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范文10篇

朱自清范文篇1

读了朱自清的散文《匆匆》，让我深受感悟，思绪万千。《匆匆》使我真正明白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的确是的，露珠儿干了，有再晶莹夺目的时候；太阳落山了，有再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天空被乌云遮蔽了，有重现光明的时候......可我们手中的日子呢，却如江河入海，一去不复返！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回想一下，我又何曾不是这样每天都快速地把作业在学校写好，放学把书包一扔，不是看电视，就是玩耍。父母看见了多次批评，可我却说写好了，书上的内容也记得。可当试卷发下来，却是处处挂“红灯”。我也就像朱自清先生写的那样“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珍惜时间的人，哪怕给他几分几秒，他也会过得充实；；浪费时间的人，哪怕给他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光阴，他也会一无所获，过得空虚。上天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给每个人都是一天24个小时，主要看你怎样掌握，怎样分配。鲁迅先生说得好：“时间就像海洋里的水，只要你能挤，总能挤出。”

时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玩耍的人们啊！快睁开你的双眼，不然，时间将在你身边消逝。

朱自清范文篇2

一、文学批评观的形成

早在《朱自清书评序跋集》的序言中，先生就已经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现状做了精确的把握。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创作才能的人才去从事文学批评，批评只是二流货色，因此人们都不愿意研究它。另一方面是与我国的文学发展史有关，我们的诗文评片断的多，成形的少，文学批评不易下手。鉴于文学批评不被重视又不可忽视的这种尴尬现状，朱自清以一个学者批评家的姿态介入其中。一生在文学批评方面著述颇多，有《诗言志辨》、《朱自清序跋集》、《民众文学谈》、《文艺的真实性》、《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多部著作流传于世。朱自清正式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正值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相对活跃与成熟之时。那个年代的中国学界，“教授批评已是蔚为大观，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梁宗岱等都是在大学执教的批评家，而这些教授同时也是当时文坛上创作的活跃分子。”“当时的教授文学批评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是现代文学批评不可忽视的一支‘正规军’，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教授批评家，现代文学批评在批评方法、批评问题上要获得健康发展是比较困难的。”［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朱自清开始了他的批评生涯。对他而言，虽然最初并不是以一位职业批评家的身份登上文坛，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促使一切外界的力量并未能削弱他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热情。朱自清时刻以历史的眼光和“为人生”又“为人民”的文学情操对当时的作家作品进行着独特的审美关照。其评论文章字出有据、深入浅出，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文学批评观的内容

面对当时文坛的严峻形势，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让作家出身的朱自清明白，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当时的文学批评摆脱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从创作的附庸地位提高到独立的学科地位。于是，在教学之余，他时刻关注文艺动向，批评活动能够跳出传统的批评模式，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批评的理论方法，这使得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在当时的批评界体现出独特的批评特点，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考据的批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让朱自清在批评活动中不由自主地运用到历史考据的方法，体现出浓厚的史笔意识。统观其评论文章，回溯历史以资评价的方式俯拾皆是。他对批评对象的把握与梳理大都以动态的眼光去权衡，对当时文坛的新兴作家作品的品评也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点明利弊得失，为作家发展指明方向。这种考据方法的运用和历史意识的贯穿，显然不是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学者式批评家治学的严谨态度与良好作风，反映了一种文学渐进的观念。他很少将批评对象放在毫无所依的历史背景中随意阐释，而是时刻不忘文学发展史这条永不停息的河流，批评文字言出有据，笔无虚誉。他的批评文章中，类似“汉兴以来”、“到了正始”等时间类词俯拾皆是。比如在《诗言志辨》中，他以“诗言志”为开山纲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诗。在《诗言志》篇中，朱自清考察《诗经》及历代诗论原著，爬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对“诗”、“志”考镜源流。考据方法的运用也贯穿在先生的其它批评活动。提及中国散文的发展，他开篇便说:“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无韵文(散文)，是商代的卜辞。……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卦爻显得整齐些罢了。”［2］文章从汉武帝时盛行的辞赋，到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所涉及研究对象无不在考据的基础上出现，读后使读者能够对中国历代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与认识，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增强了批评文章的说服力。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中，朱自清首先通过《时事新报》上的两则有关文本介绍的广告指出:两本书的特色是“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接下来他并没有着手分析作品为何具有“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而给我们展现了一副讽刺小说历史演变轨迹的画卷。在让读者对讽刺小说的起源与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朱自清进而提出:“这两部书里的‘讽刺的情调’是属于哪一种呢?［2］”可见，在朱自清这里，考据方法的运用并不是一味地进行源流上的探究。追溯源头只为了引出今天的批评对象，使它不至于孤零零地站在读者面前，而是携带着一股历史的气息，让读者先了解它的来由，进而更好地把握批评对象。

