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地位范文10篇

身份地位范文篇1

关于罗马平民的身份问题，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由于观点、方法不同，提出各种不同看法，并且在“平民是否为公民”这一问题上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根据尼布尔、蒙森、古朗日的看法，只有贵族是原始公民，平民最初不在公民之列，并且不在库里亚组织之内。然而，英国学者拉斯特则认为公民集团自古以来就包含了贵族和平民。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贵族是元老院显贵，平民则是普通大众。(注：拉斯特：《论塞尔维乌斯改革》(HughLast,“TheServianReforms”)，载《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ofRomanStudies)1945年，第30—48页。)

有趣的是，两种对立的理论都能从古典文献中找到证据，说明文献本身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代罗马史家大都缺乏历史发展观念，没有注意到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公元一世纪的平民与公元前五世纪，甚至王政时代的平民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笔下的早期平民和贵族的身上往往带有后世平民与贵族的特征，以致于使现代的研究者产生误解。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把古人提供的史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区分开，历史地考察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处境，以便客观评价平民的身份地位。我们主要以王政时代和共和国初期的文献史料为依据，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

一、平民与定居地的关系

在王政时代，罗马的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罗马人往往把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集体迁移到罗马，这就使丧失了国土的平民与罗马人民聚居一地，发生了地域联系。

据文献记载，罗马第三位国王图路斯曾摧毁阿尔巴城，把全体居民掠走，使罗马“人口翻了一番”。阿尔巴人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注：李维：《罗马史》Ⅰ，30，1(Livy,Aburbecondita)译文参考穆启乐、傅永东、张强、王丽英译《建城以来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第四王安库斯占领特列涅(Tellennae)，“把战俘迁移到罗马”；夺取费卡那(Ficana)，派兵摧毁城墙，焚烧房屋，“把全体居民迁入罗马”。两地居民都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他又征服波利托里乌姆城，把阿芬丁山分给新来的民众居住。后来又有数千拉丁战俘被安置在阿芬丁与帕拉丁连接之处——阿德穆尔基埃(Admurciae)(注：李维：《罗马史》Ⅰ，33，5。)。

这一时期的外来平民大多是被强迫安置在罗马人的土地上的。他们与罗马人民虽同居一邦境内，但罗马人民是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他们彼此之间既有血缘纽带，又有地域联系，是天然形成的公民集团；而平民是被剥夺了祖先的土地，人身从属于征服者集团。他们与罗马人民虽有地域联系，但无血亲关系，不属于公民集团，也就没有公民的权利。

由于没有公民权，平民对他们居住的土地没有占有权。例如，据李维记载，公元前456年，元老院通过了保民官伊启里乌斯提出的一项法案，“开放阿芬丁山供人们安居。”(注：李维：《罗马史》Ⅲ，31，1；32，7。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Ⅹ，31，1—32，5.参见(法)古朗日：《古代城市》(FustelDeCoulanges,TheAncientCity)，马萨诸塞1979版，第233页。)这条法案显然不是为争取平民在阿芬丁山的居住权，因为自安库斯王时期起，阿芬丁山就已成为平民的聚居区。很可能，保民官要求的是对平民开放阿芬丁山宅基地的占有权。也就是说，平民虽被允许在阿芬丁山居住，但是对于他们定居的土地没有任何权利，直到300年之后，经过同贵族的斗争，才获准占地安居。

由于平民对城邦土地没有占有权，所以他们不能随便择地而居，挤占公民的住地，只能在指定区域建房居住。罗马的公民聚居区与非公民聚居区的划分以“城址”(pomerium)为界线。设立“城址”需要经过占卜等宗教仪式，使之具有神圣性(注：盖利乌斯：《阿提卡之夜》(AulusGellius,AtticNights)ⅩⅢ，14，3。转引自刘易斯、莱因霍德：《罗马文明》(NaphtaliLewis,MeyerReinhold,RomanCivilization)，纽约1966年版，第1卷，第57页。)。它象征着城墙以内的人民是受到邦神庇佑的，而城墙以外的人则是不受邦神保护的(注：关于设立“城址”的宗教仪式记载见李维：《罗马史》Ⅰ，44；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Ⅰ，88；普鲁塔克：《罗慕洛传》11(Plutarch，Romulus)等。另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134—142页。)。城邦的土地以城址为界分为两部分，城市内圈是公民集体赖以生长的土地，城市则是通过征服战争夺来的土地，是公民集体控制下的地盘。有权居住在城内的人们属于公民统治集团，而被迫住在城外的人们则是处于公民集团控制下的被统治者。这种情况与中国周代国野制度下，国人与野人的定居地彼此分隔的现象有类似之处。(注：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页。)

最初的罗马公民主要聚居在帕拉丁、魁里纳尔、卡皮托尔山等山丘上(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50，1；Ⅳ，13，2；李维：《罗马史》Ⅰ，44，3。)。第一批来自阿尔巴的平民被安置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即帕拉丁的凯列乌斯山，此后更多的平民被集中置于阿芬丁、埃斯奎林和维米纳尔等城郊诸山上。直到王政时代末年，阿芬丁山始终未被划入神圣城址的保护圈之内。平民的聚居区与公民的聚居区彼此分开：公民住在城内，平民聚居在城郊。公民和平民聚居区的隔离反映出两等级成员之间身份地位的差距。

二、平民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罗马城邦的土地分为公有地和份地两部分。在建城之初，罗马人的土地是以氏族和库里亚为集体进行平均分配的。狄奥尼修斯说：“他(罗慕洛)把土地平均分为30份，每个库里亚分得一份。”(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7，4。)全体氏族成员和库里亚成员都有权从公有地中分配到一块大约两犹格的份地作为世袭产业(注：瓦罗：《论农业》，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无论哪一类土地，最初只有拥有魁里特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土地所有者。罗马法典中有明文记载：“罗马人民一度也曾遵循过这一法则：某人或者根据魁里特法(IureQuiritium)是所有者，或者不被视为所有者”(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Ⅱ，40。参考黄风译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财产是魁里特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是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那么，平民是否能占有城邦的土地?

文献提到，国王曾经从公有地中划出部分土地分给平民。例如，狄奥尼修斯说，“图路斯把这些土地在那些没有份地的罗马人中间平均分配”(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Ⅲ，1，5。)；又说，塞尔维乌斯“获得统治权之后，他立刻把公有地分配给那些替别人当雇工的罗马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13，1。)。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罗马人”实际上指的是平民，而不是罗马公民。因为，这些人没有“份地”，而罗马公民一般都是拥有小块份地的私有者。又因为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做雇工，说明他们无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地，可见这些人不是公民。

尽管平民也像公民一样从国王那里得到份地，但是，平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公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本质不同。公民是城邦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平民只有通过与城邦建立从属关系，其中许多平民通过与贵族家族建立从属关系，才能间接使用城邦的，或贵族家族的土地生产资料。

古罗马作家费斯图斯(Festus)说：“父家长(patres)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把土地分配给他们的仆从。”(注：转引自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60页。)这里的“仆从”包括被保护人、奴隶和其他从属者，他们的份地又被称为“彼库里”(peculium)。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日(FustelDeCoulanges)阐明了从属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他说：“家族的财产完全属于父家长所有，但他可以同小宗，甚至与被保护人共同分享。小宗在大宗灭绝后，对家族财产拥有权利，而被保护人却永远不会成为所有者。他耕种的土地只是托付给他耕种的，在他死后必须还给保护人。”(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7页。)

国王相当于城邦中的父家长，是全体外来平民的“保护人”。他也像一个父家长一样，负责给城邦的公民和从属于城邦的平民分配土地，但公民的份地可以世袭占有，平民则很可能没有继承权。《十二铜表法》第5表就体现了平民为争取财产继承权而进行的斗争(注：《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参见谢邦宇等编：《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页—371页。)。19世纪的罗马法研究者梅因(HenryS.Meine)说：“当‘遗嘱权’在法律史上第一次出现时，像几乎所有伟大的各种罗马制度一样，有迹象证明它成了‘贵族’和‘平民’间争论的题目。当时有一条政治格言，即‘一个平民不能成为一个大氏族的成员’(PlebsGentemnonhabet)，其结果是把‘平民’完全排斥在‘贵族民会’(ComitiaCuriata)之外。因此，有些评论家就认为一个‘平民’的‘遗嘱’是不可能在‘贵族民会’中宣读的，因此一个‘平民’也就完全没有‘遗嘱’之权。……法律规定，父家长得使用他的财产(pecunia)的监护权——这一条法律除了使‘平民遗嘱’合法化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注：(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116页。)可见，王政时期的平民对城邦的土地没有占有权。

土地看来似乎是在公民和平民之间平均分配，但是，未分配的公有地是公民潜在的生产资料来源。这就造成了生产资料在平民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全体公民都有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地(虽然公民内部也存在分配不均现象，贵族家族利用特权往往比普通公民多占土地)，但平民完全没有占有公有地的权利。城邦可以给他们分配土地，也可以不给他们分配土地，平民只能被动接受。为此，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兴起之后，平民提出占有公有地的要求，经过两个世纪的斗争最终获得了土地占有权。

三、平民的劳动性质

王政时期，虽有平民通过各种渠道取得了份地，但是，看来并非所有平民都有土地。例如，在《十二铜表法》中就存在着“有产者(adsidui)”和“无产者(proleterii)”之分，说明当时还有许多人没有地产，或几乎没有地产。即使拥有两犹格小块份地也不足以养家。蒙森对此做了估算：“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和王政时期的农民都以平均小麦五罗马斗即可播种一犹格田地，种一收五。依此计算，如果不计住宅和宅院所占之地，视其全为耕地，并且不计算休耕的年数，一块世袭田的产物共计五十罗马斗，除去种子，共计四十斗。据卡托(《论农业》，第56章)估计，一个勤劳的成年奴隶每年吃小麦五十一斗。由此看来，一块世袭田能否维持一个罗马家庭，任何人都能从中做出解答。”(注：蒙森：《罗马史》，第1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9页，注1。)

无论是无地的平民，还是拥有小块份地的平民都不得不另找生活来源，有的在富裕的公民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有的在公有地上劳动。尽管平民与公民在田间并肩劳动，但是两者的劳动性质不同。公民或者在本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或者在享有占有权的公有地上劳动，他们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平民对于这两类土地都没有权利，只是通过保护制度(clientship)，或借贷制度(nexum)，或短期雇工等方式，以人身抵押，以劳动交换，换取一份谋生的土地生产资料。

许多古典作家，如西塞罗、普鲁塔克和狄奥尼修斯都说，在罗马早期社会中，曾有许多平民投靠贵族做其被保护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9，2；普鲁塔克：《罗慕洛传》，13；西塞罗：《论国家》(Cicero,DeRepublica)Ⅱ，16。)。威廉·史密斯(WilliamSmith)提到了这些作家的记载，并解释说：“在罗马早期，被保护人的处境在许多方面要比平民的处境好得多，很可能，某些平民因此放弃做一个自由民的权利，同贵族建立起保护关系，这类现象也就出现在以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的故事中了。”(注：威廉·史密斯：《希腊罗马古典辞典》(WilliamSmith,DictionaryofGreekandRomanAntiquities)波士顿1870年版，第924页。)被保护人不是我们主要考察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保护制度确实可以为缺乏生产资料的平民提供一条谋生渠道。被保护人与平民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从属于公民私人家族，而后者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注：蒙森最早提出这种看法。参见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78页。)。被保护人虽然获得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但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保护人的控制，他们的劳动属于依附劳动(注：普鲁塔克说：“被保护人要对他们的保护人示以忠心，不仅恭敬自持，如果保护人贫困，还要帮助他们女儿准备嫁奁，并代为偿还债务。”(《罗慕洛传》，13，6)另见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10，2。这表明贵族保护人不仅占有自己的财产，而且有权支配被保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古朗日对被保护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参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4—229页；第255—261页。)。

下面对罗马早期的借贷制度简要做一点说明，因为平民反抗债务奴役制的斗争是平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爆发前夕，平民普遍受到债务束缚，但这不是共和国初期才产生的新现象，而是自王政时代以来便一贯如此。事实上，欠债现象是平民被排斥于土地生产资料之外的必然结果。平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向城邦共同体或公民个人借贷土地、种子或牲畜等。在缺乏货币资金流通的时代，土地和人身是主要的抵押品。由于平民不能支配城邦的土地，只有以人身做抵押，这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债务人”(nexi)。债务人以向债权人提供劳动的方式偿还债务，债权人向平民借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换取债务人的劳动。因此，“借贷制度(nexum)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大土地所有者提供依附劳动者(dependantlaborers)，任其剥削。”(注：T.J.康奈尔：《罗马的起源》(Cornell,TheBeginningsofRome)，罗特莱基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共和初期平民普遍欠债的现象，实际体现了平民在城邦土地所有制下的一种谋生方式。平民依附劳动者的存在既是古典奴隶制不发达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奴隶制在生产领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以致于罗马的奴隶大量局限于家务劳动(注：康奈尔：《罗马的起源》，第283页。)。

由此看来，在平民运动发生之前，平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小自耕农集团，他们大多是从属于城邦或公民家族的生产者。公民集团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间接地占有了平民的劳动。于是，平民与公民，即罗马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阶级矛盾的对立。这种现象可以作为列宁所说的“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区别的一种形式”(注：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3页，注1。)这条命题的注释。

四、平民只尽义务而无权利

平民整体上从属于公民集体所代表的国家，他们中的部分人还从属于某些公民个人或其家族。平民在城邦中的这种从属者身份突出表现为，他们对控制着他们的城邦只能尽义务，而不能享受公民所拥有的各种权利。

罗马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以氏族和库里亚为单位。只有库里亚成员才能参加公民大会，并通过公民大会行使其政治权利的。另外，氏族家族的首领可选派代表参加元老院，享有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无论是库里亚大会，还是元老院都没有平民的席位。

