行身份代表制，我国选举制度在理论上应确立，区域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并用。这既有利于有代表反映地区利益，有代表反映“界别”[20]（职业）利益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群体的利益，又有利于处理好“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

第三，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教授和张千帆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主张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的意见。沈先生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与划分者的意志有着相当的联系，不应该以社会阶层划分来确定人大代表的比例，否则，未进入划分者视野的群体，就有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外。”张先生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身份代表制，同时鼓励大学生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西方国家代议制度‘纠偏行动’或‘反向歧视’规则仍然是‘一人一票’”。笔者认为，这确实应该是选举民主的终极追求和理想。但是，为了实现选举的这种真正、完全的平等和民主性，在现在的选举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和条件下，身份代表制既是反映了现实又是体现了一种方法，就具体的选举程序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撑。代议制民主之“代议”，至少比较形象地说明“身份”或者身份代表制原则将长期存在⑥。直到代议制这三个字从历史中开始剔除。为了便于其他社会群体能参与这一代议制民主中，那么，就得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目前，还没有发现更好的理论支撑办法，笔者认为身份代表制比较有说服力一些。当然，将来若有更好的理论支撑，笔者是愿意放弃身份代表制的。毕竟身份代表制原则是为现阶段的民主事实服务的，并不是理论终极追求（不排除将来的重要理论意义）。但是，在其发展的阶段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是可以提出来进行探讨的。

（二）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理论技术问题

1.代表身份的重叠性

具体实践中，代表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比如党员代表、干部代表的重叠，少数民族代表与党员代表的重叠，工人代表与妇女代表的重叠等等，以及这些重叠的混合交叉重叠。那么，在理论上究竟应如何对代表的身份进行合理的界定呢？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去逐步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第一，扭住法律身份与现实身份的一致性不放松。[11]第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精神也是与我国现行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第三，体现根本利益的一元性精神[11].第四，深入进行人大代表活动行为的思想意识、动机、心理认同、准确表达以及“性格特征”[12]（包括人大代表之间、与选民之间的性格特征关系）等的实证研究。因为，为了明确其代表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应当具有的权利与职责，在多元利益的判断及选择上仍具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尤其当代表趋于专职化的时候更为明显。这有赖于将来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数据选举”[13]进一步的研究。

2.代表身份的划分形式

究竟那些群体应拥有自己的代表，这些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是否必要（对于整个人大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而言）？我国社会群体的身份变动比较频繁，那么怎样处理好身份变动中或者变动前后所带来的代表何种群体的利益和代表职能的履行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比较精微缜密的技术工作，这需要在方法论上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加大对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从“法律社会学”[14]（P39）的角度去进行实证考察，我国现阶段究竟存在那些需要合法保护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利益呈现出怎么样的可量化的特征，通过阶段性变化以及差异性的描述，可以推断出其代表身份上的稳定性态势，从而进行比较合理的身份形式定位和选择。第二，适当地借鉴其他部门法律理论研究中关于身份问题的研究或阐述。比如，现代民法上需逐步建立的“身份关系诉讼制度”[15].它启发我们，基于身份关系在现阶段的存在，身份关系所产生的身份权以及其他权利，相应地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正当性、合理性，这对于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本身及其形式上的理论研究很具有借鉴价值。

3.代表身份的发展趋向——“代表专职化”[16]

由于我国专职代表产生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目前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中实践[16]），缺乏具体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究竟何种途径产生的专职代表，才能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或者专职代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代表，那么在履行代表职责的过程中将持何种倾向来处理代表事务和维护选民利益？代表专职化的趋向或路径是否合理？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思索。

（三）身份代表制研究的深层意义：发展“人大制度学”[17]

笔者向来不太认同中国学术期刊传统将人大制度理论归类于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的类别（多为中图分类号D6[30]），亦不赞成传统的人大制度研究一昧地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畴。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更加认为，应发展人大制度学并使之逐渐成为我国部门法学研究的重要一支，至少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这是由于：第一，宪法规范大多数都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去实现、监督，宪法的实施大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来担当和完成的。“离开健全的人大制度及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就谈不上宪法的权威问题。”[28]第二，人大制度属于宪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树立我国宪法学研究的显学地位的关键在于，借助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入、全面的研究，来推动宪法学研究的真正繁荣，以及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真正得以确立。第三，身份代表制从理论的层面上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人大制度尤其是人大代表制度研究的方法论内核，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趋向，即发展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学构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概念、方法、原则等基本理论观点和主张，需要更多的主要是宪法学人共同努力。第四，再从我国“宪法保障论”[19]的实践运作来看，基本上都要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理论之上。诸如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诉讼、宪法监督、宪法解释等当今宪法学热点问题，亦可共同归属于人大制度学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人大制度学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部门法学体系，是有着良好的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宪政实践要求的。

注释：

①本文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张千帆教授、沈岿副教授与笔者学术交流中所给予的宝贵启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②中国身份制通常有以下几层含义：（1）身份的本身意义，是什么样的人；（2）与他人的关系定位；（3）相关身份观念的行为规则；（4）阶序意识，指资历、资格、等级级别等。参见[1].

③应该立足于我国既有的传统习惯，将具有不同身份、面貌的人担任的人大代表，依据其特有的身份进行代表身份涵义的界定，例如，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这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被选举权享有主体的普遍性与平等性，也便于大众充分理解和接受，进一步作学术上的探讨。

④法国1851年宪法最早将职业代表制作为一项立法制度规定下来，德国魏玛宪法也曾有类似的规定，而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我国选举制度采行的是以地域代表制为主，职业代表制为辅。参见[4]（289-290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第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还有选举法第九条第三款以及第四章“少数民族的选举”，等等。

⑥张千帆先生还曾向笔者介绍到，代议制中的“代”，西方的理解是代表“人”，而不是身份、财产、地域、性别、种族等和人相关的因素，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思索或借鉴。感谢张先生的介绍。对张先生的有关思想观点感兴趣者，可参阅：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郭玉锦。身份制与中国人的观念结构[J].哲学动态，2002，（8）。

[2]施新州。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5.

[3]杨孟才。县乡换届选举工作指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

[4]周叶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万东升。中国大学生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学生代议制民主实践进路探微[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6]（英）梅因。古代法（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蒋先福。近代法治国的历史再现─梅因“身份到契约”论断新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2）。

[8]朱光磊。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与性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1）。

[9]LiQiang（李强）。NewTrendsintheChangesinSocialStratificationinToday‘sChina（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5，（4）。

[10]马耕夫，邹通祥。中国选举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11]刘兰朝。试谈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的身份取向[J].人大研究，1997，（6）。

[12]朱金卫。农村选举行为及其与选民性格特征关系的实证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5.

[13]刘智，史卫民，周晓东，等。数据选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刘田玉。建立我国身份关系诉讼制度刍议[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S1）。

[16]张瑞存。我国人大代表专职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未来发展[J].理论与改革，2004，（3）。

[17]王清秀。人大制度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1）。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2

关键词：身份代表制，人大代表，人大制度，社会分层，利益群体，人大制度学

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身份代表制的研究，这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助于代表们更好地维护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促进较为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展。

一、身份代表制概述

（一）人大代表身份的涵义

关于人大代表之“身份”这一概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加深理解。首先，从身份的字面概念和制度层面[1]来理解，它反映和体现了个人及其社会群体的角色特征、社会地位、等级、资历以及“差序格局”。其次，从不同身份人大代表涵义的界定这个角度来理解身份。不同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阶级及阶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相应地体现着其代表的身份群体的特征。②再次，从“法律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宪法与法律对人大代表身份构成的相关规定”。最后，从“现实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构成状况”。

（二）身份代表制的理论根基——身份代表制原则

在区县级人大直接选举中，依选举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普遍将具有共同身份的特定群体划分到一个或联合选区，选举产生1—3名代表，比如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如在关于分配代表名额应遵循的原则中要求：“要注意代表的界别构成比例，使工人、农牧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民主爱国人士、归侨、侨眷，其他劳动人民和妇女都有适当名额的代表。”[3]（P65）在市级及其以上的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亦往往根据分配的代表名额和确定的代表比例，确定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曾有多年担任地方人大常委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在选举上一级地方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通常是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统战部进行考察、协商酝酿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如“无论是选代表，还是选领导班子成员，人大的选举部门都要同党的组织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向选民和代表宣传党的主张，认真介绍党委推荐的候选人。”[3]（P246）通过前述方式选举产生的代表，具有不同的代表身份或属于不同的代表界别，这种选举产生代表的原则，即身份代表制原则。它的基本特征，即代表来自特定的具备共同身份的社会群体，以及代表具备共同身份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

通过以上理解，可认识到身份代表制原则：第一，充分地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为它能选举产生不同身份、职业和界别的代表，其在我国选举制度中的运用，使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体现了我国人民主权原则，保证了人大代表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丰富了我国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内涵；第二，是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原则，正是由于该原则的存在，使得我国更多来自不同阶层与方面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可能，在当今世界代议制度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三，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其原因在于它更多地体现在代表的选举程序之中，而当选后的代表并无过多地表现出仅代表所属的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往往依据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整体性地代表包括其他群体选民和民众的利益。

