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伦理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6 14:02:09

科学伦理论文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1

受市场特性、人情往来、政策疏漏、期刊评价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全球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实践活动进行审视后发现,出版过程中的伦理失范现象大有存在。1.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如大段复制他人论文却未对引用内容加以参考标识,或是采用“高级”改写、“英翻中”“中改中”的稿件撰写行为;(2)重复发表。如一稿多投,或抽取自身学位论文中的骨干内容,形成小论文,或将自己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再次发表的行为。(3)伪造。如操控数据或图表,篡改研究结果,伪造基金项目与作者个人信息等。(4)不当署名。如请人,挂导师或业主姓名,研究成果质量与作者个数及学术水平不匹配,随意增减作者等。(5)隐瞒利益关系,如稿件作者就职于业主单位,负责修改与对接的通讯作者为设计、施工单位、厂家人员且未在文中署名,或来稿类似于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学术质量较低,此类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通常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且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2.审稿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隐瞒利益冲突。如审稿人出于利益关系,给与具有倾向性的审稿意见,造成审稿意见非中立。(2)审稿工作不到位。如审稿时敷衍了事,缺少全面系统或立足于学术角度的审稿意见,或将审稿工作转移至他人,且未进行后续跟进,造成审稿意见质量低下。(3)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将其据为己有。3.编辑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编辑过程中工作态度不严谨,未做到“有错必改、改必有据。(2)对于编辑的角色认知错误,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在编辑过程无视作者的沟通需求或对作者提出不合理的强制性修改意见。(3)对于个别“特殊稿”降低质量要求。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其他作者、审稿人、读者的失责,更是对期刊品牌和我国学术影响力水平的抹黑。(4)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据为己有。4.出版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期刊定位失职。如在录用稿件时,对稿件政治倾向、涉密情况、学术水平把关不足或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未对来稿进行筛选剔除,以上行为不仅未完成学术期刊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责任,还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2)出版行为不规范,出版单位未落实三审三校和匿名送审的工作流程。(3)对出版物编校、印刷复制质量把控不严,严重浪费社会资源。(4)为提高期刊评等级,根据现有评价体系漏洞,采用特殊手段,主观性地“做数据”。(5)在出版物发行与营销过程中,采用不良营销手段强制性销售,诋毁、排挤其他刊物。(6)在版权贸易过程中,对作者或授权方提出不平等的强制性条款。以上出版伦理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活动正常、有序、健康地开展,因此,本文拟从出版伦理的研究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出版伦理的本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建设方案进行研究,以求加快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建设的脚步,使其更好的满足本国及世界范围的发展需求。

二、出版伦理研究现状

1.国际范围。在欧美发达国家,对出版伦理的研究根植于传播和传媒伦理学。其传媒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约20年后,西方传媒伦理研究逐步进入繁荣期。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传媒伦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有一批著名的传媒学、新闻传播学者及组织团体对传媒理论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传媒理论教材和理论专著[1~3],而且不少大学开设了传媒伦理相关课程,对相关学生进行专业的伦理教育。在亚洲范围,日本及韩国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表现得更为积极。从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出版学研究文献可看出,日本学者们对出版与出版业面临的伦理价值冲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见解[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1997年英国的一个医学期刊编辑小组建立了一个关于出版伦理的组织,后发展成为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该组织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及出版规则的伦理事件,其主要目标是探讨和寻找处理这些问题的实用方法和良好对策,尝试制定科学出版伦理方面的规范指南,为编辑、出版商等出版伦理相关参与者提供行为和流程指导。该组织不仅向其成员单位提供认识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培训和帮助、远程教育课件,还定期和组织成员召开电话会议,为处理复杂案例提供咨询,并定期出版相关内容的电子刊物;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作为出版伦理失范事件的仲裁者[5]。该组织截止2015年11月,成员总数已经超过9000名,遍布全球,涉及所有学术领域。国际上几家大的出版集团,如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Francis,PalgraveMacmillan和WoltersKluwer等均为其会员。2.国内范围。自1990年以来,学术失范现象在中国逐渐显露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据此,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研究也应运而生。根据中国知网可查数据显示,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最早研究为1993年雷鸣撰写的《论市场经济与出版伦理》[6],他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提出了商品作为出版物的内在属性须遵循出版伦理才能实现出版物商品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理论。随后,相关关注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有关学术出版伦理的研究论文多达两三百篇,而《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大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媒体,自2000年至2014年也分别累计刊发了130余篇和200余篇相关的评论报道,并带动了全国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7]。在出版伦理体系建设方面,谢文亮[8]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未得到重视,虽然中国科协•42•早在2007年就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约。在个人研究方面,胡虹霞对我国出版伦理的定义、研究现状、兴起原因、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出版伦理研究的推进方向。宋官龙[9]分析总结当下存在的作者违背出版伦理现象的类型,结合实例分析原因,并从行业管理和编辑过程的角度提出的应对措施。徐海丽[10]采用文献法与逻辑推理法,阐述国际新型学术不端案例及现状,分析了国际期刊及相关机构对学术不端的预防措施,并从编辑角度提出了建议。姚青群[11]提出数字化发展、行业体制改革、服务意识转变和社会转型等因素是导致当前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并从行业自律和他律等方面对如何解决出版伦理困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及建议。

三、出版伦理的内涵

统计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出版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辑人员识别失范现象和防范处理的应对方案上,这类研究或多或少的将出版伦理与学术不端划了等号,因此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难免呈现单调、片面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对于出版伦理还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因此,若单从字面理解,“出版伦理”可为“出版”与“伦理”的融合。即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各主体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出版伦理约束的主体应该是参与出版活动各环节的人员及团体,其约束的内容不仅包括行为原则,还应该包括道德规范,甚至是更高远的价值追求[12]。具体来说,对于主编,出版伦理主要涉及促使期刊完成承担社会责任并积极应对不良诱惑,其中包括明确办刊理念、办刊宗旨,积极开展的栏目策划、学术创新等活动等;对于编辑,主要涉及与作者围绕编辑出版工作进行双向沟通时应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守则,编辑过程中应严谨编校过程的编辑伦理;对于作者,主要涉及在学术论文创作过程中应持有原创观念并做好利益申明,自觉摒弃学术不端等行为,执行作品编著伦理;对于审读者,主要涉及在论文审理时应客观、公正,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利益考量,准学术性至上,同时注重保证审稿质量。对于出版团体,主要涉及单位内部的印刷复制伦理、出版伦理、发行与营销伦理及版权贸易伦理。对于读者和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前出版工作参与者,还可能涉及到阅读伦理。