尽管库里亚大会中可能会出现非公民身影，例如，我们知道贵族经常带着他的被保护人一道参加大会。国王也可能带着他的侍从和支持者出席库里亚大会，甚至元老院会议。据李维记载，当塞尔维乌斯王和篡位的小塔克文进行殊死搏斗时，双方都率领着大批随从。国王的侍从和支持者大多为受国王保护的平民，据说塔克文王曾把他的支持者提拔进入元老院，李维说：“他增选一百人为元老，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小家族的’(minorumgentium)。他们是王可依靠的派系(factio)，因为他的恩泽才使他们进入库里亚。”(注：李维：《罗马史》Ⅰ，35，6。“库里亚”一词有多种含义，一指元老院会场，亦指元老院。据说，第三王图路斯·豪斯提利乌斯第一次为元老修建了一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会堂——“豪斯提利乌斯的库里亚”(李维：《罗马史》Ⅰ，30，2)；一指库里亚组织。结合上下文，此处的“库里亚”指的是“元老院”。当然，获得了贵族身份的平民自然也就进入了库里亚组织。)但是，这些平民是以从属者身份跟随其贵族保护人或国王一道参加库里亚大会的。古朗日说：“在公民大会中，每个家族只有一票表决权。父家长有可能咨询他的族人，甚至他的被保护人，但他独自投票。而且法律禁止被保护人持不同意见。被保护人是通过贵族父家长与城邦发生联系的。”(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9页。)平民与国王和贵族家族的从属关系，决定了他们不能享有独立的参政权利。虽然个别外来者或者外来氏族，经库里亚大会批准，可以被接纳为罗马公民，其家族首领甚至入选元老院，成为贵族，例如，安库斯王接纳了塔克文氏族(注：李维：《罗马史》Ⅰ，34。)。西塞罗说：“他很容易地被吸收为公民。”(注：西塞罗：《论国家》Ⅱ，20，35。)。塞尔维乌斯由一名被释奴转变为贵族。狄奥尼修斯说：“由于这些功绩，罗马人觉得应该投票表决把他从平民转为贵族等级，他们以前曾把这种荣誉授予塔克文，更早的时候曾授予努玛·庞普里乌斯。”(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3，4。)直到公元前504年，共和国还接纳了一名萨宾部落首领克劳狄乌斯及其族人和从属者为公民，克劳狄乌斯被选为贵族元老(注：李维：《罗马史》Ⅱ，16，5。)。塔克文王曾从平民家族中选拔元老。李维说，共和初年，布鲁图斯也曾选拔骑士阶层的平民补偿元老院空额。但是，个别平民被提拔，获得公民权，甚至转变为贵族，只是他们个人获得的特权，并不代表平民整体上享有公民权和入选贵族元老院的资格。

平民没有政治权利还表现在他们不能担任城邦的高级职官，不能管理国家事务。公元前366年以前，罗马共和国只有一套属于“人民”的职官体系。独裁官的别名“人民的长官”(magisterpopuli)表明了其阶级、等级属性。平民只能担任保民官、营造官等低级的“平民的长官”(magisterplebi)。甚至“国家”一词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财产”——只有“罗马人民”才是城邦主权的代表，这里面也隐含了对平民的排斥(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

平民虽无权利，但必须对城邦承担服兵役和纳税等义务。图路斯王曾征募被征服的阿尔巴人组成10个骑兵队(注：李维：《罗马史》Ⅰ，30，3。)。老塔克文王也通过吸收平民扩充了罗马原有的三个军团的人数(注：李维：《罗马史》Ⅰ，36，7。)。塞尔维乌斯王更致力于吸收被释奴，扩大兵力。小塔克文王统治时期，平民的兵役、捐税大大增加，他还迫使平民从事繁重的公共工程建设，使大批平民破产(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43，2；Ⅳ，44，1。)。

当然，公民也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公民私人承担的服兵役的费用也可算作向城邦缴纳的间接税，但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是一致的，平民却是单方面地承担义务，而没有权利。

五、平民的法律地位

平民虽然在城邦的保护下享有人身自由，但因为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所以其自由受到城邦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平民还是公民集体的暴力专政对象。“罗马人民”(populus)一词源于“populor”意为“摧毁”、“劫掠”(注：格莱尔：《牛津拉丁字典》(P.G.Glare,OxfordLatinDictionary)，牛津1977年版，第1404页。)。由于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所以对他们来说，公民集团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是“毁灭者”。李维说，安库斯王曾因大批外来人口涌入罗马，造成“恶行滋生”而修建了一座监狱(注：李维：《罗马史》Ⅰ，33，9。)。这种暴力机器的出现表明平民当时处于罗马人民的严密监督和统治之下。

恩格斯说：“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早期平民在城邦中的处境便是如此。平民普遍受到贵族的任意欺压和虐待。据狄奥尼修斯所载，公元前494年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时集体立下的神圣誓言说：“不许任何人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强迫保民官违背意愿去做事；不许任何人鞭打他，或让他人鞭打他；不许任何人杀害他，或让他人杀害他。假如有人犯禁，使他受到诅咒，把他的财产没收献给凯勒斯神(Ceres)。”(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89。)这从反面说明平民可能曾经受到罗马贵族的虐待，而且当平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时，罗马的法律不能给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和宗教上的诅咒，或者强行反抗。

狄奥尼修斯提到平民出身的塞尔维乌斯王曾经专门制定了保护平民的法律，在此之前，只有贵族和罗马人民才能得到法律保护。他说：“塞尔维乌斯制定了法律，修改某些陈旧过时的法律，那些都是罗慕洛和努玛·庞普里乌斯制定的法律，同时他自己也设立了一些法律。”但是小塔克文篡权后，“塞尔维乌斯制定的使他们人人都能享有公平，保障他们与贵族交往时不受其伤害的法律，统统都被塔克文废除了。”(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10，3；43，1。)直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平民为重新获得法律保护同贵族进行过斗争。公元前456年，保民官要求“指定一个包括贵族和平民在内的立法委员会，合作制定出符合双方利益，保障双方自由的法律。”(注：李维：《罗马史》Ⅲ，31。)《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标志着平民初步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共和时期，平民兴起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法律方面，平民建立了独立的立法机构——部落大会，摆脱了执政官和元老院对立法权的控制与干涉，使罗马的立法体系分成两半。法学家盖尤斯说：“法律是由人民批准和制定的。平民会决议是由平民批准和制定的。”(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Ⅰ，3。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是罗马国家为调和两种不同成分之间的矛盾而发明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六、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

《十二铜表法》第11表清楚地记载着罗马早期社会中的这一习俗。然而，这一证据却受到部分西方学者的怀疑和否定。德国学者马德维格说：“禁止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通婚权，这一点对于那些认为贵族和平民在很早的时期就激烈对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条体现等级间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其实是第二个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创制。”英国学者拉斯特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王政时期平民曾与贵族通婚，《十二铜表法》只是取消了平民的通婚权而已。拉斯特从文献中找到了根据，说：“除非我搞错了，实际上，三位权威作家——西塞罗、李维和狄奥尼修斯都这么认为。”(注：拉斯特：《论塞尔维乌斯改革》，《罗马研究杂志》1945年，第31页。)据此，他推断出“平民享有与贵族的通婚权”，并且认为平民同贵族一样，享有平等公民权。

我们来看拉斯特提到的证据：

西塞罗说：“他们又补充了两条极不公正的法律，以一条极不人道的法案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虽然通常甚至允许与外国人结婚。”(注：西塞罗：《论国家》Ⅱ，63。)

狄奥尼修斯说：“这些新法案中有这样一条，贵族与平民之间缔结的婚约应属非法，——按照我的意见，这条法案的制定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是防止两个等级由于通婚与姻亲联系出现的一度融合，从而和谐地聚集在一起。”(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Ⅹ，60，6。)

李维记载了公元前445年通过的一项平民决议《卡努里乌斯法》，该法案废除了《十二铜表法》中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保民官卡努里乌斯与元老院的辩论，以及卡努里乌斯的发言显然出自李维自己的揣摩，从中可以看出，李维本人对于贵族不愿与平民通婚的原因是不很清楚的。他借卡努里乌斯之口发问：“如果一个贵族娶了一个平民妻子，或者一个平民娶了一个贵族妻子，这里究竟有什么实际区别呢?请问是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呢?”(注：李维：《罗马史》Ⅳ，4，12。)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这些古代作家一方面发现《十二铜表法》中确有“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法令，另一方面对早期社会居然有这样的立法感到十分不解。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平民与贵族之间已不存在通婚的隔阂，甚至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公民权。西塞罗以公元前一世纪的公民平等观念为出发点，批评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不公正”，但这并不能证明上古不曾实行过这种习俗，也不能说明公元前五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人们也认为这条法令“不公正”。狄奥尼修斯以为在《十二铜表法》之前，平民曾与贵族通婚，但他并未提供王政时期平民与贵族通婚的证据。

因此，拉斯特的推断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把古典作家叙述的事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混同起来，而这两种材料的价值并不完全相同。法典文献真实地反映了其所属时代的面貌，史料价值无疑是极高的，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罗马早期社会制定的各种立法明白地显示出，平民并非从来就拥有通婚权、参政权等各项公民权利，而是经过长期斗争，逐渐获得的，正因为平民曾经没有公民权，所以才会为争取权利而与贵族发生冲突。古代作家对平民的公民权从无到有，平民与罗马公民从对立到融合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缺乏清楚的认识，往往不自觉地抹杀了王政时期“平民”与“人民”之间的界线。他们认为外来平民从一开始就被罗马人一视同仁地接纳为公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因此在行文中经常混用“平民”和“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十二铜表法》中出现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的法令让这些古典作家如此不解的原因。

七、平民在城邦宗教生活中受到排斥

平民的主体属于外来者，他们自有其宗教信仰。在阿芬丁山上，平民有自己的祭坛(如凯勒斯神庙)和祭司，与卡皮托尔山上的代表城邦宗教信仰的神庙和祭司团形成对立。

由于罗马人在征服一地居民的时候，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神qí@①崇拜，有时甚至把外邦的神qí@①迁入罗马，使得外来平民在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城邦的时候，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例如，图路斯王摧毁阿尔巴城之后，下令把“各处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夷为平地，……只有神庙得以幸免。”(注：李维：《罗马史》Ⅰ，29，6。)

但是，平民的宗教信仰受到他们居住城邦的限制和规范。据李维记载，图路斯王征服阿尔巴之后，阿尔巴落了一场石雨，据说派去调查的人们“觉得听见一个来自山顶树林奇大的声音命令阿尔巴人按父辈的习俗举行献祭。他们已忘记了这些，就好象他们把诸神连同他们的祖国一起遗弃了一样。他们或是采用了罗马祭礼，或者，如通常发生的那样，记恨于命运，放弃了对神的崇拜。”(注：李维：《罗马史》Ⅰ，31，3。)这则材料说明罗马统治者曾经强迫阿尔巴人按照罗马人允许的方式献祭，并且迫使许多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信仰。狄奥尼修斯提到，公元前496年，贵族独裁官普斯图密乌斯(Postumius)曾主持向阿芬丁山上新建的凯勒斯神(Ceres)、信义和促生女神(Liber-Libera)献祭仪式(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17，2；94，3。)，说明平民的神qí@①崇拜须受到贵族祭司的指导和监督。

平民不能参加公民集体的宗教祭祀，不能担任祭司职务。古朗日说，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城邦的、家族的宗教组织全然陌生。”(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30页。)因为平民处于共同体之外，所以他们是不受邦神庇佑的人，例如，文献中经常见到贵族说平民“得不到吉兆支持”。李维说：“平民不能取得吉兆，仿佛他们被永生的天神所憎恨一样。”(注：李维：《罗马史》Ⅳ，6，3。)贵族祭司有时也替平民祈福，古老的宗教套语中有“愿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的话语。但是，平民无权直接向邦神祷告，更无权替罗马人民祈祷。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经过长期斗争，平民才取得了担任宗教职务的权利。

综上所述，根据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平民在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处境来看，平民是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的(其中部分平民还从属于公民家族或公民个人)无公民权的自由人。

平民和罗马人民虽然同为居住在罗马城邦中的自由人，但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有较大差距。罗马法典对此做了说明。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一切奴隶的地位没有任何差别；至于自由人则有许多差别，他们或是生来自由的，或是被释而获得自由的。”(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版，第12、14页。)把自由民分为不同类型，这是古代等级社会的重要特点。不同类型的自由民彼此之间存在着权利、地位上的差别。

廖学盛先生指出：“在自由民内部，从经济角度看，有奴隶主和自力谋生者的区别。而从政治方面考察，则存在有公民权者与无公民权者的严格划分”，“基于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级和阶级地位的确立和区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处于早期奴隶占有制阶段的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注：廖学盛：《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37页。)“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这一见解是有依据的。罗马人认为“国家即人民之事业”(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说明“罗马国家”即“罗马人民”，亦即公民集体，“平民”却不在其中(注：共和国时代的宗教祈祷语里还有“愿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这样的语句，说明在早期社会中，“罗马人民”曾与“平民”相对立。李维：《罗马史》ⅩⅩⅠⅩ，27；西塞罗：《反对慕雷纳》(ProMurenna)Ⅰ。)。

拉斯特等西方学者把“平民”视为原始“罗马人民”的一部分，继续沿袭古人所犯的错误——他们分不清平民和人民之间的区别。之所以产生混淆是因为拉斯特把氏族社会内部的等级分化，即“罗马人民”中的氏族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等级分化，等同于氏族部落内外的等级差别，即罗马人民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别。他说：“平民包括那些不怎么显赫的氏族中的成员，失去保护人的被保护人，被罗马吞并的邻近村落的农民，以及迁入这座发展中的城市的移民。”(注：拉斯特主编：《剑桥古代史》(H.Last,TheCambridgeAncientHistory)第7卷，第2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421页。)

显然，这种见解忽视了血缘关系在人类早期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世界各地的民族学材料，以及根据罗马古代文献所提供的情况看，刚刚从氏族社会废墟上产生的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往往源于氏族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内外区分，这种区分直接造成了氏族部落共同体内部成员与外来者之间的对立。罗马早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体现为populus与plebs之间的对立。

拉斯特混淆了populus中非显贵成员与外来平民之间的界线，看不清平民没有公民权这一事实，他说：“我们不能否认，罗马的平民拥有‘罗马公民’(CivesRomani)这一头衔，尽管平民并不充分享有后世公民权中的相关权利。”(注：拉斯特：《剑桥古代史》，第422页。)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既然平民不能充分享有公民权中的各项权利，又怎能算是罗马公民?

