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范文10篇

自制范文篇1

【关键词】司法自制司法审查司法哲学美国案例

在司法审查研究炙手可热的当下中国，司法自制（judicialself-restraint）这一传统的司法审查哲学主题却被打入冷宫，对此主题的评介与检讨一直付之阙如。[1]此等研究空白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人不识司法审查之庐山真面目，使他们误以为司法审查就只有积极的违宪判断而没有消极的合宪推定，颇不利于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有鉴于此，笔者就不揣谫陋，拟以美国各个时期彰显司法自制哲学之典型案例为材料，对司法自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梳理，并概括、提炼出司法自制哲学之内涵本质及基本原则，以期这种对司法自制的初步检视既能引起学界同仁对司法自制研究的正视与重视，又于纠正国人对司法审查的偏颇认识有所裨益。

一、源头与传统：早期司法自制

众所知周，美国联邦宪法并未规定司法审查，其司法机关之司法审查权是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马歇尔（JohnMarshall）在1803年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确立起来的。但并不广为国人所知的是，在此之前的美国殖民地时代及邦联时期，美国各邦（州）法院已有为数不少的司法审查先例。美国著名法律史家施瓦茨（BernardSchwartz）谈到司法审查时曾指出：“在联邦宪法通过前的10年里，司法审查开始成为活的法律的一部分。在那个时期，美国的法院最先开始坚持裁定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和判定违宪的制定法无效的权力。在1780年到1787年间，至少有8个州的判例直接涉及到维护司法审查权的问题。”[2]另据美国学者斯诺维斯（SylviaSnowiss）的研究，从美国独立到联邦宪法通过前，一共大约有12个案件提出了司法审查问题。[3]而本文专门探讨的司法自制哲学其起源就正可以追溯到这些早期的司法审查实践中。下面我们就来集中检讨马伯里案发生之前几个较为典型的坚持法官在司法审查时应采取自制立场的案例。

搜索美国早期被保存下来的有些零散的司法判决，我们认为最早而又最明晰地发表司法自制意见的是彭德尔顿法官（J.Pendleton）。在1782年弗吉尼亚州上诉法院判决的共和国诉卡顿案（Commonwealthv.Caton）中，彭法官反对就弗吉尼亚州的《谋叛法》是否违宪作出判决，声称拒绝一部恰当制定的法律超越任何已知的正当司法权边界，而且法院的违宪判决行为只会加深立法机关已经犯下的错误。他说：“本院可被认为以某种方式集中了司法权，但它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宣布立法权在形式上通过的法律无效，而不因自己行使了立法分支的权力而违反宪法的明确规定，确实是一个深刻、重要和庞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将导致谦谦君子……所不可设想的后果。”[4]彭法官以上司法意见所蕴涵的司法自制理念堪称是美国司法自制哲学的思想源头，尽管后来诸多坚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法官并没有将其价值哲学上溯至前辈彭法官这里，但其作为思想原点的历史地位并不因之而受影响。

彭法官的在司法审查中保持克制、不恣意宣布立法违宪无效的司法自制立场不久即为泰勒（Tyler）法官所继承。泰法官在坎普诉霍金斯案（Kemperv.Hawkins）的长篇司法意见书中指出司法机关必须留意宪法——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律，无论什么法案，只要与该宪法相抵触，就不再是这个国家的法律，不过他同时告诫道：“但违宪必须是显然清楚的，否则法院就有阻止本可能产生许多公共利益的法律获得实施的危险。”[5]泰法官的这个告诫是对司法自制学说一项重要原则即违宪必须明显否则就不足以被判决违宪的最早阐述。

在早期，除了州法院采取司法自制立场外，联邦最高法院在其仅有的几个司法判决中亦同样有坚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显例，如1798年的卡尔多诉布尔案（Calderv.Bull）。代表最高法院宣布本案法庭意见的是艾尔德尔（Iredell）大法官。艾大法官早年是位活跃的支持司法审查的律师。1786年他曾在报纸上撰文认为，法官判断违宪立法无效之权“并不是一项篡夺或自由裁量的权力（ausurpedoradiscretionarypower），它仅仅源于其宪法上的职责，他们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担任法官的，而不仅仅是立法议会的奴仆”。[6]但后来法袍加身的他变得冷静多了：“假如国会或州立法机关的任何法令违反那些宪法条款，此种法令无疑是无效的。不过，基于宣告其无效的权力具有微妙的、可怕的性质，因此除非在明显且紧急的情况下（inaclearandurgentcase），否则本院将不诉诸此种权力。”[7]艾大法官的这个判决意见表明，最高法院在其成立之初就对司法审查权的性质有足够透彻深邃的认识。且或许正是这种认识引导着最高法院没有随意诉诸此等微妙、可怕的权力，使得其在最初的13年（1790－1802）里始终没有裁决任何国会立法或行政行为违宪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自制自始就是美国法官首选的价值立场，是美国法院的传统与惯例。

二、十九世纪：司法自制的发展期

如果说马伯里案之前已然形成的司法自制传统其内涵还很模糊、肤浅的话，那经过接来下的十九世纪对此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司法自制的思想内涵及指导原则就基本成熟、成型了。十九世纪可谓是司法自制哲学的大发展时期，尽管它在这个世纪的成长因两个打破传统的大案——马伯里案与斯科特案（DredScotv.Sandford）而未能深受关注。[8]

1808年，在乔治亚州的格林波诉罗斯案（Grimballv.Ross）中，州法院的查尔顿（Charlton）法官宣称：“对宪法权利的侵犯必须对美国人的理解来说都像自明公理那样明显，譬如就像部分之和等于总体那样……如果对立法是否侵越宪法还存在疑问，法院应该避免冲突，因为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所支持的是立法机构。”[9]181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瓦蒂（Waties）法官则在一起案例中指出：“法律的有效性不应受到质疑，除非它是如此和宪法相抵触，以至当法官指出的时候，社会中所有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认识到这种抵触。”[10]他认为，如果司法部门能如此谨慎地行使其控制权，那么就不会引起觊觎，就能促进公众对法官的信任，且其有益的效果还将正当完全地体现出来。查法官和瓦法官的司法意见另一方面其实是在向其司法界同仁表明，司法自制本质上是一种稳健的司法美德。

在马歇尔主持下的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自制传统同样有它的继承人，而且他们还在一些案件中占据多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1827年的奥格登诉桑得斯案（Ogdenv.Saunders）。在此案中华盛顿（Washington）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发表了他那份脍炙人口的司法自制立场的判决意见书。他说：“推定立法机关立法的有效性，除非其对宪法的违反被证明超出了合理怀疑（beyondallreasonabledoubt）程度，这仅仅是对立法机关的体面的尊重，法律得以制定是源于它们的智慧、诚实及爱国精神。当被要求就合宪性问题作出裁决时，这通常是最高法院的立场；而我知道这种立场表达了当下最高法院每位法官的朴实的感情。”[11]华大法官这份判决意见书既为司法自制哲学提出了一个“有效推定标准”，又为司法审查制定了新的“超出合理怀疑原则”。这两项新出台的标准与原则如今已成为司法审查实践中具有价值指导地位的适用准则。

继马歇尔之后的坦尼法院（theTaneyCourt,1837－1864）算是迄今最为典型的司法自制法院，尽管首法官坦尼曾在其后期的斯科特案中彻底抛弃了司法自制哲学。坦尼法院遵循司法自制立场的判决甚多，在此我们主要检视其最著名的卢瑟诉博登案（Lutherv.Borden）。此案是1841年罗得岛州因政治分歧而发生的多尔叛乱（DorrRebellion）的产物，1849年坦尼代表最高法院发表的本案判决后来成为坦尼法院的司法遗产。

毫无疑问，本案是确立司法不应裁判政治问题（politicalquestion）这项司法自制重要原则的主要渊源，其判决意见至今还时不时地出现在法官的司法意见中，以证明法院不能或不应介入某些涉及政治问题之纷争本是司法的传统和惯例。本案坦尼判决要旨中常被作为渊源引用的主要有：“原告所提出的大部分理由均涉及政治权力和政治问题，而法院被要求对以上问题发表意见。我们拒绝这么做……虽然法院应该随时准备去解决宪法托付给它的问题（meetanyquestion），但它同样不应该超越其行为的适当范围，并注意不使自己卷入到应当属于其他部门解决的争论中去……依据这个国家的体制，每个州的主权属于该州的人民，而且他们可以依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去改变政府的形式。但他们是否改变了政府或废除旧政府代之以新政府，这是一个需由政治权力解决的问题。而政治权力一旦做出决定，那法院就有义务注意并遵从。”[12]

除了“超出合理怀疑”、“政治问题回避”等原则外，十九世纪还见证了司法自制另一项重要原则——合宪推定原则的诞生。合宪推定原则是在被集体称为农夫系列案中最具代表性的芒恩案（Munnv.Illinois）判决意见中被提出来的。当时代表最高法院宣布此案法院判决意见的是首法官韦特（Waite）。农夫系列案实质上是内战后最高法院第一次对州的旨在规制工业化发展秩序的现代社会性立法的回应。从司法哲学的视角来分析，最高法院的这种回应完全是站在司法自制立场上进行的。在此案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支持了伊利诺伊州管制铁路和其他商业活动价格权力的合宪性。韦大法官在判决理由书中宣称：“每条法规都被推定为合宪（Everystatuteispresumedtobeconstitutional）。法院不应当宣告某条法规违宪，除非其违宪异常显然。如果存有疑问，那立法机关所表达的意志应得到确认。”[13]同时，韦特还主张：“为了控制立法机关滥用权力，人民必须诉诸选举投票（thepolls），而不是法院。”[14]根据施瓦茨教授的研究，芒恩案的裁定后来成了美国政府管制权力的实际上的依据，并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被背离过。[15]这充分说明作为司法自制原则的合宪推定原则对于美国政府管制权力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从以上的案例梳理可知，经过十九世纪的司法实践司法自制之内涵本质已渐趋明晰、其基本原则已发展成熟。就原则而言，主要有违宪极为显然原则、超出合理怀疑原则、政治问题回避原则及合宪推定原则等。而其本质内涵则可概括为：作为司法审查传统价值立场的司法自制，意指司法机关更多的是尊重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价值选择，警惕把法官个人的价值判断带入司法判决中，同时避免法院不必要地卷入党派斗争的政治棘丛（politicalthicket）中以保持其在裁判时仅仅服从原则的超然与中立。[16]

三、自制精神彰显的二十世纪

由上文可知，在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司法自制哲学之原则体系已基本建构成型。在这个新世纪，尽管有试图通过司法干预来抑制社会经济改革的洛克纳主义（Lochnerism）在保守派法官中盛行一时，亦尽管有沃伦法院（theWarrencourt）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activism）一度高歌猛进，但司法自制之价值立场并没有因此而湮灭无息，相反，已型构成一套原则体系的司法自制精神有着强盛的生命力，时刻在影响、甚至主导着司法价值立场的选择。

二十世纪初期最能彰显司法自制精神的应是1919年的亚利桑那州雇主责任系列案（ArizonaEmployers’LiabilityCases）。此案是怀特法院（theWhiteCourt）“进步主义”判决中的典型。代表最高法院宣布维持该州一项工人抚恤金法案的是皮特尼大法官（J.Pitney）。从判决决策进路上考量，强调司法审查权之界限正是皮大法官本案判决的基本理路及判决主旨。他认为，立法之新奇不能成为合宪的反对理由（Noveltyisnotaconstitutionalobjection）。在宪政政府架构下，各州立法机关被授予变更立法的权力，而且“一般而言，在哪方面变更，变更到何种程度，委托给了各州自己。而由人民选举的（州）立法机关理解并能正确地判断人民的需要，这一点是被认可的。尽管有（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但各州仍然有范围广泛的立法裁量权，考虑到其立法裁量的智识，其裁量结果不为法院所审查（notreviewablebythecourts）”。[17]

当然，司法自制立场并不是法庭多数意见的专利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有不少判决之所以著名不是因为法院的多数意见而恰恰是因为与之对立但又与当时的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反对意见，即异议（dissenting）。而颇堪玩味的是，许多在美国宪政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伟大的异议正是站在司法自制立场上发表的。1936年合众国诉巴特勒案（UnitedStatesv.Butler）就是这样的典型。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通过此案宣布旨在缓解农场主困境的主要新政（NewDeal）措施之一的《农业调整法》违宪无效。这使得最高法院成为罗斯福总统的攻击目标，后者抛出了“法院填塞计划”（court-packingplan）以反击从而引发了1937年的美国宪法革命。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革命正是以司法重新回到自制传统、尊重立法与行政决策而结束。

本案判决时斯通（Stone）大法官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反对意见，他说：“法院宣布法案违宪的权力受制于两条与司法理念密不可分的指导原则。其一是法院关注的仅仅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非他们的智力。其二是当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的违宪行为受到司法制衡时，对法院制衡权的唯一钳制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自我节制意识（ourownsenseofself-restraint）”。[18]在这篇经典异议之最后，斯大法官警告说：“法院不是唯一被假定有能力从事管理的政府机构。在完成它们的宪法职责时，国会和法院都会不幸地步履艰难甚或出现错误。”[19]

然而，迄今最伟大的坚持司法自制立场的异议应是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Bakerv.Carr）中法兰克福特（Frankfurter）大法官所发表的异议。法大法官在美国宪政史上以奉行司法自制哲学而著称，本案不同意见书是其23年大法官任期内的最后一份意见书。针对最高法院推翻诸多先例而侵入从制度上看一直属于政党政治问题的议席分配领域，法大法官提出了其不朽的异议，他指出：

“无视本院司法权有效行使的内在限制而介入本质上属于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有关人口与立法代议制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即由政治力量决定，于今亦然——不但注定徒劳无功，而且可能严重损伤本院作为“本国至高法律”最终解释机关之地位，因为诸多必须由本院裁判的法律问题，常与民众的感情紧密相连。本院既不管钱又不握剑，其权威委实深植于民众对本院道德裁判（moralsanction）的恒久信赖之上。而此种信赖感须由本院在实然与外表上均完全摆脱政治纠葛，并避免深陷政治决策时政治力量之间的折冲。”[20]

