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创新论文范文10篇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1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科学发展观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人的认识过程始于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掌握丰富可靠的感性材料，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这是认识过程的一次飞跃；新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性认识，这种正确的理论一旦被实践主体所掌握，并付诸实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便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也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理论创新的检验标准

1．实践中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杜撰，异想天开，更不是闭门造车，脱离实践。人类社会的无限性决定人们实践的无限性，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最初是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对事物表面现象、外部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当这种认识与实践一致时，人们就能够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有目的的实践，否则便是自由的、盲目的实践。这说明，理论是来自实践的，而实践是第一性的，但如果这种实践没有一种正确理论的指导，人们自由的、盲目的实践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元序甚至灾难。所以，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重大挫折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以保证这种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否则所谓的理论就是元病呻吟，就是空洞的理论，实践也就成了盲目的实践。

2．提出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体系。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就必须想办法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理论体系”，不能是一两句话或者某一方面的简单理论。因为它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重大挫折等重大问题，否则就把理论庸俗化或者简单化了。

3．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理论是用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和实践相一致，必须在实践中检验。这种理论如果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能解决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则说明是正确的理论，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4．这种理论应该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是不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讲必须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最终的检验标准。公务员之家: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执政实践；执政机制

在2003年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这是“科学发展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标志。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主题、人民的意志，也是我们党始终为之奋斗的根本任务。从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政党发展规律的最新成果，是我党执政历史、执政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次新的飞跃。

执政理念是精神的范畴，精神只有转化为物质，理念只有转化为实践，才具有真正价值。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的执政理念确立之后，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形成全党的统一实践。就社会学而言，执政实践说到底是一种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的一个永恒主题是“协调、秩序、进步”。也就是社会经济学所追求的“均衡”、社会法学所追求的“公正”、社会政治学所追求的“合作”。这些科学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就执政党建设而言，科学的执政理念需要科学的执政实践来支撑和体现，建立完善科学的执政机制是执政实践的重要环节、重要内容。因此，围绕科学执政机制进行思考和研究，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探索。我以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完善科学的执政机制，需要关注和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科学执政机制的本质——权力制衡

我们所说的“权力制衡”，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削弱党的执政地位，而是设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实现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独立，形成权力相对制衡的结构体系，确立起科学的执政机制，使党的政治性权威发展为法理性权威，以法律的意志保证党的领导权威和执政地位。

（1）确立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对独立、相对制衡的权力结构。我国的立法权归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主张通过立法权相对独立而成为权力制衡的要素，其内涵是人民规定权力，即人民运用法律赋予的民主选举权推举出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代表行使立法权。同时，对国家管理权的合法性和执行过程中的正当性进行监督，也就是拥有对国家行政权、司法权实施监督限制的权力，其中包括对行政与司法权力个体人员的任用和罢免，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体现人民意志，运用检举、弹劾、罢免的法律程序，对不能承担权力职能和滥用权力的行政权、司法权的掌管者实行罢免，依法收回权力。我国的行政权归属各级政府。行政权在权力行为中是最大量、最经常的行为，也是腐败易发、高发区域。因此，行政权力运行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主张权力制衡，重点是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要将行政权力的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置于法律和立法机关的严格控制之下，通过行政立法，公平分配行政机关、行政人员以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强化执法中的民主和公正因素；弱化行政手段；强化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注重行政诉讼的实现。[1]我国的司法权以检察院、法院为主体，其主要职能是以司法手段审判惩治社会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党政干部的违法行为。我们主张司法权独立行使，保持权力结构的平衡，主旨是科学地处理党的领导权、国家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因为，如若司法权不能独立，其捍卫法律公正、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就无法体现，理性的法治秩序也就无法保障。因此，从体制改革着手，赋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职能势在必行。可以考虑司法机构财政经费独立运行；实行法官、检察官终身制或延长任职最高年龄的限制，其任免权归属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每一审级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党委及政府无权例会终审或干预刑事审判。

（2）确立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独立、相对制衡的权力结构。党的决策权归属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党的执行权归属党的各级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党的监督权归属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行使的最高裁决及监督归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保证党内权力有效地行使，可以考虑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每届一次，改为每年一次，决策和决定党内重大事项和重大党内人事任免，充分体现决策职能；党的各级委员会除在每年一次的党员代表大会上报告工作外，还要负责对大会期间党员代表提交的质疑案给予解释答复；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也应本着“相对独立”的原则进行相应改革，可以考虑党的各级纪委隶属上一级党委、纪委领导，纪委主要领导不参加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但要列席同级党委会和常务委员会，各级纪委办事机构人员的任免权归属上一级党委或纪委，纪委财政独立运行，办事经费由上一级纪委按年度预算划拨。

二、科学执政机制的核心——民主公开

民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公开。由此可见，民主公开是科学执政机制的核心内容，也是科学执政机制的一条重要原则。民主公开是维护正义、消除邪恶的利剑。执政机制坚持民主公开是维护人民权益、制止执政权力蜕化变质的重要保证。列宁在阐述民主公开原则的意义及作用时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2]又说：“公开揭穿是一把利剑，它自己可以治疗它所带来的创伤。”[3]我们在科学执政机制中坚持民主公开，就是用公开体现民主，用民主保障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执政行为全过程的民主公开制度。一是决策过程公开。决策前的酝酿和决策后的结果都要采取一定的民主形式公开运行，保证公开后，能够迅速实现信息反馈，纠正决策出现的偏差和决策中隐含的谋私动机。二是执行过程公开。权力运行的执行操作阶段是最易出现非公正行为乃至腐败现象的环节，实现执行过程公开，能够有效消除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不良现象和腐败行为，保证正确的决策得以公正执行。比如，人事任免方案公示制度，就是执行过程公开的最佳选择。方案公示于群众，能够增强任免执行过程的透明度，迅速获取群众意见的反馈，纠正或避免人事任免中的偏差和用人不公的问题。三是运行结果公开。不仅权力运行的最终结果要公开，而且执行过程中的阶段性结果也要公开。结果公开的目的是接受群众检验，曝光揭露权力运行中的违规越轨行为，其中包括对造成不良结果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公开惩处。四是应公开未公开的执行事项公开。权力运行机制明确规定必须公开执行的事项或程序，未予公开而擅自执行，一经发现，要公开事实真相，撤消执行结果，并公开处理有关责任人。