2、化俗从雅、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批评语言。朱自清是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后来又从事散文创作。因而当他进行文学批评活动时，就具备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区别于媒体批评、学者批评和大师批评，这种由作家从事的批评活动被刘晓楠称之为“第四种批评”。这种批评“与学术论文所不同的，显然还有文字的风格。第四种批评的文风带着作家对语言难度的追求———即使是论述抽象的概念，他们也力图将其表述得更为别致，更引人注目。在这里，对语言能指的审美追求似乎远远超越了对语言所指的准确度的要求。”［1］朱自清在《写作杂谈》写到:“若是我也可以说是有作风的话，我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3］他的文学批评总是能用简练生动、富于诗意的散文化语言将复杂的人生哲理蕴含其中，化俗为雅、举重若轻。在朱自清那里，“批评文本并不仅仅是一种探讨理论、承载理性思考的容器，容器本身的质地、式样和形式也是需要讲究的。如同创作需要雕琢形式与语言一样，批评也需要雕琢自己的形式和语言。”［1］因而在他的批评文本中，比如《诗言志辨》等，讨论的大都是十分专业的文学问题，其中不乏高深的理论术语，但其文体形式却绝不是完全遵照学术规范的套路与准则。它更像一组形式灵活、自由生动的艺术随笔，时而恣肆、时而妙趣横生，自由穿越于作家与作品之间。可以说，朱自清的系列批评著作既是颇有深度的学术文章，也是不乏美感、趣味丰富的散文佳作。在朱自清的文学批评中，睿智满溢、生动活泼又极富哲理的语言随处可见。《＜忆＞跋》就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散文，开篇就是: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也很有趣的。在这场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7］文章读来就像一篇优美的散文，同时又充满哲理与诗意。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最莹澈的哲理轻轻读来像诗句，而至性至情的极处也无不呈现哲理所特有的一片透明色彩吧。

3、深入作家审美经验的批评意识。多年的文学创作，朱自清对生活的感悟力与敏感度显得尤为丰富。因而，在进行具体的批评活动时，他既是批评家同时又能够适时转化角度，同时以一位作家的角度与立场探讨文学本身，追求批评主客体灵魂层面的契合于交流，从而讨论作品的成败与得失。当代作家批评家曹文轩曾说:“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可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须的情趣。”［5］这些珍贵的创作经验使得朱自清在从事批评活动时，总能从一名作家的审美经验和切身感悟出发，探讨作家创作的各个环节，从而进行挚友式的点评与建议。在批评风格上，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带有明显的经验性。朱自清与文学产生不可割舍的情缘始于他的新诗创作，后又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散文。可以说，他是在具备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后在一系列批评活动中逐渐建构其理论体系的，它并非是子虚乌有的理论探讨与逻辑分析，也绝不是完全理论层面的总结性的产物，而是朱自清在历经多年的创作体验之后，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感受生活与体验艺术的结晶。他非常注重作品中心与物的交流沟通，强调艺术直觉与生命体验的重要性，在他的批评活动中，总是情不自禁地透露出一些中国印象式鉴赏与批评的气息。同时，朱自清传承了“致用”的文学理念，散发出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能够将文学批评融入进整个发展变化着的文学史中。其批评活动从创作实践中来，到创作中去，始终能够站在社会人生的高度去评析当时文坛的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思潮。因而，其批评活动自始至终流露出浓厚的传统文学批评的味道，注重批评经验，强调作家亲身感悟，这无疑熔铸了朱自清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与对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亲和力。