二、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的逻辑关联

（一）与职业代表制的区别

职业代表制③，简而言之，即“将选举人依职业予以分类，根据职业团体而不是居住区域或行政区域，选举代表或议员的制度。”[4]（P289）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比较，从基本的概念和意义上来看，大致是相同的，其相同点主要在于：承认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承认社会利益主体诉求不同，承认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以及要求专门人才性代表的集中化④。它们共同的意义在于，可明晰地保障其所代表的特定群体意愿和利益。

但是，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仍具有如下不同：第一，职业代表制是一种宏观的选举体制，而身份代表制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及较为具体的选举理念和方法。身份代表制既是我国代议制度中应贯彻的根本理论原则之一，也是具体选举程序中的指导原则，不仅有着代议制认识论上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具体方法上的程序意义。有利于判断选举产生的代表理论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和模式去运作选举制度，对代表履行职能的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对选举出的代表是否能切实代表所其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提供较为科学的参照系。第二，职业代表制其所包涵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窄于身份代表制。身份代表制的表述比“职业代表制”（或“界别代表制”）内涵更为丰富和全面，依这种原则，可选举产生一般意义上划分的不同职业、界别等身份的代表，还有助于更多的其他身份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大代表。例如，若依据“职业代表制”，很容易将包括学生等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5]

（二）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的趋同

施新州对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2].比较笔者提出的身份代表制，究竟有何异同？两方面研究的发展趋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施文成功的部分是从政治社会学意义的视角上将一般意义上的身份与人大代表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较为合理的涵盖，提供了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施文与我国传统代议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抓住了身份这个理论视角，并以此为中心环节，把实践资料整理了一遍，初步建立起来了以身份为架构的分类和范畴体系。但是，资料分析大多侧重用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的历史分析——纵向的考察和人大代表身份的现实分析——横向的考察，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代表身份背后因素研究的方面，却有分析不足之虞。换言之，侧重于当选为代表后，代表本身身份的实证考察，对依据代表身份理念与选举程序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却少有分析。与笔者所研究的差别，简而言之，各为理论层面（身份代表制）与实践层面（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研究重心的不同。

两方面研究相比较，其研究的对象和主观目的尽管有些许不同，但并不冲突和矛盾，应努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身份代表制理论体系。从建构过程来说，仍有必要注意彼此之间概念上和形式上的差别，各自进一步拓展和开阔研究对象的层面，进一步讨论研究方法，因为将直接影响到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形成。这无疑可被视为研究之奠基并各具独创性，是殊途同归的。

而梅茵（HenryMaine）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写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P97）梅茵的提法从一个重要侧面，比较深刻地说明了各社会群体其代表的地位的获得，则是基于特定、“先赋”[7]或与生俱来的“群体身份”所要求出来的结果。笔者所提出的包含有这种把身份作为社会体系最基本结构部分以及相应形成的身份价值取向和身份情结。但绝不是反对“人的解放，用法治取代人治”[8]，反对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8]，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8]，而恰恰是追求社会群体“自由流动”中以及身份变动中合理的身份利益要求。进一步地说，本文所讨论的之视野与旨趣，主要是从人大制度理论层面出发及其特定的范畴，具有特殊的话语空间和内涵，较之包括这种一般意义上对身份涵义与作用的理解，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独特性。

（三）与我国社会分层（含人大代表的构成）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人大代表被选举产生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的外在形式表现和根源，正是基于这种逻辑起点，依据身份代表制选举产生了各种不同特定身份群体的代表。其运用，离不开对社会分层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大代表的构成状况。继续关注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有利于更科学地、全面地了解和把握社会各种特定身份群体的结构，不同的利益特征和渴求，选举产生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各级人大代表，整体改善人大代表的结构和素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9]，因而单纯地依据社会结构的大致状况来选举产生代表是不全面的，要加强对其趋向和变化的细微研究，以辅助身份代表制对选举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紧密结合“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来选举产生人大代表，有利于合理配置“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资源，以保证人民主权思想的现实化。

身份代表制与社会分层研究彼此之间，核心的逻辑要素或精神实质是：“利益整合”和保障。社会分层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充分整合和保障特定群体的利益。担任人大代表是种权利要求，权利的实质就是利益，而各种特定身份群体具有不同的身份和社会结构，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利益保障”要求。这些相互关系和精神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分层中，也反映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因此，究其身份代表制背后的理论根源，毋宁说是社会分层的问题，而社会分层的问题，毋宁说就是利益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它们都共同归根于利益保障和“保障利益论”这个共同的范式，是这种根源的表现形式。

总之，前述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紧密逻辑联系，在研究的对象、涉及的层面等等，大多具有一致性或趋同的。

三、全面地理解身份代表制的再讨论

（一）身份代表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一，我国选举法等法律的某些规定⑤基本上体现了身份代表制。其基本精神已经具体体现在我国宪法、选举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中，其积极因素应予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完善。另外一方面，它与职业代表制确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形式上的区别确实存在，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他们形式上区别的意义和价值，更好地实现它本质上的功能。

第二，并不是目前要单一地实行身份代表制，我国选举制度在理论上应确立，区域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并用。这既有利于有代表反映地区利益，有代表反映“界别”[20]（职业）利益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群体的利益，又有利于处理好“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

第三，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教授和张千帆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主张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的意见。沈先生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与划分者的意志有着相当的联系，不应该以社会阶层划分来确定人大代表的比例，否则，未进入划分者视野的群体，就有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外。”张先生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身份代表制，同时鼓励大学生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西方国家代议制度‘纠偏行动’或‘反向歧视’规则仍然是‘一人一票’”。笔者认为，这确实应该是选举民主的终极追求和理想。但是，为了实现选举的这种真正、完全的平等和民主性，在现在的选举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和条件下，身份代表制既是反映了现实又是体现了一种方法，就具体的选举程序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撑。代议制民主之“代议”，至少比较形象地说明“身份”或者身份代表制原则将长期存在⑥。直到代议制这三个字从历史中开始剔除。为了便于其他社会群体能参与这一代议制民主中，那么，就得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目前，还没有发现更好的理论支撑办法，笔者认为身份代表制比较有说服力一些。当然，将来若有更好的理论支撑，笔者是愿意放弃身份代表制的。毕竟身份代表制原则是为现阶段的民主事实服务的，并不是理论终极追求（不排除将来的重要理论意义）。但是，在其发展的阶段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是可以提出来进行探讨的。

（二）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理论技术问题

1.代表身份的重叠性

具体实践中，代表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比如党员代表、干部代表的重叠，少数民族代表与党员代表的重叠，工人代表与妇女代表的重叠等等，以及这些重叠的混合交叉重叠。那么，在理论上究竟应如何对代表的身份进行合理的界定呢？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去逐步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第一，扭住法律身份与现实身份的一致性不放松。[11]第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精神也是与我国现行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第三，体现根本利益的一元性精神[11].第四，深入进行人大代表活动行为的思想意识、动机、心理认同、准确表达以及“性格特征”[12]（包括人大代表之间、与选民之间的性格特征关系）等的实证研究。因为，为了明确其代表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应当具有的权利与职责，在多元利益的判断及选择上仍具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尤其当代表趋于专职化的时候更为明显。这有赖于将来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数据选举”[13]进一步的研究。

2.代表身份的划分形式

究竟那些群体应拥有自己的代表，这些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是否必要（对于整个人大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而言）？我国社会群体的身份变动比较频繁，那么怎样处理好身份变动中或者变动前后所带来的代表何种群体的利益和代表职能的履行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比较精微缜密的技术工作，这需要在方法论上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加大对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从“法律社会学”[14]（P39）的角度去进行实证考察，我国现阶段究竟存在那些需要合法保护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利益呈现出怎么样的可量化的特征，通过阶段性变化以及差异性的描述，可以推断出其代表身份上的稳定性态势，从而进行比较合理的身份形式定位和选择。第二，适当地借鉴其他部门法律理论研究中关于身份问题的研究或阐述。比如，现代民法上需逐步建立的“身份关系诉讼制度”[15].它启发我们，基于身份关系在现阶段的存在，身份关系所产生的身份权以及其他权利，相应地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正当性、合理性，这对于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本身及其形式上的理论研究很具有借鉴价值。

3.代表身份的发展趋向——“代表专职化”[16]

由于我国专职代表产生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目前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中实践[16]），缺乏具体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究竟何种途径产生的专职代表，才能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或者专职代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代表，那么在履行代表职责的过程中将持何种倾向来处理代表事务和维护选民利益？代表专职化的趋向或路径是否合理？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思索。

（三）身份代表制研究的深层意义：发展“人大制度学”[17]

笔者向来不太认同中国学术期刊传统将人大制度理论归类于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的类别（多为中图分类号D6[30]），亦不赞成传统的人大制度研究一昧地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畴。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更加认为，应发展人大制度学并使之逐渐成为我国部门法学研究的重要一支，至少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这是由于：第一，宪法规范大多数都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去实现、监督，宪法的实施大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来担当和完成的。“离开健全的人大制度及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就谈不上宪法的权威问题。”[28]第二，人大制度属于宪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树立我国宪法学研究的显学地位的关键在于，借助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入、全面的研究，来推动宪法学研究的真正繁荣，以及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真正得以确立。第三，身份代表制从理论的层面上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人大制度尤其是人大代表制度研究的方法论内核，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趋向，即发展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学构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概念、方法、原则等基本理论观点和主张，需要更多的主要是宪法学人共同努力。第四，再从我国“宪法保障论”[19]的实践运作来看，基本上都要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理论之上。诸如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诉讼、宪法监督、宪法解释等当今宪法学热点问题，亦可共同归属于人大制度学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人大制度学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部门法学体系，是有着良好的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宪政实践要求的。

注释：

①本文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张千帆教授、沈岿副教授与笔者学术交流中所给予的宝贵启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②中国身份制通常有以下几层含义：（1）身份的本身意义，是什么样的人；（2）与他人的关系定位；（3）相关身份观念的行为规则；（4）阶序意识，指资历、资格、等级级别等。参见[1].