三、科学执政机制的方式——规范程序

“程序”的词义是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引申于社会领域是指国家事务按时间先后依次安排的规范化的工作步骤。在现代法治社会，程序是醒目的标志，没有程序，也就没有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就是“程序治”。但是，我们所要求的执政权力运行中的程序，应该是科学的、民主的，而且是符合实际的简便可行的程序。如果程序失去了这些基本条件而导致非科学的、非民主的、脱离实际的程序设计，那么，越是坚持这个程序运行过程，就越背离原本程序设计目标。因此，科学的执政机制应是运行程序与效果的统一。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特举一例。2001年1月4日，《解放军报》刊载了一条消息：1998年，济南军区联勤某分部出台了一项财务“联审会签”制度，即“对一定时期的经费开支计划和已完成的经费支出项目，由行政主官牵头，组织军政主官、部门领导、财务人员和有关经办人员参加，定期以会议的形式，集体研究，联合审查”。该分部实行“联审会签”制度的两年时间里，共节省经费1200多万元，无一名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因经济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目前，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多数实行按权限、分数额的行政领导“一支笔”审批经费制度。这种制度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缺陷，一些经济腐败案件多数是在这一审批权力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个分部实行的“联审会签”制度与分工行政主官“一支笔”签字审批经费的制度比较，在程序上的区别是：前者财务审批权力的运行过程民主监督的成份高、经费审批权失误、异化的可能性低；后者运行过程民主监督的成份低、利用经办或审批过程侵财贪占的可能性高。二者权力运行程序不同，效果也就明显不同。由此可见，坚持程序与效果统一的原则是建立科学执政机制，提高科学执政水平的重要途径。

严格地说，程序就是法律，坚持程序就是维护法律，违背程序就是违犯法律。我们要把执政程序上升为遵守法律，使科学执政机制建立在执政行为程序化的基础之上。以各级政府权力运行为例。政府机构在明确职能任务与职责分工的前提下，其权力运行要经过决策、执行、信息反馈、执行结果奖惩等工作过程。基本运行程序为：决策阶段——行政首长（决策者）根据工作机构提供的信息与动态，参谋机构提供的决策建议，咨询机构提供的决策论证，经过决策集体进行充分研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决策。执行阶段——执行机构根据行政首长的决策，指令各职能部门分别制定本部门执行决策的计划、方案，业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和执行措施，并组织执行。信息反馈阶段——在实施与执行过程中，由信息与监督机构检验实施与执行的偏差情况和实际效果，适时反馈执行信息，并向决策机构提供修正决策建议，提出纠正执行偏差的措施。由于大量的信息反馈是由监督机构完成的，所以，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决策执行的跟踪监督。结果奖惩阶段——以行政首长和决策机构为主，对决策执行结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考查验收，依据执行结果的质量高低、效果好差，指令职能部门提出奖惩意见与方案，按奖惩权限规定实施奖惩。政府机构还应围绕运行程序，根据各自的职能与业务性质，制定相关的工作规则。工作规则要细化到相关机构的每个基层单元，使进入权力运行过程的每一位公务人员，均能按照工作职责、任务、程序和规则，顺利地进入工作角色。

四、科学执政机制的保障——广泛监督

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对执政行为实施监督，是科学执政机制的重要保障。一种科学的执政机制，应具有多方式、多渠道的监督保障。因此，除加强司法监督外，我们还必须拓宽各种监督渠道和监督方式。

（1）加强政协监督。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实行以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是人民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政协包括了各党派、各团体、各界别的代表人士，能够充分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看法；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能够提出切实的、深刻的意见；人民政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其监督活动既有规范的形式，又有制度的保障。[4]拓宽政协监督渠道，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也有利于防止和消除腐败现象。必须看到，政协履行监督职能还比较薄弱，监督力度还比较小，这就要求在构建权力监督机制中，注重以法保证人民政协监督渠道的畅通，要落实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制定配套措施，规范监督程序。特别是注重依法保护政协委员的监督权利，扩大委员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

（2）加强群众监督。群众监督，即公民监督，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群众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遵纪守法者对违法乱纪者的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具体体现。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5]群众监督的主要形式包括举报监督、信访监督、控申监督等。党和国家对群众监督的主要形式均有相关的法规制度予以保障，公民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方式、手段基本上是能够实现的。现实的需要是依法建立健全群众监督的有效机制，提高实际效果，增大监督力度。一方面，要实现群众监督法治化、规范化。可以考虑通过立法程序出台《公民监督细则》，明确公民监督的性质、职权、义务及程序，明确举报、上访、控申人的权利、义务及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举报、上访、控申受理中的保密原则、办理期限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维护公民检举、上访、控申等监督实践活动的权益。建立严格的监督工作保密制度，科学设置举报电话、信箱及相关设施。对因故延期办理的举报事项，要及时向举报人说明原由；对有意拖延，甚至阻止举报事项受理的人员和问题，要追究涉嫌人的责任并给予司法或党政纪律处分；对打击报复举报、上访、控申人的行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加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包括新闻监督，是群众监督的重要形式，主要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以反映群众呼声、提供舆论信息为手段，对社会政治活动、权力机关及人员的行为实施监督。就现阶段舆论监督的现状而言，主要应解决舆论监督的立法问题。可以考虑出台《舆论监督法》或《新闻法》，确立具有法律效力的舆论监督公开的范围；放宽新闻稿件审批的规格，减免繁杂的审批程序；维护传播媒介消息来源的秘匿权利；保护舆论监督直接参与人的人身安全；规范对破坏、阻止舆论监督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方式及程序。