罗马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罗马平民并非从来就享有公民权。在王政时代和共和国早期，平民属于无公民权的自由人。自王政后期起，至公元前三世纪初，平民利用战争对政府造成的压力，通过斗争逐渐获得了各项公民权，最终成为扩大了的罗马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公元1世纪，“平民”和“人民”不仅在法律上权利平等，而且在罗马作家的笔下几乎成了同义语，二者之间的差别已彻底消失，渐渐被人们所遗忘。Plebs一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平民”继续存在，但它的对立物不再是“人民”，而是“贵族”。公元二世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编撰的《法学阶梯》一书反映了这种变化，他说：

身份地位范文篇2

关于罗马平民的身份问题，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由于观点、方法不同，提出各种不同看法，并且在“平民是否为公民”这一问题上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根据尼布尔、蒙森、古朗日的看法，只有贵族是原始公民，平民最初不在公民之列，并且不在库里亚组织之内。然而，英国学者拉斯特则认为公民集团自古以来就包含了贵族和平民。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贵族是元老院显贵，平民则是普通大众。(注：拉斯特：《论塞尔维乌斯改革》(HughLast,“TheServianReforms”)，载《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ofRomanStudies)1945年，第30—48页。)

有趣的是，两种对立的理论都能从古典文献中找到证据，说明文献本身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代罗马史家大都缺乏历史发展观念，没有注意到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公元一世纪的平民与公元前五世纪，甚至王政时代的平民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笔下的早期平民和贵族的身上往往带有后世平民与贵族的特征，以致于使现代的研究者产生误解。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把古人提供的史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区分开，历史地考察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处境，以便客观评价平民的身份地位。我们主要以王政时代和共和国初期的文献史料为依据，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

一、平民与定居地的关系

在王政时代，罗马的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罗马人往往把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集体迁移到罗马，这就使丧失了国土的平民与罗马人民聚居一地，发生了地域联系。

据文献记载，罗马第三位国王图路斯曾摧毁阿尔巴城，把全体居民掠走，使罗马“人口翻了一番”。阿尔巴人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注：李维：《罗马史》Ⅰ，30，1(Livy,Aburbecondita)译文参考穆启乐、傅永东、张强、王丽英译《建城以来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第四王安库斯占领特列涅(Tellennae)，“把战俘迁移到罗马”；夺取费卡那(Ficana)，派兵摧毁城墙，焚烧房屋，“把全体居民迁入罗马”。两地居民都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他又征服波利托里乌姆城，把阿芬丁山分给新来的民众居住。后来又有数千拉丁战俘被安置在阿芬丁与帕拉丁连接之处——阿德穆尔基埃(Admurciae)(注：李维：《罗马史》Ⅰ，33，5。)。

这一时期的外来平民大多是被强迫安置在罗马人的土地上的。他们与罗马人民虽同居一邦境内，但罗马人民是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他们彼此之间既有血缘纽带，又有地域联系，是天然形成的公民集团；而平民是被剥夺了祖先的土地，人身从属于征服者集团。他们与罗马人民虽有地域联系，但无血亲关系，不属于公民集团，也就没有公民的权利。

由于没有公民权，平民对他们居住的土地没有占有权。例如，据李维记载，公元前456年，元老院通过了保民官伊启里乌斯提出的一项法案，“开放阿芬丁山供人们安居。”(注：李维：《罗马史》Ⅲ，31，1；32，7。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Ⅹ，31，1—32，5.参见(法)古朗日：《古代城市》(FustelDeCoulanges,TheAncientCity)，马萨诸塞1979版，第233页。)这条法案显然不是为争取平民在阿芬丁山的居住权，因为自安库斯王时期起，阿芬丁山就已成为平民的聚居区。很可能，保民官要求的是对平民开放阿芬丁山宅基地的占有权。也就是说，平民虽被允许在阿芬丁山居住，但是对于他们定居的土地没有任何权利，直到300年之后，经过同贵族的斗争，才获准占地安居。

由于平民对城邦土地没有占有权，所以他们不能随便择地而居，挤占公民的住地，只能在指定区域建房居住。罗马的公民聚居区与非公民聚居区的划分以“城址”(pomerium)为界线。设立“城址”需要经过占卜等宗教仪式，使之具有神圣性(注：盖利乌斯：《阿提卡之夜》(AulusGellius,AtticNights)ⅩⅢ，14，3。转引自刘易斯、莱因霍德：《罗马文明》(NaphtaliLewis,MeyerReinhold,RomanCivilization)，纽约1966年版，第1卷，第57页。)。它象征着城墙以内的人民是受到邦神庇佑的，而城墙以外的人则是不受邦神保护的(注：关于设立“城址”的宗教仪式记载见李维：《罗马史》Ⅰ，44；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Ⅰ，88；普鲁塔克：《罗慕洛传》11(Plutarch，Romulus)等。另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134—142页。)。城邦的土地以城址为界分为两部分，城市内圈是公民集体赖以生长的土地，城市则是通过征服战争夺来的土地，是公民集体控制下的地盘。有权居住在城内的人们属于公民统治集团，而被迫住在城外的人们则是处于公民集团控制下的被统治者。这种情况与中国周代国野制度下，国人与野人的定居地彼此分隔的现象有类似之处。(注：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页。)

最初的罗马公民主要聚居在帕拉丁、魁里纳尔、卡皮托尔山等山丘上(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50，1；Ⅳ，13，2；李维：《罗马史》Ⅰ，44，3。)。第一批来自阿尔巴的平民被安置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即帕拉丁的凯列乌斯山，此后更多的平民被集中置于阿芬丁、埃斯奎林和维米纳尔等城郊诸山上。直到王政时代末年，阿芬丁山始终未被划入神圣城址的保护圈之内。平民的聚居区与公民的聚居区彼此分开：公民住在城内，平民聚居在城郊。公民和平民聚居区的隔离反映出两等级成员之间身份地位的差距。

二、平民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罗马城邦的土地分为公有地和份地两部分。在建城之初，罗马人的土地是以氏族和库里亚为集体进行平均分配的。狄奥尼修斯说：“他(罗慕洛)把土地平均分为30份，每个库里亚分得一份。”(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7，4。)全体氏族成员和库里亚成员都有权从公有地中分配到一块大约两犹格的份地作为世袭产业(注：瓦罗：《论农业》，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无论哪一类土地，最初只有拥有魁里特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土地所有者。罗马法典中有明文记载：“罗马人民一度也曾遵循过这一法则：某人或者根据魁里特法(IureQuiritium)是所有者，或者不被视为所有者”(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Ⅱ，40。参考黄风译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财产是魁里特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是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那么，平民是否能占有城邦的土地?

文献提到，国王曾经从公有地中划出部分土地分给平民。例如，狄奥尼修斯说，“图路斯把这些土地在那些没有份地的罗马人中间平均分配”(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Ⅲ，1，5。)；又说，塞尔维乌斯“获得统治权之后，他立刻把公有地分配给那些替别人当雇工的罗马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13，1。)。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罗马人”实际上指的是平民，而不是罗马公民。因为，这些人没有“份地”，而罗马公民一般都是拥有小块份地的私有者。又因为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做雇工，说明他们无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地，可见这些人不是公民。

尽管平民也像公民一样从国王那里得到份地，但是，平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公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本质不同。公民是城邦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平民只有通过与城邦建立从属关系，其中许多平民通过与贵族家族建立从属关系，才能间接使用城邦的，或贵族家族的土地生产资料。

古罗马作家费斯图斯(Festus)说：“父家长(patres)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把土地分配给他们的仆从。”(注：转引自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60页。)这里的“仆从”包括被保护人、奴隶和其他从属者，他们的份地又被称为“彼库里”(peculium)。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日(FustelDeCoulanges)阐明了从属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他说：“家族的财产完全属于父家长所有，但他可以同小宗，甚至与被保护人共同分享。小宗在大宗灭绝后，对家族财产拥有权利，而被保护人却永远不会成为所有者。他耕种的土地只是托付给他耕种的，在他死后必须还给保护人。”(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7页。)

国王相当于城邦中的父家长，是全体外来平民的“保护人”。他也像一个父家长一样，负责给城邦的公民和从属于城邦的平民分配土地，但公民的份地可以世袭占有，平民则很可能没有继承权。《十二铜表法》第5表就体现了平民为争取财产继承权而进行的斗争(注：《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参见谢邦宇等编：《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页—371页。)。19世纪的罗马法研究者梅因(HenryS.Meine)说：“当‘遗嘱权’在法律史上第一次出现时，像几乎所有伟大的各种罗马制度一样，有迹象证明它成了‘贵族’和‘平民’间争论的题目。当时有一条政治格言，即‘一个平民不能成为一个大氏族的成员’(PlebsGentemnonhabet)，其结果是把‘平民’完全排斥在‘贵族民会’(ComitiaCuriata)之外。因此，有些评论家就认为一个‘平民’的‘遗嘱’是不可能在‘贵族民会’中宣读的，因此一个‘平民’也就完全没有‘遗嘱’之权。……法律规定，父家长得使用他的财产(pecunia)的监护权——这一条法律除了使‘平民遗嘱’合法化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注：(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116页。)可见，王政时期的平民对城邦的土地没有占有权。

土地看来似乎是在公民和平民之间平均分配，但是，未分配的公有地是公民潜在的生产资料来源。这就造成了生产资料在平民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全体公民都有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地(虽然公民内部也存在分配不均现象，贵族家族利用特权往往比普通公民多占土地)，但平民完全没有占有公有地的权利。城邦可以给他们分配土地，也可以不给他们分配土地，平民只能被动接受。为此，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兴起之后，平民提出占有公有地的要求，经过两个世纪的斗争最终获得了土地占有权。

三、平民的劳动性质

王政时期，虽有平民通过各种渠道取得了份地，但是，看来并非所有平民都有土地。例如，在《十二铜表法》中就存在着“有产者(adsidui)”和“无产者(proleterii)”之分，说明当时还有许多人没有地产，或几乎没有地产。即使拥有两犹格小块份地也不足以养家。蒙森对此做了估算：“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和王政时期的农民都以平均小麦五罗马斗即可播种一犹格田地，种一收五。依此计算，如果不计住宅和宅院所占之地，视其全为耕地，并且不计算休耕的年数，一块世袭田的产物共计五十罗马斗，除去种子，共计四十斗。据卡托(《论农业》，第56章)估计，一个勤劳的成年奴隶每年吃小麦五十一斗。由此看来，一块世袭田能否维持一个罗马家庭，任何人都能从中做出解答。”(注：蒙森：《罗马史》，第1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9页，注1。)

无论是无地的平民，还是拥有小块份地的平民都不得不另找生活来源，有的在富裕的公民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有的在公有地上劳动。尽管平民与公民在田间并肩劳动，但是两者的劳动性质不同。公民或者在本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或者在享有占有权的公有地上劳动，他们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平民对于这两类土地都没有权利，只是通过保护制度(clientship)，或借贷制度(nexum)，或短期雇工等方式，以人身抵押，以劳动交换，换取一份谋生的土地生产资料。

许多古典作家，如西塞罗、普鲁塔克和狄奥尼修斯都说，在罗马早期社会中，曾有许多平民投靠贵族做其被保护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9，2；普鲁塔克：《罗慕洛传》，13；西塞罗：《论国家》(Cicero,DeRepublica)Ⅱ，16。)。威廉·史密斯(WilliamSmith)提到了这些作家的记载，并解释说：“在罗马早期，被保护人的处境在许多方面要比平民的处境好得多，很可能，某些平民因此放弃做一个自由民的权利，同贵族建立起保护关系，这类现象也就出现在以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的故事中了。”(注：威廉·史密斯：《希腊罗马古典辞典》(WilliamSmith,DictionaryofGreekandRomanAntiquities)波士顿1870年版，第924页。)被保护人不是我们主要考察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保护制度确实可以为缺乏生产资料的平民提供一条谋生渠道。被保护人与平民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从属于公民私人家族，而后者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注：蒙森最早提出这种看法。参见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78页。)。被保护人虽然获得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但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保护人的控制，他们的劳动属于依附劳动(注：普鲁塔克说：“被保护人要对他们的保护人示以忠心，不仅恭敬自持，如果保护人贫困，还要帮助他们女儿准备嫁奁，并代为偿还债务。”(《罗慕洛传》，13，6)另见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10，2。这表明贵族保护人不仅占有自己的财产，而且有权支配被保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古朗日对被保护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参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4—229页；第255—261页。)。

下面对罗马早期的借贷制度简要做一点说明，因为平民反抗债务奴役制的斗争是平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爆发前夕，平民普遍受到债务束缚，但这不是共和国初期才产生的新现象，而是自王政时代以来便一贯如此。事实上，欠债现象是平民被排斥于土地生产资料之外的必然结果。平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向城邦共同体或公民个人借贷土地、种子或牲畜等。在缺乏货币资金流通的时代，土地和人身是主要的抵押品。由于平民不能支配城邦的土地，只有以人身做抵押，这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债务人”(nexi)。债务人以向债权人提供劳动的方式偿还债务，债权人向平民借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换取债务人的劳动。因此，“借贷制度(nexum)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大土地所有者提供依附劳动者(dependantlaborers)，任其剥削。”(注：T.J.康奈尔：《罗马的起源》(Cornell,TheBeginningsofRome)，罗特莱基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共和初期平民普遍欠债的现象，实际体现了平民在城邦土地所有制下的一种谋生方式。平民依附劳动者的存在既是古典奴隶制不发达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奴隶制在生产领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以致于罗马的奴隶大量局限于家务劳动(注：康奈尔：《罗马的起源》，第283页。)。