③应该立足于我国既有的传统习惯，将具有不同身份、面貌的人担任的人大代表，依据其特有的身份进行代表身份涵义的界定，例如，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这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被选举权享有主体的普遍性与平等性，也便于大众充分理解和接受，进一步作学术上的探讨。

④法国1851年宪法最早将职业代表制作为一项立法制度规定下来，德国魏玛宪法也曾有类似的规定，而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我国选举制度采行的是以地域代表制为主，职业代表制为辅。参见[4]（289-290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第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还有选举法第九条第三款以及第四章“少数民族的选举”，等等。

⑥张千帆先生还曾向笔者介绍到，代议制中的“代”，西方的理解是代表“人”，而不是身份、财产、地域、性别、种族等和人相关的因素，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思索或借鉴。感谢张先生的介绍。对张先生的有关思想观点感兴趣者，可参阅：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郭玉锦。身份制与中国人的观念结构[J].哲学动态，2002，（8）。

[2]施新州。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5.

[3]杨孟才。县乡换届选举工作指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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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东升。中国大学生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学生代议制民主实践进路探微[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6]（英）梅因。古代法（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蒋先福。近代法治国的历史再现─梅因“身份到契约”论断新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2）。

[8]朱光磊。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与性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1）。

[9]LiQiang（李强）。NewTrendsintheChangesinSocialStratificationinToday‘sChina（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5，（4）。

[10]马耕夫，邹通祥。中国选举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11]刘兰朝。试谈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的身份取向[J].人大研究，1997，（6）。

[12]朱金卫。农村选举行为及其与选民性格特征关系的实证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5.

[13]刘智，史卫民，周晓东，等。数据选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刘田玉。建立我国身份关系诉讼制度刍议[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S1）。

[16]张瑞存。我国人大代表专职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未来发展[J].理论与改革，2004，（3）。

[17]王清秀。人大制度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1）。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3

关键词：身份代表制，人大代表，人大制度，社会分层，利益群体，人大制度学

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身份代表制的研究，这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助于代表们更好地维护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促进较为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展。

一、身份代表制概述

（一）人大代表身份的涵义

关于人大代表之“身份”这一概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加深理解。首先，从身份的字面概念和制度层面[1]来理解，它反映和体现了个人及其社会群体的角色特征、社会地位、等级、资历以及“差序格局”。其次，从不同身份人大代表涵义的界定这个角度来理解身份。不同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阶级及阶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相应地体现着其代表的身份群体的特征。②再次，从“法律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宪法与法律对人大代表身份构成的相关规定”。最后，从“现实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构成状况”。

（二）身份代表制的理论根基——身份代表制原则

在区县级人大直接选举中，依选举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普遍将具有共同身份的特定群体划分到一个或联合选区，选举产生1—3名代表，比如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如在关于分配代表名额应遵循的原则中要求：“要注意代表的界别构成比例，使工人、农牧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民主爱国人士、归侨、侨眷，其他劳动人民和妇女都有适当名额的代表。”[3]（P65）在市级及其以上的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亦往往根据分配的代表名额和确定的代表比例，确定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曾有多年担任地方人大常委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在选举上一级地方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通常是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统战部进行考察、协商酝酿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如“无论是选代表，还是选领导班子成员，人大的选举部门都要同党的组织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向选民和代表宣传党的主张，认真介绍党委推荐的候选人。”[3]（P246）通过前述方式选举产生的代表，具有不同的代表身份或属于不同的代表界别，这种选举产生代表的原则，即身份代表制原则。它的基本特征，即代表来自特定的具备共同身份的社会群体，以及代表具备共同身份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

通过以上理解，可认识到身份代表制原则：第一，充分地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为它能选举产生不同身份、职业和界别的代表，其在我国选举制度中的运用，使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体现了我国人民主权原则，保证了人大代表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丰富了我国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内涵；第二，是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原则，正是由于该原则的存在，使得我国更多来自不同阶层与方面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可能，在当今世界代议制度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三，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其原因在于它更多地体现在代表的选举程序之中，而当选后的代表并无过多地表现出仅代表所属的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往往依据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整体性地代表包括其他群体选民和民众的利益。

二、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的逻辑关联

（一）与职业代表制的区别

职业代表制③，简而言之，即“将选举人依职业予以分类，根据职业团体而不是居住区域或行政区域，选举代表或议员的制度。”[4]（P289）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比较，从基本的概念和意义上来看，大致是相同的，其相同点主要在于：承认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承认社会利益主体诉求不同，承认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以及要求专门人才性代表的集中化④。它们共同的意义在于，可明晰地保障其所代表的特定群体意愿和利益。

但是，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仍具有如下不同：第一，职业代表制是一种宏观的选举体制，而身份代表制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及较为具体的选举理念和方法。身份代表制既是我国代议制度中应贯彻的根本理论原则之一，也是具体选举程序中的指导原则，不仅有着代议制认识论上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具体方法上的程序意义。有利于判断选举产生的代表理论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和模式去运作选举制度，对代表履行职能的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对选举出的代表是否能切实代表所其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提供较为科学的参照系。第二，职业代表制其所包涵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窄于身份代表制。身份代表制的表述比“职业代表制”（或“界别代表制”）内涵更为丰富和全面，依这种原则，可选举产生一般意义上划分的不同职业、界别等身份的代表，还有助于更多的其他身份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大代表。例如，若依据“职业代表制”，很容易将包括学生等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5]

（二）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的趋同

施新州对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2].比较笔者提出的身份代表制，究竟有何异同？两方面研究的发展趋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施文成功的部分是从政治社会学意义的视角上将一般意义上的身份与人大代表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较为合理的涵盖，提供了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施文与我国传统代议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抓住了身份这个理论视角，并以此为中心环节，把实践资料整理了一遍，初步建立起来了以身份为架构的分类和范畴体系。但是，资料分析大多侧重用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的历史分析——纵向的考察和人大代表身份的现实分析——横向的考察，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代表身份背后因素研究的方面，却有分析不足之虞。换言之，侧重于当选为代表后，代表本身身份的实证考察，对依据代表身份理念与选举程序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却少有分析。与笔者所研究的差别，简而言之，各为理论层面（身份代表制）与实践层面（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研究重心的不同。

两方面研究相比较，其研究的对象和主观目的尽管有些许不同，但并不冲突和矛盾，应努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身份代表制理论体系。从建构过程来说，仍有必要注意彼此之间概念上和形式上的差别，各自进一步拓展和开阔研究对象的层面，进一步讨论研究方法，因为将直接影响到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形成。这无疑可被视为研究之奠基并各具独创性，是殊途同归的。

而梅茵（HenryMaine）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写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P97）梅茵的提法从一个重要侧面，比较深刻地说明了各社会群体其代表的地位的获得，则是基于特定、“先赋”[7]或与生俱来的“群体身份”所要求出来的结果。笔者所提出的包含有这种把身份作为社会体系最基本结构部分以及相应形成的身份价值取向和身份情结。但绝不是反对“人的解放，用法治取代人治”[8]，反对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8]，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8]，而恰恰是追求社会群体“自由流动”中以及身份变动中合理的身份利益要求。进一步地说，本文所讨论的之视野与旨趣，主要是从人大制度理论层面出发及其特定的范畴，具有特殊的话语空间和内涵，较之包括这种一般意义上对身份涵义与作用的理解，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独特性。

（三）与我国社会分层（含人大代表的构成）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人大代表被选举产生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的外在形式表现和根源，正是基于这种逻辑起点，依据身份代表制选举产生了各种不同特定身份群体的代表。其运用，离不开对社会分层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大代表的构成状况。继续关注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有利于更科学地、全面地了解和把握社会各种特定身份群体的结构，不同的利益特征和渴求，选举产生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各级人大代表，整体改善人大代表的结构和素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9]，因而单纯地依据社会结构的大致状况来选举产生代表是不全面的，要加强对其趋向和变化的细微研究，以辅助身份代表制对选举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紧密结合“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来选举产生人大代表，有利于合理配置“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资源，以保证人民主权思想的现实化。

身份代表制与社会分层研究彼此之间，核心的逻辑要素或精神实质是：“利益整合”和保障。社会分层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充分整合和保障特定群体的利益。担任人大代表是种权利要求，权利的实质就是利益，而各种特定身份群体具有不同的身份和社会结构，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利益保障”要求。这些相互关系和精神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分层中，也反映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因此，究其身份代表制背后的理论根源，毋宁说是社会分层的问题，而社会分层的问题，毋宁说就是利益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它们都共同归根于利益保障和“保障利益论”这个共同的范式，是这种根源的表现形式。

总之，前述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紧密逻辑联系，在研究的对象、涉及的层面等等，大多具有一致性或趋同的。