（4）加强特殊方式监督。针对权力非公正、非正常运行引发的腐败问题及严重危害，可以考虑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腐败现象的特点，采取一些特殊方式实施有效监督。一是实行政府公开采购制度。政府在采购商品和服务时发生大量腐败行为，这已经是认定的事实。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实行政府公开采购制度。但从全局而言，政府公开采购的比例低、范围小，不仅增加了财政支出，而且为不良执政行为提供了活动空间。应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政府公开采购制度，政府机关的所有办公用品、办公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和相关的服务项目，均实行公开采购的办法，做到采购物品、采购渠道、价格标准、招标程序公开透明，并逐步将采购范围由国内扩大到国外。军队后勤供给和物资采购实行社会化的项目，也应采取招标式的公开采购渠道。二是严格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同级国家机关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家庭财产进行普遍登记，包括存款、股票、债券和金器、古董、字画、家具、电器等贵重物品，登记后逐人建立家庭财产档案。并以制度的形式，在相应的范围，定期申报、核查、公布各级各类公务员的家庭财产收入情况。对财产来源不明不符的收入予以没收，并给予相应的惩处。对在登记、申报和审核中隐瞒不报的，查实后，隐瞒部分按非法所得认定，并追究个人责任。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应自上而下逐步展开实施。三是试行退休金赏罚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是增加公务员是否公正用权的即期成本和利益风险，形成不良执政行为“高风险、低收益”的价值定位。具体设想是，建立公务员公积金制度，把公务员每人月工资的一部分和国家按公务员每人月工资比例给予的补贴作为公积金储存起来，职务越高，工龄越长，公积金数额越多。一旦发生腐败或不良执政行为，在刑事处罚的同时，没收或削减其公积金。退休后未发现有不良执政行为的公务员，按个人公积金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用奖廉惩贪的政策导向，保证执政机制运行的公正性。

注释：

[1]洪威雷.论我国规范行政责任的机制建设[J].湖北大学学报，2000（2）：9.

[2]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47.

[3]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215.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4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始终面临着发展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向人们昭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在于发展，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而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发展结果。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着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19世纪中叶，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抨击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并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作了全面的研究，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动因、阶段、手段和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它探讨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一般规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突出了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既是物质、经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结果，也是政治、文化、思想、精神等方面因素起反作用的结果。一句话，社会发展是社会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和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从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追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围绕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

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同志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他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因素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和实践原则。党的八大正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1957年，同志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代替敌我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我们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实践证明，这些重大的判断和理论观点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此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党坚持用革命的斗争的方法促社会发展的路线，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脱离国家实际，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停顿、滞后甚至倒退，生产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党和国家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在“”结束后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义无反顾地超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传统发展模式，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

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用发展统领一切。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的特点和脉搏，认为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之一，发展更为重要，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把发展放在首位，用发展来统领一切，中国人民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能复兴，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而“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二，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民。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同志，其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所以他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早就将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定义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发展的结果如何，关键是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社会主义本质也是以最终达到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这些闪光的思想超越了早期发展观的片面性和肤浅性，使我国的发展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第三，发展观应该是全面协调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制定的社会发展战略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突出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统一观点中。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面抓经济建设，一面抓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一面抓计划生育，一面抓人口素质的提高等等。可见，邓小平的发展观是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第四，在全面发展的目标下，突出非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同步富裕，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邓小平主张中国的发展应是跳跃式、非均衡发展。从全局来看，在突破口的选择上，先农村后城市；在整体推进方式上，先经济后政治；在区域推进方式上，先沿海后内地；在发展途径选择上，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这种非均衡发展是有前提条件的，要以富强、民主、文明为总体发展目标，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价值目标。因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价值取向。四、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同志在世纪之交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运用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途径和发展的最终归

宿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党的社会发展理论。

第一，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志带领我们党和人民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从党的宗旨、任务和执政规律出发，明确提出了加快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突出强调了发展的功能和地位，使我们党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理论在邓小平同志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扩充了新的内涵。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价值追求。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超越，不仅体现在创造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上，还体现在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规定，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和最高价值追求。

第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可贵，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协定的签署，将可持续发展列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之一。可持续发展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关系上，实现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人类的长久健康发展。

第四，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传统工业化模式虽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却是以自然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我国是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比较薄弱的国家，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转换发展思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工业化和信息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传统工业化的内涵。

五、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创造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和重大创新。

第一，全面发展。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唯发展经济为大。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面而又统一的整体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从而克服了以往的发展观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与人全面发展的片面性。

第二，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五个统筹”为标志的协调发展观，这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统筹区域发展，加大西部开发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形成东中西互动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做到经济、社会同步和均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力争外援，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第三，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积极扬弃，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不应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着想。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近年，党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二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出台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精神很深刻，但具体实施意见还需地方配套。而各级地方党委往往照抄照搬，缺少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从地方实际出发，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实用性的实施意见，影响了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基层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合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创新机制，包括经费投入、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学会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会工作主动性不强，学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社科活动的质量有待提高，内容有待拓宽。此外，对新形势下的社科普及工作新办法不多，创新不够。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的工作。要切实推进“+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社科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社科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社科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社科研究没有禁区，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创办少量类似“内参”性质的社科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各种见解，作为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各种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组织创新，往往从个体创新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注意把创新研究的整体协调与自我个性张扬有机结合起来，珍重个性和个性化研究，使个性化研究成果得到尊重，纳入集体创新之中，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通过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尊重人才、聚拢人才、人尽其才，使“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运行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四)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的源泉

作为认识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唯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回应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

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十四个如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须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重大课题。问题明确了，就要集中各领域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研究者的智慧，联合攻关，以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绩效。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

(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各高等院校、党校、研究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展优长，形成合力，构建起理论创新的良好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应体现两大功能。

第一，整合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对研究力量的整合功能。据专家预测，未来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交叉和边缘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高水平科学家群体，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这就要求加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自然科学研究队伍的联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整合，发挥出新的威力。当前，地方社科界闭塞现象依然严重，小生产的影响仍阻碍着人们的观念创新，门户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行会思想时有增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更少，这显然落后于交叉学科已成现代社会基本主导的潮流。

第二，平抑功能。浮躁是科学的大敌，而浮躁之风在社会科学中存在已久。有的仅有“创新”的冲动，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种种条件，特别是必备的心态、知识、见识和人格；有的自诩是创新的成果，实际上是上不接天际、下不接地气的梦话呓语；有的是抄国人洋人甚至侵占学生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同一些社科研究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关，但同现行有关政策的引导也大有关系。如今，教研人员的晋级任职，都免不了有一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承担多少个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研究任务等要求，这就使一些社科工作者迫于既得利益，忙于“一年磨十剑”的平庸之作，很难达到“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针对眼下浮躁和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和做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注意发挥平抑功能，使学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在社科领域里潜心研究，尽情地发挥创造力，以期出现更好的成果。

