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范文10篇

身份范文篇1

摘要: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是身份犯理论研究的基础性范畴,它直接决定了身份犯具体问题的展开。发端于大陆法系刑法中的“义务违反说”、“法益侵害说”以及建立在二者基础之上的“综合说”都不能圆满地说明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学者关于此问题的个别看法也不无纰漏。以“身份法益侵害说”作为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关键词:身份犯;处罚根据;身份法益

《刑法》分则缘何将有些犯罪主体限定在只能是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一部分人;又缘何在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都可以实施某一犯罪行为时只对有特定身份者进行加重或减轻处罚,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是对身份犯的处罚根据之探究。有学者将之称为身份犯的本质或者规范本质[1]。

关于这一问题,在刑法理论较为发达且身份犯理论研究较为深入的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研讨得较多且观点对立鲜明;而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则较少论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学者在研究所谓身份犯的问题时要么仅在犯罪构成主体要件部分作简要介绍,要么仅在共同犯罪部分稍带论及“身份与共同犯罪”问题,而并未将身份犯作为一个体系自足的、具有相对独立存在价值的理论范畴进行研究。这种理论研究现状的直接反映便是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不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身份犯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从较早的有关身份犯的相关论述即可见一斑。好在近几年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对身份犯理论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身份犯本质的相关看法,但是这种探讨还稍显粗浅。笔者将一一作出评介。

一、“义务违反说”及其检讨

该学说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有个别国内学者坚持这一观点,其主要从违反义务的角度来解读身份犯的处罚根据。

首先,德国学者纳格勒(Nagler)、罗克辛(Roxin)等都是该说的坚决捍卫者[2]。

纳格勒试图以规范论为基础来探求违反限制性规范的身份犯之本质。在他看来,法秩序的本质是使个别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使个人的意思服从全体意思;所以,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被法纳入其调整范围,成为法的主体或客体,只有法要求他服从法,那么这个人才能违反法。在法的这一命题中,“被法要求服从的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认为,“被法要求服从的人”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纯粹的实定法上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即在各个法律规范中,规定义务的法律命题是面向所有的国民呢?还是仅仅面向国民中的一部分?纳格勒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慎重的法律解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在那个时代,对于如何限制课以义务的领域,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课以义务的领域应限于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可能由国民中的特别的集团的命令实现保护的场合;第二,课以义务的领域应限于法秩序因只对一定的人的集团的命令达到法益保护的场合。但纳格勒又认为,在第一种场合中,缺少一种契机,即不能达到保护法益的人,就不能直接赋予一定的义务;而在第二种场合,因为主张只有在法所要求的一定的人的集团服从的命题中才可以课以义务,所以也就放弃了原本对国民全体的命令[3]。

与此相应,德国学者罗克辛更直接地主张创设一种“义务犯”概念,以之取代“身份犯”。义务犯的主体是负有义务的“特别义务者”。只有该“特别义务者”才能够实施违反其所负特别义务的行为,其他一般人并无该义务可以违反,因而不能单独构成该义务犯的主体。

其次,日本也有部分学者持这种主张。有学者认为,在社会、法律等关于人的关系中对于满足身份犯的原因,要从具有承担特定义务的地位或资格的人犯罪这种角度来把握。即只有在有一定的身份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情况下,违反了其身份所承担的特别义务,才能成为使犯罪成立的契机。不纯正身份犯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人犯罪,因为违反比别人承担的更高一级的义务,而被加重刑罚的情况[4]。野村稔教授认为:“所谓身份犯,是指只有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才能构成犯罪,或者对于其刑罚予以加重或减轻的场合。这是因为由于一定的身份而负有特别的义务。”[5]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认为纯正身份犯之本质系以具有一定身份者因其身份而负担特定义务,如公务员等,即以其在社会上或法律上因具有人的关系,取得其地位或资格,而负担特定义务[6]。

祖国大陆学者通常是从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分性来论述主体的特殊身份的。一般这样表述:为什么法律要把特殊身份规定为某些犯罪的主体要件?因为刑法所要求的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莫不与法律上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密相关联。这些特定的身份赋予了有此身份者特定的职责即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的正确行使和这些义务的忠实履行,是维护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所必需的。如果具有特定身份者不正确执行其身份所赋予的职责,而实施严重滥用其权利或者违背、不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则这种行为就严重破坏了统治阶级以刑法予以保护的重要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就具有了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法律秩序。而主体特定身份为什么能影响刑罚的轻重呢?因为刑事责任程度是立法者规定刑罚轻重的依据,而特定身份与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关联[7]。

总的说来,从义务违反的角度来把握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在德国刑法理论中似乎更具市场而且理由也较为充分。相应地,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主张及理由几乎与德国学者同出一辙,并无新意。而祖国学大陆者的相关论述表面上与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主张相近,实则相差甚远。(注:传统刑法理论关于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的主张似乎仅仅意在对身份的特征作出一种说明,其并不是在身份犯处罚根据(本质)的意义上使用,其表现之一便是在传统观点中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强奸罪的身份犯属性,这与其所言的义务违反性立场不相匹配。因为作为强奸罪特殊构成主体的男子无论如何不能说其具备何种义务,且因为其违反了何种义务而对之进行处罚——这也是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主张将强奸罪排除在身份犯罪范围之外的原因所在。)

应当说,从义务违反的角度来寻求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对于部分身份犯罪来说或许成立,但是并无普适效果。因为就整个《刑法》分则规范所规定的犯罪而言,大体可以分成两大阵营:大多数犯罪对主体构成并无特殊要求,只要主体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即可构成该罪;也有部分犯罪的成立或对之进行处罚以特定身份为必要。后一部分犯罪即为通常所研究的身份犯问题,之所以将这些犯罪统一起来进行一体研究无非是因为它们都具备“身份”这一共有特征。而“义务违反说”论者又试图将身份犯中的一部分犯罪再划分出来并认为仅有这些犯罪才是身份犯罪,将余下的那些其存在也与身份须臾不可分离的犯罪置入一般犯罪的阵营(主要是将一些具有自然身份的主体因无义务违反性的自然身份犯排除在了身份犯的范围之外)。这种研究方法不无疑问,因为就类型划分的近似性原则而言,毕竟论者所说的义务犯与被其排除在身份犯范围之外的自然身份犯都非一般人所能构成,因而更具有将其划分为统一类型进行研究的根据。

另外,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研究只是为了寻求作为整个身份犯理论支撑根基的原点,进而身份犯的所有相关问题都是以该原点出发并建立在此之上的。如此一来,作为身份犯处罚根据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论者关于身份犯的其他理论问题之探讨和结论。最明显的例证便是有关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根据纳格勒对真正身份犯的这种理解(义务违反性的主张——笔者注),无身份者不但不能成立共同正犯,而且也不能成立狭义的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但是,纳格勒却认为真正身份犯情况下无身份者可以成立狭义的共犯。其论证如下:诚然,身份犯中的法益侵害只有对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才有可能;但是,无身份者通过与有身份者之有效侵害行为的结合,就消除了其在身份方面的障碍,从而使得其对真正身份犯之保护法益的侵害成为可能。从法益保护的观点来看,应当认为法秩序至少也第二次地禁止无身份者的加功行为。换言之,在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者承担的是“第二次的服从义务”。一方面主张义务犯论,另一方面则肯定所谓“第二次的服从义务”,这表明纳格勒的理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纳格勒的义务犯论受到了包括迈耶(Mayer)在内的德国学者的批判[8]。可见,如果将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贯彻到底,则无身份者根本无义务可以违反,从而导致无身份者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犯罪,这便产生处罚上的漏洞和不合理性。纳格勒看到了这一弊端并试图加以解决,不得已而借用如何才能使无身份者“对真正身份犯之保护法益的侵害成为可能”这一法益侵害的概念来弥补漏洞和不合理现象,但这又违背了其义务违反性的立场。还有学者(如庄子邦雄、平野龙一)从违法性的实质的角度进行批判,该见解认为义务违反是违法性的实质,并且使一方面强调人的行为无价值,另一方面轻视结果无价值的见解成为前提,是不妥当的[9]。应当说这一批判也相当有力。

二、“法益侵害说”及其反思

很多学者试图从另一个进路对身份犯的处罚根据进行探讨,即身份犯所侵害的法益较之一般犯罪有所不同,此即身份犯之存在理由。具体而言,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可以称为“统一说”,也就是在探讨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时并不区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而是笼统的认为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就是对特定法益之侵害。在纳格勒、罗克辛等学者试图从“对特别义务的侵害”方面来探求身份犯的实质的时候,另外一些学者却试图从另一方面来“捕捉”,那就是把身份犯和法益侵害联系到一起[2]93。这种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首推奥本海姆(Oppenheim),他曾经对典型的身份犯——公务员的犯罪加以详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试图从保护对象那里寻求公务员犯罪的特征,这就是所谓的“特别保护对象理论”。奥本海姆认为,公务员犯罪的本质在于:公务员犯罪存在着公务员法益被侵害或者使之处于危险状态的切入点。公务员犯罪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化状态,只能由公务的所有者即公务员进行。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担任公务,才能对这个公务施加影响。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教授也认为:法益侵害(与危险)是违法性的实质,特别是真正不作为犯,如果不是具有身份者,事实上也许不可能侵害法益,并认为这能给犯罪的成立以根据[9]149。

相应的,第二种主张就是“区别说”,该说尽管也是在法益侵害的范围内探寻身份犯的处罚根据,但它认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应当区别对待。该说认为,关于真正身份犯,应当根据身份犯中的保护法益的观点来解决。真正身份犯,因为其身份,而且因为与法益的主体或者行为客体的关系,所以关于其行为的特别法益也是被保护的,仅有身份者由于其实行行为,侵害其特别的法益或者使其危险化是可能的。例如,《刑法》在关于泄漏秘密罪的规定中,认为仅有非身份者没有可能侵害他人的秘密的保护法益,因为对行为者要求一定的身份、具有那样的“地位、资格”,特别是也保护不泄漏他人的秘密的这种信赖。这样的信赖的法益,仅仅对有身份者可能保护。受贿罪中职务的公正及社会对它的信赖是保护法益,这种“信赖”仅仅是在与行为主体的地位或资格的关系中才可能受到保护,共犯者只有通过正犯者才可能侵害这样的法益。与此相反,在不真正身份犯中,对身份者比一般人较强地期待其避免犯罪。业务侵占罪中的“业务者”的身份,对身份者是特别强地期待其不侵害所占有的他人之物的。从而,对《日本刑法》第65条第2款的不真正身份犯的共犯,因为仅仅有身份的正犯才受强的期待,所以无身份者只能科处通常的刑罚[9]150。

笔者认为,尽管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都统一于“身份”这一特征之下,但是由于他们构成上的差异——一者身份的有无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一者身份的存在不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但影响刑罚的轻重。鉴于这种构造上的差异,将二者分别予以考察的思路是可取的,当然这种分开考察并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将两个实质上迥异的概念统一在一个理论中进行研究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因此,前述第一种观点表面上是对身份犯的处罚根据的判断,实质上仅仅论及的是纯正身份犯问题;而区别说的论点则是可取的,它既看到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这样两种“身份犯”的共通性,又辨别了二者的细微差别。

三、“综合说”及其不足

所谓“综合说”,无非是将前述两种观点一同作为考察身份犯处罚根据的内容。一般是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区别对待,进而得出不同种类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是不同的结论。日本学者大塚仁在论述犯罪的本质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论述:“犯罪,首先可以解释为把法益的侵害作为各个核心而构成。可是,根据刑罚法规,也不是没有作为义务的违反而把握的一面,例如,被侵害的法益尽管是同一的,在不真正身份犯中,身份者的行为比非身份者的行为处罚要重(例如,保护责任者的遗弃罪,《日本刑法》第218条的“场合”等),离开身份者的义务违反这一点,我认为就难以彻底理解;所以犯罪的本质,一方面基本上是对各类法益的侵害,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义务的违反可以作为本源。”[10]国内也有部分学者与大塚教授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在离开特定的身份后刑法保护的法益就不可理解时,主体具备某种身份就意味着存在刑法保护的法益。这种身份是构成要件身份。……反之,在不具备该身份的人实施同样行为也构成犯罪、具备该身份就加重或减轻处罚的情况下,主体的身份意味着负有维护特定利益的义务或享受特定利益的权利,这种身份就是量刑身份[11]。

这种观点注意到了作为身份犯理论范畴之内的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二者构造上的差异,这一点是可取的。但是如前所述,它似乎将这种差异过分渲染而使得在实质上或处罚根据上二者几无任何共通之处,这样如果仅因为二者具备“身份”这一形式上的特征就将毫无关系的两个事物统一(实质上是机械地组合)到一个理论内进行研究的做法,其研究价值不无疑问。

四、国内学者的新锐见解及其剖析

正如前文所述,国内关于身份犯的传统观点几乎并未探及身份犯的处罚根据这样的实质性问题。直到最近几年有学者相继对身份犯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才将这一问题提上讨论日程。尽管学者的观点还存在可商榷之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体现了身份犯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和不断成熟。

有学者将身份犯的实质理解为三重法益论,认为身份犯的本质在于特定的义务主体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特定的法益,身份犯的主体在违背自己特定义务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特定法益的同时,也侵害了刑法所普遍保护的普通法益。在此,论者首先强调了主体的特定性,即身份犯的主体并非仅仅是普通公民,而是负有一定义务的特定的人;其次,强调了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的特定性,即这种法益必须是为法律所保护的特定的法益,它与犯罪主体的特定义务密切相关;再次,在强调身份犯侵害特定法益的同时,也强调身份犯所同时侵害的刑法所普遍保护的普通法益[2]98。

表面上看来,该种“三重法益”论较为全面,但它实质上不无问题。首先,论者所强调的前两重“法益”实际上是国外综合说的翻版,其不足之处已如前文所述,此处不赘述;其次,论者为了能够说明非身份者也能构成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得出身份犯罪侵害法益的双重性质——既侵害了某种特殊法益又侵害了刑法所普遍保护的普通法益。笔者认为,该论者试图找出非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罪共犯的理由,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否则就会产生处罚上的漏洞。但是,他为此得出身份犯在侵犯特殊法益的同时又侵犯了普通法益的说法不无疑问。论者的大致思路是:特殊主体首先应该满足一般主体的条件,即特殊主体首先应该最起码是一般的人,只不过在一般的人的基础上,因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一定的条件而成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即特殊主体。另外,身份犯所侵害的法益首先应该最起码是刑法所普遍保护的法益,应该满足普通法益的条件,只不过在普通法益的基础上,由于法律的规定与保护,因而成了特别法益[2]100。应当说这种思路在形式逻辑上大致是成立的,但也仅此而已,并无任何创意。因为作为身份犯主体要件之特殊主体的构成条件而言,固然需要首先具备一般主体所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具备某些特殊身份要件。但是,从刑法规范的角度言之,我们在考察身份犯罪时应当评价的是已经具备了“一般主体要件+特殊身份要件”的特殊主体,并不需要再去考虑包含于其中的一般主体要件。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公共财物的应当构成贪污罪,但是我们并无必要认为行为人首先构成盗窃罪(一般主体实施的),只是由于主体具有特殊身份才构成贪污罪;而按照对于特殊主体的分析思路所得出的身份犯罪侵害法益的双重性质的结论也不可取。对身份犯罪而言,其所侵犯的是与主体特殊身份相关联的特殊法益,其与身份犯罪之成立并生。例如,受贿罪所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该特殊法益是身份犯罪成立的基础条件之一,那么作为受贿罪的身份犯同时侵犯的普通法益又是什么呢?对此,我们无从知晓。或许论者的初衷并非是要将身份犯所同时侵犯的“普通法益”实在化,其所要表达的在于,作为特殊法益也好、一般犯所侵害的其他一般法益也好,都统一在“法益”这一概念之下,这里所说的身份犯同时侵犯的普通法益仅指这一在更为抽象层次上的“法益”。但是,笔者认为,这样抽象性更高的“法益”概念与身份犯侵犯的特殊法益不应当在同一层次考虑——因为这样一来,是不是对于一般犯罪(例如盗窃罪)而言也侵犯了双重法益呢?因为盗窃罪侵犯的是他人公私财物所有权法益(一定意义上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特殊”法益呢?因为该法益是相对于该罪名而“特殊”化的),同时也侵犯了作为该“特殊”法益上位概念的“普通法益”。这显然应当是论者所不赞成的。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在考察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时不认为身份犯既侵犯了某种特殊法益也侵犯了普通法益,但是,这种理解在解决无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上却并无障碍,具体理由参见后文论述。