由此看来，在平民运动发生之前，平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小自耕农集团，他们大多是从属于城邦或公民家族的生产者。公民集团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间接地占有了平民的劳动。于是，平民与公民，即罗马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阶级矛盾的对立。这种现象可以作为列宁所说的“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区别的一种形式”(注：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3页，注1。)这条命题的注释。

四、平民只尽义务而无权利

平民整体上从属于公民集体所代表的国家，他们中的部分人还从属于某些公民个人或其家族。平民在城邦中的这种从属者身份突出表现为，他们对控制着他们的城邦只能尽义务，而不能享受公民所拥有的各种权利。

罗马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以氏族和库里亚为单位。只有库里亚成员才能参加公民大会，并通过公民大会行使其政治权利的。另外，氏族家族的首领可选派代表参加元老院，享有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无论是库里亚大会，还是元老院都没有平民的席位。

尽管库里亚大会中可能会出现非公民身影，例如，我们知道贵族经常带着他的被保护人一道参加大会。国王也可能带着他的侍从和支持者出席库里亚大会，甚至元老院会议。据李维记载，当塞尔维乌斯王和篡位的小塔克文进行殊死搏斗时，双方都率领着大批随从。国王的侍从和支持者大多为受国王保护的平民，据说塔克文王曾把他的支持者提拔进入元老院，李维说：“他增选一百人为元老，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小家族的’(minorumgentium)。他们是王可依靠的派系(factio)，因为他的恩泽才使他们进入库里亚。”(注：李维：《罗马史》Ⅰ，35，6。“库里亚”一词有多种含义，一指元老院会场，亦指元老院。据说，第三王图路斯·豪斯提利乌斯第一次为元老修建了一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会堂——“豪斯提利乌斯的库里亚”(李维：《罗马史》Ⅰ，30，2)；一指库里亚组织。结合上下文，此处的“库里亚”指的是“元老院”。当然，获得了贵族身份的平民自然也就进入了库里亚组织。)但是，这些平民是以从属者身份跟随其贵族保护人或国王一道参加库里亚大会的。古朗日说：“在公民大会中，每个家族只有一票表决权。父家长有可能咨询他的族人，甚至他的被保护人，但他独自投票。而且法律禁止被保护人持不同意见。被保护人是通过贵族父家长与城邦发生联系的。”(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9页。)平民与国王和贵族家族的从属关系，决定了他们不能享有独立的参政权利。

虽然个别外来者或者外来氏族，经库里亚大会批准，可以被接纳为罗马公民，其家族首领甚至入选元老院，成为贵族，例如，安库斯王接纳了塔克文氏族(注：李维：《罗马史》Ⅰ，34。)。西塞罗说：“他很容易地被吸收为公民。”(注：西塞罗：《论国家》Ⅱ，20，35。)。塞尔维乌斯由一名被释奴转变为贵族。狄奥尼修斯说：“由于这些功绩，罗马人觉得应该投票表决把他从平民转为贵族等级，他们以前曾把这种荣誉授予塔克文，更早的时候曾授予努玛·庞普里乌斯。”(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3，4。)直到公元前504年，共和国还接纳了一名萨宾部落首领克劳狄乌斯及其族人和从属者为公民，克劳狄乌斯被选为贵族元老(注：李维：《罗马史》Ⅱ，16，5。)。塔克文王曾从平民家族中选拔元老。李维说，共和初年，布鲁图斯也曾选拔骑士阶层的平民补偿元老院空额。但是，个别平民被提拔，获得公民权，甚至转变为贵族，只是他们个人获得的特权，并不代表平民整体上享有公民权和入选贵族元老院的资格。

平民没有政治权利还表现在他们不能担任城邦的高级职官，不能管理国家事务。公元前366年以前，罗马共和国只有一套属于“人民”的职官体系。独裁官的别名“人民的长官”(magisterpopuli)表明了其阶级、等级属性。平民只能担任保民官、营造官等低级的“平民的长官”(magisterplebi)。甚至“国家”一词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财产”——只有“罗马人民”才是城邦主权的代表，这里面也隐含了对平民的排斥(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

平民虽无权利，但必须对城邦承担服兵役和纳税等义务。图路斯王曾征募被征服的阿尔巴人组成10个骑兵队(注：李维：《罗马史》Ⅰ，30，3。)。老塔克文王也通过吸收平民扩充了罗马原有的三个军团的人数(注：李维：《罗马史》Ⅰ，36，7。)。塞尔维乌斯王更致力于吸收被释奴，扩大兵力。小塔克文王统治时期，平民的兵役、捐税大大增加，他还迫使平民从事繁重的公共工程建设，使大批平民破产(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43，2；Ⅳ，44，1。)。

当然，公民也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公民私人承担的服兵役的费用也可算作向城邦缴纳的间接税，但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是一致的，平民却是单方面地承担义务，而没有权利。

五、平民的法律地位

平民虽然在城邦的保护下享有人身自由，但因为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所以其自由受到城邦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平民还是公民集体的暴力专政对象。“罗马人民”(populus)一词源于“populor”意为“摧毁”、“劫掠”(注：格莱尔：《牛津拉丁字典》(P.G.Glare,OxfordLatinDictionary)，牛津1977年版，第1404页。)。由于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所以对他们来说，公民集团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是“毁灭者”。李维说，安库斯王曾因大批外来人口涌入罗马，造成“恶行滋生”而修建了一座监狱(注：李维：《罗马史》Ⅰ，33，9。)。这种暴力机器的出现表明平民当时处于罗马人民的严密监督和统治之下。

恩格斯说：“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早期平民在城邦中的处境便是如此。平民普遍受到贵族的任意欺压和虐待。据狄奥尼修斯所载，公元前494年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时集体立下的神圣誓言说：“不许任何人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强迫保民官违背意愿去做事；不许任何人鞭打他，或让他人鞭打他；不许任何人杀害他，或让他人杀害他。假如有人犯禁，使他受到诅咒，把他的财产没收献给凯勒斯神(Ceres)。”(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89。)这从反面说明平民可能曾经受到罗马贵族的虐待，而且当平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时，罗马的法律不能给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和宗教上的诅咒，或者强行反抗。

狄奥尼修斯提到平民出身的塞尔维乌斯王曾经专门制定了保护平民的法律，在此之前，只有贵族和罗马人民才能得到法律保护。他说：“塞尔维乌斯制定了法律，修改某些陈旧过时的法律，那些都是罗慕洛和努玛·庞普里乌斯制定的法律，同时他自己也设立了一些法律。”但是小塔克文篡权后，“塞尔维乌斯制定的使他们人人都能享有公平，保障他们与贵族交往时不受其伤害的法律，统统都被塔克文废除了。”(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10，3；43，1。)直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平民为重新获得法律保护同贵族进行过斗争。公元前456年，保民官要求“指定一个包括贵族和平民在内的立法委员会，合作制定出符合双方利益，保障双方自由的法律。”(注：李维：《罗马史》Ⅲ，31。)《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标志着平民初步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共和时期，平民兴起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法律方面，平民建立了独立的立法机构——部落大会，摆脱了执政官和元老院对立法权的控制与干涉，使罗马的立法体系分成两半。法学家盖尤斯说：“法律是由人民批准和制定的。平民会决议是由平民批准和制定的。”(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Ⅰ，3。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是罗马国家为调和两种不同成分之间的矛盾而发明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六、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

《十二铜表法》第11表清楚地记载着罗马早期社会中的这一习俗。然而，这一证据却受到部分西方学者的怀疑和否定。德国学者马德维格说：“禁止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通婚权，这一点对于那些认为贵族和平民在很早的时期就激烈对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条体现等级间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其实是第二个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创制。”英国学者拉斯特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王政时期平民曾与贵族通婚，《十二铜表法》只是取消了平民的通婚权而已。拉斯特从文献中找到了根据，说：“除非我搞错了，实际上，三位权威作家——西塞罗、李维和狄奥尼修斯都这么认为。”(注：拉斯特：《论塞尔维乌斯改革》，《罗马研究杂志》1945年，第31页。)据此，他推断出“平民享有与贵族的通婚权”，并且认为平民同贵族一样，享有平等公民权。

我们来看拉斯特提到的证据：

西塞罗说：“他们又补充了两条极不公正的法律，以一条极不人道的法案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虽然通常甚至允许与外国人结婚。”(注：西塞罗：《论国家》Ⅱ，63。)

狄奥尼修斯说：“这些新法案中有这样一条，贵族与平民之间缔结的婚约应属非法，——按照我的意见，这条法案的制定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是防止两个等级由于通婚与姻亲联系出现的一度融合，从而和谐地聚集在一起。”(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Ⅹ，60，6。)

李维记载了公元前445年通过的一项平民决议《卡努里乌斯法》，该法案废除了《十二铜表法》中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保民官卡努里乌斯与元老院的辩论，以及卡努里乌斯的发言显然出自李维自己的揣摩，从中可以看出，李维本人对于贵族不愿与平民通婚的原因是不很清楚的。他借卡努里乌斯之口发问：“如果一个贵族娶了一个平民妻子，或者一个平民娶了一个贵族妻子，这里究竟有什么实际区别呢?请问是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呢?”(注：李维：《罗马史》Ⅳ，4，12。)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这些古代作家一方面发现《十二铜表法》中确有“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法令，另一方面对早期社会居然有这样的立法感到十分不解。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平民与贵族之间已不存在通婚的隔阂，甚至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公民权。西塞罗以公元前一世纪的公民平等观念为出发点，批评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不公正”，但这并不能证明上古不曾实行过这种习俗，也不能说明公元前五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人们也认为这条法令“不公正”。狄奥尼修斯以为在《十二铜表法》之前，平民曾与贵族通婚，但他并未提供王政时期平民与贵族通婚的证据。

因此，拉斯特的推断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把古典作家叙述的事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混同起来，而这两种材料的价值并不完全相同。法典文献真实地反映了其所属时代的面貌，史料价值无疑是极高的，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罗马早期社会制定的各种立法明白地显示出，平民并非从来就拥有通婚权、参政权等各项公民权利，而是经过长期斗争，逐渐获得的，正因为平民曾经没有公民权，所以才会为争取权利而与贵族发生冲突。古代作家对平民的公民权从无到有，平民与罗马公民从对立到融合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缺乏清楚的认识，往往不自觉地抹杀了王政时期“平民”与“人民”之间的界线。他们认为外来平民从一开始就被罗马人一视同仁地接纳为公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因此在行文中经常混用“平民”和“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十二铜表法》中出现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的法令让这些古典作家如此不解的原因。

七、平民在城邦宗教生活中受到排斥

平民的主体属于外来者，他们自有其宗教信仰。在阿芬丁山上，平民有自己的祭坛(如凯勒斯神庙)和祭司，与卡皮托尔山上的代表城邦宗教信仰的神庙和祭司团形成对立。

由于罗马人在征服一地居民的时候，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神qí@①崇拜，有时甚至把外邦的神qí@①迁入罗马，使得外来平民在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城邦的时候，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例如，图路斯王摧毁阿尔巴城之后，下令把“各处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夷为平地，……只有神庙得以幸免。”(注：李维：《罗马史》Ⅰ，29，6。)

但是，平民的宗教信仰受到他们居住城邦的限制和规范。据李维记载，图路斯王征服阿尔巴之后，阿尔巴落了一场石雨，据说派去调查的人们“觉得听见一个来自山顶树林奇大的声音命令阿尔巴人按父辈的习俗举行献祭。他们已忘记了这些，就好象他们把诸神连同他们的祖国一起遗弃了一样。他们或是采用了罗马祭礼，或者，如通常发生的那样，记恨于命运，放弃了对神的崇拜。”(注：李维：《罗马史》Ⅰ，31，3。)这则材料说明罗马统治者曾经强迫阿尔巴人按照罗马人允许的方式献祭，并且迫使许多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信仰。狄奥尼修斯提到，公元前496年，贵族独裁官普斯图密乌斯(Postumius)曾主持向阿芬丁山上新建的凯勒斯神(Ceres)、信义和促生女神(Liber-Libera)献祭仪式(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17，2；94，3。)，说明平民的神qí@①崇拜须受到贵族祭司的指导和监督。

平民不能参加公民集体的宗教祭祀，不能担任祭司职务。古朗日说，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城邦的、家族的宗教组织全然陌生。”(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30页。)因为平民处于共同体之外，所以他们是不受邦神庇佑的人，例如，文献中经常见到贵族说平民“得不到吉兆支持”。李维说：“平民不能取得吉兆，仿佛他们被永生的天神所憎恨一样。”(注：李维：《罗马史》Ⅳ，6，3。)贵族祭司有时也替平民祈福，古老的宗教套语中有“愿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的话语。但是，平民无权直接向邦神祷告，更无权替罗马人民祈祷。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经过长期斗争，平民才取得了担任宗教职务的权利。

综上所述，根据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平民在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处境来看，平民是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的(其中部分平民还从属于公民家族或公民个人)无公民权的自由人。

平民和罗马人民虽然同为居住在罗马城邦中的自由人，但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有较大差距。罗马法典对此做了说明。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一切奴隶的地位没有任何差别；至于自由人则有许多差别，他们或是生来自由的，或是被释而获得自由的。”(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版，第12、14页。)把自由民分为不同类型，这是古代等级社会的重要特点。不同类型的自由民彼此之间存在着权利、地位上的差别。

廖学盛先生指出：“在自由民内部，从经济角度看，有奴隶主和自力谋生者的区别。而从政治方面考察，则存在有公民权者与无公民权者的严格划分”，“基于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级和阶级地位的确立和区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处于早期奴隶占有制阶段的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注：廖学盛：《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37页。)“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这一见解是有依据的。罗马人认为“国家即人民之事业”(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说明“罗马国家”即“罗马人民”，亦即公民集体，“平民”却不在其中(注：共和国时代的宗教祈祷语里还有“愿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这样的语句，说明在早期社会中，“罗马人民”曾与“平民”相对立。李维：《罗马史》ⅩⅩⅠⅩ，27；西塞罗：《反对慕雷纳》(ProMurenna)Ⅰ。)。

拉斯特等西方学者把“平民”视为原始“罗马人民”的一部分，继续沿袭古人所犯的错误——他们分不清平民和人民之间的区别。之所以产生混淆是因为拉斯特把氏族社会内部的等级分化，即“罗马人民”中的氏族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等级分化，等同于氏族部落内外的等级差别，即罗马人民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别。他说：“平民包括那些不怎么显赫的氏族中的成员，失去保护人的被保护人，被罗马吞并的邻近村落的农民，以及迁入这座发展中的城市的移民。”(注：拉斯特主编：《剑桥古代史》(H.Last,TheCambridgeAncientHistory)第7卷，第2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421页。)

显然，这种见解忽视了血缘关系在人类早期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世界各地的民族学材料，以及根据罗马古代文献所提供的情况看，刚刚从氏族社会废墟上产生的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往往源于氏族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内外区分，这种区分直接造成了氏族部落共同体内部成员与外来者之间的对立。罗马早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体现为populus与plebs之间的对立。

拉斯特混淆了populus中非显贵成员与外来平民之间的界线，看不清平民没有公民权这一事实，他说：“我们不能否认，罗马的平民拥有‘罗马公民’(CivesRomani)这一头衔，尽管平民并不充分享有后世公民权中的相关权利。”(注：拉斯特：《剑桥古代史》，第422页。)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既然平民不能充分享有公民权中的各项权利，又怎能算是罗马公民?