朱自清范文篇3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一直相依发展。朱自清先生始终支持国语用活的方言———北京话(当时称北平话)做标准,他认为,国语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标准。他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而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个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我觉得总是有个活方言作标准的好。”朱自清先生还以他本人为例来表明他的观点,他说:虽然本人是苏北人,但也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来[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学者对此评论说:北方方言的许多语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纸上,生动、自然、亲切,而且很有分寸。这又使人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对诵读情有独钟,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诵读的话题。朱光潜先生曾回忆说:“我们都觉得语文体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佩弦对于这件事最起劲。”[5]朱自清先生认为白话文并非怎样说就怎样写,而是“对于说话,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话,那么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念与听的时候的快感”。他认为,朗诵的发展可以帮助白话诗文的教学,也可以帮助白话诗文上口,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纯粹的、理想的白话文[6]。

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注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10]《朱自清全集》第四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7页。

[11]《朱自清全集》第四集,《论别字》,358页;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2、204页;《文字改革问题》,423页。

朱自清范文篇4

读《荷塘月色》，我最欣赏的是意境美，朦胧美，那是清风静谧，那分明是宁静里的心灵呐喊，浓浓的思绪。在我的印象里，荷花是大方明丽的花，是亮丽爽眼的花，是适合扯一暴风与之一起的挂在阳光下的花。而在朱自清笔下，只有抑郁、宁静、蕴藉和甘醇。

以前也见过大片的荷，曾在洪湖的荷塘里于荷海间乘舟穿行。那时的荷花荷叶给人感觉很明丽，而那时也确是有一种隐郁的清气，很独特地显出荷的透明感，时时也飘动着如初般的心事，而点点微细的水光从叶隙花间不断流涌之景，真的很美。荷秆像从水中射出的箭，纯净而坚韧，但我仍无法体味朱自清所感觉的那意境，因为我毕竟不是朱自清。

人教版教材课文中，有金志华写的评点。但我认为文章就是文章，阅读是靠每个人的心情，每个人的理解去解读，所以每个人都能读出不同的东西。谁也没有权利去断定谁的评赏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学者看文章要分析结构，普通人看文章也许注重内容。金志华认为《荷塘月色》是圆的，而我自第一眼看到这文章就被它的意境它的“情”所打动。许多人们就是这样，看到一篇好文章，马上分析表现了什么中心思想，哪里写得如何之精辟，绝妙。其实很多东西作者都没想到过，却被他人赋予了新说，我只想“看”文章，用自己的心情去看，最后找到只因为我的心情我的理解而看到的东西，我就很满足。刚如“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只简单的一句话，就体现了作者在热闹之景中的孤寂与冷清。一个瞬时的感情转换，也为全文作了感情铺垫，这使我立刻想到了徐志摩的诗：“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两位写虫鸣一动一静，却同样表达了内心的伤感。

