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制社会保险论文

一、对马克思国民收入分配理论与保险基金理论的误读

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传承并沿袭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及经济运行机制，强调“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后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我们仔细研读了马克思的经典原著后看到，学界关于国民收入分配后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国民收入分配理论的误读。

1．关于保险基金的理论界定。马克思在剖析社会再生产过程时指出:“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所追加的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资本论》第3卷P958)。这里强调了两点:一是社会必须具备(不是可有可无)弥补意外事故和危险损失的保险基金;二是保险基金源于剩余价值。保险基金按其社会功能区分为生产保险基金和消费保险基金。

2．关于生产保险基金与积累基金的关系。积累基金是剩余产品中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追加部分，马克思强调:“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资本论》第1卷P635)。恩格斯称之为:“社会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反杜林论》P307)。积累基金以物资形态固化在再生产过程中，无法履行保险基金的功能;相反，积累基金在扩大再生产中时刻面临各种意外的损毁，需要保险基金为之提供安全保障。对保险基金整体而言，“专门的防止损失的保险费，确实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的，但它算在利润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P444);对保险基金结构来说，“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必须形成一个生产保险基金”(《资本论》第2卷P403)。它是“除了用来积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资本论》第3卷P958)。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确实同时使用“保险基金”、“后备基金”两个概念，但在二者之间以“或”连结，是二选一;并限定其用途是“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在这里“后备基金”是“保险基金”的另一种称呼，而不是现时没有特定用途的后备基金。二是在后期著作《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通信中统一使用“保险基金”。列宁在《修改党纲的材料》、《革命的任务》和《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著作中都是使用“保险基金”，只是到了斯大林时就改用“后备基金”了。

3．关于消费保险基金与消费基金的关系。消费保险基金是“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P9)。消费基金是为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劳动者以及为保障劳动者队伍延续而需要消费的基金。马克思将社会劳动者为“还不能劳动的人”进行的劳动归入必要劳动，由此分配形成的是消费基金，它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动力;将社会劳动者为“已经具有劳动能力，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年龄老化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进行的劳动归入剩余劳动，由此分配而成的是消费保险基金(《资本论》第3卷P990)。即现时的养老保险基金。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关于消费保险基金是“不作为收入来消费”(《资本论》的第3卷P958)的论述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以消费基金替代消费保险基金，导致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十年没有建立起足以应对“银色浪潮”冲击的消费保险基金即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最终以劳动就业为本体、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附着其上的劳动就业制度替代基金制社会保险制度，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社会保险基金空帐运行和民众养老保险无保障。

4．关于保险基金与补偿基金的关系。补偿基金是预付在再生产过程中消费了的生产资料价值部分，它在生产过程中并不增值价值，而只是将同一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了的旧价值等额的转移到新产品的价值中去，并在新产品经历“惊险的一跃”之后得到补偿，然后重新垫付。如此周而复始，维系简单再生产的连续进行。补偿基金不断垫付又不断收回的运行特点，决定了它无法履行保险基金的职能。相反，补偿基金在运行中还需要生产保险基金保障其安全。而“对于由异常的自然现象、火灾、水灾等等引起的破坏所做的保险，和损耗的补偿及维修劳动完全不同”。保险“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专门用于“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P198)。综上所述，构建在“生产保险基金”和“消费保险基金”基础之上的是整个保险业，即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

二、理论误区下的基金制社会保险制度缺位

共和国成立后，理论界长期坚持“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理论，过分突出积累基金的“社会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并以此取代保险基金。1951年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1年卷P55－67)，从条例名称看，是劳动(就业)保险条例而不是社会保险条例;从制订条例的目的看，是“为了保护雇佣劳动者的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而不是为了保障劳动者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从适应范围看，条例适应于“雇用职工人数100人以上的企业和铁路、航运、邮电各企业”，而不是全部企业和全体社会劳动者。及至十年，养老基金改在企业营业外支出项下按实列支，导致全社会养老基金的零积累、企业养老负担畸轻畸重和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确定。为改变这种状况，笔者曾在《社会保障必须保险化》一文中呼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面，提高国民社会福利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实行社会保障保险化;平衡不同企业之间、同一企业不同时期之间的职工退休费用负担，推进企业公平竞争，提高企业经营活力，必须实行社会保障保险化;改革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高度重合的计划就业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实行社会保障保险化;确保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必须实行社会保障保险化;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问题必须实行社会保障保险化。”(《湖南金融研究》1986年12期P36－38)。正当笔者潜心研究社会保险问题时，国务院于1986年7月12日《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即1986年77号文件)，并于当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事隔35年的两个文件犯了同一个错误:依然是劳动就业暂行规定，而不是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可见高层依然没有认识到建立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只是将建立(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和(在职职工)待业保险制度作为推行劳动合同制、辞退违纪职工和解决破产企业职工生活出路的配套措施;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最终演变为穿新鞋走老路，现收现付统筹制的固定职工吃掉了合同制职工积累的养老保险基金，推进基金制社会保险制度的时机再度错失。