四、出版伦理的建设思路与途径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出版伦理失范,特别是学术不端均表示零容忍,并已积极采取各种预防及惩处措施。2019年8月5日由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要将着力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作为我国科技期刊建设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意见》明确指出应“加强和完善期刊三审三校、匿名审稿等内容生产把关机制,建立论文作者及期刊从业人员诚信体系,完善学术不端行为预警查处机制,筑牢学术诚信和出版伦理底线。”因此,结合前文分析结果,对于起步较晚,建设需求急迫的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可从以下6个方面进行跟进。1.加强宣传与教育。(1)中国学术出版行业应意识到我国与国际出版伦理研究进程的差别,大力推动出版伦理作为基础学科的研究、宣传与教育。使出版参与者有出版伦理的概念,形成规范出版伦理行为意识,进而了解出版伦理内容,形成主动的研究行为,得到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的研究成果。(2)各出版单位不应理想地推断人人都懂得并执行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而需有意识地对内加强、对外传播。可制定相应的出版伦理行为约束声明,并向出版活动参与者公开告知。2.壮大研究团队。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支具有一定人员数量和学术水平的研究团队,研究人员大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缺乏深度沟通整合,更缺少深入的学术争鸣。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可从以下两方面改进。(1)号召学术期刊工作者积极参加全球范围内的出版伦理学会及研讨会,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伦理研究交流,学习成熟的思想理念与应对策略。例如积极主动与世界出版伦理先进组织国际管理与技术编辑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ofManagingandTechnicalEditors,ISMTE)、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美国化学会(A-mericanChemicalSociety,ACS)、科学编辑委员会(CouncilofScienceEditors,CSE)接轨,参与相关学术会议,如世界科研诚信大会(WorldCongressonResearchIntegrity),善用各种公共平台学习出版伦理的维护手段及应对策略[13]。(2)在国内,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建立中国学术期刊自己的学术伦理研究、监督、培训机构。3.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相较于国外出版伦理的研究进程,国内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属于初级阶段且未成系统,已有的研究成果缺少学科的连贯性和系统性。与传媒伦理、新闻伦理等研究做横向对比,出版伦理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建议对于研究内容,不应只看到学术不端现象、不应只强调在投稿、初审时可能遇到哪些情况,发现后应该如何处理,更应构建是什么、为什么、针对谁、怎么办、怎么办好、怎么评价、与其他文化产业关系的完整性理论体系。4.完善相关政策。(1)健全学术评价机制,加快改革期刊评估改革,推动中外学术期刊同质等效分析常见的作者一稿多投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某些编辑部的稿件处理周期长、反馈不及时,导致作者以为已被拒稿或无心等待,从而转投他刊,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现有“唯著名文献检索平台收录”“以刊评文”的论文评价机制导致的。结合工作经验,很大一部分学术论文的发表有着非常浓厚的功利色彩,作者或有科研成果要求、或有职称评定要求,因此在投稿过程中具有“就高、求快”的心理。在投稿初期,作者通常会向意向期刊中评价指数较高的刊物投稿,而这类刊物因为来稿较多,故处理周期较长,少则6~8个月,多则1年。若作者在等待这类期刊审稿结果的同时,将稿件投向其他评价指数相对较低的刊物并提前收到录用通知,一旦首投期刊向作者表明录用意向,即使首投刊物的录用时间及录用条件更加严格,作者通常也仍然会选择前者,并向后者提出撤稿要求。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对于弱势期刊的编辑、出版单位及意向投稿者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不仅助长了以刊评文的不健康评价机制,而且会使期刊水平失衡现象呈现马太效应。因此,加快期刊评价改革,推动中外学术期刊同质等效、早日去期刊特殊化对于优化出版伦理落实具有特殊意义。(2)严格监管制度,加大出版伦理失范行为的打击力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论文出版中存在不少、花钱买论文的现象,其服务提供方或以个人受理的形式,或采用假称取得期刊的收稿权的非法收稿的形式,或伪造成期刊官方投稿系统收取稿件再以审稿不通过为由推送给其他利益相关期刊的形式进行盈利。以上行为不仅给作者的人身及经济利益带来了损失,严重影响了期刊的正常运营,造成稿件与作者流失,也对我国学术环境及期刊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结合作者工作经验发现,这类事件的维权通常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有时无法联系到侵权者,有时即使联系上了侵权方,对方也是采取不回复或消极应对的处理方式。因此,需借助国家和行业层面力量断绝非官方渠道的收稿行为,如出台相关政策严格网站经营范围;加强网警巡逻;对于收到投诉的非法收稿的网站或邮箱,一经确认立即封禁,及时止损。5.建立出版伦理档案。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编辑部可采用在线投稿系统、鼓励并逐步要求作者提供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pen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ORCID)建立个人学术身份档案,以此清晰认定作者身份,并将研究人员与他们所有的研究活动信息(包括出版物、数据集、与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以及资金支持等)相关联,进而改善信息流、形成个人学术档案。由于ORCID日益增强的互操作性和得以跨越不同研究信息平台自动同步更新的相关信息,出版工作者可以借用它了解身份识别码指向者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行为,从而采取相应的编辑加工方式、细化筛选过程,防止发表那些可能不符合出版伦理的论文。其次,借用ORCID指向的唯一性,一旦发现出版参与者伦理失范行为出现,可在行业组织内公开通报批评[14],从而对那些意图违反出版伦理的出版相关者起到一定警示作用,达到约束效果。6.提高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出版行业从业者作为出版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其学术水平、为人处事能力、道德水准均会对出版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注重提升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实现在出版前对出版的动机审查;在出版过程中建立责任心强、专业过硬的期刊人才队伍对出版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监督;在出版后对出版行为和出版效果评价的全程跟踪机制。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高校医学期刊;编辑;研究生;学术能力;策略

“双一流”建设是政府与高校共同推进的一项大工程,在该战略背景下,医学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几乎所有医学院校均将在专业领域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著作为研究生学位授予的基本条件之一[1]。在很多医学院校,甚至成为研究生奖学金及各类优秀评定的主要指标,这使得研究生作者的投稿比例越来越高。笔者对温州医科大学所属的《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温州医科大学学报》《肝胆胰外科杂志》等期刊近年来研究生作者的论文数量进行大致统计,发现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均占了较大比例。但是在编辑工作实践中,笔者发现研究生作者群由于缺乏科研和论文写作经验,与其他作者群相比,稿件中总是存在各种问题。一直以来,充足、优质的稿源是高校医学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期刊拥有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但近年来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国内的大量优质稿源外流。面对此种现状,高校医学期刊如何在“双一流”建设中通过相应的对策培养优秀作者群,拓宽稿源值得我们编辑深思。为此,笔者对《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研究生作者稿件中存在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提升研究生学术能力的一系列策略,以期培养研究生作者群,增加优质研究生稿源,达到研究生作者群和期刊共发展的双赢效果。

1研究生作者稿件中的常见问题

1.1写作欠规范。医学研究生由于初涉科学研究或者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较短,论文写作经验不足,甚至不知道医学学术论文该如何写,所以稿件常存在写作不规范,可读性差的问题。笔者对杂志近两年来的研究生来稿进行分析后,发现写作方面欠规范主要包括:论文题目不准确,表述累赘,未能概括全文;单位和作者署名随意,中英文表述不对应;中英文摘要不够简练,未能体现全文的主要内容,甚至出现摘要内容和论文内容不符现象;前言内容阐述条理不清,写一大堆概念性内容,而未能阐述研究背景;研究方法表述不清,读者无法重复研究;医学专业术语混用,量和单位使用混乱,图表和公式使用不规范;文内语言表达不规范,语句不通顺;参考文献著录信息错误,著录项目不全,引用的文献无代表性等。1.2科学性不够。稿件的作者只有大量地查阅相关资料,认真地研究、分析数据,并认真地在科学实验研究中进行探究,以最充分、最真实有力的实验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才能保证稿件的科学性[2]。显然很多初涉科研的研究生做不到以上要求,对相关研究领域的背景和研究进展情况不了解,常出现选择的实验方法不科学,得到的实验数据不准确,投到编辑部的稿件逻辑结构不清晰,论述缺乏依据,结论与结果混淆或者结论只是简单重复结果的内容,未能与其他研究结果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无说服力等问题,导致论文的科学性不够。1.3存在学术失信行为。医学研究生的培养过程除了进行医学研究,完成论文答辩外,大部分时间需在医院各科室轮转,完成临床实习,这使得他们能用于研究的时间较非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少,再加上医学研究过程中往往受样本例数、对象依存性、偏倚及其他不可控性因素的影响,耗时耗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于是部分医学研究生便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伪造、篡改实验数据甚至直接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以求顺利,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3]。彭志红等[4]以不记名的方式对医学研究生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6%的研究生承认在实验中为与预期研究设计一致,曾不同程度地修改数据,编造结果,违背了学术诚信。此外一稿多投也是医学研究生学术失信的主要表现之一。医学研究耗时长,完成课题时,往往已临近毕业,为及早知道审稿结果,尽快,有些研究生便会选择一稿多投[5]。1.4存在医学伦理问题。医学期刊涉及的是人或动物的生命健康,刊发的大部分稿件是关于人或者动物的医学研究,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医学伦理道德问题[6]。林加西[7]对我国777篇医学动物实验论文的伦理规范情况调查显示,我国医学期刊论文中大多数作者的伦理意识不强,仅10.55%的论文写明经伦理审查并同意开展,2.96%的论文注明遵守实验动物管理条件、饲养及实验过程,1.8%的论文注明伦理学审查编号。笔者在编辑工作中发现,医学研究生因研究经验不足,尚未真正参加临床工作,缺乏伦理意识,与其他作者相比,研究生的稿件存在更多的医学伦理问题。

2编辑提升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思考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医学期刊肩负着传播最新的学术信息和科技成果,并发现和培养高校人才,培育新学科的社会使命,因高校医学期刊的一些编辑属于“学者型编辑”,平时身兼教职,在期刊所属的高校开设有专业课程,编辑还具有与教师相同的传道授业解惑和育人等工作性质[8]。同时期刊编辑的编辑实践工作决定了他们对医学相关专业的知识有更全面的把握;对研究生稿件中存在的问题及特征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使得编辑能为研究生的课题研究和学术论文写作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和指导,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这是其他行业人员所不具有的条件优势。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研究院所在绩效评定、科研、教学、职称等方面的考核时唯SCI收录期刊为重,对国内中文期刊的考核则相对弱化,导致大量的优质稿源流向国外重要检索机构的源期刊。而部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有限,写作的学术论文往往达不到SCI收录期刊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国内的学术期刊成了研究生的重要园地[9],尤其是医学学术期刊,稿源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研究生作者[10]。尽管医学研究生写作的论文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思维敏捷,能吃苦耐劳,埋头于实验室和科研一线,科研过程亲力亲为,所做的科研大多是导师的重大科研项目,在导师团队的指导下,不乏涌现一些新发现、新思想和新成果[8],基于这些科研成果的研究生论文可以成为高校期刊优质稿件的重要来源,最终可以丰富期刊的稿源,提升期刊的质量。