(二)要科学把握社科研究的难度

“社科研究”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有难度。没有难度的问题何必要“研究”?可见，没有难度，就不是社科研究，就没有社科价值。社科工作者在选题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由于社科研究必然要有难度，所以需要专门的努力，不是可以随便干的。一般来说，研究的难度越大，社科价值越高。社科价值与研究的数量无关。因为一个专业男子跳高运动员，一千次跳过1.5米还是不及格，而只要一次跳过2.5米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事实上，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科学研究小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项高难度的研究。追求数量很可能会降低难度，削弱社科价值。如果研究机构的考核和奖励制度主要是统计学者每年发表多少论文，那么就会使许多人不顾难度而追求数量，使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否真正具有社科价值。

(三)把握高起点是优化社科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所谓高起点就是既面对当前实际，又超越社会实践的现实，以实践发展的未来趋势为着眼点，力求引导社会实践发展。研究课题的确定比研究更为重要，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党委、政府具体行为目标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高起点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高起点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阶段成本，减少了研究过程的弯路。例如，把一些缺乏完整意义的小课题安排在相关的大课题中解决。其次，高起点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些低起点的课题，虽然能够满足一时之急需，然而实行起来也需要许多零散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些大课题中解决就比以小课题单独立项的方式解决更好。再次，高起点课题能够使其与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相联系，从而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当然，高起点并不是主观任意地想象出来的，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随意超越，而是在课题的选择上通过“大坐标定位”而产生的，即通过参照我国和世界研究的维度来实现课题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四)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所谓“厚积而薄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半点儿捷径可走的。近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原创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

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全党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和落后，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社会实践的挫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精神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一是建议在市、县两级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为贯彻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市、县委可成立以主管书记为组长，常委、宣传部长为副组长，市、县委宣传部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做到三个结合，即结合本地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用科学理论作支撑和论证；结合理论中心组学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结合本地区独有的区域特色研究，探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发现培养一批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骨干。二是建立县市区社科联，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水上浮萍无根基、上下断档的问题，扩展和延伸哲学社会科学的触角，把“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要求落到实处，改变人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高深、遥不可及的认识误区，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县市区目标管理。县市区按人口多少，机构设置1～3人，工作职责放在宣传部。社科联主席、副主席一般由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兼任，设一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秘书长。新组建的社科机构，业务上接受市社科联的协调指导，具体工作目标由本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三是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加强对全市理论研究的引领。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十分必要。它可使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协调指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以宏观把握社科理论创新、科学决策论证、研究成果转化；可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可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通过实行课题立项招标制度，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市社科院可挑选经长期实践证明在社科界具有较强竞争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精英，充实到社科研究中来。

(三)建立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基金

一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基金，以吸引优秀青年人才献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扶持和促进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二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切实解决部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出版难的问题，以鼓励学者潜心社科研究，努力创造社科精品。三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交流基金。主要资助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点学科的重要交流活动，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进修、培训和对外社科交流活动。四是继续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建议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精神落到实处。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6

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先后提出了平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

1.平衡发展战略

所谓平衡发展战略,一是指围绕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形象地称之为“两条腿走路”。二是指区域平衡发展,即实现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平衡发展。

1956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初步总结了苏联在发展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提出要“以苏为鉴戒”,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接着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和农业并举的发展战略”。他说:“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1](310页)这是在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1959年12月—1960年1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工业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2](122-123页)平衡发展战略的另一方面是区域平衡发展,即实现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平衡发展。这一战略的实施主要体现在“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一五”计划期间,根据提出的思想,我国政府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加快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达到经济发展的平衡。“一五”计划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个,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如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67个,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这使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并达到体系配套。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还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25页)

实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时期是“三线”建设时期。当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扶持台湾在东南沿海妄图建立“游击走廊”,中印关系紧张,客观上存在战争危险。而我国经济重心过于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能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党中央便作出了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建立大后方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78年长达24年,按照“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在我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初步建成了一批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以及钢铁、有色金属、能源、交通、机械、电子、汽车、轻纺等工业基地,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东西不平衡的现状。

2.赶超战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赶超战略的影响,加上国内反冒进及随之而来的“”和化运动,头脑开始发热,于1957年11月提出了在短时间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11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设想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求强”、“求速”的“赶超战略”,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其后,通过反思“”的沉痛教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3](32页)“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好,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2](236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实际上放弃了这一赶超战略。

二邓小平:非均衡发展与台阶式发展战略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他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的构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二是经济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台阶式发展战略。

1.非均衡发展战略

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还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4](152页)具体而言,这一发展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让一部分辛勤劳动的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指出,要让“那些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先富,也就是说,先富必须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5](23页),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合法的。第二,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这是客观现实。邓小平认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5](155页),“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5](375页)。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放胆地干,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第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364页)他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5](166页)1986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再次强调:“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5](195页)

2.台阶式发展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邓小平还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375页)邓小平还认为,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5](377页)

三:跨越式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明显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我国的改革、发展面临新情况,遇到新问题。敏锐地观察和把握这一新时代的变化,针对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发展呈加速态势,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重新凸显,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压力加剧使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挑战的新情况,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

1.跨越式发展战略

所谓“跨越”,是指原本生产力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状态的国家,它的发展不再按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模式,而是在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交往过程中,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来推动自己现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实现对传统的跨越,从而接近或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说:“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6](1402页)这就是说,虽然我国工业化水平尚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面对信息化浪潮的冲击,我国的发展战略也要作相应调整,由“台阶式”转向“跨越式”。所以,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6]

2.协调发展战略

的协调发展战略包括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一,实施西部大开发,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7](1254页)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上个世纪末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本世纪初又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第二,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集中表现在党的十六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20年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同时又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全面规划了未来的发展任务。

为了突出发展和建设的全面性,党的十六大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前面,特意加上了“全面”二字,把我国当前的历史阶段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把我们当前面临的建设任务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第三,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7](1463—1464页)。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针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重申“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8](22页)。

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吸收了我国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明确使用了“科学发展观”概念。随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江西讲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第一次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此基础上,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工作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对科学发展观的概念逐字逐句地作了系统全面的阐发:“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9]

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0]

十七大报告还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的目标任务:“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0]

五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创新:

1.发展理念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建设经验的缺乏和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不足,加上受国际发展理论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苏联发展实践的影响,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战略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检验标准。尽管在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型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创造了全新的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同时也引起了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等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对传统发展理念进行深刻地反思。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汲取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现展理念的精华,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宽广视野对发展作出了新的诠释,指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第一次明确了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从发展理念层面,对以往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作出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完善。

2.发展模式的创新

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回顾可知,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比较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对于全面发展的要求尚乏深刻的认识,结果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提出协调发展战略,表明中共领导人已开始注意完善过去发展战略之不足。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强调全面发展应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从理论上指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之关键。而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主张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主张建设低投入、少排污、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由此可见,在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发展观更注重发展的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更注重从总体和长远角度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对经济发展战略内容的深化,并切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

3.发展要求的创新

从的赶超战略、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战略到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加快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题。然而,在“快”字当先、快速增长、百姓受惠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支配下,拼资源、拼环境,竭泽而渔,由此导致的能源高消耗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还没有完全终结;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耕地逐渐减少并逼近18亿亩红线;缺水威胁着400多个城市,水污染问题也在步步紧逼.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强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表面上看是顺序的变化,实质体现了我们党发展要求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将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治国理念上更加成熟,更加求真务实。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总结吸收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与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成果与教训为鉴,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要求等方面对发展理论作出了重要创新,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更加成熟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9]1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10日)[EB/OL].新华网:/newscenter/2004-04/04/content_1400069.htm.

[10]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8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充分认识和发挥这一理论对检察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必将对于完善我国检察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建设重要性越发不言而喻。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根基，一项没有文化的事业同样没有发展根基。文化建设的规模及其国民素养的程度是综合国力的象征，它滋润和催生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六大指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当前检察文化建设面临重要的机遇期。

1、检察文化建设保证检察权行使的正确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保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价值所在，改革开放是检察文化创新的指导方针，也为检察文化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宪法尊严和法制统一的神圣使命，检察文化不仅与经济和政治交融，而且塑造人，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运行。当今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复杂尖锐，西方的法治观念、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断向我国渗透，良莠不齐，影响了人们的视线，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对检察工作的指导地位，就必须通过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检察干警，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些理念融入检察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强化检察官“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观念和“忠诚、公正、清廉、严明”职业道德观念，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转化为检察干警的自觉追求，自觉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2、检察文化建设推进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科学发展需要和谐，和谐需要科学发展的基础，检察工作始终服务发展和稳定这个大局，检察文化的力量正是深深熔铸在检察事业发展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减少矛盾，也才能使已经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广大群众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是国家法律的“守护神”，执法活动贴近人民群众，关系各个阶层，与社会发展和稳定大局息息相关，检察文化建设的教育引导功能、指导约束功能、激励协调功能、亲和凝聚等功能，不仅对于提升检察机关自身的形象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通过检察队伍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作风、规范执法行为，对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凌所说：“公民是否信赖法律、遵守法律、服从法律，与检察官的形象相关；国家的法秩序状态如何，与检察官能否公正执法相连。检察队伍公正执法的形象一方面影响公民法治理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影响国家的法秩序状态。[3]”因此，加强文化育检，建设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业务精通、修养高尚的检察官队伍，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

3、检察文化建设提高检察官的执法能力。检察官的执法能力是综合素质体现，是一个由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检察文化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为检察实践提供支持，它们之间的影响是一个螺旋式不断上升的互动过程。检察文化建设是一种软实力，通过教育塑造检察官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爱岗敬业、刚正不阿的精神，通过培训提高检察官的法律知识、办案技能、执法水平，通过健康活动增强检察官的体能、团结协作、和谐共进的品质，通过理论创新和机制改革解决制约检察执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使干警政治上坚定、思想上敏锐、纪律上严明、作风上优良，业务上精通、办法上创新、工作上高效、效果上优质，通过努力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就能不断地促进依法办案、文明办案、讲究效率、追求质量、公正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重视检察文化建设就会给检察事业的发展造成无形的损害。

二、从科学发展观的深度探索检察文化建设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立足国情、总结实践，以开放的视野观察世界及其国内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远景，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1]。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有丰富的内涵。检察文化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检察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检察思想、检察规范、检察设施、检察技术等诸多方面，是支配检察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基本理念。从结构上看，检察文化是具有检察工作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检察文化作为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形式，其特点是将检察机关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结合起来，将以往以物为重点的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检察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特定检察机关长期的执法活动中，由其特有的执法理念，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在全体成员中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一种个性。这种独特的检察文化一经形成，便会在检察机关内部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并成为进一步促进检察机关发展的精神力量。检察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分支，是检察机关及其干警在履行职责和日常生活中创造，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目的，以创新检察管理体制为途径，以营造良好人文环境为形式的具有鲜明检察特色的精神财富。因此，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

（一）检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检察文化，不能机械简单地认为就是检察理论和检察活动及其相关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检察宣传、文体活动等，腐朽和反动的检察理论及其活动载体不能称之为检察文化，应当被排除在外，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理解检察文化。自从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文化就愈来发展和丰富，既有不断支撑检察制度完善深化的先进文化，也同样伴随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消极的理论、观念不断被剔除和克服。检察文化的实质是与一定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哲学社会科学互动的强化法律监督的文化，有特定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是司法制度不断变革的产物。一般的认为，检察制度及其文化源于14世纪初的欧洲[2]，一方面检察文化是以由私人报复到国家行使刑罚权，再由自诉到公诉的变化为基础产生的；另一方面，检察文化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历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着地缘差别以及自身发展过程中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影响的变化。因此，检察文化先进性、扬弃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内在固有的规律，满足一定社会的司法公正需求。