朱自清范文篇5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现代化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欧化简体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写了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综合引述鲁迅先生对中国语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对这些观点的价值性评说,但从朱自清先生不同时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对鲁迅的语文观是大体赞同的。带来了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简化字运动的持续高涨。这些运动所追求的就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一直在倡导与追随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从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就学时起,直至后来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关注着中国语文的改革运动,这并非全是出于这些运动在当时与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不仅支持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学说与理论,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知识分子,这无疑起了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当属最成功的,而在这成功的进程中,那些平易、新鲜、通俗明了的优秀白话文作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个文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是学说而是作品。在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众口一辞的赞赏。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评论他的散文,而且多着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谈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极有概括性,他说:“在写语体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语体文运动的历史还不算太长,作家们都还在各自摸索路径。较老的人们写语体文,大半从文言文解放过来,有如裹小的脚经过放大,没有抓住语体文的真正的气韵和节奏;略懂西文的人们处处模仿西文的文法结构,往往冗长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们大半过信自然流露,任笔直书,根本不注意到文字问题,所以文字一经推敲,便见出种种字义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摸上了真正语体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简洁精炼不让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确是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老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因此,说到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这方面的成就要和语体文运动共垂久远的”[2]。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一直相依发展。朱自清先生始终支持国语用活的方言———北京话(当时称北平话)做标准,他认为,国语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标准。他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而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个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我觉得总是有个活方言作标准的好。”朱自清先生还以他本人为例来表明他的观点,他说:虽然本人是苏北人,但也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来[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学者对此评论说:北方方言的许多语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纸上,生动、自然、亲切,而且很有分寸。这又使人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对诵读情有独钟,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诵读的话题。朱光潜先生曾回忆说:“我们都觉得语文体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佩弦对于这件事最起劲。”[5]朱自清先生认为白话文并非怎样说就怎样写,而是“对于说话,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话,那么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念与听的时候的快感”。他认为,朗诵的发展可以帮助白话诗文的教学,也可以帮助白话诗文上口,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纯粹的、理想的白话文[6]。

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注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朱自清范文篇6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现代化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欧化简体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写了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综合引述鲁迅先生对中国语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对这些观点的价值性评说,但从朱自清先生不同时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对鲁迅的语文观是大体赞同的。带来了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简化字运动的持续高涨。这些运动所追求的就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一直在倡导与追随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从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就学时起,直至后来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关注着中国语文的改革运动,这并非全是出于这些运动在当时与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不仅支持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学说与理论,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知识分子,这无疑起了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当属最成功的,而在这成功的进程中,那些平易、新鲜、通俗明了的优秀白话文作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个文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是学说而是作品。在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众口一辞的赞赏。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评论他的散文,而且多着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谈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极有概括性,他说:“在写语体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语体文运动的历史还不算太长,作家们都还在各自摸索路径。较老的人们写语体文,大半从文言文解放过来,有如裹小的脚经过放大,没有抓住语体文的真正的气韵和节奏;略懂西文的人们处处模仿西文的文法结构,往往冗长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们大半过信自然流露,任笔直书,根本不注意到文字问题,所以文字一经推敲,便见出种种字义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摸上了真正语体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简洁精炼不让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确是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老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因此,说到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这方面的成就要和语体文运动共垂久远的”[2]。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一直相依发展。朱自清先生始终支持国语用活的方言———北京话(当时称北平话)做标准,他认为,国语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标准。他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而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个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我觉得总是有个活方言作标准的好。”朱自清先生还以他本人为例来表明他的观点,他说:虽然本人是苏北人,但也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来[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学者对此评论说:北方方言的许多语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纸上,生动、自然、亲切,而且很有分寸。这又使人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对诵读情有独钟,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诵读的话题。朱光潜先生曾回忆说:“我们都觉得语文体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佩弦对于这件事最起劲。”[5]朱自清先生认为白话文并非怎样说就怎样写,而是“对于说话,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话,那么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念与听的时候的快感”。他认为,朗诵的发展可以帮助白话诗文的教学,也可以帮助白话诗文上口,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纯粹的、理想的白话文[6]。