三、全面地理解身份代表制的再讨论

（一）身份代表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一，我国选举法等法律的某些规定⑤基本上体现了身份代表制。其基本精神已经具体体现在我国宪法、选举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中，其积极因素应予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完善。另外一方面，它与职业代表制确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形式上的区别确实存在，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他们形式上区别的意义和价值，更好地实现它本质上的功能。

第二，并不是目前要单一地实行身份代表制，我国选举制度在理论上应确立，区域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并用。这既有利于有代表反映地区利益，有代表反映“界别”[20]（职业）利益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群体的利益，又有利于处理好“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

第三，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教授和张千帆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主张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的意见。沈先生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与划分者的意志有着相当的联系，不应该以社会阶层划分来确定人大代表的比例，否则，未进入划分者视野的群体，就有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外。”张先生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身份代表制，同时鼓励大学生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西方国家代议制度‘纠偏行动’或‘反向歧视’规则仍然是‘一人一票’”。笔者认为，这确实应该是选举民主的终极追求和理想。但是，为了实现选举的这种真正、完全的平等和民主性，在现在的选举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和条件下，身份代表制既是反映了现实又是体现了一种方法，就具体的选举程序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撑。代议制民主之“代议”，至少比较形象地说明“身份”或者身份代表制原则将长期存在⑥。直到代议制这三个字从历史中开始剔除。为了便于其他社会群体能参与这一代议制民主中，那么，就得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目前，还没有发现更好的理论支撑办法，笔者认为身份代表制比较有说服力一些。当然，将来若有更好的理论支撑，笔者是愿意放弃身份代表制的。毕竟身份代表制原则是为现阶段的民主事实服务的，并不是理论终极追求（不排除将来的重要理论意义）。但是，在其发展的阶段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是可以提出来进行探讨的。

（二）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理论技术问题

1.代表身份的重叠性

具体实践中，代表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比如党员代表、干部代表的重叠，少数民族代表与党员代表的重叠，工人代表与妇女代表的重叠等等，以及这些重叠的混合交叉重叠。那么，在理论上究竟应如何对代表的身份进行合理的界定呢？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去逐步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第一，扭住法律身份与现实身份的一致性不放松。[11]第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精神也是与我国现行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第三，体现根本利益的一元性精神[11].第四，深入进行人大代表活动行为的思想意识、动机、心理认同、准确表达以及“性格特征”[12]（包括人大代表之间、与选民之间的性格特征关系）等的实证研究。因为，为了明确其代表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应当具有的权利与职责，在多元利益的判断及选择上仍具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尤其当代表趋于专职化的时候更为明显。这有赖于将来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数据选举”[13]进一步的研究。

2.代表身份的划分形式

究竟那些群体应拥有自己的代表，这些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是否必要（对于整个人大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而言）？我国社会群体的身份变动比较频繁，那么怎样处理好身份变动中或者变动前后所带来的代表何种群体的利益和代表职能的履行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比较精微缜密的技术工作，这需要在方法论上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加大对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从“法律社会学”[14]（P39）的角度去进行实证考察，我国现阶段究竟存在那些需要合法保护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利益呈现出怎么样的可量化的特征，通过阶段性变化以及差异性的描述，可以推断出其代表身份上的稳定性态势，从而进行比较合理的身份形式定位和选择。第二，适当地借鉴其他部门法律理论研究中关于身份问题的研究或阐述。比如，现代民法上需逐步建立的“身份关系诉讼制度”[15].它启发我们，基于身份关系在现阶段的存在，身份关系所产生的身份权以及其他权利，相应地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正当性、合理性，这对于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本身及其形式上的理论研究很具有借鉴价值。

3.代表身份的发展趋向——“代表专职化”[16]

由于我国专职代表产生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目前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中实践[16]），缺乏具体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究竟何种途径产生的专职代表，才能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或者专职代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代表，那么在履行代表职责的过程中将持何种倾向来处理代表事务和维护选民利益？代表专职化的趋向或路径是否合理？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思索。

（三）身份代表制研究的深层意义：发展“人大制度学”[17]

笔者向来不太认同中国学术期刊传统将人大制度理论归类于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的类别（多为中图分类号D6[30]），亦不赞成传统的人大制度研究一昧地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畴。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更加认为，应发展人大制度学并使之逐渐成为我国部门法学研究的重要一支，至少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这是由于：第一，宪法规范大多数都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去实现、监督，宪法的实施大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来担当和完成的。“离开健全的人大制度及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就谈不上宪法的权威问题。”[28]第二，人大制度属于宪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树立我国宪法学研究的显学地位的关键在于，借助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入、全面的研究，来推动宪法学研究的真正繁荣，以及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真正得以确立。第三，身份代表制从理论的层面上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人大制度尤其是人大代表制度研究的方法论内核，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趋向，即发展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学构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概念、方法、原则等基本理论观点和主张，需要更多的主要是宪法学人共同努力。第四，再从我国“宪法保障论”[19]的实践运作来看，基本上都要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理论之上。诸如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诉讼、宪法监督、宪法解释等当今宪法学热点问题，亦可共同归属于人大制度学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人大制度学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部门法学体系，是有着良好的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宪政实践要求的。

注释：

①本文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张千帆教授、沈岿副教授与笔者学术交流中所给予的宝贵启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②中国身份制通常有以下几层含义：（1）身份的本身意义，是什么样的人；（2）与他人的关系定位；（3）相关身份观念的行为规则；（4）阶序意识，指资历、资格、等级级别等。参见[1].

③应该立足于我国既有的传统习惯，将具有不同身份、面貌的人担任的人大代表，依据其特有的身份进行代表身份涵义的界定，例如，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这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被选举权享有主体的普遍性与平等性，也便于大众充分理解和接受，进一步作学术上的探讨。

④法国1851年宪法最早将职业代表制作为一项立法制度规定下来，德国魏玛宪法也曾有类似的规定，而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我国选举制度采行的是以地域代表制为主，职业代表制为辅。参见[4]（289-290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第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还有选举法第九条第三款以及第四章“少数民族的选举”，等等。

⑥张千帆先生还曾向笔者介绍到，代议制中的“代”，西方的理解是代表“人”，而不是身份、财产、地域、性别、种族等和人相关的因素，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思索或借鉴。感谢张先生的介绍。对张先生的有关思想观点感兴趣者，可参阅：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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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孟才。县乡换届选举工作指南[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

[4]周叶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万东升。中国大学生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学生代议制民主实践进路探微[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6]（英）梅因。古代法（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蒋先福。近代法治国的历史再现─梅因“身份到契约”论断新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2）。

[8]朱光磊。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与性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1）。

[9]LiQiang（李强）。NewTrendsintheChangesinSocialStratificationinToday‘sChina（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5，（4）。

[10]马耕夫，邹通祥。中国选举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11]刘兰朝。试谈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的身份取向[J].人大研究，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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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智，史卫民，周晓东，等。数据选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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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瑞存。我国人大代表专职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未来发展[J].理论与改革，2004，（3）。

[17]王清秀。人大制度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1）。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4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按照现代政治原理，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与。政府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惟一可以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注释1）。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权力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抽象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行政权力没有具体的掌握和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一般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但是权力的实际例行是靠人来实施的。因此，笔者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即抽象的政府部门和实际例行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要么它是行政机关首长个人的决策错误，即使是集体讨论的决定也是领导层中每个成员个人的错误行为。如错误地作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决定等等。要么它是下属公务人员个人的共同错误，如下属公务人员在承办案件时未查明事实错误定性，作出错误的汇报并拟定错误的处理决定，而领导人员因工作疏忽，马虎，随随便便相信并签署批准等。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个人的不良因素所做出的行使职权的行为，最后均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出现。在外部表现上则都成为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如利用职权蓄意打击报复，暴力执法等问题。因此，制约行政权力主体如只谈制约行政机关而不涉及制约行政机关中的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此，在研究对权力主体制约时，我们要对权力主体作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划分，并分别讨论两类主体的制约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形式主体即由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他们对外以其名义上的依法拥有和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但是，任何行政机关实际上都只是一个组织结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抽象物，真正填充这个结构形式的实际上是人，即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实质上行政机关的权力无法由一个“抽象物”来行使运用，而只有行政机关中的“人”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为此，在行政机关这个权力的形式主体之内，还有具体运用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即任职于行政机关中的各种具体公务人员，他们代表行政机关，实际上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力。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从一项行政权力在行政机关中的运行状态来看，行政机关作为权力的形式主体事实上只是静态的，名义上的拥有行政权力，一旦涉及这项权力的实际具体地运用，就必然要落实于该机关中的有关公务人员身上，如行政机关的首长、分管某项业务的那些专门工作人员，作为权力实际主体这一要素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又是一个复杂的要素，行政机关这种权力的名义主体从抽象意义看，可以是千篇一律的组织结构，但行政机关中的每一个人则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都是有不同思想、情感、性格、广泛社会关系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主体的这种特性使他们处于不确定的变化状态，他们可以此时按照法定的要求做，彼时又由于某些原因不按法规来做。因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仅靠抽象论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作为享有权力的组织结构，主要会在两个方面形成对行政权力的不正确运用：一是机构的规模问题，机构设置如果臃肿重叠，人浮于事，通常要引起职权不清，相互争权，推诿责任，多头执法，重复用权，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二是对机构的权力配置问题。如果权力配置过大或过小，也自然要带来权利无边，权利滥用或权力运用不足以实现工作目标的问题。为此，对权利形式主体的制约主要是制约机构设置、规模以及权利的配置。这主要包括：