3提升学术能力的策略

3.1开展医学论文写作指导。当前,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研究生培养期间开设了医学论文写作课程,但医学论文写作课程设置不合理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得任课老师对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不足[10],从而导致医学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出现各种问题。医学期刊编辑的编辑实践工作使其对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针对以上研究生论文写作欠规范问题,编辑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论文写作指导。如资深编辑专门针对新入学的研究生开设医学论文写作课程,讲解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并可结合编辑工作中的来稿写作案例展开分析。必要时可以将编辑的学习资料如编辑出版规范、编辑常用标准甚至编辑的继续教育学习资料进行整理后,上传投稿系统的投稿指南供有需要的研究生作者下载学习。3.2进行针对性的稿件退修。稿件退修是医学期刊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研究生论文质量的最直接方法[11],如一项针对医学研究生的调查显示,81.3%的研究生认为期刊编辑对论文做了很多指导,90.1%的研究生认为期刊编辑的退修意见对论文的修改很有意义[10]。研究生因为缺乏科研和论文写作的经验,稿件中需要修改的内容往往较其他作者多,编辑要在认真研读专家审稿意见的基础上,准确、具体、有针对性地提出研究生稿件中存在的学术内容、结构和文字表述上的问题,使研究生修改稿件时有的放矢,目的明确[11]。编辑修改研究生稿件时建议以修订加批注形式,其中的修订痕迹和批注说明可以让研究生清晰看出编辑已修改之处和需作者修改之处,提高退修效率的同时,让研究生掌握论文的修改方法。此外,编辑可以灵活改变稿件的退修方式,如有编辑针对常住校内的研究生作者采取面对面退修稿件的方式,不仅有助于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创新能力,帮助研究生学习论文标准和编辑规范,而且促进了编辑与研究生作者的情感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研究生对科研和论文写作的热情[12]。3.3进行学术诚信建设。医学研究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群体,是医学创新发展的主力军。面对医学研究生稿件中出现的学术不端现象,作为学术质量守门人的学术期刊编辑,在抵制学术不端,坚守学术诚信方面有着特殊的使命。对研究生的投稿,采用作者贡献声明、潜在利益冲突声明等学术诚信控制机制,以提高对稿件学术诚信情况检验的能力[13]。对录用的研究生稿件,刊出前实行责任编辑学术诚信负责制[3],如在编辑修改过程中主动指导研究生正确标引参考文献,不可过多引用推导公式、文字或图表,宜直接引用结果,同时核查稿件的原始数据和图片;如有疑问无法确认,务必联系作者,要求提供证明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杜绝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对于修回的稿件,如内容改动较大时,重新进行,防止退修过程中因引用内容不当出现新的学术不端行为。3.4提高医学伦理意识。针对医学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的伦理意识缺乏问题,编辑在对以人为对象的稿件进行医学伦理审查时,应跟研究生一一确认以下内容:受试者是否充分知情并了解研究中的内容,并在了解相关内容后仍自愿参与研究;受试者是否被告知可能潜在的风险,并在了解相关内容后仍自愿参与研究;受试者的相关情况及隐私是否被严格保密;开展研究前是否经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等[6]。编辑在对以动物为对象的稿件进行医学伦理审查时,应跟研究生一一确认以下内容:是否遵守实验动物管理条件;饲养环境是否合理;实验过程是否遵守“3R原则”;动物处死方式是否合适;开展研究前是否经过动物伦理审查并同意等。以上确认流程可以使研究生提高科研中的医学伦理意识,形成伦理审查的惯性思维。3.5建立研究生作者微信群。学术期刊作为科学研究成果展示和交流的载体,可以为研究生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14]。在“互联网+”时代,期刊编辑可以利用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投审稿系统等新媒体技术为研究生作者提供其与审稿专家、编辑之间学术交流的平台。由于微信在沟通方面比其他新媒体更方便、快捷,编辑可以根据期刊来稿情况建立该年度来稿的研究生作者微信群,在这个微信群里,作者可以就投稿、审稿、退修、校对中的问题向编辑或其他作者咨询。编辑在群里第一时间样刊,让研究生们优先阅读转发,同时在群里定期推送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信息,并就稿件修改中的注意事项进行提醒,增加编辑与研究生作者之间的互动学习。3.6适时开辟研究生栏目。高校医学期刊的栏目一般是根据其办刊宗旨和方针来决定的,还可以根据所属高校学科发展、期刊发展、来稿情况等因素开辟新栏目。近年来,研究生作者稿件逐渐增多,在有些高校医学期刊甚至占了大半的比例。我们可以根据研究生作者群的医学论文特点,集中规划,专题评审,适时增设研究生栏目,让研究生作者投稿有地,目标明确。比如《中华中医药杂志》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仁心雕龙专刊,赢得了广大研究生的一致好评,提高了研究生科研论文写作的积极性,促进了写作能力的提高[15]。这次的投稿和发表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将来走上工作岗位的研究生更乐意将优质稿件继续投向母校的期刊,从而成为期刊的稳定作者群。

4结束语

在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既是医学未来科研工作的主力军,也是医学期刊重要的作者群之一。针对医学研究生稿件中存在的写作欠规范,科学性不够,学术失信行为和医学伦理问题等常见问题,高校医学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开展医学论文写作指导,进行稿件退修的针对性指导和学术诚信建设,建立研究生作者微信群并适时开辟研究生栏目等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积极培养研究生作者群,拓宽期刊优质稿源,最终达到研究生作者群和期刊共发展的双赢效果。

参考文献: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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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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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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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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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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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

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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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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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性行为”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性行为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性行为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性行为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性行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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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性行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性行为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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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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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

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

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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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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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

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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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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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4

1学术存疑的定义与分类

学术存疑是指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论文在学术有效性上受到质疑但不能证实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类特殊情况。根据其性质或来源,最终可区分归入潜在的学术不端(怀疑但证据不足)、诚实错误、学术争议或观点错误和研究质量低劣等问题。

1.1潜在的学术不端

从国内外各种指南规范等看,学术不端的定义至今没有完全统一,但其共同特征在于这类问题是作者带有明显意图的行为所致。根据美国科学编辑理事会(CSE)、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和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英国制药工业协会(theAssociationoftheBritishPharmaceuticalIndustry)、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基金之一惠康基金会(theWellcomeTrust)等规定[7,16],作者“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等故意作为均属于不端。但事实上有些论文是否存在不端行为,往往难以甄别和证实。例如,赵丽莹等[17]提出的部分“灰色不端行为”,作者在基金标注、共同署名上可能有不实或随意标注,科研结果进行切片发表等;或者部分记录丢失无法提供原始数据链[18],作者根据某一标准对部分数据识别为异常并剔除,研究论文表现出支持某理论的明显倾向性等。

1.2诚实错误

绝大多数期刊协会或出版组织在定义不端行为时会特意指出,应当将诚实错误或意见分歧区分出去。其中,诚实错误一般意味着无意过失,ICMJE认为这是“科学与出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类问题多数来源于研究过程或出版过程,可能会导致学术有效性受到质疑,具体包括:数据收集、分类、统计分析错误;漏写某些具体参数或步骤;拼写错误,图片放错位置或作图有误,图片中标记错误,如左右或上下标反等。对于这类问题,在进行核实和处理时,重点在于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影响论文结果和结论,还是影响部分内容,或者甚至导致整体研究完全偏离原先的解释和分析?不同严重程度的问题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1.3学术争议或观点错误

科技期刊是学术交流和争论的重要舞台,负责任的批评和异议是科学得以自我纠正和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石。意见分歧中往往存在学术争议,可能因此发现错误,也可能是一时的误解,属于正常的科学探索过程。科学家创建的理论和实施的实验不可能完美无瑕,他们发表的论文虽然经过了现代同行评审制度的广泛审视和严格评价,但依然可能有错。随着现代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的不断涌现,很多以往的预测或理论被证伪或无效,但这样的学术观点错误不能也不应当简单归入不端行为。如心理学史上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他基于个案研究数据建立的精神分析理论,随着现代心理学在控制实验学和统计学等技术方面的发展和完善,因无法证实其有效性而逐渐淡出现代心理学的主流。

1.4研究质量低劣及其他

有些研究因设计方案缺陷或在实验方法中取样、建模或分析时不够严谨,如样本污染等[19]导致结果或部分结果不可靠或不可重复,或新证据的出现[20]证明当时理论或模型的不准确。惠康基金会对研究质量问题的态度最为宽容,其规定[21]认为,质量糟糕的研究如果没有欺骗意图,则不属于不端行为。如2020年1月印度研究者在预印本平台BioRxiv上声称COVID-19病毒因其独特插入序列而与HIV病毒有着不寻常的相似性,疑为非自然来源,这篇论文在研究设计和分析上质量粗劣,是极不严谨且选择性使用数据的典型案例,最终以作者撤回稿件而结束。但也有对研究质量要求严格的组织,对论文是否披露利益冲突和是否遵守伦理规范有着极其明确标准,其中最为严格的定义由2000年召开的英国生物医学研究不端行为联合协商会议[22]提出,参与者包括医学委员会、行业协会、基金会和工业协会等至少10家英国组织。根据要求,研究者行为只要不符合伦理规范和科学标准,无论有意或无意,都被认为属于不端范畴。总体来说,虽然学术造假的事件发生率有据可查,但对于谬误指控,其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科学探索的过程实质上只能在某一时间段获得某一暂时性真理,创新需要冒险,肯定会犯错。即使是执行同行评审制度的科技期刊,也无法保证出版论文的信息都必然正确,正规出版的期刊论文质量也难免参差不齐。在此基础上,科学家根据不断出现的新知识来批判性地评价之前的各种假设和结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是科学讨论的参与者。