（二）检察文化反映了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是检察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检察文化意在创设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检察机关主流精神与新形势新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检察文化通过培育干警集体主义思想、团结协作精神、团队意识等主流精神和基本理念，使其内化为干警的共同愿望和价值取向，外化为全体人员的追求和自觉行动，从而使检察人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趋向融会贯通，达到全面提升人员素质和文化品位，增强检察机关凝聚力、向心力，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目的。它反映了检察官的道德规范，是积淀于工作实践中的高尚精神境界。检察职业道德是检察人员在司法实践和日常学习、生活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从伦理上调整检察机关同国家、法律之间，检察人员同检察机关之间、检察人员之间相互联系的行为准则。检察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文化培育形式，使全体检察人员都能够自觉地追求、信仰和实践这些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神和理念，并充分体现在履行检察职能、办案和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检察官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精神体现。检察文化把人的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摆在了重要位置，通过发展先进文化的引导、凝聚、协调、教育功能，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环境，使机关每个成员实现自身价值与检察系统实现自身价值融合统一。检察文化一方面使检察机关与社会公众处于一种沟通状态，另一方面使系统中的个人能与组织和谐发展。

（三）检察文化与检察权运行相交织。检察文化不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分支，与检察制度相联系，它不包括野蛮文化。检察文化也不是检察活动的无所不包，与检察实践活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联系在于检察文化渗透在检察实践之中，是检察制度的基础，反映检察机关的宗旨和形象及其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执法理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精神风貌，为检察实践活动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推动并保证检察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检察实践体现检察文化建设的效果，提升检察文化的魅力。区别在于检察实践是客观的、外在的、看得见的，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检察实践的状况具有及时性、显现性，不仅受检察文化的影响，还要受制于立法机关的监督以及上级指令和长官意志的影响；而检察文化建设一般不属于立法机关监督职责的范围，它是检察实践的价值基础，文化建设的效果也一般不具有显现性、及时性，更多地体现长远性、坚定性。检察文化与检察权的行使相辅相成，这种交织既体现在检察文化及时为检察实践服务，也体现在检察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的是为了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虽然检察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有些与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相同，但不能认为这样的文化不属于检察文化，只因这样的文化为了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就是检察文化范畴。所以说，检察文化既包括特质的检察文化，也包括检察机关孕育的大众文化。特质文化有检察理论研究、检察制度建设、检察业务培训和岗位技术练兵以及检察标志和符号等，检察机关孕育的大众文化有政治、思想、组织工作和时事政策宣传教育以及娱乐体育活动等，机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都属于检察文化建设的范畴。

三、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检察文化建设要雅俗共赏，喜闻乐见，形式多样，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践层面，既有大众化、又有特质性，既有传统再现、又有改革创新。检察文化建设必须读懂国情、放眼世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根植于民族土壤，发挥民族优势，注重民族特色，把世界优秀文化中国化，增进大家对检察工作的共识，形成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体系。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积极探索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新途径。基层检察机关作为我们检察体系中的最小单位，它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工作具体性，决定了它是承担检察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加强基层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建设就是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积极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灵魂的执法文化建设。我们知道，一个驰名商标的造就，无外乎过硬的产品质量、持续的推陈出新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脱离了商品或服务这个核心，一切将无从谈起。同样，以打击犯罪、护法为民为神圣使命的检察机关，如果脱离了公平正义这个内核去奢谈检察文化建设，也无异于舍本逐末。因为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期盼，更是检察文化的灵魂。当前，我国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维护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因此，检察文化要运用其特有的历史创造和精神记忆，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渗透途径，铸造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检察队伍。基层检察院只有不断提升检察人员的业务素质，坚持公正执法，不滥用职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与程序、质量与效率并重，做到实事求是，不枉不纵；坚持宽严相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才能以实际行动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以优异成绩开创法律监督工作的独特“品牌”，也才能切实体现检察机关与众不同的人本文化气息。

2、着力培养检察官的气质和精神，大力倡导以职业道德为核心的形象文化建设。检察职业道德是检察人员在从事检察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是调整检察人员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也是正确行使检察权、防止司法腐败、增强检察队伍战斗力的保证。检察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被高检院概括为：忠诚、公正、清廉、严明。这八个字的内涵也正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其中，忠诚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立场、公正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核心、清廉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追求目标、严明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保证。因此，加强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建设，不仅是实践和传播先进检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更是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的重要载体。基层检察院要把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队伍建设的始终，坚持以职业道德深化检察文化，以检察文化滋养职业道德。要通过职业道德文化的培育，使干警不仅具备公正、廉洁、正派等高尚人品，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善良、同情、豁达、克己、奉公等宽广情怀，自觉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真诚地关怀人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通过职业道德文化素养的提升，使干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检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增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切实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3、注重以团结奉献为追求的团队文化建设。团队精神是一个集体在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为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这个集体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也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这个集体中的具体体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是检察文化的精髓。因此，基层检察院要把锻造和弘扬以团结奉献为追求的团队精神作为推进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要用符合时展要求和历史进步潮流的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来规范、协调干警的思想认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把握时代要求，同时注重调动和发挥干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干警的活力和潜力。要通过鼓励和支持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个人之间的协助和配合，加强团结，减少摩擦，形成合力，共同完成任务；通过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体育活动和其他形式和内容的集体活动，陶冶干警情操，凝聚队伍向心力，增强集体荣誉感；通过激发干警奋发向上的进取心和迎难而上的斗志，努力培养一支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的队伍；通过营造一个宽松、民主、祥和的工作氛围，使干警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在思想、心态上高度整合，在行动上默契配合，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拼搏。

4、推广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建设。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普遍增强，冲破习惯思维模式，确立以人为中心，重视和关心人的发展和需要，已成为时展的主流理念。同样，促进检察干警的精神解放、心理解放，发展个性，提高素质，实现自我价值，充分发挥其潜能，释放其智慧也成为检察文化的主旋律。因为检察文化的实质就是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工作，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又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力求淋漓尽致地释放出人的巨大能量。而开启释放人的巨大能量的钥匙，就是文化的力量。