第一，制约形式主体的设置和规模。组织机构的设置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需要与精干原则。前者解决事务的需要来设立相应的机构，以约束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后者解决机构的精简与高效的问题，以防止机构臃肿膨胀。从对机构的制约机制来看，它取决于对机构的恰当设置以及对机构的人员定编、定额的严格规定。

第二，合理的权力配置制约，所谓的合理即一个行政机构不能有超出它管理事务范围的权力，也不应缺乏管理所必要的权力。

而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实际主体加以控制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权力行驶的实际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这使得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将大大不同于对权力本身的制约，主要从分配权力的大小，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和方法等来进行的，这些制约都具有不可确定性。但是，就是有再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再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一旦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实际运用权力时，也会出现违背规则，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甚至不合理的情况。为此，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应当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因此应当是对实际权力主体制约的核心（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上述三重法律身份各有其不同的法定权力义务。而且是在分别针对不同的对应主体时才有的。普通公民的该法律身份，一旦出生并具有国籍时便取得。其权力义务同于其他普通公民。国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便取得。其权力义务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各种权力义务。行政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是在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法律关系时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执行公务的国家公务员都具有此种法律身份。如一个税务征管员在向纳税人收税时，他就是税务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国家公务员有此种法律身份时行使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权力，履行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全部法律后果也归于行政主体。这既不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的权力义务，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作为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权力义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公务员以行政机关代表的身份与行政权力相结合，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解脱另外几种具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身份。这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结果：利用前一种身份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为后几种身份服务。这也就使得加强和严格对公务员其“人’的控制管理，成为极为重要的制约内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这种实际的权力主体实际上是一个个的“经济人”（注释2）即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按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由复数的，独立的行为元件构成的各行为主体为彼此的价值判断对象，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利益，唯有与别的主体交易才能实现，然而这种主体间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机会成本，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实现交易时在等时段内就失去了与第三个主体交易的机会。当行为主体作为经济人面目出现时，其实还包含这一层意思，既行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如果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所得到的交易利益，他将放弃此次交易。最能说明该例子的是科斯教授在其名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农场主和牧场主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分析，。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能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就行政机关公务员自身原因来讲，根本上是利益机制在冲击他们对权利的正确运用。为此，对他们予以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与福利待遇是满足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前提。同时，对于他们正确运用权力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奖励，必要时还应当建立类同于其他行业已实施的重奖制度。因为这种收益与他们付出的成本是相当的。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前者是通过利益与成本的巨大反差比较，使之一般不愿或不敢滥用权力，后者则在于解决不给或尽量控制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作交易的空间，使之即使有利益动机也难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加以满足。第一种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机制。核心是使他们对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带来的不法利益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且必须由自身承担，第二中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方式，尽量减少使他们可以运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该项制定的核心内容是明确界定公务员的权力义务，具体确定行使行政权力时的责任人。在行政机关内部要形成一种制度，即承办人员须对自己所承办的具体事项直接负责任。行政机关无论将来是否会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在事前都要在内部确定每个直接的责任人，以便检查追究;各行政机关应在内部确定本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质量比例，如果某公务员承办的事项其违法超过本部门规定的比例，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在综合比较上应大大超出其通过滥用权利所得到的利益。即他们要付出极高的个人利益成本。这包括公务员个人工资，奖金等物质利益及职务上的任免升降等政治利益在内。这种目标责任制应包括以下几点实质内容。

其一，行政机关中各级公务员的职权职责范围及要求。

其二，各级各类公务员对行政行为作出时在过程上的责任事故标准。如医院医护人员出了一件医疗事故，工厂工人生产出了一次废品。导致事故人员的医护人员和工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上也应如此。

其三，各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的情况确定并限制个人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比例，并按时检查考核。

其四，该比例的实现与否与公务员个人的工资、奖金挂钩，增强其责任感。

总之，建立行政机关内部的一套目标责任制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将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降低违法的行政权力行使的机率。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法滥用行政权力在自身原因上主要是源于私利，而在可行的条件下则主要是因为个人拥有对权力掌握使用的自由空间或者说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传统的行政理论在制约自由裁量权时多是从主观角度考虑标准问题，如要求行政权力合理使用具备法律规定的目的，必须有正当的动机应当符合情理，考虑机关的因素而不变不相关的影响等等，这些标准当然对约束自由裁量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仍存在一些缺陷。

其一，这种偏重对行政主体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确定客观的可把握标准，因而是不易为社会掌握并评判的。

其二，行政主体在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承担合理行政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未受社会，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权力的约束。

为此，应尽可能固定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标准。同时应当赋予社会和行政相对人以其标准评价行政权力运用是否合理的重大权力，以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空间。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注释：

1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26页。

2参见朱力宇著《论“经济人”假设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问题》杂志名: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期号:第3期第一页

参考文献：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姜明安主编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5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

摘要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按照现代政治原理，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与。政府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惟一可以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注释1）。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权力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抽象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行政权力没有具体的掌握和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一般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但是权力的实际例行是靠人来实施的。因此，笔者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即抽象的政府部门和实际例行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要么它是行政机关首长个人的决策错误，即使是集体讨论的决定也是领导层中每个成员个人的错误行为。如错误地作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决定等等。要么它是下属公务人员个人的共同错误，如下属公务人员在承办案件时未查明事实错误定性，作出错误的汇报并拟定错误的处理决定，而领导人员因工作疏忽，马虎，随随便便相信并签署批准等。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个人的不良因素所做出的行使职权的行为，最后均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出现。在外部表现上则都成为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如利用职权蓄意打击报复，暴力执法等问题。因此，制约行政权力主体如只谈制约行政机关而不涉及制约行政机关中的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此，在研究对权力主体制约时，我们要对权力主体作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划分，并分别讨论两类主体的制约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形式主体即由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他们对外以其名义上的依法拥有和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但是，任何行政机关实际上都只是一个组织结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抽象物，真正填充这个结构形式的实际上是人，即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实质上行政机关的权力无法由一个“抽象物”来行使运用，而只有行政机关中的“人”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为此，在行政机关这个权力的形式主体之内，还有具体运用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即任职于行政机关中的各种具体公务人员，他们代表行政机关，实际上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力。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从一项行政权力在行政机关中的运行状态来看，行政机关作为权力的形式主体事实上只是静态的，名义上的拥有行政权力，一旦涉及这项权力的实际具体地运用，就必然要落实于该机关中的有关公务人员身上，如行政机关的首长、分管某项业务的那些专门工作人员，作为权力实际主体这一要素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又是一个复杂的要素，行政机关这种权力的名义主体从抽象意义看，可以是千篇一律的组织结构，但行政机关中的每一个人则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都是有不同思想、情感、性格、广泛社会关系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主体的这种特性使他们处于不确定的变化状态，他们可以此时按照法定的要求做，彼时又由于某些原因不按法规来做。因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仅靠抽象论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作为享有权力的组织结构，主要会在两个方面形成对行政权力的不正确运用：一是机构的规模问题，机构设置如果臃肿重叠，人浮于事，通常要引起职权不清，相互争权，推诿责任，多头执法，重复用权，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二是对机构的权力配置问题。如果权力配置过大或过小，也自然要带来权利无边，权利滥用或权力运用不足以实现工作目标的问题。为此，对权利形式主体的制约主要是制约机构设置、规模以及权利的配置。这主要包括：

第一，制约形式主体的设置和规模。组织机构的设置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需要与精干原则。前者解决事务的需要来设立相应的机构，以约束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后者解决机构的精简与高效的问题，以防止机构臃肿膨胀。从对机构的制约机制来看，它取决于对机构的恰当设置以及对机构的人员定编、定额的严格规定。

第二，合理的权力配置制约，所谓的合理即一个行政机构不能有超出它管理事务范围的权力，也不应缺乏管理所必要的权力。

而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实际主体加以控制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权力行驶的实际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这使得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将大大不同于对权力本身的制约，主要从分配权力的大小，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和方法等来进行的，这些制约都具有不可确定性。但是，就是有再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再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一旦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实际运用权力时，也会出现违背规则，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甚至不合理的情况。为此，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应当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因此应当是对实际权力主体制约的核心（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上述三重法律身份各有其不同的法定权力义务。而且是在分别针对不同的对应主体时才有的。普通公民的该法律身份，一旦出生并具有国籍时便取得。其权力义务同于其他普通公民。国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便取得。其权力义务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各种权力义务。行政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是在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法律关系时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执行公务的国家公务员都具有此种法律身份。如一个税务征管员在向纳税人收税时，他就是税务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国家公务员有此种法律身份时行使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权力，履行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全部法律后果也归于行政主体。这既不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的权力义务，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作为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权力义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公务员以行政机关代表的身份与行政权力相结合，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解脱另外几种具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身份。这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结果：利用前一种身份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为后几种身份服务。这也就使得加强和严格对公务员其“人’的控制管理，成为极为重要的制约内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这种实际的权力主体实际上是一个个的“经济人”（注释2）即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按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由复数的，独立的行为元件构成的各行为主体为彼此的价值判断对象，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利益，唯有与别的主体交易才能实现，然而这种主体间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机会成本，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实现交易时在等时段内就失去了与第三个主体交易的机会。当行为主体作为经济人面目出现时，其实还包含这一层意思，既行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如果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所得到的交易利益，他将放弃此次交易。最能说明该例子的是科斯教授在其名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农场主和牧场主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分析，。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能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就行政机关公务员自身原因来讲，根本上是利益机制在冲击他们对权利的正确运用。为此，对他们予以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与福利待遇是满足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前提。同时，对于他们正确运用权力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奖励，必要时还应当建立类同于其他行业已实施的重奖制度。因为这种收益与他们付出的成本是相当的。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前者是通过利益与成本的巨大反差比较，使之一般不愿或不敢滥用权力，后者则在于解决不给或尽量控制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作交易的空间，使之即使有利益动机也难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加以满足。第一种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机制。核心是使他们对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带来的不法利益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且必须由自身承担，第二中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方式，尽量减少使他们可以运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该项制定的核心内容是明确界定公务员的权力义务，具体确定行使行政权力时的责任人。在行政机关内部要形成一种制度，即承办人员须对自己所承办的具体事项直接负责任。行政机关无论将来是否会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在事前都要在内部确定每个直接的责任人，以便检查追究;各行政机关应在内部确定本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质量比例，如果某公务员承办的事项其违法超过本部门规定的比例，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在综合比较上应大大超出其通过滥用权利所得到的利益。即他们要付出极高的个人利益成本。这包括公务员个人工资，奖金等物质利益及职务上的任免升降等政治利益在内。这种目标责任制应包括以下几点实质内容。