法大法官这段深挖司法权威之根基的异议，对司法因何自制解析得入木三分。它是法大法官一生司法自制哲学思想菁华的总结，堪称是司法自制哲学史上的经典鸿篇。在宪政史上，它称得上是司法自制哲学的宣言书，为司法自制学说树立了一块不易逾越的丰碑。

正是在此丰碑的指引下，司法自制精神对司法裁判的影响日益巩固，合众国诉洛佩兹案（UnitedStatesv.Lopez）即为明证。争议激烈的本案裁决是自1936年以来第一次宣告一项规制私人的法律因超出宪法商事条款授予国会的权限而违宪。在其不同意见书里，苏特大法官（J.Souter）以“司法尊重论”为旗号极力反对本案的多数意见：“对于那些具有合理基础之立法决策的尊重是司法节制的范例。在司法审查有关（宪法）商事条款时，司法节制反映了我们对国会在宪法授权的事项上的制度性能力（theinstitutionalcompetence）的尊重及其合法性的认可，它源自于国会在一些需要进行广泛考虑再作出决策的问题上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回首历史就知道今天的决定是如何将法院引向错误的方向，并导致它将有更多的机会与法院一直所坚持的节制规则相抵牾。”[21]司法尊重是司法自制的起点，没有司法出于对同等的政府部门的尊重就毫无自制可言。对司法尊重的诠释与强调，是司法自制精神彰显的最好体现。

单从数量上来权衡，以上坚持司法自制立场的区区十来个案例不过是所有同类案例之冰山一角。但不容质疑的是，它们都是美国各个时期涉及司法自制价值立场的代表与典型，其判决理由书或不同意见书对司法自制哲学的阐述即便不全面详尽，那至少也囊括其重点要点。申言之，透过以上案例，我们足以窥探到司法自制之足迹与历程。

四、司法自制：司法审查之制动器

就在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借助贝克案的异议对司法自制哲学进行深刻诠释的1962年，毕克尔（AlexanderM.Bickel）教授出版了他的名作《最不危险的部门》。此书在提出司法审查的永恒主题之一——“抗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difficulty）”的同时主张法院应秉持“消极美德（passivevirtues）”，在司法审查时要知所自制。[22]“当最高法院宣告一项立法或民选行政首长的行为违宪时，它阻挠了此时此地真实人民代表之意志；它所行使的控制，不是代表当时的普遍多数，而是违逆之（againstit）。”[23]所以，美国宪政下的司法审查有着根本性困境,它本身是一种“对抗多数的力量”，是美国民主的一个异常装置（adeviantinstitution）。[24]毕教授的这段不刊之论从侧面举证了司法自制对于司法审查而言是何等的不可或缺。的确，如果把司法审查视为一台机器，那司法自制就是其必不可少的装置——制动器。可以说，司法自制就是防止司法机构实施司法审查时越过适当界限的制动器，司法审查不能没有这个制动器，司法权威更离不了这个制动器。

司法自制能防止司法审查在“政治棘丛”中走得太远，必要时甚至能阻止它踏进这个原本就属于政府其他部门的领地。沃伦法院实行“严格审查”原则，完全废弃了司法自制这个制动装置，在堕胎和议席分配这种美国传统政治领域大打出手，这既成全了最高法院逾越适当司法界限的指控，又危及了司法的生命——它自身的正当性。因而，施瓦茨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可以说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机构从未因对政治问题保持节制而受到伤害。相反，最高法院卷入的大多数争议都是由于没有遵循司法机关自我克制学说引起的。”[25]

在价值冲突时，例如在自由放任与雇员福利相冲突时，司法自制能使法官慎重面对，避免用自己的偏好去替代民意立法机关的判断，借用对司法自制哲学贡献甚巨的霍姆斯大法官（J.Holmes）在阿德金诉儿童医院案（Adkinsv.Children’sHospital）中的经典异议来说就是“无人能够否认结束那种导致不健康、不道德与人种退化的（恶劣）环境，属于立法的合宪（constitutionallegislation）的份内之事……法律的合宪判断标准不在于我们（按：指法官，下同）认为法律是否对公众有益。我们当然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否决一个理性的人依据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和本国诸州的立法所形成的理性信仰”。[26]

当司法部门企图或已经迈步越过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而进行司法造法、实施司法的社会规制时，是司法自制又一次将它从危险的边缘挽救过来。司法自制坚持制定或认可那些包括新兴权利的法律乃是立法部门的当然领域，司法部门不应过于接近主权立法这个政治染缸。司法自制要求法官以尊重先例和立法机关为己任，对“正当程序”、“平等保护”等需要解释的宪法条款进行严格解释，避免在解释时推导出更为具体的价值，遵循“一次一案”，厉行“司法最小主义”，[27]“因为法官的权威在于人民相信法院确实是在‘根据法律’而决策”，[28]因为“最高法院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尊重，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它的所作所为使之区别于‘政治’”。[29]

塞耶（JamesB.Thayer）教授在其经典论文《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中为法院适用议会立法确立了著名的“义务性标准”：“只有当有权立法的机构不仅犯了错误，而且犯了极为明显的错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再受到理性质疑，法院才能拒绝适用法案。”[30]无庸置疑，如果法院未能严格执行这条义务性标准，那将既危及到司法权威，又冲击着宪政政制；而法院若遵循这个标准，那恪守司法自制就是其首要的规则。由此可知，司法自制既是直接的司法审查制动器，又是间接的宪政政制保护器，其功能与价值委实非同凡响。

五、余论：司法自制研究亟待加强

尽管借鉴与移植司法审查制度的呼声已有经年，但从形式和内容上看，该制度在我国都还未真正建立。个中原因固然纷繁复杂，但学术界对司法自制哲学研究的极度忽略，无疑是其中一个值得估量的因素。毕竟我国决策阶层对司法审查制度的全面认识依赖于学术界对它的全面评介。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审查的评介都是全面不足，片面有余。几近空白的司法自制研究现状，使得国人尚不知司法自制为何物，以为司法审查制度一旦在我国建立，法官必将随时恣意推翻人大立法和政府行政，现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度将屈从于司法审查制度之下，而事实则大谬不然。

从司法审查实践来看，司法自制不但在美国属传统的价值立场，而且在二战后引进司法审查制度的德国、日本等代表性国家，司法自制立场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以日本为例。司法审查制度在日本的建立已年逾半个世纪，但迄今为止其最高法院判决法令违宪的案例亦只有区区6件，[31]可谓自制之至。实践早已证明，司法自制是司法审查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司法自制亦同样会成为它的首选价值立场，因为谁能想象能移植该制度的理性的我们会非理性地抛弃这种制度的悠久传统呢？

总之，消除人们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误解与偏见，对于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意义深远，而这有待于学界同仁对司法自制哲学研究的正视与重视。希冀此抛砖之作能引来更多更好的探究司法自制哲学的学术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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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范文篇2

其实，孩子的自制力形成有一个过程，那就是从“他制”到“自制”。一般来说，小学五年级是锻炼孩子自制力的最佳时机，错过了这个年龄阶段，再锻炼孩子的自制力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如果孩子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慢慢形成了很好的自制力，对于他们以后的成长和发展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那么，怎样帮助孩子锻炼自制力呢？

首先，可以通过与其他人的合作来锻炼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他制”。可以通过家长、老师、朋友、同学等来进行，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实施。因为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其自制力是相当薄弱的，如果这时候没有外力的促进与监督作用，除非他们有过人的意志力，否则是不可能自行形成良好的自制力的。比如，有个孩子在上五年级时，家长给的零花钱是有限的，但他经常买零食吃，月初给的钱两三天就花完，以后的日子就只有馋的份儿了。于是，他就请好朋友帮忙替自己拿零花钱，每天给一定的数目。这样，就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自制力。

其次，可以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增强孩子自控的能力。因为自制力不可能是一念之间产生的，也不是下定决心就可立时形成的，其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你给孩子规定从明天开始就要好好学习，他们达不到目标时往往会产生挫折感和无能感，丧失改变自己的信心。所以，自制力的形成不要期望一蹴而就。比如，你可以让孩子在第一周时每天学习半个小时玩10分钟，如果这很容易做到，第二周每天学习40分钟玩15分钟，这也做得很好时，就可以每天学习40分钟玩10分钟。当行为变成一种习惯时，自制力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任何坏习惯的改变或好习惯的形成都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循序渐进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并且不会给孩子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轻松地锻炼自制力。

再次，锻炼自己的意志力。自制力与意志力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良好的自制力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来作为后盾。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用来形成过人的意志力。比如，当坚持不下去时，告诉自己：“我一定行，只要坚持！”“太棒了，我又完成了一道题！还有三道题，我就大获全胜了！”等等。

自制范文篇3

【关键词】司法自制司法审查司法哲学美国案例

在司法审查研究炙手可热的当下中国，司法自制（judicialself-restraint）这一传统的司法审查哲学主题却被打入冷宫，对此主题的评介与检讨一直付之阙如。[1]此等研究空白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人不识司法审查之庐山真面目，使他们误以为司法审查就只有积极的违宪判断而没有消极的合宪推定，颇不利于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有鉴于此，笔者就不揣谫陋，拟以美国各个时期彰显司法自制哲学之典型案例为材料，对司法自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梳理，并概括、提炼出司法自制哲学之内涵本质及基本原则，以期这种对司法自制的初步检视既能引起学界同仁对司法自制研究的正视与重视，又于纠正国人对司法审查的偏颇认识有所裨益。

一、源头与传统：早期司法自制

众所知周，美国联邦宪法并未规定司法审查，其司法机关之司法审查权是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马歇尔（JohnMarshall）在1803年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确立起来的。但并不广为国人所知的是，在此之前的美国殖民地时代及邦联时期，美国各邦（州）法院已有为数不少的司法审查先例。美国著名法律史家施瓦茨（BernardSchwartz）谈到司法审查时曾指出：“在联邦宪法通过前的10年里，司法审查开始成为活的法律的一部分。在那个时期，美国的法院最先开始坚持裁定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和判定违宪的制定法无效的权力。在1780年到1787年间，至少有8个州的判例直接涉及到维护司法审查权的问题。”[2]另据美国学者斯诺维斯（SylviaSnowiss）的研究，从美国独立到联邦宪法通过前，一共大约有12个案件提出了司法审查问题。[3]而本文专门探讨的司法自制哲学其起源就正可以追溯到这些早期的司法审查实践中。下面我们就来集中检讨马伯里案发生之前几个较为典型的坚持法官在司法审查时应采取自制立场的案例。

搜索美国早期被保存下来的有些零散的司法判决，我们认为最早而又最明晰地发表司法自制意见的是彭德尔顿法官（J.Pendleton）。在1782年弗吉尼亚州上诉法院判决的共和国诉卡顿案（Commonwealthv.Caton）中，彭法官反对就弗吉尼亚州的《谋叛法》是否违宪作出判决，声称拒绝一部恰当制定的法律超越任何已知的正当司法权边界，而且法院的违宪判决行为只会加深立法机关已经犯下的错误。他说：“本院可被认为以某种方式集中了司法权，但它在什么程度上有权宣布立法权在形式上通过的法律无效，而不因自己行使了立法分支的权力而违反宪法的明确规定，确实是一个深刻、重要和庞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将导致谦谦君子……所不可设想的后果。”[4]彭法官以上司法意见所蕴涵的司法自制理念堪称是美国司法自制哲学的思想源头，尽管后来诸多坚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法官并没有将其价值哲学上溯至前辈彭法官这里，但其作为思想原点的历史地位并不因之而受影响。

彭法官的在司法审查中保持克制、不恣意宣布立法违宪无效的司法自制立场不久即为泰勒（Tyler）法官所继承。泰法官在坎普诉霍金斯案（Kemperv.Hawkins）的长篇司法意见书中指出司法机关必须留意宪法——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律，无论什么法案，只要与该宪法相抵触，就不再是这个国家的法律，不过他同时告诫道：“但违宪必须是显然清楚的，否则法院就有阻止本可能产生许多公共利益的法律获得实施的危险。”[5]泰法官的这个告诫是对司法自制学说一项重要原则即违宪必须明显否则就不足以被判决违宪的最早阐述。

在早期，除了州法院采取司法自制立场外，联邦最高法院在其仅有的几个司法判决中亦同样有坚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显例，如1798年的卡尔多诉布尔案（Calderv.Bull）。代表最高法院宣布本案法庭意见的是艾尔德尔（Iredell）大法官。艾大法官早年是位活跃的支持司法审查的律师。1786年他曾在报纸上撰文认为，法官判断违宪立法无效之权“并不是一项篡夺或自由裁量的权力（ausurpedoradiscretionarypower），它仅仅源于其宪法上的职责，他们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担任法官的，而不仅仅是立法议会的奴仆”。[6]但后来法袍加身的他变得冷静多了：“假如国会或州立法机关的任何法令违反那些宪法条款，此种法令无疑是无效的。不过，基于宣告其无效的权力具有微妙的、可怕的性质，因此除非在明显且紧急的情况下（inaclearandurgentcase），否则本院将不诉诸此种权力。”[7]艾大法官的这个判决意见表明，最高法院在其成立之初就对司法审查权的性质有足够透彻深邃的认识。且或许正是这种认识引导着最高法院没有随意诉诸此等微妙、可怕的权力，使得其在最初的13年（1790－1802）里始终没有裁决任何国会立法或行政行为违宪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自制自始就是美国法官首选的价值立场，是美国法院的传统与惯例。

二、十九世纪：司法自制的发展期

如果说马伯里案之前已然形成的司法自制传统其内涵还很模糊、肤浅的话，那经过接来下的十九世纪对此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司法自制的思想内涵及指导原则就基本成熟、成型了。十九世纪可谓是司法自制哲学的大发展时期，尽管它在这个世纪的成长因两个打破传统的大案——马伯里案与斯科特案（DredScotv.Sandford）而未能深受关注。[8]