2区分处理的基本原则

作为出版者,期刊的首要任务在于为读者提供准确信息并尽可能保证这些信息能得到正确使用。在区分学术存疑论文的基础上进行区分处理,既有利于鼓励科研人员敢于诚实报道而不害怕被污名化,也可以集中力量让已被证实的学术不端得到认真处理,不会因为打击面大而难以开展工作,有助于学术成果乃至学术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信任。由于科学研究的广度和多样性,目前并不存在单一的公认方法来解决处理学术质疑论文,但国外较多的具有丰富经验的编辑出版组织,如ICMJE和COPE,提供了一些实用性很强的规则框架,有利于国内期刊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具体流程并公开,倒逼作者严格遵守科研规范,减少因原始数据保存不善或研究质量不佳等原因造成的学术存疑现象。论文学术有效性被质疑后,期刊应当先在编辑部内部进行调查。事实上,在现有的学术不端检测手段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一般性的学术造假,如文本抄袭、图片造假或篡改,以及切片式发表等,都可以得到核实。当学术存疑论文事件发展到需要期刊向作者正式发文提出欺诈或造假的怀疑,或向作者单位反映情况要求调查时,往往是比较正式的指控。特别在涉及研究机构后,无论论文作者是否有错,都易导致较大的负面影响或来自作者的反指控,会使期刊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应付出版主业之外的事务,也容易因矛盾激化而难以真正解决问题。必要时,对于无法定论的存疑,期刊应与相关机构进行合作,并关注调查进展,及时跟踪报道。无论最终采用哪种方式处理学术存疑论文,期刊应以如实说明为行动准则,保证读者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在已被提出数据有问题或被证实有误后还不断出现错误引用可视为期刊的失职。

3区分处理的具体措施

根据以上定义和原则,对于学术存疑论文,首先要界定的关键点在于是否确实有问题,是属于缺少详细原始数据情况下的误解还是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学术争议),有无研究本身的质量缺陷。其次,如果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属于不端行为,还是诚实错误?是否存在人为操纵或抄袭等?不能重复是否足以判定学术造假?当某一存疑论文停留在多方联合调查也暂时无法认定造假的阶段时,出版者将这些论文归入学术争议范围更为合适。

3.1方法和流程

对于学术存疑论文中明确存在的问题,科技期刊可根据轻重程度区分处理。国外期刊常见的做法有勘误、更正、撤稿或部分撤稿等,一般在期刊网站的出版规范中有着清晰规定,国内期刊在这方面工作稍有欠缺,但也有典范,如《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为了更好地规范撤稿处理,制定了撤稿流程图并在网站公布[23]。对学术存疑论文进行具体处理时,对于不能证实的不端行为,应谨慎处理,不宜轻易定论为造假,但对于确实存在问题的论文应通过“关注”或“通信”文章对读者进行必要的提醒和情况说明,如有错误应及时更正或撤回。对于无意过失,重点在于终止错误信息的传播,并对论文作者在学术规范上提出严格要求。对于研究质量问题和观点分歧,应鼓励质疑和争论,鼓励学术争鸣,经得起质疑的论文成果才值得尊重;如果观点错误或研究质量低劣导致研究结论不可信,应及时撤回论文的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并提出密切关注;期刊可以通过发表相关论文的评论来提醒读者关注数据的有效性和重复性,也可以通过发表相反结果的论文让读者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对于漏写利益冲突或伦理证明文件,可以通过勘误进行更正,但对于严重利益冲突或不遵守伦理要求以至于影响到论文研究内容和结论,则应归入质量低劣进行相应处理。本文对学术存疑论文的区分处理流程的总结见图1。

3.2实际案例借鉴

国外期刊如《Science》等有时通过“编辑关注(editorialexpressionofconcern)”来提醒读者注意某篇文章介绍的方法或数据可能存在严重问题。《CancerResearch》在撤稿声明中不仅标出被撤稿件的题目和卷期,而且对于争议较大的稿件,明确写出其撤稿原因在于作者无法复制哪些数据,而哪些数据可以继续分析,哪些作者同意撤稿,哪些作者不同意撤稿,哪些作者无法找到。处理时需要把握的界限在于及时、诚实地反映论文现状,明确指出问题在何处,对结果或结论产生何种影响,以便论文成果得到正确对待和利用。国内科技期刊整体影响力相对偏低,因学术疑义被关注或被发现的论文相对偏少,另外可能因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规范体系还不健全,以及社会效益或经济利益等顾虑,对学术存疑进行关注或撤稿的公开声明也少;另一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尤其知名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华医学会等机构主办的期刊在新形势下特别重视和三审等出版前防范措施来把控论文质量,对减少撤稿现象有一定帮助。如笔者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编辑部,有一篇文章在排样时有作者质疑署名资格,提出因第一作者疏忽导致另外某单位的2位科研人员在作者列表中被省略,应予添加,编辑部参考CSE和ICMJE对作者署名资格及增减作者处理流程,请通信作者提供被添加者的具体工作证明和贡献声明、全体作者同意书以及新的版权协议,并获得研究所在单位对署名资格达成一致的认可,最终完成作者补充。此外,也有同行评审专家对论文部分内容提出质疑后,编辑部高度重视,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数据,包括试验品各阶段照片和实验具体记录等,不能提供者则建议撤稿或予以退稿,等获得切实的新内容后重投。对于出版后论文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参照这种区分处理方式,但在处理时需要勘误或进行撤稿等。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5

1.1初审环节的伦理审查

编辑在初审环节可以直接拒绝存在伦理问题的稿件,这其实对审稿专家和作者均有好处。这样不仅能减轻审稿专家的工作量,还能为作者节省时间,无论他们是转投他刊或根据退稿意见修改论文。一些高质量期刊,大约30%的新来稿会在初审时直接被退稿,不需要送外审[7]。尽管退稿是合理的,但编辑不能因为作者单位级别低或涉及利益冲突就直接拒稿,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篇稿件。编辑要根据自己的医学背景和专业作出判断,在退稿时给作者提供科学而严谨的退稿理由。对有明显学术不端问题的稿件应该坚决拒稿,但对有疑问或者不确定的稿件,则不能轻易退稿,可以让作者给出相应的补充或说明,再送审专家给出更专业的意见,或提交定稿会讨论后再做决定。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ofMedicalJournalEditors,ICMJE)于1979年首次正式发表《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这逐渐成为全球生物医学领域内研究人员、论文作者、审稿专家和期刊编辑共同遵循的规范,其内容包括“研究实施和报告的伦理道德问题”[8]。医学期刊稿约中应参照《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制定作者向期刊投稿的标准。参考国际同行的做法,结合我国医学期刊的实际,本刊的稿约除了对论文格式和征稿范围等要求外,2005年加入伦理方面的内容[9]:当论文的主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时,作者应说明其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负责人体试验的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提供该委员会的批准文件及受试对象或其亲属的知情同意书。当论文的主体是以动物为研究对象时,作者应说明其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负责动物实验的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提供该委员会的批准文件(批准文号著录于论文中)及动物实验伦理审查表等内容。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投稿前作者需要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和患者的知情同意[10]。稿约能督促作者在开展研究或投稿前意识到伦理学的必要性。编辑严格审核作者是否对相关伦理学作出准确而完整的描述,并审核其是否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本刊在约稿这一环节也遵循相关伦理规则。本刊编辑根据征稿要求、每期重点专栏,在向国内外本领域学术影响力高的专家教授约稿过程中,有些专家会推荐他的学生、同事或朋友的稿件,其中有的稿件学术水平一般,甚至还不如自由来稿的质量。编辑在初审的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工作对象是稿件,应遵循内容为王、质量第一的原则,不能对稿件区别对待。从源头上杜绝人情稿、关系稿的出现,这对提高期刊的质量有重要意义。