其一，行政机关中各级公务员的职权职责范围及要求。

其二，各级各类公务员对行政行为作出时在过程上的责任事故标准。如医院医护人员出了一件医疗事故，工厂工人生产出了一次废品。导致事故人员的医护人员和工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上也应如此。

其三，各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的情况确定并限制个人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比例，并按时检查考核。

其四，该比例的实现与否与公务员个人的工资、奖金挂钩，增强其责任感。

总之，建立行政机关内部的一套目标责任制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将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降低违法的行政权力行使的机率。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法滥用行政权力在自身原因上主要是源于私利，而在可行的条件下则主要是因为个人拥有对权力掌握使用的自由空间或者说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传统的行政理论在制约自由裁量权时多是从主观角度考虑标准问题，如要求行政权力合理使用具备法律规定的目的，必须有正当的动机应当符合情理，考虑机关的因素而不变不相关的影响等等，这些标准当然对约束自由裁量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仍存在一些缺陷。

其一，这种偏重对行政主体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确定客观的可把握标准，因而是不易为社会掌握并评判的。

其二，行政主体在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承担合理行政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未受社会，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权力的约束。

为此，应尽可能固定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标准。同时应当赋予社会和行政相对人以其标准评价行政权力运用是否合理的重大权力，以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空间。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注释：

1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26页。

2参见朱力宇著《论“经济人”假设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问题》杂志名: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期号:第3期第一页

参考文献：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姜明安主编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6

中国人求财富，向来如此，且向来不讳言。春节拜年，首要说的就是“恭喜发财！”旧时交往中，如果彼此不是问“您在那里高就”，一定是问“先生在什么地方发财？”时至今日，“福如东海常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副对子，总是和“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并驾齐驱的。所以，不管在什么社会体制下生活的中国人，都自动会想到这样存在我们语言定势中的对财富的向往，都自动会表达这样的向往而不会有丝毫不好意思。

财富之为物质形态，还只是人们心向往之的对象。而人们心向往之形成了可以涵盖一个社会不同阶层，跨越同种文化人们生活地域的共同文化符号，这就已趋近于“形而上”了。再进一步，对使用、改造、更新这样的共同文化符号不但毫不讳言，且孜孜不倦，津津乐道，那就为说明与探讨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某种文化“底蕴”，提供了社会心理的基础，毕竟使用、改造和更新财富符号，不但在“形而下”的意义上，而且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成为中国改革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一部分，我暂且称它为“身份经济与身份成本”的过程。

身份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彼此辨别的最初也是最有力的符号诠释，在任何人的社会都必不可少。在中国，身份长期以来始终是和政治好恶联系在一起：工人是领导阶级，一时，工作服成为人们身份的象征；农民具有深厚朴素的感情，对襟褂子也曾上过台面；解放军当过“全国人民的榜样”，当时，有多少人为了一身“四个兜儿”的军装四处奔波呢？在经济改革成为一切事情向所谓“好”的方向“转变”的象征的今天，一切身份自然也就和经济、财富、代表财富的金钱及其一切衍生产品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其中，财富符号就显得尤为重要。买什么东西，利用它的什么特性，在追求财富乃至追求财富符号的过程中，退居其次。买香烟，吸香烟，谁都知道其中的弊大于利，甚至很多人也知道在健康层面上，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吸烟，特别是吸某种牌子的香烟，代表了和“财富”有关的价值，所以有某种时刻要贿赂某人，必须起码附带赠送相应品牌的香烟的社会现象存在；明明城市当中的街道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轿车，开轿车不但费时，而且费钱，并且还要担心被偷被破坏，但“财富”的符号不但包涵而且主要通过是否拥有轿车乃至是否拥有什么品牌的轿车来表现，所以，整个汽车行业，希望通过汽车行业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政府加上渴求“财富”符号的“身份消费者”的集团，就要不断制造和更新这样的符号，使其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身份”；现在的“房地产热”中，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果真需要利用200平米居住空间给他提供的物理生物心理上的好处，对其价格令人越来越瞠目的“豪宅”趋之若鹜呢？

推而广之，在自有传统基础上，在政治经济精英的努力号召之下，现代中国社会中，几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在不断地努力使自己成为“财富符号”，印证由此被人所推崇的身份：大吃大喝是“富有”的象征自不待言；一时间，上海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知本家”的说法，又何尝不是在把知识通过诠释变成“资本”，变成可以制造财富，因此可以制造令人们尊重的“身份”呢？富有的贪官们未尝不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未尝不考虑老大一把子年纪，能否禁得起夜夜狂欢的负担，但一旦拥有年轻漂亮的女性，哪怕仅只是形式上的拥有成为和“财富”，“财富符号”和它们构成的“身份”标志的时侯，有那个贪官肯善罢甘休呢？文化教育自然也未能幸免。一纸文凭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令人不惧法律的惩罚，不断造假，不惜重金贿赂，难道不是因为人们对文凭与财富乃至财富的符号的期待使然吗？

因为制造、改变、更新财富符号以适应新的社会认可的需求成为如此广泛的社会运动，所以，这样的活动形成了社会经济本身，也为这个社会制造了许多额外的“成本”。说求“财富”符号成为经济活动，这不难理解。看看“房市”、“车潮”、“金银首饰热”，就可以明了其中的“不可抗力”了。但这样的经济活动会制造社会成本，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社会成本会成为社会不堪承受的，这一点国人却并不体会，也不愿体会。

且不说追求富人人手一车，会给中国的有限能源造成何种压力，给环境带来何种破坏；也不必深究文凭泛滥，已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诚信危机与压力；只是看看为了装饰自己“繁荣”身份，中国金融界投入了多少再难回收的资金，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明明北京上海广州的空房率已不但超过国际警戒线，而且事实上也超过的银行贷款的最终底线，明明这样制造的潜在坏账已经足以摧毁现存中国整个银行体系，但这个号称实行“市场经济”，要利用“看不见的手”来制衡“看得见的权力”的改革国度却迄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去制止，哪怕是去降低如是现实危机的压力。这其中理由很简单：房地产商要的是“财富”，炒作“房地产”的买家要的是吹起来的房地产背后的巨大“财富符号”和这种符号代表的“身份”，而政府要的是大众消费繁荣的表象，换句话说：政府要的是“群体财富符号”和其中蕴涵的“集体繁荣”的身份，也保有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为保持这样的符号与身份不致破灭，不致失去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效力，再多的“身份成本”也顾不得了。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7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按照现代政治原理，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与。政府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惟一可以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注释1）。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权力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抽象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行政权力没有具体的掌握和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一般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但是权力的实际例行是靠人来实施的。因此，笔者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即抽象的政府部门和实际例行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要么它是行政机关首长个人的决策错误，即使是集体讨论的决定也是领导层中每个成员个人的错误行为。如错误地作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决定等等。要么它是下属公务人员个人的共同错误，如下属公务人员在承办案件时未查明事实错误定性，作出错误的汇报并拟定错误的处理决定，而领导人员因工作疏忽，马虎，随随便便相信并签署批准等。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个人的不良因素所做出的行使职权的行为，最后均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出现。在外部表现上则都成为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如利用职权蓄意打击报复，暴力执法等问题。因此，制约行政权力主体如只谈制约行政机关而不涉及制约行政机关中的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此，在研究对权力主体制约时，我们要对权力主体作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划分，并分别讨论两类主体的制约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形式主体即由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他们对外以其名义上的依法拥有和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但是，任何行政机关实际上都只是一个组织结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抽象物，真正填充这个结构形式的实际上是人，即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实质上行政机关的权力无法由一个“抽象物”来行使运用，而只有行政机关中的“人”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为此，在行政机关这个权力的形式主体之内，还有具体运用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即任职于行政机关中的各种具体公务人员，他们代表行政机关，实际上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力。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从一项行政权力在行政机关中的运行状态来看，行政机关作为权力的形式主体事实上只是静态的，名义上的拥有行政权力，一旦涉及这项权力的实际具体地运用，就必然要落实于该机关中的有关公务人员身上，如行政机关的首长、分管某项业务的那些专门工作人员，作为权力实际主体这一要素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又是一个复杂的要素，行政机关这种权力的名义主体从抽象意义看，可以是千篇一律的组织结构，但行政机关中的每一个人则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都是有不同思想、情感、性格、广泛社会关系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主体的这种特性使他们处于不确定的变化状态，他们可以此时按照法定的要求做，彼时又由于某些原因不按法规来做。因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仅靠抽象论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作为享有权力的组织结构，主要会在两个方面形成对行政权力的不正确运用：一是机构的规模问题，机构设置如果臃肿重叠，人浮于事，通常要引起职权不清，相互争权，推诿责任，多头执法，重复用权，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二是对机构的权力配置问题。如果权力配置过大或过小，也自然要带来权利无边，权利滥用或权力运用不足以实现工作目标的问题。为此，对权利形式主体的制约主要是制约机构设置、规模以及权利的配置。这主要包括：