1808年，在乔治亚州的格林波诉罗斯案（Grimballv.Ross）中，州法院的查尔顿（Charlton）法官宣称：“对宪法权利的侵犯必须对美国人的理解来说都像自明公理那样明显，譬如就像部分之和等于总体那样……如果对立法是否侵越宪法还存在疑问，法院应该避免冲突，因为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所支持的是立法机构。”[9]181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瓦蒂（Waties）法官则在一起案例中指出：“法律的有效性不应受到质疑，除非它是如此和宪法相抵触，以至当法官指出的时候，社会中所有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认识到这种抵触。”[10]他认为，如果司法部门能如此谨慎地行使其控制权，那么就不会引起觊觎，就能促进公众对法官的信任，且其有益的效果还将正当完全地体现出来。查法官和瓦法官的司法意见另一方面其实是在向其司法界同仁表明，司法自制本质上是一种稳健的司法美德。

在马歇尔主持下的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自制传统同样有它的继承人，而且他们还在一些案件中占据多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1827年的奥格登诉桑得斯案（Ogdenv.Saunders）。在此案中华盛顿（Washington）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发表了他那份脍炙人口的司法自制立场的判决意见书。他说：“推定立法机关立法的有效性，除非其对宪法的违反被证明超出了合理怀疑（beyondallreasonabledoubt）程度，这仅仅是对立法机关的体面的尊重，法律得以制定是源于它们的智慧、诚实及爱国精神。当被要求就合宪性问题作出裁决时，这通常是最高法院的立场；而我知道这种立场表达了当下最高法院每位法官的朴实的感情。”[11]华大法官这份判决意见书既为司法自制哲学提出了一个“有效推定标准”，又为司法审查制定了新的“超出合理怀疑原则”。这两项新出台的标准与原则如今已成为司法审查实践中具有价值指导地位的适用准则。

继马歇尔之后的坦尼法院（theTaneyCourt,1837－1864）算是迄今最为典型的司法自制法院，尽管首法官坦尼曾在其后期的斯科特案中彻底抛弃了司法自制哲学。坦尼法院遵循司法自制立场的判决甚多，在此我们主要检视其最著名的卢瑟诉博登案（Lutherv.Borden）。此案是1841年罗得岛州因政治分歧而发生的多尔叛乱（DorrRebellion）的产物，1849年坦尼代表最高法院发表的本案判决后来成为坦尼法院的司法遗产。

毫无疑问，本案是确立司法不应裁判政治问题（politicalquestion）这项司法自制重要原则的主要渊源，其判决意见至今还时不时地出现在法官的司法意见中，以证明法院不能或不应介入某些涉及政治问题之纷争本是司法的传统和惯例。本案坦尼判决要旨中常被作为渊源引用的主要有：“原告所提出的大部分理由均涉及政治权力和政治问题，而法院被要求对以上问题发表意见。我们拒绝这么做……虽然法院应该随时准备去解决宪法托付给它的问题（meetanyquestion），但它同样不应该超越其行为的适当范围，并注意不使自己卷入到应当属于其他部门解决的争论中去……依据这个国家的体制，每个州的主权属于该州的人民，而且他们可以依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去改变政府的形式。但他们是否改变了政府或废除旧政府代之以新政府，这是一个需由政治权力解决的问题。而政治权力一旦做出决定，那法院就有义务注意并遵从。”[12]

除了“超出合理怀疑”、“政治问题回避”等原则外，十九世纪还见证了司法自制另一项重要原则——合宪推定原则的诞生。合宪推定原则是在被集体称为农夫系列案中最具代表性的芒恩案（Munnv.Illinois）判决意见中被提出来的。当时代表最高法院宣布此案法院判决意见的是首法官韦特（Waite）。农夫系列案实质上是内战后最高法院第一次对州的旨在规制工业化发展秩序的现代社会性立法的回应。从司法哲学的视角来分析，最高法院的这种回应完全是站在司法自制立场上进行的。在此案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支持了伊利诺伊州管制铁路和其他商业活动价格权力的合宪性。韦大法官在判决理由书中宣称：“每条法规都被推定为合宪（Everystatuteispresumedtobeconstitutional）。法院不应当宣告某条法规违宪，除非其违宪异常显然。如果存有疑问，那立法机关所表达的意志应得到确认。”[13]同时，韦特还主张：“为了控制立法机关滥用权力，人民必须诉诸选举投票（thepolls），而不是法院。”[14]根据施瓦茨教授的研究，芒恩案的裁定后来成了美国政府管制权力的实际上的依据，并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被背离过。[15]这充分说明作为司法自制原则的合宪推定原则对于美国政府管制权力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从以上的案例梳理可知，经过十九世纪的司法实践司法自制之内涵本质已渐趋明晰、其基本原则已发展成熟。就原则而言，主要有违宪极为显然原则、超出合理怀疑原则、政治问题回避原则及合宪推定原则等。而其本质内涵则可概括为：作为司法审查传统价值立场的司法自制，意指司法机关更多的是尊重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价值选择，警惕把法官个人的价值判断带入司法判决中，同时避免法院不必要地卷入党派斗争的政治棘丛（politicalthicket）中以保持其在裁判时仅仅服从原则的超然与中立。[16]

三、自制精神彰显的二十世纪

由上文可知，在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司法自制哲学之原则体系已基本建构成型。在这个新世纪，尽管有试图通过司法干预来抑制社会经济改革的洛克纳主义（Lochnerism）在保守派法官中盛行一时，亦尽管有沃伦法院（theWarrencourt）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activism）一度高歌猛进，但司法自制之价值立场并没有因此而湮灭无息，相反，已型构成一套原则体系的司法自制精神有着强盛的生命力，时刻在影响、甚至主导着司法价值立场的选择。

二十世纪初期最能彰显司法自制精神的应是1919年的亚利桑那州雇主责任系列案（ArizonaEmployers’LiabilityCases）。此案是怀特法院（theWhiteCourt）“进步主义”判决中的典型。代表最高法院宣布维持该州一项工人抚恤金法案的是皮特尼大法官（J.Pitney）。从判决决策进路上考量，强调司法审查权之界限正是皮大法官本案判决的基本理路及判决主旨。他认为，立法之新奇不能成为合宪的反对理由（Noveltyisnotaconstitutionalobjection）。在宪政政府架构下，各州立法机关被授予变更立法的权力，而且“一般而言，在哪方面变更，变更到何种程度，委托给了各州自己。而由人民选举的（州）立法机关理解并能正确地判断人民的需要，这一点是被认可的。尽管有（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但各州仍然有范围广泛的立法裁量权，考虑到其立法裁量的智识，其裁量结果不为法院所审查（notreviewablebythecourts）”。[17]

当然，司法自制立场并不是法庭多数意见的专利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有不少判决之所以著名不是因为法院的多数意见而恰恰是因为与之对立但又与当时的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反对意见，即异议（dissenting）。而颇堪玩味的是，许多在美国宪政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伟大的异议正是站在司法自制立场上发表的。1936年合众国诉巴特勒案（UnitedStatesv.Butler）就是这样的典型。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通过此案宣布旨在缓解农场主困境的主要新政（NewDeal）措施之一的《农业调整法》违宪无效。这使得最高法院成为罗斯福总统的攻击目标，后者抛出了“法院填塞计划”（court-packingplan）以反击从而引发了1937年的美国宪法革命。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革命正是以司法重新回到自制传统、尊重立法与行政决策而结束。

本案判决时斯通（Stone）大法官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反对意见，他说：“法院宣布法案违宪的权力受制于两条与司法理念密不可分的指导原则。其一是法院关注的仅仅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非他们的智力。其二是当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的违宪行为受到司法制衡时，对法院制衡权的唯一钳制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自我节制意识（ourownsenseofself-restraint）”。[18]在这篇经典异议之最后，斯大法官警告说：“法院不是唯一被假定有能力从事管理的政府机构。在完成它们的宪法职责时，国会和法院都会不幸地步履艰难甚或出现错误。”[19]

然而，迄今最伟大的坚持司法自制立场的异议应是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Bakerv.Carr）中法兰克福特（Frankfurter）大法官所发表的异议。法大法官在美国宪政史上以奉行司法自制哲学而著称，本案不同意见书是其23年大法官任期内的最后一份意见书。针对最高法院推翻诸多先例而侵入从制度上看一直属于政党政治问题的议席分配领域，法大法官提出了其不朽的异议，他指出：

“无视本院司法权有效行使的内在限制而介入本质上属于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有关人口与立法代议制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即由政治力量决定，于今亦然——不但注定徒劳无功，而且可能严重损伤本院作为“本国至高法律”最终解释机关之地位，因为诸多必须由本院裁判的法律问题，常与民众的感情紧密相连。本院既不管钱又不握剑，其权威委实深植于民众对本院道德裁判（moralsanction）的恒久信赖之上。而此种信赖感须由本院在实然与外表上均完全摆脱政治纠葛，并避免深陷政治决策时政治力量之间的折冲。”[20]

法大法官这段深挖司法权威之根基的异议，对司法因何自制解析得入木三分。它是法大法官一生司法自制哲学思想菁华的总结，堪称是司法自制哲学史上的经典鸿篇。在宪政史上，它称得上是司法自制哲学的宣言书，为司法自制学说树立了一块不易逾越的丰碑。

正是在此丰碑的指引下，司法自制精神对司法裁判的影响日益巩固，合众国诉洛佩兹案（UnitedStatesv.Lopez）即为明证。争议激烈的本案裁决是自1936年以来第一次宣告一项规制私人的法律因超出宪法商事条款授予国会的权限而违宪。在其不同意见书里，苏特大法官（J.Souter）以“司法尊重论”为旗号极力反对本案的多数意见：“对于那些具有合理基础之立法决策的尊重是司法节制的范例。在司法审查有关（宪法）商事条款时，司法节制反映了我们对国会在宪法授权的事项上的制度性能力（theinstitutionalcompetence）的尊重及其合法性的认可，它源自于国会在一些需要进行广泛考虑再作出决策的问题上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回首历史就知道今天的决定是如何将法院引向错误的方向，并导致它将有更多的机会与法院一直所坚持的节制规则相抵牾。”[21]司法尊重是司法自制的起点，没有司法出于对同等的政府部门的尊重就毫无自制可言。对司法尊重的诠释与强调，是司法自制精神彰显的最好体现。

单从数量上来权衡，以上坚持司法自制立场的区区十来个案例不过是所有同类案例之冰山一角。但不容质疑的是，它们都是美国各个时期涉及司法自制价值立场的代表与典型，其判决理由书或不同意见书对司法自制哲学的阐述即便不全面详尽，那至少也囊括其重点要点。申言之，透过以上案例，我们足以窥探到司法自制之足迹与历程。

四、司法自制：司法审查之制动器

就在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借助贝克案的异议对司法自制哲学进行深刻诠释的1962年，毕克尔（AlexanderM.Bickel）教授出版了他的名作《最不危险的部门》。此书在提出司法审查的永恒主题之一——“抗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difficulty）”的同时主张法院应秉持“消极美德（passivevirtues）”，在司法审查时要知所自制。[22]“当最高法院宣告一项立法或民选行政首长的行为违宪时，它阻挠了此时此地真实人民代表之意志；它所行使的控制，不是代表当时的普遍多数，而是违逆之（againstit）。”[23]所以，美国宪政下的司法审查有着根本性困境,它本身是一种“对抗多数的力量”，是美国民主的一个异常装置（adeviantinstitution）。[24]毕教授的这段不刊之论从侧面举证了司法自制对于司法审查而言是何等的不可或缺。的确，如果把司法审查视为一台机器，那司法自制就是其必不可少的装置——制动器。可以说，司法自制就是防止司法机构实施司法审查时越过适当界限的制动器，司法审查不能没有这个制动器，司法权威更离不了这个制动器。

司法自制能防止司法审查在“政治棘丛”中走得太远，必要时甚至能阻止它踏进这个原本就属于政府其他部门的领地。沃伦法院实行“严格审查”原则，完全废弃了司法自制这个制动装置，在堕胎和议席分配这种美国传统政治领域大打出手，这既成全了最高法院逾越适当司法界限的指控，又危及了司法的生命——它自身的正当性。因而，施瓦茨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可以说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机构从未因对政治问题保持节制而受到伤害。相反，最高法院卷入的大多数争议都是由于没有遵循司法机关自我克制学说引起的。”[25]

在价值冲突时，例如在自由放任与雇员福利相冲突时，司法自制能使法官慎重面对，避免用自己的偏好去替代民意立法机关的判断，借用对司法自制哲学贡献甚巨的霍姆斯大法官（J.Holmes）在阿德金诉儿童医院案（Adkinsv.Children’sHospital）中的经典异议来说就是“无人能够否认结束那种导致不健康、不道德与人种退化的（恶劣）环境，属于立法的合宪（constitutionallegislation）的份内之事……法律的合宪判断标准不在于我们（按：指法官，下同）认为法律是否对公众有益。我们当然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否决一个理性的人依据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和本国诸州的立法所形成的理性信仰”。[26]

当司法部门企图或已经迈步越过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而进行司法造法、实施司法的社会规制时，是司法自制又一次将它从危险的边缘挽救过来。司法自制坚持制定或认可那些包括新兴权利的法律乃是立法部门的当然领域，司法部门不应过于接近主权立法这个政治染缸。司法自制要求法官以尊重先例和立法机关为己任，对“正当程序”、“平等保护”等需要解释的宪法条款进行严格解释，避免在解释时推导出更为具体的价值，遵循“一次一案”，厉行“司法最小主义”，[27]“因为法官的权威在于人民相信法院确实是在‘根据法律’而决策”，[28]因为“最高法院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尊重，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它的所作所为使之区别于‘政治’”。[29]

塞耶（JamesB.Thayer）教授在其经典论文《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中为法院适用议会立法确立了著名的“义务性标准”：“只有当有权立法的机构不仅犯了错误，而且犯了极为明显的错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再受到理性质疑，法院才能拒绝适用法案。”[30]无庸置疑，如果法院未能严格执行这条义务性标准，那将既危及到司法权威，又冲击着宪政政制；而法院若遵循这个标准，那恪守司法自制就是其首要的规则。由此可知，司法自制既是直接的司法审查制动器，又是间接的宪政政制保护器，其功能与价值委实非同凡响。