罗马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罗马平民并非从来就享有公民权。在王政时代和共和国早期，平民属于无公民权的自由人。自王政后期起，至公元前三世纪初，平民利用战争对政府造成的压力，通过斗争逐渐获得了各项公民权，最终成为扩大了的罗马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公元1世纪，“平民”和“人民”不仅在法律上权利平等，而且在罗马作家的笔下几乎成了同义语，二者之间的差别已彻底消失，渐渐被人们所遗忘。Plebs一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平民”继续存在，但它的对立物不再是“人民”，而是“贵族”。公元二世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编撰的《法学阶梯》一书反映了这种变化，他说：

“平民不同于人民，因为所谓‘人民’是指所有的市民，也包括贵族；而所谓‘平民’则是指除贵族以外的其他市民。”(注：盖尤斯：《法学阶梯》，第2页。)

这句话一方面承认平民与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平民与人民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相反，盖尤斯认为平民包含在人民之中，与贵族对立，构成罗马人民内部的一对矛盾体。这段文字既见证了平民由外部渗入罗马人民内部的巨大历史变化，但同时又模糊了这一变化过程，仿佛平民与罗马人民之间深刻的裂缝不曾存在过似的。这是古代作家经常犯的错误。

身份地位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个体差异性信息化水平信息势差

信息消费主体条件差异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代社会的信息主体之间，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总存在着某些信息活动条件之间的差异，而这些信息活动条件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分化，不仅包括群体层面的信息分化，也包括区域层面的信息分化。

1信息消费主体的条件结构

信息消费主体的条件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从一般的哲学而言，信息消费主体的信息条件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所谓主观条件是指信息消费主体主观上具备的各种条件，如知识程度、信息能力、信息意识等；所谓客观条件是指信息消费主体在客观上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如经济条件、技术条件以及影响信息消费主体活动效果的信息环境条件等。信息消费主体的信息条件也可以区分为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信息消费主体从内部自行控制和运用的条件就是内部条件，如信息消费主体的信息能力条件、信息投资条件、信息技术条件等；信息消费主体从外部获得的条件称为外部条件，如信息环境条件。为研究方便，这里我们概括为三种：物质技术条件、个体资质条件、信息环境条件。

1．1外在物质技术条件物质技术条件是指信息消费主体所具有的从事信息活动所需的各种物质的、经济的、技术的条件。信息消费主体的物质技术条件多种多样，在信息势差研究中，比较注重信息投资条件和信息技术条件。

信息投资条件是一种经济条件，它是指信息消费主体在信息活动过程中具备的各种可用于信息活动投资的经济基础的总和，通常以货币的形式出现。信息投资条件是信息主体从事信息活动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在信息消费主体的诸多信息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行业乃至一个组织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或者信息技术开发、研制、推广中，或在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中，没有一定的信息投资条件都只能是画饼充饥。所以，信息投资条件是信息主体从事信息活动最基本的条件之一，这一条件对信息消费主体的信息活动效果、信息分化程度有着决定性作用。

信息技术条件是指信息主体在信息活动过程中具有的各种信息技术设备或手段的总和，现主要指信息基础设施。对于国家、地区、行业、组织而言是指通信网络、互联网、计算机技术、数据库建设等；对于家庭而言是指电视机、电话机、移动电话、家用电脑等。一个信息主题，如果不具备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和手段，即使能够从事基本的信息活动，其水平和效率也难以保障。

信息物质条件是信息消费的基础和保障，信息技术条件是信息消费的途径和手段。拥有信息消费物质条件并不一定是信息消费者，拥有信息消费的技术条件并非一定是一个具有发展性的信息消费者。信息物质条件为未来信息消费奠定基础，信息技术条件为现实信息消费提供保障。拥有且适当运用信息消费的物质技术条件，信息消费的目前与未来才有更有力的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性的信息消费，因为信息消费的物质技术条件毕竟是事物发展的外因。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即信息消费者个体的内部消费资质。

1．2内在个人资质条件个人资质条件是指信息消费主体所具有的与信息活动相关的知识、能力、身份、地位等内在条件的总和。信息消费个人资质条件分为信息知能条件和身份地位条件。

信息消费知能条件是指信息消费主体所具有的与信息消费活动相关的知识和能力的总和。信息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能力社会。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就要有相应的知识与能力储备在信息消费主体的多种条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信息消费主体的知能条件。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信息分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分化、能力分化、技术分化。

身份地位条件是构成信息消费主体资质条件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身份地位是指个体在社会中所拥有的职业身份地位和阶层身份地位的统称。在不同信息主体的信息消费活动中，由于信息主体所具有的身份地位的不同，信息主体所获得的信息活动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拥有较高身份地位的信息活动主体能够顺利地开展各种信息活动，信息活动效果也较好；反之，身份地位较低的信息活动主体则难以开展信息活动，且信息活动效果也不容乐观。所以信息消费主体个人资质条件并不是信息消费的决定因素，但绝对是影响信息消费效率与质量的重要因素。信息消费主体的身份地位差异意味着信息消费主体活动范围和活动领域的差异拥有社会资本的差异、知能水平的差异、物质技术条件的差异、信息环境的差异等。

1．3综合信息消费环境条件信息消费环境条件是指信息消费主体从事信息活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条件。所谓自然环境条件。主要是指自然界影响信息消费的一切自然物质和能量。土壤气候光热、水、电、温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信息消费。所以信息消费的自然环境概括地说是包含自然界的一切物质、能量信息时问空间等的客观存在。列宁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中的物质。什么也不存在。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承认时问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质的运动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问的变化才能度量。时间和空问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所谓社会环境条件。就是与人类信息活动有关的一切社会和心理因素的总和。其中。以信息媒介为结构框架形成的信息世界是信息环境的客观基础。人、信息、信息技术与信息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与相互作用水平则反映了信息环境的运动方式与发展水平。这种信息消费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总和。也就是说，信息消费主体在信息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过程和行为的综合反映即为信息消费的社会环境。信息主体消费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指信息主体从事信息活动的一定范围内的信息基础设施状况；软环境则是指信息主体从事信息活动的一定范围内的信息意识、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等。信息消费环境虽然不是某一信息消费主体所拥有的，但是信息消费主体必须利用一定的信息环境提供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来开展信息活动，所以它是信息消费主体必须拥有的一种信息条件，而且这种条件对信息活动主体所从事的信息消费活动效果影响很大。可以说，信息消费环境是信息消费活动本身的组成因素，是信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2基于信息消费主体条件差异的信息势差

信息消费主体的信息资源拥有状况实质上是信息消费主体信息消费活动的结果，或者说是信息消费主体有目的的信息行动的结果。信息消费主体之间的任何一个信息活动条件的不同，都可能造成不同信息消费主体之间信息拥有状况的差异。甚至造成不同信息消费主体之间信息利用结构的不同。信息消费主体的信息活动条件是信息主体及其信息消费效果的主要制约因素。基于这个道理，可以说，不同信息消费主体之间信息拥有状况的不同来自于不同信息消费主体信息活动条件和过程的差异。但由于信息消费活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信息消费活动条件制约的，因而不同信息消费主体之间信息拥有状况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信息消费活动条件的差异。从信息分化及信息势差形成的原因来看，不同信息消费主体之间的信息分化和信息势差是由于各种信息消费活动条件的差异而引起的。

信息主体条件的差异在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它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物质技术条件(信息投资条件、信息技术条件)的差异、个体资质(信息知能条件、身份地位条件)的差异、信息环境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环境条件)的差异。这三大方面的差异都与信息势差有着某种客观的、实在的、必然的关系。都对信息分化有着决定性作用。都构成信息消费主体之间信息分化的影响介质。都能引起信息消费主体之间的信息势差。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信息势差的信息消费主体条件差异模型。这个模型按照“信息消费主体条件差异”和“信息消费主体间信息势差”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构成。

2．1物质技术条件差异与信息势差信息主体的信息活动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当今社会信息数字化、电脑化、网络化情况下。物质技术条件显得尤为重要。物质技术条件包括信息投资条件和信息技术条件。

信息投资条件是信息主体从事信息活动的经济条件差异，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也就是指信息主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信息投资是一种一本万利的行为，按照信息增值性特点。信息投资可以使信息增值。进而实现财富增值。在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进程中，不同信息主体之间首先就存在着一定的既有贫富差距。

这种既有的贫富差距本质上就是信息主体的初始信息投资条件差异。它将带来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信息势差或信息分化。具体讲。在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由不同信息主体之问的贫富差距而决定的信息主体信息投资条件的差异。会进一步导致不同信息主体之问更大的贫富差距。也就是说，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被介人到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解决办法，它不仅不会自动地缩小，反而会继续扩大。其理由是，在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条件下，信息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信息主体要想获得较多的财富，就必须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而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就必须进行相应的信息投资。信息主体之间既然有贫富的差距，也就有投资能力大小的差别，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信息势差就不可避免。

信息技术条件差异即信息消费主体在信息技术占有上的差距。信息技术占有上的差距是信息势差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信息技术占有上的差距必然导致不同信息主体之问的信息分化甚至社会化的其他分化。由于信息技术占有情况的不同。信息主体之间便自然形成一道技术鸿沟。在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这道鸿沟首先就表现为信息鸿沟。这种信息鸿沟在社会层面上的表现就是信息势差信息分化或信息化的社会分化。马克思说过：“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问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信息分化是由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出的信息化差距现象，是由于人们对信息技术的占有情况、应用程度、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技术分隔”现象，它首先是一种技术性的差异现象。作为技术性差异现象，掌握信息技术的信息消费主体就比较容易使用信息技术去获取和利用信息，成为信息的富有者，而没掌握信息技术的信息消费主体由于不易依靠信息技术获得和利用信息进而成为信息贫乏者，从而造成了因信息技术占有上的差距而导致的社会信息主体之间的信息分化现象乃至信息化的社会分化现象。并且信息主体在信息技术占有上的差距也遵循“马太效应”的规律。这是因为：掌握信息技术较多的信息主体能够获得较多的技术创新资本；掌握信息技术较多的信息主体具有创新信息技术的良好基础。

2．2个体资质条件差异与信息势差中国信息经济协会会长乌家培认为：“在个人，信息化素质举足轻重，中老年人、下岗职工、低收人人群处于信息弱势，增强他们对信息技术的认知，是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也是城市化均衡健康发展的关键”。

身份地位范文篇4

关键词：亲属权；身份权；绝对权；相对权

在民主和法治思想日益深入民心的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至于在2004年修改宪法时候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在法学界人格权法的研究也备受青睐，有些学者指出在将来制定的民法典中要把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但是作为人身权另一重要内容的身份权制度的研究相对冷清。身份权的性质大部分学者认为属于绝对权，笔者认为这于身份权的研究欠缺，特别是身份权具体内容的研

究欠缺不无关系。

一、亲属权属于身份权中一种

在民法学理上人身关系被划分为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但《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规定的人身权制度并没有明确指出身份权这一概念。目前对于身份权的界定学者们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观点认为，身份权亦称亲属权,为由身份关系所生之权利,广义的包括亲属法上及继承法上之权利。第二种观点认为，身份权是自然人基于其身份而享有的权利,依其客体,可划分为配偶权、亲权、亲属权和监护权。依此观点,法人没有身份权。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上所谓身份权,是以特定身份关系上的自然人为客体的权利,其内容为作为客体的自然人人身的支配。笔者认为三种观点各有不足。第一种观点将身份权等同于亲属权，并认为继承权属于身份权是不恰当的。身份权除包括亲属法上的身份权外，还包括亲属法外的身份权，比如荣誉权。从前称亲属权为身份权，但是现在已再没有从前法律中的各种“身份”(如贵族、商人、家长等)。而父母子女间、配偶间、其他亲属间的关系也与以前的身份关系大不相同。继承权跟身份有关,然而,继承权由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并非由身份所决定,而是由被继承人的意思或法律拟制的意思所决定,所以,继承权不应归入身份权。基于此,《法国民法典》将继承规定于取得财产的方法一编中,《德国民法典》则将继承单独成编,以与亲属相分离。第二种观点将亲属权与身份权相等同，并且将法人的身份权排除在外。法人也可以基于身份利益享有身份权，比如荣誉权、专利权。第三种观点将自然人视为身份权客体，忽视了现代社会身份权主体的平等性。笔者认为，身份权是亲属权的上位概念，身份权包括亲属法上的身份权（即配偶权、亲权、亲属权、监护权）和亲属法外的荣誉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言“亲属权的性质就是身份权，是除去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以外的其他近亲属之间的身份权。”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享有的民事权利。它不是每个民事主体都享有的权利，只有当民事主体从事某种行为或因婚姻、家庭关系而取得某种身份时才能享有。亲属权是除去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以外的其他近亲属之间的身份权。