也有学者从身份在对犯罪构成之各个构成要件的作用体现来论述身份犯的本质[1]33-41。论者认为,身份犯的本质只能从身份本身去找。身份犯作为以行为人的特定身份为标准而作的一种分类,其犯罪的本质以及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都有身份的烙印。也就是说,身份的触角已经伸进了身份犯构成的各个要件中,决定和影响着其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这是刑法规定身份犯的原因之所在。具体而言,身份对身份犯之犯罪构成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身份是身份犯之主体的构成要件之一;从犯罪客体方面来看,行为人的特定身份往往决定着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犯罪客体的性质;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身份往往决定着罪过的有无及其内容;从客观方面来看,身份决定着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危害程度。

该种观点的思维进路似乎更为新颖,它不再纠缠于大陆法系学者提出的“义务违反”抑或“法益侵害”问题,而是独辟蹊径地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进行阐述。但是,究其实质,这种观点所要阐明的完全有别于传统理论所研究的身份犯的本质(处罚根据)问题,或者说二者并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探讨。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意在说明《刑法》分则为何会划定部分犯罪的主体范围,仅将部分犯罪的主体局限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犯的本质意在研究“法律之前”的问题;而如论者所言,将身份犯的本质理解为对犯罪构成要件四个方面的作用,实则在探讨“法律之上”的问题,充其量可以称之为身份犯的“表现”或者说特征,而绝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欲探究的“本质”或者“处罚根据”问题。

五、“身份法益侵害说”之主张

通过对上述诸种学说的比较和分析,笔者认为,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探寻至少应当注意3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本质)与我们通常所研究的犯罪的本质问题联系密切。犯罪的本质问题是刑法学中的基础性范畴,历来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必争之地”,因此关于该问题的学说和争论一直存在[12]。犯罪本质问题的研究无非就是为了解决刑法规范从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中挑选出一部分而将其规定为实定法上的犯罪之根据和理由,而这与我们研究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在思路和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研究,其目的也是为了找寻将社会生活中的全部行为中筛选出部分而作为犯罪(包括只能由有身份者构成犯罪的纯正身份犯和身份只影响刑罚的不纯正身份犯)之根据和理由。基于此,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研究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而应当结合犯罪本质问题进行研究。

其次,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应当有一个共通的联结点,只不过可以在此前提下有所区别。正如前文所言,在研究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时,应当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结合起来考察,这意味着不能以纯正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取代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也意味着不能使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处罚根据相去甚远,互无瓜葛。

再次,一般而言,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判断直接决定着身份犯相关问题的结论,尤其是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是身份犯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身份犯理论的原点,身份犯之相关问题都建立在其上,对它的理解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身份犯相关问题的考量。因此,在考察身份犯之相关问题的时候,也应当顾及身份犯处罚根据的立场选择,而不能就事论事。

基于此,笔者主张“身份法益侵害”说。不过,由于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在构成上的不同,因此二者的处罚根据理应有所区别——纯正身份犯之特定身份决定身份法益的存在与否,而不纯正身份犯之特定身份决定着法益受到侵害的强度大小。具体而言:第一,纯正身份犯所要求的行为主体的特定身份与该罪所侵犯的特定法益相互印证并互相依存。行为主体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与特殊法益(该特殊法益一般是通过身份犯的构成要件行为表现出来)相结合而决定了身份犯的存在。第二,就不纯正身份犯而言,其法益至少也应当与行为主体的特定身份相勾连,即行为主体特定身份的存在使得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或者说强度)有所增大或者减小。不纯正身份犯在犯罪构成上除了要求犯罪主体的特定身份之外,其他方面与该不纯正身份犯所对应之一般犯罪无异,①

因此,该特殊身份的具备并不决定(对应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否存在。但是,该不纯正身份犯在处罚上又有别于相对应的犯罪,这种处罚上的不同源自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程度之差异,归根到底是受行为主体的特定身份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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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范文篇2

文山州委实施“云岭先锋”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有州属部分单位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就州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在窗口服务行业中如何实施“云岭先锋”工程，营造良好氛围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会上，林耘埜部长在听取了各单位的工作情况汇报后，对全州机关、企事业单位实施“云岭先锋”工程提出了要求：

一、高度重视，狠抓落实，再次掀起实施“云岭先锋”工程新高潮。要下功夫抓好党员“亮身份、树形象”活动。州属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根据不同工作性质，抓好党员示范活动，特别是在窗口服务行业要设有明显的党员“亮身份、树形象”标识，真正把党员身份亮出来，把党员形象树立起来，把工作绩效抓出来。

二、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采取举办联欢会、文艺演出、知识竞赛、组织专题生活会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宣传，让基层群众和每一位党员都能看到、听到、感受到，使大家知道“云岭先锋”工程就在自己的身边，让“云岭先锋”工程贴近基层、贴近党员，贴近群众。

三、找准结合点，找准抓手，扎实推进。各单位要根据各自实际，把实施“云岭先锋”工程与机关“三为”教育实践活动、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根据部门和行业工作特点，抓好党员的设岗定责工作，结合党员的实际，把“五带头”的目标进行分类细化，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党员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让百姓能够看到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

四、抓典型，出经验，点面结合。要注意培养一批单位和个人典型，用党员身边的事和身边的人教育党员；要及时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此带动面上工作。

身份范文篇3

关键词：身份代表制，人大代表，人大制度，社会分层，利益群体，人大制度学

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身份代表制的研究，这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助于代表们更好地维护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促进较为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展。

一、身份代表制概述

（一）人大代表身份的涵义

关于人大代表之“身份”这一概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加深理解。首先，从身份的字面概念和制度层面[1]来理解，它反映和体现了个人及其社会群体的角色特征、社会地位、等级、资历以及“差序格局”。其次，从不同身份人大代表涵义的界定这个角度来理解身份。不同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阶级及阶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相应地体现着其代表的身份群体的特征。②再次，从“法律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宪法与法律对人大代表身份构成的相关规定”。最后，从“现实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构成状况”。

（二）身份代表制的理论根基——身份代表制原则

在区县级人大直接选举中，依选举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普遍将具有共同身份的特定群体划分到一个或联合选区，选举产生1—3名代表，比如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如在关于分配代表名额应遵循的原则中要求：“要注意代表的界别构成比例，使工人、农牧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民主爱国人士、归侨、侨眷，其他劳动人民和妇女都有适当名额的代表。”[3]（P65）在市级及其以上的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亦往往根据分配的代表名额和确定的代表比例，确定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曾有多年担任地方人大常委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在选举上一级地方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通常是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统战部进行考察、协商酝酿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如“无论是选代表，还是选领导班子成员，人大的选举部门都要同党的组织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向选民和代表宣传党的主张，认真介绍党委推荐的候选人。”[3]（P246）通过前述方式选举产生的代表，具有不同的代表身份或属于不同的代表界别，这种选举产生代表的原则，即身份代表制原则。它的基本特征，即代表来自特定的具备共同身份的社会群体，以及代表具备共同身份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

通过以上理解，可认识到身份代表制原则：第一，充分地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为它能选举产生不同身份、职业和界别的代表，其在我国选举制度中的运用，使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体现了我国人民主权原则，保证了人大代表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丰富了我国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内涵；第二，是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原则，正是由于该原则的存在，使得我国更多来自不同阶层与方面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可能，在当今世界代议制度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三，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其原因在于它更多地体现在代表的选举程序之中，而当选后的代表并无过多地表现出仅代表所属的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往往依据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整体性地代表包括其他群体选民和民众的利益。

二、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的逻辑关联

（一）与职业代表制的区别

职业代表制③，简而言之，即“将选举人依职业予以分类，根据职业团体而不是居住区域或行政区域，选举代表或议员的制度。”[4]（P289）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比较，从基本的概念和意义上来看，大致是相同的，其相同点主要在于：承认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承认社会利益主体诉求不同，承认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以及要求专门人才性代表的集中化④。它们共同的意义在于，可明晰地保障其所代表的特定群体意愿和利益。

但是，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仍具有如下不同：第一，职业代表制是一种宏观的选举体制，而身份代表制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及较为具体的选举理念和方法。身份代表制既是我国代议制度中应贯彻的根本理论原则之一，也是具体选举程序中的指导原则，不仅有着代议制认识论上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具体方法上的程序意义。有利于判断选举产生的代表理论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和模式去运作选举制度，对代表履行职能的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对选举出的代表是否能切实代表所其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提供较为科学的参照系。第二，职业代表制其所包涵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窄于身份代表制。身份代表制的表述比“职业代表制”（或“界别代表制”）内涵更为丰富和全面，依这种原则，可选举产生一般意义上划分的不同职业、界别等身份的代表，还有助于更多的其他身份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大代表。例如，若依据“职业代表制”，很容易将包括学生等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5]

（二）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的趋同

施新州对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2].比较笔者提出的身份代表制，究竟有何异同？两方面研究的发展趋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施文成功的部分是从政治社会学意义的视角上将一般意义上的身份与人大代表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较为合理的涵盖，提供了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施文与我国传统代议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抓住了身份这个理论视角，并以此为中心环节，把实践资料整理了一遍，初步建立起来了以身份为架构的分类和范畴体系。但是，资料分析大多侧重用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的历史分析——纵向的考察和人大代表身份的现实分析——横向的考察，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代表身份背后因素研究的方面，却有分析不足之虞。换言之，侧重于当选为代表后，代表本身身份的实证考察，对依据代表身份理念与选举程序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却少有分析。与笔者所研究的差别，简而言之，各为理论层面（身份代表制）与实践层面（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研究重心的不同。

两方面研究相比较，其研究的对象和主观目的尽管有些许不同，但并不冲突和矛盾，应努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身份代表制理论体系。从建构过程来说，仍有必要注意彼此之间概念上和形式上的差别，各自进一步拓展和开阔研究对象的层面，进一步讨论研究方法，因为将直接影响到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形成。这无疑可被视为研究之奠基并各具独创性，是殊途同归的。

而梅茵（HenryMaine）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写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P97）梅茵的提法从一个重要侧面，比较深刻地说明了各社会群体其代表的地位的获得，则是基于特定、“先赋”[7]或与生俱来的“群体身份”所要求出来的结果。笔者所提出的包含有这种把身份作为社会体系最基本结构部分以及相应形成的身份价值取向和身份情结。但绝不是反对“人的解放，用法治取代人治”[8]，反对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8]，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8]，而恰恰是追求社会群体“自由流动”中以及身份变动中合理的身份利益要求。进一步地说，本文所讨论的之视野与旨趣，主要是从人大制度理论层面出发及其特定的范畴，具有特殊的话语空间和内涵，较之包括这种一般意义上对身份涵义与作用的理解，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独特性。

（三）与我国社会分层（含人大代表的构成）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人大代表被选举产生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的外在形式表现和根源，正是基于这种逻辑起点，依据身份代表制选举产生了各种不同特定身份群体的代表。其运用，离不开对社会分层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大代表的构成状况。继续关注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有利于更科学地、全面地了解和把握社会各种特定身份群体的结构，不同的利益特征和渴求，选举产生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各级人大代表，整体改善人大代表的结构和素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9]，因而单纯地依据社会结构的大致状况来选举产生代表是不全面的，要加强对其趋向和变化的细微研究，以辅助身份代表制对选举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紧密结合“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来选举产生人大代表，有利于合理配置“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资源，以保证人民主权思想的现实化。

身份代表制与社会分层研究彼此之间，核心的逻辑要素或精神实质是：“利益整合”和保障。社会分层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充分整合和保障特定群体的利益。担任人大代表是种权利要求，权利的实质就是利益，而各种特定身份群体具有不同的身份和社会结构，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利益保障”要求。这些相互关系和精神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分层中，也反映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因此，究其身份代表制背后的理论根源，毋宁说是社会分层的问题，而社会分层的问题，毋宁说就是利益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它们都共同归根于利益保障和“保障利益论”这个共同的范式，是这种根源的表现形式。

总之，前述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紧密逻辑联系，在研究的对象、涉及的层面等等，大多具有一致性或趋同的。

三、全面地理解身份代表制的再讨论

（一）身份代表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一，我国选举法等法律的某些规定⑤基本上体现了身份代表制。其基本精神已经具体体现在我国宪法、选举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中，其积极因素应予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完善。另外一方面，它与职业代表制确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形式上的区别确实存在，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他们形式上区别的意义和价值，更好地实现它本质上的功能。

第二，并不是目前要单一地实行身份代表制，我国选举制度在理论上应确立，区域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并用。这既有利于有代表反映地区利益，有代表反映“界别”[20]（职业）利益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群体的利益，又有利于处理好“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

第三，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教授和张千帆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主张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的意见。沈先生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与划分者的意志有着相当的联系，不应该以社会阶层划分来确定人大代表的比例，否则，未进入划分者视野的群体，就有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外。”张先生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身份代表制，同时鼓励大学生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西方国家代议制度‘纠偏行动’或‘反向歧视’规则仍然是‘一人一票’”。笔者认为，这确实应该是选举民主的终极追求和理想。但是，为了实现选举的这种真正、完全的平等和民主性，在现在的选举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和条件下，身份代表制既是反映了现实又是体现了一种方法，就具体的选举程序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撑。代议制民主之“代议”，至少比较形象地说明“身份”或者身份代表制原则将长期存在⑥。直到代议制这三个字从历史中开始剔除。为了便于其他社会群体能参与这一代议制民主中，那么，就得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目前，还没有发现更好的理论支撑办法，笔者认为身份代表制比较有说服力一些。当然，将来若有更好的理论支撑，笔者是愿意放弃身份代表制的。毕竟身份代表制原则是为现阶段的民主事实服务的，并不是理论终极追求（不排除将来的重要理论意义）。但是，在其发展的阶段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是可以提出来进行探讨的。