第一，制约形式主体的设置和规模。组织机构的设置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需要与精干原则。前者解决事务的需要来设立相应的机构，以约束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后者解决机构的精简与高效的问题，以防止机构臃肿膨胀。从对机构的制约机制来看，它取决于对机构的恰当设置以及对机构的人员定编、定额的严格规定。

第二，合理的权力配置制约，所谓的合理即一个行政机构不能有超出它管理事务范围的权力，也不应缺乏管理所必要的权力。

而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实际主体加以控制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权力行驶的实际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这使得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将大大不同于对权力本身的制约，主要从分配权力的大小，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和方法等来进行的，这些制约都具有不可确定性。但是，就是有再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再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一旦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实际运用权力时，也会出现违背规则，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甚至不合理的情况。为此，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应当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因此应当是对实际权力主体制约的核心（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上述三重法律身份各有其不同的法定权力义务。而且是在分别针对不同的对应主体时才有的。普通公民的该法律身份，一旦出生并具有国籍时便取得。其权力义务同于其他普通公民。国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便取得。其权力义务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各种权力义务。行政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是在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法律关系时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执行公务的国家公务员都具有此种法律身份。如一个税务征管员在向纳税人收税时，他就是税务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国家公务员有此种法律身份时行使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权力，履行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全部法律后果也归于行政主体。这既不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的权力义务，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作为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权力义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公务员以行政机关代表的身份与行政权力相结合，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解脱另外几种具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身份。这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结果：利用前一种身份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为后几种身份服务。这也就使得加强和严格对公务员其“人’的控制管理，成为极为重要的制约内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这种实际的权力主体实际上是一个个的“经济人”（注释2）即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按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由复数的，独立的行为元件构成的各行为主体为彼此的价值判断对象，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利益，唯有与别的主体交易才能实现，然而这种主体间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机会成本，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实现交易时在等时段内就失去了与第三个主体交易的机会。当行为主体作为经济人面目出现时，其实还包含这一层意思，既行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如果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所得到的交易利益，他将放弃此次交易。最能说明该例子的是科斯教授在其名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农场主和牧场主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分析，。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能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就行政机关公务员自身原因来讲，根本上是利益机制在冲击他们对权利的正确运用。为此，对他们予以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与福利待遇是满足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前提。同时，对于他们正确运用权力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奖励，必要时还应当建立类同于其他行业已实施的重奖制度。因为这种收益与他们付出的成本是相当的。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前者是通过利益与成本的巨大反差比较，使之一般不愿或不敢滥用权力，后者则在于解决不给或尽量控制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作交易的空间，使之即使有利益动机也难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加以满足。第一种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机制。核心是使他们对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带来的不法利益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且必须由自身承担，第二中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方式，尽量减少使他们可以运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该项制定的核心内容是明确界定公务员的权力义务，具体确定行使行政权力时的责任人。在行政机关内部要形成一种制度，即承办人员须对自己所承办的具体事项直接负责任。行政机关无论将来是否会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在事前都要在内部确定每个直接的责任人，以便检查追究;各行政机关应在内部确定本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质量比例，如果某公务员承办的事项其违法超过本部门规定的比例，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在综合比较上应大大超出其通过滥用权利所得到的利益。即他们要付出极高的个人利益成本。这包括公务员个人工资，奖金等物质利益及职务上的任免升降等政治利益在内。这种目标责任制应包括以下几点实质内容。

其一，行政机关中各级公务员的职权职责范围及要求。

其二，各级各类公务员对行政行为作出时在过程上的责任事故标准。如医院医护人员出了一件医疗事故，工厂工人生产出了一次废品。导致事故人员的医护人员和工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上也应如此。

其三，各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的情况确定并限制个人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比例，并按时检查考核。

其四，该比例的实现与否与公务员个人的工资、奖金挂钩，增强其责任感。

总之，建立行政机关内部的一套目标责任制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将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降低违法的行政权力行使的机率。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法滥用行政权力在自身原因上主要是源于私利，而在可行的条件下则主要是因为个人拥有对权力掌握使用的自由空间或者说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传统的行政理论在制约自由裁量权时多是从主观角度考虑标准问题，如要求行政权力合理使用具备法律规定的目的，必须有正当的动机应当符合情理，考虑机关的因素而不变不相关的影响等等，这些标准当然对约束自由裁量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仍存在一些缺陷。

其一，这种偏重对行政主体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确定客观的可把握标准，因而是不易为社会掌握并评判的。

其二，行政主体在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承担合理行政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未受社会，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权力的约束。

为此，应尽可能固定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标准。同时应当赋予社会和行政相对人以其标准评价行政权力运用是否合理的重大权力，以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空间。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注释：

1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26页。

2参见朱力宇著《论“经济人”假设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问题》杂志名: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期号:第3期第一页

参考文献：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姜明安主编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8

关键词：利益集团；宪法变革；经济解释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的表述直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取消。

“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第18条)。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04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公务员之家: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③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9

关键词：运行保障平台；网络信息系统；稳固加密；信息资源层次；应用结构搭建；身份加密；信息验证

加密是以特殊算法改变原有数据信息格式的处理手段，一般情况下，若未授权用户获得了经过加密的信息参量，但由于缺乏解密公钥，也始终不能获得数据参量表达的真实信息含义。在互联网环境中，稳固加密算法之所以具有绝对的应用安全性，与解码条件相对苛刻、加密密钥绝对隐藏等影响因素密不可分。在密码学领域中，加密是隐藏明文信息的关键处理方法，该项技术手段不但能够增大信息参量的可读难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由明文传输行为到密文传输行为的转换[1]。为保证网络信息的传输安全性，在进行加密处理之前，要求数据参量必须处于相对独立且完整的存在状态。信息孤岛是指信息参量之间完全不相关的网络状态，可能对网络系统的运行稳定性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传统分布式平台针对信息孤岛现象，提出了按需保护模式，通过主次级网络相连的形式，降低非关联信息之间的限制作用关系，再借助核函数计算个别信息节点处的数据传输承载量条件。然而此类型应用平台并不能实现对传输数据的完全加密，易导致网络系统运行稳定性的持续下降。为解决此问题，本文引入稳固加密技术，设计一种新型的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借助Web服务器，划分信息资源所属的层次级别，再联合Hash函数与加密公钥，实现对网络信息身份加密体制的准确定义。

1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的基层应用结构

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的应用结构搭建包含Web服务器连接、信息资源层次划分、数据格式规划三个处理环节，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1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是具有超文本传输能力的网络信息处理设备，在功能性方面沿用传统的客户端与服务器配合模型，而在作用性方面则同时搭载HTTP协议与TCP协议，可联合加密芯片对网络信息源输出的数据参量进行处理，并可借助不同的编程语言，将网络信息结构体转换成不同的数据存储形式[2⁃3]。Web服务器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应用服务器，能够配合HTTP协议与TCP协议将数据源码转化成既定编码形式，并可在此过程中对信息源数据加以利用，一方面避免因信息过量传输行为而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另一方面也可实现对数据信息的转存与运输处理。Web网络服务器可直接干预数据库结构体具有的信息存储行为，且由于编程语言的不同，整个数据库空间中同时具备多个不同的存储结构。Web服务器访问模型如图1所示。图1Web服务器访问模型

1.2信息资源层次划分

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的信息资源层次由网络管理级、网络基层级、网络服务级三个结构体系共同组成。其中，网络服务级位于信息资源层次体系的最低端，在已知服务对象、加密对象所属信息类别的基础上，可挑选不同型号的服务设备与加密设备对待传输的信息参量进行处理，不仅可实现对网关主体的有效调试，也可从根本上避免混乱信息传输行为对待存储数据参量造成的影响[4⁃5]。网络基层级同时搭载互联网主工作站、数据库系统、加密系统与广域网主机，能够在适应网关协议的同时，建立与其他Web服务器之间的应用连接关系。网络管理级可在运行保障终端结构的作用下，对信息管理人员与其他平台体系进行同步控制，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对网络信息系统传输加密处理能力的平衡与维护。信息资源层次划分原理如图2所示。