1.2外审环节的伦理审查

在外审环节,同行评议前、中、后均可能涉及伦理问题。其中,同行评议前常见的是作者、审稿专家、编辑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作者在给本刊投稿时,需填写并上传“作者利益冲突公开声明”,说明在整个研究期间(从论文设计/构思、试验至成文、投稿),作者或所在机构和提供支持的实体之间的关系,有无基金资助或非经济资助;作者和所涉及的内容(投稿前2年内)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以及与稿件相关的非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编辑可大致了解稿件是否涉及利益冲突。本刊从2008年起一直采用双盲审稿,遵守保密原则。审稿专家和作者互相不知道对方的信息,以确保公平性,避免审稿专家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同时也保护审稿专家的权益。编辑在送审稿件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以下几点原则:严格按照稿件的内容和专家的专业选择审稿人;不能选择与作者为同一单位的专家和署名作者作为审稿人;编辑与作者若有利益冲突,应回避处理该稿件。编辑要确保同行评议的公平公正,不能干涉专家审稿。本刊曾收到一篇稿件,作者主动推荐了同行评议专家,专家的研究方向与其文章的内容刚好匹配,且推荐的专家是该领域的知名教授。但经编辑部核实,这位专家是作者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专家可能会直接录用作者的文章。因涉及利益冲突,故编辑未接受作者的建议。本刊编辑部还曾发生一起审稿专家变成作者的案例。有一篇稿件送审给审稿专家,审稿意见是修改后再审。编辑将修改意见返给作者,作者对文章做出修改后提交,编辑发现之前的审稿专家变成了作者之一。编辑向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询问原因,均回复因为审稿专家参与了稿件的修改。经过充分沟通,编辑了解到这位审稿专家没有通过编辑部而是私下与作者联系,这是审稿专家利用职务之便做出的违背出版伦理的行为,故该文作退稿处理。

1.3修稿环节中的伦理审查

编辑应及时处理专家审回和作者修回的稿件,以缩短作者等待的时间。如果文章发表周期较长,可能会出现作者一稿多投的情况。缩短发表时滞,能够提高论文的时效性。若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缺乏相应的规范指导或没有按照规范执行,编辑在稿件修改过程中应对伦理进行严格审查。如果相关的临床实践得到适当的规范,并且在文中提供准确而全面的信息,优化文章的内容,使得医学研究成果发表带来益处的同时又防止伦理问题的发生,从而达到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本刊曾收到一篇关于动物实验研究的文章,编辑发现文中裸鼠负荷成瘤实验的肿瘤体积过大。根据《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国家标准,动物实验应遵循3R原则,即实验动物的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原则,应尽量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尽量减低非人道方法的使用频率及危害程度。过大的肿瘤可能导致实验动物不必要的痛苦,该研究违反了实验动物福利原则,因此对该文作退稿处理。

2医学出版伦理审查的重点内容

2.1署名资格

ICMJE规定:必须对研究确实做出过实质性贡献的学者才有资格署名[11]。借鉴国际惯例,作者在给本刊投稿时,需填写并上传《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作者贡献声明》,其中明确规定作者应同时符合以下4项条件才能署名:1)参与论文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分析与解释;2)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3)能按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对学术问题进行解答,并最终同意;4)除了负责本人的研究贡献外,同意对研究工作各方面的诚信问题负责。编辑在对作者署名资格审查过程中,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特别是作者及作者单位与临床研究的匹配度。本刊曾收到一篇关于男性乳腺癌的临床研究,该文描述近2年收集男性乳腺癌患者20例。因男性乳腺癌为相对罕见疾病,发病率约占乳腺癌患者1%。作者所在单位为地方二级医院,男性乳腺癌发病率为何如此之高?编辑对该稿件积极展开调查,作者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也无法提供病历、病理报告等原始凭证。该稿件被怀疑为学术不端,故初审对其作退稿处理。本刊还曾收到一篇基础研究的稿件,文章思路创新,设计严谨合理,实验数据可靠,论文书写规范,审稿意见是录用。该文的第一作者是某医院的一名护士,编辑要求她说明对文章的具体贡献,而第一作者仅参与收集资料和科研管理,按《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作者贡献声明》的规定不宜将其列为作者,更不适合作为第一作者,故判断该稿件属于不当署名的情况。

2.2临床实验研究对象

当临床实验研究对象是人的时候,必须征得受试者知情和自愿同意。编辑可将知情同意书提交给审稿专家,审稿专家可能提出更专业、更合理的意见。但当临床实验对象涉及胎儿、儿童及认知障碍的弱势群体时,编辑需确认研究是否征得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及他们是否完全理解研究的风险与获益,应极力维护受试者的利益。本刊曾收到一篇关于吡咯替尼治疗老年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临床效果的文章,作者将患者随机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使用不同的药物进行靶向治疗。作者在文中注明“所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因患者均是60~80岁老年女性,编辑在处理稿件时,主动要求作者提供知情同意书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经过仔细审核资料和与作者沟通发现,部分患者因年龄偏大、认知能力有限,在参加治疗前,并没有充分理解研究目的、方法、意义、预期的效果,以及可能的利益及风险。作者为了尽快完成研究,也没有及时和家属充分沟通。该研究虽然每位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但实际上部分老年患者并不是在完全知情后,自主、自愿、理性地作出负责任的承诺,故对该文作退稿处理。当回顾性研究使用已收集的样本或数据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作者需要与患者确认是否获得病例资料发表的许可。编辑要对稿件中有关病史的文字描述及图片资料严格审查。稿件不能包含暴露患者身份的内容,如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病历号、工作单位、家庭地址等信息。文中的人像照片应遮盖可识别的部分,如面部、眼球等[12]。本刊曾收到一篇临床研究的稿件,文中包括患者生化检验和影像学报告的图片,图片中出现患者的个人信息及医生的姓名、工号、科室等相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同时,医生的隐私也应得到保护。编辑在确认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和与作者沟通后,通过裁剪图片、局部模糊处理,将上述内容删除,从而同时保护了患者和医生的隐私。

2.3临床试验方法

稿件内容涉及人体实验时,要审查相关医学临床试验手段的选用是否具有崇高的目的、是否符合严肃的道德要求,是否注意尊重人权。所采取的临床实验手段要符合实验对照原则[13]。这一原则要求临床实验的设计必须符合普遍的科学原理,并且采用正规科学的实验手段。在实验对照原则的指导下,分组实验要随机化,要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实验组和对照组要有齐同性、可比性,要有足够的样本。尤其是在使用安慰剂时,要遵循“医学发展的需要和患者利益相一致”的原则,防止发生危险或带来不良后果,甚至耽误治疗时机。采用“双盲法”时,应当告知受试者什么信息将对他保密,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法,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提供相关信息,以减轻受试者的心理压力和心理负担。本刊的来稿中经常会出现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但大部分作者都对随机分组的方法笼统地一笔带过,仅在文中描述为“将XX随机分为XX组”。编辑应要求作者补充具体的随机分组方法,如随机数字表法、抽签法等,或审核其提供的原始数据和资料,以保证试验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比性。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如果某种疾病存在标准有效的治疗方案,要特别注意对照组或空白组是否接受了有效的治疗。本刊曾收到一篇关于甲状腺手术的临床研究文章,因收集患者的例数偏少,编辑向作者询问纳入及排除标准,原来作者是从50例患者中挑选了20例患者进行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作者随意选取实验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偏倚,违背了伦理科学性原则,也不符合维护受试者利益的伦理原则,本刊最终给予退稿处理。

2.4辅助文件的真实性

本刊编辑对论文的相关伦理问题进行审查时,要求作者提供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文件的复印件和知情同意书等相关材料,若有疑问还可要求作者提供更多的支撑材料。编辑要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重点审查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文字表述上。论文伦理审核不能应付了事,辅助文件资料的规范程度应作为评判稿件是否录用的必要指标。不管是前瞻性研究还是回顾性研究,编辑都要审查知情同意书和伦理委员会批准文件的真实性。对于动物实验,编辑还要对动物来源、饲养资质、实施条件、操作规程、动物饲养的批准文号等进行审查,并要求在伦理学表述中给出审批文号。本刊曾收到一篇稿件,作者称该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豁免。编辑与作者沟通后了解到,作者在开展研究前,劝导受试者统一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捐献的生物样本及相关信息可用于所有医学研究。然后作者选取上述部分样本并确定研究方案后,再向医院伦理委员会申请该研究免除签署知情同意书。这样做其实是诱导受试者并对其隐瞒研究信息,并侵害生物样本捐献者的利益。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活动互利原则伦理学

一、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的提出及意义

互利是一个伦理含义及其丰富的概念,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的伦理基石,它规定和制约着经济活动的伦理范畴,决定和影响着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中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互利是经济活动的本质要求,互利原则是集体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作用。大力倡导互利原则是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外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互利原则伦理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学者从20世纪末才开始关注互利原则这一问题,而且研究的层面也比较浅。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互利原则是指在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过程中,经营主体从交易中获得好处。伦理互利原则是指各经营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正当手段去追求自己合理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利益,使之均能受惠获益达到公正和谐,互促共进的目的。既如此,互利原则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原则是符合时展要求的,是解决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的理论,无疑,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研究互利原则有助于提高经济管理理论水平;从互利原则这一视角把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揭示经济的发展趋势,将丰富、发展、完善经济理论;在继承、超越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经济理论,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从而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与发展。