（二）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理论技术问题

1.代表身份的重叠性

具体实践中，代表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比如党员代表、干部代表的重叠，少数民族代表与党员代表的重叠，工人代表与妇女代表的重叠等等，以及这些重叠的混合交叉重叠。那么，在理论上究竟应如何对代表的身份进行合理的界定呢？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去逐步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第一，扭住法律身份与现实身份的一致性不放松。[11]第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精神也是与我国现行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第三，体现根本利益的一元性精神[11].第四，深入进行人大代表活动行为的思想意识、动机、心理认同、准确表达以及“性格特征”[12]（包括人大代表之间、与选民之间的性格特征关系）等的实证研究。因为，为了明确其代表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应当具有的权利与职责，在多元利益的判断及选择上仍具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尤其当代表趋于专职化的时候更为明显。这有赖于将来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数据选举”[13]进一步的研究。

2.代表身份的划分形式

究竟那些群体应拥有自己的代表，这些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是否必要（对于整个人大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而言）？我国社会群体的身份变动比较频繁，那么怎样处理好身份变动中或者变动前后所带来的代表何种群体的利益和代表职能的履行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比较精微缜密的技术工作，这需要在方法论上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加大对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从“法律社会学”[14]（P39）的角度去进行实证考察，我国现阶段究竟存在那些需要合法保护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利益呈现出怎么样的可量化的特征，通过阶段性变化以及差异性的描述，可以推断出其代表身份上的稳定性态势，从而进行比较合理的身份形式定位和选择。第二，适当地借鉴其他部门法律理论研究中关于身份问题的研究或阐述。比如，现代民法上需逐步建立的“身份关系诉讼制度”[15].它启发我们，基于身份关系在现阶段的存在，身份关系所产生的身份权以及其他权利，相应地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正当性、合理性，这对于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本身及其形式上的理论研究很具有借鉴价值。

3.代表身份的发展趋向——“代表专职化”[16]

由于我国专职代表产生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目前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中实践[16]），缺乏具体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究竟何种途径产生的专职代表，才能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或者专职代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代表，那么在履行代表职责的过程中将持何种倾向来处理代表事务和维护选民利益？代表专职化的趋向或路径是否合理？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思索。

（三）身份代表制研究的深层意义：发展“人大制度学”[17]

笔者向来不太认同中国学术期刊传统将人大制度理论归类于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的类别（多为中图分类号D6[30]），亦不赞成传统的人大制度研究一昧地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畴。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更加认为，应发展人大制度学并使之逐渐成为我国部门法学研究的重要一支，至少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这是由于：第一，宪法规范大多数都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去实现、监督，宪法的实施大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来担当和完成的。“离开健全的人大制度及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就谈不上宪法的权威问题。”[28]第二，人大制度属于宪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树立我国宪法学研究的显学地位的关键在于，借助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入、全面的研究，来推动宪法学研究的真正繁荣，以及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真正得以确立。第三，身份代表制从理论的层面上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人大制度尤其是人大代表制度研究的方法论内核，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趋向，即发展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学构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概念、方法、原则等基本理论观点和主张，需要更多的主要是宪法学人共同努力。第四，再从我国“宪法保障论”[19]的实践运作来看，基本上都要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理论之上。诸如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诉讼、宪法监督、宪法解释等当今宪法学热点问题，亦可共同归属于人大制度学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人大制度学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部门法学体系，是有着良好的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宪政实践要求的。

注释：

①本文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张千帆教授、沈岿副教授与笔者学术交流中所给予的宝贵启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②中国身份制通常有以下几层含义：（1）身份的本身意义，是什么样的人；（2）与他人的关系定位；（3）相关身份观念的行为规则；（4）阶序意识，指资历、资格、等级级别等。参见[1].

③应该立足于我国既有的传统习惯，将具有不同身份、面貌的人担任的人大代表，依据其特有的身份进行代表身份涵义的界定，例如，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这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被选举权享有主体的普遍性与平等性，也便于大众充分理解和接受，进一步作学术上的探讨。

④法国1851年宪法最早将职业代表制作为一项立法制度规定下来，德国魏玛宪法也曾有类似的规定，而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我国选举制度采行的是以地域代表制为主，职业代表制为辅。参见[4]（289-290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第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还有选举法第九条第三款以及第四章“少数民族的选举”，等等。

⑥张千帆先生还曾向笔者介绍到，代议制中的“代”，西方的理解是代表“人”，而不是身份、财产、地域、性别、种族等和人相关的因素，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思索或借鉴。感谢张先生的介绍。对张先生的有关思想观点感兴趣者，可参阅：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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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智，史卫民，周晓东，等。数据选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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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瑞存。我国人大代表专职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未来发展[J].理论与改革，2004，（3）。

[17]王清秀。人大制度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1）。

身份范文篇4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换发“二代证”工作的总体部署，开展宣传发动、户口核对、信息采集、证件审核签发、数据传输、证件发放等实际流程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摸索和总结城市换发“二代证”工作的基本做法，建立起一套适合换发“二代证”工作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为全省全面推开换发“二代证”工作提供经验。

二、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对象

㈠基本完成辖区内年满16周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或原证件有效期满需换证的人员；

㈡户口在试点辖区内自愿换领“二代证”的人员；

㈢未满16周岁自愿申领居民身份证的人员；

㈣现役军人、武装警察和正在服刑、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按有关规定办理，不列入试点范围。

三、主要工作内容

㈠宣传发动工作。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新闻媒体，并运用版报、墙报、编印宣传材料、召开会议等形式，做好《居民身份证法》和换发“二代证”的宣传发动工作，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换发“二代证”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㈡户口核对工作。制证信息直接影响证件质量，要认真开展户口核对工作，把好质量关。一是要抽调工作人员，按照每个社区配备4名、每个申报窗口配备2名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以会代训、集中培训等形式加强户口核对工作指导，使工作人员熟悉掌握户口核对、居民身份证号码编号及管理工作；二是做好内外部户籍资料的核对工作，重点是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居民身份号码等6个项目；三是做好户口核对中发现的错误信息和有关人口数据的处理工作，要通过自查、互查和抽查的方法组织好检查验收，项目差错率不超过3‰。

㈢人像采集工作。采取社会化采集模式，在试点中摸索经验。根据集中换发“一代证”的经验，组织群众照好相片，是保证身份证证件质量的重要环节。“二代证”采用彩色相片，无论从相片质量，还是对群众的组织，均比“一代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重点解决好集中换发“二代证”时如何把好相片质量关的问题。一要做好聘请人像采集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像采集的培训工作。工作人员要反复练习，熟悉拍摄技术，掌握拍摄技巧，提高拍摄水平。二要组织发动群众，分期分批、有计划地进行数码相片采集。对临时外出的群众，要组织补照，对少数行动不便者可上门采集。三要严格按人像采集流程操作，确保人证统一、人像统一，避免张冠李戴。四要根据《居民身份证制作相片技术要求》，由派出所进行人像信息采集，人像信息通过特定软件进入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中，与人口信息自动合库生成制证信息。

㈣制证信息传输工作。制证信息必须经派出所检查处理后传输到公安分局户政科审核签发；再传输到市公安局户政处,由户政处信息科再次抽检并按规定数据打包传输到省厅制证中心进行技术制证。

㈤证件的颁发工作。省公安厅制证中心将制作完成的检验合格、符合标准的居民身份证，按地区进行分拣和包装后，逐级发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对接收到的身份证进行核验，并通过“二代证”读卡具对证件进行质量检查和数据核对后颁发到群众手中。

㈥试点工作总结。针对换发“二代证”的特点，在组织领导、宣传发动、信息采集、证件审核签发、网络传输、证件发放等各个环节，根据试点工作的经验加以完善，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并对试点工作进行总结。

四、实施步骤

㈠准备工作阶段（20*年3月至6月）

1、成立试点单位换发“二代证”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抽调有关人员，提供组织保障。

2、按照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管理总体框架》、《常住人口信息规范》及“金盾工程”的有关标准要求，完成市级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加快公安专用网络信息和“金盾工程”数据交换系统建设，为换发“二代证”试点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3、完成全市人口信息数据纠重、纠错工作，确保我市常住人口特别是试点区域内无重人、重证的现象。

4、编制换发“二代证”试点的前期核对户口、人像采集、数据核对等项工作办法和宣传计划，印制宣传提纲，为换发“二代证”工作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㈡集中换发证阶段（20*年6月至11月）

集中换发证工作分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6月至7月份，在试点的区域范围内开展户口核对工作；市公安局完成我市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的升级、改造并在试点所运行。

第二步：8月至9月份，完成中华、文安、思明三个街道换发人员的人像信息采集任务。

第三步：10月份派出所进行信息处理及传输。

第四步：11月份开始发放“二代证”。

具体操作要求：

1、要组织社区民警和工作人员开展户口核对工作，在内部核对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入户核对，对人户分离、户口登记项目差错等情况进行统计调查并加以整改。

2、市公安局信通处要配合巨龙公司尽快对试点派出所的硬件设备更新，并安装好“二代证”版常住人口管理系统软件，培训工作人员，做好信息处理及传输的准备工作。

3、居民身份证制作所要做好人像信息采集设备的准备工作，要根据任务数合理确定人像采集设备和采集点的数量，试点期间每个信息采集点一般每天采集人像信息不超过150人。

4、试点单位要做好人像信息采集的组织工作，要落实人像信息采集点的工作用房，抽调必要的工作人员协助开展人像信息采集工作。

5、派出所要认真做好换发对象的文字信息和人像信息的核对确认，并把文字和人像信息合成制证信息提交公安分局，公安分局对派出所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签发并逐级汇总、审核、签发、上传至省公安厅。

6、在收到省公安厅制作的“二代证”后，要逐级认真核验，及时分发到群众手中。

㈢试点工作总结阶段（20*年11月至12月）

换发“二代证”试点工作结束后，要认真对宣传发动、信息采集、数据质量、技术保障、成本测算、工作进度等各个环节的实际操作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对试点工作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汇总、整理，写出总结报告。对试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表彰奖励。

五、经费保障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各级地方财政要解决好“二代证”所需的各项经费。市公安局要根据市政府换发“二代证”经费总体预算的批复要求，重点保障试点单位，安排好换发“二代证”设备的购置。

六、工作要求

㈠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换发“二代证”关系到千家万户和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换发“二代证”的试点工作。思明区政府要成立“二代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公安机关要从大局出发，统一协调，切实承担起本级本部门在试点工作中的责任，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试点工作任务。

㈡抓住重点，确保质量。此次试点是全省完成换发“二代证”全过程的试点，人像信息采集和网络传输是此次试点的重点。要加强信息采集、处理和网络传输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信息采集、处理、传输和证件发放等各项工作制度，加强业务、技术培训，落实工作责任，加强工作指导、检查和督促，及时记录、整理、汇总和分析各项业务、技术数据，为试点取得成功和积累经验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

身份范文篇5

一、人格权本质之解读

根据现有文献，人格理论可追溯至古罗马，然而罗马法却是将人与人格相分离，（据周枏先生所述，罗马法中对人有三个用语，即“homo”、“Capu”t、“persona”。“homo”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不一定是权利义务的主体，“Caput”原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后转借指权利义务的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需要同时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persona”则表示某种身份，从演员扮演角色所戴的假面具引申而来，用来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6.)）所展现的是不平等的法律人格;及至17、18世纪，近代民法完全否定了古代民法一切不平等身份所带来的狭隘的物法和债法的观念，实现了法律人格的形式平等，[2]确立了法律人格系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归属之主体的概念，其所蕴含的平等内涵是资格平等和机会平等;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的变迁，有学者针对近代民法中法律人格的抽象性，提出“弱而愚的人”的观点，主张具体人格和实质上的平等[3]。然而这种“具体的人”所表示的“不过是法律上认为的平等人格所处的不同地位而已”，人格平等的前提不能动摇。（拉德布鲁赫《法哲学》，转引自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王闯，译.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72.）

因此，法律上的人格发展至今，已普遍确立了人在私法上存在的资格，反映了作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平等性的意涵，并蕴含了自由、责任能力和人的尊严等伦理价值[2]26－41。人格权作为一种“主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而基于自身人格的权利”，其主体仅限于私人个体，其客体为独立的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

对于人格权性质的界定，学界存在着民事权利和宪法权利之争[4]。笔者认为此处所涉及的是一个权利两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私人所享有的权利，可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方面，“公权即人们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公共事物方面的权利，私权即人们在经济领域和民间的和私人的事物方面的权利”。[5]因此，公权(利)由公法规定，是一种对抗国家和政府的权利;而私权(利)由私法所规定，是一种对抗其他私人主体的权利。正如有学者所说：“公权反映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私权反映的是市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6]

人格权作为私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但不受其他私人侵害，同时也不受国家权力侵害。因此人格权具有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维度。宪法上的人格权和私法中的人格权，并不是两个分别的权利或相互排斥的权利，“那不过是单一的权利在对一般人时和对国家时所表现的差异，即不外同一的权利兼备有公权和私权的两方面。”[7]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人格权具有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双重性质。这提醒我们，在进一步分析人格权的时候，需要关注人格权所针对的法律主体以及其中的法律关系。

据此分析，我们认为，司法实践以及学界理论中所讨论的“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主要不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意义上而展开的，而更多的是涉及这类特殊主体的人格权作为对其他一般私主体的权利，究竟应如何被合理对待。因此，本文所指的“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主要针对其私权利性质的一面而言，是私权或民事权利，涉及的是私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所以应由私法调整。这里的问题是：“公众人物”这一主体资格和其他私主体相比，是否应该受到私法上的差别对待。笔者以为，基于私法的基本精神及其人格平等的价值理念，民法应立足于主体资格的平等性，这种平等性主要体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得被任意限制或剥夺，即无论主体现实的身份、地位和境况，在私法中都应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民法规范都应以相同的方式予以对待。（在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区分人格与人格权，关于人格平等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并成为民法的基本理念，而具体主体所享有的具体人格权是否应因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多数学者对其持肯定意见，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作为民事主体的私人在现实中是具体的、有差别的，是“弱而愚的人”，民法上将其统一对待或许会导致实质的不平等。然而“具体人格”观的扩张并不足以改变已经内化于私法基本精神的平等价值观和制度实践。为了追求实质性的正义，可以补充其他的方法，然而“以不同的方法对待人的法应属民法以外的法律”，不应属于民法所应作的努力。(参见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王闯，译//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67.)此外，对于具体主体的具体人格权是否应差别规定，我认为应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结合具体的权利及其性质来进行分析，而不应一概而论。尽管人格与人格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及权利能力并不就等于主体所享有的具体权利，具体权利的享有可能因主体年龄、智力状况等因素而有差别，但因其身份而发生的私法上的权利的不同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如果放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进一步考察人格权的性质，我们发现，所有人格权因身份而受到限制的理由和意见都难以成立，这将在后文有进一步的分析。）为了将此观点引向深入，我们有必要具体结合“公众人物”这一特殊的主体进行考察。

二、“公众人物”类型之厘清

由于“公众”或“公共”自身含义的模糊性，给“公众人物”做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和进行科学严谨的分类是作者力所不及的。但是在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研究中又无法回避这个特殊的主体，所以我们仍需客观地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如何界定“公众人物”的观点进行大致梳理。

“公众人物”一词最早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Co.V.Sullivan)中所确立的“公共官员”一词发展而来，后来的判例将“公众人物”概念进行扩充解释并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和外延。[8]虽然在具体个案中，对“公众人物”划分与界定的各种意见不一，但对“公众人物”的考察，美国判例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界定的，并明确指出“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的密切相关，力图从公共事务、公共影响力的角度划分出不同类别的“公众人物”。