1.3数据格式规划

数据格式规划行为可帮助网络信息采集服务器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待处理数据参量，整个规划过程需要多个工作站与服务器设备的共同配合，且由于路由器、交换机等多个设备结构元件的存在，指挥终端、管理终端可同时控制网络信息系统底端的服务器设备，一方面保障测试服务器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可供稳固加密处理的数据信息，另一方面也可利用相关加密服务器元件，实现对网络信息参量的编码与处理[6⁃7]。一般情况下，由网络信息系统输出的数据参量只具有单向排列一种形式，而随着保障平台运行时间的延长，这种最常规的数据格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系统内的加密处理需求[8]。因此，信息终端必须兼备数据处理与加密体系维护的能力，在妥善匹配路由器信息传输需求的同时，对系统内运行的数据参量进行目的性加密处理。数据格式规划原理如图3所示。

2基于稳固加密的网络信息验证

在基层应用体系结构的支持下，按照信息公钥加密、密码Hash函数建立、身份加密体制完善的处理流程，实现基于稳固加密的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的顺利应用。

2.1信息公钥加密

信息公钥是指以网络信息为模板的数据参量处理范本，其原始存在形式始终与网络主机输出的数据参量保持一致，但其实际译码流程则会随着稳固加密公钥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末端接收到的信息公钥，都能与数据传输目的地之间保持相关性的影响限制关系。完整的信息公钥加密标准由数据起始参数、数据传输行为、数据终止参数三部分共同组成[9⁃10]。数据起始参数定义了网络信息系统中数据参量文件的起始传输位置，在运行保障平台中，该项物理指标的系数值水平越大，最终获得加密文件的约束性等级也就越高。而数据传输行为并不局限于一种或几种，其存在形式可随信息资源所属层次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数据终止参数定义了网络信息系统中数据参量文件的终止传输位置，在运行保障平台中，该项系数指标的数值水平可随网络信息输出量的增大而不断提升[11⁃12]。设m0表示信息公钥的数据加密起始参数，mn表示信息公钥的数据加密终止参数，λ表示传输行为指标。联立上述物理量，可将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的公钥加密条件定义为：（1）式中：n代表网络信息的实际加密编码处理次数；Cˉ代表网络信息的传输均值量。

2.2密码Hash函数

密码Hash函数可用于保障网络信息数据的传输完整性，在稳固加密环境下，该项应用条件对密钥模板映射关系的建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验证网络信息的加密身份时，系统运行保障平台也需要借助密码Hash函数，才可将数据参量的身份串指标固定到单一的网络信息元素主体上[13⁃14]。密码Hash函数是一种相对理想化的网络信息稳固加密模型，可在关注数据参量传输行为的同时，联合网络环境中的所有运行节点，将分散状态的信息加密文档聚合成稳定的包状传输形式，由于网络保障机制的存在，待传输的信息数据总量越大，与之匹配的密钥文本覆盖面积也就越大。设i0代表Hash密码的下限映射系数值，in代表Hash密码的上限映射系数值，联立式（1），可将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的密码Hash函数定义为：（2）式中：lmax代表最大的网络信息加密系数项；||T代表网络信息系统的单位运行时长；p代表网络信息系统中的特征数据参量。

2.3身份加密体制

身份加密体制是一种完善的网络信息识别样本，在已知密码Hash函数的前提下，原始存在于加密体制中的数据信息总量值越大，则能够运行于保障平台上的传输文件量也就越多。若将网络信息系统视为一个绝对独立的数据参量处理平台，则可认为稳固加密算法的存在是影响运行保障平台决定性能力的主要原因。在既定网络环境中，信息孤岛现象会造成数据参量加密压力的不断增加，而随着信息覆盖面积的持续增大，原有加密模板在面对巨大的信息负载压力时，易失去原有的编码能力，从而使保障平台的运行能力受到影响[15]。为解决此问题，身份加密体制在沿用传统稳固性加密思想的同时，将网络信息分为多个待执行结构，并在系统运行环境中，对这些数据参量分别进行存储与处理，直至有效控制现有的信息孤岛现象，对互联网信息存在环境进行无限扩张。设β代表网络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加密参量；q代表网络信息数据的加密样本识别条件。联立式（2），可将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的稳固身份加密体制判别式定义为：3）式中：f代表网络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保障参量值；k1，k2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数据信息模板加密系数。至此，实现各项物理系数值的计算与处理，在稳固加密算法的支持下，完成网络信息系统的运行保障平台设计。

3实用性分析

为保障网络信息系统的运行稳定性，选取一台数据库主机、一台服务器主机、一台网关设备同时作为实验元件，其中，数据库主机负责数据信息参量的存储，服务器主机负责输出信息数据参量，网关设备负责提供绝对稳定的加密编码协议。在数据中心、加密设备同时接入互联网环境时，管理员能够直接调试上述两者之间的信息传输关系，并可将未完全消耗的数据信息参量存储于可访问网络与非可访问网络之中，前者存储已被编码的加密信息，后者存储未被编码的加密信息。在实验过程中，分别将基于稳固加密的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传统分布式平台与信息传输接口相连，其中，前者作为实验组、后者作为对照组。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如图4所示。BRA指标能够反映网络信息孤岛现象的出现几率，若同时将数据参量的正向与反向编码行为考虑在内，则可认为BRA指标始终对网络信息孤岛现象出现几率起到正向影响作用。BRA指标的实验数值如表1所示。分析表1可知：实验组BRA指标在一段时间的数值上升状态后，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变化态势；而对照组BRA指标则在持续性下降后，开始逐渐呈现不断上升的数值变化状态。实验组的最大数值结果为32.45%，与对照组的最大数值结果67.70%相比，下降了35.25%。TRS指标则能反映网络系统的实时运行稳定性，随着数据参量加密能力的增强，运行平台内存储的传输数据量也会逐渐增大，因此TRS指标的数值水平也会随之增大，从而促使网络系统实时运行稳定性不断增强。表2记录了实验组、对照组TRS指标数值的实际变化情况。分析表2中的数值记录结果可知：实验组TRS指标变化趋势在一段时间的数值稳定状态后，开始逐渐呈现不断上升的变化行为；对照组TRS指标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则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数值变化趋势。从实时数值水平的角度来看，实验组最大值66.01%与对照组最大值24.87%相比，上升了41.14%。综合上述数值结果，可得出如下实验结论：1）基于稳固加密的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能够有效抑制网络信息孤岛现象的出现几率；2）所设计的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保障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网络系统的实时运行稳定性。

4结语

身份代表制范文篇10

摘要：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先生从利益集团与美国宪法的制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宪法经济解释的观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及各所有制形式在宪法中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不是同样隐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力量。但最后的论证却证明了至少在1993年前中国宪法对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的规定变化是“政策性修宪”的结果，而不是利益集团的推动。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尔德先生能对美国宪法进行如此的经济解释，能否运用他的这种方法来对中国宪法进行经济解释呢?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部新中国宪法及其以后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包括1988年、1993年、1999年、20o4年四部修正案)的制定、批准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吗?如果存在，这些集团分别代表怎样的经济利益，在制宪及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宪法身份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部宪法，“八二宪法”以后有四部修正案，内容变动最多、最频繁的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不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变化才导致了宪法对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规定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从《共同纲领》及历部宪法、宪法修正案对经济体制及对各种经济成分规定的变化，来论述中国的利益集团演变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宪法规定上就是1954年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82年宪法第l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也说明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补充。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反映在宪法上，则是不同所有制式的宪法身份处于不断地变动中。

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我国宪法(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物质基础”(《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表述)。国家对“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政策是“优先发展”(1954年宪法)和“保障”(1982年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这说明，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表现之一的“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是不容置疑的。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身份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宪法表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并没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表述，而是以“合作社经济”来表述的。但是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共同纲领》表述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29条)，而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第7条)。随着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75年宪法第7条)和“农村经济”(1978年宪法第7条)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代名词。“”的表述直到1993年宪法修正案才取消。“私营经济”的宪法身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共同纲领》第30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这条就足以说明在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还是具有宪法身份的。但随后的1954年宪法一直到1982年宪法，私营经济就不具有宪法地位了。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才肯定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不断地调整，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l6条则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此又做了修正，其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宪法命运与“私营经济”相似。《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基本上取消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宪法身份。到了1982年，宪法才明确赋予了“个体经济”以宪法身份。之后，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采取的政策经历了与“私营经济”相同的变化。

最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宪法首次认可了“三资”企业的宪法身份。

也许我们从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所有制形式规定的变化中感悟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笔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在这短短的55年内(1949--2004年)，宪法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规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频繁的变化?

三、理论假设及证伪

根据以上所引证的比尔德先生对美国宪法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宪法的规定及其变化取决于参与和批准宪法的利益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宪法是一种经济文献，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妥协的产物。当某一利益集团无法参与或者即使参与也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时候，宪法也必然不会反映其在宪法中的地位和身份。故此，中国宪法对所有制形式的规定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所有制形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制宪和修宪时)力量的变化。公务员之家

上述的理论假设只有在证明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制宪和修宪时)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对制宪和修宪起了作用，表达了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这里是指“要求宪法肯定自身所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宪法地位或身份”)这些问题后才能成立。

按照通常的理解，利益集团是“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切身利害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持久性组织，或为了某种共同需要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性组织。”③据此，利益集团的特征就是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目标和组织性。只有某一群体或团体符合了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利益集团。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社会成员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

具体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控制，统一分配，这样就导致了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这并不排除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取的更多非法财富)。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致平等的财产分布格局无法产生利益多元化的状态。没有财产占有的多样化或者说贫富的差距，也就无法造就利益的多元化。而没有利益多元化，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也不会产生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