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注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朱自清范文篇7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现代化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欧化简体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写了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综合引述鲁迅先生对中国语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对这些观点的价值性评说,但从朱自清先生不同时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对鲁迅的语文观是大体赞同的。带来了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简化字运动的持续高涨。这些运动所追求的就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一直在倡导与追随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从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就学时起,直至后来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关注着中国语文的改革运动,这并非全是出于这些运动在当时与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不仅支持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学说与理论,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知识分子,这无疑起了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当属最成功的,而在这成功的进程中,那些平易、新鲜、通俗明了的优秀白话文作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个文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是学说而是作品。在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众口一辞的赞赏。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评论他的散文,而且多着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谈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极有概括性,他说:“在写语体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语体文运动的历史还不算太长,作家们都还在各自摸索路径。较老的人们写语体文,大半从文言文解放过来,有如裹小的脚经过放大,没有抓住语体文的真正的气韵和节奏;略懂西文的人们处处模仿西文的文法结构,往往冗长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们大半过信自然流露,任笔直书,根本不注意到文字问题,所以文字一经推敲,便见出种种字义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摸上了真正语体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简洁精炼不让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确是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老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因此,说到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这方面的成就要和语体文运动共垂久远的”[2]。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一直相依发展。朱自清先生始终支持国语用活的方言———北京话(当时称北平话)做标准,他认为,国语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标准。他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而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个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我觉得总是有个活方言作标准的好。”朱自清先生还以他本人为例来表明他的观点,他说:虽然本人是苏北人,但也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来[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学者对此评论说:北方方言的许多语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纸上,生动、自然、亲切,而且很有分寸。这又使人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对诵读情有独钟,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诵读的话题。朱光潜先生曾回忆说:“我们都觉得语文体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佩弦对于这件事最起劲。”[5]朱自清先生认为白话文并非怎样说就怎样写,而是“对于说话,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话,那么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念与听的时候的快感”。他认为,朗诵的发展可以帮助白话诗文的教学,也可以帮助白话诗文上口,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纯粹的、理想的白话文[6]。

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注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朱自清范文篇8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现代化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欧化简体字拼音化

朱自清先生曾写了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综合引述鲁迅先生对中国语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对这些观点的价值性评说,但从朱自清先生不同时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对鲁迅的语文观是大体赞同的。带来了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简化字运动的持续高涨。这些运动所追求的就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一直在倡导与追随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从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就学时起,直至后来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关注着中国语文的改革运动,这并非全是出于这些运动在当时与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不仅支持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学说与理论,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知识分子,这无疑起了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当属最成功的,而在这成功的进程中,那些平易、新鲜、通俗明了的优秀白话文作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个文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是学说而是作品。在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众口一辞的赞赏。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评论他的散文,而且多着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谈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极有概括性,他说:“在写语体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语体文运动的历史还不算太长,作家们都还在各自摸索路径。较老的人们写语体文,大半从文言文解放过来,有如裹小的脚经过放大,没有抓住语体文的真正的气韵和节奏;略懂西文的人们处处模仿西文的文法结构,往往冗长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们大半过信自然流露,任笔直书,根本不注意到文字问题,所以文字一经推敲,便见出种种字义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摸上了真正语体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简洁精炼不让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确是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老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因此,说到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这方面的成就要和语体文运动共垂久远的”[2]。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一直相依发展。朱自清先生始终支持国语用活的方言———北京话(当时称北平话)做标准,他认为,国语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标准。他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而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个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我觉得总是有个活方言作标准的好。”朱自清先生还以他本人为例来表明他的观点,他说:虽然本人是苏北人,但也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来[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学者对此评论说:北方方言的许多语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纸上,生动、自然、亲切,而且很有分寸。这又使人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4]

朱自清先生似乎对诵读情有独钟,在他的著述中多处谈到诵读的话题。朱光潜先生曾回忆说:“我们都觉得语文体必须读得上口,而且读起来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悦耳,所以大家定期集会,专门练习朗诵,佩弦对于这件事最起劲。”[5]朱自清先生认为白话文并非怎样说就怎样写,而是“对于说话,作一番洗炼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话,那么就体例说是纯粹,就效果说,可以引起念与听的时候的快感”。他认为,朗诵的发展可以帮助白话诗文的教学,也可以帮助白话诗文上口,促进“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纯粹的、理想的白话文[6]。

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8]。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注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朱自清范文篇9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范文篇10

关键词：朱自清；散文；语言艺术

朱自清先生是我国“五四”以来最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不论记人、叙事、说理、抒情，都如实抒发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的情感性感染了广大读者。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意蕴美向来是文学创作的最高追求，这种内在美是通过怎样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的呢?语言的运用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研究朱先生的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突出表现在语言艺术的运用上。