在我国“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并未进入现行立法，仅出现在个案判决和学者讨论中。有学者根据参与公共事务是否出于自愿，将“公众人物”划分为“自愿的公众人物”和“非自愿的公众人物”;[9]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其划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并将“非自愿公众人物”排除在外;[10]还有学者根据当事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权力资源型”、“财富资源型”、“注意力资源型”和“智力资源型”4种类型。[11]

综上，现有判例和学说对“公众人物”所做的划分可大致归纳为三类：即政府公职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和偶然性公众人物。

政府公职人员或国家官员，或称“政治公众人物”，即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担任公共职务、行使公共职权、履行公共职责的人员。在我国主要指经过国家任命、委派或聘任的国家权力机关、党政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国有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政治公众人物”不仅指国家公务员，还包括一些参与履行公共职能、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人。这种“政治公众人物”“更多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舆论监督的问题”。[10]92－98

社会知名人士，即“社会公众人物”，是“主观上直接追求或放任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并在客观上成为公众人物的人”，[9]95即由于其“自愿性”而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或在社会上引人注目，这主要包括：公益组织领导人，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文学家、科学家、知名学者，劳动模范等知名人士，其更多地是涉及到公众兴趣问题。[10]92－98

偶然性公众人物，或说非自愿公众人物，指没有追求或放任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对象的主观意图，而是由于具有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与这些事件有联系或牵连的人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而成为公众人物的，例如一个重大交通事故的目击者、一个产下三胞胎的妇女、一个刑事案件的受害者等。[9]96这些人本不是公众人物，不会引起公众兴趣，更不会涉及到公共利益，但其因某些事件的发生而偶然卷入其中从而成为“公众人物”。[10]92－98

三、“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理论之检讨

“公众人物”一词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其人格权限制的考虑，而对“公众人物”人格权(包括名誉、隐私等具体人格权)进行限制的理论，学界并无统一的认识，综合来看主要有公共利益说、公众兴趣说和利益衡量分析说等。

(一)公共利益说

公共利益说认为，“公众人物”的事业往往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政治公众人物”对公共事务负有责任，其财产、言行品德等个人信息与个人活动往往关系到公共利益，“可以说公众人物的事业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社会的、公众的，公众有权了解他们的事业及与他们事业有关的个人情况”。[12]

然而笔者认为，公共利益与其说是对“公众人物”人格进行限制的基础，不如说它本身就是行使权利的界限。尽管学界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始终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将“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已是各国法律之通例。[13]由于个人是社会中的人，当一项道德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时，本身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自然边界，以维护权利自身得以存在的秩序，而公共利益则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绝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14]因此“公共利益的限制”是权利的应有之义，是权利按照其本性本来就不应该达到的地方。

所以，公共利益可以构成对任何一项私权利“克减”的内在理由，其针对的主体是在法律上享有权利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其私权利均应以“公共利益”为界，只不过与普通人相比，“公众人物”或许更多地与公共利益相关，但其享有的以公共利益为界的权利并无二致，“我们可以用涉入‘公共事物’的程度来界定公众人物的‘公共的’一面，来决定对其保障的多寡，但不应把公众人物认为是不同于一般人的另一种人。”[8]因此以“公共利益限制”对“公众人物”和一般私人个人进行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公共利益限制亦不足以成为对“公众人物”人格权进行特别限制的理由。

(二)公众合理兴趣说

“公众合理兴趣”有人亦称“正当的公共关切”或“新闻价值”。（张新宝认为，新闻价值和公众的合理兴趣不是两个能够相互区别开的标准，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凡是有新闻价值的，必定为公众感兴趣的事物，反亦依然。(参见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99.)）它是指公众基于合理的愿望，有权要求知悉的情形。该说于美国的“西迪斯诉F·R出版公司(SidisV.F.R.Publishingcorp.)”一案中被首创。[16]美国学者认为，发表“公众人物”及其与公众兴趣相关的事务的真实情况，是法律许可的，这一规则在美国已得到公认。[16]国内亦有学者认为，如果符合新闻价值和公众利益这两个要求，即使披露的是与社会无关的个人情况，也不构成侵权。[17]

在公众合理兴趣中，矛盾最集中地体现在媒体的新闻自由与“公众人物”人格权(包括隐私权、名誉权等)的冲突中。在该说支持下，媒体多以其报道事件涉及“公众兴趣”作为对“公众人物”侵权的抗辩事由。而如何判断公众兴趣的合理性?其标准并不明确，在实践中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兴趣属于个人的主观心态，另外由于社会现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公众的兴趣必然五花八门、雅俗共存。在公众的合理兴趣难以被明晰界定的前提下，大众传媒出于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的自身目的，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以取悦公众，会助长一些低级的甚至可恶的兴趣，并引发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令人厌恶的判决。（例如1962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的HubbordV.JournalPub-lishingCo.一案，被告报纸登出一则消息，称一少年犯对其妹妹实施性暴行，并报道了少年犯父母姓名，但未提及作为受害人妹妹的名字。然而公众通过这则报道很容易判断出受害人到底是谁。受害人因其隐私受到侵害而起诉。法官认为，媒体对该事件有权报道，因为该女孩为(非自愿)公众人物，她“不幸地被新闻与公众的兴趣所捕捉”。(转引自：于吕光.大众传播与法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85.)）

此外，由于无法对“合理兴趣”提出一个严格、统一的判断标准，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及其个人事务都有可能引起另外一些人的关注而引起“公众的合理兴趣”，这就使得私人事务和私人利益常常在“公众合理兴趣”和“新闻价值”的借口下变得不确定。这不仅使保护“公众人物”人格权极易成为一句空话，更具有消解一般私主体个体私权的危险。因此，“公众合理兴趣说”这一限制理论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三)利益衡量分析说

该说以“利益衡量分析方法”为工具，认为“公众人物”已从社会大众那里获得了较常人更容易得到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为体现“权利与义务、收益与代价、事实与情理之间的对等”，故应对其部分具体人格权进行特别限制，以此作为对其所获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交换，以示公平和正义。（关理论可参见：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99;潘多拉.公众人物的“嫁人”悖论[J].法律与生活，2003，(2).）可以说，此学说对于限制自愿性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提出了一个似乎合法的理由，但其逻辑却仍属可疑。

如前所述，所谓“公众人物”其类型是复杂的，一概而论他们获得了较常人难以企及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难免有失偏颇。此外，精神利益作为一种主观判断主要与个人精神愉悦相关，产生的精神愉悦以及带给个人的精神利益，对不同的个体来说是不一样的。对精神愉悦强弱程度的比较只能限于在同一个体的各种需求之间进行，而不能扩张至不同个体之间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以一种个体主观的感受作为“限权”的依据，势必会造成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话语霸权;而如果以可客观衡量的物质利益获得的多寡作为限制“公众人物”人格权的理由，其实质无异于是以其财产权去置换人格权。如果一个人因其“获利”或“成功”而遭到法律的“限权”，这在一个健康且要求尊重人的个性发展的文明社会中，无论如何是荒谬的。

因此，“公众人物”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与限制其人格权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价值衡量分析说”的限制理论非但在逻辑上站不住脚，而且以此原则为指导的法律也难以谓之“公正有效”。

除了上述的限制理论，还有学者从权利冲突的角度提出了保护公众舆论监督权和知情权优先的原则，以此限制“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利。关于“公众人物”人格权和他人权利冲突的问题，将在下文有所涉及，在此不予赘述。

四、不同类型的“公众人物”人格权之辨析

尽管本文对“公众人物”概念的必要性以及公众人物在享有人格权方面作为区别于一般私人个体之主体的合理性持怀疑立场，但为了避免此论断的莽撞，下面将对学界现主张的几种不同类型“公众人物”的人格权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以使论证较为缜密。

(一)政府公职人员

政府公职人员处于较高的权力阶层、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主张其人格权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主要是从公共利益以及保障公众舆论监督权和知情权的角度出发，认为官员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某些具体的人格权必然会和公众监督权或知情权相冲突，法律难以做到也不应该对两种权利进行平等保护，为了防止官员滥用手中的权力，需以后者为重。笔者认为这里更多的是涉及对主体身份以及官员隐私权、名誉权和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两类权利的认识问题。

该问题的关键是明确官员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官员一方面作为具体的私人个体，和其他私主体一样，享有私人权利，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此时官员和一般自然人在法律上的主体身份并无不同;另一方面官员作为政府机关的人，实施职权时需以国家机关的名义，按国家机关的意志进行，由此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都归于国家机关，而官员个体与外界不发生法律关系，亦不承担法律责任。(如图)

①私利权

甲个体（名誉权、隐私权）··············乙个体（监督权、知情权）

甲机关（不具有人格权）②乙权利行使对象

在情形①中，与甲个体的名誉权、隐私权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是他人乙个体的监督权、知情权。这里乙的监督权、知情权作为针对其他私主体的权利而存在，展现的是其私权利一面，它涉及的是同一层面上个体与个体之间私权利的冲突，例如非婚生子女对自己身世的知情权和未婚夫妇对自己生活的隐私权。这里很难断定谁人的私权利更为重要，实践中往往采取个案中利益衡量或对两者折中保护的做法，但此情况下一方行使权利不能成为限制对另一方权利的必然理由。

在情形②中，法律主体不再是具有私人身份的甲个体，而是由甲行使其职权的机关。由于机关不能作为人格权主体，因此甲个体的名誉权与隐私权与乙个体的监督权、知情权不发生联系。

因此，在官员得以享有人格权的场合中，其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和一般私人一样应被法律一视同仁的对待。尽管官员的某些具体人格权从表面上看似乎受到一般自然人所未受到的限制，但这不是因他有“公众人物”的特殊身份，而是因为他代表国家机关出现，国家机关是没有名誉权、隐私权的。作为主要针对国家或政府的公众监督权与知情权，其对象是政府信息，而非私个体信息;只不过在大多情况下，官员个人的基本背景、基本收入和基本行为常常成为政府信息的一部分，公开这些信息的理由不是因其个体的权利受到特定的限制，而是难以将剔除官员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谓“高官无隐私”，也即此时的官员不再是人格权或是隐私权的主体，而是公共机构的人。申报个人财产收入与公开个人信息，并以合法适当的方式行使权，是官员作为国家机关人对政府负有的义务，而非因为权利本身处于低位阶而遭到限制。

(二)社会知名人士

关于社会知名人士的信息，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一是不涉“公共利益”的。对于前者，实践中多以“公众舆论监督权”为由对“名人”的部分人格权进行特别限制，其实质上是权利主体在所涉“公共利益”下的必要容忍;对于后者，如前文所指，“公众兴趣”和“利益衡量”是不足以成为其理论支持的。

事实上，我们或许确实能够对“名人”得知多于“常人”的信息，然而，这不是基于“名人”在社会上“引人注目”而对其权利加以“缩限”的理由，而是因为在很多场合，由于“名人”同意便成为他人侵权的违法阻却事由。所谓“同意”，是一种意思表示，即声明其愿意忍受第三人对于自己权利的干预与介入，目前“同意”作为侵犯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免责事由已是法律公认的原则。[18]为了避免人格权遭滥用，这种“同意”须是积极的，包括书面、口头及行动作为等，例如“名人”面向媒体的发言，主动公开自己照片、经历或其他信息，在有被报道可能性的场合中自愿亮相等。在这些情形中，“名人”作为正常的人，应有一个合理的预测，即自己的姓名、肖像及某些个人情况等极有可能被报道或传播，而“名人”的口头、书面同意或行动则意味着对他人干预的允许或容忍。因此在此情形下，无论他人是作为最初的报道者还是作为后来的传播者，只要主观上没有侮辱、丑化或恶意中伤“名人”，在客观上没有歪曲、捏造事实或夸大其词，都应是正当的。

然而某些时候，“名人”的同意并非积极意义上的，而是消极沉默或不作为的，或者“名人”的某些情况是符合“公众的合理兴趣”或具有“新闻价值”的。以此作为侵权抗辩事由的情况不在少数，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他人侵犯“名人”权利缺乏正当的理由，应视作非法。在实践中应把对“名人”的偷拍、跟踪、围攻、隐性采访等行为排斥在侵权抗辩之外。

因此，以“同意”作为侵权违法阻却事由，在这点上“名人”和普通人并无不同，只不过与普通人相比，“名人”同意的场合或许更多一些。基于以上理由，特别限制“名人”的某些人格权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

(三)偶然性公众人物

如果说前两类“公众人物”在人格权法中无特别提出的必要，那么更无必要区分“偶然性公众人物”与一般人格权主体。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一般人，只是由于特别的事件而被报道或涉及，他们的人格权并不应因此受到不同的对待。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均有一定的社会参与度，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偶然性公众人物”，都有可能被一个争议事件或新闻报道所涉及，因此我们只需明确对人格权限制的一般规则即可。如前文所述，构成合理限制人格权的理由是“公众利益”和“本人同意”。基于这两者，我们可以明确新闻自由如何行使才是正当的，换言之，新闻自由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始得以主张：或者涉及“公众利益”或经“本人同意”，或者在其报道中对该事件所涉及到的人物给予了合理的处理，使所涉及到的人物不致轻易被公众判断出或推断出。

身份范文篇6

关键词：身份代表制，人大代表，人大制度，社会分层，利益群体，人大制度学

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身份代表制的研究，这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助于代表们更好地维护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促进较为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展。

一、身份代表制概述

（一）人大代表身份的涵义

关于人大代表之“身份”这一概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加深理解。首先，从身份的字面概念和制度层面[1]来理解，它反映和体现了个人及其社会群体的角色特征、社会地位、等级、资历以及“差序格局”。其次，从不同身份人大代表涵义的界定这个角度来理解身份。不同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阶级及阶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相应地体现着其代表的身份群体的特征。②再次，从“法律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宪法与法律对人大代表身份构成的相关规定”。最后，从“现实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构成状况”。

（二）身份代表制的理论根基——身份代表制原则

在区县级人大直接选举中，依选举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普遍将具有共同身份的特定群体划分到一个或联合选区，选举产生1—3名代表，比如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如在关于分配代表名额应遵循的原则中要求：“要注意代表的界别构成比例，使工人、农牧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民主爱国人士、归侨、侨眷，其他劳动人民和妇女都有适当名额的代表。”[3]（P65）在市级及其以上的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亦往往根据分配的代表名额和确定的代表比例，确定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曾有多年担任地方人大常委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在选举上一级地方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通常是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统战部进行考察、协商酝酿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如“无论是选代表，还是选领导班子成员，人大的选举部门都要同党的组织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向选民和代表宣传党的主张，认真介绍党委推荐的候选人。”[3]（P246）通过前述方式选举产生的代表，具有不同的代表身份或属于不同的代表界别，这种选举产生代表的原则，即身份代表制原则。它的基本特征，即代表来自特定的具备共同身份的社会群体，以及代表具备共同身份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

通过以上理解，可认识到身份代表制原则：第一，充分地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为它能选举产生不同身份、职业和界别的代表，其在我国选举制度中的运用，使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体现了我国人民主权原则，保证了人大代表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丰富了我国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内涵；第二，是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原则，正是由于该原则的存在，使得我国更多来自不同阶层与方面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可能，在当今世界代议制度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三，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其原因在于它更多地体现在代表的选举程序之中，而当选后的代表并无过多地表现出仅代表所属的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往往依据代表法等法律的规定整体性地代表包括其他群体选民和民众的利益。