五、余论：司法自制研究亟待加强

尽管借鉴与移植司法审查制度的呼声已有经年，但从形式和内容上看，该制度在我国都还未真正建立。个中原因固然纷繁复杂，但学术界对司法自制哲学研究的极度忽略，无疑是其中一个值得估量的因素。毕竟我国决策阶层对司法审查制度的全面认识依赖于学术界对它的全面评介。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审查的评介都是全面不足，片面有余。几近空白的司法自制研究现状，使得国人尚不知司法自制为何物，以为司法审查制度一旦在我国建立，法官必将随时恣意推翻人大立法和政府行政，现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度将屈从于司法审查制度之下，而事实则大谬不然。

从司法审查实践来看，司法自制不但在美国属传统的价值立场，而且在二战后引进司法审查制度的德国、日本等代表性国家，司法自制立场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以日本为例。司法审查制度在日本的建立已年逾半个世纪，但迄今为止其最高法院判决法令违宪的案例亦只有区区6件，[31]可谓自制之至。实践早已证明，司法自制是司法审查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司法自制亦同样会成为它的首选价值立场，因为谁能想象能移植该制度的理性的我们会非理性地抛弃这种制度的悠久传统呢？

总之，消除人们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误解与偏见，对于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意义深远，而这有待于学界同仁对司法自制哲学研究的正视与重视。希冀此抛砖之作能引来更多更好的探究司法自制哲学的学术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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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笔者所见，迄今还只有一篇评介司法自制的论文，即陈云生：《论司法谦抑及其在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中的实践》，《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但此文对司法自制之内涵本质及相关案例竞毫末未涉，甚遗憾。需要说明的是，司法谦抑（judicialdeference）像司法消极主义（judicialpassivism）一样，是司法自制的另一种表达用语。

[2]（美）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3]参见（美）西尔维亚·斯诺维斯：《司法审查与宪法》，谌洪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注释【57】。

[4]Commonwealthv.Caton，4Call.8(Va.1782).研究早期美国司法审查历史的著作大多对此案有所涉及，本文对此案相关资料的引用直接得益于以下论著对此案的评介，它们是（美）塞耶（JamesB.Thayer）：TheOriginandScopeoftheAmericanDoctrineofConstitutionalLaw，中文版参见张千帆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以下；（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以下；（美）西尔维亚·斯诺维斯，前引2，第15页以下。

[5]Kemperv.Hawkins，1Va.Cass20,77(1793).

[6]See,“Tothepublic”,inLifeandCorrespondenceofJamesIredell,ed.GriffithJ.McRee,NewYork,PeterSmith,1949,2:145-149.又参见Bayardv.Singleton,1N.C.(Mart.)48(1787)at148.

[7]Calderv.Bull，3Dallas386(1798).

[8]1857年的斯科特案是自1803年马伯里案确立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以来的判决国会法案违宪无效的第一案。本案是首法官坦尼“背叛”其任内发展了的司法自制哲学的典型，其将黑人视为一般财产及否定黑人为合众国公民的判决激发了美国内战杀戮的到来。此案在最高法院史上堪称是最不名誉的。有关此案的研究可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4，第113页以下。

[9]Grimballv.Ross，Charlton,175.

[10]Adm’rsofBymev.Adm’rsofStewart,3Des.466.转引自张千帆组织编译，前引4，第17－18页。

[11]Ogdenv.Saunders,12Wheaton213,(1827).

[12]Lutherv.Borden，7Howard1(1849).

[13]Munnv.Illinois，94U.S.113－154（1877）

[14]Id.at134.

[15]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4，第178页。

[16]政治棘丛（politicalthicket），是最高法院司法自制哲学代言人——法兰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大法官在1946年发表的Colegrovev.Green判决意见书中的著名用语，它后来演变成司法审查远离政治问题的经典术语，SeeColegrovev.Green,328U.S.549,556(1946).

[17]ArizonaEmployers’LiabilityCases，250U.S.400(1919).

[18]UnitedStatesv.Butler，297U.S.1,79（1936）.

[19]Id.at87.

[20]Bakerv.Carr,369U.S.186,267(1962).

[21]UnitedStatesv.Lopez，514U.S.549，604（1995）.

[22]See,AlexanderM.Bickel,TheLeastDangerousBranch(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2),at113-98.毕克尔教授所谓司法自制的消极美德，主要指法院用以避免对实体争议发表意见的各项技术——多半是程序上的技术，它们包括拒发移审令（certiorari）、案件尚未成熟原则（ripeness）、过于模糊（vagueness）与（禁止）授权（delegation）原则、政治问题（politicalquestion）等等。

[23]Id.at16-17.

[24]Seeid.at18.

[25]（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4，第134－135页。

[26]Adkinsv.Children’sHospital,261U.S.525(1923)(J.Holmes,dessenting).

[27]SeeCassR.Sunstein,ONECASEATATIME:JudicialMinimalismontheSupremeCour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

[28]参见（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29]参见（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著、桑福德·列文森增订：《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自制范文篇4

［关键词］网络自制剧;营销策略;社会经济价值

1网络自制剧的发展现状

1.1网络自制剧概述。网络自制剧即基于网络平台进行自行选题和制作的影视作品，其在传统影视行业的经验支撑下，实现了从技术制作、播放模式、题材选择等方向上的创新，充分考虑了现代紧张的生活节奏，为用户提供了碎片化的看剧条件，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推广和播放，让用户观众能进行自主选择、即时观看。此外，网络自制剧对于传统电视剧的选题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开拓了很多新型电视剧种类，像近年非常流行的青春校园剧、古装穿越剧、侦查悬疑剧等都得到了观众热烈的支持和良好的反馈，网络自制剧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对自身剧情质量也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1］1.2网络自制剧的发展历程。自从2005年我国第一个网络视频网站“乐视网”问世，各大视频网站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浮现出来。科技大爆炸的时代，新兴产业持续不断地浮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其中网络新媒体行业发展迅速。网络自制剧以个人拍摄视频为基础逐步发展为团队精良制作影视，经过近二十年的变迁终于走向了“网络自制剧”这一黄金期。［2］21世纪是属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时代，传统旧媒体的局限性和弊端逐渐被新兴影视行业冲淡，随着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平台的应用，越来越多的用户能在公众平台上分享到新事物，实现经验交流和意见反馈，而在4G网和Wi－Fi的支持下，随时随地上网看剧已广泛地普及于大众生活中，这一切都为网络自制剧的推出和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网络自制剧的营销发展历程

2.1网剧制作形成阶段。2005—2014年，新媒体开始了对网络自制剧的初步探索，以拍摄技术、后期制作等实质技术为核心，更优质、符合大众口味的剧本为外延，逐步将网络自制剧推向市场。从2005年我国第一部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上市，引起了社会广泛地关注和观众的好奇心，可以说是网络自制视频的雏形，但还未形成完善的规模，此后便开始多年的探索发展。2014年我国首部青春校园网剧《匆匆那年》在视频网站上映后，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和用户好评，各大视频网站抓住机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价值，制作了很多题材的网剧。2014年可以称为网络自制剧的元年，我国第一部原创改编青春校园网剧《匆匆那年》的播出激起了业内一片良好的反响后，接下来的两年各大网剧都收获了广泛地关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在短短两年内网络自制剧的产出量就取得了85%的增长率。2.2网剧商业探索阶段。2015—2016年，在网络自制剧获取了稳定的用户流量和市场地位后，其营销价值也越来越显著，2015年的《他来了，请闭眼》和2016年的《最好的我们》都迅速爆红，进一步奠定了网络自制剧的市场地位，引起了更多投资方的关注。业内人士基于这一良好的发展前景，逐步展开了对网络自制剧的商业化探索阶段。该阶段的探索主要有两大主题，分别是广告商引入和会员收费制度。这两大主题短时期内对于网络自制剧市场的形成从资金上和流量上都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扩大了广告商的引入，从而减轻了团队承担整部影视剧制作的压力，网络自制剧开始发展为“平台供给方+内容制作方”的营销战略模式。［4］广告植入不仅仅能为网络自制剧提供丰厚的经济来源，也是对广告商本身投资风险的保障，因为广告商在网络自制剧中可以达成一次投资的效果，在所有投资中包括了演员片酬、制作资金等多方面费用支出，这样高效便利的投资渠道为网络自制剧引来了大量的广告商合作。广告投资方也是网络自制剧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不仅为广告商推销了产品，树立了品牌效应，良好地改善了以往覆盖式广告的弊端，在关注观看网络剧的同时就可以了解已经嵌入视频中的广告产品，达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观众产生消费的念头。这样一来各大投资方在看到广告植入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后，纷纷加强了与网络自制剧的商业合作，为网络自制剧创造了极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会员收费制度是指以一部影视剧受观众的喜爱程度来收取相应的费用。网络自制剧初步发展期未形成完善的付费看剧模式，目前基于网络自制剧的制作成本、受欢迎程度等多重标准衡量每一部剧的“会员价值”。并且对会员的有效期和登录平台数量进行限制，既避免网络自制剧的版权受到滥用，也让播放平台的经济效益得到保障。对某些受众群体，比如大学生来说，有些网络自制剧费用相对高昂，因此会员收费制度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剧在大学生市场的传播。2.3网剧产业形成阶段。2017—2018年，伴随着互联网信息行业近年来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新兴媒体行业的竞争也越发激烈，目前我国电视剧和电影都未能形成一套衍生化的经济产业链，而视频网站基于这一现象，发现了其中的薄弱环节，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各大视频网站都在不断摸索和发展自己独特的运营模式和营销策略，集“原创制作”+“线上平台”于一体的网络自制剧就是当下最为盛行的媒体发展方向。直至2017年《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和《你好，旧时光》等网络自制剧收视率的飙升，让网络自制剧成为了媒体影视行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也为其提供了更广泛的推销平台，让网络自制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3］网络自制剧在提升产量的同时对自身产品的质量和商业价值也应保持高度的重视。相比于传统电视台播放模式，网络自制剧逐渐形成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产业链，不仅在横向发展上引入了先进的团队和业内精英，还在纵向发展上开拓了全新的营销战略模式，从平台优化、内容制作、硬件设施和团队服务等多方面上对网络自制剧进行完善;同时因为国家广电总局对电视台综艺节目的播出方式下发了全新的明文规定，限制了电视台视频的产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网络视频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同时促进了投资方与视频网站合作发展的进度。［5］2.4网剧时代竞争阶段。2019年最让大家期待的应该是优酷的自制剧《白夜追凶2》，在2016年第一部大火之后，优酷本身和其竞争对手都在该产业做出很大的投入，同时也都有不错的效果。网络自制剧产量飙升的同时，也让观众对产品的质量和商业价值保持高度的重视，视频网站的最终发展目标不仅仅是提高产出数量，更重要的是树立属于自己的商业品牌，品牌竞争已经成为视频网站树立业内形象标杆的关键所在，因为一家视频网站的品牌不仅仅能为其吸引到更好的剧本和原创版权，还能获得各大投资方的信任，获得更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助于未来网络自制剧实现更高效的发展与进步。近年来作为时代文化引领者的大学生也投入到原创视频制作中，青年人对社会的挖掘和剖析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影视文化，更标志着全新网络媒体时代的降临。

3未来网络自制剧营销难点分析

3.1广告植入泛滥。目前我国网络自制剧为获取资金支持，加强了与广告投资方的合作，广告盈利俨然已成为网络自制剧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网络自制剧在植入广告实现产品营销和利益增长的同时，引发了广告植入泛滥的不良影响，其中一部网络自制剧会同时与十余个品牌合作方，有网友反映观看一部电视剧仿佛看了一部广告商业片;此外，由于多数广告植入毫无逻辑，难以顺应故事情节发展，直接影响了用户的观影体验感;甚至存在一集电视剧中用大量时间来推销游戏产品的现象，诸如此类的现状都引发了观众流失的“溢流”效应。3.2同质化趋势明显。现如今随着网络自制剧的盛行，多家视频网站为争取市场地位、提高自身竞争力，进行了大批量的网络自制剧创造，缺乏新颖的选题和原创价值，导致媒体市场上出现严重的同质化现象。部分国产网络自制剧为模仿国外热门电视剧，从人物选定和剧情发展上做针对性的模仿，限制了自身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难以形成经典的原创视频，也无法吸引一批忠实的观众粉丝。［6］此外，多数网络自制剧会针对特定的观众群体进行剧情制作，这些群体往往为视频网站带来持续性经济利益的用户，所以制作方大量产出固定模板化的题材，像校园爱情、搞笑喜剧类等，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难以实现深层次的进步和发展。3.3网剧品质参差不齐。网络自制剧是因为时代不断推进而衍生出的传媒方向，其根源是由部分网民原创幽默加以简单视频制作所合成，由于这样特殊的属性，网络自制剧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非常困难，导致其在发展方向和平台选择上较为开放，很多情况下制作方为吸引大众眼球、创造新鲜元素而在视频中加入了一些粗俗的情节，很难达到制作精良、剧情严密的高水平产出。我国目前很多网络自制剧都主要推行搞笑幽默方向，因更注重娱乐品位而忽略了文化欣赏因素，相比国外一些制作精良的网剧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同时，我国网络自制剧和电视剧的制作投入差距也十分悬殊，像近年来经典国产电视剧《甄嬛传》和《芈月传》的总资金投入分别为1亿元和2.6亿元，而像2017年迅速窜红的《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总投资仅80万余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如今网剧制作质量令人堪忧。3.4未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网络自制剧自投入生产到扩大影响力以来，多数在自己独家网站平台上发出，既没有与电视台方合作，也没有发展线下产业链。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网络自制剧的剧情、题材等不符合电视台明文规定;此外因为网络自制剧针对的群体多为“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大部分中老年人并不能看懂新兴的网剧，对其没有兴趣。同时很多网络自制剧想开发下游产业链，从电脑游戏、手机游戏、图书和生活用品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但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效和收益，也没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整体前进脚步较为缓慢。［7］3.5盈利方向较为单一。目前视频网站多通过引入广告商和实行会员付费观看制度实现经济收益，其中广告投资由上文提到是主要的盈利模式，此外在会员付费收益方面，主要调查了对媒体视频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和播音主持专业的大学生，数据显示仅有12.44%的大学生会接受会员付费，87.56%的大学生不曾选择付费观影，他们认为会员价格过高，即使不购买会员也能看到喜欢的视频，这表明会员制度在大学生中未能达到良好的推广效果。

4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与信息化社会的推进下网络自制剧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和飞速的进步，网络自制剧的制作水平和内容构思也越来越精良，其不仅发展为互联网平台的新兴媒体行业，还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商业产业链，成为很多业内人士与专家关注的重点。但一个产业的发展必然有其局限性和弊端，网络自制剧同样在营销策略方面涉及了太多的利益纷争，导致其商品化影响盖过了真正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时网络自制剧逐渐陷入了同质化的旋涡，缺乏一定的创新价值和新鲜度，很容易引发疲劳观影，而且其未能形成一条完善的线上线下产业链，很大程度上对未来实现飞跃性的提升产生了局限。总而言之，网络自制剧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状态，其营销模式和战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完善，相关工作人员应从真正提升网络自制剧的文化价值出发，与传统电视剧进行比对发展，取长补短，不断完善自己;同时应深刻剖析市场营销理论，广泛吸取群众用户的需求和建议，进而形成一套富有文化特色的、独立创新的新型互联网媒体产业，对影视资源的利用率做到最大化和最优化，以实现未来全面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一博.我国网络自制剧的营销策略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6.