一、精选口语入文，体现朴素美

关于散文的语言风格_朱自清强调文章最重自然，他明确提出要用“活的口语”写文章。认为这样的文章才能像“寻常谈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

《春》里，他不说春天来临，各种花竞相开放，争妍斗艳，而说“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花赶趟似的。”

《绿》里，不说梅雨潭的绿美丽纯洁，令人心醉，而以与“绿”谈心的方式说“我舍不得你_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送你一个名字，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朱自清先生为使口语入文，把北京话作为挑选和提炼口语的标准。在他的散文创作过程中，始终恪守这个标准，因而他的散文语言与今天的普通话几乎一样，活跃在中国人的交际生活中。

(一)善于使用富有个性化的北京话口语

《春》里，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几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草“偷偷地”“钻出来”，写出了小草在人们不在意的时候破土而出，就像孩子捉迷藏时从暗处钻出来，充满了孩童情趣。“坐着”、“躺着”、“打滚”、“踢球”、“赛跑”、“捉迷藏”，一连串动词无不童趣盎然。“两个”、“几脚”、“几趟”、“几回”这些不定量的数量词，表明孩子们在天然的运动场上随意玩耍，直到尽情尽兴为止。“轻悄悄”写出了春草的柔和，“软绵绵”写出了春草的柔嫩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的舒服劲儿表现出来。春天给孩子们带来欢乐，孩子们为春光增添无限生趣，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画面跃然纸上。

(二)善于使用北京话独具特色的简短句式、反问句式

《松堂游记》里。“白皮松不算奇。多得好，你挤着我我挤着你也不算奇，疏得好，要像住宅的院子里，四角上各来上一棵，疏不是?谁爱看?这儿就是院子大得好，就是四面八方来得好。”

论《吃饭》里，“可是法律管不着他们吗?官儿管不着他们吗?干吗要怕任呢?”、“谁怕谁?”，句式简短，充满感情，朴素自然。

风华从朴素中来，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句句明白如话，平易自然，堪称朴素美的典范。

二、巧用叠词、双声叠韵词语、儿化词、整散句，构成音韵美

(一)叠字叠词的巧妙运用，形成独有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叠字叠词，在我国古典诗词歌赋中的运用十分广泛，它造成一种走月流云的音韵美或反复回环的抒情气氛。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中，叠字叠词随处可见。

《威尼斯》里用了“微微”、“茫茫”、“走走”、“来来去去”、“老老实实”、“疏疏落落”等，使语言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荷塘月色》里，一开头就点明题意：“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日”原是时间名词，这里是表示时间的量词，重叠后有浓厚的形容词意味，更显得荷塘是作者非常熟识的，衬托出“心里颇不宁静”；“月亮渐渐地升高了”，“渐渐”，表明夜已深了，因为“心里颇不宁静”，所以就愈感到时间过得慢：“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迷迷糊糊”写作者的感受；“我悄悄地披上大衫，带上门出去。”“悄悄”表面上是修饰披大衫这个动作的，实际也是写“我”当时的心境。“悄悄”不能只是寂静无声，而多少还带有“忧心忡忡”那种思绪，语意双关，意味深长。

《绿》里，“仿佛一只苍蝇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等，句中“仿佛”是双声，“晶莹”、“温润”是叠韵，这些词的运用，也使作品构成一种音韵美。

(二)富于变化的长短句、整散句的交错运用、较有规律的停顿、抑扬有致的句调、层次，使文章摇曳多姿，鲜活生动。

朱自清写作散文，非常注意句式安排。‘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的安排最难。于是想方法省略那三个讨厌的字，例如：‘楼上正中一间大会议厅’，‘楼上正中是——’，‘楼上有——’‘——在楼的正中’，但用第一句，盼望给读者整个印象，或者说更具体的印象。再有，不从景物自身而从游人说，例如“天尽头处偶尔看见一架半架风车”。正因朱自清如此精心安排句式，推敲文字，他的散文语言才呈现出一种“语言的音乐旋律”。《匆匆》里，“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吧：哪又是谁呢?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哪里呢?”这篇散文巾，大部分句子只五六个字，常常形成排比问而不答，飘忽即过。词语的色调也极婉转，轻盈的燕子，婀娜的杨柳，娇艳的桃花。组成一幅多美的画图。“去——来”、“枯——青”、“谢——开”既有词义上的对比，又有音韵平仄上的变化，再加上以“了”“呢”等的语气词缀在句尾，从语言的音乐性上，赋予他的艺术语言以“既能悦目，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的美感特征。