由于文化视野中的人，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劳动力，而是有感情，有思想，有个人价值追求的活生生的人，是有无限潜力的人力资源。这就要求基层检察院努力营造一个重视人的因素，尊重人、塑造人、信任人、关心人的人文氛围，营造一种清新和谐、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要以根植争先创优理念为指引,大力塑造成先进典型。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人民检察官，不仅为检察事业增辉添彩，还以自己的言行，典型的、集中的、全面地诠释了检察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通过开展系列典型活动，加强对干警的外部行为引导，培养干警争先创优意识。例如举办如“方工精神为我引路”等青年干警座谈会，方工检察长的人格魅力和先进事迹，会使青年干警深受触动，成才意识、公正执法意识明显增强。还可请来一些先进典型现场做报告，对干警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在先进典型的激励下，要掀起赶超先进的热潮，开展“十佳”公诉人、“十佳”办案能手、十佳信访接待员优秀组工干部等活动。举办“学习身边人，做好身边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扩大典型的辐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各项检察工作的发展。同时检察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致力于人事制度改革，推行竞争上岗的干部选拔机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职务职级晋升机制，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坚持“四不唯”科学人才观，摒弃论资排辈陈旧观念，珍视优秀人才，注重为年轻人的提供锻炼机会而加速其成长，使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通过竞争走上中层干部岗位，全面提升中层干部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对于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但业务水平突出的人员，安排在主办、主诉、主侦等重要岗位发挥特长，让他们在检察职级晋升上与中层干部有同等晋升机会，最大限度的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人员管理上，要建立并实施绩效考核机制，把绩效考核与评优评先紧密挂钩，坚持凡晋必考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着力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各种人才成长管理机制，把人人可以成才和公平竞争理念根植于干警心中。

5、丰富检察官的娱乐生活，促进以健康向上为基调的业余文化建设的发展。机关业余文化建设，是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干警综合素质、强化队伍八小时以外管理、增强队伍凝聚力、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社会转型对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检察干警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引导和熏陶，而机关业余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种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此，重视机关业余文化建设，在队伍管理中引入人文管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以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占据干警业余生活的阵地，有意识地对干警进行文化熏陶，不仅可以活跃检察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植健康生活理念。坚持不断创新文化建设的载体，加强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巩固“五小阵地”（即：小夜校、小图书室、小荣誉室、小文艺队、小活动室）。要大力支持干警参与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动，倡导健康、和谐、文明的生活方式。可组建舞蹈队、摄影书画小组、篮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等文化小团队，培养文化骨干。检察长要带头参加，以有效带动干警的参与热情。在场地方面，要开辟专门的乒乓球室、健身室、多功能歌舞厅、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视频会议室等活动场地。在经费方面，积极为聘请专业指导、购买服装、用具等费用支出都“大开绿灯”。还要做到文化活动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例如通过开展“检察官进社区活动”，让干警们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圈子里，而是深入社会。通过积极参加“公民道德公约”和“学礼仪、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提升干警文明素养；通过组织干警参加植树、志愿者、捐助、献血等公益活动，提升干警道德情；通过文艺联欢、书画摄影展、联谊球赛、演讲、知识竞赛、歌咏、朗诵等各类文体活动，提审干警文化品味，潜移默化的激励干警的进取心。从而树立起健康、文明、高素质的检察官群体形象。

6、以网络建设为平台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已进入到网络时代，网络应用的广泛性、多样性和高效性，给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运用好网络平台，推进检察文化建设。一是搭建平台，形成法律博客群体。在正义网、人民网打造互动平台，形成全员参与的法律博客群体，营造文化强检氛围，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发展。正义网是高检院主办的门户网站，汇聚了法学专家、学者教授、检察官、法官、律师，以及其他关心法律工作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法律资源和信息丰富，学术氛围浓厚，文化底蕴深厚，对推动检察文化建设，培养干警学习思考习惯养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建立法律博客，能实现与法律学者、检察专家零距离学习交流探讨，是提升队伍整体素质，推进各项检察业务的一条捷径。要为干警开博创造条件，制定相关《关于加强法律博客群建设的意见》等制度，明确博客群建设的指导思想、组织措施和奖励办法。建成电子阅览室，开通互联网，为干警上网提供物质支持，倡导全院干警人人参与法律博客群建设工作。二是要规范管理，确保深入健康发展。一方面加强管理，确保方向。要成立由分管宣传工作的副检察长任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为副组长的博客群建设管理协调小组，加强对博客群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监督。要求干警建立法律博客必须做到坚持政治原则，保守检察工作秘密。采取一系列奖励激励措施，对博客写作情况每月一调度，写作体会每季度一交流；博客文章被推荐为精品文章的，被有关报刊采用的，按院调研信息宣传奖励办法给予奖励；被评为优秀个人法律博客的，在评先树优、提拔使用上，优先考虑。三是注重强化引导，注重效果。创新培训模式，在检察内网开辟博客研讨专栏，通过干警撰写的精品博客、被推荐博客情况统计以及召开经验交流会等形式，以老带新，相互交流，从如何注册、如何发稿，如何通过博客进行学习交流，到如何修改模板、插入音乐和图片等，为干警提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引导干警从点滴入手，勤观察、勤思考、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检察文化新格局。

7、要重视以检察文学艺术为载体的宣传文化。检察文学艺术既是检察文化的典型内容，又是检察文化的重要载体。基层检察院要充分借助检察文学艺术“以先进的文化陶冶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作用，把检察文化纳入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从而形成与现实生活中的检察文化相对应的文学化的检察文化的动人景观。要注意发现和挖掘检察队伍中的文学艺术人才，发挥其专长，通过他们的作品宣传检察机关的典型，扩大典型的幅射作用，以各种生动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诠释检察文化的丰富内涵，使无形的理念有形化，以启迪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情操。通过他们创作一批具有感染力和广泛影响的时代精品力作，展现检察人员的内在素质和高尚追求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公正执法、为民执法的精神风貌，树立检察官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时代风彩。要充分发挥检察文化的渗透力和推动力，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检察精神，教育人民群众，提升检察干警的品位和素质，把检察文化的内容融入到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之中。

8、要向科技要效率，走科技强检推陈出新检察文化建设之路。在国际竞争正日益走向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检察工作也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政治立检、业务树检、改革兴检的同时，科技强检之路是新世纪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文化建设新的课题。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基层检察院科技强检之路还达不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使检察文化建设上一个新台阶，就要抓好科技强检工作。首要就是抓好“硬件”及“软件”的建设。不言而喻，要顺利实现科技强检，“硬件”是基础，“软件”是根本。所谓“硬件”，自然是一个单位的技术设施的档次与完备程度，如果没有一定的设备为基础，科技强检就是一句空话。相反，如果一个单位人员的技术力量薄弱、技术运用程度不高，“硬件”就是空摆设，因此广大基层干警对技术的掌握程度这一“软件”，才是科技强检的根本。实现“软件”的更新，要提高广大干警的科技意识，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运用科技是做好新时期检察官的必备，是大势所趋。其次是要对检察干警进行科技培训，使他们充分掌握现代化办公办案的技能，这才能能使检察检察文化建设达到更高的层次。为此要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提高干警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基本前提。要增加投入，更新设备，积极争取党委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加大对检察工作的投入。在改善办公条件和行政装备的同时，尤其要突出计算机局域网、多媒体等的建设，提高检察文化的科技含量。同时要重视设备应用，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检察事业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检察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它的出现为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武器。检察文化建设是一个新事物，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法治精神，同时，检察文化建设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从组织上、思想上、行为上和检察文化接轨，自觉摒弃种种不良习气和作风，以自己的检察实践来丰富和推动检察文化建设。总之，加强检察文化建设，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完善，在完善中前进，进而来推动检察工作的全面发展。[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3～14页；