［2］郑旭.试析我国网络自制剧的营销策略［J］．当代电视，2015(6):40－41.

［3］解佳宇.浅析近年青春校园网络剧的流行原因［J］．名作欣赏，2018，617(21):177－178.

［4］刘子维.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网络自制剧传播策略与发展研究［D］．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16.

［5］汪梦菲.网络自制剧营销策略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7.

［6］党同桐.我国网络自制剧营销策略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6.

自制范文篇5

一、评展目的

贯彻教育创新的理念，促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支持新课程的全面实施。发扬教师设计制作教具和设计开发探究性实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收集、整理、推广其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推动自制教具活动的开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自制教具和实验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收集运用新材料、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仪器整合的经验，促进教学仪器新产品的研发。总结、推广各地开展自制教具和实验教学活动的经验。

二、奖项设立

1.设立一、二、三等奖和提名奖；

2.设团体总分一、二、三等奖；

3.自制教具工作先进个人奖。

三、评展范围、分类

1.评选范围。中、小学各学科（不含特殊教育康复训练器材，以下同）教学中使用的，由教师或学生自己设计制作，在历届全国、全省自制教具评选中未获得过一、二、三等奖的自制教具，或虽曾获奖但对原作品有重大创新改进的自制教具(不含已经正式生产的产品和纯计算机软件及声像资料)。

2.自制教具作品的分类。自制教具作品分教师作品、学生作品。按教学段分为小学作品、中学作品。

四、对申报材料的要求

1.以各区、县（市）（由教育技术装备管理部门负责）组团为参评单位。各参评单位均可推荐不多于15件的自制教具（其中教师作品不多于13件，学生作品不多于2件，教师作品和学生作品的名额不可交叉使用）参加全市评选,多于规定的，以上报顺序取规定的件数。每个参评单位上报的小学作品不得少于申报作品的30%,且同一学科的自制教具推荐作品不得多于6件（含学生作品），各参评单位可推荐申报全省自制教具能手候选人不多于1名。

2.每人限报2项自制教具作品（含合作的作品）参评。

3.各参评单位要提交本区、县（市）开展自制教具活动的报告，作为申报全市自制教具评选组织奖的参考材料。

4.所申报的作品必须是自制教具，并已经在教学活动中使用，有一定的教学效果。申报的各种信息资料包括制作者姓名、次序、教具名称等。申报材料一经上报不得更改，中途不能增加新成员。

5.申报者可为单位团体也可为个人，个人申报者应为学校教师或其他教育工作者,也可以是就读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学校（不含高等教育）的学生。每个合作作品应确定一名第一作者，其他为署名作者。在作品申报时，所有成员的信息资料均应在申报表中填列。合作作品的申报者不得超过3人，每名申报者都须实际参与自制教具设计制作，作品应该反映出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学生合作者则应是同一学历段（小学、初中、高中、师范院校）学生。所报送的学生作品，必须是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的教具。

6.一个教具名称只含一件教具，教具名称应与其相应的教具相符；以一组或系列教具为单位上报的多件教具，必须是内容相关的且只按照一件对待；内容不相关的多件教具按上报的顺序只取第一件教具及相应的名称。

7.不接受申报的作品。与国家现行法律和法规、道德规范有抵触的作品；涉及食品、药品试剂和饮食安全类的作品；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有碍于文物保护和动植物保护的作品。

8.各参评单位向组委会提交本地《参评作品汇总表》，务必按教师作品、学生作品先后顺序，按学科分类进行排序，并负责本地区校对工作，以Excel格式一并报送(汇总表样式见附表)。报送《全省自制教具能手申报表》时，请同时报送被推荐能手的电子照片（采用jpg格式且不小于1M）或另附一张与表格同样的照片。

9.申请表和技术资料应于年1月10日前报送到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五、评展条件

1.教师自制教具作品评选条件。要有教学性。符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利于实验教学、提高师生的实验动手能力。

要有科学性。教具所示实验内容符合科学原理，体现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学习科学知识，树立科学意识，掌握科学方法和实验操作技能。

要有创新性。教具设计新颖，构思巧妙，体现新的实验活动方式、方法和内容；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方面有创新和发展；在信息技术与传统实验的整合方面有所创意。

要有启发性。引发学习兴趣和思考，适于探究式教学，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互动、合作交流。

要有实用性。取材容易，结构简单，易于操作，性能稳定，安全可靠，造价低廉，外形美观，便于自制推广；有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2.学生自制教具作品评选条件。制作的教具与学习内容、实验内容协调一致，有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实验动手能力，有利于自主学习、合作交流。

符合科学原理，有利于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和实验操作技能，有利于树立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设计构思巧妙，富有新颖性，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动脑动手。

取材容易，制作简单，使用安全，造价低廉，便于推广。

作品符合参与者的年龄层次、知识及能力水平，具有独立创作的真实性。

3.自制教具能手评选条件。被推荐人长期以来积极参加自制教具活动并在教学实践中有显著成绩，有作品参加本届自制教具评选活动，未曾授予过自制教具能手称号，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被推荐人在历届全省自制教具评选活动中曾两次及以上获得一、二等奖奖励。

被推荐人在市级历届自制教具评选活动或省级教研活动中曾获得两次以上一等奖。

4.自制教具工作先进个人奖条件。自制教具工作先进个人名额分配依据本区整体自制教具工作开展情况，由市里统一确定。

爱岗敬业，师德高尚，具体负责、主管自制教具工作。

在全国第七、八届及全省第八、九届自制教具评展工作中，积极组织本地区工作，积极配合省里各项工作安排，组织工作突出，成绩显著。具体工作主要包括：宣传组织工作、培训组织工作、省及我市展评活动组织工作、材料上报工作等。

六、评选程序

1.由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会同有关部门组成第九届全市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组委会，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工作。

2.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各参评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初审，主要是资格审查，包括参评资格及材料是否符合要求。初审结果及终评地点、时间、参评教具的运送等有关事宜，由组委会另发通知。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的初审内容持有异议，可以书面形式（邮寄或传真）向组委会秘书处具名提出（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经查明，确有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参评资格。

3.参评单位组团参加评选,各代表团设领队和联络员,并负责组织好本代表团人员的参加终评工作。作品如不能在评审时演示，且未向组委会秘书处说明原因，将视为自动放弃参评资格。

4.组委会根据上报教具的内容和数量，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下设若干评选组，制定评选细则，具体负责评选工作。专家组在观看操作演示、小组评议的基础上，按照评选细则提出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经组委会批准确认。

5.获奖作品按照一等奖5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分别计入各参评单位团体总分。学生作品和提名奖不计入团体总分。

七、表彰、奖励

1.对获一、二、三等奖颁发荣誉证书，择优推荐20件优秀教具参加省自制教具展评。

2.自制教具能手推荐省参评。

3.对获自制教具工作先进个人的工作人员颁发荣誉证书。

4.对获团体总分前三名的参评单位颁发奖牌。学生作品和提名奖不计入团体总分。

八、知识产权

优秀自制教具评选组委会不负责办理专利申请和技术转让事宜。在本届评选活动之前，评委会对参评作品的具体内容负有保密责任。参评的所有作品必须按照申报要求向评选委员会提交全部必要的相关资料。作者本人应承诺对其作品（含已经获得专利权的作品）的内容（包括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使用方法）加以公开，同意主办单位编写相关出版物时采用。

九、展示

1.在年2月对参评的自制教具，按各区、县（市）分区进行展示，欢迎组团参观交流。

自制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自制他制服务行政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的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听取意见，以及各地方政府针对自身行政权采取的一系列控制措施，带给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不应该是相互设防、相互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共存、相互支持的关系。而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法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外部主体对行政权进行约束和控制，以防止具有强制性、扩张性、任意性的行政权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固然是行政法责无旁贷的任务，但将控制主体仅限于外部各方、将政府与相对人设置成冲突双方的研究思路显然不能适应和谐社会的支柱——官民和谐的发展需要。我们认为，若要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形成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协调关系，需要进一步开拓行政法理论的新视野，在肯定外部控制的同时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行使行政权的政府，从而探索以政府自身为控制主体的行政自制的功能、方法及实现途径。

一、行政自制的概念解析

（一）行政自制的概念及要素

本文把行政自制定义为行政主体自发地约束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使其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一种自主行为，简单说，就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下设机制。这一概念主要包含如下几个要素：

第一，行政自制的主体是政府自身。传统行政法理论把制约政府行政权的任务交给各种主体，包括立法、司法等其他国家机关、新闻舆论、社会团体，乃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等，①几乎是除政府自身之外的一切社会主体。而行政自制的主体偏偏就是政府，是做出行政行为的政府对自身行为的制约，即自己制约自己。如果说来自政府之外的制约是他人制约，那么来自政府本身的制约就是自我制约。

第二，行政自制的对象是行政权。行政自制所要制约的仍然是行政权，即行政权的违法行使或不当行使，防止行政权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虽然行政自制与传统控权论上约束行政权的方法（他制）在主体、途径等很多层面均有不同，但与他制一样，行政自制的目的也是约束行政权，并与他制共同构成控制行政权的主要方式。

第三，行政自制的具体方式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自我预防是指行政主体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的行政程序实施行政行为，并建立周详的监督机制，防止错误行为发生；自我发现是指行政主体需要时时注意已经实施过的行政行为，检查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一旦错误出现便能及时发现，并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等到错误行为已经带来十分明显的表现或者已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失后行政主体才知晓；自我遏止是指行政主体需要建立一套针对错误行为的紧急处理机制，做到一旦发现错误便能及时制止，在发现错误行为后能够及时有效地加以阻止，防止损失扩大或防止无法挽回的结果发生；自我纠错是指行政主体在发现已经实施的行政行为确有错误之后，能够主动纠正，并对已经造成的损害予以补偿，而不是对错误行为置之不理，听任其损害公共利益或相对人合法权益。2007年5月和9月，商务部分别停止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漏洞的“名酒”评选和“全国餐饮百强”评选，[1][2]可谓行政主体主动省审自身行为的一次实践，为行政主体的自我纠错提供了范例。

第四，行政自制是一种积极的行政行为。这是行政自制概念的关键之处。行政自制强调“自发”，是政府及其公务员主动控制自己的行为，前提是政府及其公务员在行使行政权之前或之时就已经在主观上具备了自我控制、服务公众的愿望和需要，并在这种愿望和需要的指导下从事行政行为。这使得行政自制区别于政府及其公务员在受到他人监督、牵制之下被迫地、不得不做出良好行为的情况。本文认为，政府“自愿做好事”的积极状态优于“被迫做好事”的消极状态。

第五，行政自制的基本动力来源于政府及其公务员的道德意识，特别是服务相对人的行政理念。如果说对行政权的外部制约是通过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公民基本权利、公共舆论等来实现的，那么以权力者本身（政府）为主体的这种自发的制约模式依靠的则是以服务行政为主的道德意识，主体只有在正直、正义的善良观念引导之下才能做出自我控制的行政行为。在此基础上，行政主体应当培养自我克制和自我反省的基本素养：自我克制是压抑不良行为的念头，即政府及其公务员凭借内心的正义标准和道德要求压制故意从事非法行为或不当行为的意图，包括故意侵害相对人权利、非法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源等，从而使不良行为自始不会发生；自我反省是指行政主体对其已经实施的错误行为进行反思，找出错误的成因、表现和后果，总结经验，以避免再次出现同样的错误。这两项基本素养要求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水准和行政能力，开展健康而有活力的生态行政。

（二）行政自制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1.行政自制与行政自治。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自治是指“民族、团体、地区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外，对自己的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而自制则指“控制自己”；[3](P167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自治（self－government）的解释是“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4](P693)，而《牛津法律大辞典》中与自制最接近的是“自我抑制”（forbearance），指“放弃正在实施的行为或者故意地不实施某种行为”[5](P342)。可见，行政自治重在行政上的自我管理，多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地方的自我管理，以及组织、团体、机关等自行处理内部事务，不受外界干涉；而行政自制重在行政上的自我控制，是对行政权的自我约束，二者之间的区别较为明显。

2.行政自制与行政自律。自律是指“自己约束自己”[3](P1688)，或者“当某人履行约束他的法律时，他便被称为自律（makehislaw）”[5](P578)。自律的含义与自制相近，我们之所以最终使用“自制”，而非“自律”，乃是因为：（1）自制比自律更能表达“控制”的意味；（2）自制对行政行为的要求比自律更严格。在行政法上实现自律只要使行政行为符合法律就可以，而自制则要求政府的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3）自制所表达的主观愿望比自律更强。自律仅仅是自觉遵守规范，而自制则是努力控制自己从事某不法或不当行为的意图，并以善良行政的愿望服务相对人，需要更高层次的道德驱力；（4）自制包括了预防、发现、纠正等一系列针对错误行为的处理机制，而自律则不包括关于错误行为的对策。

二、行政自制的功能指向

之所以要对行政法的理论视野进行拓展，提出“自我控制”这一约束行政权的新观念，是因为以单纯的他制为手段的制约模式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而行政自制首要的功能指向就在于弥补这些不足，以完善行政权的控制机制。