三、完善基金制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对策

1．构筑保障民生、促进发展、稳定社会的社会保险制度。古老的中华文明历来奉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要使理想变成现实，关键是要保障宪法赋予“公民在年老、疾病、待业、灾害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社会和国家取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落到实处。从根本上取缔“职业歧视、城乡歧视、身份歧视”等政策导向，确保不同社会身份者享受公平的社会保障待遇，确保养老保险缴费者的个人权益不受侵犯，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从保障就业向保障民生的根本转型。

2．构筑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事务经办、监督控制主体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制约的运行机制。一是要建立权威的、超脱的社会保险管理机关———国家社会保障保险部。负责制定社会保障和保险发展战略;拟定《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保险法》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组织实施;制订统一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连贯的而不是变化无常的，保障民生和企业利益而不是扩张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权力的社会保险政策，规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行为;统一制定规范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保险条款，从根本上消除保险市场主体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现象。二是贯彻政事分离原则，将社会保险具体事务交由保险公司经办，依托法人主体责任、资金集中管控体系和社会保障保险部对动用社保基金的行政审批体系及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从制度上斩断挪用社保基金的黑手，保障国家机关的廉政和保险基金的安全。三是要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机制。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要向“监督”转型:将保险(含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行政管理职能移交社会保障保险部，依据相关法律和国家社会保障保45险部制定的保险政策和条款对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运行实施全面监督，并对保险政策和条款提出修改意见。为确保监督有效，保监会的分支机构应延伸至市县。

3．构建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要建立以人们工作期间的长年积累保障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为特征的基金制，并以此替代养老保险缴费义务与退休费领取权利相互脱节、以转嫁代际养老负担为特征的统筹制。在社会保险基金来源上要改变由国家统包统揽的做法，养老基金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如前所述，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还是从全球养老保险的实践来看，推行基金制都是发展方向，由于政策失误，我们失去了推行基金制的黄金时段，却又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为此，应该在推进基金制和保障社会稳定总目标下逐步组织实施:一是过渡，即在统筹制中做实个人帐户和实行名义帐户制逐步过渡，通过做实个人帐户实现基金积累;国家通过国有资产的增值部份弥补1986年以前参加工作者未缴费部份;在此基础上对(现收现付式)统筹基金逐步归入个人帐户，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向完全(积累式)基金制过渡。二是建立多缴多得原则，长期以来，我国推行15年最低缴费年限，2011年生效的《社会保险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而欧洲最低的缴费年限为37．5年(《财经》2012年年刊《预测与战略》P45)。大家知道，个人缴费15年，其退休后按平均寿命至少还要领取15年养老金，缴费期与养老金领取期大致为1:1，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标准大大高于工作时缴纳养老金的金额，这样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能维持下去吗?!因此要取缔15年最低缴费年限的规定，按缴费基数、缴费年限折算有条件指数化的养老金标准。三是国家、企业和个人缴费比例应与退休费对应项目相匹配，如养老金缴费的企业缴费比例为20%，个人缴费比例为8%，企业与个人缴费比为2．5:1，即个人缴费占总缴费的28．5%以上，而在退休费发放金额中，个人缴费部分不足5%。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缴费与领取养老金利益连动的社会保险运行机制，提高退休费中个人缴费的受益额，进而提高个人缴费积极性，逐步向基金制转轨。

4．优化基金制养老保险制度的基金增值模式。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就是“年轻的我”养“年老的我”，个人缴纳的养老基金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基金积累的根本问题就是保值和增值。一是要确保养老金在币值稳定状态下保值。财政赤字是财政决算结果，欠帐是逼不得已的结果，无论是家庭、单位还是国家，特定环境下的个别欠帐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情理所允许的，但绝不容许长期化、制度化，而且赚了钱必须还帐。赤字财政是一种预算工具，从年初开始把借款或滥印货币的收益计入当期收入，实施结果是通货膨胀。2009年有人统计，自2005年以来，养老保险基金的名义收益率为2.18%，加权通货膨胀率为2．22%(《财经》2009年10月12日刊，总第248期P73)，养老保险基金事实上处于缩水状态。为此，要坚持量入为出，力求财政收支平衡;坚决摒弃赤字财政政策，杜绝以通胀方式对民众个人名下的财产进行隐形再分配，扼制养老基金在通胀条件下的必然性缩水。二是要确保养老基金在稳健的投资机制中增值。据统计，1940—1990年50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回报率接近8%(《郎咸平说———热点的背后》)。1991年道琼斯指数站上3000点，1995年突破5000点，1999年超越10000点(周焕涛《网络狂飙》P38－39)，次贷危机中美国股市也曾下跌，但2013年已连续40多次创出新高。中国股市在股指单边下跌和上市公司急剧扩张的双面夹击下迎来了十年零增长。无论是从对股市(民)负责还是从对养老基金负责的角度看问题，股市都不应该成为圈钱者的天堂、投资者的地狱。要扼制股市无节制扩容、零成本圈钱，使养老基金走出本金缩水和入不敷出的低谷，促使养老基金增殖，从而确保有效支付。

作者：曾文星曾力杰刘兰方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