[2]金明焕：《比较检察制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3月第2版，第16页；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9

制度创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现科学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与战略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制度是不能缺失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财物流动性很强，社会关系多种多样，没有制度保证，人们的物质利益、各种权利不可能得到有效承认和保护，社会也不可能达到有序状态。

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体制形态，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市场经济”都只是相对的。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带来新的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引起了投资方式、市场交易方式、企业组织和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使各国经济更为广泛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原有的管理经济的方式、体制和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传统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着体制机制落后和僵化的问题，也要寻求变革和创新。

实现科学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在这个阶段，改革的难度加大了。我们既要继续推进改革，解决体制上的一些亟须攻克的难题，又要维护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两者不可偏废。如果不能继续深化改革，就会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积累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只关注改革的推进，忽视社会矛盾的化解，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比过去大大增多。群众关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下岗失业、房屋拆迁、贫富差距、环境保护、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极易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而，如何着力解决影响实现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乃是当前直至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要战略任务。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化解矛盾，尤其是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制度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基础。

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建设开道。党中央提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升华了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也为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应当是充满活力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科学发展则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也就是能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现阶段，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都亟待解决。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等方面，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力度都还需要大大加强。

制度创新贯穿科学发展全过程

制度创新将贯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改进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机制，使政府在GDP指标之外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其次，在财税体制的改革中，如何与干部的政绩考核方式的改进相适应，比如，要求某个区域更多地关注生态保护，应当在财税政策上形成怎样的必要补偿机制。再次，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将面对资源约束增强、要素成本上升、总量规模扩大等新特点，如何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既立足于本地资源供给，又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第四，面对大量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和城镇生活，怎样合理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又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这一任务，至少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如何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如何平稳而有序地引导农民进入城镇，逐步融入城市生活，避免国际上曾经出现过的城市两极分化现象；如何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保护而不是损害农民利益，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机制，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形成一系列立足国情的制度和政策。

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是人制定出来的，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制度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真正能够充分发挥效应的制度，应当是与社会现实相契合的。对于要调整的对象认识得是否清楚，关系到所制定的制度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和实现预期的目标。对制度所要调整的对象认识得全面、清楚，制度设计就会比较有效。但是，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赖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改革的深化。制度的实现，需要物质基础，也需要社会有接受该项制度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将为制度的实现提供更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因此，必须认识制度建设的长期性，要通过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的改革和创新，及时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

社会体制的改革是多方面的，包括保障人民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完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和创新，都将为科学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基础。但是，制度创新和完善的本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多，矛盾交织在一起，诸多矛盾的解决不可能只靠某一方面的制度“单打一”，而应当发挥制度系统的综合效应。这就要求制度之间应当协调一致、不相冲突。为此，就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精心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以使我们的各项具体制度日趋完善。

以制度创新促进科学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营造有利于提高科学发展能力的环境氛围。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通过解放思想，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制度建设和创新既要有“小环境”的试点工作，又要以满腔热情尊重基层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地方的改革创新实践。

科学创新论文范文篇10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伟大纲领。贯彻科学发展观，既要从实践的层面研究落实的途径，也要从理论的层面搞清楚其理论根基，了解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的中心是发展，它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发展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心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贯穿科学发展观的主题。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中心论，既源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又是对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超越。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本质上就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同志的名言。在我国，发展问题应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又是一个在很长时期内没能很好解决的老问题。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号召“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始终不如人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国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既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把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突出了发展的机遇说，它强调指出，21世纪的头20年，是最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国就能建设起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发展的关键说，它认为，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只有把“蛋糕”做大，才可能处理好发展中的相关矛盾。因此，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发展说，它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科学发展观将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又快又好发展，它推进了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论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关键就在于它的主要内容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它的实质是突出又快又好地发展。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快又好发展，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当年，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提出了“多快好省”。但由于操之过急，又试图以“”的方式和“”的组织形式去实现，结果事与愿违。的探索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总设计师。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中国尽快发展起来的问题。因此，他提出，要“用发展解决10亿中国人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任务、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和发展保证等的理论。其中，在发展战略方面，邓小平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论：我们要“为今后50年以至70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观点，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内涵和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多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强最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发展过程中的粗放性、浪费性、污染性的存在，使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有鉴如此，同志大声疾呼：“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实践的教训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来源。

总结实践经验，科学发展观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突出了又快又好地发展，丰富了对发展的认识，创新了发展的理念。具体说来，它强调了发展的全面性，将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量的扩展发展到质与量的统一，克服了以往某些方面存在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财富、轻精神财富，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偏差。它明确指出了发展的协调性，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统筹兼顾，相互促进，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它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节约生产、清洁生产、绿色生产，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持久性，将当前与长远、当代与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了。可见，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就在于，它强调要“按照科学规律来谋划发展大计”；它突出了又快又好、更快更好的发展内涵；它明确将人、地和谐发展、区域和谐发展、人际和谐发展、代际和谐发展切实地提上了发展日程。因此，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的大思路与发展规划的科学性方面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是“以人为本”，它丰富了邓小平的发展为民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精髓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逻辑展开，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是“现实的人”。这一点将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与近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区别开来；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所内涵的“人是目的”的理论，又将其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区别开来了。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合理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理论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飞跃，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精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是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目标，以惠民为目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邓小平的发展为民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强调，衡量改革发展成败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以发展是否惠民、为民作为根本标准。发展惠民、发展为民论，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正是对邓小平发展为民论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