二、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的逻辑关联

（一）与职业代表制的区别

职业代表制③，简而言之，即“将选举人依职业予以分类，根据职业团体而不是居住区域或行政区域，选举代表或议员的制度。”[4]（P289）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比较，从基本的概念和意义上来看，大致是相同的，其相同点主要在于：承认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承认社会利益主体诉求不同，承认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以及要求专门人才性代表的集中化④。它们共同的意义在于，可明晰地保障其所代表的特定群体意愿和利益。

但是，职业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仍具有如下不同：第一，职业代表制是一种宏观的选举体制，而身份代表制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及较为具体的选举理念和方法。身份代表制既是我国代议制度中应贯彻的根本理论原则之一，也是具体选举程序中的指导原则，不仅有着代议制认识论上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具体方法上的程序意义。有利于判断选举产生的代表理论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和模式去运作选举制度，对代表履行职能的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解释，对选举出的代表是否能切实代表所其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提供较为科学的参照系。第二，职业代表制其所包涵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窄于身份代表制。身份代表制的表述比“职业代表制”（或“界别代表制”）内涵更为丰富和全面，依这种原则，可选举产生一般意义上划分的不同职业、界别等身份的代表，还有助于更多的其他身份的社会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大代表。例如，若依据“职业代表制”，很容易将包括学生等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5]

（二）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的趋同

施新州对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2].比较笔者提出的身份代表制，究竟有何异同？两方面研究的发展趋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施文成功的部分是从政治社会学意义的视角上将一般意义上的身份与人大代表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较为合理的涵盖，提供了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总的来说，施文与我国传统代议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抓住了身份这个理论视角，并以此为中心环节，把实践资料整理了一遍，初步建立起来了以身份为架构的分类和范畴体系。但是，资料分析大多侧重用于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的历史分析——纵向的考察和人大代表身份的现实分析——横向的考察，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代表身份背后因素研究的方面，却有分析不足之虞。换言之，侧重于当选为代表后，代表本身身份的实证考察，对依据代表身份理念与选举程序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却少有分析。与笔者所研究的差别，简而言之，各为理论层面（身份代表制）与实践层面（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研究重心的不同。

两方面研究相比较，其研究的对象和主观目的尽管有些许不同，但并不冲突和矛盾，应努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身份代表制理论体系。从建构过程来说，仍有必要注意彼此之间概念上和形式上的差别，各自进一步拓展和开阔研究对象的层面，进一步讨论研究方法，因为将直接影响到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形成。这无疑可被视为研究之奠基并各具独创性，是殊途同归的。

而梅茵（HenryMaine）在其名著《古代法》中写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P97）梅茵的提法从一个重要侧面，比较深刻地说明了各社会群体其代表的地位的获得，则是基于特定、“先赋”[7]或与生俱来的“群体身份”所要求出来的结果。笔者所提出的包含有这种把身份作为社会体系最基本结构部分以及相应形成的身份价值取向和身份情结。但绝不是反对“人的解放，用法治取代人治”[8]，反对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8]，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8]，而恰恰是追求社会群体“自由流动”中以及身份变动中合理的身份利益要求。进一步地说，本文所讨论的之视野与旨趣，主要是从人大制度理论层面出发及其特定的范畴，具有特殊的话语空间和内涵，较之包括这种一般意义上对身份涵义与作用的理解，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独特性。

（三）与我国社会分层（含人大代表的构成）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是人大代表被选举产生的被选举人主体范围的外在形式表现和根源，正是基于这种逻辑起点，依据身份代表制选举产生了各种不同特定身份群体的代表。其运用，离不开对社会分层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大代表的构成状况。继续关注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有利于更科学地、全面地了解和把握社会各种特定身份群体的结构，不同的利益特征和渴求，选举产生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各级人大代表，整体改善人大代表的结构和素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9]，因而单纯地依据社会结构的大致状况来选举产生代表是不全面的，要加强对其趋向和变化的细微研究，以辅助身份代表制对选举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紧密结合“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来选举产生人大代表，有利于合理配置“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资源，以保证人民主权思想的现实化。

身份代表制与社会分层研究彼此之间，核心的逻辑要素或精神实质是：“利益整合”和保障。社会分层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充分整合和保障特定群体的利益。担任人大代表是种权利要求，权利的实质就是利益，而各种特定身份群体具有不同的身份和社会结构，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利益保障”要求。这些相互关系和精神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分层中，也反映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因此，究其身份代表制背后的理论根源，毋宁说是社会分层的问题，而社会分层的问题，毋宁说就是利益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它们都共同归根于利益保障和“保障利益论”这个共同的范式，是这种根源的表现形式。

总之，前述身份代表制与三方面相关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紧密逻辑联系，在研究的对象、涉及的层面等等，大多具有一致性或趋同的。

三、全面地理解身份代表制的再讨论

（一）身份代表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一，我国选举法等法律的某些规定⑤基本上体现了身份代表制。其基本精神已经具体体现在我国宪法、选举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中，其积极因素应予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完善。另外一方面，它与职业代表制确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形式上的区别确实存在，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他们形式上区别的意义和价值，更好地实现它本质上的功能。

第二，并不是目前要单一地实行身份代表制，我国选举制度在理论上应确立，区域代表制与身份代表制相并用。这既有利于有代表反映地区利益，有代表反映“界别”[20]（职业）利益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群体的利益，又有利于处理好“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

第三，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教授和张千帆教授，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主张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的意见。沈先生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与划分者的意志有着相当的联系，不应该以社会阶层划分来确定人大代表的比例，否则，未进入划分者视野的群体，就有可能永远被排除在外。”张先生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身份代表制，同时鼓励大学生在‘一人一票’的制度背景下参与人大选举。”“西方国家代议制度‘纠偏行动’或‘反向歧视’规则仍然是‘一人一票’”。笔者认为，这确实应该是选举民主的终极追求和理想。但是，为了实现选举的这种真正、完全的平等和民主性，在现在的选举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和条件下，身份代表制既是反映了现实又是体现了一种方法，就具体的选举程序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撑。代议制民主之“代议”，至少比较形象地说明“身份”或者身份代表制原则将长期存在⑥。直到代议制这三个字从历史中开始剔除。为了便于其他社会群体能参与这一代议制民主中，那么，就得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目前，还没有发现更好的理论支撑办法，笔者认为身份代表制比较有说服力一些。当然，将来若有更好的理论支撑，笔者是愿意放弃身份代表制的。毕竟身份代表制原则是为现阶段的民主事实服务的，并不是理论终极追求（不排除将来的重要理论意义）。但是，在其发展的阶段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是可以提出来进行探讨的。

（二）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理论技术问题

1.代表身份的重叠性

具体实践中，代表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比如党员代表、干部代表的重叠，少数民族代表与党员代表的重叠，工人代表与妇女代表的重叠等等，以及这些重叠的混合交叉重叠。那么，在理论上究竟应如何对代表的身份进行合理的界定呢？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去逐步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第一，扭住法律身份与现实身份的一致性不放松。[11]第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这种精神也是与我国现行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第三，体现根本利益的一元性精神[11].第四，深入进行人大代表活动行为的思想意识、动机、心理认同、准确表达以及“性格特征”[12]（包括人大代表之间、与选民之间的性格特征关系）等的实证研究。因为，为了明确其代表特定身份群体的利益应当具有的权利与职责，在多元利益的判断及选择上仍具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尤其当代表趋于专职化的时候更为明显。这有赖于将来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数据选举”[13]进一步的研究。

2.代表身份的划分形式

究竟那些群体应拥有自己的代表，这些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表是否必要（对于整个人大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而言）？我国社会群体的身份变动比较频繁，那么怎样处理好身份变动中或者变动前后所带来的代表何种群体的利益和代表职能的履行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比较精微缜密的技术工作，这需要在方法论上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加大对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从“法律社会学”[14]（P39）的角度去进行实证考察，我国现阶段究竟存在那些需要合法保护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利益呈现出怎么样的可量化的特征，通过阶段性变化以及差异性的描述，可以推断出其代表身份上的稳定性态势，从而进行比较合理的身份形式定位和选择。第二，适当地借鉴其他部门法律理论研究中关于身份问题的研究或阐述。比如，现代民法上需逐步建立的“身份关系诉讼制度”[15].它启发我们，基于身份关系在现阶段的存在，身份关系所产生的身份权以及其他权利，相应地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正当性、合理性，这对于我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本身及其形式上的理论研究很具有借鉴价值。

3.代表身份的发展趋向——“代表专职化”[16]

由于我国专职代表产生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目前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个别委员中实践[16]），缺乏具体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究竟何种途径产生的专职代表，才能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意愿和利益？或者专职代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代表，那么在履行代表职责的过程中将持何种倾向来处理代表事务和维护选民利益？代表专职化的趋向或路径是否合理？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思索。

（三）身份代表制研究的深层意义：发展“人大制度学”[17]

笔者向来不太认同中国学术期刊传统将人大制度理论归类于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的类别（多为中图分类号D6[30]），亦不赞成传统的人大制度研究一昧地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畴。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更加认为，应发展人大制度学并使之逐渐成为我国部门法学研究的重要一支，至少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这是由于：第一，宪法规范大多数都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去实现、监督，宪法的实施大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来担当和完成的。“离开健全的人大制度及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就谈不上宪法的权威问题。”[28]第二，人大制度属于宪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树立我国宪法学研究的显学地位的关键在于，借助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入、全面的研究，来推动宪法学研究的真正繁荣，以及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真正得以确立。第三，身份代表制从理论的层面上较为深入地揭示了人大制度尤其是人大代表制度研究的方法论内核，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趋向，即发展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学构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概念、方法、原则等基本理论观点和主张，需要更多的主要是宪法学人共同努力。第四，再从我国“宪法保障论”[19]的实践运作来看，基本上都要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理论之上。诸如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诉讼、宪法监督、宪法解释等当今宪法学热点问题，亦可共同归属于人大制度学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人大制度学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部门法学体系，是有着良好的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宪政实践要求的。

注释：

①本文观点的提出得益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张千帆教授、沈岿副教授与笔者学术交流中所给予的宝贵启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②中国身份制通常有以下几层含义：（1）身份的本身意义，是什么样的人；（2）与他人的关系定位；（3）相关身份观念的行为规则；（4）阶序意识，指资历、资格、等级级别等。参见[1].

③应该立足于我国既有的传统习惯，将具有不同身份、面貌的人担任的人大代表，依据其特有的身份进行代表身份涵义的界定，例如，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归侨代表等等，这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被选举权享有主体的普遍性与平等性，也便于大众充分理解和接受，进一步作学术上的探讨。

④法国1851年宪法最早将职业代表制作为一项立法制度规定下来，德国魏玛宪法也曾有类似的规定，而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我国选举制度采行的是以地域代表制为主，职业代表制为辅。参见[4]（289-290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选举办法另订。”第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选举。”还有选举法第九条第三款以及第四章“少数民族的选举”，等等。

⑥张千帆先生还曾向笔者介绍到，代议制中的“代”，西方的理解是代表“人”，而不是身份、财产、地域、性别、种族等和人相关的因素，很值得作进一步的思索或借鉴。感谢张先生的介绍。对张先生的有关思想观点感兴趣者，可参阅：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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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范文篇7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我们在与他人或群体的复杂交往中，很自然地会关注“我是谁”，“我身在何处”等涉及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identity）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并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认同”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而身份认同则是指“人们在个人或集体这两个角度，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以及这种认识是如何由文化建构而成的”。[2]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和青睐，身份认同也由单纯的哲学角度进入到了当今广阔的社会现实领域，与民族、种族、族裔散居、文化、性别和政治等概念相结合，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种族认同、族裔散居混合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和认同政治等概念。身份认同不但在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凸显出来，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领域，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身份认同为什么在当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是古已有之，还是仅仅是当代人的困惑呢？身份认同的出现不在当代，然而它成为一个问题却是在当代。身份认同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处于危机之中。保罗•吉尔罗伊（PaulGilroy)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的世界里。既作为一个理论上的观念，又作为当代政治生活中备受争议的事实，它显示出重大意义。”[3]乔治•莱瑞论述道“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

身份认同问题的不确定性与以下语境有密切相关：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了西方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及个体的身份感，身份认同本身产生裂变，从一种固定的身份，裂变为多种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其次，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巨变和随后苏联的解体削弱了已经被认可的身份。已经认可的身份和由联盟崩溃造成的身份困惑构成身份认同变化新的驱动力；再次，各种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知识分子选择的自我放逐和迁徙，使他们集中到环境相对自由的世界性大都市之中，如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等，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全球“散居”现象，并由此带来了突出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和认同危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巨大变化使主体对世界的把握变得越来越难，个体在时空变化中迷失了方向，动摇了人们对身份认同的传统理解，整体的、同质的自我被多样的、异质的身份所取代，抽象、普遍的同一性被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所更迭。可以说，身份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是以身份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的丧失为前提。

二、身份认同概念梳理和主要问题

身份和认同这两个概念在英文中是以identity一词来表示的。从词源上看，英文中的identity源自晚期拉丁语identitas和古法语identite，受到晚期拉丁词essentitas（即essence，本质）的影响。英文中identity一词的词根是idem，意为“同一”。故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指物质、实体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质或状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在英文中也是用identity来表示的，用来说明思维和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中既包含着思维与存在的本质，也包含着差异。总的来说，identity一词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界定，纵向，它侧重个体的差异；横向，它侧重群体的同一。在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中，由于受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对identity一词的翻译和使用还存在着比较混乱的局面，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词汇。显然，在理论上对identity一词在汉语语境中的翻译和使用进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我们应该首先要把哲学上使用的identity区分开来。在哲学上，identity的翻译可以统一使用“同一性”，在某些语境中与sameness（“同一”）、oneness（“一”）这两个概念相当。而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5]当然，我们应当明白的是，identity这个词语所具有的“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划出明显界限。本文主要从强调整体概念出发，故将该词所蕴含的两个概念一起表述为“身份认同”。有关身份认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在差异无所不在的语境中，如何看待个体的身份认同？其实质就是身份本身的规定性，即身份是固定不变的、本质论的，是意义的核心，先于并超越文化和政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的，还是流动的、开放的、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人为地为了特定利益和目的被建构出来的。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研究》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观。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以“同一性”为前提，认为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可以通过个人意志获得，个人和群体身份都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总体性的，强调相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如“加勒比性”和“黑人性”就是这种身份观的产物。霍尔认为，传统的身份认同是整体性、本源性和统一的，其核心就是一种本质主义倾向，为了反对这种倾向，他提出了第二种身份观，主张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模式，也就是差异的身份观。这种观点强调差异、断裂、非连续性，认为“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

身份认同从未是单一的、稳定的，它始终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身份认同的未完成性、过程性、开放性和可塑性是其最大特点。当今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处于流动之中，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不断变迁的观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研究了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的作用后指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7]霍尔则认为，应该把身份认同视为一种生产，永远处于过程之中，是在话语实践中出现的，经由话语实践，（或具体说，是经由表意实践）内部而不是外部构成的再现。可见，把身份看成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变化的观点，强调差异、断裂、迁移，挑战和质疑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流。