《看花》里“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子上至多搁二十多盆花罢了。有时候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

作者围绕“花盆——架子——架子——院子——花盆”的顺序清楚地将一般家庭“爱花”的方式列举出来，层次清楚。又使文章回还往复，音韵之美，自然天成，美不胜收。

三、运用缤纷修辞，铺展装饰美

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咏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朱自清的散文里，不论是朴素美的“淡妆”，还是装饰性的‘浓抹’，都使语言生动形象至极，尤其是缤纷的修辞，仿佛优美的旋律萦于耳际，久久绕梁。

(一)善于运用多种常见修辞

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里。综合运用比喻、拟人、反问、对比、夸张、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段，把语言装饰起来，以增强语言的魅力和艺术感染力，“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既照应了以流水喻月光。又写出了月辉照耀。一泻无余的景象，使月光有了动感。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则写出雾在深夜由下而上轻轻升腾。慢慢扩散、弥漫，以动景写静景，描绘雾的摇曳之态。

《绿》里写梅雨亭“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翅浮在天宇中一般。”写出亭子凌空欲飞的气贯长虹之美感。

《匆匆》里“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太阳有“脚”，能“挪移”。这是拟人；“于是一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一组排比句，用具体的事件，细腻独到的笔触，形象地勾勒出时间的逃去如飞；这些修辞手段，营造出一种和谐的轻灵美。

(二)善于运用常人难以使用的修辞手段

通感常出现在朱自清的散文中。《荷塘月色》里，“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前一句用渺茫的歌声描绘出“清香”飘渺，似有似无的荷之清香，动静相宜，虚实相生。后一句则用“名曲”的旋律来形容表明光与影的和谐，与小提琴演奏的名曲一样悠扬，烘托出一种温馨、幽雅的氛围。给读者以联想和想象，使人如浴荷塘月色之中，进入诗境一般。

《绿》里，“这里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地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着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象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冷人想着所曾触到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作者综合运用博喻、通感、移用的修辞手段，多角度、多侧面地从视觉、触觉等方面形象地表现出梅雨潭水绿的波状、情致、柔润、清亮，令人叹为观止!

四、慧聚等闲言语，洋溢绮丽美

朱自清亲情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真”，以感情表达的真挚动人取胜，他的每篇亲情散文都是他表露自己感情的艺术品，也以真挚的感情写自己“身边琐事”，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将抒情、叙事、描写、议论熔于一炉，委婉缠绵，绮丽动人。

《背影》叙写的是平常生活中一桩桩平凡无奇的事，但一旦将注入“真情”的一件件小事汇总起来，凝聚到“我”身心为之一震的年迈父亲的“背影”上，那种子对父的一往深情便找到了“喷火口”，从而产生了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如话家常般的文字，读起来清淡质朴，却情真味浓，蕴藏着一段深厚的感念之情。作者面对的不是一场单纯的父子别离，而是父与子，子与父的灵魂交流、人格碰撞、伦理顺逆、代沟差异的重新审视与评估，多角度、多层面地洋溢出人性的绮丽光辉。

《给亡妇》采用书信体样式，悼念亡妻，感恩亡妻，在对亡妻生前给予家人无微不至的爱的描写和丈夫疏于照顾妻子溢于言表的自责中，重现母爱和妻情。发自内心深处的“你”字一个比一个重，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他含着的眼泪，夫妻恩爱、琴瑟相和，全从真切如实中来。当摈弃了华丽词藻，应用了一色的白语白话，将心中深刻的至情表现出来，我们看到了如此醇美感人的至情境界。