他制，亦可称为外部制约，是行政权以外的其他权力或权利，即行政系统之外的外部力量对行政权所进行的制约。②人们通常所说的对于行政权的制约，即权力分立、权力制衡、有限权力、有限政府等，其实都是行政权的外部制约模式。按照外部力量来源的不同，外部制约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权力制约权力，即用其他国家权力来制约行政权。分权是这种模式的主要表现。不管是英国的洛克（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6](P82)、法国的孟德斯鸠（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7](P155－166)、美国的联邦党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8](P246,P252－254)，还是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9](P320)，其思想的实质都是分权，即“野心只能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只能用权力来对抗”，只有把国家权力划分为数个相互独立的组成部分，使每一部分都能制约其他部分的权力，不让任何一群人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才能防止任何一部分权力包括行政权的扩张和滥用，进而防止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二是权利制约权力，即用公民权利来制约行政权。现代国家通常根据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的理念，通过法律特别是宪法来规定乃至于“锁定”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除了遇到某些极为罕见的特殊情况或非常时期外，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这些固有的基本权利，政府权力的运行在遇到公民基本权利之处即告终止。宪政的观念就是将公民基本权利置于行政权之上，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运行必须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优位才是正当的。③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给了行政权一个有力的外部制约，具体到行政法律实践中，行政行为一旦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可能在行政诉讼中遭受被撤销甚至被变更的不利后果。

权力和权利对行政权的制约是客观的，也是有效的，但其不足之处表现在：

（一）行政权的扩张使得单纯的他制力不从心

尽管行政法学历来把通过各种途径控制政府的权力作为宗旨，乃至于把行政法本身定义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法律规范系统”④，但是在当今政府功能日益强大这一不可挽回的趋势下，仅仅把政府权力限制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并不足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桑斯坦（CassR.Sunstein）所阐发的大政府观念陈述了一个事实，即个人权利的行使最终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必须通过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实现，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越充分越有保障，就意味着政府的功能越强大、权力越广阔，这是一条无可更改的规律。因此，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下，行政权的范围和力度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相反。⑤

行政权的扩张不仅在于行政权力度的加大，更重要的是行政权的末端化或者微观化——行政权越来越多地渗入到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细节中，形成难以计数的碎片，公民不仅是从摇篮到坟墓，而且是生活的各个方面——房屋、汽车、劳务、教育等等——都有可能牵涉到行政权力。如此“琐碎”的行政权力很难通过有限的他制加以充分的控制。如果说在百余年前行政权力规模有限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司法及公民权将行政权力限制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尚属可能，但是在今天连这个“框架”的大小和形状都不很清楚，充分的限制又如何可能？有限的他制难以事无巨细，难以深入到行政事务的每一个细节。行政权每膨胀一步，就意味着他制的有效性后退一步。他制的不完全性要求有新的制约机制出现，这就是行政自制。对于行政权的范围、幅度乃至于碎片化的程度，政府本身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能让政府自己制约自己的权力，就刚好可以补完他制在能力上的不足。

（二）他制的被动性是其难以弥补的心理缺陷

“他制”毕竟是通过“他人”来实现的，而他人的制约——不论是立法权、司法权的制约，还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制约，不管其现实的制约机制设计得多么完善，都不意味着政府是“自愿”受到这种制约或者“自愿”做出良好行为的。他制的制度再健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强迫的意味，它是以严格限制政府的不良行为或者对政府的不良行为予以严厉制裁为约束手段的，这种手段类似于刑法对个人的约束——刑法虽然可以促使人们不去做坏事，但是却无法保证人们不想做坏事，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并不能消除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同理，在外部制约之下，虽然政府做出了良好的行政行为，但如果都是被迫做出的，那就无法肯定这是一个善良的政府，也显然谈不上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真正的和谐——和谐社会的理想并不是政府在外部力量的约束下被迫做出良好的行为，不是政府和公民表面上、行为上的和谐，而是一种自发的、心理上、精神上的包容与融洽，是政府把行政理念从“我不得不做”转化成“我想做、我愿意做”之后的状态。所以说，他制的弱点在于不够重视人的自我观念和人类行为的心理动机，他制在认定人有做坏事的可能性的同时却忘了人还有做好事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应该通过制度、舆论、环境等加以不断激发的。他制的诸种制约手段都是建立在限制、要求、标准和制裁之上的，而不是在劝说、教育和感化中求得的，这样一来，他制的一系列有力的制约措施可能在让政府及其公务员不敢做坏事的同时，把如何做好事也忘了，而在当今社会人们需要大量政府服务的情况下，一个不违法但却过于消极的政府也是人们无法忍受的。⑥显然，他制的这种心理缺陷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需要更具主动性的自制加以弥补。

（三）他制在制约效力和损害后果的控制上存在不足

从制约效力上看，他制的约束是有可能被突破的；从损害后果上看，突破他制往往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仅就单独的个人而言，一个人如果只靠他制，只依靠法律、政府和警察来约束其行为，那么，他可能在（1）坏事做尽之后才遭到制裁（突破他制的包围），但（2）损害后果已经无可挽回了。司法精神病学家罗伯特·西蒙（RobertI.Simon）记述了许多惨绝人寰的案件⑦，这些案件得以发生至少证明：看似严密的外部制约是可以被突破的，尽管外部制约的措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越来越严格，但仍然有人能够完成犯罪行为，外部制约其实无法控制不畏惧制裁的犯罪人，也无法控制过于狡猾的犯罪人——再严酷的刑法也有人敢于冒犯，再复杂的保险柜也有人能够打开（不用钥匙）。同时，突破他制的犯罪有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损害后果，西蒙所记述的连环案和枪击案常常伴随着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死亡结果，这些后果则是事后的他制所无法挽回的。

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如此，政府及其公务员在受到重重他制⑧的情况下如果其自身确实怀有恶意⑨，那么，（1）他们仍然完全有可能突破他制的束缚，以实现不法利益、损害相对人权益。美国是世界上他制的程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但是其政治的黑暗程度并不因此而消失不见，越战的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发动、伊朗武器出售案、安然事件，以及林达所讲述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10](P308－337)等都是清楚的证明。实际上，行政权的膨胀使得立法和司法机关在很多事项上对政府行为无可奈何⑩；公民的民主权利往往在把选票投进投票箱里即告终止；舆论监督也不能对政府行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现存的政府及其公务员的种种不法或不当行为都可以证明他制措施并没有达到完全充分的效果，政府及其公务员如果愿意，总是有办法突破或者绕开他制的重重包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2）他制的另一个显著缺陷是其不能挽回既成的损害结果。政府或者公务员的恶意行为虽然可能遭受法律或其他途径的惩罚，但这是一种事后惩罚，是损害发生以后才会降临的惩罚，而自制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让政府通过自我克制来防止不法或不当行为的发生，自我克制在时间上先于他制，是发生在他制之前，乃至于发生在不良行为之前的制约措施——与其在损害结果发生后去惩罚不良行为，不如让不良行为和损害结果自始不会发生。与此同时，行政自制之下的自我发现和自我遏止都要求政府在错误行为所引发的损害后果尚未达到最大值之前将其停止并纠正，这显然比诉诸漫长的诉讼途径更具效益。

三、行政自制的理论证成

（一）行政自制的社会学证明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1864－1929）的“镜中我”（looking－glassself）理论是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乃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行政自制可行性的有力支撑。该理论把自我以外的其他人比喻成镜子，“每当我们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面孔、形象和衣着时，我们都对它们产生兴趣，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我们对它们是感到欣慰，还是沮丧，取决于它们是否满足了我们希望它们是个什么样子的意愿，所以在想象中我们看到了其他人对我们的外貌、举止、目的、业绩、性格、友人的意见，并且受到这种意见的各种影响。”[11](P131－132)[12](P337)他人就像镜子一样映照着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一个人总是难以避免地根据镜子里的我或者他人对我的评价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的基本规则。

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如此：个人生活在“他人”的包围中，政府则生活在“相对人”的包围中；个人时时都会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政府也时时都会受到相对人评价的影响。因此，库利对镜中我所做的分析也适用于政府与相对人的关系。对于政府而言，相对人就是镜子里的政府，当政府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容貌端庄（即相对人对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出正面评价），他就会保持原样或继续完善（自己的行政行为）；而如果政府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容貌不妥（即相对人对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出负面评价），他就会改变自己的外貌（改正自己的行政行为，努力使相对人满意）。因此可以说，政府的行为实际上受着相对人评价的影响，政府就像照镜子一样根据相对人的意见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镜中我”对行政自制进行支撑的关联点在于，实际上“镜中我”对自我也是一种制约。在自我不得不考虑他人的评价时，自我实际上是受到了他人的制约；当政府不得不考虑相对人的评价时，政府实际上就受到了相对人的制约。但是，我们之所以选择“镜中我”理论来支持行政自制而不是他制，乃是因为，“镜中我”是以“自我”为主体来考虑他人的评价，镜子里的他人的评价对我的约束最终是通过“我照镜子”这一主动动作来实现的；行政自制也是如此，相对人的评价对政府的约束最终是通过政府善意地听取意见来实现的，政府本身才是行政自制的真正主体，而不像立法制约、司法制约等他制模式是以立法、司法机关等为主体来实现的。因此，“镜中我”和行政自制都是以“本人”为制约主体，二者其实是相通的制约方式。

在逻辑关系上，行政自制其实是“镜中我”的结果和必然要求。既然政府不得不生活在相对人的包围中，不得不考虑相对人的评价，那么，政府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相对人的要求，其主要方法之一就是行政自制，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自发地约束自己的行政行为，使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行，防止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以避免侵犯相对人的权益。政府“照镜子”的行为，即观察相对人评价的行为，就是行政自制的前提；政府愿意根据相对人的评价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就是善意行政的基本理念；而政府控制自己的行为则是相应的具体行动。从“考虑相对人评价”，到“愿意做出调整”，再到“通过自制改变行为”，恰好构成了“镜中我”理论支撑下的政府行为的基本步骤；而“相对人做出负面评价_政府通过行政自制改变自己行为”则是最具实质效用的核心线索。显而易见，在上述这些环节中，行政自制与“镜中我”理论是融为一体的，“镜中我”的各个环节同样是行政自制的基本流程，只是行政自制将主体定位在政府身上而已。至此，作为社会学普遍规律的“镜中我”理论就给予了行政自制一个有力的支撑。

（二）行政自制的伦理学要求

道德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在主观上约束人的行为并赋之以善恶评价的调解机制。“人在社会上，必然生存于各种客观的关系之中，但是只有对所在关系有所领悟和认同，才能使之成为伦理关系，成为自觉的、主动的、人伦性的关系。”[13](P4)但是，道德的抽象本质和现实指向却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一直到近代的情感主义、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乃至于晚近的存在主义、麦金泰尔（AlasdairMacintyre,1929－）的美德伦理学，甚至是包含了境遇伦理学在内的后现代伦理学，(11)诸学派对“道德是什么”这一问题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在行政自制的研究视野内，道德不仅是一种主观状态，而且还应该与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及其结果相联系，“所谓道德，说到底，也就是关于有利或有害社会与他人以及自己的行为之应该如何的规范，简言之，亦即利害人己的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14](P107)具体而言，行政人员行政自制中的道德应当包含两方面内容：

1.在主观方面，正如哈奇森所言，并不是人的情感引起的所有行为都是道德的，只有出于仁爱、人道、善良、同情的动机且谋求公共福利的行为才具有道德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善。[13](P223)并且，就像康德所指出的，人的道德行为应当来源于其自身的善良意志，评价行为道德与否，首先要看其行为的动机，只有动机善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善良行为。(12)对于行政人员而言，行政自制要求其在行政过程中主动考虑行政范围内的道德约束，要求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应当以服务相对人、增进公共利益为主观动机，并且要求行政人员能够积极地适应“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真正地把人（相对人）当作目的，而非为实现一己私利而任意利用的手段和工具。因此，行政人员“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何时，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公共雇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这是最基本类型的伦理关怀问题”[15](P47)。2.在行为方面，行政人员的行为效果是衡量其道德与否的重要标准。无论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密尔的“自由功利原则”，毋庸置疑的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创造道德的目的无疑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实现每个人幸福。”因此，“道德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是衡量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标准。”[14](P115－116,P121)就此而言，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利于公民权益的实现、公共利益的增进，是行政自制的一项必然要求。简单说，行政自制的内容要求行政人员做出优良的、有效的行政行为，而只有行政行为取得了优良的效果，才能最为充分地符合行政自制的要求。在行政自制之下，行政人员的主观方面和行为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三）行政自制的文化基础

对于政治文化，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G.Roskin）曾经阐释说：“每一社会都把有着自身特色的规范和价值传给它们的成员，人们反过来又有着既定的一套观念，希望政治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是政府对他们做的和为他们做的，以及他们自己针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和义务。这些有关政治系统的信念、象征、价值就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简单说，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13)我们认为，政治文化或许不能被夸大为一切政治现象的最终决定因素，(14)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本身的文化内涵仍然与其政治形态、政治模式和政治结构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很多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都能察觉到文化的影子。事实证明，相较而言，行政自制确实与我国的文化背景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

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始原思想中，一如刘小枫所说，“追求人世和人的完美性恰是儒家精神的基本品格”(15)。而在这一追求中人世的完美性又是通过人的完美性来实现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由无穷多个完美的人组成的集合体才能成为完美的人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其实也是对理想的个人品性的追求。然而，对于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其实意味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前设：人的完美是有可能的。

对于这一前设，儒学大致上是按照下述理路予以证明的：（1）人具有独特的本质属性，“人类由其本性所从事的行为，总是正确的”[16](P12)，而这种本性是与生俱来、自然生成的，也就是说，人应当服从于其“天然”的本性，这是因为，（2）在这种天然的本性中存在着伦理上的“善”，“人心中皆有善的本源，在孟子，这被称作善端，在宋、明新儒家那里，这是充塞于宇宙之间而为万事万物共同分享的天道、天理。”[17](P367－368)既然每个人的本性中都具有善的成分，那么，为了达到人与人世的完美性，就需要，（3）把伦理上的“善”从人的本性中引导出来，也就是一个使人从善的教育过程。而在总体上将人的善本性引导出来的过程就是“内圣”的过程。