与身份认同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自我”、“我们”）与“他”（“他者”、“他们”）的关系问题。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始终与建构者和被建构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对“我”与“他”问题的关注，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进行，如男人与女人、主体与他者、主人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与黑人等等。因此，身份认同往往成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重心。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者追溯“我”与“他”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试图通过文化研究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以此去颠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陈规与偏见。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他断言，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把文化与身份认同合为一体，其危险的结果就是“使人们相信他们只是，主要是，只能是白人、黑人后西方人、东方人”。[8]萨义德认为，身份是“集体经验”的聚会，身份可以通过建构对立面和他者来确立。他倡导一种类似于音乐中的“对位法”来分析身份的建构问题。霍米•芭芭在研究“他者”问题时提出：“在他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固定性’概念的依赖。”“为了理解殖民权力的生产力，必须建构其它的‘真理’王国，而不是使它的表现服从于一种规范化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殖民话语客体‘生产性’的矛盾心理，即‘他性’：既是一种欲望的客体，又是一种被贬低的客体，是在对起源和身份的幻想限度内对差异的一种表达。”[9]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试图寻找一种方式重现殖民地人民的经验、体验和思想，建立一种让“属下”能说话的话语策略，她同样反对把身份认同本质化和固定化，关注受压迫群体的身份建构，突出被殖民化的属下主体的异质性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强调二元而非一元，强调建构而非本质，强调参照系的变化而非固定陈规已经成为当今身份认同研究的主导趋势。

三、身份认同与文学研究

通过对身份认同概念的梳理和主要问题的考量，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结论。一方面，认同是一个动态、未完成和发展的过程，具有建构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又是在话语实践中进行的，文学作为一种表意实践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第一个结论出发，可知身份认同是从当下出发以指向未来为特点。从第二个结论出发，可以认为文学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话语实践。从身份认同与文学的关系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文学如何重现或表征“我们”；第二是文学如何影响和塑造身份认同。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则成为霍尔所说的“我们会成为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第二个问题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论争。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也是文艺理论中的基本命题。总的来说，身份认同问题在文艺理论中，存在着一个由隐到显，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诉求过程，存在着由浅入深，逐步扩展和深化的过程。身份认同研究学者发现，象征身份认同的渠道有很多，安德森论述了节庆仪式、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在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节日、各种仪式聚会、博物馆无疑在强化国人的身份认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与这些形式相比，文学则是更常见和持久的身份认同性话语实践，再加上如戏剧、影视、广播等“泛文学”形式的影响，这类话语对身份认同影响则显得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从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到各类文学作品，阅读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形式，语言形成“我们是谁”观念的重要途径。那么，文学究竟是如何建构身份认同的呢？文学的身份认同建构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首先是民族起源的神话。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关于本民族起源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建构一个民族的根源方面意义重大。这种神话包括起源的空间、时间、始祖人物及其传说，它们是形成一个民族一种共享的象征符合的关键。中国文学史不乏这种范例，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到三皇五帝的传说，至于蒙、藏少数民族，也都有关于本民族的长篇史诗。其次是历史地形成的文学经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史，尽管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千差万别，但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自己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是长时段中重复性最高的文本，通过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一代一代的人被建构成一个复杂的“想象共同体”，许多共享的观念和体验也在阅读经典中形成。再次，在这些经典文本中，会形成一些典范性的人物形象，这些典型人物通常具有“人格样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对后代子孙具有样板性的人格塑造力量。中国文学史中这类典型人物俯拾皆是，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到《三国演义》中的诸多文学形象，再到文天祥、包公等不计其数。这些典型人物在塑造积极的身份认同建构中作用不可低估。同样，文学中的反面否定形象在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复杂作用也值得探讨，如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最后是文学中呈现的家园空间及其生活方式，尤其是具有象征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长江、黄河和黄土高原等。家园感是一种熟悉亲近的感觉，它不断强化着人们对家园的眷恋和热爱，始终昭示和提醒着人们自己的文化身份。

身份范文篇8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面世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诞生。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发展、人道、高级的欧洲来说，反常、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想象和构建东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利关系[1]。在后殖民语境下，无论是殖民地还是被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了学界争论和研究的热点。在《新关键词：文化研究词汇修订版》（2005）中，身份的定义是这样的：“身份关乎个人或社会团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地中想象的共同性；关乎个人或团体能够持续地作为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存在”。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身份是一种关系，而身份的建构往往参照于他者。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地人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有着很多困惑，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对于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而感到迷惘、痛苦。事实上，后殖民主体在身份诉求中通常会经历逃离、模仿、混合以及流散的过程[2]。而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地都是混合或者杂交的并不断变化的动态身份。

二、《印度支那》中各主角的文化身份认同

电影《印度支那》是一部经典的后殖民题材影片，讲述了在法国占领越南的最后年代里，法国贵妇艾利安，一个拥有十万五千亩橡胶园的女人，爱上了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让。在与让短暂的爱情结束后，艾利安的养女，越南的公主卡美，在与让偶遇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年轻英俊的法国军官，卡美在新婚之夜逃婚出走追寻她的至爱让。当卡美投身于独立运动时，让也追随她而去。最后军官被杀，公主成了革命者，他们的孩子被贵妇带到法国抚养成人。电影《印度支那》中的三个主角艾利安，卡美和让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法国与越南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三个主角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当然，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文化身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必然是双重的、混杂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较量中，必然会有特定的文化身份胜出，从而决定了其身份持有者的人生命运。

（一）法国贵妇艾利安

艾利安是一个法国贵妇，她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橡胶园，作为一个庄园主，她剥削着庄园里众多越南工人的劳动果实，过着奢华的生活并周旋在众多的追求者之中。很显然，她具有法国的文化身份。然而，作为一个法国人，她却是在越南出生的，且从未踏上过法国的土地，并且她还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越南公主，这又毫无疑问的说明她还具有另外一个文化身份，即被殖民地越南的文化身份。在艾利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两种文化身份的较量是势均力敌的。她与不同人物的关系中体现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当她面对养女卡美的时候，她所体现的是宗主国法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意喻着法国与越南这种宗主国与被殖民地的关系。在法国人看来，法国对越南正如一个母亲对她的养女，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却也包含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所有无私的情感。然而，虽然艾利安对于养女卡美的爱甚至高于她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但艾利安却也试图控制并改变着卡美，这也恰恰暗示了当时法国对于越南的统治关系。在艾利安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关系中，艾利安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却是作为被殖民地的越南文化身份。艾利安对于让的爱慕可以理解为殖民地人民对于宗主国文化的仰慕。而艾利安与让最终短暂的爱情也暗示着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矛盾。艾利安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她的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她既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越南人，而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层中，成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人物。艾利安对于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三个主角中最为明显的，她对于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人生。

（二）越南公主卡美

艾利安的养女卡美是一个命运曲折又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首先，她是一个越南公主，然而却被法国贵妇所收养，这样的人生经历必然会赋予她双重的文化身份。在卡美身上所体现的两种文化的交锋中，民族文化身份最终战胜了殖民地法国的文化身份，使卡美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所有越南人民的利益所奋斗的革命道路上。在卡美的人生早期，她失去了父母双亲，这正如当时文化和政治皆失根的越南一样。后来，她被法国贵妇艾利安收养，她一直很享受母亲艾利安的照顾，在她的心中，法国人与越南人是和谐共存的。她的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对于此时的卡美来说，法国文化身份是占上风的。卡美对于海军军官让的不计代价的爱实际上也是代表了其对于法国文化的仰慕和热爱。也正是卡美对于让的爱情让她追随让到了荒凉的北方，流离失所的难民、逃亡的革命者，沿途的“景致通过她的眼睛像血一样地流入她的心底”，最终“她心里装的是整个印度支那”，这样的转变抽象而富有象征意义。从安逸尊贵的安南公主到后来的越共党员，这个国家正在遭受的苦难和不幸使卡美对于法国与越南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民族主义是对抗殖民主义的最有力的工具。对于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激发了卡美体内的爱国主义情结，卡美的越南本土文化身份也在此时被完全唤醒了。如果说抗婚出走只是出于少女对爱情梦幻的追求，那么后来她的转变已经有了厚重的现实基础，艾莉安所说的“永不死心的亚洲人”的个性，在卡美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背景下人物的命运是无法逃脱的[3]。卡美的本土文化身份的胜利也说明了被殖民地文化的不可战胜性。在法国对印度支那进行殖民的过程中，作为被殖民地的印度支那必然会受到其宗主国的文化入侵，然而文化入侵的结果却未必是作为殖民者的法国文化的完全胜利和作为被殖民者的印度支那文化的彻底失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即所谓的杂交文化的诞生。被殖民的一方一旦想要摆脱殖民的阴影，寻求自身价值的时候，通常是用原来殖民者对付自己的那套东西来对付殖民者。对于印度支那的人民来说，他们推崇法国人的自由、平等，但也正是这种自由、平等的观念催生了他们反抗殖民者的精神力量。

（三）法国军官让

电影《印度支那》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法国海军军官让。让首先与艾利安相恋，继而分手，后又与艾利安的养女卡美坠入爱河并育有一子。在殖民的意向中，女性的身体很多时候是被殖民的象征，通过殖民者对殖民地女性的身体占有来显示侵占[4]。在与海军军官让的爱情关系中，艾利安和卡美其实都代表着被殖民地的文化身份，而让，一名海军军官，则毫无疑问代表着殖民地法国的文化身份。海军作为殖民者的代称可追溯到十五世纪，反之，殖民者的权利范围与海军的强弱也有着直接的关系[5]。让在电影的片头就做出了宣告：“我要的是全世界，我不能被绑在一个小角落”。这样的言语暴露了他作为殖民地代表者的野心。最初他为了自由，背叛了艾莉安的爱情，最后，也是为了自由，他背叛了印度支那的革命，让毕生追求的是自由，可就像那只盘旋在哈朗湾迷宫般水域之间的苍鹰，始终冲不破重重阴霾。让与艾利安和卡美的爱情都未能长久，这其实也暗示着法国对于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

身份范文篇9

关健词：农民身份制度国民待遇

一、农民和农民身份制度

几十年的现实说明，中国农民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的农业者”，农民，“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小区乃至社会的组织形式……”(秦晖，1996)，50年代以来，统购统销政策、体制、户籍制度、城市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单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中国走上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陆学艺，2000年)的路径，迄今为止，农民身份仍不只是职业标志，它有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劣等性”内涵。

关于农民身份等级制度，郭书田等列举了十四项“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包括：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应制度、住房制度、生产资料供应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郭书田等，1990)。李佐军还进一步论证了政治、先天地位、参政机会、代言组织方面的城乡差别(李佐军，2000年)。凡此种种，农民都处于劣等地位(生育制度上农民能生二胎的例外，也对农民并无好处，还加重了农民生存危机)。

尽管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之中，上列各项制度中有一部分己开始“松动”(如户籍制度有限地放宽了农民进城的限制)甚至取消(如粮油供应制度彻底寿终正寝)，但农民身份的“劣等性”仍很突出，当前农民身份制度的根本性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农民迁移和择业的控制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一个人出生后，依据其母户籍所在地进行登记（现改为新生婴儿可随父落户）。在公安部门的严格控制之下，农民及其后代获得城市户口的可能性极低（高考制度恢复后，农民子弟上大学是“跳农门”的主要途径），户籍制度不仅能限制农民本人的迁移和择业自由，还能使大部分农家子弟世代为“农”。农民身份的“凝固化”和“世袭制”是农民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非农户口的城市人相比，农民向更“高”的社会层次迁移至少受到以下限制：

⒈农民基本上不能成为“国家职工”或“国家干部”，即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或（城区）集体企事业单位排斥农民正式就业，农民只有先获得非农户口才有可能进入上述单位。“跳农门”往往是广大农民最大的渴望。

⒉针对进城务工或创业的农民，城市设置了各种“门坎”，如多种证件、多项收费、农民子弟进城上学高昂的“借读费”、农民务工范围（不少城市竟明文规定进城农民只能干城里人不愿干的脏、苦、累、毒的工种）和数量限制、吸纳城镇下岗职工的单位享受一些优惠政策或直接的经济补偿等，这使本就尽失“天时、地利、人和”的民工进城成本更高、竞争条件更恶劣。

⒊绝大多数单位对农民工实行同工不同酬的歧视性待遇，且不说各种历来视为城里人特权的福利待遇，就是正常的工资标准，农民工也比城市职工低得多。

（二）“正税”负担上的城乡差别

这里所说的“正税”是指国家财政税务机关开征各项税收，以区别于非财政税务务机关开征、但农民必须实际承担的各项“租税”。我国农业税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1961年国务院将农业税的全国平均名义税率下调为当年产量的11％，并提出“增产不增税”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自1985年起，这一原则己被突破。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资料，在85年以前，农业税税额基本上是“增产不增税”，每年稳定在20多亿到30多亿之间，但以后每年都有大幅增加。到1998年，在耕地比1984年净减少5000万亩，农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了，农业税税额达176．09亿元，14年之间激增近4倍，年均增加28．6％，远远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幅。

另外，从1987年起，还先后开征了作为农业税组成部分的耕地占用税、农林特产税、契税。到1998年“新三税”合计达227.7亿元，“新三税”的开征，使农业税负担增加了一倍多。1998年农业各税合计398.8亿元，这对人均收入极低的农民来说，显然是不轻的。

农业税税额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19781984198519901995199619971998

农业各税合计28.434.8442.187.9278.1369.5397.5398.5

将农业税同许多工商税比较，农业税也明显偏高。农业税制是按常年产量征税，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不管农产品是流转商品还是自用产品，也不扣除成本或外购中间产品的价格，从性质上看，它不属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的任一税种，事实上，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农民的很不公平的税种，综合权衡，它比城镇人口缴纳的很多工商税高得多。如，农林特产税名义加权税率为10％左右，而可模拟的工商税税率为4—6％；再如增值税的年起点为销售额7000—25000元，工薪阶层的所得税免征额折为年收入9600元(每月800元)，按这个标淮，绝大数农民都可免税。

关于农业税和其它由农民负担的税种，还有对农民是非常不利的特殊性。其一、在实际征缴农业税的过程中无论是按田亩(责任田也是按人头分)还是按人头征收，没有劳动能力的小孩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纳税人，这与城市退休人员不仅大都无税收负担，还能领到退休金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其二、农业税征税对象是农产品，实际缴的是现金，这种“所税非所出”的税制在农产品商品率极低(目前粮食商品率平均为36％)、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时，“钱重谷轻”，使农民的现金收入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税，农产品在贱买中又一次被盘剥。其三、农村税收征收上的不规范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屠宰税不是按畜头而是按人头征收，各级干部为了显示政绩或者直接是为了收到更多的税款虚报农民收入也很普遍，这又加大了农民的负担。

（三）“农民身份税”一“三提”、“五统”及其它负担

农民负担的“大头”还不是税收，名目繁多的收费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各种收费中主要是“三提”、“五统”。前者包括村办集体经济提留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后者包括乡村两级办学、优抚、计划生育、民兵训练和其它等五个方面的开支，过去这部分开支很少，1952年只占农业税的1/9，而现在由于乡村两级机构迅速膨胀，这些收费已是农业税的数倍。

还有很多制度之外的收费。据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3月写给国务院总理的信，该乡农民“不论是否种田都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的人头负担。”(李昌平，2000)