亲属权以不具财产性(经济性质)，具有人格色彩的为多，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命名权、教育权、惩戒权等。但具有经济性质、涉及财产的也不少，如配偶间的扶养请求权。亲属权主要具有如下特点有：

(1)亲属权仅在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之间存在，在亲属关系发生时发生，在亲属关系消灭时消灭。在亲属关系永不消灭时，则依法律规定而消灭(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在子女成年时消灭)。

(2)亲属权也具有专属性，在归属上和行使上都具专属性，不得转让，不得处分，不得由他人代行，一般也不得抛弃。

(3)亲属权具有义务性。亲属权里被保护的利益不是权利人单方面的利益，不是只为权利人个人而存在的，而是为包括权利人自己在内的一定的亲属团体而存在的，因而权利人为了团体的利益有行使权利的义务，不得任意不行使甚至抛弃。

二、亲属权的性质主要观点

亲属权是身份权中的一项人身权利。许多学者都把人身权视为一种绝对权，当然亲属权也属于绝对权。作为司法部指定的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也将亲属权视为绝对权。而日本学者富井政章教授则认为“身份权属于相对权”。

笔者对以上两种观点均不赞同。对于将亲属权完全视为绝对权的观点是不恰当的。比如亲属权中的扶养权，当一方没有生活能力时候，有权请求负有抚养、扶养或者赡养的义务另一方履行义务，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甚至可以诉请法院要求其履行。比如《婚姻法》第28条、29条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对于这种抚养权，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履行，具有相对性，因此应该属于相对权。将亲属权完全视为相对权的观点也不正确。比如亲属权中的祭奠权是一种绝对权，祭奠权人以外的一切人都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祭奠权就是近亲属一方逝世他方有权进行祭奠的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笼统认为亲属权属于绝对权还是相对权。应该具体分析亲属权的具体内容，来阐明亲属权的属性。

三、亲属权性质定位的法律价值

认识到亲属权中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亲属权的外部关系是一个绝对的关系，内部关系是一个相对性的关系。亲属权既有对世性，也有对人性。

亲属权的外部关系是一个绝对的关系。绝对权说的是该亲属关系的绝对权地位，排除其他的人的这种身份地位关系，权利人与其他人之间具有权利义务关系，其他的任何人都对权利人负有不可侵犯的义务。亲属权作为对世性的权利，权利人是特定的相对应的亲属，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是表明特定亲属之间的特定身份地位，并通过这种亲属的身份地位使权利主体对特定亲属之间的身份利益的绝对占有和支配。亲属权作为对世性的权利，义务人是特定亲属之外的其他任何人，负担的义务是对特定亲属身份地位的尊重，并对特定亲属之间的身份利益的不得侵犯。这种对世性的权利具有公开性的特点，并且是法定的公开性。通过户籍管理或者一起居住生活达到了公开目的，它对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确立了一种不得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规则。正如苏永钦教授所言，“私人间追究责任势须从‘期待可能性’着眼，只有对加害于人的结果有遇见可能者要求其防免，而对于未防免者课以责任，才有意义。”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绝对权应当受到侵权法的保护。认清亲属权的绝对性，有利于加强对亲属权的保护。《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过分注重了亲属权的相对性，忽视了亲属权的绝对性。致使与一方配偶重婚或者同居的“第三者”得不到法律有效制裁。

亲属权的内部关系具有相对性，即该亲属关系的相对人的相互关系，相互享有权利义务。这种对人性，不是指支配他人人身，而是涉及身份利益。英国学者梅因指出，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旧带有这种色彩。在一定意义上，到此处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比如《婚姻法》第28条规定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相互的扶养关系。在亲属权对内关系中，权利义务是平等的，权利人与权利人之间既是权利人，又是义务人，双方互为权利人和义务人。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亲属权对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任何一方亲属都不能对另一方取得身份地位上的优势，不得凌驾于另一方。绝对权对于相对权而言具有被动性，在绝对权中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而没有主动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在相对权关系中，义务人有应根据权利人的要求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即使是相对权，任何第三人也都不得侵害。”随着债权不可侵性理论的发展，相对权也纳入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公务员之家

四、结语

笼统地认为亲属权属于绝对权还是相对权是不恰当的。亲属权既有决定性又有相对性。亲属权的外部关系是一个绝对的关系，内部关系是一个相对性的关系。这两重属性对于权利人的保护各有特色。因此，对于亲属权的属性认识要打破大部分学者坚持的决定性说和少部分学者认为的相对性说，而应立足于亲属权的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亲属权具有双重属性，即绝对性和相对性。用亲属权双重属性的理念指引法律修改或制定，将更好地保护亲属权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的必要性》，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参见史浩明：《论身份权》，载《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张献民、梁新平：《身份权研究》，载《南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王泽鉴：《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王全弟：《民法总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4]史尚宽:《亲属法论》，荣泰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

[5]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6]梁慧星:《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7]史浩明:《论身份权》，载《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8]杨立新:《新类型侵权行为系列之九?侵害亲属权的侵权行为》，载杨立新民商法网.

[9]比如胡长清王泽鉴王全弟王利明等: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王泽鉴：《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王全弟：《民法总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10]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1][日]富井政章：《民法原论》，陈海瀛、陈海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12]参见杨立新：《新类型侵权行为系列之九?侵害亲属权的侵权行为》，载杨立新民商法网.

[13]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14]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15]《婚姻法》第28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扶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赡养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16]在相对权关系中，权利人有要求相对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权利人对于相对人的这种要求可以视为对相对人的一种授权.

身份地位范文篇5

关键词:个体化社会;公民道德教育;个人主义情感

个体化是指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从传统关系网络中分离出来，开始独立承担社会责任、面对社会现实的概念。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这一社会现实已蔓延到世界各地，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公共性，但是，不同国家的社会个体化进程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特殊性。

1流动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及特征

1．1流动性

首先，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现代生产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的质量和效率，将人从传统劳动中解放出来;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和多样缩短了社会区域的空间距离，增强了社会交往的流动性。科技进步在增进跨地区的社会交往互动、促进社会联系更加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个人身份、地位、居住场所等流动变换，个体生存压力增大。其次，社会转型。“中国个人曾经深嵌于家庭、亲属、地方社区等传统关系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开启了将个人从上述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置于社会主义集体建设的进程。进入改革时代以来，集体化逐渐解体，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个体的崛起。”［1］伴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那些曾经可能会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一辈子的农民也有了去别的地方生活的机会。脱离了传统的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民在选择了新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游离于传统的农村价值与规范之外，社会流动性增强。

1．2分化与个体化

首先，个体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意识的增强、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国家政策的改变都推动着个体从集体中释放出来。人们开始关注个人生活、个人利益，不再视群体为生活的全部内容。个体的解放削弱了曾为个体生存提供庇护与支持的传统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其次，身份转变。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关系网络以及局限的个人生活空间使得每个人的身份在一生当中很难发生改变。但是随着个体的身份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个体不再如以往那样深深扎根于某个地区或者群体。社会转型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给个体身份转变带来可能。

2个体化社会趋势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挑战

2．1身份焦虑

社会转型、科技进步、时展以及国家政策的改变给个体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空间，个体自由度加大。个人可以突破传统地区、群体的局限改变自己已有的身份地位。同样，即使个人已经通过努力获得了一定的身份地位，如果他在之后的生活中停滞不前，也会失去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这种身份地位的不确定性使现代人生活在巨大的焦虑恐惧之中，导致社会竞争加剧。“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使得社会中普遍存在一种焦虑心态。个体在面对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的同时，还要面对个人重新整合的问题。个体在摆脱了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的束缚后，同时也导致了个体之间情感的淡化、人际冲突的增加。正是当代社会的个体化促成了社会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处于惶恐不安的矛盾和忧虑之中。”［2］因此，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但是个体却普遍焦虑。因为社会个体化趋势像一把双刃剑带给人们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增多带来的希望使人们有了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欲望，而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又不得不面对可能随时失去手中得来不易的东西的挑战，所以个体为此而感到焦虑和恐惧。

2．2个人主义情感泛滥

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3］。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易于陷于一种彼此隔绝的原子化的状态之中，并相应地产生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情感。因此，当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随着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发展，社会个体化进程不可阻挡，进而催生了个人主义情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个人主义情感在增强个体主人翁意识、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等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见诸报端的社会道德事件，不乏由个人主义情感太过旺盛而引发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从传统的诸如家庭、邻里等支持网络中脱离出来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由于没有可靠有效的中介，人们生活在彼此相互隔绝甚至冲突的社会结构之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变得松散、不稳定，个人不得不以自己单薄的力量去面对社会，进而日益关注自我，使得诸如自私、功利的个人主义情感泛滥，成为自由却孤独的个体，也因此带来了诸多道德问题［4］。公民道德教育的培育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共识和支持。这些弊端成为当今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公民道德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

3个体化社会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途径初探

3．1引导主体意识，规范主体行为

首先，积极引导。道德教育的主体是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个体的观念意识和行为习惯、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才能为道德教育的传播、发展奠定良好的主体基础。当今社会已经赋予社会成员一定的自由，但是自由发展反而会让社会成员感到迷茫，所以在给予个体自由的同时，国家和社会也要积极引导，帮助个体形成正确的主体意识和行为，使其能够主动发展为具有团结、合作精神的个体并能自觉杜绝个人主义情感的消极欲望和行为。其次，主动干预。公民来自于社会，其道德成长本身也发生在某一社会之中，公民道德教育的开展与社会成员道德状况、政府政策息息相关。在道德教育体系尚未健全完善、个人主义情感又普遍盛行的情况下，即便主体已养成良好的意识和习惯，单单依靠主体的自觉去完成道德教育的培育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个体化趋势下个体的从众、随大流心理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提倡团结合作的精神，培育良好的道德气氛，对道德教育进行主动干预。通过这种干预道德的方式，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耳濡目染，形成广泛的道德共识，最终促进公民道德教育的良好发展。最后，选树典型。中国在以往的发展阶段中曾涌现了大批的道德典型，雷锋、焦裕禄、刘胡兰。他们的优良品格植根于国人心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道德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能够穿透冷漠，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感化人们的心灵。在个体化趋势下，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树道德典型并充分利用当今社会的信息化优势，通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以及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大力弘扬道德典型的优良品格，使当今社会优秀道德模范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进行无声的道德教育。总之，通过积极引导、主动干预、选树典型培育主体意识，规范主体行为，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公民道德教育的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3．2扶持社会群体，加强社会保障

首先，变更社会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很大成就，同时也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但随着近年来社会政策的变更，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正在慢慢缩减。所以，社会政策对于宏观调控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作为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支持。社会政策既可以作为引起社会转型促进个体化趋势积极发展的因素之一，也可以反过来缓解个体化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现代性社会的社会政策应努力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加广泛的就业机会，通过改善个体的发展环境，缓解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公民道德教育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其次，关注社会群体。虽然传统社会群体功能日益弱化，个体的独立性增强，但是个体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广泛的社会支持。个体化并非去群体化，社会发展离不开大小不等、功能各异的社会群体作为沟通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和桥梁。个体化发展侵蚀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中的各种群体，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群体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培育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给予社会群体更多的关注，鼓励社会群体的发展，最大限度保障它们的权益，使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依然可以良好的运转、发挥作用，促进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良好沟通互动。通过社会群体的协调互动作用促进公民道德教育的规范有序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最后，加强社会保障。乞讨作为当今城市街头的一道风景线，相关的披露报道已经多见不怪。抛开他们用以乞讨的故事真假不说，他们即便身体健全却选择乞讨做职业，其中也必是有很多无奈。虽然时代赋予了个体很大的发展空间，毕竟社会资源、社会空间有限，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相同的生存竞争条件。公平不是统一标准，个体存在居住区域、环境等的差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建立健全与个体有关的社会关怀和发展规划体系，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通过工、青、妇、其他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大力协同，有效整合地域资源，对在社会竞争中居于不利地位者及失利者提供必要的物质的帮助和情感的支持，以促进其从挫折中恢复过来，并最终实现个体发展的目标。”［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保护个体利益，实现个体发展，从根本上缓解相关负面道德事件的发生。总之，通过变更社会政策、关注社会群体、加强社会保障外部机制保障社会群体、成员的权益，有助于保障群体发挥社会功能、促进个体公平竞争，实现公民道德教育的良好发展。

4结语

伴随着社会转型、时展，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不可阻挡。个体化趋势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其消极作用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开展有一定的阻力，而公民道德教育对于增加社会凝聚力、构筑社会成员道德共识意义重大。因此，只有站在公民、社会、国家的高度，认清社会现实，分析个体化趋势的特征和挑战，通过引导主体意识，规范主体行为、扶持社会群体，加强社会保障的内外机制，营造良好的公民道德教育环境，才能找到在当前个体化形势下培育公民道德的正确应对，最终达到流动性现代社会与公民道德教育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作者:孔伟 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李荣荣．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J］．学海．2014(2):106－111．

［2］文军．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J］．社会科学，2012(1):81－86．

［3］王小章．论以积极公民权为核心的社会建设［J］．浙江学刊，2013(4):176－187．

身份地位范文篇6

话剧这种戏剧艺术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在形式上也愈加新颖丰富，话剧表演中，演员的服饰装扮会吸引观众的目光，观众会根据演员的服饰特点更进一步的了解角色的特性，比如角色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物个性、身份地位等。角色有了服饰的衬托和点缀，也能增强角色形象的艺术感染力，话剧服装对角色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话剧服装设计的主要方法