现实意义:经济的巨大发展是互利原则产生的决定因素;互利原则的发展是与当代经济活动的发展同步发展的,经济活动主体对互利原则认识的趋同过程,也是互利原则潜在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互利原则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杠杆作用将越来越大,地位将越来越高;互利原则将最终成为经济活动主体自觉遵循的伦理原则。

二、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国内外研究现状

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物质财富,同时,由于人类价值观的偏离而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沦丧,人们自私自利,人性堕落异化等问题。在反思中,人类开始重新审视固有的价值观,并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构建新价值体系。从伦理学角度去研究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却似乎为人们所忽视,相关论文并不多见,更无专著问世。而笔者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它将挟带着一股巨大的文化冲击波,冲击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

西方国家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早已涉足与研究经济领域的互利原则问题。哲学家孟德斯鸠认识到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要以相互的需要为基础,相互依存,平等互利,因而带来了和平;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都凸现了一个鲜明的伦理主题——互利,他们认为只要从事贸易活动,各贸易主体就能够做到绝对互利和相对互利。我国对互利主义原则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相关著作主要有,唐凯麟的《伦理学教程》,李欣欣的《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策》,何怀宏的《底线伦理》等。相关论文有,欧阳超的《试论互利主义》等。

以上这些论著和论文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宏观角度看,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是从经济的宏观层面来提倡互利原则,研究互利原则的经济伦理理论较少,仅有欧阳超的《试论互利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互利原则理论的专门研究。西方学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互利原则理论观点,如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等。这些互利原则理论观点都是互利原则理论的表现模式之一,但尚不能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

从微观层面上看,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互利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道德基础的理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都没有从伦理学角度来研究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在经济活动中为互利原则提供理论论证。在界定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方面,现有的研究不全面。在对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方面,很少有学者从互利主义原则的内容、伦理内涵、实现等全面系统地论述,而且忽视了在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中应注意的问题。

三、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创新

从以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活动互利原则。在经济活动中,以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及集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界定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角度论述互利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领域对互利原则进行现实思考,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并指出在构建市场经济新价值体系中要注意的问题。

纵观现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经济活动互利原则。力图在前人已经研究的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前人没有研究的方面,努力实现创新。

参考文献:

[1]路淑英:神话的启示—人本主义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徐立敏,刘传志:人本主义牵手“两课”教学.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01)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邓建兴: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2

[5]郭为禄:走向市场经济的人与道德[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6]徐大建:企业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7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Abstract】Synthesizesthemedicinepatternalongwiththebiomedicinepatterntothe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theevolution,themedicalserviceiscontradictorygraduallyby“thetechnology”to“theservice”thetransformation,manynewmedicineethicsquestionarisesatthehistoricmoment,medicineethicsmoreandmorereceivesthevariouscountries’medicineeducationalcirclestheattention.

【Keywords】Medicineethics;Education;Presentsituation;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8

一、同行评议原则

这是针对学术期刊的审稿程序。从审稿程序看,我国出版制度明文规定了三审制,其中,对学术期刊至关重要的是要遵循同行评议原则。同行评议制度源于英国,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学位论文、课题的立项结项、学术奖励等,成为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遴选论文、保证并提高学术质量的重要途径,国际上通常将是否同行评议作为学术期刊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尽管同行评议制存在着少数学者滥用权威,存在裙带关系、专业嫉妒、个人偏见和利益冲突等破坏性影响,但它仍然不失为最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人们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成果的质量声明。[8]在我国的科技期刊中,同行评议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在人文社科期刊中,遵循同行评议原则的情况不尽如人意。遵循同行评议原则依靠审稿专家,但并不意味着由审稿专家主导审稿,外审专家只能提供参考意见,不能取舍稿件。这是因为,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是一种主从关系:编辑审稿具有主体性,编辑是职业审稿人角色,是专家审稿人的选择者,是稿件刊用与否的决定者;专家审稿只具有从属性,审稿专家是编外审稿人角色,被动地接受所审稿件,主要对稿件内容作学术评价,没有稿件刊用权,只有有限的稿件否决权。[9]编辑审稿和专家审稿的不同职业角色、作用和任务决定了编辑必须主导审稿的全过程。主导审稿是编辑的职责,编辑应提高专业学识水平,消除过分依赖专家的心理,发挥主体作用,主导稿件评审的全过程,否则,把稿件刊用的决定权完全托付给外审专家,自己反倒成了边缘人,忘记了编辑在审稿中的主体地位,放弃了一名编辑应该承担的义务,有违编辑的职责,无益于学术期刊的审稿工作。[10]基于编辑主导的同行评议制度,才能双剑合壁,最大程度地发挥审稿的作用,只有这样,编辑才能把握审稿工作的主动权。

二、公正性原则

这是针对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前文提到的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兼容并包原则和客观性原则,都是事关审稿评价的公正问题,这几个原则名称虽然不同,但体现的都是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因而,本文在审稿者的道德态度这一视角下,将其统称为公正性原则。因为要评价公正就必须做到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拒绝偏见,兼容并包,尽最大努力客观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客观理性。审稿者要秉持理性的态度,一切从文稿的内容出发,不先入为主,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拒绝主观偏见等不公正行为,避免根据自己的好恶偏执来筛选和判定文稿,力求客观公正、审慎负责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人人平等。在稿件评审时,不因国籍、民族、信仰、性别、年龄以及所属机构而歧视作者,认文不认人,对作者一视同仁,不故意抬高或压低特定的作者。邹韬奋曾经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11]唯质是从,人人平等,审稿人要坚持审稿的独立性,不因领导、权威和亲友的干涉而降低学术标准。公正意味着兼容并包。西方哲言有云: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学术期刊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有门派之别,无门户之见,对不合己意的标新立异之说不轻易否定,不搞学术垄断,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据,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给予肯定,以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学术创新。当然,兼容并包只能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包括导向有问题的稿件,也不包括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

三、导向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内容———政治导向和学术伦理导向问题。用政治性或思想性来概括这一原则,似乎不大准确,因为无法涵盖学术伦理导向。政治导向是否正确是审稿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各种伪科学。审稿时要注意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民族尊严问题、涉外问题、历史与宗教问题、涉及国家和军队的机密以及引用和报道秘密资料和科研成果问题、地图边界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和讲话引用问题、其他政治问题,等等。在学术伦理方面,应审查研究者是否遵守了学术道德,是否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窜改数据资料、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对不端行为要勇于揭露。此外,要注意稿件中有无违反法律、侵犯他人权利、有无违反实验伦理的问题。遵循导向性原则要消除两个认识误区。(1)漠视科技期刊的政治导向,以为科技期刊探讨科学问题,没有政治导向问题。科学研究,看似无国界,同样存在政治导向问题,上述的各类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在科技稿件中。科技期刊的编辑也要讲政治,提高政治敏感性和辨别力,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严守出版法规和纪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2](2)导向正确与言论自由的认识误区。有人以为强调政治导向有违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言论自由有其限度,违反法律规定,就会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在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时,涉及政治问题的,不以学术研究为由,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政策;当然,也不能以政治正确为由,压制学术自由,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只能通过学术争鸣取得共识。

四、学术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内容———学术质量问题只要是学术期刊,就须遵循学术性原则。当然,因稿源状况的不同,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可以从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价值性)三个方面来衡量论文的学术质量,因为这三者代表了研究成果评价的三个维度。[13-15]创新性是论文评价的核心指标。创新性从层次上可分为原创、再创、补创,大多数论文属于再创和补创的范围。[16]创新的分量有轻有重、有大有小,未必一定是石破天惊的宏论。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理论、推出新的方法,固然是创新;以新视角、新方法论证老问题,完善、验证和补充原有的知识或技术,运用理论工具解释新的现实问题,参与学术争鸣,提出不同意见,等等,都可以说是创新。科学性是论文评价的基础指标。学术研究有其研究规范,这就是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完备性,包括研究资料的详实性与准确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研究逻辑的自洽性、实验的再现性、论证的充分性、结构的严谨性、表述的精炼性、术语的规范性等等。学术论文必须反映出这种研究规范,才具备科学性。实用性(价值性)是评价稿件的重要参考因素。实用性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新观念、新思想,也可以是新做法、新技术。理论性论文要看是否揭示了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律,对学科的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应用性论文要看对生产、教科研及其它社会实践活动是否有实用价值或指导意义,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可读性原则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9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定义

何谓传播学?有各种理解。本文采用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的广义传播学。[2]

2.样本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方法。为提高效率,借鉴了前人的两篇同类论文,即:肖燕雄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和徐剑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合并他们给出的名单,共获得中国传播学论文引用率居于前列的学者40余人。

本文不同于以上两文的特点为,尤其重视论文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引次数越多,则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具有较高被引率的论文。对上述40余名学者发表的2000多篇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被引率在3次以上的为764篇,约占1/3。