除此之外，依附在农民身上的“隐性租税”也很多，如农民想改变身份获取城镇户口往往要缴纳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城市增容费”；农民进城打工大都只能领到“正式职工”一半左右的工资；还有各种管理部门对进城农民征收的这费那费，据湖北省监利县网市乡初步统计，劳动力转移外出往往要10—20种证件，其中每个证件收费年20—100元之间(黄广明，2001)；打工者子弟上学缴纳借读费等等。农民身份制度本身包含巨额的“制度租金”，而这些来自农民的租金基本上是由非农利益集团分享。

这些负担非农户口的人大多数是不用承担的，因为这些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养乡村两级干部的，而城里的干部都是“国家干部”，由财政开支；有一些开支本身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如优抚、民兵训练属国防经费，办学、计划生育属教育和公共卫生经费，也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开支的；一些财政没有统起来的开支，大都是由单位包办；至于上述的“隐性租税”，更是与城市居民无关。因些，“三提”、“五统”及其它收费和各种“隐性租税”显然只是农民特有的负担，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负担就是“农民身份税”。

（四）财政分享上的城乡差别

农民税外负担高企的重要原因在于财政投入、福利待遇和其它公共产品的分享上，城乡差别极其悬殊。“当市民以二元社会结构把农民排斥于全民范围之外而独占国家资源和全民财产后，农民在宪法上的双重身份最终回到单一身份——农村集体的所有人。这样，市民便以国家资源和全民财产为基础来发展城市，并且‘独享’城市发展的经济和文化成果，国家的财政收入便成了城市居民的财政牧入……；而农民只能依靠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和财产来求生存和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发展就只能由农民自己解决。”(程晓农，2001)现实很大程度上映证了这一看法。

⒈在财政投入上，投入力度最大的1998年，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包括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和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及其它)为1154．8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0.07%(1997年为766.4亿元和8.3%）；“六五”以来，历年财政支农支出只有农业在国民收入所占比重的1/2--1/3。值得说明的是，这样一点有限的支农投入大都是由相关的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支配的，用着职工人头费的比重相当大，被挪用挤占的也不是一个小数额，真正落到农民和农村的比账面上少得多。

⒉中国福利制度本来就是典型的城镇福利制度和单位福利制度，当前全面的社会福利仅仅面向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除少数“五保”户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制度化的福利待遇。在福利项目支出方面，占全国人口不到25％的城镇居民占有全国财政性福利支出的95％以上的份额；而占全国人口75％以上的农村居民的财政性性福利支出比重不足5％(郑功成，2000)。同时我国的福利制度以单位为本位实施，没有单位的农民与住房、医疗、退休金、养老保险、劳动保护、工伤待遇、休假、日常生活福利、福利设施、独生子女补助、免费培训等福利待遇无缘。

⒊由于财政投入向城市集中、农村剩余极其微薄且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村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供给与城市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在道路交通、通讯、供电、教育、文化娱乐、医疗设施、消费品选择等方面，农民与市民是无法相比的。当然这些方面存在一定差别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有些方面的差别是远远超过了极限，太“离谱”了。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城乡孩子享受义务教育上的差别待遇。目前，只有城镇中的中小学教育是真正的义务教育，由国家出人、出钱、出物；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除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财政支付的以外，其它开支都是由农民自己掏钱。根据《1999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推算，1998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之比约为3：10，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9》显示，1998年全国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为930亿元，农村只有400多亿元，由此可推算出，城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之比为3.33：1。农村有限的义务教育经费大都用于教职工工资、民师补助、离退休人员费用这些“人头性开支”，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很少。1998年安徽省合肥市城区初中生人均非“人头性”的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达359元，而以农村为主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只有16.1、14.8、7.8元，这一点钱还主要集中用于城关初中，农村初中几近空白。

有学者指出，在财政投入、福利待遇和公共品分享上的现行制度，“有可能加剧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危机，最终结果只能是距我们所追求的使不同地区和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和法人单位能够享受相近的公共服务的目标越来越远。”(张晓出等，2001)转二、农民身份制度产生和固化的“必然性”或“必要性”的思考和争辩

我国为什么要建立和实施“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农民身份制度?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是当时二元经济结构、“险恶的”地缘政治、赶超型发展战略等政治、经济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李佐军等，2000)。一些学者指出，50年代，我国现代性工业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而“落后的”、“同古代没有什么区别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国内经济水平相当落后，农业生产非常原始，而国际社会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武力封锁和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从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愿望出发，选择了牺牲农民利益，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国家就必须制定一系列针对农民和农村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的外流特别是流入城市，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从农业和农村调用大量的资源以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

当然，当时的决策者选择这一制度的良好愿望是不必怀疑的，但说这一制度在50年代末是“必然的选择”——它是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制度，笔者是怀疑的；如果说在目前仍是必要的，笔者更不相信。我的基本看法是；农民身份制度是在脱离实际的热情引导下的、违反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错误发展战略的政策体现；而它能够长期固化下来，则是这一系列制度的既得和益者维护自身利益的结果。

（一）农民身份制度无助于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相反还带来了停滞和粮食危机等一系列问题

1、历史给了我们十分深刻的教训，忽视农民利益，挫伤农民的积极性直接导致农业发展停滞，威胁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

搞建设离不开经济主体—包括占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的积极性，而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离开物质利益来谈积极性是一种乌托帮式的意识，这一点现在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改革开放以前的事实是：牺牲农民利益，过度地转移农民和农村的剩余，又把农民局限在生活条件同城市存大巨大落差的农村，只允许农民从事比较利益极低的农业，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甚至多次出现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农业不稳，粮食安全长期缺乏保障，这种情况下来谈经济发展，来谈国家安全，应该是底气不足的。

2、农业和农村剩余的过度转移，导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正常交换关系的中断，使整个国家经济循环的路子越走越窄。

在农业和工业、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上，过度从前者向后者转移剩余，甚至在没有剩余的情况下，把前者“简单再生产的份额”也转移走，能够确保后者的超常发展吗?赶超型战略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站不住脚的，这恰恰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合成推理的详谬”的一种。在这里不存在“农业减一即为工业加一”的算术法则，很明显，把农业和农村的剩余甚至简单再生产的部分用超经济的手段转走了，农业创造剩余的能力就越来越不足，极端的情况下，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会出现萎缩(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在反复验证，目前的“三农”问题又到非常严峻的时候)，这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可供工业和城市征集的份额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也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交换关系难以为继。总而言之，无度的超经济转移会使农村乃至整个经济“蛋糕”越做越小。就是在现在，许多人也认识到，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的收入太少，在于农村市场太狭小。事实是我们选择的赶超型发展战略最终得到的只是“欲速则不达”的响应。

3、农村劳动力没有与农村剩余同步转移，使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以控制农民及其子弟自由迁移和择业为重要使命的农民身份制度，使农民在大量交出自己的剩余时，没有能够实现农村劳动力与积累的同向流动，极大地强此了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程度，它使得世界上40％的农民来侍候世界上7%的土地，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还使得农民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向土地过度索取，生态危机与这一制度的关联性不难在现实中找到证明。

4、新中国农民身份控制的放松程度与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事实上对农民控制越紧、索取越多，整个经济发展越困难。

以农民的流动和负担作为农民身份控制程度的标志，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结沦。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与农业和农村收入过多的超经济转移及农民身份的强力控制(不得进城，不得转业甚至不得兼业)有着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率的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农民身份制度的削弱——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身份控制相对削弱，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收益和农民兼业收益普遍提高，而非农利益集团利益调整的要求的“声音”还不是太强，体现非农集团利益的政策调整也相对“滞后”，农民负担能保持稳定，剩余能较多地留存不来，给农民创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短短的黄金时期，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也相得益彰(至少，市民们发现农副产品的供应是空前丰富了)，这是农民身份控制和“农民身份税”相对减轻的好处；而当前在“正税”和“农民身份税”大幅膨胀(这是农民身份制度的一种强化)，农业收益极低甚至为负的情况下，农民进城打工、在乡转业和兼业的收入使农民不至于大范围破产，勉强维系着城乡之间的交换关系不至完全中断。“农民用一百亩地的纯收入养活着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李昌平，200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现实。

（二）农民身份制度的固化恰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结果。

1、农民身份制度也体现了市民身份的特权，因而市民阶层对可能冲击其特权地位的农民身份制度变革会警惕、不满和抵触，所以农民身份制度只对某些利益集团是“必要的”。

如果说农民身份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战略失误，那么，这一制度给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造成长期损害的过程中，它能够被固化和延续下来，则只能用利益原因而不是思想认识原因解释——农民身份制度由于符合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要求，它被利用了、固化了。

从本文上述的农民身份制度的内容可以看出，非农利益集团享受到的种种特权将农民排斥在外，因而非农身份者拥有一种相对特权，农民与非农民之间在实际收入、实际生活水平、发展机会上存在巨大差距。如果取消控制农民身份的一系列制度，一是使利益分配的现实格局会做出极大的调整，最直接的表现是城乡居民负担和财政分享会趋向均等化，市民阶层会产生其既得利益直接“受损”认识；二是大量的农民向城市流入并且能取得市民身份，分享特权的阶层规模会“失控”，一块“蛋糕”当然是参与分配的人越少，人均分到的份额越大；三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加剧就业竞争，威胁市民的“饭碗”，压低市民的收入。因此取消农民身份制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市民特权的冲击，市民集团当然会警惕、不满和抵制。

2、农民表达利益的“声音”远不及其它社会集团强，这自然向社会发出了农民利益可以被忽视的暗示。

农民不能较充分地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原因主要有：其一、农民自身文化素质有限，生活环境偏僻，使农民表达自身利益的能力受到极大的局限，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各种媒体上，反映农民利益诉求的极少，而充斥媒体的到是干部、知识分子和其它市民阶层的声音。其二、如果是农民身份，就不能担任国家干部，因而农民被排斥出直接制定政策的圈子，而人口最多的农民参加人大、政协的比例极低，农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条件都不及市民阶层。其三、直接管理农民的是与农民利益取向大为不同的县乡干部，他们的非农身份，使他们在农民利益问题上没有切肤之痛。其四、即使是农民出身，只要“跳出了农门”，就成为了农民身份制度的受益者，就有了新的利益取向，这样，农村精英分子通过招工、招干、高考等渠道大量流失，使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更少。第五，其它各行各业有工会，农民没有农会或农协组织，农民表达正常利益要求的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

正因为如此，农民利益很难得到较好保护，不利于农民的政策频频出台。农民在八十年代之初的改革中得到的好处很多又得而复失了。八十年代中期始，政府运用财政资金提高城市职工工资，增加市民的财政补贴；在放开价格的旗号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农资、农产品收购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向农民贵卖贱买，“价格双轨制”中，无权无势的农民更是被“官倒”狠敲了一把，农产品价格改革的好处被拿走了；紧接着，在务农的比较收益降低、农民同市民收入差距又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县、乡、村三级干部人数十年问激增两三倍，增加农民负担的合法、不合法的政策不断出台。进入九十年代，对农民施惠的政策越来越少见，而让市民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接连不断，如给“吃皇粮者”不断加薪，都市建设也不借血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种种不利于农民的政策出台时，不少学者们总是不断叫好。笔者记得，在八十年代后期就有人说，推动农村发展的一级火箭——政策已经“烧”完了，现在只能靠“科学”这第二节火箭了，这种说法显然是以农民身份制度合理、农民该受劣等待遇为前题。给“吃皇粮”的人加薪，也有人说这是给农民间接加薪——农民可以从农产品需求上升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不直接给农民财政补助，来给“吃皇粮”的间接加薪呢?对农民进城，一些学者的恐惧不亚于普通市民，他们会历诉农民进城导致市民失业、扩散农村贫困、城市治安恶化、城市卫生受影响、城市窗口形象受损等罪状，在政策研究圈子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太少了三、要不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如何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一）要不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我们对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成功总是津津乐道，实际这种成功算不上什么奇迹，是农民身份的有限解放取得的结果，换一句话说，这就像是我们先捆住了农民的手脚，再放松一点之后的效果，是对政策失误不彻底的校正的结果。农民身份制度的变革远未到位，政策这一级“火箭”远未烧完。

⒈现存的农民身份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相反现在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都同农民身份制度有关，这以点本文煎面己作了论述。

⒉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不可能永远容允仅仅因为身份不同而受不平等待遇的制度(种姓制)，不能容允在户籍、迁移和择业、超经济负担、财政分享等方面把人们分成“命中注定”的两种身份等级的做法(秦晖，1994)。何况国家宪法也赋予了任何一个公民在上述方面的平等权利。

⒊从社会稳定来看，农民是否能长期承受这一系列歧视性待遇?“农民长期被剥夺得太厉害了，他们的反抗往往是突发的，非理性的”(温铁军，2001)的论断可能失之武断；但是，要说现在农民没有一定程度的抱怨情绪甚至行动，则是一种“驼鸟政策”。地方干部向农民收钱收粮常常激化成局部矛盾，一些地方甚至要动用专政力量来对付农民；农民的另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是逃避，由于土地负担化，使农民大量逃离农村，田地大量抛荒，湖北监利县棋盘乡2000年春全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李昌平，2000)。而在流动过程中饱受歧视的农民其心理失衡的可能性也是一种潜在危险。“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会导致停滞；而使农民带着贱民的身份离开土地会造成不安；倘若被视为贱民的农民离开土地后又找不到合适的归宿，哪就会酿成危险。”(秦晖，1994)

（二）如何给农民以国民持遇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取消针对农民的种种带有歧视性的身份制度，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尽管这可能是漫长的过程，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要不遗余力地去缩短这个过程。

农民的国民待遇，可以概括为迁移自由+择业自由+平等的经济负担+平等的财政分享。把这些变为现实，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思想解放问题，而是要真正进行利益调整的革命。

⒈尽快取消户籍制度。农业户口是一种“贱民”身份的标志，取消了户籍，一系列针对农民的制度将无法落脚生根。

⒉给农民以选择不当农民的自主权。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在当前本己过时，因为农民大量进城打工、创业是不可逆转的。现在应该面对现实，承认农民作为公民自由迁移和择业的权利，离开土地进入其它产业者将不再是农民，务农者也要取得市民的权利—特别是在择业上不再有身份限制，过去的农民也可以在就业竞争中担任政府公职。

⒊在承认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自由迁移、自由择业的权利的同时，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必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逼着我们去求解农村的难题。很明显，在没有农民身份制度的前题下，你再要对务农者实行过去一样的剥夺，农民可以以逃离来对待，这样自然会逼出农村的种种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如基层政权问题、机构臃肿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土地负担化问题、农业生态问题等，其根源就在于把农民管死了，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接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而农民取得了自由身份，农村基层政权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将发生变化，农村基层之间将会产生争夺农民的竞争——哪里提供的条件最优越、哪里的土地负担最轻、哪里的干部最能为农民服务，哪里就最能吸引职业农民。

⒋与其它社会成员拥有同样身份的职业农民理应同其它社会成员一样承担税负，城乡税制要统一，工农之间的税负要趋于一致。我们应尽快仿效世界上绝大数国爱的做法，取消农业各税。