本人近几年在教学中参与过数台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话剧表演班演出剧目的服装设计，并致力于教改课题《基于舞台实践基础的服装设计教学资源库建设》的研究。根据近几年的设计经历和课题研究，本人认为一台话剧的服装设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展开：图1（1）服装的写实性。一般来说话剧的演出形式更接近生活原型本身，是以人物对话、故事情节为主要内容的表现手段，更接近人的生存状态。虽然话剧服装的样式多变，款式各异，但话剧服装通常是以写实的方法为主进行设计的。比如话剧的里程碑剧目《雷雨》，虽然重复演绎了很多次，但服装的样式依旧是简洁、写实的民国风格。再比如说今天赖声川导演的很多话剧亦是如此，虽然话剧的表演形式上有突破创新，但是在服装设计方面依旧遵循接近人们生活本身的人物形象来进行服装的设计。话剧的服装也有写意性的服装设计呈现，但总体来说，写实性是其最主要的形态特征。（2）服装的时代背景。话剧的题材很丰富，角色的时代背景也不同，我院演出的话剧就有很多类别，有上世纪民国年代题材的剧目，如《茶人杭天醉》、《倾城之恋》、《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亦有西方的舶来剧目《狮子王》、《借我一个男高音》、《乱套了》等，因此话剧服装也应随着剧目的时代特点而深入的剖析人物的特点来进行服装的设计。时代背景一般是一台话剧的整体舞台美术设计的大方向，在服装方面也是首要的设计根据。比如本人设计的话剧《借我一个男高音》的服装，故事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的故事，讲述了世界著名歌剧男高音星蒂特尔•梅里雷到美国演出歌剧《奥赛罗》，演出之前吃了过量安眠药而长睡不醒，剧院经理亨利和助手马克斯以为他已身亡。为了救场，亨利逼马克斯化妆成奥赛罗代梅里雷出场，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而各色人等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假梅里雷大献殷勤……然而一片混乱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的结束了全剧。剧中人物的服装皆是美国80时年代末的造型，在这个大背景下，再根据角色的不同特点进行进一步的设计规划。如剧院老板的服装，虽然是简单的一套工作西装，但是根据年代的审美特点，那个年代的西装要宽大一些，不像今天的西装更加修身。还有剧中人物需要演绎奥赛罗，奥赛罗是15世纪末是威尼斯公国一员勇将，这个人物的服装设计又要回到欧洲15世纪的时代背景下，男人都是穿着大大的羊腿袖、拉夫领衬衫，紧身长裤，根据奥赛罗的自身特点，还搭配了装饰了铆钉皮马甲、皮靴和披风。（见图1）而另一部话剧《乱套了》是发生在英国撒奇尔夫人当政时期的一个喜剧故事，剧中的男主角是国会议员，服装也是西装为主的，由于年代、身份地位的不同，这套西装的设计要有英国萨维尔街的传统特点，强调合体，肩部稍宽，腰部收紧，西装的设计要更修身和具有线条感。虽然同样是西装的设计，但是为了更能体现剧目的时代特色和人物的形象，设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剧目的时代背景进而深入角色的服装设计。（3）服装的色彩。话剧服装作为一种舞台服装，其色彩会受到灯光的影响，为了使舞台服装表现出最佳的演出效果，就要考虑与灯光的结合。色彩是光线人的刺激视神经产生的不同感受。灯光的明度、色彩和照射角度会使舞台服装的色彩呈现给观众多样的视觉感受。明亮强烈的灯光能大大提升服装色彩的明度，相反昏暗微弱的灯光则会降低服装色彩的明度和饱和度。比如《借我一个男高音》中女演员戴安娜的一套小礼服，原本设计用香槟色的雪纺纱，但在舞台强烈的灯光下，色彩的颜色基本消失，而且显得十分惨白。最后换成有涂层的金色和银色面料，就保持了服装原有的色彩，而且也体现了女演员的靓丽形象。（见图2）服装的颜色对于观众而言，往往是观众对舞台人物的第一印象。色彩的刺激会让观众对人物的个性特点有更直观的感受。因此在服装色彩的设计时也要考虑人物的个性特点、年龄、职业等因素以及整台剧目人物服装色彩的效果。《借我一个男高音》第二幕中人物都是参加宴会的装束，相同的场合，要体现不同的人物，不同颜色的服装可以区分他们的人物形象。比如剧院老板的女儿麦琪，是一个青春少女的形象，一般的长款宴会礼服就不太适合这个人物，剧中设计了一套浅粉色的短款小礼服，充分体现了人物的青春少女形象；歌剧协会主席茱莉亚，是一位50岁左右的贵族老妇人，设计了一套深紫色镶嵌水钻的齐地晚礼服，显示了人物的高贵气质和珠光宝气的形象；男高音的老婆玛利亚，是一位美丽时尚的女性，设计了一套宝蓝色的缎面和雪纺搭配的晚礼服，体现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和美丽形象。

3结语

身份地位范文篇7

关键词：舞台服装；服装廓形；服装设计

1舞台服装设计中的廓形应用

1.1服装廓形

廓形（silhouette）一词，最初指黑色剪影，原意为轮廓、侧影，后被广泛运用于多个艺术领域，也应用于服装的描述和设计。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廓形主要指服装整体的外轮廓和外形线，视觉张力上高于服装的局部细节，视觉表现上仅次于色彩，能够表现出服装美感与设计风格，是影响服装整体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廓形的分类有多种，主要运用的有三种分类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由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克里斯汀·迪奥于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字母分类法，将服装廓形比喻为字母，有从上至下由窄变宽的A型、强调肩部的T型、平肩不收腰的H型等；第二种是将服装廓形看作大且统一的几何剪影，有圆型、三角型、正方型等，被称作几何表示法；第三种方法是根据生活中具体事物类似造型，为与之对应的廓形进行命名，有郁金香型、喇叭型、钟型等。其中克里斯汀·迪奥的字母分类法运用范围较广。使用多种不同的廓形进行设计，能使得服装在款式表达上产生节奏感，增添服装美观程度和独特性，同时廓形的不同特征能够传达出各式各样的情绪，有助于在表达出人物的外内在特征。在远距离观看的舞台上，服装的廓形相比服装的肌理、面料和印花造型更具有标志性的视觉辨识度。自世界上第一部戏剧在古希腊诞生以来，戏剧人物服装设计就具有剧场性这一特征，它与传统时装设计的不同点在于舞台上的表演者比时装模特距离观众的距离更远，绝大多数时间处于被远观状态。一部戏剧若是要在舞台上强调出表演者的存在，让观众将视觉重点放在重要角色的身上，在设计舞台服装时会通常在服装廓形上做相对夸张处理，使其能够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眼球。在对服装廓形的运用上，舞台服装设计和时装设计一样频繁且常见。舞台服装的设计不同于传统服装设计，它主要服务于整个舞台的艺术表现方式，若说传统服装总体是围绕着功能而设计的，那么舞台服装便是围绕着戏剧舞台而设计。在舞台上，观众对于人物的第一印象便来源于人物的服装造型，在一部戏剧中，人物身着的服装既能交代角色身处的时代和背景，也能体现出身着服装者的身份与经历。设计师在进行戏剧人物造型设计时，通过将剧本文本进行外化处理，使得观众通过视觉感受便能迅速掌握整部戏剧的大致信息，这是大多戏剧人物设计的首要特点，也是服装设计在舞台美术戏剧人物设计中的基本职能。舞台服装虽多来源于生活中的服装，但也会在服装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化，使其与舞台的主题产生共鸣。除了满足对人物剧本文本设定的诠释以外，多数设计师也会选择在满足基本时代特征与人物身份的基础上对服装进行不同程度的艺术化加工，在色彩、面料细节和廓形上对服装的设计进行转喻或隐喻表现。其中由于廓形表现力极强的鲜明特点，舞台人物身着的服装能够成为一个观众辨识角色的视觉符号，从而加深角色带给观众的印象。

1.2服装廓形对舞台服装的风格的影响

由舞台造型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舞台服装风格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廓形的改变也是服装款式改变的基础之一，服装廓形随着舞台服装风格改变，同时也反过来影响舞台服装风格。历史上的舞台风格多样，首先是古希腊时期出现的祭司剧场，表演者们戴着面具拿着权杖，穿着厚底鞋夸大身形，廓形多采用H型和O型设计;到中世纪的后期，象征性与夸张风格的华丽服饰成为舞台服装的主流，服装的廓形普遍增大;而到文艺复兴时期，新古典主义设计风格变得普遍，与当时的时装流行趋势一样，女性穿着的舞台服装设计上夸张了肩部以及裙装下摆，收紧腰部使得服装整体以X型为主,男性穿着的舞台服装则夸张了胸部与肩膀，多使用T型廓型设计。自18世纪末期，构成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多种现代艺术戏剧流派相继出现，使得舞台服装设计历经多种风格变迁，设计风格的主观性变强，服装表现形式更加抽象和怪诞，舞台服饰的廓形设计也更加多样且包容，直至今日，舞台服装风格已有多种表达方式，百花齐放。同时，擅长使用廓型设计的多位时装服装设计师也相继活跃于舞台服装设计领域，使得服装廓形成为舞台服装设计的一个新鲜且活跃的元素。例如著名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剧院的歌剧《奥兰多》所设计的舞台服装（图1），角色的服装多以夸张的O型、H型和T型廓形为主，此类廓形不强调腰部曲线，能够掩盖表演者能和本身的身体曲线，从而模糊角色性别特征。此廓型设计与川久保玲本身的带有解构主义的设计风格相符合的同时，也与歌剧整体风格进行了良好的融合与升华。不同戏剧种类的舞台服装对廓形的设计要求也存在一定差异，以服装廓形的大小为例，廓形较大的服装虽比小廓形的服装更加吸引观众目光，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表演者的姿态与动作。在以人物对话与动作为主的话剧中，由于话剧的人物动作一般为对现实生活中人生活状态的模仿，幅度相对较小，对服装活动方便性的要求程度低，因此在人物造型的设计上有较大发挥空间，能够使用大廓形的服装设计强调戏剧的抽象化概念与写意性。同理，在以歌曲、音乐为主的歌剧上，人物服装多以大廓形为主，采用硬挺的面料，借助服装夸张的廓形带来的视觉效果，从而丰满人物形象。而在以舞蹈表演为主的舞剧中，服装的设计重点在衬托和辅助表演者的舞蹈动作上，此时便不宜使用活动不便的大廓形设计，转而使用轻柔贴身的面料，以人体曲线美为整体廓形的设计思路。

2舞台服装廓形设计的功能

2.1装饰性

廓形设计的装饰性体现在舞台服装设计的两个方面，一是舞台服装效果图方面，在二维层面展开造型，服装廓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夸张人物形态，加强设计师对人物造型的刻画；二是舞台上服装实物方面，三维层面上，廓形设计是表达服装的立体造型的重要点，在廓形的基础上，对服装整体视觉感受进行把控，既能够提升舞台整体艺术效果，又能将视觉中心点集中于表演者。在二维设计效果图上，服装廓形的设计表现为不同几何图形的剪影。图形与纸张的留白形成一种特殊的节奏感，增强了效果图的美观性，同时通过绘制不同的廓形，设计师更容易塑造人物整体造型的平衡感。如詹妮·范思哲于1987年为斯卡拉大剧院所设计的歌剧《莎乐美》舞台服装之一（图2），服装整体为X型廓型，堆叠的褶状袖子强调了肩部结构，除袖子外整个上半身贴近表演者的身体曲线，强调了腰部曲线，腰部以下采用鱼尾裙的设计，层叠的裙褶塑造出裙摆体积感。整个服装的呈不对称的形状设计使得服装效果图整体的视觉效果丰满，增加了效果图整体完成度。由身着服装的人物剪影来看内容与空白形成一种诗意的对比，使得效果图不仅仅是一张图纸，更强调了其符合美学的审美以及艺术性。由此可见，服装廓形在绘制服装效果图时也作为一种常见构图手段被使用。在舞台上，三维立体的服装拥有了比二维平面设计稿更多与舞台各个元素产生互动的机会，舞台服装是舞台的一部分，它服务于整个舞台艺术风格，包括舞台设计与舞台灯光，设计师往往会在设计舞台服装时考虑到服装对舞台其它元素产生的影响。由于服装的廓形便是服装整体剪影，它与舞台的交互性存在一定的关联，甚至可以将整个舞台表演看做动态的设计稿，舞台服装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图形，有着装饰舞台的作用———例如舞台的灯光打在不同角度的服装下会产生不同的光影，这部分光影也是表演视觉效果的一部分，在此时廓形设计便变得极为重要。

2.2隐喻性

对服装廓形在对戏剧人物具体设定的交代上也起着一定修饰作用。首先在进行人物造型设计之初，设计师不仅要考虑到戏剧的时代背景，也要考虑到角色自身特点，其中包括角色的性别、性格、身份地位、职业等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按特征进行造型创作，是戏剧人物塑造的基础之一。在未有台词、歌词等明确文本信息说明之时，舞台服装成为观众判断角色身份的重要依据，服装廓形也是最直观的信息之一。首先是廓型设计对于角色身份的隐喻作用。为体现出舞台上角色的身份地位，在某些抽象戏剧中，威望高的角色会采用大廓形的设计，在视觉上增添体感，以突出其卓越的身份地位，而平凡的小角色或配角与之相反，会用相对窄小的廓形，与前者形成视觉冲突与对比。其次是廓形设计对于角色职业的隐喻，强调职业特征的角色，其服装的廓形与职业装的广泛运用有一定的关联性。如律师、法官等职业装廓形建立在西装基础上，多以H形为主，具有谨慎、严肃化的特征；而舞者等职业多使用X形或者A形，廓形较小，修饰身形，在方便身穿舞台服装的表演者活动的同时，交代出角色富有艺术感的外形特征，也使得观众在观看时更容易辨认出表演者所扮演角色的职业。同时，在隐喻角色性格的方面，服装廓形和服装色彩一样能够通过比喻和象征等手法将情感外化，从而展现人物心理特征与个性。在一场戏剧中，若角色的性格相对其他角色较为弱势敏感，在服装造型上会使用线条较为圆滑的设计，即采用外轮廓起伏平缓的廓形，减少人物剪影的棱角，减弱角色在视觉上带来的冲突。对于性格强势的角色，则会多采直线外廓线和大廓形，富有转折的边缘、硬挺的造型多强调性格的突出，廓形中大的凹陷或突出则会加深角色整体外化情绪的矛盾感。而在对角色性别隐喻的塑造上，廓形的应用也大有裨益。对于传统的柔美女性角色，服装设计多为收腰的廓形，A型的廓型设计特征下加大的裙摆和纤细的腰身能凸显女性曲线柔美且修长的特点，X型的设计则在视觉强调了腰线，突出穿着者的身材比例，扩大演员的女性特质。相对在塑造传统男性角色时，多使用T形和H形，T形强调服装的肩部，制造出视觉上的力度感，H形则通过忽略腰部曲线而塑造出更加硬朗的造型，两者都是男装常用廓形，使得角色性别更加直观。由此可见，在视觉表现上，廓形设计的隐喻作用有些时候和色彩一样直观且突出，是在进行舞台服装与人物角色设计中需要设计者积极考虑的重要设计元素之一。

3结语

当今舞台服装在承担戏剧视觉呈现一部分职能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不同的崭新的风格和流派。作为服装造型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廓形的设计与运用不仅在时尚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在戏剧舞台领域也能起到提示角色信息、升华整体艺术风格的作用，更有利于戏剧人物角色的塑造以及舞台美术的呈现。了解服装不同廓形的应用，可以让当今设计师更便于掌握多种人物角色造型的表达形式和塑造方法，使得对戏剧内核的诠释形式越发丰富。

参考文献：

[1]韩春启.试论舞剧舞台美术的艺术特征[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3(03):76-84.