其中,3-10次的为642篇(84%);11-20次的为85篇(11%);21-30次的为20篇(3%);31次以上的为17篇(2%)。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即影响力越大的论文,数量越少。考虑到3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本文确定,以被引率在11次以上的论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共计122篇论文,出自31位学者。

图1: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篇)

需要说明,本文分析的所有论文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3]论文被引率也都来自其引文数据库,从1979年起,至2007年止。[4]

3.变量

有关作者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单位等,涉及论文的变量则包括内容、方法、贡献等。细目如下:

(1)内容——A、理论(经典学说、新媒体、舆论监督、危机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传播伦理与法规、媒介公信力、受众、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与政治、媒介经济、媒介从业者;B、历史(中国新闻与传播史、外国新闻与传播史);C、实务(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2)方法——D、思辩(概念推理、文献分析);E、实证(定性、定量);F、综合。

(3)贡献——G、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或修改、推翻前人所言,对理论有显著推进意义,或对实践有显著参考价值);H、介绍(对前人成果的介绍);I、总结(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三、主要发现

1.总体描述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数及被引论文数,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惊人的快速增长态势。参见表1和图1。

试比较1979年和2007年,传播学论文数从358篇/年猛增为24366篇/年,增幅高达60多倍!若以1979年的358篇为基数,则至2007年累计的论文总数为224740篇,后者更高达前者600多倍。超过22万篇论文,这堪称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由此推算,作者队伍的扩张也非常可观,假设一年人均发表两篇论文,1979年的作者估计不超过200人,而2006年的作者就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0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轨迹里,有若干明显的波动,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1983-1986年,初步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界似有较为高涨的热情,数量连续突破1000、2000、3000大关;二是1992-1995年,走出“六四”风波的低谷之后,接连超越4000-8000大关;三是1997年,恰好是新闻与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那一年,骤然冲破10000大关;四是2005-2006年,经过几年的平稳行进,又急剧上升,跨越了20000大关。

如果说,论文数主要反映量变,那么,被引论文数就比较能反映质变。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93年,被引论文数很少,一直徘徊在两位数,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很低;直到1994年,才取得突破,到达三位数,此后被引论文数不断增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增幅更大。但总的来说,被引论文数(26279篇)只占数(224740篇)的1/8强。

2.高被引率论文概况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高被引率论文,共122篇(由31位作者发表,人均3.9篇)。当然,所谓“高被引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若以1979-2007年的29年间计,则11次的被引率不过意味着大约2年半才被引1次。但事实上,如表2所示,这批论文集中出现于1994-2006年(共13年),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接均每年被引1次以上,其中最高的被引次数为58次,由于该于1998年(至2006年为9年),因此相当于每年被引约6次。

从表2和图3可见,在此历程中,最高峰值为世纪之交的2001年(24篇),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界终于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集中产出了一批相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的高被引率论文较少的情况,却未必是退步,而更可能是反映了以下规律: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

如果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为界,则此前(1979-99年)21年为33篇,占27%,此后(2000-07年)8年为89篇,占73%。也就是说,从总时间量(29年)看,后一阶段只占四分之一强(27%),但其高被引率论文的产量恰好相反,接近四分之三(73%)。

图3: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发表高被引率论文数(篇)

3.作者分析

(1)性别

如图3所示,在31位作者中,男性有26人,占83%,女性有5人,只占16%。这反映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高被引率论文作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2)年龄

这批作者的年龄,集中于20世纪40-60年代出生者,即38—67岁之间。其中,10人出生于40年代(58—67岁),占32%;12人出生于50年代(48—57岁),占39%;7人出生于60年代(38—47岁),占23%,三者合计为94%。另外的2人,出生于20—30年代(68—87岁),占6%。可见,50岁左右是研究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年龄段。

(3)单位(地域)

从作者所在单位看,显然集中于高校,共10所,另有研究机构,仅2所。作者最多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8人),其后依次为中国传媒大学(5人)、复旦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这5个单位,共拥有24人(占77%)。其余7人(占23%),则分布在7个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作者单位和地域的分布,有一种集中趋势,即偏向少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京、沪、浙、鄂地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人数111111

4.论文分析

(1)内容

在本文选取的122篇高被引率论文中,按大类分,“理论”取向最为突出,共计103篇(占85%),“实务”取向和“历史”取向分别只有15篇(占12%)和4篇(占3%)。

从“理论”取向的论文看,又可细分为13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为:“新媒体”(19.4%)、“传媒经济”(14.6%)、“经典”(14.6%)、“学科发展”(11.7%),这4类合计共六成(60.3%),可谓如实地凸显了当下中国传播业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其余9类的比例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5.8%)、“伦理与法规”、“舆论监督”、“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新闻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9%)、“危机”(1%),大体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相对而言,除了“公信力”、“危机”2类兴起不久之外,其他7项皆属于传统或常规课题。

在“历史”取向的论文中,“中国”和“外国”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再考察“实务”取向的论文,“新闻”比例最高(53.3%),超过半数,“传播”居中(26.7%),“媒介经营管理”(20%)排在末尾。但其实,后二者也可合并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实务,如此,“新闻”与“传播”就旗鼓相当了。

理论类新媒体20传媒经济15经典15学科发展12受众9

大众文化6伦理与法规5舆论监督5传媒与政治5公信力4

新闻传播教育4传媒从业者2危机1小计103

历史类中国2外国2小计4

实务类新闻8传播4媒介经营管理3小计15

从时间角度看,有什么变化呢?如上所述,这122篇论文中,近四分之三(73%)发表于2000年之后。表6显示,在此平均水准及以上的内容类目达11个(以黑体标示),占总数(18个)的六成。特别是“伦理与法规”、“公信力”、“传媒从业者”、“危机”、“传播(实务)”,100%出现于2000年以后,“传媒经济”、“新闻(实务)”、“舆论监督”也达到80%及以上。这些类目,可说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热点。

(2)方法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状况究竟如何?如图7所示,时至今日,仍以“思辨”方法为主,约占2/3(65%),相比引进传播学之初,一个不小的变化是,使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从无到有,越来越多,超过了1/5(21%),而且,出现了使用“综合”方法的论文,占14%。由此可见,“实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正在日益普及,但尚未成为主流,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历时变化如何?从图9可见,1996年以前是思辩方法论文的“一统天下”,而1997年以来,使用实证、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0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思辩方法论文。若以2000年为界,比较1999年前与2000年后使用三类方法论文的比例,结果如下:思辩——30%比70%,实证——24%比76%,综合——16%比84%,各自增幅为:思辩233%、实证317%、综合525%。差异虽不算很大,但毕竟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思辩方法论文在减少,实证、综合方法论文在增多,而且,综合方法论文的增幅最大。

(3)贡献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指标。本来,所谓科学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创新,即:为人类知识大厦(在此而言,就是传播学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但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图10),在122篇论文中,主要贡献是“总结”和“介绍”,分别有73篇、21篇,各占60%、17%,两者合计为94篇,占77%。换言之,超过3/4的论文是对他人成果的回顾、梳理、评述,而“创造”的论文仅为28篇,占23%,即不到1/4。也可以说,这如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中”态势。

与方法的情况类似,从历时变化看,如图11、表7显示,2000年以来,“创造”论文的增速虽不算很快,但超过“介绍”和“总结”的趋势已相当明朗,具体数据(1999年前与2000年后之比)如下:创造——18%比82%,介绍——24%比76%,总结——32%比68%。三者的增幅分别为:创造460%、介绍310%、总结2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状况其实与“方法”情形密切相关,即:大部分“创造”类型的论文,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在28篇“创造”论文中,有20篇使用了“实证”方法,占71%;而“思辩”方法的论文,其贡献大多局限于“总结”或“介绍”,在79篇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中,只有8篇的贡献为“创造”,仅占10%。当然,“总结”、“介绍”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喧宾夺主”、取代“创造”而成为主流,则只能理解为研究的科学性不显、方法的规范性不强、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了。

四、简短结论

纵观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历程,可谓发展迅速、进步巨大、成就显著。从专业期刊论文看,2007年与1979年对比,年发表量增60倍,总发表量增600倍。但必须承认,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生长,毕竟时日尚短,根底仍浅,因此,外延大大超过内涵,与数量的增长相比,质量的提升远远不如人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即使在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也仅有1/4弱,据此可以推测,在全部论文中,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短、基础弱等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层面看,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专业期刊的良莠并存、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科学方法的训练不足等,恐怕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举凡这些课题,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考察。

另外,在相对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区域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注释]

[1]参见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载《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2]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3]参见。据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国内出版的6642种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2460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9%;其他期刊4182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0%。文献收录期数完整率不低于99.9%,文献篇数收录完整率不低于99.9%。期刊文献互联网出版平均不迟于纸质期刊出版之后2个月。