⒌在农村实行公共财政。国防、科教文卫、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支出，各级财政都应纳入自己的预算，不应在农村再行摊派。农村现有的各种收费和摊派，如“三提”、“五统”的内容都是公共品，如优抚、民兵训练属国防经费，应按照城市做法，由中央财政开支；九年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应由地方财政开支。各个纳税人，不分职业和地域应获得平等的公共品待遇。

⒍改造现有福利制度，实行标准的、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并向农村开放。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向何处去》，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

2、郭书田等，《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张晓山等，《中国农村形势分析与展望》，载《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1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载《东方》1994年第l期。

5、秦晖，《“农民”和“农业者”》，载《中国农民》1996第3期。

7、程晓农，《被忘却了的农村改革》载《经济管理文摘》2001年第1期。

8、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论纲》，载《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1期。

9、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读书》1999年第12期。

10、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载《读书》2000年第5期。

身份范文篇10

我们每一个人，大多都在不同场合思考过“我是谁？”的问题，而这就在一定程度表达了我们对身份的认识和探寻。身份是某人标识自己是其所是的重要标志。一般说来，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主要有两条途径：就纵向而言，涉及到主我对客我的认识；就横向而言，涉及到主我对非我的认识。前者是一种自我的深度感和向内感，它主要表明主体对自身状态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对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通过它来确定自我的位置感和归属感。可见，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意味着人们从社会的视角来认识自己。实际上，对自身身份的两个向度的认识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身份在英语中可用identity表示。理查德认为，identity这个词具有两种含义：第一，同一性；第二，独特性。同一与差别是身份的两个重要的不同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了与其他人（“他人”或“他们”）的差别。[6]身份的确立对每个人的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人有了本体的支点，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形象、角色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状况，从而能更主动、从容地采取适宜的行动与他人互动。然而，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一旦获得就能一劳永逸的事情。现实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7]尤其是在客观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时，会给原有的身份以强烈的冲击，甚至将其破坏。这时，就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建构身份，否则，人就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惶惶不可终日。青年时期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一个高度关注内心世界、开始了解和接纳外部世界以掌握社会角色，从而为自身定位的阶段。因此，身份的建构自然成了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消费主义中的青年身份建构及其表现

一般而言，身份的建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例如：门第、权力、财富和职业等，消费也是其中之一。“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8]这意味着，消费不仅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体现人们的情趣、爱好、价值观等的方式之一。人们的消费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生活，折射出其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人格特征，等等。因此，正如鲍曼所说：“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满足胃内需要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等目的。”[9]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广义的消费是指所有购买和使用商品的行为，所有购买和使用商品的人都是消费者；狭义的消费则指购买商品之后的后续行为，即使用或享受商品的行为。[10]本文讨论的是前者。

（一）平等和自由的体验当代青年大多个性鲜明、自主意识强、追求自由、崇尚独立和平等，而当代消费的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他们的这些特点和诉求，使其在消费过程中充分体验到消费所带来的愉悦感。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消费主要受到了等级的严格限制。在这一消费模式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地位，人们不能因为有了钱就跃过等级规定去消费其他阶级、阶层的东西，同理，也不能因为意图节俭而违背礼的规定。例如，关于佾（乐舞）的使用，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有明确的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当时，季氏作为一个大夫却用了八佾，这显然不符合礼的规定，明显地是一种僭越。因此，孔子发出了“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愤慨；而子贡为了节俭而想免除祭祀杀羊又被孔子斥责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参见《论语•八佾》）。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里，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因此，人们的生活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消费在客观上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余地不大。而且，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如果穿着不当，就会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资产阶级分子”等。因此，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包容度的增加，等级本位的消费逐渐被个人本位的消费所替代，消费也摆脱了各种外在的社会力量的约束，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个体尊严的体现。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消费品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在客观上也给人们提供了广泛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在这一领域，“顾客就是上帝”，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可在消费领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消费，自由地追求自身所认定的美好生活，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当代消费的这一状况与青年追求平等、崇尚自由等诉求不谋而合。在这里，“我选择，我喜欢”表达了其真实的愿望，“我的地盘我作主”则展现了其主宰自我的豪情。对他们而言，消费是一种诠释自由、平等，展现个性和尊严的过程，甚至是其逃避和反抗家庭约束、学校管制以及社会既定秩序的一种另类方式。

（二）自身价值的确认在消费中，把经济资本转换为一种象征资本，把购买物的价格与自身的价值等同起来是一部分消费主义者的心态。对大多数人而言，商品的性价比是其购买商品时所要参考的重要因素，因此，人们往往精挑细选，货比三家，竭力追求实现物美与价廉的有机统一。而对消费主义者而言，他们首要关心的是商品所带来的符号效应，商品本身的实用性、便利性等则往往显得次要。在他们眼中，商品是自身价值的象征。所买的产品越是稀缺、名贵和高档，越能显示出自身的尊贵。而这种心态在消费行为中又往往转换为对商品价格的追求上。正如电影《大腕》中的一段台词所说：“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这种“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消费方式在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分消费者真实的写照。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有时甚至到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对“天价消费品”的狂热。对消费主义者而言，尽管商品明显地价不符实，商品本身或许也不是自己所需要的，然而，商品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其关注的对象，他们重视的只是它的价格；在这种一掷千金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强烈的心理满足感，在别人的羡慕甚至不解中洋洋自得。据报道，有的年轻人为了买一个价值2万元的LouisVuitton包，宁愿省吃俭用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吃方便面，为了省下5块钱的地铁费，宁愿去挤公交车。[11]与此类似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对消费主义者而言，与那些名牌、奢侈品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和荣誉感相比，这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值得的。

（三）群体归属感的获得一般而言，具有相似言行的人往往更容易产生相互的认同感，消费也不例外。相似的消费喜好及消费行为，往往会强化人群的“我们”感。因此，有学者认为，在消费中人们除了寻求自我感外，还力图寻找群体所属感。它指人们通过消费方式将个人融入某个阶级、阶层和群体来定位身份。[12]青年时期身心变化剧烈，内在情感起伏较大。人们既有标新立异、追求自我的强烈需求，也有迫切希望为他人所认可、社会所接纳的需要以及生怕被抛弃、孤立的担忧。于是，消费凭借其方便快捷和直观可见等特征，成了其获得群体归宿感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青年群体之间的互动则更一步强化了这种行为。然而，“购物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单项建构的过程，而常常是一种双向的混乱、位移、再定位的过程。对于有些人来说，尤其是那些自尊心较低的人，这完全意味着人要成为某种人就必须购买某种东西”。[13]孙春晨认为，从个体与群体社会关系来看，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到了“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的影响。前者指人们担心在社会中“被认为是穷人”，因此，趋从于流行的消费方式，让自己加入到代表消费社会消费方向的群体和团体中去，并在与群体或团体的交往中获得友谊、尊重等价值体验。而后者则指人们渴望“被认为是富人”。因此，竭力模仿富人的消费方式。在“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的驱使下，人们企图通过消费来与富人群体实现紧密的伦理联系。[14]此外，崇洋消费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弗洛姆曾说过：“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广告上那幅少男少女畅饮的景象，我们喝的是‘喝一口使你精神百倍’的标语，我们喝的是美国人了不起的习惯，我们很少去品尝味道。”[15]在这里，消费的形式是首要的，而其内容则是次要的。消费是实现与他者认同的重要渠道。在一部分国人的眼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部分人唯外国产品马首是瞻，并力图通过对其消费，在国人面前显示出自身虚幻的优越感。由于国门的打开，使得国人了解和购买外国产品的渠道和方式日益多样和方便。从衣物到食物、从化妆品到汽车……部分国人对外国消费品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令国外的商家也瞠目结舌。他们抓住国人的崇洋心理，顺从这一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为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16]他们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市场，不断地向人们推销其产品，铺天盖地的广告在随时向人们狂轰滥炸。

三、消费主义中青年身份建构存在的缺陷

消费主义满足了青年身份建构的愿望，但是，这种建构本身并不完美。

（一）自由的虚假性有观点认为，消费“不受形式规定的支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社会规矩约束的个体终于能够在那个属于自己的‘私人’范围内享有一点点的自由和个人自主”。[17]在人们看来，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怎样进行消费都是主体的自主行为，是其自由意志的表达。因此，“我买，故我在”，消费是一种确证自我自由的重要方式。的确，相比较于过去，今天的消费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自由权利。然而，对于消费主义者而言，这种自由从另一角度来看不过是一个幻影。因为，企图通过个人的消费行为来推定主体的独立存在是很不可靠的。实际上，消费主义者的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基于其自身理性的思考和审视而作出的决定，而是受到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例如，其所属的社会阶层的趣味、流行的时尚、广告与传媒以及商家诱导等支配和左右的。例如，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消费的体验：在商场购物时，商家的赞美甚至阿谀奉承等往往使自己不知不觉地大把花钱，购买一些自身或许并不需要的、昂贵的商品。在这里，消费主义者的消费欲望与其说是出于内在的真实需要，不如说是被虚荣心所激发；与其说是自由自觉的主体，不如说是被各种社会力量所控制的对象；与其说“我买，故我在”，还不如说“我买，故我不在”。

（二）平等的表面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8]，这句话被消费主义者奉为至理，并为自身的行为辩护。的确，马克思认可商品出现对人类平等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句话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商品之间是等价交换；第二，商品所有者作为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在商品交换中地位平等。“对卖者来说，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卖者作为卖者只表现为一个价格3先令的商品的所有者，所以双方完全平等。”[19]此外，在今天，消费不再受等级所限制，从前被少数特权阶层所垄断的消费品逐渐向人们开放，每个人均有同等的机会来选择自己喜爱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在消费过程中体味平等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虽然马克思肯定商品与平等之间的关联，但是，他所要求的平等决不止步于此。在他看来，人类的平等还应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其次，就当前消费主义者所感受的这种平等而言，它实际上可以具体化为一种金钱面前的平等，它意味着人们拥有花钱的自由，同时意味着你拥有多少钱，你就可以相应地消费多少物品。然而，即使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这也丝毫不能表明社会平等的真正实现。[20]而且，这种看似平等的消费，又在新的层面强化了人们的等级意识，产生了新的等级形式，即金钱财富的等级：谁拥有的金钱和财富越多，谁就能享有更多的消费品。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1]这样，“消费是一个与学校一样的等级机构：在物的经济方面不仅存在不平等（购买、选择和使用被购买力、受教育水准以及出生所决定）———简言之，正如不是人人都有相同的读书机会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拥有相同的物”。[22]这种金钱至上的逻辑最终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危机。从代内来看，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逐渐凸显。当一部分人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忙碌时，另一部分人的挥金如土、骄奢淫逸必然会给前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从一定程度而言，今天社会中的“仇富”情绪便是对这种“炫富”行为的反应（当然，其具有很强的非理性）。而从代际来看，当代人过度地消耗资源，滥用并破坏自然资源，必然使得后代能使用的资源越来越少，并威胁到其生存环境。因此，这种消费实际上制造了新的不平等。

（三）物的奴役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消费品是展现自身情趣、品位和个性的重要方式，也是自身与外界交流互动的渠道之一，它对于人们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因此而走到极端，使物成为生活的中心，那就使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使人为物役，从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实际上，人不仅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物，也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物。“人的生存有别于并优越于动物的生存，根本在于它赋有意义并追求意义。”[23]正是因为人对意义世界的追寻，使得人类显得独特而高贵。人的价值包含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两方面。前者是个人或群体对于社会的意义和作用，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后者则是人们对自身的意义和作用，对于自己需要的满足。“人的自我价值是通过人们创造社会价值来实现的”，“人的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集中体现”。此外，“人的价值既包括创造价值，也包括占有价值，但主要在于创造价值”。[24]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其人生的意义主要在于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自我和完善自我，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现代人对自身价值的理解往往存在这样的误区：“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25]当人们将视线转向商品世界，以是否占有物以及占有多少物来判断自身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实乃误入歧途。它实际上将商品捧为一个至高的神，把人贬低为一个等候发落的物。在这里，人与物的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商品成了人们生活的重心，消费也就成为一种“异化”的行为。不是商品为人而存在，则是人在为商品而活；不是人去控制物，而是物在控制人。消费成了生活的重心，人陷入了对物的无节制的追求中，然而，终日的奔波换来的并不是内心的安宁与幸福，相反，“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6]他的消费品可能非常昂贵，但是与内心世界的富足无关；消费品可能非常丰富，但内心却可能日益空虚。当人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商品拜物教的世界以后，人就只能在这个世界里终日浑浑噩噩地活着，既丧失了尊严，也丢掉了灵魂。

（四）极大的不稳定性由于身份本身兼具同一性和差异性，因此，人们在建构自身身份时兼具趋同和求异的二重取向。在消费中，这表现为通过消费来彰显自我以区别于他人，展现自身的个性；同时，也表现为试图通过消费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使自身与某一社会群体保持一致性和统一性。消费方式具有直观可感性，因而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可模仿性。人们总是在试图通过模仿他者的消费方式来实现自身社会地位或阶层的转换，以加入“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使自己进入“时髦社会圈”。[27]然而，当某一群体发现作为自己的身份象征的消费方式已经被广泛模仿时，就会迅速抛弃原有的身份象征品———即使它还保存有使用价值，转而寻求新的消费方式作为替代，以建构自身的身份。而另一部分人也会紧随其后。这种不断地追逐就引起了时尚的不断变换。于是，时尚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它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多变的社会中，人们试图通过消费来建构一种稳定的身份，然而，消费带来的却是更大的不确定性：消费品层出不穷，时尚变幻不定，让人捉摸不透。消费者永远都被甩在后面，更加的无所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正像鲍曼所说：“身份更像是火山熔岩顶部一再被固化的表层部位，在它有时间冷却和固定下来前就再度被融化。”[28]这是人们不得不面临的尴尬局面。

四、回归与超越

用消费来构建身份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超越这种身份建构的模式是题中的应有之义。

（一）当代青年用消费来建构身份的原因在当代，消费之所以被当作建构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的。“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29]在“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角色相对固定，而且这种联系是在十分熟悉的状态下发生的，因此，人的身份比较稳定，也非常明显，能很容易地被人识别。而当代青年从一出生起，就面对着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0]的社会形态，“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了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31]在这里，物质交换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与人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地相互依赖，而是通过物和货币等形式进行互动。物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人类生活的不可缺失的东西。因此，用物的形式来建构自身的身份便成为大多数人不由自主的选择。同时，现代社会流动性较大，社会现象瞬息万变，社会关系纷繁复杂。在这些变动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往往需要承受来自诸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并在这些压力和挑战面前显得渺小而脆弱。而青年群体由于自身涉世不深、社会阅历浅以及社会经验不足等原因，更容易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一种空前的破碎感、无力感、无所适从感甚至精神上的苦闷和幻灭感。各种关系的变化速度越快，主体就越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越难看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因此也就更难对自己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确定如何行动。再加上传统的一些身份模式（如政治身份等）式微，人们便急需寻找一些新的建构身份方式。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抚慰人心的作用：给人们以一种自由、平等的体验，使其获得一种逃避或者冲破规训的快感；给人们的自我价值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维度，使其在纷乱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一种自我实现的渠道；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归宿感，使其在茫茫人海中确定自身的位置，而其漂泊的心灵也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靠的港湾；同时，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中遨游，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释放生活的压力，消解内心的焦灼与不安。因此，正如米勒在剧本《代价》第一幕中说：“许多年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会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