[2]崔静.服装廓形的设计造型手法浅析[J].科技视界,2014(23):194-195.

身份地位范文篇8

本文作者：李张琼张黎鸣工作单位：晋中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1.消费选择模式上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所选择和使用的产品是存在差异的。在住宅、服装和家俱、用车等能显示地位与身份的产品的购买上，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差别比较明显。例如，在垣曲县，专门有一片别墅区，环境、绿化好，装修好、家俱高档，拥有中高档小汽车，专门居住的是上层消费者。中层消费者有自己购买的住房，相对上层消费者来说，内部装修不是特别讲究，服装、家俱高档的不多，如果有车的话也是中下档车。下层消费者住宅条件比较差，对于一些高档品几乎不投资。2.休闲时间的活动选择差异。社会各阶层休闲活动的类型差别颇大。上层社会成员所从事的职业，一般很少身体活动，作为补偿，多会自己购买健身器材、钓鱼、选择去游泳等等。中层消费者是商业性休闲和诸如公共游泳池、公园等公共设施的主要使用者。下层社会成员倾向从事团体或团队性体育活动。3.信息接收和处理上的差异。信息搜集的类型和数量也随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下层消费者通常信息来源有限，对误导和欺骗性信息缺乏辨别能力。出于补偿的目的，他们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可能更多地依赖亲戚、朋友提供的信息。中层消费者比较多地从媒体上获得各种信息，而且会更主动地从事外部信息搜集。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消费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会日益增多。4.购物方式上的差异。人们的购物行为会因社会阶层而异。上层消费者购物时比较自信，喜欢单独购物，他们虽然对服务有很高的要求，他们特别青睐那些购物环境优雅、品质和服务上乘的商店，而且乐于接受新的购物方式。中层消费者比较谨慎，对购物环境有较高的要求，但他们也经常在品牌折扣店购物。对这一阶层的很多消费者，购物本身就是一种消遣。下层消费者由于受资源限制，对价格特别敏感，多在中、低档商店购物，而且喜欢成群结队逛商店。

对商店选择的影响。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愿意到符合自己社会地位的商店去购物，上层消费者喜欢到一些奢侈品店、国际国内名牌店光顾，中层消费者喜欢到中档商场去购物，和他们的收入水平较相应，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低阶层的消费者想通过在高级商店购物来享受一下高阶层的消费品味和意识。对于垣曲县几家高档商品店，应主要靠质量好、购物环境舒适来吸引上层消费者，调查他们的喜好，投其所好。中档购物场所也要靠质量好价格合理来吸引自己的消费群体。在垣曲县地区，超市是所有人群都会光顾的场所，主要是食品、蔬菜、日用品区，因为这些是大家日常都要吃或用的，价格便宜且品种齐全，能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如果企业生产这一类型的产品，就是在这些地方开展促销活动，收效会很好的。像蘑菇酱这一产品在垣曲地区相当受欢迎，产品原料是自己种的天然蘑菇，现在绿色食品是大家喜爱的，这家企业不应只在垣曲县做促销，适当的时机可以在运城、太原较近的城市超市里做宣传，应紧扣超市这一地点，发挥其效应，增加自己的产销量。垣曲县许多特色农产品都可以选择一下这种方法。对产品选择的影响。高阶层的消费者常把购买活动看作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和标志，为使自己的购买行为既符合自身的社会地位又保持独特的消费风格，因此总会选择那些比较适合自己的品牌，比如只穿某一品牌的高档付服装等，他们具有更高的品牌忠诚度，买衣服更多关心的是品牌、式样，购买家具、电器多以豪华气派为主，在食品的消费上注重营养、绿色食品。他们还对艺术品比较重视，也是奢侈品的主要购买者。而低层次的消费者更多注重经济实用，他们购买的多为生产厂家众多的大众商品，因此选择的余地也较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需要和厂家提供的不同优惠条件来不时的变换口味。要求穿着舒适大方，家电要质量好价格低，对于食品则要求味道好、份量足。他们在选购商品时总希望厂家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以使所购商品能有一个较长的使用寿命。同时，高阶层的消费者要求商品的包装精美典雅，具有特色；而低阶层的消费者在购物时，对包装的要求则并不太高。低阶层的消费者许多时候喜欢大批量地购买某些商品．在获得价格优惠的同时可以减少商品涨价所带来的损失。一般而言，大量购买的习惯较少反映在高阶层的消费者身上。这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强调生活质量，愿意消费鲜活产品。垣曲县地处偏远山区，山里红果业、沐风香菇酱、民生辣食品等农副产品深受运城市一带消费者喜爱，还没有打开全国这个大市场，他们生产的是纯天然的食品，应抓住现在人的食品消费观念，比如“绿色”、“生态”、“品牌”等理念，把自己的特色农产品建立品牌意识，因为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他们的产品是各阶层都需要的，而且他们的产品和地理环境是离不开的，是大自然赋予的礼物，应充分利用好这一地域优势。教育产品这个市场，让我想到新东方的做法，他们紧紧抓住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每年寒暑假吸引住本地区的上学儿童开展英语培训，收到了很好的效益。产品受不受欢迎，除了产品质量好以外，还要充分分析自己的消费群体的心理特征，才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垣曲地区，上层消费者喜欢投资股票、购买房地产，他们手中有较充足的现金来投资。中层消费者喜欢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也购买部分股票，工商银行的理财产品是比较受欢迎的。低层消费者喜欢把钱存起来，对价格心态的影响。低阶层的消费者倾向于把价格和质量联系到一起，他们认为价格是商品质量的反映。对于中层消费者而言，他们对价格过低的产品总会产生怀疑，认为这必然意味着商品质量的低劣，他们更多的是追求适中的价格。但这并不排斥他们对打折商品感趣，特别是他们熟知的商品品牌。而对于上层的消费者，他们评价和选择商品多是依据自己的喜好，注重商品的象征性。对他们而言，购买高价格的商品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体现，因此很多时候，价格和质量是可以脱离的。垣曲地区的人均收入整体较低，商品价格过高的产品、奢侈品只适宜于在一两家高档购物场所出现，满足极少数高层次消费者的需要，而更适合大量中、低档产品的进入，消费必竞要受收入的制约。考虑到垣曲地区的人均收入偏低，当地旅行社在分析消费群体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些近线路的景点，价格优惠且适合中、低层消费人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广告反应的影响。由于阶层不同，消费者对于信息的反应也不相同。就广告而言，具有比较深刻含义并富有幽默性的广告，对高阶层的消费者可能产生较好的效果。广告商们必须了解各阶层所习惯的语言，针对他们的不同偏好和需要，设计合适的广告文案。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企业要选准划分目标市场的变量，并把握不同细分市场的差异。利用好社会阶层这一种重要参数。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购买行为，这种消费心理的差异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产品计划、广告设计和价格策略等等。垣曲地区的企业必须明确自己产品的服务对象应是哪一个社会阶层，以及该阶层消费者的主要购买行为特征，从而做好产品和市场定位，提高效益。

身份地位范文篇9

说白了，写这个题目就是随感而发。

近来，河北在全省开展了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时间集中三个月，贯穿全年，声势很大。

在一些媒体，我也看到有这样的字眼，或称为专栏：解放思想干部谈，重点发领导干部的署名文章，谈认识、经验、成果等等。对于这样的做法，我不怀疑，但解放思想不是民主生活会，仅仅靠干部们去做去讨论，我想，还远远不够。

多年以来，随着招商引资、学习考察，我们当中的一些干部思想解放的程度已经今非昔比，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务实精神大有改观。对于干部，这样一个有身份地位的称呼，称得上是社会的精英，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理应打“头阵”。但绝不是，抄抄转转坐而论道，而是要把思想解放的行动影响到更多的人，特别是观念保守、进取意识不强的群体，让这部分人在活动中不失语、有触动、见行动、出效果。这才是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意义所在。

身份地位范文篇10

1）不重视实验室建设长远规划。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应用型本科高校没有对实验室建设形成总体的、长远的规划。作为主管方，实验室建设只按照各院系自身教学需要而建，一种都是一些规模小、功能单一、种类不全。如一些院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为主的实验，院系实验室计算机数量远不能满足学生实验的需要，而大型的实验中心要担负着全校的计算机相关的实验教学工作，不堪重负。一些学院在需要落实实验任务时才发现设备、场地不够，无法安排实验等。

2）实验室建设规模跟不上招生规模发展。应用型本科高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但作为实践最主要基地的实验室却跟不上招生规模的发展。在缺乏总体、长远规划的情况下，往往造成实验室规模偏小，重复实验室建设比较大，各院系实验室自成体系，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使得各实验室资金不能集中、有效利用，无力购买先进的大型仪器设备，不能将一些高级的设备应用到教学和科研上，缺乏实验室的综合优势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才市场需求。

3）各自为政，资源无法有效共享。目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实验室都是由院系级直接管理，在各院系之间、各实验室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情况下，各院系都是利用手上的实验室资源优先安排本院系师生的实验，其他院系无法共享实验室资源，常常跟实验室维护费用、耗材、安全责任、卫生等理由拒之门外。由于没法利用其他院系的实验室资源，一些有实验需要的院系只能重新申请建设实验设备，造成学校设备资源重复购置，利用率较低。

4）实验室队伍建设滞后。应用型本科院校已明确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办学定位，实践能力是应用型中才培养的中心环节，而实验教学是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主要环节。但由于实验室管理体制的问题，绝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实验室队伍是最不被重视的。在身份地位上，实验室队伍被称为实验员，并非教师队伍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教辅人员；在学历上，招聘的门槛最低，要求本科学甚至大专学历即可；在待遇上，是全校待遇人员最低的一个群体。在身份地位、待遇、考核、晋升方面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严重挫伤实验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以致人员流动较大，专业化实验队伍建设无从谈起。

二、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对策

1）统一规划，建立学校直管教学实验中心。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要以利于学科建设、办学质量提升和学生实验实践能力提高、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由过去分散型向集中型管理模式转变，将去过以课程为定义对象建设实验室转变为以学科为定义对象建设实验室的建设体制，通过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实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实验室资源利用率和投资效益。建立全校的教学实验中心，实现采集化管理模式，对实验教师、管理人员、设备仪器、实验浪费等进行统一的管理。建立学校直管的大实验中心主任制，负责全面所有实验室资源的统一规划、整合、调配，对实验室进行综合管理。

2）引进先进的设备与安全管理体制。首先要教务处制定实践教学计划，由大实验中心统计下达实验教学任务，并协调各实验室完善教学任务。其次建立起完整的管理账目。按照仪器设备购置的经费来源、管理模式、使用方向、维护情况建立起相应的登记制度，明确管理办法、损坏赔偿制度。再次，实行实验室资源信息化管理制度，通过建立信息化平台，将各种实验技术、实验指导老师、实验室管理制度在信息平台上，师生可以自行进入信息平台预约使用实验室资源；最后，重视安全管理。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安全岗位责任体制，落实安全事故责任人，从大实验中心主任到各实验室教师以及参加实验的科研人员、师生和学生明显具体的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以确保设备与人身安全。

3）建立规模大，资源共享的实验室。在实验室建设时，应当考虑办学定位和长远的招生规模而统一建设。在实验室建设上，将所有权统一起来，从学校宏观角度对实验资源进行有效的调配，改变过去各二级单位对实验室“归我所有”的思想，提升“为我所用”的思想意识，最大限制避免仪器分散和重复购置，节约学校实验室建设成本，集中力量建立规模大、设备先进、资源共享的现代化实验室，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实验室建设效益。

4）加强实验队伍建设。实验室队伍建设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实验室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只有充分尊重人才、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将实验室队伍个人发展与实验室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激发他们的热情，帮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才能使实验室改革充满活力，才能使实验室改革走向成功。因此，在思想层面上，应当对实验室队伍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实验实践教学列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学的中心环节；在制度层面上，应当尽快出台相应的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实验队伍建设的实践办法，明确实验实践教学的地位和实验队伍的身份和地位；在待遇层面上，要将实验队伍列入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队伍的一部分，并给予相应的待遇，调动实验教师的积极性；在专业化建设层面上，大力培养与引进实验实践教学专业人才充实实验队伍，加大经费投入，帮助他们开展创新性实验实践研究，从而提高实验队伍专业化水平。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