“内圣”是“内圣外王”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王”是指内心成圣的人可以“对外成王”，即管理民众、治理天下，而“内圣外王”便成为中国始原思想中行政官员的必备要素。在“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中，“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即是行政官员成其为行政官员的前提：一名官员只有先去“正心”、“诚意”、“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成为行政官员的资格条件，不符合这一条件的人是没有资格治理他人的。

显而易见，在“本性→善端→成圣”这条内圣途径中，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指向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本性体现在内心之中、善端存在于内心之中、成圣是将内心中的善端从隐性变成显性——对行政官员的这一系列任职要求都是内心要求。在心学成圣的基础上，人的内心是自足的，因此不需要任何来自外界的控制：古代行政官员不仅不需要分立的权力机关的制约，更不需要竞争性选举的压力，甚至连层级间的行政控制也在理论上内化为“忠”的道德意念，对于行政官员的外部约束至少在理论上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这种从内心到内心的内圣理论使得对行政官员的控制也采取了以内心为主的自我控制，人们相信通过了道德考验的行政官员理所当然地具有自制的意愿，能够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在道德许可的范围内，自制的失控被认为是意外事件而非常态，行政官员如果做出不法或不当行为，只能是其内心出了问题，预防的方式也是教育和引导，因而，古代中国形成了相当庞大的道德体系，(16)却没有设计出一个外部的实体结构来制衡行政官员的权力。

从“外王”的角度看，统治者应当以内心成圣时的道德标准来治理人民，或者说，统治者的道德准则不仅用来约束自己，而且用来约束民众。可见“内圣”与“外王”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内圣”对于“外王”的道德要求，又被“外王”用来要求天下：一方面，内心成圣时所需的道德约束在官员上任之后继续生效，并演变为自我克制、忠君爱民式的品行操守；另一方面，官员又将这些道德约束传达于民众，使民向善，尽到引导、教育、开化之职责，因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收潜移默化之功，这种以教化变化人心的方式，是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自是最彻底、最根本、最积极的办法”。[18](P313－314,P321)而在此一过程中，以教导者自居的行政官员必须“以身作则”，在治理过程中贯彻圣王之德：既需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精神气质，又需要“人民是主，治者是宾”的自身气度，更需要“为民做主”、“为民请命”、“济世救民”的具体行为。

总而言之，由内圣而外王的行政官员，对内需要恪守道德律令，以良善的道德准则约束自己的行为，忠君爱民；对外则要实行仁政，根据善意、善念进行善治，以民为本，使用良善的道德律令治理民众，最终把圣王之德贯彻于民，达到同心同德、共同和谐的理想境界。上述这些，很多都与现代意义上的自制理念殊途同归。所以我们认为，在具有深厚文化土壤的中国实施行政自制更为容易，或者说，文化的传承使行政自制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实施起来更少阻力——至少相对于来自西方的三权分立、有限政府、司法至上而言确实如此。(17)

最后，需要再次澄清的是自制与他制的互补关系：尽管行政自制对行政权起着广泛的制约作用，但它是一种自我约束，是建立在行政人员服务行政的主观价值理念基础上的，良好的行为动机是所有“自己约束自己”的首要起源。然而这也同样意味着，一旦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念或行为动机这一源头出了问题，就很难再通过行政自制自身的功能加以纠正和制裁，所以，相应的外部制约是必要的。外部制约是以权力和权利为主体对行政权进行的约束，不管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还是新闻媒体、普通公民的监督，都是来自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他人”的监督。这种监督一方面不受行政人员价值观念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行政体制（官僚／科层制）内部诸多规则的限制，提供更具强制性的也更为客观公正的制约。所以，本文在着重阐释行政自制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外部制约也是必不可少的，对自制的肯定并不等于对他制的否定，自制的阐释是在肯定他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自制是对他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如果说来自政府自身的自制是对行政权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来自外部的他制则是第二道防线，两道防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行政法学传统的控权论只包含他制的内容，因此它难以避免地受到了过多的批评，我们拓展行政法的理论视野，把自制的内容加入到控权论中与他制并列，从而补完行政权的控制方式——自制和他制共同构成了行政权的制约机制，只有在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情况下，才能让行政权真正良好地运行。

收稿日期：2007－12－17

注释：

①比如，“行政法秩序是一种在权力（利）主体对峙之下而形成的动态平衡。”见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严格监控，既是出于对个人权利、自由的维护，也一定程度上基于对有限的权力资源的争夺，基于一定的政治利益的考虑。”见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传统上的“控权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之间。对行政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司法机关行使审判权来实现的”，见季涛：《行政权的扩张与控制》，《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57页，同时，作者在文中指出“政府内部权力自控开始兴起”，但这种自控主要是“专门性行政监督机构的大量兴起”，并不等同于本文的行政自制，见季涛：《行政权的扩张与控书》，《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62页。

②按照库珀（TerryL.Cooper）的分类，外部控制指“强行对公务员个人进行控制，这些控制因素是来源于公务员自身之外的”，包括法律控制和监察机构的控制等；内部控制指“通过训练和职业性社会化过程来培养和强化公务员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水平”，主要指道德控制。见［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张秀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3页。

③“法院只有在维护那些宪法中规定的或可以在宪法中找到依据的个人权利时，才感到是正当的。”见［美］路易斯·亨金等编：《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页。

④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行政法定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无论如何，这是此学科的核心。”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⑤“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从根本上依赖于有力的政府行为。假如没有有效的政府，美国公民将不能享受他们现在所拥有的私有制。事实上，他们将享受很少甚至享受不到宪法所保证的个体权利。美国人珍视和体验的个体自由以公职人员操持的社会合作为前提条件。我们所珍视的私人领域是由公共行为维持的，事实上是由公共行为创造的。”“几乎每一项权利都蕴含着相应的政府义务，……个人自由不能仅仅通过限制政府干预行动和结社自由得到保护。……所有权利都要求政府积极的回应。”见［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竟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7页。桑斯坦的“积极政府观”在其著作中具有鲜明的一贯性：美国传统的宪法观念是私权神圣，政府保持中立状态，不干涉私人权利，以避免“偏颇”，而桑斯坦在《偏颇的宪法》一书中却认为现行的避免偏颇的宪法反而是偏颇的，它导致了种族歧视、男女不平等等多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政府不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去规制个人行为。在《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一书中，桑斯坦认为传统的不受干涉的自由市场并不当然地导致社会正义的出现，私人的不当偏好可能导致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因此市场需要政府的正义导向。见［美］凯斯·R·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凯斯·R·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胡爱平、乔聪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现代国家要求政府不仅要消极地不违法，而且要积极地服务相对人，守法和服务是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两面。如桑斯坦所说：“消极权利禁止政府，并把它拒之门外；积极权利需要并盛情邀请政府。前者需要公职人员蹒跚而行，而后者需要公职人员雷厉风行。……如果消极权利成为我们躲避政府的处所，那么积极权利则提供我们政府的服务。前者包括财产权、契约权，当然也包括免受警察刑讯的权利；后者包括获得食品券的权利、住房补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费。”见［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竟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⑦吉恩·卢奇·斐利在工作单位用半自动手枪15分钟内造成9死6伤；霍华德·昂鲁在他住处附近的地方用手枪在大约20分钟内杀死13人，伤3人；杰弗里·达默是17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在过去的20年中，有近3700万的美国人曾遭犯罪分子的伤害；每22秒钟，就有一名美国人被殴、被刺、被枪击、被劫、被奸、或被杀。在这个驾车杀人、滥施暴力的年代，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感到安全。”参见［美］罗伯特·西蒙：《好人·坏人——透视人性的阴暗面》，韩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249－251、253页。

⑧这种他制可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行政机关的雇员来说，有一些要求是苛刻的。雇员的膳食、点心、旅行或娱乐花费都不能由寻求官方支持行动的人或由与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人来支付，或由其活动为政府机构管制或由雇员履行或不履行官方责任对其有实质性影响的人来支付。这些都是礼物，因此被禁止。虽然，规定可能有例外情况，但雇员却不知如何处理与其机构委托人的关系。考虑到政府雇员与工商业经理、私人律师和院外活动家在收入上的差距，看来他们只能以费用分摊的方式在适当的饭店里就餐了。”［美］詹姆斯·W·费斯勒、唐纳德·F·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陈振明、朱芳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3页。

⑨或许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作者才会反复强调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很多人都把‘政客’看成‘伪善’的同义词，但我却相信大部分的政客都是受到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感驱使而来到华盛顿，对政治的兴趣与投入远超过一般人所想象的。大多数的政客都想对公共福利有所贡献，他们自认是所属选区的保护者与代言人，他们最初的动机都是想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政府，大多数在政府服务的人如果从事其他行业都可以得到更高的待遇，但他们却宁可放弃了个人及其家人的隐私权。”［美］海瑞克·史密斯：《权力游戏》，刘丹曦等译，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8页。另可见［美］史蒂文·科恩、罗纳德·布兰德：《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孔宪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⑩路易斯·亨金早已指出法院以政治问题原则为由拒绝审理政府的对外事件其实并无充足的理由，然而这一情形至今仍没有好转。见［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1)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哈奇森和休谟，以及后来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功利主义是边沁和密尔，以及新功利主义的斯马特和布兰特；直觉主义是摩尔和普里查德；而存在主义可参见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的著作；后来的流派可见［美］A.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约瑟夫·弗莱彻：《境遇伦理学》，程立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可见［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4、16－17、24页；［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16－17、24－28页。本文认为，康德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目的论都具有合理成分，但二者分别是两个极端。本文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折中。

(13)［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相关论述亦可见［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唐亮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7－38页。而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伯（GabrielA.Almond、SidneyVerba）对政治文化的重要功用给予了更为系统的表达，他们认为：“政治文化一向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0－22页。

(14)尽管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认为文明／文化的冲突将会是世界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莱斯利·A·怀特（LeslieA.White）、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M·米德（MargaretMead）等文化人类学家将文化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行为的决定因素，但我们仍然反对把文化的作用绝对化：不仅文化外部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因素，文化内部也有传播－同构之处。文化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关于亨廷顿的观点，可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5)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页。这种基本品格延续到现代演变为大同世界、人民民主、财富平等等政治理想。

(16)“‘德’像北极星一样将群星凝聚于一身、静止不动，……这也是这个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关键。”［德］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严蓓雯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7)但是文化上的契合并不是实施行政自制的充分条件，一项自身不具合理性的“陋习”不论与文化多么相容都不应在今天复活。然而行政自制并非如此：（1）行政自制所追求的统一与和谐依然是今天的善良价值；（2）行政自制所强调的行政官员的道德修养同样是政府善良行政的重要条件，因为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人在只贪图一己私利时有可能突破或规避哪怕是最为严密的制度制约，相反，人在希望服务公益时却可能克服很多外在的不利条件，法律至上的时代精神并不等于说人的主观意愿就不再重要了，法律毕竟是由人创造的；（3）行政自制在古代政治实践中仍然取得了很多良好的效果，它在控制官员的庞大权力、约束官员的不良行为、减轻百姓的纳税负担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古代行政中的一系列弊端不是由行政自制本身的目标和追求造成的，而是由他制的缺失造成的，不是自制引发了那些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的现象，而是自制单凭自身的力量无法杜绝那些现象。因此行政自制绝不是一项“陋习”，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在当今时代恢复行政自制的传统并不缺乏正当性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晓鹏．商务部暂停“名酒”评选[N].人民日报，2007－5－18(10).

[2]宋湘波，石涛．中国餐饮百强评选疑存漏洞商务部称不再参与[N].重庆时报，2007－9－16(2).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5]［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Z].邓正来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6]［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8]［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自制范文篇7

日前，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举办2009年度*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的通知》教秘*号，为了培养我市广大师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鼓励中小学课改配套教具、学具的研制，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根据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举办六安市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方式

采取县、市二级评选的办法操作，各县区教育局要结合中小学课程改革，高度重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各县区教育局教育技术装备部门（教仪站）要认真组织，切实做好推荐评选工作。

二、申报材料的要求

1、以县、区为参评单位、市直以学校为参评单位做好本区域优秀自制教具的评选与选送工作，县、区参评单位可推荐教师自制教具不多于4件、学生自制教具不多于2件，市直学校可推荐教师自制教具和学生自制教具各1件。

2、参加评选的自制教具申报者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关于举办2009年度*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的通知》中的附件1：《2009年度*省优秀自制教具评选活动方案》规定要求，（见附件）于2009年4月5日前报送六安市教育局教仪站。

三、评选办法

本次活动在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由教仪站和教研室具体承办，为组织好这次活动，特成立评委会，市教育局局长丁胜奇同志任主任，梁智勇、何鼎友、夏忠贵任副主任，聘请有关学科高级教师任评委。

四、奖励和表彰

自制范文篇8

表现出一种生命力，好的心态。一种自信和健康的精神风貌，这个意义上，心态即精神状态，精神支撑。因而，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就显得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从这几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践看，要使领导干部保持廉洁自律，组织上的教育、管理、监督是一个重要方面，加强自身的世界观改造，特别是努力克服不健康的心理障碍，保持平稳的心态，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而后虫生”腐败总是从自我修养的腐化开始的而这种自我修养的腐化堕落并非凭空产生，物必自腐。从心态的不平衡开始的其产生与新形势下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多元化选择密切相关。时代物质比较贫乏，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提倡集体主义，党的利益笼罩下，个人、部门、地方利益被掩盖，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单一。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现行政策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现阶段相对的贫富、收入不平衡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者之间进行竞争，目的为了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在共同富裕。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致富的策略，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现今形势下，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格局已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一大二公”格局，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配出现差距，甚至出现了分配不公的现象。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也必然给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可避免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成为一些人顶礼膜拜的人生哲学，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剥削阶级思想沉渣泛起。历史上产生并遗留下来的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某些存在条件。同时，市场经济的重利性、竞争性和等价交换原则，某些方面冲击着无产阶级党性和价值观念。这些都必然反映到党内来，给一些领导干部造成一定的影响，廉政勤政问题上形成复杂的心态，概括起来大约有三种。