[4]本文发表之际,中国期刊网尚未显示2008年全年的完整情况,故数据只计算到2007年为止。

[参考文献]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科学道德情感是生物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中强调科学道德情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伦理意义。文章认为,科学道德情感应包括对于实验动物的关爱、对于人类受试者的人权的尊重、对科研同行工作的尊敬等基本内容。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目的在于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探究其中的规律,提升人类的理性水平,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身与心的平衡与协调;科学研究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的理性与感性活动;科研论文则是科学研究形成的科研成果的载体和主要表达形式,也是开展学术交流和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主要工具。

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由于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科学研究和科技论文写作要求必须具备客观真实性,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论文尽可能使用精确的数字,而不得使用模糊词语来描述事实;尽可能使用抽象的概括,而不得使用形象的比喻;尽可能使用生硬的客观陈述语句,而不得使用情感性的感叹语句。总之,科研论文似乎越远离道德情感因素,越远离情感语言,就越能表现其客观真理性。

既然科学是人的事业,是为人类服务的,科研论文是科学家科研劳动的成果,是人类思想交流的载体,那么,科研论文应该具有人的属性而不仅仅是理性。同时,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专业精英,他们对于知识的需求,都应该不仅表现在理性层面,而且表现在感情层面,是两者的统一。科学家对于知识的追求首先表现出对于科学的崇高的敬仰和纯洁的热爱。因此。我们认为在科技论文的写作和编辑中,不应该回避道德情感因素,恰恰相反,应该提倡科学研究中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形式主要如下:

1对实验动物的关爱

在生物医学研究中,为了探求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研究人员不得不首先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因为只有在动物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才允许科学家在人体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二这种做法似乎合乎生物医学伦理原则的要求。但是,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与人类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动物也需要人类的关爱和同情。显然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彭加勒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种责任冲突,现实生活每时每刻都向我们提示出这一冲突。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有知识,人要是不学无术,便会变得渺小卑微,这就是为什么对科学感兴趣是神圣的。这也是因为科学能够治愈或预防不计其数的疾病。另一方面,造成痛苦不是善良之举(我没有说死亡,我说的是痛苦)。虽然比较低等的动物无疑没有人的感觉灵敏,可是它们也值得怜悯。只有通过大致的折衷方案,我们才能够使我们自己从责任冲突中解脱出来。即使对低等动物,生物学家必须仅仅从事那些实际上有用的实验;同时在实验中心必须用那些尽量减轻疼痛的方法。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凭我们的良心,任何法律上的干预都是不合适的,都多少有点可笑。”

彭加勒的论述阐明,在开展生物医学研究时,应注意以下三点:除非必要的实验,即使对于低等动物,也不能滥杀无辜;如果非用动物做实验不可,也要尽量减轻其痛苦;无论如何,科学家要将仁慈、虔诚、对邻人的爱施于动物。

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IRB)在对医学科研论文进行审查时,应要求作者详细介绍实验动物的品种、数量、选取原则,以及对实验动物的麻醉方法,介绍尽量减轻动物的恐惧和疼痛的操作方法。以便于科学家之间更好地交流如何使实验动物得到应有的尊严。

1959年,英国出版了《人道实验技术的原则》一书,其中提出了有关动物实验的3Rs原则,即替代(Replace)、减少(Reduction)、优化(Refinement)原则。该原则的制订为动物实验研究规定了以下三个目标:以试管试验法代替动物实验;借助统计学方法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量;优化实验室的设施,减少动物的痛苦。

所谓替代,就是在不使用活的脊椎动物进行实验和其他科学研究的条件下,采用替代的方法,达到某一确定的研究目的。常用的替代方法分为相对替代和绝对替代。相对替代是使用比较低等的动物或者动物的细胞、组织、器官替代动物;绝对替代就是不使用动物,而是使用数理化方法模拟动物进行研究和实验。其中最常见的是计算机模型。

所谓减少,就是尽量减少动物的使用量。具体的方法包括:一体多用,用低等动物,以减少高等动物的使用量;尽量使用高质量的动物,使用质量换取数量;使用正确的实验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减少动物的使用量。

所谓优化,就是通过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精心地选择设计路线和实验手段,优化实验操作技术,尽量减少实验过程对动物机体和情感造成伤害,减轻动物遭受的痛苦和应激反应。

3Rs原则提出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遵守。近年来,随着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上述原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此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了动物实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研究目的明确、人道地使用实验动物、符合3Rs原则、饲养管理标准化、掌握比较多的实验知识和动物心理学知识。上述基本原则的制订对于规范动物实验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每年有好几百万只因医学实验而受害的动物,怎样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和没有意义的动物实验行为,减轻对于动物的折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哲学家们早就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对动物的残酷行为会使人变得残暴,而对动物的关爱也会使人变得崇高而更富有人性。因此对于动物的态度所折射出的实际上是人性问题。

2对人类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借着科学的名义进行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他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等地方还进行了人体冷冻试验,以寻找解决德军在苏联所遇到的寒冷气候问题的途径。这些试验所得到的结论无论对于临床医学或是实战的需要都是直接、真实、普适、而又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残忍和非人道的。冰冻试验在纳粹医生拉施尔(SigmundRancher)领导下进行,是最为残忍的人体试验项目之一,其试验结果由拉施尔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试验要求确定把人的体温降低到死亡所需要的时间,并寻找使冻僵者重新苏醒的最好方法。纳粹医生将活人放到大水桶里进行这种冰冻试验,或者在零度以下把人裸体捆绑在担架上放到室外进行冷冻。试验对象多是年轻健康的犹太人和俄国人。纳粹医生先把一个用来测量人体温度降低情况的绝缘管插人受试者的直肠,然后把受试者扔进装满冷水的大桶,开始降温直到冰冻。当体温降低到摄氏250C时,大多数受试者都失去了知觉。苏醒试验则是把冻僵了的受试者再放到温水中慢慢地加热。这个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缓慢加热是关键,因为许多被冻僵的人由于快速加热而发生颤动。更可恶的是,希特勒向拉施尔建议,用妇女的体温来复苏被冰冻的男人。

他们还使用黄疽病毒在集中营中进行流行病学试验;将集中营中的人们的衣服剥光,然后进行芥子气试验;利用集中营中的囚犯进行海水溺水试验;在集中营中进行感染蜂窝织炎的试验;在集中营中故意将囚犯的骨头折断以进行骨头移植试验;还将囚犯带到德国空军基地,进行高原反应试验,以测定人类耐受力极限数据,有70一80人被当做试验对象,测得了人类耐受力的极限数据;完成了犹太人骨架的收集,并在斯特拉斯堡的Reich大学进行组装。为此,有112位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以制作骨架展品;实施了希特勒的安乐死计划,在奥斯威辛和Birkenau集中营中,他们使用X射线、阉割毒气等方法,将犹太人(无论男女)、波兰和俄国战俘灭掉……这时,德国科研人员已经失去了人性。

1947年,审判纳粹医生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布了一项关于人体试验的十点声明,后来被称为“纽伦堡法典”,它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原则,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指受试者具有合法的同意能力;应处于能行使自由选择权利的情况下,而没有任何暴力、欺诈、欺骗、威胁、哄骗以及其他隐蔽形式的拘禁或胁迫等因素的干预;应该对研究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有充分知晓和领悟,使其能够做出理解和明智的决定”。公务员之家

知情同意是对受试者个人尊严和自主性的尊重,是对受试者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保护。在科研领域中,自主地开展对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索,这是科学家的自由。但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所开展的人体试验应以受试者的人权作为不可逾越的终极界限:科学中的人文关怀是科学的最终目的。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只有实现了对人类受试者的尊重,才能取得大众对生物医学科学的支持和拥护,医学也才能实现其人道主义救助和人文关怀的理想。因此,正如邱仁宗教授在2005年西安生物医学研究与生物医学科研伦理培训班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在对人类受试者进行知情同意告知中必须做到以下八要素:说明研究的目的时间和程序;说明受试者可能有的风险和不适;说明研究给受试者或别人可能带来的好处;说明是否有其他更好的研究方法;说明如何保护受试者的隐私;说明如何补偿可能给受试者带来的伤害;说明该研究负责人的背景及联系方式;说明参加和退出都是自愿的。

3对科研人员的尊敬

人具有人的价值。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参与者,都应尊重学术的民主与思想的自由,不得巧取豪夺他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不得将他人看作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不得强奸民意,不得以合法的名义从事非法的勾当。关于对于科研人员的尊重,美国柏克利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曾指出:实验科学的巨大成就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共同完成的。他们兢兢业业,坚持不渝。有些科研人员富有直观洞察力,有些科研人员善于创造,有些科研人员精力充沛,有些科研人员则老成持重,有的机智灵活,有的周密细致,有的具有灵巧的双手,仅仅依靠极其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发现非常复杂的自然现象,有的则发明或自己创造了极其复杂的精密设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仅有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很诚实,真正做了他们记录上记载的那些观察,他们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人有可能不重复这些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