滋长了一种盲目的攀比心理。有的与个体户、大款、大腕比，攀比心态。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先富与后富的关系。甚至与某些搞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人相比，总觉得自己在物质利益上吃亏了有的退一步”与自己的过去的同事、同学比，觉得他不见得比自己辛苦，甚至能力、水平、文化也不如自己，为什么他能富，而自己不能，出现了心态的不平衡。当这种心态不平衡累积到一定程度，领导干部心态层面上权和法、利和义的天平就必然倾斜，加之自制力较差，自觉不自觉地偏离党的准则，不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不听招呼，不守规矩，甚至发生违法乱纪现象。

领导干部随着职务的变动，补偿心态。现实中。权力增大，头上的桂冠”多了听到恭维声、赞扬声就会逐渐增多，如果不经常提醒自己，不从严要求自己，就很容易沉醉于鲜花和掌声之中，轻则刚愎自用，重则居功自傲，甚至当个人愿望和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会觉得自己贡献大，党和人民给自己的太少而产生心理失衡，这时候封建的官本位意识就会占据你大脑，认为自己得到补偿理所当然，适当享受一下是应该，把手中权力用来为自己捞取非法的私利，寻求经济补偿，求得自己阴暗的心理平衡，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存在一种“39岁、59岁现象”有的干部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潜力不大了产生“堤内损失堤外补”政治损失经济补”仕途损失金钱补”等种种想法，就是这种心理的典型表现。领导干部如果有这种心理，就很容易凭借手中的权力去为个人谋取私利。

有的同志也许会觉得心态问题无非是情绪波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认为自己这么多年干过来了，应该靠得住，“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跟着感觉走”，还不至于走到犯罪道路。其实不然。胡长清的人生越轨和演变过程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胡长清是个农民的儿子，童年及求学期间家庭生活十分拮据，为了补贴学费还挑篮赶集卖过胡萝卜。60年代末到70年代，胡长清先后入伍入党，参加工作，在这时期，不能说没有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信念。但“光宗耀祖”和“升官发财”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党性严重不纯。进入80年代，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冲击，胡长清开始分散工作和事业的精力，悄悄地干起倒卖钢材、代销沥青等不法勾当，“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占了上风。90年代后，特别是他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下，理想信念彻底崩溃，完全变质。胡长清在他的悔过书中写道：“回忆反省自己入党30年，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太差……正确的没去占领，错误消极的东西就乘虚而入，产生思想的大崩溃，犹如脱缰的野马，一放而不可收拾，最终动摇理想，丧失信念。”这种理想信念问题，就是心态的本质、核心的体现。心态不平衡，从本质上就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摆正心态，也就无法做到廉洁自律。

如何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变动中摆正心态呢？作为领导干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围绕江总书记提出的“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这三个问题，经常想，反复想，深入想，自觉联系工作实际、生活实际，时时慎独，及时小修，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想正确、相透彻，保持心态的平衡，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觉悟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升华。具体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社会角色。领导干部在群众眼中是“官”，官与群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官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十万我县人民中有几个乡镇书记、乡镇长？有几个局长？有几个处级干部？你不做还有人争着做。既然标准高，你的觉悟也要比群众高。现在外面的诱惑很多，要拒绝诱惑有时是很难的。难在哪里？一难是投你所好。你想什么，人家就会想办法送你什么；二难是编好圈套，引君入瓮。原以为是逢场作戏，可是稀里糊涂地就中了招。这无非是有求于你，如果你再一放松，就不容易把持自己。可能有人说，“礼尚往来”，我为朋友办点事，这好象符合传统做人的道德。其实不然，你是官，要清清白白做官，首先就必须堂堂正正地做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品质，也是做人基本准则。从更高的层次来说，当初入党当干部不就是为了那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词？因此，作为领导干部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必要时时“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时时牢记自己是为民谋利，而不是与民争利。正因为这样，作为领导干部首要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从克服自己的盲目攀比心理做起，即要做到与先进人物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与共产党员的标准和党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比，要比责任而不是比报酬，比奉献而不是比索取，比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不是比富贵荣华，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正确地对待社会变革时期的利益调整。只有这样才能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意识的侵袭，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

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一个人无论取得怎样的成绩，都应该清醒地看到，没有党的培养，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有限的。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认为自己走上领导岗位是所谓“既得利益”，可以用这“既得权”办不该办的事。如果说有既得利益，那是人民群众信任你，相信你能够在这个岗位上用手中的权力履行好社会责任，是一个好官，老百姓得到实惠，你留下清明政声。胡长清，成克杰权多大，位多高，现在不是都完蛋了吗？邓小平同志讲“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就是这个道理，2月7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干净、干事、干成事》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想一想。要认识到如果你是用人民赋予你的权力“干净、干事、干成事”的领导，得不到提拔重用，但你一定会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得到提拔重用。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为了要千方百计让群众富裕起来，而不是让自己先富起来。只有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到社会的共同理想中，千方百计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在广大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在党的政策范围内获取的利益才是正当的。这不仅是领导干部基本的职业道德，更是党的宗旨所要求的。

自制范文篇9

关键词：吐槽大会；营销策略；网络

自制综艺节目由笑果文化公司和腾讯视频联合制作推出的《吐槽大会》作为一档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已经成功播出两季。数据显示，自2017年《吐槽大会》播出以后播放量总和超过14.5亿次，其中单期播放量最高达2.1亿次；与此同时，微博话题#吐槽大会#阅读量近11.5亿，169.8万微博网友参与讨论[1]。

一、节目分析

(一)传播主体分析。节目主持人是内容的讲述者和话题的引导者。张绍刚具备鲜明且强烈的个性符号，用独特的自黑吐槽方式成为节目的看点。同时制作团队年轻且具备深厚的脱口秀经验，强大且专业的团队让节目更容易培养出忠实粉丝和观众[2]。《吐槽大会》中的节目嘉宾来自多个领域：有宁静、张歆艺等影视演员，有张靓颖、筷子兄弟等歌手，有曹云金等喜剧演员，有网络红人，有运动明星，还有笑果文化公司旗下签约的脱口秀演员。(二)传播内容分析。《吐槽大会》每期节目邀请一位当红明星及其好友，让他们互相吐槽和自嘲，节目顺应当下受众碎片化、个性化的观看习惯，选择多样化的话题配合个性化的表达。《吐槽大会》话题内容的多样化表现在话题从时事热点事件到娱乐资讯，从八卦到明星发展计划均有提及，迎合了受众多方面需求。嘉宾用“吐槽”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述一些段子。在“吐槽”过程中频繁插入网络热词以及流行语，使节目亲切话、口语化、平民化，使节目拥有更多的受众。与此同时，带入个人的表演，让吐槽更富有喜剧性。如李诞在吐槽王岳伦导演的女儿和父亲都比他收入高时，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时一边用手捂着脸表示“掩面痛哭”一边还眯着眼睛笑，赢得了全场的一阵大笑和掌声。(三)互动方式分析。《吐槽大会》节目与受众的互动具体表现为：第一，《吐槽大会》节目采用“众包”方式，积极征集网友观点，鼓励网友投稿，调动受众参与节目的文本建构的积极性。第二，通过自媒体平台增强互动，在《吐槽大会》的官方微博下面有大量的网友和节目组、节目嘉宾、节目制作团队尤其是李诞、池子等人的互动。同时开设“吐槽吐槽大会”的公众号，为网友和观众提供吐槽渠道。

二、《吐槽大会》的营销策略

(一)内容生产层面的营销策略创新。新媒体时代传播双方地位逐步发生改变，因此节目需要通过运用大数据对用户进行分析，深入了解用户需求之后再决定节目邀请的嘉宾和讨论的话题。并且根据分析目标受众的特征决定节目的走向，具体可以包括录影棚的室内设计、明星嘉宾的吐槽风格，后期充满喜感的剪辑和字幕内容设计。通过精心安排使整个节目从内到外都有着对于目标受众的深层理解与互动。(二)宣传推广层面的营销策略创新。新浪微博作为年轻人活跃的聚集地，《吐槽大会》官方微博紧跟节目节奏，有序投放节目花絮、预告片、精彩片段等宣传物料。笔者认为还应该配合热点话题的制造、热点词汇的推广、嘉宾微博互动等，让节目一直保持相当的热度。同时《吐槽大会》节目方还应在亚文化聚集区如A站、B站等平台投放宣传资料。并将《吐槽大会》的营销拓展到线下，通过线下开展脱口秀文化宣传，开展开放麦活动，与脱口秀爱好者以及节目粉丝互动。抓住“意见领袖”衍生双赢模式，《吐槽大会》中的李诞、池子等固定成员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并且如大张伟、薛之谦等多次参与节目的当红嘉宾应该产生联动推广效应，积极宣传节目，从而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三)广告的营销策略创新。在第一季节目中，主要由京都念慈庵独家冠名播出，vivox9联合赞助播出；在第二季节目中由vivox20全面屏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快手短视频app联合赞助播出，英树法国松露晚安面膜特约赞助，喜马拉雅app以及淘车app赞助播出。与此同时，由于《吐槽大会》是腾讯视频制作播出的，所以在节目过程中也会植入腾讯视频会员等广告[3]。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1.形象植入。将产品及商标进行形象展示。比如第二季节目中，脱口秀表演演讲台的话筒前方放着vivox20的标语；在节目后期制作过程中，会在视频窗口的右下角一直放置广告商标。2.产品植入。在节目现场放置产品实物在嘉宾身边。比如在第一季节目中在每位嘉宾出场前都会拿vivox9手机进行自拍展示。3.角色广告植入。将广告产品包装为现实角色，参与到节目之中。京都念慈庵的安安，是一个可爱的猴子形象，在每一期节目结尾，主咖选出本期节目的talkking之后就会由安安送上一枚戒指参与到节目中来。4.嘉宾演出植入。由嘉宾作为广告的“临时代言人”，利用段子等形式在无形之中将广告产品进行展示。比如在第二季第十期，主持人张绍刚在王铮亮表演完之后问李诞，临近过年是否要回内蒙古老家的时候，李诞说“不回。今年我有一个特别的拜年方式，‘春节拜年有新招，快手帮你发红包’过年在快手短视频app上发春节祝福短视频，现金红包送给你！”5.主持人演出植入。除了传统的口播广告形式，在每一位嘉宾表演完之后主持人张绍刚都会在承上启下的衔接过渡中以各种形式在无形中对广告进行花式口播。6.短视频植入。通过拍摄和广告产品相关的短视频小故事以及情景剧演出的形式对广告进行植入。7.赞助商参演节目。在第二季第八期节目中，节目请来vivo手机的产品经理赵典，除了吐槽嘉宾之外，他也对产品进行了再次的宣传。不难看出，当前阶段的《吐槽大会》的植入广告设置已经做得很充分，在这里笔者认为，还可以针对观众对于广告的消极情绪，设置跳过式广告。即在节目正式播出前的广告播出5秒后，用户可以自行选择跳过或继续观看广告。赋予用户自主选择的权利，改善用户广告体验的同时优化广告营销效果。

三、《吐槽大会》营销策略的不足

《吐槽大会》没有考虑到节目后续的品牌营销推广问题。这对一档节目的后续和周边节目推出会因为没有足够深刻的印象而让用户失去观看的兴趣，打开市场就会变得困难重重。同时《吐槽大会》在与其他产业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方面，相比网络自制剧而言稍显薄弱，盈利主要依靠广告商赞助，模式较为单一。相较于《奇葩说》这档网络节目，产业链长度和宽度都略显不足。纵观当下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网络自制综艺节目的成长及壮大，采取的营销和盈利策略是离不开当下的具体环境和具体营销机会的。广告赞助掌握着网络综艺节目生存的命脉，在节目植入广告越加增多的情况下，节目更需要优化节目品质，打造出属于节目自身的品牌，提高节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并且随着《吐槽大会》的第二季播出结束后，节目关注度的大幅提高，节目的营销环境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改变，在这样势头下节目如何让优质节目和营销有效结合，盈利的同时吸收更多的粉丝对节目来说也会是一个挑战。

参考文献：

[1]《吐槽大会》有多“吸金”？艺恩用大数据说话[Z].http：//www.entgroup.cn/MarketingNews/1939547.shtml.

[2]梁轩.浅析《吐槽大会》热播原因[J].西部广播电视，2017(2)：84-85.

自制范文篇10

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根据牡妇发〔2007〕8号文件《关于开展节能减排巾帼行自制环保购物袋展示大赛的通知》，按照牡市妇联部署，市妇联决定在全市广大妇女和家庭中开展节能减排巾帼行——自制环保购物袋征集活动。市直机关女工委现将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提高家庭成员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健康意识为目标，通过开展自制环保购物袋征集活动，引导市直机关女干部、女职工和家庭成员树立文明健康、简约环保、限塑的科学观念，使家庭成员形成自觉抵制白色污染，保护家园的良好社会风尚，为消费者创建绿色、节约的消费环境，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节能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

二、活动主题

节能减排人人有责绿色消费巾帼先行

三、活动内容

动员组织市直机关广大女职工及家庭成员利用废弃及闲置的物品（衣、裤、布料、纸张等）自创、自制各式图样的环保购物袋，优秀作品由市妇联推荐参加牡市妇联举办的自制购物袋展示大赛。

四、活动时间

**年3月18日—**年4月30日

五、几点要求

1、提高认识，广泛发动。开展节能环保巾帼行—自制环保购物袋征集活动，不仅是我市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智慧的展示，也是广大妇女及家庭成员身体力行带头拒绝使用塑料购物袋，抵制白色污染行动的落实。各单位女工组织要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责任感组织广大妇女及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到此项活动中来。

2、精心组织，加强指导。各单位女工组织要发挥女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头制作创意新颖、样式别致、节约环保的各式购物袋。自制环保购物袋由市直机关女工委负责统一上报市妇联。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单位女工组织要加大对“节能减排巾帼行”活动的宣传，增强广大女职工及家庭成员的节能意识，树立正确的环保观，培养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让环保习惯成为家庭日常的生活方式。要注意发现活动中的新闻线索，及时将活动信息和新闻线索报送市直机关女工委。

4、自制环保购物袋作品请于4月底前上报市直机关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